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場:中國新聞志研究*

—趙戰花 魏 蕓—

新聞傳播活動入志①可上溯至南宋宋度宗咸淳時期。據《咸淳臨安志》(1830)載: “都進奏院，在朝天門外，有題名記?！M奏院，掌邦國傳遞之事。則周官行夫其職也，而自唐始以知院名?！雹诩爸燎宕?，隨著新聞業的初步發展，各地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地的方志中逐漸出現對新聞業的記載。如王庭楨修、彭崧毓纂《江夏縣志》(1869)列有“塘報”一目;葛元煦撰四卷本《滬游雜記》(1876)中對申報館、《萬國公報》《格致匯編》逐一做了簡單記載。翁廣平纂修的《平望志》(1887)卷三中則詳細記載了當地京報房當值人員的月薪報酬: “撥兵二名傳遞浙閩京報。每名大建月支銀一兩一錢八厘五毫二絲八忽，小建月支銀一兩七分一厘五毫七絲七忽，日支米一升閏月照加?！雹鄞送?，藜床臥讀生輯《繪圖上海灘記》(1905)、李維清纂修《上海鄉土志》(1907)、石小川編《天津指南》(1911)等各地方志中也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本地報館、雜志的地址、售價等情況。

清代地方修志事業發展鼎盛，“下至府、州、縣，雖偏僻荒岨，靡不有志”④。據朱士嘉統計，“現存清代地方志5587 種，占現存全國地方志總數8100 多種的百分之七十”⑤。清政府的大力倡導是清代地方志興盛的關鍵，借助修志對“人地關系”進行重構，“假方志為施政工具”⑥是清政府倡導修志的核心原因。因此，地方志“并非呈現出的是單純‘地理’意義上的‘人地關系’”⑦，建構合法性、強化正統意識、籠絡地方精英是其核心目的。雖然“文人傳統的地方主義取向的確對國家所界定的地方的權力和權威產生了挑戰，但地方主義的動態總是在清帝國設定的參數內演化?！雹嘁虼?，借助地方士紳、政治精英，地方志在清代的政治文化體系中很快大放異彩——體系漸成、體例逐漸完備，門類建構積極靠攏彼時的政治需要:如“皇言、恩澤、天章”等類目開始出現。其對社會新生現象與事物也開始有所反映，故彼時新聞業雖處萌發之期，但有關新聞傳播活動的零星記載已逐漸出現。

進入民國時期，地方志的編纂進一步興盛。流傳至今的民國年間的志書約有1629 種⑨。從中國方志的發展歷史來看，民國時期是傳統方志向近代方志轉型的關鍵時期，方志的相關研究，如“方志源流、體例、編纂方法，方志輯佚和方志目錄研究整理上”⑩以及修志法規、制度建設都取得了明顯進展。1917 年，北洋政府內務部頒布全國各地纂修地方志書政令，要求各地成立了通志館(局)?！俺言O局開辦各縣仍應積極進行外，其未經開辦各縣，應即體察情形，先從征求文獻入手，延集地方紳耆，暫就各該縣自治機關附設處所，預籌進行辦法”。?1929 年12 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修志事例概要》，這一“官方關于修志的第一個制度性文件”對民國時期的修志活動產生了深刻影響。

20 世紀20 年代之后，出現了一場持續了近十年的修志熱潮，產出了多部頗具影響的名志。其中張維翰、童振藻纂《昆明市志》(1924)，宋蘊璞輯《天津志略》(1931)，葉楚傖與柳詒征主編、王煥鏣纂《首都志》(1935)以及劉治堂修《亳縣志略》(1936)等都對當地新聞事業有較多記載。如《昆明市志》專列一章《新聞雜志》，載錄《云南公報》《民治日報》《義聲報》《滇市新報》《云南教育雜志》《天足會刊》等報刊的發行者、創辦時間、編輯主任、發行量等信息;《天津志略》用較大篇幅記載天津新聞事業的發展概況，雖記載簡略，但勝在內容完備，各重要信息都收集備錄，其中第十二編《公用及公有事業》第六章“廣播無線電臺”收錄紀略、組織、機件以及收入、聽戶等關鍵內容，第十四編《新聞事業》設“天津新聞事業史略”“天津之大報”“天津之小報”“畫報”“通訊社”“廣告社”“派報社”七章，清晰地勾勒出天津新聞事業的發展面貌，是這一時期地方新聞志的代表?;《首都志》則在卷九《兵備·交通》中設有“中央廣播電臺”一目;《亳縣志略》在“文化”門類下設“新聞事業”一目，簡要記錄《新亳日報》的發展沿革，并認為其“惜無鉛印設備，石印版篇幅過小，故材料不甚豐富”??？谷諔馉幈l后，地方志編修受時局影響陷于停頓，僅有數部方志載有地方報業的概況。

