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機理研究

□肖 旭 管 源 黃 鑫

[1.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 100070；2. 中關村產業研究院 北京 100080]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達國家從技術規則、技術標準、技術出口等方面對產業基礎領域設置壁壘，維持對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2017年8月，美國以貿易逆差為理由對中國發起“301調查”，并輔之以投資、匯率、關稅等措施，旨在限制中高端產品以及高新技術對華出口，戰略性地壓制中國產業升級步伐。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技術封鎖下，我國產業基礎薄弱的問題進一步暴露，產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自主可控能力、抗風險能力以及發展韌性均有待增強。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機遇，深入推進我國產業基礎再造，既是新發展階段促進經濟內外雙循環的重要任務，也是應對全球產業競爭、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的必要舉措。

長期以來，有關產業基礎的研究延續了傳統的技術視角，從技術應用和企業合作的角度進行分析，例如Karola等認為，工業基礎類別標準化加強軟件兼容性，為實現設計軟件的互操作性創造了新的可能性[1]；Jelali探討增強信息技術在生產控制方面的應用，提出了一個連續控制性能監測和優化的系統程序[2]；王發明和朱美娟認為產業演變會沖擊傳統的技術體系，為了避免其中風險，我國需要建立技術基礎標準化機制[3]。研究問題以某項技術或者某個生產環節的現實應用為主，但是缺少關注產業基礎的運行規律與整體特征。隨著全球產業競爭加劇，產業基礎內涵逐漸從技術領域向組織、配套服務等方面延伸。已有學者嘗試在技術視角之上對產業基礎的概念與內涵進行研究，并且開始關注產業鏈韌性、產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等話題，例如黃群慧認為提升產業基礎能力要在強化傳統工業四基的基礎上，把握數字經濟變革新機遇[4]；李曉華認為，產業基礎建設要注重上游基礎環節的改進，可以從抗沖擊能力和根植性兩個方面提高產業鏈韌性[5]。但是，這類研究均以描述現象為主，缺少從整體角度系統性地研究產業基礎相關理論，對于產業基礎的協同機理關注較少，缺少結合數字經濟對產業活動的影響研究。對此，本文基于數字經濟背景，從協同機理著手，探討產業基礎再造問題，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提供理論啟發。

一、產業基礎與產業基礎再造

（一）產業基礎

目前，產業基礎缺少明確定義。在各類政策文件中，與產業基礎比較相近的一個術語是工業基礎。根據《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年）》，工業基礎包括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不過，工業基礎側重于從技術角度闡述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缺少對產業組織以及配套設施的考慮。產業是一系列業務上有一定關聯的企業通過合作的方式，運用各類生產要素，共同完成價值創造和價值傳遞的組織活動。與工業基礎相比，產業基礎的范圍要更加廣泛。從產業發展實踐來看，產業基礎是一個綜合系統，其中既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各類生產要素，也包括增進產業合作的公共資源。產業基礎涉及一國產業運行的各個方面，直接影響到產業發展潛力和安全可靠性。

（二）產業基礎再造

對產業基礎實施再造，意味著要站在頂層設計的高度，重新梳理企業之間關系，打通產業循環梗阻，夯實產業底層結構。具體而言，產業基礎再造立足于兩個原則。第一，強調基礎性問題，即通過提高基礎產品供給水平以及與供給相關服務能力，保障整個供給過程的穩定可靠。如果遇到卡脖子情況，產業內部也能夠基于已有條件實現自我突破。第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利用交叉領域知識，在綜合考慮某項舉措的直接效應和延伸影響后，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不斷適應時代發展對于產業轉型升級提出的新要求。產業基礎對產業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除了關鍵技術外，產業組織效率、創新體系建設、質量監管、標準化等問題同樣值得重視，對不同學科知識融合與應用提出了更高的挑戰。

