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語音史研究框架的轉型

劉曉南

（復旦大學 古籍所，上海 200433）

漢語語音史幾乎是伴隨著上古音研究而開始的。隨著上古音研究的成長，在經過了宋元明清諸代漫長的醞釀之后，語音史從上古歷經中古、近代以達現代的研究框架終于在20 世紀初成型，隨之而來的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的縱向研究全面展開。但隨著時間的推進，研究的步步深入，語音史各個時代的研究在不斷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經常遭遇到來自歷史上的共時層面復雜語音現象的挑戰。這些新的挑戰，一次又一次地提示我們是否應當對不同時代平面上豐富多彩的語音現象作出多視角的考察，把歷史語音的空間差異納入研究框架之中來？毫不夸張地說，時至今日，形形色色的挑戰天長日久積累起來的能量已經將語音史推向了一個十字路口，是沿襲已有的依時間線索單向推進的路徑繼續前行，還是迅速調整，引入空間維度以促使語音史框架作出歷史性轉型，已經成為語音史學科進一步發展的一道繞不過的必答題。有鑒于此，我們將簡要地回顧語音史學科的萌生與百來年的發展進程，展望發展的方向，嘗試給出我們的答案。

一、語音發展觀和語音史

音韻學研究古漢語語音，就是要在語音發展觀的指導下，對不同歷史時代的語音狀況及其發展變化作出詳實的考證和科學的論述，以建構語音史的框架與體系。通常思想是行動的指導，但語音史的研究卻先有行動，后有思想。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語音發展觀的形成有一個從偶然涉及古音進而到有意識地揭示古音的漫長探索過程，隨著古音材料逾益豐富，對古音的了解愈益深入，有關語音古今變化的思想越來越清晰，語音史才逐漸得以成型。

（一）漢唐人偶說古音

（二）宋人的古音研究實踐

（三）古今音變思想與語音史

1.宋人的古今音變思想萌芽

在語言學史上，葉音是宋儒研究古音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人物是吳棫、朱熹。自明末以來，對宋儒“葉音”開展了廣泛的批評，可以說充分地批判了其消極的一面，但對其積極的一面關注不夠。我們認為，“葉音”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萌生了宋儒的“古今音變”思想。

以今所見，最早顯現“古今音變”思想的是吳棫。吳棫早期的古音學著作《毛詩補音》里其實就有了比較清晰的古今音變思想。因《毛詩補音》已佚，故而后世學者僅據其《韻補》來論其古音學?？吹剿娜∽C古今雜糅，字無定音，故而不為采信。如麻韻所收的一組從“叚”得聲的字，《韻補》上平聲九魚洪孤切小韻收“霞瑕鰕騢豭”、下平聲七歌寒歌切小韻收“霞瑕蝦遐”，一會兒入魚部，一會兒入歌部，給人大道多歧之感，頗有疑惑。但在《毛詩補音》中，“瑕”等字的論說就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說精采：

這段話中的點睛之筆就是：“秦晉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之后讀為胡加切?！笨吹竭@段話，才明白《韻補》為什么要將這批字一會收入歌部，一會收入魚部。原來他是要說，這些字在秦晉時歸于魚部，并引述先秦兩漢的例據證之，到魏晉之間轉歸歌部，同時引魏晉時的例據證之，時代之音與例證若合符契。試將吳氏此意，以音標圖示如下：

“訟”是個多音字，有平、去二讀，《廣韻》鐘韻“祥容切”、用韻“似用切”。宋代常用去聲一讀，而《詩經》該段韻文從聲律上看，當取平聲一讀入韻方可和諧，朱子在“訟”字的平去二讀之中選定非常用音平聲一讀入韻，故注為葉音。然而為了注釋從簡，朱熹在《詩集傳》《楚辭集注》中一般都不給出自己葉音的根據，后人難以理解，甚至以為臆說。

陳第與焦竑等人批評葉音的正面意義，并不是反對前人提出的古音說，究其實只是反對葉音表現出來的紛歧繁蕪，以及由此引出的主觀臆斷。強烈的懷疑，使他們全盤否認了“葉音”的音注，進而確認了不但古代字有本音，而且字音隨時而變的觀點。陳第的名言“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將“古今音變”升華為一種勢所必然的歷史規律。學術思想的升華，引領并促成了他超邁前輩的學術成就。

