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新證

楊慧麗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琴操》一書，爭議頗多，僅作者就有桓譚說、蔡邕說及孔衍說三種說法，其爭議早在200 年前就已出現，至今尚無定論。

桓譚《琴操》，本傳未言，兩《唐志》有記，元代有一條引文。蔡邕《琴操》，本傳未言，不見任何清之前的目錄書記載，唐宋類書及集注中有十二條引文?？籽堋肚俨佟?，本傳未言，共六種目錄書有記載，另外四種目錄書記為《琴操引》，由唐至清，共有四條引文。

一、桓譚《琴操》

據桓譚本傳，知譚著《新論》一書，共二十九篇，其中“《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1]961?！稏|觀漢記》亦言：“《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1]962，未言桓譚有《琴操》。

桓譚《琴操》僅出現在兩《唐志》中，其他目錄書都不載?！杜f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首載“《琴操》二卷，桓譚撰”[2]1976。其后，《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言“桓譚《樂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3]1435。

桓譚《琴操》佚文僅兩條，且內容相同。元梁益《詩傳旁通》卷一、卷十三引兩處，同為桓譚《琴操》云：“文王初為岐侯”[4]2。

（一）前人關于桓譚《琴操》的考證

圍繞著桓譚《琴操》的爭議就是桓譚究竟有無作《琴操》。持否定觀點的，以清馬瑞辰、阮元及今人沙敦如、馬萌、趙德波師、余大金為代表，此說較通行。持肯定觀點的，以今人楊超、楊冰雁為代表，此說出現較晚。

最先提出《琴操》決非桓譚作的為清代馬瑞辰。他在《平津館叢書·琴操》[5]序中提出兩條證據，一是《新論》中只有《琴道》，沒有《琴操》；二是《琴操》言伏羲作琴與《琴道》言神農作琴不合。并且因雍門周說孟嘗君句同被《北堂書鈔》和李善《文選注》著錄，但《北堂書鈔》標記出處為《琴操》，李善注文標記出處卻為《琴道》，從而以為唐人誤以《琴道》為《琴操》。馬瑞辰此說影響甚大。其后阮元在《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琴操》中也以為李善《文選注》中引用《琴道》甚多，俱與《琴操》不合，故《琴操》不為桓譚所作甚明。今人沙敦如《<琴操>——一種思想體系的開端》認為，因“琴道”和“琴操”發音相近，且《琴道》與《琴操》行文思路以及對琴曲背景的闡述都相似，所以兩《唐志》混淆兩書，誤把《琴道》作《琴操》。[6]38其后馬萌《<琴操>撰者考辨》同樣繼承馬瑞辰觀點，但首次注意到桓譚本人和今《琴操》在思想上的差異：桓譚反對讖緯，而《琴操》中的《霹靂引》《走馬引》讖緯色彩濃厚。[7]62趙德波師《<琴操>的作者及其成書》[8]83、余大金《<琴操>研究》[9]59吸收了馬萌之說，且趙德波師在馬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條關鍵性證據：唐宋類書中從沒引用過桓譚《琴操》。

侯康《補后漢書藝文志》、周慶云《琴書存目》中都載有桓譚《琴操》，也都引用了馬瑞辰說辭，侯康言其所載原因為“《唐志》所有，未敢輕刪”[10]17。因兩《唐志》載有桓譚《琴操》，侯康、周慶云都持保守看法。今人楊超《<大周正樂>佚文所見<琴操>篇目考》因兩《唐志》有記載，傾向于桓譚曾作過《琴操》。[11]51楊冰雁《先唐琴學文獻研究》同樣以為兩《唐志》都有載桓譚《琴操》，且馬瑞辰所言的《琴道》與《琴操》觀點不合，只能證明現流傳下來的《琴操》不是桓譚所作，并不能否定桓譚有作另外一本《琴操》，只是桓譚《琴操》早佚而已。[12]15

綜上，否定桓譚曾作《琴操》的依據主要是：1.唐人及兩《唐志》混淆了《琴道》和《琴操》，記載有誤；2.《琴道》與今本《琴操》觀點不合；3.桓譚思想與今本《琴操》思想不合；4.唐宋類書從未見引用過桓譚《琴操》。

肯定桓譚曾作《琴操》的依據是：1.兩《唐志》明確錄有桓譚《琴操》；2.雖然《琴道》與今本《琴操》觀點不合，但只能說明今本《琴操》非桓譚作，不能證桓譚未作過另一本早已亡佚的《琴操》。

