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外包人：論幽靈工作的可見性
——以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為個案

束開榮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與人口學院，北京 100080)

一、幽靈工作如何被“看見”？

如果說十年前人們對于平臺經濟與人工智能運作機制的感知和想象還停留在其所建構的“技術烏托邦”愿景中的話，那么，隨著各類互聯網平臺及其所構建的巨型技術系統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強勢嵌入，這個“技術烏托邦”的神話色彩逐漸褪去?；ヂ摼W平臺在中國乃至全球范圍社會經濟場景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且持續展現出強大的統合力量，這種統合力量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其對人類勞動模式的深刻重塑。

在廣義的平臺勞動范疇內，作為平臺經濟運作核心機制的人工智能至少依賴三個范疇的人類勞動：一是活躍于各種互聯網平臺中的普通網民，他們以平臺“玩工”的角色生產并維系著平臺與算法所需的流量數據；二是伴隨平臺經濟所出現的各類新型勞動者(譬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等)，他們以自身的行動數據“喂養”算法；三是在平臺經濟與人工智能產業的后臺，以數據標注為代表的“幽靈工作”逐漸興起。遍布于各類平臺幕后人力體系中的數據標注員致力于完成算法自動化的“最后一公里”，數據標注工作成為人工智能背后的“元勞動”(1)姚建華：《在線眾包平臺的運作機制和勞動控制研究——以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為例》，《新聞大學》2020年第7期，第17-32頁。。當前，由互聯網平臺雇傭外包的數據標注員群體所從事的工作主要在于將海量圖片、文字、語音等文本中的基本信息要素標注出來，以供智能機器識別并進行深度學習，由此不斷訓練并提高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水平。不同于作為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普通網民，在某種意義上，數據標注員是人工智能的“生產者”(2)賈文娟、顏文茜：《認知勞動與數據標注中的勞動控制——以N人工智能公司為例》，《社會學研究》2022年第5期，第42-64頁。。

其實，幽靈工作所依循的按需模式及其外包機制并非平臺經濟所造就的新現象。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企業就利用互聯網技術，如分布式數據庫和派遣員工而將任何可能的事情外包出去(3)[美]瑪麗·L.格雷、[美]西達爾特·蘇里：《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左安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頁。。 直到平臺經濟在全球各個重要行業領域內快速彌散，支持其日常運作的基礎技術架構即人工智能本身亦面對著規?；娜肆趧有枨?4)Strickland，J.C.，Stoops，W.W.，“The Use of Crowdsourcing in Addiction Science Research：Amazon Mechanical Turk，” Exp Clin Psychopharmacol，Vol.27，No.1，2018，pp.1-18.。但是，相比于前平臺社會的按需勞動模式，眾包勞動者以更加驚人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各個數據標注平臺的“云端”頻繁集散，而雇主將這些勞動者的管理委托給算法，并將相應的勞動關系轉換為平臺服務器與個人電腦之間的監督和確認，人類勞動者就此作為計算邏輯的一部分被整合到人工智能與平臺經濟的衍生發展中(5)Irani，L.，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South Atlantic Quarterly，Vol.114，No.1，2015，pp.225-234.。正是由于勞動關系的技術規避、數據標注員作為幽靈工作的典型群體在全球地理時空中的高度離散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神話的持續裹挾，使得此類眾包勞動者近乎徹底地“消失”于人們關于平臺經濟的話語和認知，“由此致使普通人會產生自動化技術已經發展到可以脫離人而獨立運行的錯覺”(6)姚建華、丁依然：《“幽靈勞動”是新瓶裝舊酒嗎？——幽靈勞動及其概念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省思》，《新聞記者》2022年第12期，第30-40頁。。但是，當雇主與勞動者之間原本的社會契約無法協調機器自動化和人力輔助勞動之間的結構關系時，幽靈工作的可見性就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近年來，有關勞動可見性的探討開啟了平臺社會語境下人類如何被“看見”的技術實踐與控制機制研究(7)陸曄、賴楚謠：《短視頻平臺上的職業可見性：以抖音為個案》，《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6期，第23-39頁；易前良：《算法可見性：平臺參與式傳播中的注意力游戲》，《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年第9期，第16-25+74頁；高藝、吳夢瑤、陳旭、孫萍：《“可見性”何以成為生意？——交友類App會員制的監視可供性研究》，《國際新聞界》2022年第1期，第137-155頁。。 不過，在研究對象上，既有文獻所關注的人類可見性主要是以互聯網用戶為中心的，聚焦其在平臺交互界面(快手、抖音、微信等)中的自我呈現(譬如自拍、點贊、轉發、評論等)與技術賦權。此外，多數研究所定義的“可見性”主要是以媒介可供性為前提的，以及基于文本表征或視覺呈現的可見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內傳播學界研究人類勞動者可見性的路徑依賴。但就平臺算法背后的人類勞動力而言，這類平臺勞動者如何“被看見”？與平臺用戶被“看見”的機制不同，他們身處幕后，無法直接通過文本或視覺表征來展現自我。因此，對幽靈工作可見性的分析需要揭示該職業群體所處的注意力資源分配與競爭(8)周葆華：《算法、可見性與注意力分配：智能時代輿論基礎邏輯的歷史轉換》，《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143-152頁。的復雜語境。也就是說，在中國語境下，這可能是一個由多元行動者(平臺、國家-地方、媒體、互聯網基礎設施等)共同參與的行動場域。