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是一國在產業競爭中占得先機的必要之舉。隨著全球經濟環境復雜多變以及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產業基礎再造的思路從過去的技術升級單一維度逐漸轉向追求智慧化、可持續、安全性三維目標。例如，美國以振興實體產業為突破口，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加快海外制造業回流，試圖通過徹底的改革來重塑美國本土產業鏈；歐盟提出智慧型、可持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目標，鼓勵中小企業創新、關鍵材料自主供應、創造社會就業等，提高產業鏈安全，強化戰略主動性；將傳統的鼓勵企業“走出去”政策轉變為戰略物資本土化和供應鏈分散化相結合的思路，在加強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的同時，支持本國企業打造多元化、分散化的供應鏈網絡，增加供應渠道；韓國政府也在鼓勵重點領域的海外企業回遷，筑牢產業基礎，帶動本土就業，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并且保障稀有金屬等資源的穩定供應。

二、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關系研究

近年來，各國的產業政策導向從傳統的產品升級轉向產業鏈群競爭，越來越注重“強基、韌鏈、優企、提效”的鏈式思維和系統思維[6]。產業基礎是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涉及各類經濟組織開展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活動的基礎性條件。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關系，可以從復雜系統化和組織協同化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復雜系統化

產業基礎是由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各類主體按照產業規律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復雜系統，涉及通用技術、網絡平臺、基礎工藝、關鍵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產業基礎的整體性既是指在對各類主體的能力集成之后所展現出的綜合實力，也對各個主體的生產水平提出了高標準高要求，兩個層次相輔相成。一國產業基礎對于產業發展的保障作用是以較強的綜合實力為前提，而強大的綜合實力又離不開各個主體的有效支撐，即各個主體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以及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都會直接影響產業基礎的綜合實力。不同主體之間構成復雜非線性關聯，成為產業基礎自我發展、自我演化的內生動力。

選擇系統論方法分析產業基礎的協同關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整體性特征[7]。按照系統論觀點，產業基礎的整體性能大于個體性能之和，超出部分即為個體之間合作而產生的協同效應。協同效應的高低則常常被用于評價產業基礎內部的個體關聯性和自組織性，其中技術起到關鍵作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數字技術以代碼的形式進行傳播、擴散、迭代，驅動新產業蓬勃發展，提高了各個主體的生產水平，也為協同效應的提升帶來技術賦能，提高產業基礎的系統化水平。智能化設備的應用減少了由人工失誤造成的影響，提高了業務處理效率和質量管控水平。數據流通穿透了部門邊界，增進上下游主體之間交流互動與信息共享，提高對潛在問題的反應能力。如果某個環節出現意外狀況，相關部門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和跨部門管理，用最短的時間找到原因，采取補救措施。即使某件產品的技術參數或者技術指標發生重大變更，所有主體仍然可以借助大數據算法模型，對標全球領先技術標準，在保證技術兼容性的條件下以較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同步作出調整。實時采集的數據，為不同主體發現新機遇提供了可靠依據。在面對流程重組、產品工藝改進等問題時，不同主體可以在線探討新方案并調整生產部署，從整體性的視角持續深化技術創新，不斷將新的價值元素融入生產活動，共同推進產業基礎再造。

（二）組織協同化

歷次工業革命誕生的新技術推動人類文明進入新階段，為經濟社會創造新的發展空間。不過，技術只是提高生產效率和協同效應的方法，解決技術性問題、實現技術性目標還要依賴于組織職能[8]。產業基礎各個主體利用數字技術賦能，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加強各個主體之間多方面協同，促進整體目標的實現。當整體目標與個體目標發生沖突時，各個主體通常會從系統論視角，以數據流與價值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協同為基本思路對二者進行協調。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是核心的生產要素，數據流對于組織協同起到核心作用。首先，組織協同表現為對資源配置的改進，即通過數據挖掘對比不同環節利用資源的綜合效率之后，按照市場化方式引導資源向綜合效率高、經濟附加值高的環節集聚，減少冗余環節，以數據流的客觀信號驅動價值流管理優化，打造價值共創的數字化生態，提高產業基礎的價值創造能力；其次，組織協同表現為在時空層面的成本節約，即基于大數據預測各類環境的變化走向，通過線上系統對實體場景的動態記錄引導線下業務高效開展，減少時間浪費，打破空間限制，以數據流的實時信號驅動物流服務提質增效，提高產業基礎的資源流轉能力；第三，組織協同表現為對資本的規范和引導，即利用區塊鏈技術對交易結算情況進行鏈上記錄，確?，F金流向有利于產業基礎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充分發揮資本的積極屬性，防止資本空轉和無序擴張，以數據流的趨勢信號驅動資金流使用效率改進，提高產業基礎的金融循環能力；最后，組織協同表現為對信息的高效共享與安全可控，即利用邊緣計算、智能合約、隱私算法、主動安全等技術，加快信息流在各個主體之間快捷傳播，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流隱私與安全，以數據流的敏捷信號驅動信息流高速泛在和智能投放，提高產業基礎的交互融合能力。