比較否定和肯定的兩類說法，否定桓譚作過《琴操》的證據中其實只有第4 條證據最為關鍵。第2 條、第3 條證據確實只能說明現傳下來的《琴操》非桓譚作，并不能否定桓譚曾作過另一本《琴操》。第1 條證據兩《唐志》記載有誤，確有可能，但是給出的兩《唐志》記錄錯誤的原因——混淆《琴道》和《琴操》，卻不能讓人信服，以至于肯定桓譚曾作《琴操》的研究者仍然可拿兩《唐志》的記載作為強有力證據。如果兩《唐志》是因為混淆而出錯，一本史志目錄出錯還有可能，兩本史志目錄都出錯，那可能性就小了。所以，只有合理解釋兩《唐志》同時出錯的最可能的原因，這條桓譚未作《琴操》的證據才能奏效。

（二）桓譚未作《琴操》

筆者比較多種材料后，認同桓譚未作《琴操》這一觀點。依據有二：一為兩《唐志》記載錯誤，這種錯誤源于兩志共同的藍本《古今書錄》的錯誤；二是不但唐宋類書中未征引過桓譚《琴操》，唐宋其他書中也未見有任何一條桓譚《琴操》佚文。

《舊唐志》序中已明言其是據毋煚《古今書錄》而成。據武秀成《<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探源》考證，《新唐志》直接采用的也是《古今書錄》，而非學界一向認為的《新唐志》直接來源于《舊唐志》。[13]259-276也就是說，兩《唐志》具有共同的材料來源——《古今書錄》。如果《古今書錄》記載某本書有誤，兩《唐志》會隨之而誤。那么《古今書錄》為何會在記錄桓譚《琴操》上出錯？筆者以為是因涉上下文的抄寫錯誤。檢《舊唐志》，“《琴操》二卷，桓譚撰”上為“《樂元起》二卷，桓譚撰”，[2]1976極有可能是涉上下文而誤。（因《古今書錄》是在刪減增訂《群書四部錄》的基礎上成書的，或是因抄寫《群書四部錄》時抄寫錯誤，抑或是《古今書錄》成書后的謄寫錯誤）另外也可知曉，除了孔衍三卷本的《琴操》外（“《琴操》二卷，桓譚撰”，緊接著就是“《琴操》三卷，孔衍撰”[2]1976），確實另有一本二卷本《琴操》，只是作者若不是桓譚，便只能是“蔡邕”，否則無法解釋蔡邕《琴操》內容頻繁出現在各本唐宋類書的引文中，卻不見任何目錄書記載這一客觀事實。

材料顯示《古今書錄》的藍本——《群書四部錄》（成書于721 年）中當載有蔡邕《琴操》。一是李善《文選注》[14]（成書于661 年）曾七次征引蔡邕《琴操》。曾任《群書四部錄》主編的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自然對李善《文選注》非常熟悉，不太可能不知曉蔡邕《琴操》一書的存在，待主持編撰《群書四部錄》時沒有不征求、收錄的道理。另外就是由集賢學士徐堅以及韋述、張悅等人編寫的《初學記》[15]（成書于727 年）也四次征引蔡邕《琴操》，其中有兩條引文李善《文選注》并未征引過，確實不是轉引；另據《舊唐書》記載，徐堅“多識典故”，曾“七入書府……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2]3176《初學記》又三次征引蔡邕《琴操》，這可說明徐堅、韋述等人曾親見該書。巧合的是，韋述不僅參與了《初學記》的編撰，也同樣參與了《群書四部錄》的編撰，負責史部和撰寫序例，其不太可能不知蔡邕《琴操》一書。

《古今書錄》因把在《群書四部錄》中題名為蔡邕的《琴操》致誤成了桓譚《琴操》，《舊唐志》又直接抄錄了《古今書錄》，誤作“《琴操》二卷，桓譚撰”[2]1976。歐陽修編《新唐志》時，蔡邕《琴操》又已亡佚（《崇文總目》未載蔡邕《琴操》，說明當時國家藏書并無此書，已亡佚。而桓譚《琴操》本就不存在，《崇文總目》自然不會記載）。所以歐陽修也未對桓譚《琴操》產生懷疑，便以《古今書錄》為藍本，改為以作者統著作的形式，記為“桓譚《樂元起》二卷，又《琴操》二卷”[3]1435。

