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眼中的戰時中國科技力量

摘? 要? 李約瑟戰時來華期間全面考察了中國的科技力量，顯示出他從更廣闊的視角理解現代科學事業。他不僅關注純粹科學，更關注科學在經濟和國防建設方面的應用，并提供了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通過與中國學者合作，他對中國古代科學文明的探訪和理解不斷深入。而他在中國開展國際科學合作的經驗，直接促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奠定了戰后科技外交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關鍵詞? 李約瑟? 抗戰? 中英科學合作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收稿日期：2023-08-01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劉曉，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技術史系教授。Email：liuxiao@ucas.ac.cn。

本文在2023年8月1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中國現代科技史”研討會上報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中英兩大主要盟國的關系升溫，進入了合作的新階段。受英國文化委員會派遣，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生化學家李約瑟不遠萬里來華，為當時艱苦卓絕的中國科學教育事業提供了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他戰時來華“雪中送炭”的三年（1943年2月—1946年3月）不僅是他人生經歷的轉折，也為中英兩國關系搭建了橋梁。李約瑟很早就認識到他戰時來華期間所見所記內容的重要性，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文章和照片，讓英、美等世界其他國家了解中國科學界的情況，促進科學的國際合作；同時他也希望讓中國朋友知道，“我怎樣敘述和贊美他們這種克服戰爭與流亡的種種困難的努力”［1］。

1944年冬，李約瑟返回英國述職期間，為英國讀者編寫了一本圖文并茂的《中國之科學》（Chinese Science），他在前言中寫道：

你將看到中國新舊科學的典型對照。你將看到中國科學家以何等的才智和精力解決迫在眉睫的困難，有效支援了盟軍的作戰。戰爭一旦結束，中國的科學一定能成長為一支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世界都舉足輕重的力量（a force of major significance）。英國公眾特別是英國科學家有必要知道，即便是現在，哪怕困難重重，在滿目瘡痍的中國，這支力量也煥發出磅礴的生機。［2］

李約瑟關注的戰時中國科學的力量，既包括科研機構和大學，政府設立的研究部門，更包括直接服務于抗戰的實用科研組織資源委員會和兵工署，以及防疫和醫學機構。這些機構和組織大多經歷了內遷，重新布局，并扎根大后方，除了堅持教學和科研之外，還以頑強的毅力服務于抗戰和生產。隨著李約瑟訪問行程的明晰，他心目中的科學形象也顯露出輪廓：它不僅包括教育科研機構的科學家和實驗室，而且存在于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戰時科學的動員與貢獻、國際援助與合作的通道機制等，他甚至深入東南和西南前線了解戰局發展，參觀兵工廠與戰地醫院，現場目睹戰爭造成的破壞。

戈登·巴雷特（Gordon Barrett）曾參與李約瑟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他在《描繪中國科學：李約瑟科學外交中的戰時照片》［3］一文中闡述了李約瑟戰時外交活動中這批照片的價值。近年國外對李約瑟的戰后國際科學合作貢獻研究較多，《十字路口的李約瑟：戰時中國的歷史、政治和國際科學（1942—1946）》［4］揭示了他這段經歷與他來華前后思想的連貫性?！东@得一席之地：聯合國體系中的科學》［5］講述了李約瑟推動教科文組織設立科學部并主持的經歷。王曉與莫弗特合著的《大器晚成——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故事》［6］，從出版專業的角度講述了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歷程。以上這些研究提供了我們研究李約瑟和抗戰科技史的新穎視角。

一? 李約瑟對我國戰時科技力量情報的調查

李約瑟戰時受命來華的首要任務，是了解處于封鎖和艱苦條件下的中國科學事業，并提供急需的物質和道義上的幫助；一方面是為了恢復純粹科學的國際交流，一方面也在于提升與抗戰有關的應用科學研究。盡管他心儀中國古代科技史，但并沒有找地方潛心于自己的研究，因為他感到“道義和物質援助的需要太迫切了，不允許這樣做”［7］。于是，他以戰時首都重慶為中心，先后作六次長途旅行，基本涵蓋了當時中國的主要學術教育中心和重要科研機構。如果今天的科學史家想派遣一名情報人員回到戰時，觀察中國的科學狀況，恐怕很難找到比李約瑟更合適的人選。無論是他會見科學家的名單，還是訪問理科實驗室、兵工廠、礦山等地，都區別于長期流行的專注人文領域學者和思想的民國學術史取向。