在這個意義上，平臺勞動中的人類可見性是相對于當前的媒介技術架構(譬如平臺、算法)而言的，這種“可見性”是一種關于什么能被看見、什么被隱匿的社會過程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平臺勞動中的人類可見性并非表征意義上的文本或話語，亦非某種視覺展演，而是多元行動者之間影響力的實踐過程，這關乎社會資源和利益的分配(9)周葆華：《算法、可見性與注意力分配：智能時代輿論基礎邏輯的歷史轉換》，《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143-152頁。。換言之，這種人類可見性指向真實的社會過程，即某人/某群體使自己或他者的形象、行為和知識在何種程度上獲得社會層面的注意(10)易前良：《算法可見性：平臺參與式傳播中的注意力游戲》，《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年第9期，第16-25頁。并被持續承認和維系。

二、研究問題與分析框架

為什么近年來平臺勞動中的人類群體似乎總是會經歷起初的隱而不見到當前的猛然顯現(譬如外賣騎手、數據標注員、快遞小哥等)？為什么我們通常習慣于對平臺技術體系背后的運作機制(尤其是人類勞動在其間的作用和位置)視而不見？對這些困惑的追尋關涉人工智能技術神話背后的人類可見性(visibility)。如前所述，“可見性”作為一種資源配置受到持續爭奪。當前，不同行動者(譬如國家-地方、平臺、媒介場域、學術社群、勞動者等)均參與到平臺社會語境下人類勞動可見性的構建過程中。多元行動者之間的動態實踐描述了中國平臺勞動中媒介技術、言說實踐以及制度化進程之間的動態協商。

基于此，筆者試圖提出并回答以下問題：在中國平臺經濟語境下，作為幽靈工作的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在平臺勞動的技術與社會實踐中是怎樣被看見的？同時，以幽靈工作為代表的平臺勞動者又是如何在不同維度的“可見性”中得以凸顯的？不同行動者圍繞人類勞動可見性的多元實踐構建起了一幅怎樣的本土化平臺勞動景觀？

區別于當前國內傳播學界主要從文本表征或視角呈現上來界定和研究平臺社會中的人類可見性，筆者主張跳出媒介中心主義立場，考察平臺勞動中幽靈工作者群體的可見性得以產生的“條件、過程性和實踐”(11)唐海江：《“話語網絡”與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8月29日第A13版。，并以此展現不同行動者圍繞“技術、實踐與制度化之間的相互影響”(12)張昱辰：《媒介與文明的辯證法：“話語網絡”與基特勒的媒介物質主義理論》，《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期，第76-87頁。所構建的多元可見性。簡言之，此處所探討的并非可見性的內部控制與實踐機制，而是強調平臺勞動中人類可見性的本地化語境，以此勾勒幽靈工作得以“被看見”的外部關系。

