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與克制:醫療紀錄片倫理敘事的美學建構*

—王 東—

一、問題的提出

“視覺方式是一種面向世界整體的意向性空間的塑造方式，其中體現著一種試圖要把世界建構成為一個由同一形式構成的共同體的內在要求，這種共同化的要求賦予了視覺媒介技術以強大的感染力，并且和這種技術的進步一起，塑造了習慣以視覺方式來把握世界的當代文化的基本狀況?！雹偌o錄片作為一種依托視覺化媒介的藝術形式，在力求冷靜客觀的同時，也必然會基于視覺藝術所特有的感染力，圍繞某種特定傾向去形成相應的思想共同體，因此，紀錄片自誕生之日起，便承擔起了在反映社會焦點、揭露現實問題的基礎上來把握并建構某種社會關系或思想意識的重要職責。當下，盡管我國社會經濟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但仍然存在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現象，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些現實問題。醫療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并因其與人民生命健康的直接關聯，引發著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伴隨著醫療問題持續成為社會焦點甚至是痛點，取材于醫療衛生健康領域，即以疾病與病人、醫院與醫護、治療與藥物以及健康與生命等為主要內容的醫療紀錄片，也在時代的要求下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2014 年以來，涌現出《來吧，孩子》《寶貝你好》《生命緣》《急診室故事》《人間世》《生門》，以及《第一線》《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等一大批佳作，都以醫療救治為敘事背景，以醫患關系為敘事主線，反映當前我國醫療衛生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充實了醫療紀錄片的創作譜系。

不過與其他題材類型相比來看，醫療紀錄片中現象級的作品相對較少，究其根本，原因即在未能真正契合受眾對于醫療紀錄片的定位與期待。畢竟相對于高度專業化的醫學技術與醫療知識，更能打動受眾的還是易感的倫理話題，特別是由于醫療題材本身所包含的復雜的，甚至是悖論叢生的倫理元素，多側面深切考驗人性及其表現的多種現實與藝術空間，包括其從生理到心理乃至文化上均會造成某種“疼痛”的真實影像敘事等。因此，醫療紀錄片的立足點不應是科學主義的，而是人文主義的，其敘事邏輯也不應是科技敘事，而是倫理敘事。按劉小楓所指出的，理性倫理學關注的是道德的普遍情況，而“敘事倫理學不探究生命感覺的一般法則和人的生活應當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也不制造關于生命感覺的理則，而是講述個人經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②。這也就意味著，就醫療紀錄片這種特殊題材類型而言，其內含的對身體與生命現實存在的直接關注，便使其敘事倫理的表征較之其他敘事藝術更加充分。換言之，只有引發關于生命的強烈的倫理思考，才能滿足受眾對醫療紀錄片的期待，兌現這一特殊題材類型所蘊含的大眾接受潛質。

紀錄片敘事中倫理意識的強調，是希望可以尋繹到此類紀錄片美學建構上的某種底色和原則，因為在中國的美學觀念當中，對于作品的思想價值向來是高度重視的，“美善合一”的美學傳統正是這種觀念的重要體現，因此倫理敘事的美學建構是決定醫療紀錄片思想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鍵所在。正如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絕沒有倫理上保持中立的敘事”，即便不考慮醫療題材的特殊性，敘事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建構倫理體系的話語方式，“早在它的誕生之日，就開始參與對人類倫理感受活動的塑造、延續與改寫”。③而在我們對于敘事的分享中，“閱讀者的命運被敘事所決定，也被一種倫理所關懷。所以，真正的敘事，必然出示它對生命、生存的態度;而生命問題、生存問題，其實也是倫理問題”④。因此，在藝術的講述與傾聽的過程中，始終都伴隨著倫理感受的產生與變化，也就有著更加強烈的倫理意識要求，即通過敘事倫理的建構來深度思考生命意義，表現人文關懷。在這個意義上，紀錄片應當是一門“價值之學”，是一種建構倫理道德的敘事藝術，它并不是簡單地復現現實，而是要通過這種復現表達某種價值傾向，甚至可以說，沒有價值表達與倫理主題的紀錄片，其紀實性與藝術性都是非?？梢傻?。