3.語音史框架形成

陳第既然認識了古代字自有本音，就從《詩經》等先秦韻文考古音，作《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對先秦韻文中許多韻腳字的古音作了考定。用充足的證據證明了古音是確定的，力糾“葉音”一字多葉的偏差，其中已經隱含了古音系統不同于今音的意涵。清初音韻學家顧炎武考證先秦古音，離析《唐韻》，得出古韻十部系統。顧炎武有濃厚的復古思想，他要摒棄今音，以返淳古，這是不對的。但他由此而進入到古韻系統，開始了古音系統的研究，這是他對古音學的重大貢獻。后來的學者循此以進，隨著古音系研究的逾益深入，語音史的觀念和框架逐漸形成。

清朝乾隆間編《四庫全書》時，收集了一大批包含古音著作在內的音韻之書，依類編排，分別列為古音之書、今音之書和等韻之書三類。其中古音、

二、單線研究模式及其困難

（一）單線模式的語音史

單線模式繼承了音韻學古音研究傳統。前文我們已經看到，從吳棫到段玉裁逐漸形成的正是語音從一個時代到下一個時代連續不斷演變的思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古音系列研究，強化了這個思維模式。高本漢以《切韻》研究的輝煌成就建立了中古音在語音史上的核心地位，他明確提出從《切韻》上推古音，下溯今音的研究思路。有了中古音的立足點，有利于語音史單線發展模式的確立。

按照單線發展的思路，除王力先生晚年寫的《漢語語音史》之外，其他語音史都將從《詩經》用韻和《說文》諧聲系統考求的音系確立為上古音系，以《切韻》音系代表中古音系，以《中原音韻》音系為近代音的代表，三點確立，然后將三點之間的空隙填充補足，語音史的全景畫卷就大功告成了。

（二）單線模式的困難

單線發展的語音史研究模式著力于每個時代建立一個音系，可以名之曰：時代音系。正因為一個時代只有一個音系，因此，時代音系也就被寄予了解決本時代的所有語音問題的殷切期望，但在實施中卻遇到了許多困難，有時甚至左支右絀，可以概括為四點。

1.詩文押韻存在大量的跨部通押

通過歸納韻文押韻所得的每個時代的韻部系統，都無法全部解釋本時代詩人的用韻現象。以《詩經》用韻為例，江有誥構建了古韻21 部系統，后出轉精，超越先賢，然美中不足的是，仍有很多出韻通押。他自己曾有一個統計，《詩經》韻段1112 個，跨部通押有70 來個，約占總數的6.2%。但細數其《詩經韻讀》，實際上他的通押韻段多達119 個，占總數的10.7%。如此之多的跨韻部通押，對其古韻部系統的合理性、嚴謹性等等無疑都是一個嚴重的挑戰。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絕對不是一個特例，古音學史上無論哪一家，無論其立韻是如何精嚴，都無可奈何地留下不少的跨韻部通押。推展開來，無論是從《詩經》等先秦文獻中所得的上古韻部，還是從漢魏以下各個時代韻文獲得的韻部系統，跨韻部通押都如影隨形，無法消除。足以顯示出在同一個時代的不同作者之間，押韻的差異有多大。這些都不是一個音系所能解釋的。

2.音近通假大量存在

通假現象，是古代文獻中的常例，幾乎可以說沒有哪一部歷史文獻不存在通假。但只要稍微有一點古文閱讀常識，我們都會驚訝在時代音系的背景下，古音通假居然是以“音近通假”為多，而少見“音同通假”。我們常說，古通假類似于現代人寫錯別字?？墒?，現代人寫別字都是同音別寫，如“陰謀詭計”誤寫成“陰謀鬼計”之類，一般不會寫成“陰謀貴計”或“陰謀歸計”等等，說明兩字讀音不同而別寫是很困難的，即算是讀音差異很小的字之間寫錯也很少見。也就是說，音近字“通假”其實是極不自然的。然而，當我們采用“時代音系”來考察文獻中的通假現象時，卻正好與之相反，音近通假占絕大多數，成為自然現象，同音通假反而是少數，變得不自然了。很難理解為什么古人放著音同的不別寫，專挑讀音不完全相同的字來別寫？恐怕更有可能的是，寫別字的人所操語音并非標準的時代音系，他的同音別寫，在時代音系看來，就不同音而是音近了。