基于此，筆者接下來將從三個維度分別聚焦平臺與國家、媒體場域與學術社群以及互聯網基礎設施等多元行動者圍繞幽靈工作所構建的三種人類可見性(見圖1)。其一，平臺和國家的職業承認構建了幽靈工作者的“社會可見性”(Social visibility)。對一個特定社會群體而言，社會意義上的可見本身即是一種承認(13)陸曄、賴楚謠：《短視頻平臺上的職業可見性：以抖音為個案》，《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6期，第23-39頁。，而承認的前提是被看見(14)易前良：《算法可見性：平臺參與式傳播中的注意力游戲》，《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年第9期，第16-25+74頁。。 職業承認及其社會可見性決定了幽靈工作者在公共空間中注意力資源的分配結構。其二，近年來，國內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平臺勞動過程的持續聚焦，構建了幽靈工作者的“代理可見性”(Agent visibility)。對于位居幕后的平臺勞動者而言，他們尚不具備生產自身可見性的內生動力和機會結構，因而代理可見性是幽靈工作者得以“被看見”的另類方式。在這里，代理可見性的行動主體主要包括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相比之下，媒體場域更趨向于對“社會可見性”的維系和修復，而學術社群所構建的“代理可見性”則更具反思價值。其三，數據標注作為驅動算法演進的人類勞動已經成為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基本構成，其通過基礎設施的“倒置”(又譯為“反演”)(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15)Star，S.L.，Ruhleder，K.，“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nfrastructure：Design and Access for Large Information Space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Vol.7，No.1，1996，pp.111-134.在媒介本體論意義上使得幽靈工作者得以維持顯現和退隱的動態關系。所謂“退隱”，即是當互聯網基礎設施被廣泛普及并嵌入日常生活中時，幽靈工作者往往會退居基礎設施的背景層次而被人們忽略。所謂“顯現”即是當互聯網基礎設施在特定情境下(譬如運行故障等)被作為媒介本身來聚焦和剖析時，以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為代表的幽靈工作就會從背景層次“顯現”于前臺，從而被看見。筆者將互聯網基礎設施所構建的人類可見性稱為“動態可見性”(Dynamic visibility)。

圖1 多元行動者場域中幽靈工作的三種可見性

此外，上述三種可見性之間具備理論上的交疊與互構關系。首先，互聯網基礎設施所構建的動態可見性使得幽靈工作得以獲得平臺與國家以及國內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此類平臺勞動者群體的注意力，因此這種可見性是其他兩種可見性得以順利構建的技術語境與物質前提。但互聯網基礎設施對日常生活的嵌入使得幽靈工作者始終處于退隱和顯現的動態關系中，因此，這里使用虛實線來進行圖像化表達。其次，平臺與國家對幽靈工作的職業承認所構建的社會可見性維系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持續發展以及它所構建的人類行動者的動態可見性。并且，社會可見性所生產的宏觀話語與實踐藍圖通常具有前瞻性，在這個意義上，由當前互聯網基礎設施所呈現的動態可見性難以完全覆蓋平臺勞動中人類可見性的實踐范圍(因此圖1中社會可見性的呈現范圍是超出動態可見性的)。最后，位居互聯網基礎設施與平臺-國家之間的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持續揭示著人工智能背后的人類勞動過程，這促使本來作為背景“退隱”到人工智能幕后的幽靈工作者得以不時“顯現”。與此同時，平臺與國家的職業承認及其所構建的社會可見性經由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的代理可見性獲得進一步的建構和反思。

三、平臺與國家的職業承認：幽靈工作的社會可見性

為了盡可能實現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的社會動員與規范治理，制度化的職業承認機制通常被用來促進利益認同和機會公平(16)肖祥：《社會承認與社會治理正義》，《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第137-147頁。。 在中國語境下，對數據標注員的職業承認及其社會可見性主要通過平臺、地方與國家的相繼在場(即技術-資本、央地政策之間的臨場合作與頂層設計)，以新興職業規范的逐步確立以及互聯網勞動力資源結構的中西部產業轉移來構建。