作為英國外交部和文化委員會選定的赴華代表，李約瑟負有文化（科技）宣傳和調查情報的任務。1946年2月，李約瑟離華前夕，系統總結了幾年來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的工作。首先便是建立官方的聯系，中英科學合作館發揮了兩國科學技術交流的橋梁作用。英國方面，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中英科學合作館與英國生產部、供應部等建立了聯系，后者還專門設立中國辦公室。中國方面，中英合作館與教育部、經濟部、兵工署、軍醫署，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機關都建立了正式聯系和私人友誼。而要全面了解實際情況，就必須深入實地探訪。乘坐一輛卡車，李約瑟和同事們用三年的時間，奔波10個省份，完成了25000公里的公路行程，共計訪問了296個機構（不計東部之旅）。

歷次旅行的時機和意圖顯然都經過周密的設計。如東南之行就在湘桂戰役進行期間，許多機構被迫再度內遷；而西南之行正值中國內地軍隊和遠征軍反攻滇緬之際?？箲鸾Y束時的北方之行，李約瑟不無接觸延安方面之意，東方之行則看到復員初期的上海、北平和南京，反映了他對中國戰后命運的思考。當然，這些旅行也就較少考慮季節的影響，如西南之行已近冬季，歸途中多人感冒病倒，而北方之行適逢四川雨季，卡車被淹，困守綿陽數天。

李約瑟認識到科學在中國的抗戰和建設中的關鍵作用，而且主張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并重，因此他能夠突破機構和行業的界限，較為全面深入地考察涉及科學的方方面面。其中即包括李約瑟為見到的每個科學家“登記造冊”，用卡片記錄下中英文名字和關鍵信息。英國文化委員會科學部下設一般科學、工程、醫藥、農業，這些領域均在李約瑟收集情報的范圍之內。

（1） 交通基礎建設。交通是作戰和經濟活動的生命線，不僅反映出相關的工程、機械等技術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各類機構的戰時布局。李約瑟親自乘坐卡車出行，途經交通干道，并在有鐵路的區域盡量選擇乘坐鐵路，無疑有考察交通基礎建設的意圖。如西北之行日記的封皮背面，即寫有“甘肅路紀念”“公事路行”等字樣，每篇旅行報告的開頭便詳細列出里程和路況。西北之行，李約瑟對川陜甘公路有了深刻的理解；東南之行，則乘坐黔桂鐵路和湘桂鐵路，還不惜冒險穿越衡陽鐵路橋；西南之行，則沿著滇緬公路西行至保山；北方之行，緊密圍繞隴海鐵路，還對正在施工的寶天鐵路充滿興趣。李約瑟記錄下公路管理部門、鐵路機車部門的工作和面臨的困難，對相關的工程師院校格外留意。

（2） 基礎科學?；A科學代表國家科學研究的實力，且與教育緊密相關，但在戰時顛沛流離和與世隔絕的條件下，基礎科學的生存狀況最不容樂觀。李約瑟來華初期，首先探訪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國立科研機構，以及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和重慶、成都的高校。每到一處，他都要參觀圖書館和實驗室，了解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李約瑟了解到許多科學家轉向了應用研究，但仍有不少科學家依舊堅持，希望基礎科學的傳統不致中斷。他提供的科學儀器和圖書資料，也主要是面向這些機構。

（3） 重工業。重工業是現代國防力量的基礎，李約瑟以盟國外交人員的身份，通過兵工署和資源委員會，探訪了大量的兵工廠和廠礦企業。李約瑟對甘肅的油田、江西大庾的鎢礦、廣西八步的錫礦，以及各類化工廠、機器廠、電子廠等均有詳細的記述，西南之行更是進入多家兵工廠。這些兵工廠和企業的負責人大多是具有留學背景的科學家，與李約瑟能夠進行深入的交流。雖然出于保密原因，這些訪問一般沒有留下照片，但相關情報均以秘密報告的形式遞交英方。