目前關于醫療紀錄片的學術討論相對集中于藝術表現與敘事技法等方面，對更深層的倫理敘事的探討還較為有限。如視聽語言研究選取像《人間世》等具有代表性的醫療紀錄片作品，主要從拍攝手法、選題內容、切入點等方面入手，分析作品的特點與創新，進而總結醫療紀錄片的現實關懷與紀實表達⑤;敘事研究主要是從敘事的結構、視角以及功能等角度入手，還很少深入到敘事背后的文化心理層面⑥;跨學科的傳播及其效應研究等采用傳播學或社會學理論，強調紀錄片的“真實”作為媒介傳播的內容參與著國家政治話語的訴說，其呈現的“現實”是經過考量和建構的⑦。盡管也有關于敘事倫理的解讀，但或是“從倫理學的維度審視影像敘事，探究醫療紀錄片中講述者如何進行‘自我生命再現’，實現個人身份與社會關系的構建”，進而通過“社會倫理的建構”來“實現敘事倫理的建構與關懷”，邏輯與指歸均更多停留于敘事倫理的一般內涵與現實建構，并未深入到倫理敘事的美學建構⑧;或者是從醫療紀錄片的理性教育與道德引導出發，更多強調在“情”與“理”的交融中完成美好人性精神的深層傳達，即“在理性與平衡中把握作品的倫理關系”，現實的思想與情感的敘事倫理規范強調充分，但仍未明確這類創作中倫理敘事的美學原則⑨。因此，在醫療紀錄片必須解決一般共性的敘事倫理問題的同時，關于其倫理敘事的共性原則與美學規范等，也是必須思考清楚的核心問題之一。

二、“求真”與“求善”的雙重本質

敘事倫理與倫理敘事是一對相生相依、相輔相成的概念，有時甚至難以區分，所以也時?？梢跃推渫槐举|屬性來進行理解。就一般意義而言，基于紀錄片更偏重紀實敘事的邏輯，可以將其敘事倫理更多理解為“敘事過程、敘事技巧、敘事形式如何展現倫理意蘊以及文學敘事中倫理意識與敘事呈現之間、作者與讀者之間、作者與敘事人之間的倫理意識在敘事中的互動關系”⑩。但實際上，這種經由文本敘事行為所展現出的現實倫理意蘊及其所形成的倫理關系，其實也正是由基于現實倫理規范所形成的文本敘事行為建構起來的倫理敘事，二者所建構的是同樣的倫理與敘事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

就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越是處于高速發展期的社會結構中，越是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的現實矛盾，這一點在醫療衛生領域尤為突出。信息不對稱、資源分布不均衡、醫患溝通不暢等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醫患關系的緊張和沖突。由此，大眾傳媒下的醫療紀錄片創作，便試圖借用自己的話語權優勢，改善或者重構影像輸出的倫理敘事，進而修復醫患關系、化解醫療糾紛。這一努力中的社會擔當和良苦用心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過于強化某種理想化、正向化的素材選取及其溫情敘事，那么實際很難或者只能部分喚起觀眾的認可與共情，甚至越是正面的呈現，反倒越是容易引起質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過于理想化的醫療紀錄片對客觀現實進行選擇性記錄來完成的影像重構和主題敘事，其主觀化的倫理敘事本身就處于困境當中。