三、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機理研究

產業基礎的系統屬性強調對象和過程的整體性、關聯性、動態性的辯證統一，需要立足于整體層面，抽絲剝繭地分析其中的各種關系。產業基礎再造是在不斷夯實產業基礎的過程中，全面提高各項能力，從而更好地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運行以及新興產業發展。推進產業基礎再造需要長期地投入，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系，按照循序漸進的基本邏輯統籌發力。結合不同主體之間構成復雜非線性關聯，可以從“鏈、企業、創新、群和質量”五個維度，進一步挖掘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機理。

（一）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邏輯

產業基礎再造是一個協同升級的過程，僅僅提升個別環節很難發生根本性變化，也無法形成共同發展合力。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邏輯表現為各類主體之間以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從智慧化、可持續、安全性三個維度，不斷鞏固和完善基礎技術、組織形態、創新體系等與產業發展相關的關鍵問題，進而建立的協同升級關系。

產業基礎環節位于產業鏈上游[5]，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并且遵循特定的時空關系，向下游環節傳遞產品或服務。產業基礎再造是要發揮上游環節對整個鏈條升級的帶動作用，其順序始于產業鏈上游的基礎環節，然后逐步向下游拓展延伸。因此，產業鏈構成了產業基礎再造的紐帶，產業鏈上形成的穩定的生產性分工關系體現了產業基礎再造的先后順序關系。

企業是產業鏈的基礎單位，產業鏈上各個環節都由相應企業完成價值的輸入與輸出。為了保障產業鏈安全，每個環節都必須有足夠勝任力的本土企業完成生產活動，特別是基礎環節。若是國家不能夠對產業鏈實現自主可控，則容易陷入斷鏈危機。完整的產業鏈既要有能夠起到牽引作用的大型鏈主企業，也離不開中小企業在某一細分領域的長期深耕而對固鏈補鏈作出的貢獻。產業基礎再造是以企業為主體，通過產業鏈上企業共同努力，為產業基礎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有合作關系的企業之間在地理上的集聚，降低了物流運輸、生產研發、信息傳遞等成本，生產規模提升也促進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實現。交流增多加快了知識外溢，有助于更好地激發創新靈感，提高技術升級效率，夯實產業基礎。產業集群匯聚了政用產學研等多方力量，構建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創新生態體系，提高資源獲取和資源流通的效率，抵抗市場風險和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都得到增強。產業集群的既有優勢，使得其成為產業創新升級的基本組織形態，也是實施產業基礎再造的重要抓手。

如今，技術研發日益趨向精細化、高端化，基礎創新不再局限于一個領域，而越來越多地拓展到交叉領域知識，不同學科之間直接對話增進跨部門合作。企業通過對生產要素進行創造性融合，提高要素之間互補匹配效率，對產品、服務、業務流程、商業模式等維度進行深層次改進，立體式、全方位地推動產業基礎再造。融合創新以系統化、網絡化為主要特征，立足于實現創新能力的可持續，是產業基礎再造的根本動力。

質量是產業發展的基石。產品質量高低直接關系到產業基礎以及產品性能是否穩定可靠，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是實施產業基礎再造的重要保障。質量提升是以復雜系統化和組織協同化為思路，與需求升級保持動態適配，不僅要提升產品本身的質量，而且涉及質量監督體系、產品流通體系、生產技術標準化等多項制度建設。針對復雜系統進行一體化設計，貫通產業鏈上下游業務，是提高質量管理協同能力的有力舉措。