（4） 輕工業。輕工業關乎民生經濟，也是持久抗戰的保障。李約瑟考察的輕工業主要是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為代表的組織，在四川之行的成都、西北之行的雙石鋪和蘭州、東南之行的贛縣、北方之行的寶雞，李約瑟都會見了組織的負責人，詳細了解具體的合作社狀況，甚至幫助培黎學校尋覓新址。工合組織受到政府的壓制，以及抗戰勝利后，嚴重通貨膨脹和戰時經濟解體讓許多合作社面臨經營困難和布局調整，這些都引起了李約瑟的注意。

（5） 醫藥系統?，F代醫療體系的建立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除了留意高校的醫學院系，李約瑟通過與衛生署以及軍政部軍醫署的聯系，參觀了中央防疫處、中央衛生實驗院、西北防疫處等。尤其西南之行，李約瑟不僅到訪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中央軍醫學校、昆明血庫，還深入前線察看遠征軍的野戰醫院。

（6） 農業科研機構。以中央農業試驗所為代表，中國設有各級的農業試驗站，如李約瑟東南之行參觀福建省農學院和農事試驗場、廣西農事試驗場；北方之行參觀秦嶺林業管理處、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西北農學院等。水利設施方面，李約瑟參觀了都江堰，成都的中央水工實驗室、武功水工試驗所，以及黃河流域水利工程?？茖W校等。

二? 李約瑟和科學合作館的主要工作和貢獻

李約瑟在合作館的年度報告中，曾有過系統總結。首先最為直觀的，是提供急需的科學物資。這些物資包括科技圖書、期刊、縮微膠卷和科學儀器。許多散布到窮鄉僻壤的大學和機構，幾乎丟失了全部的藏書，李約瑟贈送的6775冊圖書無異于雪中送炭。1944年，一位記者曾這樣描寫工作中的李約瑟：“記者往訪時，渠方忙于檢查外文書籍，手執毛筆，以中文親書收件人姓名地址，書法雖非銀鉤鐵劃，以一來華猶未經年之英人而克臻此，殊使中國訪客為之訝異。蓋書畫事乃躬親理之，其服務精神令人感佩?！保?］因運輸困難，167種英國科技、醫學雜志以縮微膠卷的形式輸送到中國，這些膠卷被分發到100個配備閱讀器的中心。而在空中運輸航線建立后，合作館可以定期收到188種雜志，這些雜志由專人分發給各個科研機構。

大后方的實驗室普遍極為缺乏儀器和化學試劑，科學合作館為他們提供緊急科學器材供應服務，收到并辦理了333份訂單，對于維持科研活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合作館還放映一些英國的科學電影（如有關青霉素和麻醉劑），發表廣播講話等。

第二，是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科研工作狀況，以及推薦科研成果在西方發表，輸出中國的科學文獻。李約瑟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系列文章，介紹每次旅行看到的不同地區的科學技術概況，中華自然科學社的《科學通訊》，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集刊，都被送到英國和美國散發或轉載。最有意義的一項工作是直接推薦研究論文向國外著名刊物投稿?？朔胀ㄠ]寄的困難，合作館向西方輸送了139篇手稿，接受率達到86%。當然，合作館也為英國圖書館購買了所需的中文圖書，李約瑟本人則搜尋到大量的古籍，包括一部《道藏》。

第三是向中國的科學技術機構提供咨詢。李約瑟不僅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通信研究員，還擔任了教育部和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的顧問，軍醫署的咨詢專員。薩恩德被任命為中央大學的客座教授和衛生署的顧問，畢鏗擔任貴州陸軍軍醫學校的客座教授。在重慶，李約瑟、李大斐、畢鏗和薩恩德等人至少做過100次演講，而在旅行途中，他們共計做過123次科學講座。

最后，許多中國學者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提供的訪問教授和訪問研究員名額，得以前往英國進修和工作。這些對我國恢復對外科技交流，培養人才起了關鍵的作用。