總體來看，民國時期有多部地方志載錄了本地報社、報業的概況，其中少數涉及廣播事業;相關內容多為地方志中一個章、節，暫未見獨立的新聞志(或報業志);其體例多承襲舊志，但也有《天津志略》(1931)等志書嘗試借鑒史著的“章節體例”進行編纂，為新聞志書獨立成志和體例成熟奠定了基礎。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民國政府通過多種途徑強化官修制度、推動修志機構常設化，但民間修志依然活躍，民國政府所希望的主導“定義”方志的目的并沒有實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國家完全主導志書編纂的相關制度、政策理念與實踐逐步確立完善。在七十余年的修志歷程中，國家力量通過各種方式柔和地進入到作為地方新聞事業“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的新聞志的編修之中。在實現省、市、縣志書和年鑒全覆蓋的同時，也實現了對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秩序的整合。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志書編修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地方志編修得到了國家的高度重視，作為地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志的編修于20 世紀50 年代啟動，也是自這一時期起新聞志開始獨立成志，不再是以“章”“節”的樣態存在于地方志書之中。

(一)啟動階段

1954 年9 月，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郭沫若、馬寅初、王祝晨等人建議應著手編修地方志。1956 年，王祝晨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再次提出修志議案《早早動手編輯地方志》，該議案隨后發表于《人民日報》。1957年3 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顧頡剛、李培基等人也呼吁重視地方志的編修。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全國各地要編修地方志。此后，周恩來、董必武也在不同場合提及應重視地方志的編修。1956 年的《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中，編修地方志被列入重點項目，官方修志的格局與立場已非常明確。

1958 年6 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地方志小組。1959 年，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檔案局聯合成立了中國地方志小組。在國家相關機構的積極推動下，各地修志機構相繼建立。至1960 年，“全國就有20 多個省、市、自治區和530 多個縣建立了修志機構”?。在管理機構與相關制度建設逐漸完善的同時，修志工作也迅速展開，有“250 多個縣編出了初稿，正式出版的有近30 部”?。但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各地修志工作暫時停滯，目前暫未見到這一時期編修的新聞志書。

(二)初步發展階段

1979 年6 月，山西臨汾市委組織部組織員李百玉給中宣部寫信建議續修縣志。李百玉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對文史資料方面的工作相當重視，但對開展全國范圍的續訂重修縣志工作似有不足”?。而縣志對于“研究祖國的歷史，發展工農業生產，發展旅游事業，進行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教育，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無疑將提供有益的借鑒，發揮應有的作用”?。1979 年7 月9 日，胡耀邦批復“大力支持在全國開展修志工作”?。1980 年2 月14日，國務院下發16 號文件，號召“編史修志，為歷史研究服務”。胡喬木也分別在1980 年4 月的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和1986 年12 月24 日召開的全國地方志第一次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應重視地方志的編修。

1983 年4 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立。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推動下，各地形成省、市、縣三級修志結構，“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組織實施”的修志格局基本形成。1985 年4 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加強全國地方志編纂工作領導報告〉的通知》明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作為一個獨立機構，由國務院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并指出“新地方志的編纂，涉及政法、經濟、文化、科學、教育各部門的工作，必須在當地政府主持下才能順利進行”?。同時，相繼推出的《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1985)、《地方志工作條例》(2006)等管理條例，對地方志編修的政府職責、經費來源、機構設置、審查驗收以及出版等事項都有了明確的規定。至此，中國地方志編修進入到一個“有法可依”的時代，“官方修志”的合法性也得以實現法律與社會的雙重認同，確保了國家意志在地方志編修中的主導地位。

