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成的三重邏輯

韓偉 盧忠萍

摘要：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發是一個長期性的漸趨變化的歷史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生成邏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歷史邏輯，即歷史的必然與人民的選擇；理論邏輯，即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價值正當性；實踐邏輯，即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現實合理性與權威性。三重邏輯的互進推動，生發出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制度建構、中國共產黨的“民之所向，眾望所歸”的價值取向，成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成確立的根本所在。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成邏輯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08

中圖分類號：D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046－０6

“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保?］中國共產黨歷來極為重視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建設。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理論為指導，根據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以及新時代的時代境遇與特點設置相應的話語主題，以極強的歷史主動性、理論創新性、社會實踐性進行馬克思主義話語生產、傳播及其體系建構，并對人們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價值取向進行引導、統領、支配的權力，其生發是一個長期性的漸趨變化的歷史過程。實際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對革命隊伍內部是話語問題，即解決如何提高教育的針對性問題；對人民群眾既有話語問題，又有話語權問題，即解決如何爭取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等問題；對反動派是話語權問題，即解決旗幟、路線、目標等問題；對共產國際是話語權問題，即解決獨立性、自主性等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生成是一個“文本-實踐”融通互動的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動態過程，實現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與政治話語、大眾話語、學術話語的有機統一。歷史動因和人民信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生成提供了現實土壤。文本話語權是黨生產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話語、抵制批判黨內錯誤話語、批判解構非馬克思主義話語、吸收超越三民主義話語的結果，其生成的理論邏輯在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話語體系的價值正當性。實踐話語權是黨領導工農運動、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斗爭和政權建設的結果，其生成的實踐邏輯在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話語體系的現實合理性和權威性?；厮菘偨Y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生成邏輯，對于今天提升黨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建設的水平、創新黨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第6期韓偉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成的三重邏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一、歷史邏輯：歷史的必然與人民的選擇

中國人民掌握馬克思主義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是時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選擇，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1.中國人民認同和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詮釋

（1）“俄國之路”：救亡圖存與道路互較近代中國鴉片戰爭的慘敗開啟了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圖存新道路的艱辛歷程。地主階級發起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國人認識到了變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因缺乏群眾力量、忽視和低估封建守舊勢力的反動性而慘遭扼殺，證明了改良不是救治中國的一劑良方。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被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而名存實亡，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被證明行不通。恰逢其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國人提供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新選擇和契機。

（2）文化啟蒙：主題更張與角色轉化政治體制的變革需要文化的改弦更張。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中，國人漸趨認識到傳統文化之不足，要實現“全人格的覺悟”，需在文化啟蒙上尋找新出路，遂而發起“更新文化價值觀念以改造國民性的運動”，否則“老尚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以大盜；貞直之士，謂為粗橫。充塞我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2］。新文化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第一，在文化更新中徹底地反封建，打開了人們思想的閘門。第二，新文化運動立“新”破“舊”，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沉重打擊了封建文化，培育了具有現代獨立人格意識的公民，為其日后選擇和吸收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第三，推動了一批現代資產階級思想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認同與實踐創造了先行者。

（3）視角轉換：“以俄為師”與勞農專政新視角的轉換始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重新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國人認識到西方“文明”的背后是戰爭侵略和野蠻剝削，驅使國人的目光開始發生新轉向。十月革命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提供了學習方向的新視角，開始從學習西方轉向“以俄為師”，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中國問題。李大釗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俄國是中西文明之外的第三文明，是“理想之境，復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3］。

十月革命帶來解決中國問題的新視角。十月革命之前，國人選擇的救國道路事實證明走不通。十月革命的勝利啟示我們“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4］，社會主義成為代替資本主義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建構，馬克思主義日漸成為國人探索解放道路的藥劑良方。

十月革命帶來革命方法的新視角。俄國十月革命依靠民眾革命、建立勞農專政的蘇維埃國家政權，啟示中國的先進分子人民大眾的力量是巨大的、無限的，革命不能單靠幾個人或部分人用暗殺的“恐怖主義”的方式，必須組織民眾，通過暴力革命，建立勞農專政，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

（4）喚起覺悟：工人運動與思想躍升“五四運動”喚起中國先進分子發動民眾采取“直接行動”改造中國的新覺悟。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爆發了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轉化及其馬克思主義觀的思想躍升，使他們認識到了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地位，開始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工人運動。另外，“五四運動”后思想界的三次論戰更進一步喚起了國人的思想覺悟，使國人在各種社會思潮的比較、鑒別中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人民性、革命性。

（5）開拓新局：話語斗爭與體系再造馬克思主義應時而來，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當西方各種新思潮涌入近代中國時，先進知識分子在論爭、選擇、分化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自身思想的篩選、過濾、凈化。［5］他們展開同實用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斗爭，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革命性，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輻射范圍，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影響力，加速了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