（二）以產業鏈為紐帶

工業化時期，專業化分工和產業組織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不同主體基于自身專業化優勢以及一定技術經濟關聯，以產業鏈為紐帶，通過上下游合作的方式聯合在一起，共同創造物質財富。產業鏈反映了產業內部資源加工和價值傳遞的基本情況，其中上游環節向下游環節進行價值輸送，致力于滿足市場需求；下游環節向上游環節反饋關鍵信息，用來改進價值供給。如今，數字技術的出現增強了各類主體的專業化能力，不同主體之間合作變得更加緊密，產業鏈的紐帶作用得到更好發揮。人機協作的智能模式實現了人與數據的對話，抑或是數據與數據的直接對話，大幅提升商業交流的頻次和深度，降低了信息不對稱。計算機對數據的智能化采集、清洗與挖掘幫助管理者脫離信息過載的困境，智能算法為商業決策、成本管理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參考方案。產業鏈信息的公開化、透明化，使得各類主體可以通過線上互動，動態地掌握上下游業務和市場供求的最新情況，靈活調整經營策略。

2008年以來，發達國家不斷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和制造業回流，導致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下滑，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風險，也越來越考驗一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綜合能力。我國也需加快推動產業鏈升級，順應新的全球經濟形勢。產業鏈升級不僅僅是指某個時間點的靜止狀態，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涉及要素穩定供應、體系完整度、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三個方面。談及要素穩定供應，可以延伸為基礎產品自主供應以及關鍵資源穩定獲取兩個問題，其中基礎產品優劣直接影響到產業鏈供應鏈各個環節之間價值傳遞以及最終產品、服務的產量和質量，若是無法實現自主供應，勢必會削弱一國對產業鏈的控制力；各類礦石、能源等關鍵資源是維持產業鏈的原材料投入和研發創新的重要生產要素，保障關鍵資源穩定獲取有利于降低產業鏈中斷的風險。體系完整度是指產業鏈上節點和結構的完整，表現為縱向合作、橫向關聯和空間關聯的完善，可以通過突破技術瓶頸、提高本土制造水平、保障產業鏈穩定與高效、優化空間布局等途徑予以改進。在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方面，產業鏈采用抱團取暖的方式，對內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作出必要應對，利用數字化、智能化賦能，盡早察覺和規避風險，在動態適應的過程中不斷強化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

2010年，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中比重達到19.8%，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我國已擁有現代工業體系的所有門類，包括3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種類以及666個工業小類，在高鐵、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都已經建成相對完整的產業鏈。但是，一些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面臨卡脖子的難題，如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數控機床等。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突破技術瓶頸，進而實施產業基礎再造的關鍵問題。

（三）以企業為主體

企業是市場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產業基礎的關鍵實施主體。相較于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具有規模優勢，人才、資本、設備等資源儲備更加豐富，業務布局更加全面，能夠更好、更快地將新的研發成果投入應用。在面對研發周期長、資本需求大、不確定性較高的項目時，大型企業具有更強的動機和意愿進行嘗試。倘若研發活動失敗了，大型企業可以通過其他方面來彌補，不至于陷入經營危機。鑒于這些優勢，大型企業在產業創新中應該起到帶動引領作用，為中小企業開展研發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持，幫助中小企業規避研發風險。大型企業的組織層級多、結構復雜，數字技術的應用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資源利用，降低協調成本和管控成本。

中小企業所擅長的也恰恰是某一細分領域的創新和研發，正是憑借這份專注而立足于市場，有助于彌補過去我國經濟粗放式發展所造成的產品國際競爭力以及抗風險能力不強等問題。中小企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位處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在確保產業鏈安全可靠以及經濟循環方面同樣發揮著關鍵作用。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業務模式更加靈活，對于新機遇具有更加敏銳的察覺能力和響應能力，利益分配機制更加多元。這些優點使得中小企業能夠快速適應市場變化，逐漸成為創新輸出和科技成果轉化的生力軍，走在產業創新的最前沿[9]，部分大企業更是通過收購一些創新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來推動自身發展。

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企業數量穩步增長，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但是，一些技術密集型產品存在技術短板，高檔數控機床、存儲芯片、光刻機等關鍵零部件仍然需要從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進口，對外依存度較高。為了加強產業鏈固鏈補鏈的引導，2016～2022年間，工信部辦公廳和中國工業聯合會累計發布七批國家級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產品）名單，包括577家單項冠軍示范企業，46家單項冠軍培育企業，597個單項冠軍產品；2019～2022年間，工信部累計發布四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共計9 279家。目前，財政部、工信部等部門針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都先后出臺了財政資金引導、知識產權保護、人才招聘、海外融資等支持性政策。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加入到產業鏈體系中，致力于補鏈、固鏈、延鏈、強鏈，為產業基礎再造注入創新動能。