三? 對中國古代科學文明的追尋

在每次旅行中，李約瑟還注意搜購古籍，探訪傳統中國的科學印跡，常常觸碰到中國文化的深層內容。如西北之行在敦煌對佛教的參悟，東南之行對朱熹的留意，北方之行更有對道教圣地的探訪和對道教典籍的討論。

李約瑟首先對中國歷史和科學思想格外留意，《中國科學技術史》前兩卷隨處可見他此時發現的資料。如在歷史概述中引用敦煌的壁畫，1943年的西北之行因卡車故障在那里滯留長達一月。他把朱熹譽為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綜合思想家，相當于西方的阿奎那和斯賓塞，因1944年東南之行在福建建陽訪問時，看到麻沙鎮一座牌樓上書“南閩闕里”，朱熹流放于此，印行自己的著作（這里也成為古代的出版中心）。1945年的中秋節，北方之行途經留壩縣的著名道觀留侯祠（張良廟），他與道長討論道教：“我懷著感激的心情回憶那一次和馬含真住持（鶴真監院）所作有價值的交談。我至今仍保存著在筆記本上抄下的那一座廟宇中‘月白風清、高士煉丹的題詞?！甭愤^成都時，他與華西大學郭本道教授談論道家哲學，曹天欽回憶中寫道：“我更不會忘記在成都華西壩的鐘樓上，李約瑟一連三天躲起來，同郭本道教授討論道家的內丹?！保?］

戰爭阻礙了中國科學家的科研工作，反過來也激發了他們從中國古代文獻中挖掘科學成就的熱情。1943年李約瑟剛到昆明，訪問北平研究院時得知錢臨照在《墨經》中發現了不少和現代科學知識相通的記載，李約瑟在SCC致謝中第一個感謝的科學家便是他：“錢臨照博士對《墨經》（公元前4世紀）中的物理學原理所作的闡釋使我驚嘆不已?！苯酉聛淼乃拇ㄖ?，李約瑟來到李莊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天晚上，談話話題轉向了中國火藥的歷史，于是傅斯年親手為我們從1044年的《武經總要》中，抄錄出了有關火藥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10］。1944年的西南之行訪問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李約瑟在文廟大殿演講“中西科學史之比較”，引發了熱烈的思考，竺可楨、鄭曉滄、胡明復、錢寶琮等均發表意見，正是這些思考和討論，讓李約瑟于次日下午列出了SCC大書的明確計劃。

李約瑟1946年離開中國前到訪北平，更是集中拜訪多位科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為中國科技史研究搜尋資料。閉門閑居的李喬蘋已經完成了《中國化學史》一書的增訂和英譯，李約瑟見到該書如獲至寶，提議將書名改為《中國古代之化學工藝》（The Chemical Arts of Old China），在英國出版，并提出代為介紹出版家，該書為他寫作《化學卷》提供了許多素材和方便。李約瑟接觸到中國學者所做的這些前期工作，無疑讓他認識到，他要播種的地方不是荒原，而是沃土?！霸谡麄€這段工作期間，我有機會遇到他們中的許多人。有些人當然對他們自己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史和醫學史感興趣，所以，我能得到無可比擬的指導?！保?1］此后李約瑟每過幾年就會到訪一次中國，與中國科學史界的同仁進行學術交流，源源不斷地獲取考古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以豐富完善自己的著作。

正如后來的李約瑟研究所繼任所長何丙郁先生講：“我們不可誤認李老為中國科技史的先驅者。本世紀（20世紀）20、30年代，一些中國老前輩在這方面已有相當的貢獻。例如，數學史有李儼和錢寶琮……”但是，這一切的研究成果，并沒有喚起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科技史的注意。相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博得高度的評價?！爸袊萍际芬蚨_始獲得世界學術界的公認。這才是李老對學術和中國人民的大貢獻?！保?2］