在國家重視和多方的推動下，20 世紀80 年代很快出現了一個修志高潮。因報業史料時間跨度大、收集困難，因此這一時期產出的廣播電視志數量相對較多，河南、湖南、湖北、四川、重慶、江蘇、山東、陜西等地是這一時期出版廣播電視志較多的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志編修也開始起步，《內蒙古廣播電視志》(1987)是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志書。新聞機構志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出現，如《牡丹江日報社志(1945—1985)》(1987)和《什邡縣廣播電視局志(1937—1983)》(1984)等。與新聞事業關系密切的行業志也開始出版，如四川省報刊發行協會編印的《四川省報刊發行志(1950—1985)》(1989)等。

(三)縱深發展階段

至20 世紀90 年代末期，多個省級行政區新聞志正式出版，其中報業和廣播電視事業各自獨立成志漸成主流，新聞志編修進入縱深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新聞機構志逐漸增多，如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齊齊哈爾日報社、晉城電視臺等均編修出版了本機構志書?！吨袊侣剬W院志》(1996)則是這一時期少見的新聞教育機構志?！吨袊厥袌髨髽I史志匯編》(1999)是這一時期地市報志的代表作，收入全國271 家地市報的基本情況，為地市報研究保存了重要史料。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志也有進一步突破，如《鄂爾多斯日報社志》(1996)、《錫林郭勒日報志》(1990)、《哲里木盟報業志(1929—1994)》(1996)、《新疆通志·廣播電視志》(1995)、《大理白族自治州廣播電視志》(1991)、《峨山彝族自治縣廣播電視志(1997)》《楚雄彝族自治州廣播電視志》(1994)等。值得注意的是，地區之間的差異開始拉大，在一些省、市著手準備二輪修志工作時，廣西、西藏、寧夏等地還處于首輪修志階段。

對新聞志的研究在這一階段也逐漸深入。1987 年4 月，第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史志研討會召開。1993 年4 月29 日全國首屆地方新聞史志研討會召開，并達成多項共識: 新聞志“無疑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最重要的一項基本建設”?、新聞志應該納入地方志的編修范圍等。2002 年1 月和2007 年12 月，第二、三次全國地方新聞史志研討會召開。上述研討會的召開，對新聞志書的體例完善、門類設置、史料刊物的出版等方面產生了較大推進作用。

隨著體例的完備和史料的豐富，這一時期新聞志的規模迅速增大，如《貴州省志·廣播電視志》(1999)85 萬字、《山西通志·廣播電視志》(1998)86 萬字、《上海廣播電視志》(1999)151 萬字。?雖然多個文件對地方志的敘事提出“詳今略古”“述而不論”的明確要求，但加大對“古情”——近現代及前的歷史的書寫成為20 世紀90 年代末至今新聞志擴容的主要路徑之一。如《廣東省志·新聞志》(2000)的第一章“建國前的新聞事業”以“清代報刊(1827 年—1911 年)、民國成立至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前(1912 年—1938 年)、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1938 年—1949 年)、民國時期執政當局對報業的控制”?為脈絡對1949 年前的新聞事業進行了詳細敘述。然而，通過提升志書時間上限而獲得對“古情”的纂修空間的這一擴容方式并非僅僅是對“略述古情”編纂原則的違背和對“今情”敘述空間的擠壓，對于文本結構居于壓倒性地位的新聞志而言，此舉也有導致體例失范的風險。

(四)創新發展階段

大約在2000 年前后，新媒體入志，以新媒體載志逐漸常規化，通過簡單“移植”地方志主要內容的方式，福建、黑龍江、吉林等地建成首批省級地方志網站。截至2017 年，全國共建成地情網站844 個;數字方志館(數據庫)222 個;新媒體建成總數為373 個。?“截至2019 年1月，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地方志機構除云南、西藏未開通網站外，其余20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已開通地方志資源網站?！?