（四）以產業集群為抓手

相關產業的企業在合作過程中通過對生產要素的集聚來提高利用效率，建立起相互依賴、相互信任的關系，潛移默化地形成相對穩定的產業集群。產業集群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收獲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甚至可以上升為國家競爭優勢，日益成為各國夯實產業基礎的重要抓手，全球著名的產業集群有美國硅谷101公路、德國斯圖加特的汽車產業集群、日本筑波科學城、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產業集群等。從本質上看，產業集群是借助要素集約優勢，加快企業之間知識轉移與思想碰撞，以此激發創新思維讓每個勞動者、每家企業都能從中得到有益啟發，營造活躍的創新生態，實現對產業鏈的延伸與升級。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通常是競爭實力偏弱的一方。如果眾多的中小企業集聚在一起，則有機會改變它們在競爭中的劣勢地位。特別是當它們在彼此之間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各自都對所擅長的領域進行長期深入地鉆研時，往往能夠產生競爭對手在短期內無法撼動的優勢。如此一來，中小企業可以發揮自身優勢，規避劣勢。

不同企業之間合作的深度與廣度決定著產業鏈供應鏈的整體運行成本和協作成本，也是產業基礎能力的影響因素之一。產業集群作為一種合作模式，有助于縮短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之間分工距離，提高成本管控水平和產業效率。數字經濟運行改變了傳統產業組織形態[10]。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為產業集群轉型打開了虛擬空間的大門，信息傳遞的非競爭性以及零邊際成本使得各類企業之間合作從“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兩個層面得到加強[11]。隨著數實融合進程持續推進，數字技術逐漸成為新的通用技術，被廣泛地應用在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數字技術本身的迭代速度不斷加快，演化出深度學習、量子計算、工業共生、腦機接口等技術，進而催生了新業態、新模式，形成了互聯互通互動、共建共治共享的數字產業集群，進一步放大網絡經濟效應。

與傳統的工業產業集群相比，數字產業集群利用線上連接克服了實體場景的空間約束，數據與知識的流通更加便捷，實現同一時間多個地點多個企業之間的協同聯動，構建以價值創新為核心的產業生態，無論是資源配置范圍，還是合作緊密程度，都有著明顯提升。虛擬空間給予線下實體的立體化呈現以及技術參數的全景式展示，研發人員在系統平臺上即可進行不同方案的仿真試驗和參數修正，極大地降低了試錯成本。合作伙伴也可以通過系統平臺實時了解研發進度以及關鍵問題，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或者創意輸入。這個過程中，系統平臺自動地記錄了與試驗有關的歷次調整以及測試結果，為技術工藝的學習、交流與推廣提供了現實版素材，研發過程可視化增進了企業之間創新合力。

根據國家工業信息發展研究中心和阿里云研究院于2022年11月聯合發布的《產業集群數字化：構建協同發展的新生態》，我國產業集群發展呈現本地化、生態化、協同化和普惠化趨勢，已經發展出17個領軍型集群、108個優勢型集群，數字技術對產業集群的賦能作用主要體現在改進生產經營活動、產品服務升級以及產業鏈協同三個方面，數字產業集群將成為帶動經濟增長和地區發展的重要引擎。

（五）以融合創新為動力

數字經濟時代，生產要素流通速度更加快捷，生產模式趨于模塊化、柔性化[12]，創新不再僅僅局限于某個部門或者某一領域。產品結構如同積木一樣，對既有模塊進行創造性地排列組合能夠衍生出更多新的功能，有助于增進生產要素的互補匹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組合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函數，在對舊組合批判繼承的基礎上，融合虛擬空間中新的創意，對產品本身進行技術性改進和功能性調整，讓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持續地建立與環境變化相適應的新的競爭優勢，驅動產業基礎發生質的改變。這種融合創新模式具有多源性、網絡性、系統性、價值性與實用性等特征，是將創新視野放大到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把握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跨界機遇，匯聚多個學科的知識儲備，跨部門、跨領域、跨層級地協同探索前沿技術。智能化生產線實現了大規模生產與小批量定制的靈活切換，融合創新成果通過局部小范圍的測試后便可以在較短時間內轉化到批量生產階段，快速進入市場，在與市場用戶的沉浸互動中進行持續升級。