黨的幼年時期，黨內話語權長期受共產國際支配和控制，發布和實施了許多不切合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指示、決議，并指定其代言人遠距離操控黨的事務，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的錯誤話語進行了批駁、拒斥與糾正。首先，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的錯誤在于“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6］。黨的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方針。其次，批駁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王明可謂是共產國際話語的直接代言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7］。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與他的國際背景以及與共產國際話語的一致性密切相關，奉行“共產國際絕對正確”這一預設前提的國際路線話語。［8］針對于此，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對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予以批駁。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繼承了三民主義的合理成分，并實現了對三民主義的超越，呈現出認同性與拒斥性相統一的話語特性。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三民主義的態度與對策經歷了“攻擊-接受-闡釋”的過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歷了“利用-批評-徹底否定”的過程?？谷諔馉帟r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對待三民主義的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由贊助和擁護轉向爭論與替代三民主義話語，承續三民主義話語又超越三民主義話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應然而生［9］，從而完全擺脫了三民主義話語的束縛，構建起中國共產黨自己獨有的革命話語體系。

正是在上述批判與解構非馬克思主義話語、抵制與批駁黨內錯誤話語、吸收與超越三民主義話語中，中國共產黨人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投入革命浪潮，聯系中國革命實踐和現實國情客觀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認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道路，揭示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背后的根源，回答了中國革命道路該“如何走”的出路問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特有的話語模式，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話語中國化時代化的第一次飛躍。

2.中國人民認同和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詮釋

中國近代社會現實決定了中國的理論需要，而這種理論需要的迫切程度決定了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功能契合了國人的革命訴求。

（1）革命話語：滿足人民改造國家、解放自身的現實訴求“革命”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主導語詞，又是與時代主題與歷史任務相契合的關鍵語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話語與中國近代根本任務的高度契合，滿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訴求?！案锩痹捳Z衍生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學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當中的主導話語、顯性話語，它不僅存在于政治領域，更重要的是作用于社會領域，表現出一種全方位的社會革命，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的歷史樣本中預測了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到來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未來圖景。毛澤東曾指出“人民大眾”就是“一切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壓迫、損害或限制的人們”［10］，人民大眾的階級地位、革命態度、價值傾向決定了其是革命的主體和力量的源泉，他們具有改造中國落后的腐朽的政治經濟制度，要求建立現代化的國家制度，達到改造國家、解放自己、追求民主、自由與平等、滿足利益訴求等政治目標與愿景。

（2）文化融通：符合人民價值心理認同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通，符合中國人民的價值心理認同，是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因素。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有意識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融合，挖掘二者的共通之處。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熟悉馬克思主義各部分內容與學說的基礎上，重視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同胞”思想、“義利”思想、“革命”思想、“兼愛”思想、“天下為公”思想等內容，再以民族的形式闡釋馬克思主義學說，使二者相互應證，達到學理上的相通，以便中國人民接受與認可。1920年9月5日，陳獨秀在《勞動界》上發表《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一文，用“同胞”的思想喚起廣大苦難人民的勞工運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由此具有了“同胞”思想的政治意蘊［11］。1919年２月，李大釗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中提出了“世界大同”的趨勢［12］。年輕時期的毛澤東則在《民眾的大聯合》中喊出了“革命”的“家國責任”。此種做法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生涯中比比皆是。

要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通以符合人民的價值心理，必須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用“古籍新解”與“古為今用”的方法，站在人民價值心理的角度，用中國傳統文化語言和民族形式闡釋和表達馬克思主義，實現以“新”換“舊”的轉變。馬克思主義的引領解決了中國近代文化失序與挫敗危機，在理論上實現了對封建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雙重超越，在實踐上通過暴力革命建立新世界的現實合理性，不僅突破了原有儒家文化的樊籠，而且打破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滲透、侵略，獲得了人民反侵略的心理認同，重拾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二、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價值正當性考察話語權的生成必須追溯話語認同形成背后的理論邏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建設的理論邏輯在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話語體系的價值正當性，這種價值正當性表現在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合乎規律性及其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追求。

首先，馬克思主義具有真理性。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產生于一定的社會經濟歷史條件，是時代的產物和實踐的需要，在其理論源泉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能動創新與實踐檢驗而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嚴密、體系完整、架構科學、話語深刻，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的本質。具體而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性，正確反映了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二是馬克思主義具有批判性，以唯物主義的立場批判唯心主義學說，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資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貪婪和資本、勞動的“異化”現象；三是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體現為科學性與階級性、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13］，“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14］?？v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傳播史。中國共產黨在近代民族危機與政治變革的彷徨中，在各種思想的裂變與沖突中，經過比較、鑒別與爭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將其運用于中國革命具體實際，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拯救中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挽救了中華民族危亡、重拾了中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實現了普遍性真理向具體真理的轉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第一次飛躍，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永不過時決定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不動搖。