3.古音注材料不合時代音系

4.諸韻書音系往往不同

韻書是記錄某一時代音系的專書。如果韻書所記都是時代的代表音系，那么同時代韻書所記之音一定相同，至少其音系主體相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早期韻書，即《切韻》以前的韻書大多不傳，我們今已難知其詳，但顏之推早有評述曰“自茲厥后，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亦可見其差異甚大，互不認同。

《切韻》一出，風行天下，音韻定于一尊，但數百年來的持續修訂，也說明內中有所差異。元明以降，《蒙古字韻》與《中原音韻》幾乎同時，但二書音

三、轉型：時空結合的語音史

（一）時間與空間、通語與方言

歷史語音的高度復雜性向語音史研究的單線模式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其凸顯出來單線模式的重大弊端，就在于強調時間推移的同時，忽略了空間變化的差異。所謂空間變化，至少有兩個內涵。

1.通語基礎方言的變換。

漢語從先秦到現代，有文獻記載的歷史約五千年，一直存在一個全民通用的共同語，可以稱之為通語。

2.古方言語音的歧異

這種歧異最早表現在《詩經》用韻研究中的跨韻部通押的例外之上。處理這些例外，前修常作兩種處理，一是目為合韻，看作臨時從權的音近通押現象，如段玉裁；一是看作古方音差異，如顧炎武、江永等。后者由于缺乏充足的證據來加以證實，故而長期不被采信，而前者又難以圓滿解釋為什么臨時合韻的數目如此之大，如江有誥韻譜的占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近年來，隨著語音史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拓展，人們越來越多的發現，不但《詩經》、先秦群經用韻有例外，漢賦樂府、魏晉古詩以至唐詩宋詞元曲傳奇等等用韻莫不如此。唐宋以下傳世文獻相對豐富，從中可以考得詩詞用韻的例外屬于方言的可信證據。證據確鑿，完全可以肯定，大多數的用韻例外，正是當時使用方言特異語音造成的，當然也有極少數可能是用韻偶疏。近代如此，中古上古亦可類推。

這樣看來，陳第“時有古今，地有南北”的名言應當要做新的詮解：“原則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見的

（二）兩個研究層面

時至于今，通過文獻研究漢語的歷史語音，必須面對復雜的方音。毫無疑問，語音史的“一線制”框架有必要作出相應改造，要在時間維度之外，確認并引入空間維度，以改變長期以來僅關注時間推移之變異而忽略時代共時層面語音差異的傳統研究態勢，形成由時間、空間兩個維度或通語、方言兩個研究層面組合而成的新型語音史。在這個新的架構中，反映特殊語音現象的歷史方音將與時代音系和諧共存，各司其職，時代音系只需要說明時代的代表語音，解釋民族共同語語音的應用及表現，再也不必期望它去完成那個不可能完成的詮釋紛繁復雜的方音現象的任務了。

因此，新型語音史構架必須確立兩個研究層面：上位層是研究通語音系，下位層是研究歷史方音。在這個二位層級結構中，由空間維度引入的歷史方音研究，不但不會與傳統的“時代音系”發生沖突，反之，恰恰由于有歷史方音的介入，時代音系的性質與價值才得以清晰的確認。