與此同時，對新媒體的各類信息、數據的收集整理也已經成為修志部門的重點工作，如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報刊志編輯部從2010 年2月開始編印內部刊物《河南新聞史料選編》，在“打撈那些行將沉沒，甚至可能湮滅的史實”?的同時，重點關注網絡和新媒體的創立、發展概況。從近年出版的新聞志來看，記載各地新媒體之史事已逐漸成為新聞志的一個重要門類。如《六安市廣播電視志(一九九九—二〇一八)》(2018)、《連云港報業志》(2018)、《文山日報社志(1953.4—2017.12)》(2018)、《蕭山新聞志》(2020)、《上海市志·新聞出版分志 廣播電視卷》(2021)等，都設有“新媒體”門類或記載相關內容。

港澳地區新聞志書編修工作也于這一時期啟動。香港地方志工程于2007 年正式啟動，由香港嶺南大學主持、成志后的《香港通志·第四十八卷·傳媒》包含報刊、出版、廣播、電視等四部分，涉及的時間范圍為遠古至1997 年6 月30日;澳門地方志編纂工作于2008 年12 月1 日啟動，由澳門理工學院主持，目前已經產出《澳門史志書系》(2016)、《澳門圓形地研究》(2013)、《澳門考古學史略》(2013)等前期成果。

2020 年底，全國地方志系統基本完成“兩全目標”?。就新聞志而言，各地基本完成首輪省級新聞志的編修工作。通過體裁建構、門類劃分、史料整理、學術研究等技術路徑，將“國家對地方的定義與型塑”加以具體化與文字化，最終實現“國家在場”對新聞志書編修的全面支配與調控。

二、體例建構:新聞志書標準性的確立

作為構成地方志整體面貌的體例，其核心要件為體裁和結構。其中傳統地方志的體裁一般為記、志、傳、圖、表五種。然而，“史之成也，一定而不移;志之作也，隨時而更定”?。隨著實踐與觀念的變遷，地方志的體裁形式也隨之變化。首輪修志時，根據《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定》(1997)，“地方志的體裁，一般應包含述、記、志、傳、圖、表、錄7 種，以志為主體”?。2008 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印發的《地方志書質量規定》將索引列為志書體裁的一種，地方志的體裁至此增至8 種。

“述”即概述，是對全志的高度概括和述評。一般認為，地方志中“述”這一體裁為黃炎培在主持編纂《川沙縣志》時首設?！懊駠?4年(1935 年)黃炎培纂《川沙縣志》，將各分志之前的序言標目改稱‘概述’，此為方志創設‘概述’之始?！?黃炎培認為，在地方志的開篇設置“述”，既能從縱向勾勒出一地大勢，同時又能彰顯重點、形成提示，進而起到“讀概述后，進而瀏覽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紛，其簡者亦將推闡焉而有得，或競不及讀全文而大致了了”?的作用。

“記”主要指大事記，也包括專記和編后記。其中大事記以時間為序記錄地方各領域大事、要事以及重要人物活動等。地方志中的大事記自南宋發其端緒，至民國時期成為官方規定的地方志重要構件，其原因在于地方志以“橫排門類”進行記事的方式容易隔斷各門類之間的聯系，“一般方志，偏于剖析，而缺于縱貫，則因果之效不彰”?，故民國時期多部地方志嘗試通過大事記彰顯歷史之因果，并希望能以“記”作為統攝全志的脈絡，從而克服彼時志書記事零散之弊。

“1981 年7 月，在山西太原召開的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上，協會草擬了《關于新縣志編修方案的建議》(草案)，并附了《新編縣志基本篇目》。這個篇目把一部新縣志分成10 個編，其中首編為‘概述編’?！?隨后又進一步明確，地方志應由“概述、大事記、專志、人物志、附錄五部分組成”。因此，20 世紀80 年代及后來編修的新聞志書大多設有“述”“記”兩部，其名謂根據各志具體情況略有調整，如概述、總述、前言、大事年表、大事記述等不一而足。

“志”是地方志的核心部分，也即正文部分，對于志部的編寫要求為門類完備、設置合理，“不缺失主要事物、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事物發展的重要階段”?。經過兩輪修志，新聞志門類建構已經比較成熟，主要包括報紙、廣播電視、新聞機構與團體、新聞教育、新聞管理、新聞人物、傳播技術、新聞成果等。

“傳”分為傳、傳略和人物簡介、介紹兩種，前者專門記述故去人物的生平及影響，后者則主要記錄在世人物;“圖”包含地圖、圖片、照片，就新聞志而言，重要的版面和節目畫面也經常以圖片、照片的形式呈現;“表”即各種表格，包括人表、事表、物表等，起輔佐文字之用，所謂“以表資文”;錄即附錄、編余、志余、雜錄、雜記、文獻輯存等，各種在正文中較難歸類的資料一般以錄的形式出現，以補充、深化或佐證正文的相關內容。隨著新聞志規模的逐漸增大，索引的加入則進一步便利了相關內容的檢索。