同時，基于國家“一元體制，二元運作”的媒介制度背景，尤其是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和融媒體技術的發展，媒體尤其是傳統媒體面臨著更大的經濟壓力，因此便導致了與上述理想化的醫療紀錄片截然相反的另一種片面性，即一部分醫療紀錄片放棄了對敘事倫理的自覺追求，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以“唯收視率”和“唯點擊量”取代了媒介教育與大眾引導，往往不能做到客觀冷靜地藝術化記錄真實，而是對拍攝對象進行過度的悲情渲染來傳播，將現實的醫療問題炒作成博人眼球的商業噱頭，甚至過度介入被訪者的生活，為迎合受眾的“窺私欲”與獵奇心理而展示本不該直接呈現的畫面與人事，給患者和家屬的精神與心理帶來“二次傷害”，也對整個醫療行業的社會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其中盡管有些醫療紀錄片仍然有著正能量的主題追求，但或是追求所謂的絕對紀實性，或是缺少必要的藝術概括力，或是暗含著晦暗消極的“隱形結構”，或是陷入一葉障目的偏激狹隘，客觀上甚至放大了醫療領域的負面現象和效應。

醫療衛生事業關系人民福祉，醫療紀錄片有責任和義務真實反映社會現實，促進醫療環境的不斷完善，這就要求創作者們既要有直面問題的勇氣，更要有尋求探究出路的智慧，而上述所謂“失實歌頌”或“片面暴露”的不足，實際就是來自醫療紀錄片創作中敘事倫理建構的缺陷，從更深層說即有著對紀錄片本質屬性的認知誤區。雖然我們常說紀錄片以真實為生命，“求真”是其本質屬性，但究竟何謂記錄意義上的真實? “盡管以記錄形式來忠實地鋪陳事實、展現‘真實感’的影視文本才可稱之為紀錄片，但真正決定紀錄片美學本質屬性的是記錄行為，而并非真實”?，更重要的是這種記錄行為存在于創作者的主觀審美中，其實現原理和目的都是為了完成對現實的某種干預和改善。正如美國哲學家H.G.布洛克(Gene Blocker)關于真實性與主觀性的觀點:“真實永遠不會是一般人理解的那個排除了人的主觀主義傾向的真實。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藝術家們推崇的真實一旦離開了人的主體性，就失去了意義?！?既然說不存在“純之又純”的“絕對真實”與“零度寫作”，任何敘事都具有其倫理傾向，那么預設什么樣的倫理傾向，則成為建構倫理敘事的重要議題。因此在倫理關系建構的意義上，紀錄片對于“真”的追求，事實上也是對“善”的追求，“求真”與“求善”作為紀錄片由表及里的目標，二者共同構成了紀錄片的本質屬性。

換言之，盡管絕對意義上的真實拒絕任何形式的建構，但在“求善”的意義上，紀錄片必然是包含著特定觀點與價值判斷的建構行為，其“求真”與“求善”的雙重本質決定了紀錄片既有“還原”一面，也有“建構”一面。具體到醫療紀錄片這種與倫理話題關系緊密的紀實藝術形式來說，其敘事倫理的建構只能從“求真”與“求善”的辯證統一出發，不以“真”為前提的“善”不具備說服力，不以“善”為底色的“真”不具備思想力與感染力，優秀的醫療紀錄片必然是“真”與“善”的有機融合。當前部分醫療紀錄片存在的問題，究其根本，便是未能從“求真”與“求善”的維度上思考醫療紀錄片的敘事倫理建構，有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求真”的本質，總是通過選擇性呈現的事件與塑造的人物，引導接受主體沉浸于高度理想化的擬態環境中，從而獲得想象性的安全感與心理慰藉，這實際是一種對紀錄片的真實屬性與倫理責任的消解;而部分網絡作品之所謂絕對真實，則是忽視了紀錄片的“求善”本質，沒有從向善的意義上去理解紀錄片的真實性，也未能基于“求善”與“求真”的統一去建構相應的敘事倫理，雖然其對部分醫療問題的揭露是必要且可貴的，但引導大眾正視問題、理解現實、樹立信心乃至正確面對病痛與生死等努力的缺失，也是對紀錄片美學本質的一種誤解。

