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財政制度助力西藏推進共同富裕研究

呂翠蘋 劉藝文

（西藏大學財經學院 西藏拉薩 850000）

引言

因地理和歷史原因，西藏發展水平與我國整體發展水平相比較為落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既要物質富裕也要精神富裕，西藏共同富裕的實現對于我國整體實現共同富裕至關重要。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西藏于2019年底實現全面脫貧，西藏74個貧困縣區實現摘帽，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西藏雖然已經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仍存在著城鄉差距較大、公共基礎設施不夠完善、市場化程度較低等問題，進而影響著西藏共同富裕的實現。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完善的現代財政制度為西藏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制度保障。學者對此進行了相關研究：白彥鋒（2021）指出應將共同富裕機制內嵌于現代財政制度中，做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處理好公平問題，兜實兜牢基本民生底線；通過調節個人所得稅鼓勵積極所得，抑制消極所得；完善間接稅制，健全共同富裕的稅收調節機制[1]。韓亮（2016）指出，西藏近現代經濟社會的變遷過程其實是制度的變遷過程，從1980 年第一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西藏的經濟制度變遷促進了西藏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1994 年以來，中央財政補貼支援是西藏經濟增長的源泉。中央對西藏的財政補助對西藏產業結構變遷起到重要作用，催化了西藏從“一二三”的產業結構特點的“初級階段”直接過渡為“三二一”特點的高級形式[2]。張劍雄、陳少強（2014）通過對西藏19個縣149個農牧戶的3年生產、生活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央財政政策減輕了農牧民因畜牧、糧食銷售率低而導致的現金收入少的問題，有效改善了西藏農牧民生活質量[3]。綜上可以看出，現代財政制度在共同富裕的實現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財政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本文將以西藏實際數據為依據分析西藏實現共同富裕的影響因素，并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提出相應的現代財政制度構建建議。

一、相關概念及理論闡述

（一）共同富裕

我國古代對于共同富裕就有著獨到的觀點，如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韓非子的“論其賦稅以均貧富”、唐中期實行“人無中期，以貧富為差”。建國以來，共同富裕第一次出現在《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決議》指出，“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但因歷史局限性，共同富裕最終演變成“平均主義”。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提出“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按照鄧小平同志的闡述，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全面推進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共同富?！耙膊皇钦R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本文談到的“共同富?！眲t是物質、精神的共同富裕。

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明確什么是共同富裕。馬克思認為，共同富裕并非最終目標，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達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成果，共同富裕應與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我國學界對于共同富裕內涵的研究總的來說有三點。第一點，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每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不同，財富不同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共同富裕應是富人和窮人的收入都要增加且貧富差距至少要縮小[4]；第二點，共同富裕不是同時的。我國地區間、群體間差異較大，故而居民達到富裕的時間和程度會有不同，但“先富”與“后富”并不是割裂的，“先富”是部分、階段性的，是一種手段，“共富”是整體、過程，是“先富”的目的[5]；第三點，共同富裕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共同富裕應與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隨著生產發展和財富水平的不斷提高，共同富裕水平也會不斷提高[6]。

（二）現代財政制度

財政制度的建立始終與國家的治理和發展相適應。我國改革開放之前主要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的財政制度，財政收入由中央支配，在“集權”的同時不斷摸索“分權”。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財政體制開始向分權化治理的方向轉型。1978 年主要采用“包干制”，1994年進行分稅制改革、2012年開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v觀我國財政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改革始終基于三點：堅持黨對財政制度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適應經濟發展大局。

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應為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促進我國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提供財政制度基礎。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了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F代財政制度的建立應促進我國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助力解決我國基本矛盾。

（三）將共同富裕結合于現代財政制度中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發展目標，財政在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等方面中承擔著重要職責，實現共同富裕離不開財政政策的調節和財政制度的完善。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總的來說有兩個條件：一是不斷發展的生產力促進財富的不斷增加，形成足夠的財富積累；二是分配公平，在窮人和富人財富都增加的前提下貧富差距縮小[7]。

首先，財政是促進財富增加的關鍵工具[8]。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合理的資源配置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完全的自由市場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平衡，可能導致壟斷、負外部性、公共資源浪費等負面效應，從而造成市場失靈，反而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科學的財政制度有利于完善市場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作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另外，由于數字化、信息化的發展，也暴露出資本野蠻擴張、“贏者通吃”的壟斷問題，也需要高質量的財稅政策促進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公平競爭、和諧發展，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其次，財政對于財富合理分配具有直接作用[9]。我國目前城鄉差距大、區域差距大、行業壟斷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合理、社保制度不夠完善等問題都會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財政可以通過稅制、轉移支付對資源進行再次分配、通過義務教育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等調節財富分配。因此要將共同富裕機制內嵌于現代財政制度中[10]，在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過程中將實現共同富裕作為一個重要目標，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堅實財政制度保障。