國內數據標注員首次得到官方承認是在2017年的杭州。當年10月12日，該地發布了《杭州市專項職業能力考核項目(六)》的通知，其中明確了人工智能訓練的職業能力考核(初級和高級)(17)《關于公布〈杭州市專項職業能力考核項目(六)〉的通知》，2017年10月12日，http:∥hrss.hangzhou.gov.cn/art/2017/10/12/art_1229125920_2602689.html，2023年3月15日。。 幾乎同步的是，阿里巴巴(以下簡稱“阿里”)也通過新浪微博發布了其面向社會公開招聘“機器人飼養員”的啟事(18)《碾壓硅谷！阿里要招機器人“飼養員”，2018年最熱門職業已誕生！》，2017年10月16日，https：∥www.sohu.com/a/198355201_100029527，2023年3月15日。。其實早在2015年，阿里就在其客戶體驗事業群的編制內為阿里的客服團隊(即“阿里小蜜”“店小蜜”)孵化了國內第一批數據標注員，并將其命名為“人工智能訓練師”(19)《人工智能戰“疫”嶄頭角——“人工智能訓練師”新職業正式發布》，2020年4月26日，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人工智能xinwen/buneiyaowen/202004/t20200426_366504.html，2023年3月15日。。為了爭取國家部委對這一新興工作的職業承認，2019年7月，阿里向人社部提交了《新職業信息建議書》，期間，阿里相關負責人多次往返京杭兩地，前后歷經三輪答辯和評審論證(20)祝梅：《我驕傲，我是機器人“飼養員”》，2020年4月14日，http：∥zjrb.zjol.com.cn/html/202004/14/content_3321987.htm？div=0，2023年2月26日。。在建議書中，阿里把這個新職業定義為使用智能訓練軟件，在人工智能產品實際使用過程中進行數據庫管理、算法參數設置、人機交互設計、性能測試跟蹤及其他輔助作業的人員(21)《人社部擬發布“人工智能訓練師”新職業，從業者已逾20萬人》，2020年1月1日，https：∥m.thepaper.cn/b人工智能jiahao_5407791，2023年3月17日。。不難發現，在這份建議書中，幽靈工作者作為“人工智能實際使用過程中的輔助作業人員”的不可見性已經被模糊地表述出來。但隱匿于人工智能產品背后的主要工作范疇即數據標注則被“數據庫管理”“人機交互設計”“性能測試跟蹤”等專業話語遮蔽了。關于數據標注員職業特性的專業化界定體現了互聯網平臺對這一新興職業的話語包裝策略，這種策略既有助于構建幽靈工作在公共言說中的話語和認知空間，同時也為國家對此類工作的職業承認提供了職業標準的技術框架。2020年2月，“人工智能訓練師”正式成為新職業并納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2021年11月25日，人社部發布《人工智能訓練師國家職業技能標準(2021版)》，并制定從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到高級技師等五個層級的職業晉升通道(22)《關于頒布呼叫中心服務員等6個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的通知》，2021年11月25日，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rcrs_4225/jnrc/202112/t20211227_431404.html，2023年3月19日。，其中，初級工和中級工的理論知識與技能要求權重占比最高的均為數據標注。至此，以數據標注為代表的人工智能訓練師經由平臺和國家的共同在場獲得了職業承認及其社會可見性。

由此可見，在中國語境下，以數據標注為代表的幽靈工作及其社會可見性的構建從一開始就是由互聯網平臺發起和主導，并在平臺-地方-國家的頻繁互動中向前推進的。國內幽靈工作的職業承認得以構建的前提并非多邊市場環境中零工眾包模式的成熟和擴張，而是平臺發展與國家戰略之間的相互適應，這是平臺化進程中整合社會人力資源的本地化內生邏輯。其中，以互聯網平臺為中心的單邊市場則是幽靈工作被承認和“看見”的驅動力。如本節開頭所述，對幽靈工作的職業承認既便于平臺對自身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用工需求的社會動員，同時，讓幽靈工作被“看見”亦有利于國家對平臺用工模式的治理和監管。

此外，與亞馬遜平臺“土耳其機器人”為代表的數據標注勞動所采用的時空離散式的眾包模式不同，國內數據標注產業在特定地理空間中的布局(尤其是我國中西部省份)(23)經濟發達地區也有少量的數據標注基地，不過其大多建立在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輻射外圍，譬如北京房山區、上海青浦區、廣東清遠等。這與大多數數據標注公司在中西部省份的規?；d起遵循著同樣的經濟邏輯：勞動力與物力成本。但位于中西部省份的大型數據標注基地更具當地政策與人力資源優勢。，不僅呈現出平臺倡導、國家和地方對于新興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導與布局，而且以現實地理空間中產業集聚的方式凸顯了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的社會可見性。