三、尊重的姿態與立場

既然“求真”與“求善”是醫療紀錄片的雙重本質，那么其對“真”的建構便必然要以“善”為標準，而在這個問題上，就像“人的文學”在“五四”之際對傳統文學倫理的重構那樣，當前的醫療紀錄片也亟待從“人”的維度出發去建構新的倫理敘事原則。其所求之“善”，應該是人性化的善，醫療紀錄片也應是“人的紀錄片”，特別是醫療紀錄片以醫療機構、醫療工作者和病患為敘事主體，既要面對生命的脆弱性，又要面對醫學的無力感，因此其所體現的倫理關懷不僅是對病患及其家屬的照拂，還包括對醫者甚至是對整個醫療行業的理解，要理性地看待人性的弱點與科學的局限，基于此形成患者與醫者間的共同體心理以及互相的尊重。這種尊重既是一種進入的姿態，也是一種呈現的立場，總體上就是要求創作者必須始終堅守的一種對“人”的尊重意識，這既是醫療紀錄片“求善”屬性的重要指涉，也是建構醫療紀錄片倫理敘事的基本美學原則。

患者作為醫療活動最普遍的主體，也是各種危機與矛盾最直接的受體，但事實上，患者常會在有意或無意間成為部分醫療紀錄片的消費對象，與受眾處于“看”與“被看”的相互關系中，這顯然不是醫療紀錄片敘事倫理建構的應有之義，即鏡頭之于患者不應形成一種強權。因此醫療紀錄片應當采用尊重患者的姿態，并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對患者及其周邊在場者隱私的尊重，這也是對所有人生存與生命尊嚴的尊重。拍攝者與被攝對象不是工具性的利用關系，任何醫療紀錄片都沒有權力在未經患者許可的情況下將之作為拍攝對象，更不能“消費”患者的無助悲慘境遇，當紀實追求與人道關懷發生矛盾時，患者的隱私與生命尊嚴必須得到優先保障。

二是充分尊重患者的主體性，避免將患者“物化”。一方面要避免醫者因為每天接觸大量的病患，在高強度、滿負荷的工作模式下將患者“物化”為一個個“工作對象”的現象;另一方面也要規避在醫治過程中因為依賴大量呈現為物態的醫學技術與客觀數據而使醫者將患者視為被一系列的技術性、數據性話語所表述的“物化”客體，即不能讓技術邏輯壓倒了人本主義。正如當代著名社會醫學史學者羅伊·波特(Roy Porter)所指出的:“醫學有時似乎主要是由對發展它的技術能力感興趣的精英領導，而很少考慮它的目的和價值，甚至個體的痛苦?！?因此醫療紀錄片應當體現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必須強化患者作為人的本質與身份，尊重患者的主體性。

三是以獨立人格與醫療活動的平等原則，引導醫療機構和整個社會輿論形成正確的倫理意識。在醫療活動中的相互關系中，醫者是執行者，患者是接受者，患者不可避免地成為醫療活動中的被動方與弱勢群體，所以醫療活動中作為執行者的所有方案和實際處置，都必須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選擇和獨立人格，這是最基本的醫學倫理，當然也始終是醫療紀錄片運用藝術手段建構某種倫理敘事時必須遵循的原則。尤其在當代社會，醫療救治的意義已經不再局限于單純地緩解病痛、擺脫疾病，而是要“將醫生從技術的迷宮中拖回患者的主體生活，傾聽、記錄患者的疾痛故事，捕捉疾病中的心靈密碼與隱喻，在靈魂深處與患者相遇，真正理解患者，與患者締結情感與道德的共同體，乃至精神和價值的共同體，使醫學從技術主義的歧路上回到人的醫學的軌道上來”?。因此，從單純的“治身”發展到“治身”與“救心”并重，站在病患的角度給予他們身體與心靈的雙重關照，改善患者在醫療活動中的被動地位，讓患者在困境中感受到人道關懷，帶著尊嚴接受醫療救治，就是醫療活動本身以及醫療紀錄片所切實關注并深刻呈現的要義之一。