西藏經濟起步晚、基礎薄弱。西藏地理環境特殊，很多地方條件艱苦，生態環境脆弱但對于整個國家的生態安全來說至關重要，在藏企業相較于內地成本較高且可供企業發展的空間較小，故而市場化程度低，自給自足能力較弱，大部分經濟活動仍由財政帶動，中央財政一直以來保持著對西藏的定額補助。1952 年西藏地方人民財政建立后，中央制定了全額撥款的方略以支持西藏發展，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質量。1980年起確定“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方略，以1979年決算支出為基數以每年遞增10%進行定額補助。1994 年西藏第三次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實行“核定基數、定額遞增、專項扶持”的財政政策，此后的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均繼續沿用這一財政政策，為西藏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政策支持。在新時代背景下，現代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將促進西藏的高質量發展，助力于西藏實現共同富裕。

二、西藏共同富?，F狀分析

西藏自和平解放以來，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GDP水平大大提升。如交通方面，自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以來，累計運送旅客達2.58億余人，累計運送貨物6.16億余噸，民航航線有140 條，截至到2019 年公路里程數達到10.4 萬千米。交通運輸的發展為西藏人民的生活、工作等方面帶來了巨大便利。再如教育方面，目前全區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03%，西藏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3.1 年。與舊西藏相比，西藏目前各方面的發展有著質的飛躍，但仍與實現共同富裕仍有一定距離。

由圖1 可以看出西藏近年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處于上升的狀態，但仍與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較大，說明西藏目前人均可支配收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人民生活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由圖2 可以看出，西藏城鎮、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但通過對比發現，西藏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較為明顯，說明西藏城鎮、農村雖然人民生活質量在提升，但城鄉差距較大。圖3 所示，本文選取西部部分省、自治區地區生產總值進行比較，可以看出西藏與西部其他省、自治區相比地區生產總值最小，說明西藏經濟發展能力較弱，但同時未來發展潛力大。以上圖表數據暴露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足，表明西藏目前經濟處于全國低位，與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并不適應，貧富差距較大，距離實現共同富裕的綜合指標要求還有一定距離。

圖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

圖2 西藏城鎮、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圖3 地方財政教育、文化體育、傳媒支付支出比較

三、西藏共同富裕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上文敘述，實現共同富裕有兩個條件，足夠的財富積累以及貧富差距縮小。財富積累可以通過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進行衡量。一般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整體收入差距的主體部分[11]，因此采用城鄉差距來衡量西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則通過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進行衡量[12]?？梢苑謩e建立兩個時間序列模型分析各解釋變量對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對西藏城鄉差距的影響，本文分析過程均在Eviews軟件上進行。

（一）變量選擇及模型設定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資本、勞動、技術進步，再通過梳理其他文獻結合西藏經濟發展特殊性，提取出消費水平、對外交流、人力資本、人口、產業發展、固定資產投資、國家財政補貼作為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解釋變量[13]（以下簡稱為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通過梳理文獻提取教科文衛支出占比、產業結構、城鄉消費比、城鎮化水平作為影響西藏城鄉差距的因素[14-15]（以下簡稱為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通過回歸分析分別分析消費水平等七個因素對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及產業結構等四個因素對西藏城鄉差距的影響來側面衡量西藏實現共同富裕的影響因素，并分別建立出以下兩個模型，模型（1）用于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模型（2）用于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

1（1）RGDP：地區生產總值，用西藏地區生產總值表示

1（2）PCAH：居民消費水平，用西藏地區全區消費水平表示

1（3）MX：進出口總額，用西藏地區進出口總額表示

1（4）TRA：教科文衛財政支出，用西藏地區每年教育、科技、文化、衛生財政支出表示

1（5）PP：年末常住人口，用西藏地區年末常住人口表示

1（6）SAT：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用西藏地區每年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的總和表示

1（7）IIFA：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用西藏地區每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

1（8）SFS：國家財政補貼，用每年國家財政對西藏地區財政撥款表示

2（1）CNB：城鄉收入差距，用西藏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地區人均純收入之比表示

2（2）ESC：教科文衛財政支出占比，用西藏地區每年教育、科學、文化、衛生財政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表示

2（3）CYL：產業結構，用西藏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的總和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