但這里就涉及一個問題，如果《群書四部錄》有載蔡邕《琴操》，《古今書錄》誤作為桓譚《琴操》，那么，比《群書四部錄》成書更早的《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為何不載蔡邕《琴操》？況且《隋志》不同于一般史志目錄，其正文所錄之書都是當時朝廷藏書，蔡邕《琴操》如果存在，《隋志》也當著錄。

考《隋志》成書時間，為656 年；最先明確稱引蔡邕《琴操》的李善《文選注》，其成書時間在661 年；而成書時間早于《隋志》和李善《文選注》的《藝文類聚》成書于624 年，其稱引“《琴操》”有十六處，但這本不題撰人的《琴操》并非蔡邕《琴操》，而是孔衍《琴操》，這也可明編撰《藝文類聚》時，朝廷藏書并無蔡邕《琴操》。①參見過元琛《關于“王昭君自請遠嫁匈奴”的傳說及琴曲<怨曠思惟歌>的產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第3 期）。另據韓建立《<藝文類聚>編纂研究》（吉林大學2008 年博士學位論文）統計的《藝文類聚》“事”的部分稱引書目，凡是蔡邕的作品如《獨斷》《月令章句》《禮樂志》《勸學》《月令論》《徙朔方上書》，書名前全部標明了蔡邕。其實，筆者檢索《藝文類聚》全書后，發現不僅在“事”的部分中，全書亦是，凡是引用到蔡邕的作品，如《述行賦》《青衣賦》《九惟文》《薦皇甫規表》《京兆樊惠渠頌》《警枕銘》《九疑山碑》等，書名前也都有標明蔡邕。再考《群書四部錄》的編撰源起，玄宗命大臣整比經籍，懷素上疏言“《隋志》所書，亦未詳悉?；蚬艜?，前志闕而未編”[2]3164，后“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2]1962。由此可知，蔡邕《琴操》應屬于“古書近出”“官借繕寫”，《隋志》未編入，或是因此。

另外一條關鍵證據就是唐宋書中未見任何桓譚《琴操》引文。趙德波師曾指出唐宋類書中未見征引過桓譚《琴操》，其實不但唐宋類書中未見征引，唐宋其他書中也從未見征引。直到元代時，梁益《詩傳旁通》卷一、卷十三突然出現兩處內容相同的引文：“文王初為岐侯”[4]4。但是，這句話卻是最先被南宋羅泌《路史》引用的，標記出處并不是桓譚《琴操》，而是《琴操》。故梁益《詩傳旁通》此條引文也并不可靠。

“著錄和征引，是辨別文獻真偽的最重要的標尺?！盵16]107桓譚《琴操》，一為《古今書錄》著錄錯誤，二就是從未有他書征引，大致可證桓譚未作過《琴操》，今本《琴操》的作者當非桓譚。

二、蔡邕《琴操》

蔡邕本傳未言其著有《琴操》，亦未被清以前的任何官私目錄著錄。但由唐至宋，諸多類書、集注中明確稱引蔡邕《琴操》的計有十二條引文。

（一）前人關于蔡邕《琴操》的考證

圍繞著蔡邕《琴操》的爭議主要就是蔡邕是否作過《琴操》。一種觀點是肯定蔡邕作過《琴操》，清馬瑞辰、阮元、姚振宗、曾樸、王仁俊、劉師培以及今人李祥霆、沙敦如、李美燕、蔡仲德、李道和、馬萌、趙德波師等人皆持這一觀點，此說也較通行。需要指出的是，他們在肯定蔡邕作過《琴操》的同時，也把今本《琴操》的作者歸為蔡邕。另一種觀點是否定蔡邕作過《琴操》，以清王謨、今人喻意志、鄧安生為代表。

馬瑞辰最先肯定蔡邕有作《琴操》，并且認為今平津館本《琴操》的作者就是蔡邕。為解釋本傳不記蔡邕作過《琴操》，其先立《琴操》在《敘樂》中一說。又言《北堂書鈔》所引蔡邕《琴賦》的多條敘事文字都可以從《琴操》中找到相應曲名。后曾樸在《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中提出證據否定了《琴操》在《敘樂》中的可能性，但贊成《北堂書鈔》引文與《琴操》曲名相對應這一證據，也認為蔡邕有作《琴操》。阮元以李善《文選注》所引俱與今本《琴操》同，且今本《琴操》與經史可以互證，非后世所能依托，故認為《琴操》作者非蔡邕莫屬。劉師培《琴操補釋》序云蔡邕治今文經學，與今本《琴操》合。今人李祥霆、馬萌、趙德波師等人繼承清人觀點時，都跟隨阮元列出了李善《文選注》中引用《琴操》這一證據。李祥霆還從李善《文選注》成書及權威性角度出發，說明李善《文選注》明確稱引的“蔡邕《琴操》”比《隋志》記載的“孔衍《琴操》”更可信。[17]83馬萌、趙德波師又列出了《太平御覽》前的參考書目有蔡邕《琴操》以及《琴操》思想與蔡邕合這兩條關鍵證據，從而肯定《琴操》為蔡邕作。[7]61-66,[8]82-87