四? 國際科學合作事業的開創

從20世紀開始，科學越來越成為一項國際化的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各類國際科學聯合會紛紛成立，1931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ICSU）。它依靠科學界的自發力量進行組織，因此二戰期間，由于各國科學家研究工作的轉向，以及跨國交流的不便，許多國際科學聯合會實際停止了活動。而在政府支持下，英美、英法等國建立了科學交流的機制，1941年英國科學促進會召開的“科學與社會秩序”會議，倡導組織反法西斯國家的科學聯盟。同時，英國文化委員會組建科學委員會，進而設立科學部，負責向其他國家推薦科學書籍和期刊，派遣科學家海外講學，介紹英國科學進展，成立辦公室與蘇聯和中國進行科學交換。李約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就是適應新的形勢，不斷摸索創新，成為戰時國際科學合作的典范。李約瑟不無自豪地表示：“此次大戰最主要的產物卻是完全另外一種國際科學上有組織的聯絡，這就是所謂的科學合作館?！保?3］

早在赴華前夕，李約瑟訪美時便有在聯合國框架下開展國際科學合作的想法。來華伊始，李約瑟在昆明做的第一場學術報告便是《戰爭與和平時期的國際科學合作》，并在許多機會反復重申。李約瑟設想，在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下面成立一個科學合作組織，“將作為一種工具，把一切必要的信息從西方輸送到東方，建立和維持一切必要的科學和技術聯系”。

李約瑟對國際科學聯系的長期關注，在中國的特殊經歷加深了他的觀點。他開始越來越重視科學、教育和文化的相互關聯。隨著思想和經歷的增長，他將想法寫成一系列的關于國際科學合作的備忘錄。

第一個備忘錄完成于1944年7月東南之行結束后，但注明起草于1944年春。4月10日他曾在遵義的浙江大學演講《和平和戰爭中的國際科學合作》，經過一年多來的實踐，李約瑟無疑更加確信“戰后必須達到一種更高層次的國際科學合作”?！拔覀兌鄶等讼Ｍ吹降氖且环N國際科學合作機構，各國的代表要具有外交官的地位（或是相當于從前國聯官員的任何地位），并在通信及運輸方面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便利，但他們必須從雙方政府及大學實驗室選拔，以避免商業方面的干擾。這種國際機構的中間目的，是把最先進的應用科學和理論科學從高度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介紹到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東方國家?！?/p>

李約瑟接著介紹了中英科學合作館的經驗，明確提出，國際科學合作機構若要成功，主要應當在聯合國同意于戰后設立的世界機構之下獲得保障?！昂翢o疑問，盟國中的‘四強將會發揮核心作用?！弊詈蠼o出了具體的建議：應當由聯合國設立，職能是促進全面科學合作和收集情報，在所有國家或地區設常駐代表團，應當有永久性的總部。

1944年12月，李約瑟返回英國述職期間，撰寫了第二個備忘錄《戰后國際科學合作組織的一些措施》，繼續呼吁建立國際科學合作機構（ISCS），它應當兼具和平和戰時科學合作組織的優點：“科學世界在和平時期自發地形成的組織形式，以及戰爭壓力下許多國家采取的組織方式，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是從根本上嘗試著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p>

1945年初，李約瑟到達華盛頓，了解到美國國務院顧問葛孚發博士（Grayson N. Kefauver）曾寫過一本備忘錄，闡述擬議中的聯合國教育文化組織的工作。該組織源于二戰期間在倫敦召開的盟國教育部長會議，最初的計劃是設立一個專為教育文化的機制（UNECO），但是許多國家的科學家都主張應將科學包含進來，否則戰后的重建工作就無法進行。李約瑟得知后立即致信英國科學促進會“社會與國際聯系”分會主席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Sir Richard Gregory），建議利用UNECO實現國際科學合作機構的功能，認為只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即可：名稱中加入“科學”；將應用科學和純科學一起寫入組織章程。并修改具體條款加入科學的內容。格雷戈里爵士立即與參會的英國代表團聯系，準備在4月的教育部長會議上通過，雖沒有完全實現目標，但推動了一些具體條款的修改。

在這種情況下，1945年3月，李約瑟起草了第三份備忘錄《科學以及國際科學合作在戰后世界組織中之地位》［14］。李約瑟針對葛孚發博士關于UNECO的24條目標，提出了融合ISCS功能的13條修改。該備忘錄在紐約和倫敦被廣為散發，得到了同盟國教育部長會議科學委員會的全盤接受。羅忠恕、郭有守及成都教會五校的教授也向舊金山會議致函，支持成立科學國際合作組織。然而，美國方面還是希望成立一個純粹的教育組織，而多數美國科學家則希望一個單獨的國際科學組織。