四是這種尊重還表現為對患者的非理性狀態的正視和理解。由于患者處于極度重壓之下，往往容易出現各種過激反應，但這都是人性在極端情況下無法克服的必然性弱點，因此即便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不能以一般性的社會公德和活動準則去要求和評判病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醫療紀錄片作為一種特殊的題材類型和主題表達，應更加以包容之心建構獨特的、尊重的倫理敘事，而其獨特性就在于這種尊重并不是簡單地回避，而是一種特殊的視角和選擇，是在“真”與“善”統一的藝術本質上來呈現出醫療紀錄片獨有的尊重的美學原則。

要強調的是，醫療活動本身是一種醫者與患者的互動，所以醫療紀錄片的倫理關懷同樣也要指向醫者，由此其尊重意識還應體現為對醫者的理解，以及對現代醫學局限性的清醒認識。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醫療紀錄片有責任、有義務將各類醫療亂象和問題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并協同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的輿論監督，推動醫療制度的改革與健全。換個角度來說，藝術的真諦往往并不是僅僅告訴我們世界是什么樣子的。而是在于還要告訴我們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的，這樣回到我們所謂“求善”的話題上來，醫療紀錄片便不僅僅是暴露問題，而是還要思考這些問題帶來的現實意義，以及通過思考所能達到的和諧醫患關系、完善醫療體系的目標高度，也就是從現實國情與現代醫學的局限性出發去理解醫療活動以及相關從業群體，在反映現實矛盾的同時，也呈現出對醫者群體的尊重，因為這種尊重正是建構和諧醫患關系的靈魂。

不過要注意的是，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對醫者是一種超然性的定位，要求醫者要超然于俗趣，以懸壺濟世為天職，正如千百年來被傳頌的“神醫”都是醫術與醫德的統一體，而醫術也被認為是一種“仁術”，換言之，長期以來定義與評價醫者的思維不是人性化的，而是神性化的。但事實上，類似于對患者非理性狀態的尊重，醫療紀錄片也需要“人性”地去尊重醫者，即不僅將醫生視作一種職業，還要把醫者首先當做“人”。因此醫療紀錄片的倫理構建在歌頌和鼓勵高尚醫德的同時，更應從職業的角度去理解醫務工作，從“人”的角度去理解醫者，醫療紀錄片固然是“仁”的紀錄片，但更應是“人的紀錄片”，在賦予醫者道德光環的同時，也要適當地為醫者解壓、降壓，為醫者構建一套新的定義方式與評價體系，進而在醫者與患者間形成一種更加體現人性意識的新型倫理關系。

四、克制的規程與敘事

如果說尊重的姿態與立場更多凸顯醫療紀錄片的“求善”本質，并且更多呈現出醫療紀錄片倫理敘事內在規范的話，那么其“求真”的本質則主要體現為克制的規程與敘事，即其在倫理敘事上的美學原則。眾所周知，任何紀錄片在努力還原客觀現實的同時，都無法徹底避免主觀表達的介入。因此，所謂紀實影像中的真實從來都不是對生活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創作者對客觀世界進行選擇、加工、制作后形成的一種“擬態真實”，只是“一個關于現實的神話”，是“表達層面的行為表象，是客觀現實的模擬形態”，所以“對于創作，它(真實性)只存在于創作者的良心之中”?。醫療紀錄片創作也一樣是一個選擇與加工的過程，對象的取舍與角度的選擇、畫面的設計與導向的規劃，乃至情感的多少與氛圍的營造，都直接被拍攝者所決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紀實影像本質上首先是一種屬于創作者的話語權力，然而同時紀錄片的紀實屬性又決定了創作者必須還原客觀、隱藏主觀，因此克制之于醫療紀錄片敘事來說，便成為一項基本的倫理要求，創作者只有通過克制自身的主觀表達和話語權力，最大限度地把自己“藏起來”，才能更加準確、全面地反映出真實的現實來。