王謨在《漢魏遺書鈔·琴操》序中最先否定《琴操》為蔡邕作，一是隋唐志未記蔡邕《琴操》，二是《樂府詩集·梁甫吟》中郭茂倩先引“《琴操》”，又引“蔡邕《琴頌》”，則“《琴操》非蔡邕作明矣”。[18]10喻意志《漢唐音樂典籍敘錄》綜合各家考證，認為后人將孔衍的《琴操》托名成了蔡邕，蔡邕《琴操》是在孔衍《琴操》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言外之意便是蔡邕沒作過《琴操》。[19]88鄧安生《<琴操>的版本與作者》以鄭樵言“琴之有辭，自梁始”[20]885和魏晉南北朝文壇作偽的風氣，而斷言桓譚、蔡邕、孔衍《琴操》均不存在，今本《琴操》為后人假托。[21]89

綜上，否定蔡邕作《琴操》的證據主要有三條：1.隋唐志不載；2.《樂府詩集·梁甫吟》先引《琴操》，再引蔡邕《琴頌》；3.鄭樵言“琴之有辭，自梁始”?？隙ú嚏咦鬟^《琴操》的證據主要有四條：1.《北堂書鈔》所引蔡邕《琴賦》的敘事文字可以從《琴操》中找到相應曲名；2.李善《文選注》中明確征引蔡邕《琴操》；3.《太平御覽》前的引用書目有蔡邕《琴操》；4.今本《琴操》與蔡邕思想合。

（二）蔡邕作過《琴操》

就否定蔡邕《琴操》說提出的證據來言，隋唐志不載的問題上文已談到，《群書四部錄》里當錄有蔡邕《琴操》，后《古今書錄》誤將蔡邕《琴操》抄成桓譚《琴操》，《舊唐志》和《新唐志》都延續了《古今書錄》這個錯誤?！稑犯娂芬脝栴}，只能說明引用的可能不是蔡邕《琴操》，許是另一本《琴操》，或者郭氏并不認為《琴操》系蔡邕撰。琴曲歌辭并非自梁始，乃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22]17，故不能就此否定蔡邕作過《琴操》。

就肯定蔡邕《琴操》說提出的證據來言，不能說在蔡邕的著作中出現了另一部著作的曲名，就認為另一本著作的作者也是蔡邕，故第1 條不適用。今本《琴操》為傳本抑或輯佚本的性質未定，故第4 條不適用。唯有第2 條、第3 條證據可證明蔡邕作過《琴操》。（按，這兩條證據只是證明蔡邕作過《琴操》，蔡邕《琴操》確實存在于某段歷史中，但并不能說明今讀畫齋版本系統的《琴操》作者就是蔡邕。筆者并不認為歷史上只有過一本《琴操》。）李善《文選注》中有七處明確征引“蔡邕《琴操》”的引文。另，《初學記》有四處，其中有兩處李善《文選注》并未引用，另外兩處雖然李善《文選注》也有引，但是《初學記》更詳細，確實不是轉引，當親見原書，這一點上文也已詳細闡述?！短接[》的引文雖大都只標出處為“《琴操》”，僅有一處明確標明“蔡邕《琴操》”，但其引用書目明確載有“蔡邕《琴操》”。另外再補充一條證據：《水經注》卷三中云：“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楊守敬疏為：“《文選·飲馬長城窟行》，李善標為古辭，云不知作者姓名?！队衽_新詠》謂此詩蔡邕所作，而酈引《琴操》有是名，《琴操》正邕撰也”，[23]213同可證蔡邕作過《琴操》。