上言各部分在新聞志中的位置比較固定?！皥D”一般置于新聞志的最前部分，即卷首圖，主要包括行政區域圖、地形圖、重大歷史事件的圖片以及重要版面或節目的相關圖片。其余部分出現圖片與否，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其次是“述”，但也有新聞志采取篇首總述之外還在“志”的每編(篇)下設有“概述”的編纂方式，以省級新聞志常見?！坝洝币话阄挥凇笆觥焙?，但也有將大事記置于“志”后附錄前，如《畢節地區志·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志》(2003);或置于正文后的附錄之中，如《福建省志·新聞志》(2002)將大事記列為附錄的第一項?！爸尽币话阄挥谑龌虼笫掠浐?，如有獨立的“傳”部，則一般位于“志”之后。如“傳”的相關內容被編排為“志”的一部分，則“志”之后一般為附錄。但有的新聞志因規模較大，考慮到附錄與正文的對應和銜接問題，在每編(篇)之后做附錄，志書最后則不再有附錄，如《上海新聞志》(2000)?！氨怼眲t根據“志”部具體編排需要而設置，位置較為不固定?！八饕眲t位于志書尾部。

在體裁之外，結構也是新聞志體例建構的一個重要部件。相對于其他位置比較固定、內容相對集中的部分，志書結構主要體現在對“志”部內容的編排與呈現，其最為鮮明的特點是“橫排豎寫”。所謂橫排，即“橫排門類”，其編纂原則為力求橫不缺項，盡可能呈現一地新聞事業的整體面貌。因此，隨著各地新聞事業的發展以及修志理念的變化，“志”部門類的設置逐步增多，目前新媒體逐漸成為志部一個重要門類。如果新聞志體量較大，則多采用章節體，即按照“編(篇)、章、節”這一結構形式對門類進行分層編排。如《遼寧省志·廣播電視志》(1998)的門類設置與分層的結構較為典型，其志部共分五篇:無線廣播、有線廣播、電視廣播、教育與科研、事業管理等。各篇內部同樣進行橫向門類細分，如第五篇《事業管理》中設置管理體制與機構隊伍、宣傳管理、技術管理、音像事業管理五章;其中第三章《技術管理》設置無線廣播與電視技術管理、有線廣播技術管理、技術投資管理三節。

所謂“豎寫”，指的是以編年體例“縱述史實把握事物的發端、變化和現狀”?，“志”部各門類的具體內容即為“豎寫”。如《福建省志·新聞志》(2002)、在第一章《報紙》的第一節《晚清時期》中，將這一時期的報紙分為教會報紙、官報、政黨報紙、民辦報紙、日本人辦報紙五類，每類報紙選擇幾種重要者嚴格按時間順序對其歷史沿革進行撰述，力求“豎不斷線”。

嚴格的體裁規范、“橫排豎寫”的結構傳統以及其他有關章法、內容具體明確的規定，形成了一個網格般的地方新聞志書寫體例。每個網格的敘事邊界被《地方志書質量規定》(2008)、《地方志工作條例》(2006)、《全國信息方志與數字方志建設工程實施方案》(2017)、等文件進行了明確規定。因此，依據編寫宗旨和目標，各種材料被迅速歸置于相應的網格之中，最終形成一個充分體現國家意志的系統、標準的地方新聞事業知識體系。

并且，一個系統標準的知識體系一旦形成，就會對系統、標準之外的內容表現出隱蔽但有力的“排斥”，因為“一個地方的社會文化現象一旦被地方志這種系統性的文本所包容，文字就會持續去捕捉現象、抽象出可以被辨識命名的現象，讓文明下合于禮儀的風俗、經世致用的知識、自然運行的原則，逐漸與其余的非文明現象區分開來”?，而這一排他過程又進一步強化了由體例所“規定”與“制造”的新聞志書的標準性。因此，當受到國家力量影響的新聞志標準性變得越來越明確之時，一個規范新聞志編纂全過程的標準化知識體系誕生了。