就現實的意義而言，克制首先是一種在主觀上被制約的心理以及情感上的規程，即指人的心理和情感始終處于一種相對冷靜、克制的狀態。而在敘事的意義上，克制則不僅僅是一種客觀或冷靜，還是一種關于藝術呈現的距離與尺度的把握，即創作者要始終用理智和冷靜將情感和情緒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和尺度之內，既不能過于渲染某種情緒色彩使敘事主觀化，也不能完全喪失情感而讓敘事徹底機械化。在醫療紀錄片這里，它首先要求創作者必須與拍攝對象保持一種平等而又疏離的關系，被記錄的人物與事件對于創作者來說都是“陌生”的，創作者盡量規避先入為主的態度和選擇，也無權將主觀情感和個人意志強加于其中。就像《人間世》的成功經驗那樣，主創團隊沒有預設的劇本或是提綱，而是通過長時間地觀察、堅守、體驗、思考去了解情況，以一種“沉下去”的狀態扮演“謙卑的在場者”，只做一個記錄者、觀察者，而不是一個控制者，避免了因過多的人為干預以及過分渲染主題而破壞了創作者與受眾之間的倫理默契。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醫療紀錄片的創作者在面對處于極度困境中的生命時，往往會下意識地采用批評性的視角去表現一系列事實上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及無法調和的悖論，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某種意義上會提升作品的人文深度，弊端則是失去了必要的客觀性，讓作品的性質更近似于故事片的表現，而不是紀錄片的再現。實際上，紀錄片拍攝作為一種創作活動，其創作過程中始終都存在一種“攝”與“被攝”的狀態，甚至終極意義上的“看”與“被看”的身份落差，創作者擁有記錄他人的能力和權力，而其對象則只能處于被記錄的失勢與失語，這種記錄有可能是真實的，但也可能有著出于特定動機的主觀闡釋，而此時的被攝者便淪為這種闡釋的注腳。因此，真正的人文關懷并不是強調自身的闡釋能力和權力，而是始終注重包括被攝者在內的所有人自身的價值，其創作的一切價值和權力的根源都是來自對人自身價值的尊重，因此創作者對于自身的、自我的闡釋權力和欲望的克制，便成為醫療紀錄片真正實現其人文關懷的根本保障。

事實上，克制創作者的主觀意志和敘事想象并不意味著醫療紀錄片一定會失去共情力與感染力，有時候這種“無聲勝有聲”的特殊張力結構，甚至有可能反倒增加了其作品的藝術性和深刻性，特別是醫療作為一個社會性的話題，本身就有很強的共情力。例如《人間世》的《籠中鳥》一集中，創作者便是以十分克制的態度和敘事，不動聲色但飽含深情地為我們講述了一段極具共情力的精神病人的故事。其鏡頭的記錄始終以冷靜客觀的觀察者姿態聚焦于一群精神病人，近乎平淡地記錄并揭示他們身處醫院中無法被社會所接納的境遇，既沒有激烈的批判意識，也沒有慘烈的救治場景，甚至沒有任何顯在的價值判斷，只是靜靜地挖掘著患者內心深處的委屈與孤寂，于無聲處引發著受眾對精神病患者群體的理解與同情。同時，敘事的克制不僅是對創作者主觀意志的約束，同樣也包括對客觀現實的選擇與遮蔽。醫療紀錄片的特殊性在于該題材往往涉及到病患隱私、病情知曉、生命尊嚴以及二次傷害等諸多媒介倫理問題，創作者的記錄鏡頭一旦進入醫院、患者的生活中，就意味著其所謂的真實影像會直接觸碰和沖擊著道德與人倫底線。因此，如何呈現醫療場景? 如何看待醫患關系? 如何展示患者苦難? 這些都是在“求善”的前提下，如何形成有節、有度、有理乃至有禮的“求真”問題，因此，醫療紀錄片在面對現實素材時的克制，就是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從“善”的角度出發，“真”的紀實仍然不可以凌駕于人性與倫理之上，應當甚至必須對素材進行一定的取舍與規避。