2018年9月，百度與山西轉型綜合改革示范區達成合作，共同打造數據標注產業基地，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進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的2020年，百度宣布未來5年將在山西培養5萬名數據標注員(24)《百度未來五年在山西培養5萬名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師》，2020年7月13日，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szhzxhbxd/gfdt/202007/t20200713_1233650.html，2023年3月11日。。百度在山西的這個基地是目前國內最大的數據標注單體(從業人員與產值規模)，作為數據標注員的國內聚集地，它鞏固并生產著幽靈工作的社會可見性。這種社會可見性折射了互聯網平臺與地方政府在互利合作中的政經邏輯，而這也進一步強化了這個新興工作的職業承認。除了數據標注，近年來，互聯網平臺的幕后產業鏈條正在往我國中西部地區進行整體區位轉移，山西、貴州、寧夏、甘肅、內蒙古、重慶等地逐漸成為國內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后臺，這是當前國家著力推進“東數西算”工程的核心環節，即把東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導到西部，西部數據中心處理后臺加工、離線分析、存儲備份等網絡要求不高的業務(25)《什么是“東數西算”？為何推進？如何實施？》，2022年2月21日，https：∥m.thepaper.cn/b人工智能jiahao_16758397，2023年3月11日。。相對于互聯網科技前端產業遍布的北上廣及東部沿海地區，上述中西部省份凸顯了自身在互聯網技術脈絡中人力資源規?；枨蟮目梢娦?。2020年12月，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人工智能數據標注論壇更是明確指出了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與中西部勞動力整合之間的直接關系：數據標注產業既是智力密集型產業，也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崗位需求大、用工門檻低、比較優勢強、制約因素少等特點(26)《首屆人工智能數據標注高峰論壇在京舉行》，2020年12月28日，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012/t20201228_1260484.html，2023年2月19日。。幽靈工作的隱匿性不僅僅是因為技術神話的包裹，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們處在地緣空間的全球南方以及產業鏈條的下游。

可見，當人工智能背后的數據標注被納入中國互聯網產業的本地化發展語境，幽靈工作由此呈現出一種位居“前臺”的、內嵌于互聯網基礎設施整體布局以及西部經濟社會轉型中的社會可見性。不難理解，這種社會可見性的構建和維系同樣離不開平臺與國家的共同在場。不過，與職業規范的逐步確立過程相比，由平臺牽頭建立的數據標注基地在中西部省份的規?；瘮U張以及它對幽靈工作職業承認的鞏固，都是以國家政策統籌協調中西部互聯網發展格局的頂層規劃為前提的，這個過程體現出國家對互聯網后臺數據產業鏈條與相關勞動力資源動態整合的前瞻性和主導性。

四、建構技術神話與解蔽勞動過程：幽靈工作的代理可見性

雖然可見性作為一種技術賦權給社會多元行動者特別是邊緣弱勢群體帶來了更多“被看見”的可能，但平臺勞動者群體尚不具備“以自己的方式可見”(27)周葆華：《算法、可見性與注意力分配：智能時代輿論基礎邏輯的歷史轉換》，《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第143-152頁。的實踐機制與機會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仍然需要社會精英代為發聲，尤其是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平臺勞動者的持續關注。不過，國內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幽靈工作“可見性”的代理方式各有側重，二者分別通過技術神話的建構和勞動過程的解蔽構建了不同維度的代理可見性，其背后折射了幽靈工作得以“被看見”的二元價值旨趣。

首先，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人工智能背后人類勞動者所采用的指涉和定義方式構建了此類職業群體得以“被看見”的不同話語資源和想象空間。

筆者以“人工智能訓練師”“數據標注師”以及“幽靈工作/勞動”為關鍵詞在慧科新聞數據庫中檢索2020年2月1日—2023年3月1日期間主流報刊與社交媒體刊發/發布的相關文本。檢索發現，三個關鍵詞在該時間段內的文本篇目呈現出有趣的非均勻分布(見表1)?！叭斯ぶ悄苡柧殠煛迸c進一步細分的“數據標注師”是人社部2020年發布職業目錄時所采用的官方定義，主流報刊與社交媒體多以此介入其對幽靈工作的報道。以“人工智能訓練師”或“數據標注師”這種較為技術主義的稱謂來指涉人工智能背后的人類勞動者，可以為國內主流媒體構建該職業群體的代理可見性提供更具建設性的、積極的言說方式和想象空間，以此所生產的媒體話語資源與國內互聯網平臺所宣稱的“給AI當老師”“幫助AI長大成人”等頗具吸引力的職業推廣話語步調一致。