其次，馬克思主義反映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榜R克思主義理論的主線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解放的科學，它以‘現實的人為理論的邏輯起點，展開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規律的整體性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著作中，這樣的主線和邏輯貫穿于三大組成部分，同時三大組成部分又融合在整體的理論體系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15］。馬克思主義作為“活的學說”的內在根據就在于它反映和揭示的不同層面的客觀規律而呈現出的歷史性和發展性特征。［16］馬克思主義以唯物論為基礎，首先闡述物質世界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進而拓及到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認為規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人不能改變規律、更不能創造和消滅規律，人只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認識論上，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認識的本質及其規律，在認識發展的總過程中表現出認識過程的反復性和無限性。在辯證法中闡釋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馬克思主義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闡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發展趨勢等，針對社會的不同領域展開論述，重視人的發展及意識形態的作用，指明了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走向。中國共產黨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遵循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規律性學說。在實踐層面上，注重對工農群眾的教育，重視黨內教育與思想統一，在經濟封鎖中堅持自力更生的根據地建設，對社會各階級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既尊重規律又發揮能動性以滿足現實需要；在理論層面上，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對規律性的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規律性原則的體現，是理論與實踐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產物。

三、實踐邏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現實合理性與權威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建設的實踐邏輯在于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現實合理性和政治實踐的權威性。這種現實合理性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宣示的“為人民服務”和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價值以及共產主義理想價值同一系列具體的制度建構、政策實施、政治運行的高度一致性；權威性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的話語體系在意識形態主導性上展現的支配力與影響力。

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源于其實踐基礎上的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源于其本身的科學性，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源于其本身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價值追求的現實政治實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實踐上通過民主政權建設、制度建構、政策制定等落實民主、平等、自由、獨立等價值理想，從制度建構、政治運行、政治價值方面凝聚廣泛的政治認同，構建起黨政權建設的政治合法性并形成普遍共同的價值觀念，使人們真切認識到，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并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擺在人民面前可親身體驗的社會現實。正是這種價值宣示與政治實踐的統一，成為中國共產黨掌握革命話語權的推動力量。

制度作為外在的形式是理想價值的現實載體，制度建構能夠把理想價值實現具體化，也就是把具有抽象性的政治價值通過現實的運行具體化與實體化，以證價值理想的現實可行性。黨在一大綱領中明確指出：“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保?7］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階段的政權建設所采取的制度建構，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價值的外在彰顯，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追求的現實實踐，具體表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模仿蘇聯體制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強調這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最容易完成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18］；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主政權建設采取的直接民主選舉的參議會制度——“三三制”，頒布實施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實行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19］。

政治運行是一種能動的制度實踐過程，制度建構和政治價值是否實現體現著政治運行的客觀效果，政治運行的順暢代表著一定的政治價值與制度建構與其相契合、相協調，反之，則會造成對政治價值和制度建構的雙重否定。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權與黨權的政治運行過程中進行制度建構和實現價值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建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體”學說，在政治上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運作。黨權的政治運行依賴于黨的組織的正常運行，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健全與貫徹執行，保障著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與推行以及黨內政治生活正?；?。

政治價值是人們基于自身的價值理想做出的政治追求，是對政治實踐活動的一種價值判斷。如果制度建構和政治運行的政治價值符合或者滿足人們自身的政治價值，那么就能夠獲得人們的政治認同。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規定“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大眾的”［20］；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實行參議會的民主政治制度；解放戰爭時期實行的人民代表會議，符合人民的政治價值訴求，能夠實現人民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價值目標，從而獲取了人民的政治認同感。

話語權威性的生成是一個過程，是內部與外部共同作用的結果。話語權威性本身意義上包含著一種“權力”的倒向，是一種使人信從的力量和威望。首先，從外部來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威性是同其他政治話語的爭論、對抗與吸收、借鑒的結果。主要表現在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三次論爭，明確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黨的根本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趨向；中國共產黨對三民主義的批判、吸收與超越，繼承了中國民主主義政治道統，構建起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其次，從內部來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威性是黨內對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話語解讀，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話語，一種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化時代化話語。毛澤東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經過革命實踐證明了其理論的正確性，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發展，展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威，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共同價值觀念，并表現出對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統領與整合，對社會的政治發展和價值觀念起到導向作用。

正是在以上三重邏輯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共產黨構建起區別于其他話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從制度建構、政治運行、政治價值方面凝聚起廣泛政治認同，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政治基礎、群眾基礎?？梢?，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的確立、新生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之所向，眾望所歸”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生成確立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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