1945年6月，李約瑟前往蘇聯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220周年會議，他隨身攜帶了多本備忘錄，向各國代表團散發。1945年11月，UNECO籌備會議將在倫敦召開，為響應此次會議，朱利安·赫胥黎、柯如澤、貝爾納和李約瑟一起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闡述科學的國際合作，李約瑟的文章即重申了備忘錄的內容。

而隨著原子彈的爆炸，科學在人類事務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各方對科學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會議期間，旅英科學家協會通過盟國教育部長會議最先提出了UNESCO的方案，最終美國代表團同意了這個修正案，并得到其他代表團的支持。11月6日會議最終決定，新的組織名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6年2月，“科學在UNESCO中的地位”會議召開，朱利安·赫胥黎擔任主席。開幕式上，他提到自己受命擔任UNESCO籌備委員會秘書。而在旅英科學家學會討論中，赫胥黎提出UNESCO的五方面工作，其中第三條，就是貫徹李約瑟在備忘錄中的提案：在地球這塊面包上均勻地涂抹科學的黃油，并在全世界推廣他在中國的工作。他給李約瑟寫信，邀請他出任教科文組織的總干事助理，負責自然科學部（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的工作。

因此，李約瑟不得不結束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工作，返回倫敦，此后為聯合國服務。李約瑟邀請了包括魯桂珍在內的一批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共同組建該部門。不久教科文組織遷到巴黎，11月19日，第1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在巴黎大學開幕，中國的李書華、竺可楨、趙元任、汪德昭、錢三強等21人參加。李約瑟開始推廣他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模式，會上決議設立多處科學合作館，并命秘書處“自距離科學工業中心遼遠地域為始，于1947年先成立四處，即東亞（中國）、南亞（印度）、中東及拉丁美洲四區”（［13］，頁23）。

然而，李約瑟的左派背景，以及與蘇聯和中國的特殊聯系，引起了美國人的懷疑，杜魯門政府以“共黨滲透”為名，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8年4月，李約瑟決定辭職，帶走一張同事簽名的橡木辦公桌回到劍橋。

五? 結語

李約瑟從中國返回英國不久，便將戰時發表于英國雜志的介紹各地科學狀況的文章、中英科學合作館的年度報告、部分日記、信件等結集為《科學前哨》（Science Outpost）。他解釋說：“我們大家，英國科學家和中國科學家一起，在中國西部構成了一個前哨?！保?5］李約瑟的中國經驗，為他領導教科文的科學部提供了依據。

魯桂珍說：“李約瑟的一生可以明顯地分成兩個半生，但是要確定轉變的準確時間，并不容易。最現成的界線可以劃在1948年，那是李約瑟在中國工作了三年多，又在巴黎任了兩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首任總干事助理之后，回到劍橋那一年?！保?6］從此，李約瑟以非凡的使命感，開啟了新的生命篇章。就在那張書桌上，李約瑟開始寫作一部醞釀已久的巨著。1948年5月18日，李約瑟向劍橋大學出版社寄出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選題建議。

李約瑟是中國戰時科學的調查者和援助者，是國際未來科學的構想者和擘畫者，也是傳統科學的發現者和解說者。雖身份迥異，宗旨卻始終如一，那就是魯桂珍所說的，“從1937年起，他要解決的明顯課題，就是如何溝通東方與西方、中國與歐洲”?？茖W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以這種有趣的方式交匯于一身。中國現代科技史上的李約瑟，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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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Needhams Perspective on Chinas Wartim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LIU Xiao

Abstract： During his wartime visit to China， Joseph Needham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showcasing his broad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scientific endeavor. He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pure science but also emphasized its application in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fense construction. Both aspects of science received valuable material and moral support from him.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scholars and fieldwork， he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dditionally， his experience in 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UNESCO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postwar scientific diplomacy.

Keywords： Joseph Needham， World Anti-Fascist War，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UN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