表1 三個關鍵詞在主流報刊與社交媒體中的篇目分布

相比之下，基于“幽靈工作/勞動”的稱謂和指涉為國內學術社群關注人工智能背后的人類勞動者群體提供了適當的切入點。一方面，由于2020年《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未來》(GhostWork：HowtoStopSiliconValleyfromBuildingaNewGlobalUnderclass)這部譯著出版，致使國內逐漸興起的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群體及時獲得了以反思和解蔽為價值旨趣的學術話語資源；另一方面，雖然“幽靈工作/勞動”遠非清晰、嚴謹的學術定義，但是“‘機器里的幽靈’這個隱喻”(28)姚建華、丁依然：《“幽靈勞動”是新瓶裝舊酒嗎？——幽靈勞動及其概念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省思》，《新聞記者》2022年第12期，第30-40頁。本身即把本土語境下互聯網技術系統中那些經常被忽略的人類勞動者群體帶到了研究者視野的中心位置，并提示他們進一步關注這些勞動者的生存境遇。

其次，基于上述分析，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對幽靈工作代理可見性的構建遵循著不同的價值旨趣。簡單來說，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于二者對技術神話的建構與勞動過程的解蔽。

一方面，媒體場域主要通過承認并強化人工智能的技術神話來構建人類勞動者的可見性，并且主流媒體與社會化媒體對幽靈工作代理可見性的構建是高度同構的。具體來說，國內媒體對幽靈工作的個體敘事呈現出較為單一的表征模式，這種個體敘事注重從職業機遇角度來凸顯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對于個體轉型的積極價值，由此持續生產科技解放人類以及數據標注員職業認同方面的話語資源，譬如“山溝溝里走出的人工智能訓練師”“打工人在家門口當上了人工智能訓練師”“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民到人工智能訓練師”等。這種可見性的代理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神話所包裹的進步主義敘事，人工智能背后的人類勞動力借助最新的互聯網科技來完成個體轉型而“被看見”。此外，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著力報道互聯網平臺在中西部省份規劃或建成的數據標注基地以及區域范圍內的職業技能比賽等，以此來強化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群體在區域經濟轉型中的積極作用?？梢?，國內媒體對幽靈工作代理可見性的構建在不同程度上表征并維系了國家和平臺對這一人工智能領域新興工作的職業承認。

當然，除了技術迷思包裹下的個體敘事，主流報刊與社交媒體也會從群體層面反思幽靈工作者的職業困境，由此可以窺見媒體場域在建構技術神話與解蔽勞動過程之間的持續張力。譬如“別讓勞動者的權益‘銷聲匿跡’”“把‘幽靈工作’從影子中拉出來”“關注機器背后的‘影子人’”等相關報道。2023年4月，原發于社交媒體上的一篇深度報道《訓練人工智能的中國縣城工人》中對數據標注員職業困境的關注(29)《訓練人工智能的中國縣城工人》，2023年3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Hs-YVbwU1dyre3eoU-W4Ng，2023年4月5日。，激起了人們對于當前風靡全球的人工智能里程碑式應用ChatGPT背后人類勞動與技術演進的反思。事實上，社交媒體對幽靈工作的反思甚至早于平臺-國家的職業承認，并與平臺早期對數據標注產業的市場化推廣同步，譬如《“數據折疊”：今天，那些人工智能背后“標數據的人”正在回家》(30)《“數據折疊”：今天，那些人工智能背后“標數據的人”正在回家》，2018年2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tK2nHRsxi1-IOBpQ1PjGaw，2023年3月16日。。由此可見，國內媒體在充分倡導人工智能驅動中西部省份經濟轉型的宏觀規劃中兼顧對互聯網平臺的規范治理，這是媒體場域反思并推進勞動者職業困境紓解的主要話語空間和著力點。