三、門類設置:新聞體制的嵌入

“如果綱目能夠周詳完備，條理分明，那么提綱挈領，剩下的人、事、物都會找到恰當的位置?！?在體裁與體例已由國家力量做出統一規范的前提下，為新聞志確定一套綱目門類就成修志工作最為關鍵的一環。根據相關修志文件要求，“志書的篇目的確定和取舍，應從現代化社會分工和科學分類的實際出發，既要繼承舊志的優良傳統形式，更應有所創新增益”?。這一規定雖沒有就門類設置的標準提出具體要求，但對“從社會分工和科學分類的實際出發”的強調已經框定了新聞志的門類設置不應是“抽象理解的自發產物”?，更不應是對地方新聞事業的機械歸類，體現并引導對國家意志的認同是門類劃分的最終依據。

從目前新聞志編修實踐來看，門類設置首先是新聞體制對其的嵌入。雖各新聞志門類設置各有取舍側重，但大體上都包括報紙、廣播電視、通訊社、新聞業務、經營、管理體制、新聞團體、新聞人物、新聞研究等門類，對應與體現的是新聞體制所蘊含的“所有制性質、決策機構的構成、新聞事業的結構和國家社會對新聞事業的制約機制等”?要素。門類的設置同時還牽扯到同一門類內各部分的層級劃分問題，而這同樣也不是自發的產物。如《四川省志·報業志(1986—2005)》(2019)設置“報刊網絡、新聞業務、經營管理、管理體制、素質教育與新聞研究、新聞團體”六個門類，其中“報刊網絡”內部分為“省級、副省級黨報;市(州)黨報;都市報、晚報;部隊、群團報;專業報;企業報;高校校報……”等層級;又如“管理體制”中的“領導體制”部分，細分為“集團黨委領導下的總編輯、總經理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社長、總編輯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總編輯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社長負責制……”?等，集中凸顯黨報的核心地位，嚴格遵循新聞體制所確立的決策、管理機制、媒體級別。

因此不難發現，新聞志的門類設置與層級劃分依據于新聞體制及相關國家制度，同時又是國家社會治理技術微觀但直接的呈現。從這一角度來看，門類設置與層級劃分的重要性并不僅僅體現在組織新聞志的敘事，更在于通過門類劃分、設置與分層進一步強化、引導對國家意志、國家權威的認同。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地方志是一種敘事性在它的結構性下?的文本，其原因即在于此。

四、新聞史料刊物:強化志書的“國家立場”

梁啟超曾言，“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學家文學家可以閉戶瞑目騁其理想而遂有創獲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調查事實，搜集資料”?。新聞史料的搜集整理是新聞志編修的基礎，出于搶救保存史料、為新聞志編修提供材料以及供各方查閱、方便補充修訂的目的，同時也考慮到相關刊物的創辦有助于修志工作“互相觀摩、互通聲氣、互為增補、互作?？?、互促回憶”?，因此，20 世紀80 年代前后，各地新聞志編修機構大多創辦有以收集史料，交流新聞志編寫經驗、纂修情況，登載相關政策、規定為主要目的的新聞史料刊物。此外，新聞機構的管理者、從業者或新聞史上重要事件親歷者的回憶文章也是其重要內容。如《武漢新聞史料》(1985)的征稿啟事所言，“我們熱忱希望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和老人為本刊撰寫武漢地區的新聞史料、回憶性文章，提供文獻資料、史料線索、實物或復制品……我們既歡迎撰寫解放以前的報刊史料;更歡迎撰寫解放后的辦報經歷”?。

受限于史料整理收集情況及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此類刊物規模各有不同。簡略者如《華南新聞事業史料》(第1 輯)(1980)僅收錄14 篇文章;規模大者如《廣西新聞史料》(1987)，每期約有8 萬字。出版刊期固定者少，不定期者多，如《河南省新聞資料參考》創刊時即宣布該刊“將以《選編》《專輯》等形式不定期出版”。此外，為配合新聞志編修，以專題的形式出版輯刊也較為常見，比如在《鹽阜地區報史資料》中，各輯圍繞“《鹽阜大眾報》及鹽阜地區其他報刊和曾在《鹽阜大眾報》工作過的人員回憶性文章”的主題進行編纂。此類新聞史料刊物并不僅局限于服務新聞志編修，組織進行新聞史研究也是其辦刊目的之一。湖北省新聞志編輯室曾撰文表示，“在充分掌握新聞史料的基礎上，開展對新聞史的專題研究工作……為當前新聞改革、改進報紙工作服務”?。