最后要強調的是，一方面，紀錄片不同于故事片，故事片之于受眾是一種已知的假定性，而紀錄片則類似于新聞報道，具有先驗的真實性;但另一方面，紀錄片的真實性又是非?！翱梢伞钡?，“如果說紀錄片追求一種真實的境界，那么，真實并不是指客觀現實的真實，而是創作者主觀感受的真實，因為紀錄片實際上是對生活的一種轉譯，是創作者把他對生活的讀解告訴觀眾”?。這種“轉譯”而成的真實讓紀錄片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它可以在“真實”的表象下進行“隱蔽”的建構，令受眾下意識地“信以為真”，由此，紀錄片所內化的敘事張力與價值判斷較之其他的敘事藝術，能夠更加自然地涵化為受眾對相關領域的認知與態度。也正是由于這種不被受眾所知的建構性的存在，紀錄片的敘事倫理便成為一個值得倍加重視的學術命題，特別是醫療紀錄片取材于集中凸顯人性本質與社會矛盾的醫療領域，其倫理規范的建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提醒并要求我們站在價值引領與現實影響的角度上建構醫療紀錄片的倫理敘事，實現“真”與“善”的統一，創作出真正有深度、有價值、有影響的精品力作。

注釋:

① 李鴻祥:《視覺文化研究:當代視覺文化與中國傳統審美文化》，東方出版中心2005 年版，第53 頁。

②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敘事倫理理論與實踐》，華夏出版社2004 年版，第7 頁。

③ Paul Ricoeur.Soi-même Comme Un Autre.Paris:Seuil.1990.p.139.

④ 謝有順:《重構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文藝爭鳴》，2013 年第2 期，第96、98 頁。

⑤ 蔣寧平、岳樂:《從〈人世間〉看醫療題材紀錄片的現實關懷與紀實表達》，《當代電視》，2017 年第4 期，第46-47 頁。

⑥ 燕道成、陳思妤:《融合敘事與價值引領——醫療題材紀錄片的敘事藝術》，《中國電視》，2020 年第8 期，第14-18 頁。

⑦ 牛光夏、夏侯姿維:《中國醫療現實的影像重構與傳受機制——以〈中國醫生〉等紀錄片為例》，《中國文藝評論》，2021 年第2 期，第85-92 頁。

⑧ 龐慧敏:《醫療紀錄片的敘事倫理構建》，《倫理學研究》，2019 年第3 期，第127-133 頁。

⑨ 魏擁軍、姜楠:《理性與平衡:醫療題材紀錄片創作的倫理關系把握》，《現代傳播》，2023 年第5 期，第117-123 頁。

⑩ 伍茂國:《現代性語境中的文學敘事倫理學》，《北方論叢》，2011 年第3 期，第45 頁。

? 張文東:《記錄·敘事·隱喻:紀錄片美學的三個關鍵詞》，《現代傳播》，2021 年第5 期，第108 頁。

? ［美］H.G.布洛克:《現代藝術哲學》，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0 頁。

? ［美］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張大慶、李志平、劉學禮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12 頁。

? 于夢非:《敘事醫學:在靈魂深處與病人相遇》，《健康報》，2019 年12 月13 日，第5 版。

? 鐘大年:《再論紀實不是真實》，《現代傳播》，1995 年第2 期，第27-28 頁。

? 呂新雨:《人類生存之鏡——論紀錄片的本體理論與美學風格》，《現代傳播》，1996 年第1 期，第2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