另一方面，對國內學術社群來說，解蔽勞動過程是其代理幽靈工作可見性的最主要方式。當前，國內學術場域對該勞動群體的關注方興未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學術社群所代理的幽靈工作可見性不值得關注。有關外賣、快遞以及網約車為代表的平臺勞動研究近年來已經獲得深入探討，研究者們所采用的勞動過程理論深刻聚焦平臺勞動微觀情境中的支配關系(31)汪建華：《勞動過程理論在中國的運用與反思》，《社會發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91-209頁。，揭示了以算法為核心的勞動組織形式如何構建全新的勞動管理秩序。主流平臺勞動研究所凸顯的“技術-控制”視角以頗具人文主義的立場與較為深入的田野調查資料持續代理并構建著平臺勞動群體的可見性。這奠定了學術社群建構幽靈工作代理可見性的基本方向和主導路徑。目前國內發表的數篇研究幽靈勞動的學術論文基本沿用了平臺勞動研究的主流視角，以此解蔽數據標注師的勞動過程。也就是說，雖然幽靈工作的學術研究剛剛起步，但此前關于平臺勞動的大量研究為國內學術社群對幽靈工作可見性的持續開掘提供了扎實的學術話語資源。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社群對人工智能技術神話背后幽靈工作可見性的構建本身也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深入的過程。雖然ChatGPT這一現象級人工智能應用場景背后的海量人工勞動是顯而易見的，不過，當前對ChatGPT的廣泛討論主要還是集中于“ChatGPT的誕生意味著什么？”這一關涉“未來”人-技關系與倫理挑戰的經典議題。相比之下，由于缺乏成熟的學理傳統，“ChatGPT從哪里來？”這一關乎技術的“過去”以及內嵌其中的社會過程(譬如人類勞動、技術的社會建構與協商)等重要議題尚處于相對失焦的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即使在學術社群內，對一種新媒介技術的祛魅仍需充分的語境化和時間沉淀。

五、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顯現：幽靈工作的動態可見性

當前，作為平臺架構與應用的技術生態系統，人工智能儼然成為組織日常生活與社會場景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幽靈工作的存在向我們揭示了“數據化(datafication)作為平臺基礎設施的影響力來源，不僅有賴于算法、技術和‘非人’(non-human)的自然資源，而且更關鍵和更密集地依賴于人類自身”(32)Chen，J.Y.，Qiu，J.L.，“Digital Utility：Datafication，Regulation，Labor，and DiDi’s Platform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No.3，2019，pp.274-289.轉引自丁未：《遭遇“平臺”：另類數字勞動與新權力裝置》，《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年第10期，第20-38頁。。但是它們悄悄退居到背景層次，龐大的、復雜的技術系統以及人類勞動的政治經濟實踐仿佛消失了。只有當平臺基礎設施發生事故或者短暫崩潰帶來的顯現(obviousness)效果(33)[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0頁。，才能讓那些處于技術底層架構的互聯網物質基底以及人力網絡得以顯現。但是，互聯網基礎設施及其背后人類勞動力的可見性并不僅僅發生在技術崩潰的時刻，實際上，“‘可見性’各就其位，一個人的背景就是另一個人關注的日常對象”(34)[美]布萊恩·拉金：《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陳榮鋼譯，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2，2013，pp.327-343.，也就是說，這種可見性是相對的，也是辯證的(35)劉海龍、束開榮：《可見與不可見的辯證法：媒介研究中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信睿周報》2021年12月15日，第13版。，幽靈工作者的顯現與退隱始終處于不同行動者的動態關系與實踐場域中。

因此，以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為代表的幽靈工作作為一種人力密集型勞動，生成了人工智能技術神話背后那些“活的勞動”以及由此構建起來的“活生生的基礎設施”(36)丁未：《遭遇“平臺”：另類數字勞動與新權力裝置》，《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年第10期，第20-38頁。。幽靈工作群體的涌現典型地揭示了人作為基礎設施(37)Simone，A.,“People as Infrastructure：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Vol.16，No.3，2004，pp.407-429.抑或人作為技術系統的補丁存在(38)劉海龍、謝卓瀟、束開榮：《網絡化身體：病毒與補丁》，《新聞大學》2021年第5期，第40-55頁。而產生的認知與實踐奇觀。從事人工智能數據標注的人類勞動力于其間的“顯現”和“退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年來人工智能領域流行的一句看似悖論的行話，即“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對此，筆者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和整合，嘗試在技術物質性與社會再生產這兩個維度、四個范疇的基礎上區分幽靈工作得以“顯現”與“退隱”的動態關系類型(見表2)。