1.上位層的性質

所謂上位層研究是要聚焦于語音史的代表音層面，其目的是獲取某一歷史時期文獻中所有語音現象的共性成分，并將它們有機組合起來，作成一個時代的代表音系。這個音系是某一時代全民通用的共同語音，即通語語音。通語音系一般有強勢的首都方言作為基礎方音，有廣泛通行的韻書詳細記錄，符合大多數文獻語音的共同特征。如果基礎方言尚不明朗，那么，通語音系就應當由時代文獻語音中的全部共性因素構成。所謂“共性因素”泛指不同地域的不同作者，都按照同一種音類規則使用文字，比如同樣的押韻，同樣的同音字組等等。造成文獻語音具有共性因素的原因，是記寫文獻的漢字具有超方言性和“文言”用語有要求規避俚俗口語的傳統。在傳統文獻的話語環境下，通語語音有足夠的空間來展示自身。通語的共性可以通過文獻有意無意的記載，得到充分的表現。這也就是為什么通過海量文獻歸納的語音系統一般都屬于通語音系的原因。要之，通語音系是時代廣泛使用的，普遍認可的，有極大的共同性的成系統的語音。通語音系不但具有全民通用的共性，同時也提供了區域方音溝通的橋梁以及描寫和說明方音差異的參照系。

在新型語音史構架中，通語音系作為全民共同語的語音，必然是研究的主體。上位層研究必然聚焦于時代通用的各種共性的語音現象，而不必囊括作為不同區域變異的特殊語音現象于一身，更不必尋求構建一個包打天下的超能音系。同一時代的地域性方音特征的研究將留待語音史的下位層來實施。

2.下位層的性質

新語音史下位層的研究對象是紛繁復雜的歷史方音，這個研究必須要囊括所有的文獻中特異語音現象，加以古今方俗的比較、考證，以論證其方音特征與屬性。

漢語的方言自古而然，任一歷史時代都廣泛存在與通語相對的方言。方言的語音即“方音”雖然自成體系，但對于通語音系而言，絕不是異質的系統。方音與通語之異只是同質前提下的大同小異，有同有異。因其大同，故屬于漢語大家庭，因其小異，故能有別于通語。任一時代的歷史方音都以其有別于通語共性的特異語音為標志，在文獻語言中表現為語音現象的個性成分、特異成分。它們在各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生活中廣泛存在，但在歷史文獻中卻大多以特殊方式出現。因此，處于語音史下位層的歷史方音研究有“細碎性”“散點性”和“依附性”三大特點。

所謂細碎性是指語音文獻中的歷史方音現象不顯著、零碎而不成系統。這是因為受漢字文獻超方言性以及文言排斥俚俗用語的傳統的制約，大多數方音在文獻中被“磨損”，被“轉化”，成為一些隱而難顯的遺跡，成為文獻中特異的、枝節的現象。雖然細碎，但決不能輕視、更不能忽視它們，因為它們細碎而獨特，但并不少見，廣布于文獻之中，如點點繁星遍布昊天，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它們其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量，足以對語音史的研究發生重大影響。

四、新型語音史：兩個層面的有機結合

語音史研究設立通語、方言兩個層面，這是從研究的方便立說的，絕不是要將語音史割裂為兩個獨立的部分。當然，研究中可以有所側重，完全可以就某一具體對象或材料，側重于通語的或方言的層面研究，無論是哪個層面，必然都是語音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僅就某一時代的語音文獻而言，完備的語音史研究是既要進行通語語音的研究，又要進行方音的研究。兩個層面的研究不可分離，側重點不同，效能各異：前者是主體的，全面的，后者是輔助的，補充的；前者是共性的，是所有文獻展示的共同語音現象，后者是個性的，只是某一區域文獻中特殊現象；前者是系統的，以建立音系為目標，有完整的韻部系統和聲母系統等等，后者通常是特征式的，表現為某韻與某韻通押或某聲母與某聲母通用等等；研究的材料往往前者是多數的，大量的，后者是少數的，小部分的。最后，從史的角度來看，前者以時代音系為其主線，完全可以也必須通過前后時代的串聯作縱向發展，形成不間斷發展的語音史；后者散播于某一歷史時代的廣袤區域之中，星羅棋布，呈現散點多線的等征。它們游移于主線周圍，以其絢爛多彩的語音表現，作為主線的補充成分，極大地豐富了一個時代的歷史語音，也成為語音史縱向發展的原因或動力之一。因此，兩個層面的研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兩者全備，才是完備的語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