三、孔衍《琴操》

孔衍本傳僅言其撰述百余萬言，未言其具體著作。

相比蔡邕《琴操》不見目錄書記載，孔衍《琴操》卻有《隋志》《舊唐志》《日本國見在書目》等多種目錄書載。

由唐至清，引用孔衍《琴操》的計有四條引文，《初學記》一條，《風雅翼》兩條，《群書類編故事》一條，其中有兩條內容重復，不知是否屬轉引。

（一）前人關于孔衍《琴操》的考證

圍繞著孔衍《琴操》有三種觀點：一是肯定孔衍作過《琴操》，以清王謨，今人喻意志、趙德波師、過元琛為代表；二是否定孔衍作過《琴操》，以李祥霆、蔡仲德、鄧安生為代表；最后一種觀點認為孔衍《琴操》實際上是“撰述”或增補的蔡邕《琴操》，以清馬瑞辰，今人逯欽立、沙敦如、李美燕、馬萌為代表。

王謨因各目錄書中載有孔衍《琴操》，更傾向于《琴操》為孔衍作。喻意志綜合了逯欽立、吉聯抗、王小盾等人的考證，言“晉代孔衍最有可能是《琴操》的最初撰者，或者說他在《琴操》的成書過程或流傳過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在孔衍《琴操》的基礎上衍生了蔡邕《琴操》”[19]88。趙德波師同樣肯定孔衍作過《琴操》，只是認為該本《琴操》先一步退出歷史舞臺。[8]84過元琛《關于“王昭君自請遠嫁匈奴”的傳說及琴曲<怨曠思惟歌>的產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通過考證《藝文類聚》的體例與李善《文選注》的《琴操》引文，認為《藝文類聚》、李善《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中，不標作者的《琴操》正是孔衍《琴操》。[24]50

李祥霆《<琴操>撰者辨證》首次否定孔衍作過《琴操》，系《舊唐志》錯將《琴操》劃給桓譚和孔衍。[17]72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直言孔衍撰《琴操》一說不可信。[25]452鄧安生更是直斥《琴操》為偽書，桓譚、蔡邕、孔衍均未作過《琴操》，今本《琴操》系后人假托。[21]89

相比前兩種觀點，第三種觀點支持者更多。馬瑞辰首倡孔衍“撰述”蔡邕《琴操》一說。[5]后逯欽立言《思歸引》在西晉時有弦無歌，而今本《琴操》卻有歌辭， 《岐山操》歌辭郭茂倩亦未見，今本歌辭乃是出自《琴苑要錄》，從而認為舊本《琴操》乃是“累經增添”而成。[26]299沙敦如[6]41、馬萌《<琴操>撰者考辨》[7]66皆持孔衍增補《琴操》的觀點。

但是孔衍“撰述”蔡邕《琴操》一說，不知所謂“撰述”依據為何?？籽茉鲅a《琴操》一說，又都是以為今本《琴操》系孔衍增補蔡邕《琴操》而成，但今本《琴操》究竟為傳本、輯本抑或其他，都沒有確定，恐怕不能拿今本《琴操》里的內容作為孔衍增補說的憑據。

（二）孔衍作過《琴操》

筆者以為因多家目錄書有記載，且《初學記》里的引文明確標明來源于孔衍《琴操》，故孔衍作過《琴操》當確有其事，不可輕易否定。

關于目錄書中的記載。有學者以為史志目錄如《隋志》和兩《唐志》對“孔衍《琴操》”的記載不可信，原因是修史人并不一定真正見到了所記錄的書。[17]83此一說法對兩《唐志》或許還能適用，但是《隋志》偏就是史志目錄中特殊的一種——《隋志》正文著錄的書都是當時朝廷的藏書，實際上相當于唐初時的國家藏書目錄，所記之書皆史官親見。另外，《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亦是國家藏書目錄，《直齋書錄解題》為私家藏書目錄，都當親見原書。如當時人以為孔衍《琴操》系“撰述”或者“增補”蔡邕《琴操》，不會只字不提，抹去蔡邕名，直接冠以孔衍名。

關于類書、集注中的引用?！冻鯇W記》中明明引用有“孔衍《琴操》”佚文一處，“蔡邕《琴操》”佚文四處。李善《文選注》亦引用了兩種《琴操》，一種注明作者蔡邕，一種不注作者，筆者在詳細比較這些引文后，發現兩種《琴操》引文并不見重復。這都足以說明除了蔡邕《琴操》外另有一本廣為人熟知的《琴操》，那就只能是頻繁出現在目錄書中的孔衍《琴操》。