2（4）URB：城鎮化水平，用西藏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

2（5）UCR：城鄉消費比，用西藏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表示

μ1、μ2為隨機擾動項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以上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年鑒與西藏統計年鑒數據并整理加工，在研究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因素時選取1991年到2019年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在研究城鄉差距影響因素時，通過觀察近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發現從2001年開始，西藏城鄉差距明顯縮小，故選取2001 年到2019 年的相關數據回歸分析。為減少數據的波動，所有數據進行取對數處理。

（三）實證分析

1.平穩性檢驗

傳統的時間序列模型只能描述平穩時間序列的變化規律，而大多數經濟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因此首先對兩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取ADF 單位根檢驗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如表1-2所示。

表1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ADF檢驗

由表1 的檢驗結果可知，LNPP、LNSAT 是原階平穩，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其余指標ADF 檢驗值小于臨界值，拒絕存在單位根原假設，即其余變量一階差分后平穩。

由表2 的檢驗結果可知LNESC、LNURB 原階非平穩，但經過一階差分后ADF 檢驗值小于臨界值，一階差分平穩，其余變量原階平穩。綜上可知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指標與城鄉差距影響因素指標皆為平穩。

表2 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ADF檢驗

2.協整檢驗

因單位根檢驗并非原階平穩，故需要做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間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防止偽回歸的出現。本文采用Johansen 協整檢驗分別對西藏地方生產總值影響因素相關指標、西藏城鄉差距影響因素相關指標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4所示。

表3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協整檢驗結果

由表3 可知西藏地區生產因素影響因素各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存在協整關系，被解釋變量地區生產總值與各解釋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由表4可知，西藏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各變量間同樣存在協整關系，被解釋變量城鄉差距與各解釋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表4 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協整檢驗結果

3.多元回歸

通過協整檢驗可知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各變量間、西藏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各變量間都存在長期穩定關系，但具體的影響并不能體現出來，因此分別對兩組數據進行回歸，探究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具體影響。

由表5 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對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正向影響，但LNIIFA、LNSFSP 值較大，回歸結果不顯著，因此剔除LNIIFA、LNSFS 兩個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7。

表5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回歸結果

表6 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回歸結果

表7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重新回歸結果

由表6 看出LNESC、LNUCR 與城鄉差距正相關。LNCYL、LNURB 與城鄉差距負相關。但LNURBP 值較大，回歸結果不顯著，因此剔除此解釋變量重新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重新回歸結果

由表7、表8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兩組數據剔除結果不顯著的解釋變量之后，回歸結果均顯著。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回歸結果的擬合優度為0.999588，擬合效果較好。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回歸結果的擬合優度為0.965601，擬合效果較好。

（四）結果分析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中PCAH（居民消費水平）、MX（進出口總額）、TRA（教科文衛財政支出）、PP（年末常住人口）、SAT（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均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作用，影響顯著。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中城鄉差距與ESC（教科文衛財政支出占比）、UCR（城鄉消費比）正向顯著，與CYL（產業結構）負向顯著，即教科文衛支出占比越大、城鄉消費比越高，城鄉差距越大，產業結構中第二、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越大，城鄉差距越小。

根據以上結果，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于西藏地區生產總值與城鄉差距縮小都有正向作用，這可能與越來越多的居民從事第二、三產業有關。由西藏統計年鑒數據測算可知，2001 年西藏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西藏總從業人員數的70.96%，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6.25%，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數的29.04%，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73.75%。由此可見，西藏地區生產總值主要由第二、三產業貢獻，第一產業較薄弱。2018 年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增加到63.48%，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比達到91.86%。由回歸結果及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利于西藏經濟增長并縮小城鄉差距，進而有利于西藏實現共同富裕。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中教科文衛財政支出越高地區生產總值越高，但在城鄉差距影響因素分析中教科文衛財政支出占比越高城鄉差距越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資金投入時需考慮人口密集度、地理環境適宜情況等，而農村在人口、交通、生存條件等方面的優勢不及城市，教科文衛在農村的支出相對城市也會較少。西藏地理特殊，一些偏遠農村地區環境惡劣，居民間距離遠，更加大了教科文衛投資的難度，故而教科文衛支出雖有利于地區生產總值但多用于城市教科文衛發展，導致城鄉教科文衛方面的建設隨著財政投入的增加差距愈來愈大，故而不利于縮小城鄉差距。