在提高產業鏈國際競爭力的同時，增強對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是當前各國夯實產業基礎的核心思路，但是二者往往難以兼得。徐奇淵等對全球產業進行國別研究后得到的結論證實了上述問題，這個悖論同樣存在于中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13]。為了實現國際競爭力和自主可控之間平衡，產業鏈創新也就顯得尤為重要，數字經濟對于技術密集型產業鏈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4]。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應用與迭代加快全球產業鏈數字化轉型，賦予產業鏈網絡化、信息可追溯等新特點，提高了產業鏈進行價值創造和價值供給的能力。另外，數字技術向產業深度嵌入，更大程度地激發了各類企業的創新潛能，知識和智力資本的價值日益凸顯。國家若是可以從核心專利創新方面持續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有助于加強其在研發和設計等高附加價值環節的競爭優勢，更好地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進程對本土產業鏈造成的沖擊。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前沿技術差距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從技術外溢效應中受益程度。通常來說，前沿技術差距越大，發展中國家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空間也越大，提升效果越明顯[15]。由于發展中國家在高端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形成直接的競爭關系，發達國家對這些技術的保護程度較高，使得發展中國家相關產業難以獲得技術外溢效應，只能通過提高核心專利創新能力，加強自主研發來解決。

隨著我國創新能力的逐步提高，每年申請專利數量高速增長，但是PCT核心專利占比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為明顯的差距。產業鏈關鍵環節面臨著斷鏈和斷供風險，說明我國核心專利創新能力有待加強，這也成為現階段制約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以55.3分排在全球第11位，較2012年提升了23位，但是在教育支出、環?？冃?、外資凈流入等方面還有待繼續提升。根據徐奇淵等的測算結果，2016～2019年間美國PCT核心專利在全球市場的比重為34%，日本的這一數據為23%，分別是中國的7倍和4.7倍[13]。加大核心專利研發力度，提高融合創新能力，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六）以質量提升為保障

經過工業化時期發展，全球物質財富快速積累，消費者對于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要求隨之提高。數字技術發展增強了消費者在供求關系中的地位，消費者對企業所提供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認可程度是企業完成價值變現并進行擴大再生產活動的基本前提。產業基礎再造不僅是對產業鏈各個環節進行升級，提高彼此之間的協同，而且還要持續加強質量管控，為消費者提供可靠、滿意的產品和服務，贏得國際市場認可，以此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普遍對產品質量給予高度地重視，對質量監督貫穿了工業活動各個領域。例如，美國的質量政策始于1906年，至今已建立起較為完整的監管體系，基本覆蓋了所有品類；德國針對質量監管的最早立法可以追溯到1879年出臺的《食品法》，在此基礎上經過140多年發展逐步建立起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質量管理體系，由消費者機構和相關檢測機構共同實施監管；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將質量改進與產業政策、貿易發展等一同置于國家戰略層面，至今建立了以《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為核心的質量監管體系；韓國從1993年起由工業振興廳實施質量認證工作，特別注重消費者安全保障，不斷增強民眾對產品質量的認識。