綜上，桓譚并未作過《琴操》，但是蔡邕《琴操》和孔衍《琴操》確實存在過，只是明代之前兩部《琴操》皆亡佚。證據有三。一是明代和清初的琴曲譜集極少提到或引用《琴操》。二是明末清初馮班《鈍吟雜錄》卷五《嚴氏糾謬》曰：“《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27]87；清初馬骕《繹史·征言》云：“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28]2，注曰：“《琴操》《琴清英》《古今樂錄》，此等或真或偽，今皆亡矣”[28]2。三是明清文獻中征引的《琴操》（不管是蔡邕《琴操》、孔衍《琴操》抑或是無名氏《琴操》）皆不出唐宋類書、集注的征引范圍。其中蔡邕《琴操》于北宋初期時當已亡佚。

既然兩本《琴操》都已亡佚，那么，今讀畫齋本系統《琴操》性質為何？

四、讀畫齋本系統的蔡邕《琴操》性質

據王小盾、余作勝《從<琴操>版本論音樂古籍輯佚學》[29]54-64，今存《琴操》有兩個版本系統，一為漢魏遺書鈔本系統，遺書鈔本（刊于1800 年）為輯佚本眾所周知，該本不分卷。一為讀畫齋本系統，包括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本（嘉慶十一年即1806 年初刻）、阮元《宛委別藏》本（刊于1800—1811 年間）、徐干《邵武徐氏叢書初刻》本（刊于1874—1908 年間）、黃奭《漢學堂叢書本》（刊于1893 年）及楊宗稷《琴學叢書》本（刊于1912 年），其中平津館本來源于讀畫齋本，而讀畫齋本、宛委本當源于同一祖本——出現在康熙、雍正年間的惠棟手鈔本。該系統《琴操》分為上下兩卷。對于讀畫齋系統的《琴操》，有言傳本，有言輯本，有言偽書，究竟為何？

（一）前人關于讀畫齋系統的《琴操》考證

清馬瑞辰明確提出今平津館本《琴操》為傳本，且系蔡邕所撰。其后曾樸、阮元、劉師培及今人李祥霆、沙敦如、趙德波師等人皆持這一看法。上文已辨兩本《琴操》早已亡佚，今讀畫齋系統的《琴操》應不是傳本。此不再贅述。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琴曲歌辭》[26]299、吉聯抗《<琴操>考異》[30]65、王輝斌《蔡邕與<琴操>及其題解批評》[31]98及楊冰雁《先唐琴學文獻研究》[12]17皆以為應是輯本。逯欽立未否認今本《琴操》 （平津館本）為蔡邕撰，但其通過詳細考證今本《琴操》之《思歸引》《岐山操》《別鶴操》佚文，以為今本《琴操》已失舊本原貌，乃是累經增添，綴輯而成的。吉聯抗以為今本《琴操》（平津館本）是在漢魏遺書鈔本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但此觀點“顛倒了讀畫齋本與遺書鈔本在刊行時間上的先后順序”[29]57，王小盾已駁。

最后一種觀點后出，認為今卷本《琴操》為偽書，見于鄧安生[21]89、劉晶《今存卷本<琴操>偽書考》[32]32。鄧安生認為所謂桓譚、蔡邕、孔衍《琴操》均不存在，乃是后人托名，今本《琴操》只是輯本，不可能是傳本，《琴操》之所以托名蔡邕，是“借重其‘文高名著’以便傳世”[21]89。劉晶則以宛委本《琴操》為準，爬羅剔抉，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因今本《琴操》的祖本惠棟手鈔本至康熙、雍正年間才出現，且今本《琴操》與文獻記錄的《琴操》不合，內容亦是來源于《琴操》佚文及其他文獻，判定“卷本《琴操》并非《琴操》傳本，也不是輯佚本，而是人為重出的偽書”[32]32。

（二）今讀畫齋系統的《琴操》當為輯佚而成

劉晶考證細致精密，但是今本《琴操》并不一定就有主觀作偽的動機，直斥《琴操》為偽書恐不利于《琴操》價值的深入挖掘?！肚俨佟吩缫淹鲐?，今本《琴操》雖為輯佚蔡邕《琴操》和孔衍《琴操》而成，且經加工后又冠上了蔡邕的名字，從輯佚角度來說，其固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古書既亡，后人重輯，譏其疏漏，固所難辭，詆為偽造，則非其罪”[33]165。依王小盾言，漢魏遺書鈔本與讀畫齋本《琴操》，一為“求真”，一為“求存”，兩者都是古籍整理方面的重要學術財富。[29]35另外，從內容上說，《琴操》先言作者，再敘述琴曲本事，最后附上歌辭，奠定了琴曲解題的基本模式。后來的樂府解題著作，都受到了《琴操》不同程度的影響，故《琴操》的文獻學及樂府學價值都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