由數據檢驗可知，全區消費水平越高、人口越多，地區生產總值越高，而城鄉消費比越高越不利于城鄉差距的縮小。雖然近些年西藏人口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但仍是我國人口密度最小的省份。較少的人口會導致內需不足，不利于市場化發展，西藏較少的人口和居民較弱的消費水平也導致西藏需求側內需不足，需求不足又影響供給側難以生存，從而不利于西藏經濟發展。城鄉消費比越高也越說明了城鄉居民生活的差異，不利于貧富差距縮小。

地區生產總值影響因素分析中，進出口額與地區生產總值成正比，進出口額的增長有利于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加。西藏與尼泊爾、印度等國一直有著貿易往來，西藏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中南亞大通道的重要節點，貿易往來更加頻繁，增加了西藏的進出口額。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未來西藏進出口貿易潛力無窮，將有利于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

四、共同富裕下西藏現代財政制度構建

現代財政制度應內嵌于共同富裕之中，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財政制度保障，而對于西藏共同富裕的現狀及共同富裕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助于針對性的完善現代財政制度，從財政視角提出建議，助力西藏實現共同富裕。

（一）完善民生財政，提升幸福指數

民生導向是現代財政制度的根本特征[16]，民生領域是市場難以有效提供的領域，需要充分發揮政府職能，西藏現代財政制度構建應充分考慮教育、科學、文化、醫療、治安、養老等民生領域，提升居民幸福指數，以吸引人才，提高西藏居民消費水平。根據上述內容，西藏教科文衛支出與全國水平相比較低，應加大民生建設的投入，特別是對教科文衛的投入。實證分析結果中顯示教科文衛支出雖然有利于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提高，但不利于西藏城鄉差距的縮小，因此財政在加大教科文衛投入時應充分考慮城鄉差距的影響，向西藏不發達地區傾斜，特別要注重農村不發達地區教育、科技、醫療等問題，防止居民因病返貧的同時為居民提供謀求更好發展提供教育支持，也為西藏長遠發展儲備人才。另外因西藏氣候環境的特殊性，部分偏遠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善，財政還應在民生基礎設施建設上加大投入力度，提升民生服務質量。

（二）加強稅收引導，促進社會發展

在全國深化稅制改革的背景下，積極利用稅收工具深入嵌入三次分配，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助力西藏推進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領域，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以上實證結果顯示，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外貿易都有利于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稅收政策可針對性的引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同時確保第一產業穩定發展。繼續為在藏企業提供一定的稅收優惠，特別是西藏科技、金融的發展，以彌補西藏地理環境上的劣勢。鼓勵企業對外貿易，對于進出口企業可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在再分配領域，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可開征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直接稅與個人所得稅共同作用，刺激居民積極消費，積極推進共同富裕。在三次分配領域，積極完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中捐贈的稅前扣除政策，加強稅務機關對慈善組織監管力度，將稅收與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結合。

（三）明晰責任、協調財力，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結合西藏市場化程度較低的現狀，首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改變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的現狀，政府可逐步將應由社會承擔的事務交由市場或社會力量承擔，減輕政府壓力的同時引導西藏市場化發展。其次進行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清晰劃分，當前中央政府與西藏自治區政府權責劃分相對清晰，下一步應加快推動自治區以下政府間權責劃分，重點解決部分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多級政府共擔問題。第三，合理劃分政府間收入，完善西藏地方稅體系，并對地方稅及共享稅進一步在自治區以下四級政府進一步劃分。第四，進一步優化中央對西藏的轉移支付制度及自治區對下轉移支付制度，在對口援藏基礎上探索規范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通過以上措施真正實現西藏“財力與財政事權相匹配”，解決西藏縣鄉財政困難，使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投資教育、科學、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支持發展本地區特色產業，吸引人才流入，并帶動當地居民就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而提高消費能力，實現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四）科學規范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西藏產業結構升級、教科文衛建設、進出口貿易等都需要相應的財政政策給予資金支持，而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是應對當前財政收支壓力的重要途徑，也是現代財政制度建設的應有之義。因此深化西藏全面預算績效管理[16]，加強財政資金監管，提高財政資金的配置效率，對于西藏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至關重要。財政支出績效可從投資項目是否可行、資金使用是否合規、有效等方面評估，對于績效偏低的部門可降低其預算，同時將績效評估結果透明化，及時公布績效結果[17]。對于西藏教科文衛發展、產業結構升級、進出口貿易等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項目可在科學合規的前提下簡化評估流程。加強對西藏財政資金使用的監管，可依托現代信息技術建立全區聯網的數字財政監管制度[18]，將每一筆資金信息同步聯網，實時監管資金使用情況，另外要充分發揮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進行全方位的監管，確保資金合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