我國有必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現行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繼續加大質量監管工作力度，以質量提升為保障，盡快完善各類技術標準，筑牢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對于我國提高質量整體水平作出了部署。目前，我國持續優化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工作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出臺公認可行的技術標準，促進行業內部有關質量的共識。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12月底，共有5 758家社會團體公開團體標準3.34萬項，共有35.4萬家企業公開標準信息215.11萬項，涉及產品363.66萬種。針對當下正在高速發展的平臺經濟、零工經濟等新模式和新業態，要加快研究推出技術標準，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第二，推動企業品牌建設，對標國際知名品牌。根據英圖博略公司（Interbrand）發布的《2022年度全球最有價值100大品牌榜》，僅有2家中國企業入選榜單，分別是小米（第84位）、華為（第86位）。有關部門應推進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的對接，倒逼企業從細節著手，嚴抓質量管控，讓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國際知名品牌行列。第三，規范質量監測，把好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前的最后一關，從人員培訓、制度約束、流程監督等方面，促進質量監測機構規范化管理。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公告，2019～2021年間，當年國家級資質認定檢驗檢測機構抽查存在問題機構占比從44.33%下降至29.7%。第四，加大重點產品和服務的抽檢力度，加強市場監管。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公告，2016～2021年間，當年產品質量抽檢不合格率從8.4%上升到12.2%，大型企業抽檢不合格率從3.9%下降至2.1%，中型企業抽檢不合格率從6.4%下降至3.3%，小型企業抽檢不合格率從9.7%提高至13.1%。除了統計抽檢結果，也要對抽檢不合格的情況進行深入分析，找準問題，精準施策。

四、總結與政策建議

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中都將打造和提升關鍵領域的產業基礎列為重點工作，并且從資金、組織等方面給予有力支持。產業基礎是由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的各類主體形成的一個復雜系統，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加強內部協同，促進整體目標的實現。數字經濟背景下，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關系表現為復雜系統化和組織協同化，產業基礎再造的協同機理表現為以產業鏈為紐帶、以企業為主體、以融合創新為動力、以產業集群為抓手、以質量提升為保障五個方面。針對我國深入推進產業基礎再造，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1. 聚焦工業四基領域，培育單項冠軍企業。以提高產業基礎能力為方向，從當前面臨的技術難題入手，改進基礎設備、關鍵零部件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強化自主保障能力。整合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政府、用戶等各方面優勢，匯聚交叉領域力量，貫通從基礎研究、成果產業化到產業應用的所有環節，構建研發、應用、生產、反饋的循環機制。在產業基礎的現有水平上向縱深拓展，發揮大型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培育更多深耕某一領域的單項冠軍企業，形成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優勢互補、融通發展的產業格局。鼓勵大型企業發展供應鏈金融，為上下游的中小企業緩解融資難題，幫助中小企業跨越創新的“死亡之谷”和“達爾文之?！?。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市場化融資服務效率，強化資本對產業基礎創新的賦能作用。

2. 加大核心專利研發的支持力度，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針對全球競爭重點領域，特別是當前容易受到發達國家制約的卡脖子技術，加大研發支持力度，培育更多的高價值發明專利和原始專利。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規則接軌，完善知識產權治理與執法，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加強知識產權領域人才隊伍建設，以國際化視野健全人才培養體系和保障機制。探索新的創新權益分配機制和知識產權市場化交易制度，提高創新激勵力度，引導創新行為從追求量的積累轉向量質并舉。本著包容與開放的原則，開展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與技術標準制定。

3. 大力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產業數字化?；跀祿鳂嫿ǖ臄底种骶€貫通產業鏈上下游，數字化協作增多，加快思想匯聚、融合以及新知識創造，創新擴散效率隨之提高，所產生的數字溢出較好地帶動產業基礎發展。讓數據在產業鏈上跑起來，有助于增強各個主體之間共同應對和處理市場不確定性、復雜性的能力。對此，有關部門要繼續大力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各類主體在虛擬空間的聯接密度以及接合強度，創新組織業態和商業模式，利用數據動脈打通產業梗阻和堵點，破除“數據壁壘”和“信息孤島”。加快產業數字化，幫助企業克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引導企業針對不同技術開發多元化的應用場景，公共服務配套，營造有利的市場環境，全面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產業強基固本。

4. 加強質量技術支撐，提高質量管理水平。根據中國工程院、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等部門聯合發布的《2021中國制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2015年以來我國制造業穩步發展，較好地滿足了市場需求，與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差距在逐步縮小。面對全球產業發展趨勢，我國要從質量基礎設施、質量標準、質量監管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等多個方面繼續著手推進質量強國建設，依靠技術升級、管理創新等手段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利用數字技術對生產、流通、銷售等環節進行全面升級，建立產品和服務的數據庫，根據需求變化、經濟發展等因素不定期地更新監測指標，提高線上監管效能。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參與到全球產業競爭大潮中，通過提高質量水平，擴大市場影響力，塑造更多的全球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