雖然，新聞史料刊物存在內容過于龐雜、缺乏系統爬梳與整理、數字化程度較低、檢索不便等問題，但在“保存歷史資料，總結歷史經驗，提供歷史借鑒，交流新聞史研究成果”?等方面確有其價值。更重要的是，從“史料”這一視角出發，上述新聞史料刊物的創辦無疑是一次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新聞史料收集活動: 國家作為型塑社會記憶的力量在場，以國家立場確立史料篩選的機制與標準，通過“同化被篩選者、異化被過濾者，從而為記憶斷裂處提供恰當的填充物”?，“摸清家底”的同時又實現“重建記憶”的目的，從而為其中包裹的“國家立場”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撐。

此外，出于概述事物發展全貌以及彰顯歷史因果等目的，新聞志多以時間順序作為敘述脈絡，以重要歷史節點連綴成篇。作為地方新聞事業的知識體系，新聞志中的重要歷史節點的選擇似乎應以能“彰顯”本地新聞事業之重點為要。但從已出版的新聞志來看，新聞志的時間脈絡以及事件序列更接近“革命史范式”，即以近代以來的重大歷史政治事件作為勾勒本地新聞事業面貌的支點。如《安徽省志·新聞志》(1999)概述的敘述脈絡:鴉片戰爭以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報紙中、“五四運動”以后、抗日戰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等，而《皖報》制定辦報章程、《安徽俗話報》《皖江日報》的創辦等地方新聞史上的重要事件正是被安插進了這一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

因此，雖然史書與志書的關系一直“聚訟未決”，但新聞志的編修實踐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明確選擇，即以國家歷史的重要事件序列充當地方新聞事件的“‘情節定位’的媒介”(50)。之所以有如此的選擇，顯然是因為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的時間節點在歷史敘事中的權威地位，換言之，地方的事件只有被納入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才能成為值得記載的事情。通過依附于這一序列，地方新聞事件獲得了更為重要的歷史書寫價值。因此，在新聞志纂修過程中，選擇依附于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既是國家意志深入滲透的體現，同時也是對國家力量進入的接納與遵守。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與地方重要事件序列形成良性互動與積極融合，從而確保了國家在場效力的最大限度發揮。

五、余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組織實施”的修志體制迅速形成，以直接的行政操作體現國家意志，因此“國家在場”是地方志最為核心與根本的編纂軌制與價值導向旨歸。文本結構與敘事逐漸規范化、標準化乃至制度化，新聞志迅速成為一種文本結構居于壓倒性地位的文本形式，從而進一步彰顯、強化了國家意志。但與此同時，為充分實現“國家在場”效力的諸多技術路徑的使用，如將新聞體制嵌入門類劃分而忽視對地方新聞事業的特色門類挖掘、敘述脈絡過分倚賴國家歷史重要事件序列等，則逐漸導致了新聞志“地方性”的剝落，“許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識點點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或曲解”(51)。

隨著2021 年二輪修志工作的完成，以“加快推動地方志信息化建設”(52)為工作重點的三輪修志已開始啟動，有關數字方志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建設或可為新聞志“地方性”的修復提供新的可能?！半S著移動智能終端的發展，數字空間與現實地理空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集，圖片、視頻等在新媒體中的廣泛分享，使得數字空間呈現出更多物質化的空間樣貌?！?53)與傳統的印刷介質相比，這樣一個全新數字空間的生產可給“地方性”一個更充分的展示空間。因此，對于聚訟紛紜的史志關系的再思考與再實踐，數字方志可以為其提供一個基于數字技術的解決方案，因為希望能對國家整體歷史“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滿足于平淡無味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須標出這些變異的內容和程度”(54)。同時，借助人機交互技術，在互動與游戲中，“人與數字技術共同講述了地方生活的變遷，形成關于地方的新型‘親切經驗’”(55)，有助于跳出所謂對地方的“本質化”認識的求索，在再造地方的基礎上，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矯正新聞志書寫中“國家在場”與“地方性”的失衡關系，進而激發數字方志的編修與創新的更多可能。

注釋:

① 本文所指的新聞志包括報業志、廣播電視志、新聞機構志、新聞通志、新聞出版志等，為敘述方便，統稱為新聞志。

② 〔清〕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8)，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③ 〔清〕翁廣平纂修:《平望志》(卷三)，光緒十三年(1887)。京報房的值班人員分大建和小建兩個等級。

④ 〔清〕張松孫:《舊序》，盛英纂修:《蓬溪縣志》，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

⑤ 朱士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價值》，李澤主編:《朱士嘉方志文集》，燕山出版社1991 年版，第153 頁。

⑥ 來新夏:《志域探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 頁。

⑦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 ——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版，第1 頁。

⑧ Yongtao Du.Locality and Local Gazetteers in the Republic:A Case for the Continuity of Spatial Order.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22.p.3，p.1.

⑨ 許衛平:《略論民國時期方志學之成就》，《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1 期，第51 頁。

⑩ 王會梅編著:《古籍概述》，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75 頁。

? 《奉天省長公署令轉內務部應廣征文獻續修縣志的咨文》，遼寧省檔案館選編:《編修地方志檔案選編》，遼沈書社1983 年版，第21 頁。

? 《天津志略》將廣播無線電臺編入第十二編《公用及公有事業》(中)，故第十四編《新聞事業》中未涉及廣播事業。

? 劉治堂修:《亳縣志略》，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第35 頁。

? 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全國地方志法規、規章及行政規范性文件匯編》，方志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 頁。

? 曹子西、朱德明主編:《中國現代方志學》，方志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0 頁。

?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7 頁。

?? 李百玉:《〈縣志〉應當續訂重修》，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方志文獻匯編》(上)，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18 頁。

? 胡耀邦:《對臨汾市委組織部李百玉〈縣志〉應當續訂重修報告的批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方志文獻匯編》(上)，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 頁。

?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加強全國地方志編纂工作領導報告〉的通知》，(國辦發［1985］33 號)，禹舜、洪期鈞:《方志編纂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405 頁。

? 方漢奇、李矗編:《中國新聞學之最》，新華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8 頁。

? 劉書峰、趙玉明:《首輪廣播電視志編修的回顧和展望》，《現代傳播》，2012 年第7 期，第123 頁。

?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新聞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目錄頁。

? 李培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為實現地方志“兩個一百年”目標而奮斗——在2018 年全國地方志機構主任工作會議、第二次全國地方志工作經驗交流會暨中國名山志文化工程啟動儀式上的講話》，《中國地方志》，2018 年第1 期，第7 頁。

? 周維:《“互聯網+”背景下地方志網站現狀及創新發展探析》，《中國地方志》，2019 年第1 期，第28 頁。

? 張長笙:《將個體記憶轉化為社會記憶——從編輯〈河南新聞史料選編〉說起》，《新聞愛好者》，2013 年第1 期，第85 頁。

? 即全面完成二輪修志規劃任務，實現省、市、縣三級綜合年鑒全覆蓋?！度珖胤街臼聵I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 年)，國辦發［2015］64 號，椒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印:《椒江方志》(第11 輯)，2015 年，第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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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炎培纂:《民國川沙縣志》，上海書店1991 年版，第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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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前言》，長江日報新聞史志編輯室:《武漢新聞史料》(第一輯)，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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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漢奇:《10 年辛苦不尋?！！葱侣勓芯抠Y料〉創刊10 周年》，《新聞研究資料》，1989 年第3 期，第4 頁。

? 趙戰花、趙澤鵬:《記憶重建:十七年時期的中國新聞史書寫》，《國際新聞界》，2022 年第3 期，第47 頁。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新聞志》，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2 頁。

(50) 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的社會生活的記憶》，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476 頁。

(51) 程美寶:《地方史、地方性、方性知識:走出梁啟超的新史學片想》，載《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中華書局2019 年版，第16 頁。

(52) 高京齋:《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全面提升地方志服務新時代水平——在全國地方志系統表彰會議暨2022 年全國省級地方志機構主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國地方志》，2022 年第1 期，第11 頁。

(53) 彭蘭:《新媒體技術下傳播可供性的變化及其影響》，《現代出版》，2022 年第6 期，第66 頁。

(54)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 年版，第143 頁。

(55) 陳霖:《重新發現地方:博物館展覽的數字敘事》，《東南學術》，2023 年第4 期，第13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