表2 幽靈工作得以“顯現”與“退隱”的動態關系

在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社會再生產維度上,至少存在著兩個范疇的人類可見性。其一,通過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崇高”來構建人類勞動力的超級可見(hypervisibilities)(39)Holt,J.,Vonderau,P.,“‘Where the Internet Lives’ Data Centers as Cloud Infrastructure,” In Parks,L.D.,Starosielski,N.(eds),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Cambridge,MA: MIT Press,2015,pp.71-93.。從國家層面的鐵路布局、電力系統、航運網絡、水利灌溉等傳統基礎設施到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超級計算為代表的互聯網基礎設施體系,作為現代性的表征承載著人類不斷進步、以技術實現善治的崇高敘事(40)[美]布萊恩·拉金：《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陳榮鋼譯，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2，2013，pp.327-343.。在這種宏大敘事中，人類勞動力的可見性是以規?；鄬δ：姆绞降靡酝癸@的。如前所述，數據標注基地近幾年在國內中西部省份迅速形成的空間集聚以及由此所披露的勞動力儲備與需求多達數百萬。但在此場景中，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群體的形象特點還是相對模糊的，只是以群像的方式鑲嵌在人工智能所構建的技術崇高敘事與實踐中。數據標注員規?；枨蟛⒎前凳救斯ぶ悄艿穆浜?，而是強化人力資源對技術邏輯的認可和崇拜。作為進步主義的象征，相對于崇高敘事的持續“顯現”，互聯網基礎設施所產生的能源消耗與環境問題以及參與其中的人類勞動者在整體上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譬如穩定的雇傭關系、健全的社會保障等)在一定程度上暫時處于“退隱”狀態。

其二，如果說幽靈工作的“超級可見”主要還是在宏觀以及未來發展的意義上構建人工智能基礎設施與人類勞動者群體形象的崇高敘事，那么，幽靈工作的“既定可見”(existing visibilities)(41)Parks，P.，“Around the Antenna Tree：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al Visibility，” March 6，2009，http：∥flowtv.org/2009/03/around-the-antenna-tree-the-politics-of-infrastructural-visibilitylisa-parks-uc-santa-barbara，February 16，2023.Starosielski，N.，“Warning：Do Not Dig：Negotiating the Visibility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Vol.11，No.1，2012，pp.38-57.則呈現了平臺與國家就當前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現狀所涉及的政策協商、職業承認以及個體轉型過程中，凸顯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及其人類勞動力在社會改革與建設中的公共價值。這種可見方式再生產著當前中國語境下人工智能行動場域中多元行動者之間相對穩定的結構關系，即人工智能由平臺技術-資本主導、國家政策跟進、地方轉型需求而形成的對城鄉剩余勞動力的整合與動員。進一步，這種可見方式所“顯現”的是幽靈勞動者在社會空間與日常生活中得以“被看見”的實踐邏輯，即他們在平臺-國家對人工智能產業的協同推進中獲得了制度化的職業承認，并經由媒體場域的代理可見性進一步構建為社會邊緣個體的成功轉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可見方式及其實踐邏輯的背后蘊含著目前處于“退隱”狀態中的平臺監管與勞動過程，二者如何在當下的人工智能產業中得以“顯現”關涉人類勞動力在互聯網基礎設施技術體系中的公共利益。近年來，國家政策、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已經通過平臺監管的強化(譬如《平臺反壟斷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以及微觀勞動過程的系統呈現，逐漸將平臺勞動中的人類群體由相對模糊的崇高敘事拉回到既定可見的顯現狀態。

此外，近年來有關“云端”“云存儲”的技術話語進一步抹去了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技術-物質維度，而對其物質性(materility)的討論有助于“打破將互聯網想象為承諾數據與信息之虛擬空間的思維定勢”(42)束開榮：《互聯網基礎設施：技術實踐與話語建構的雙重向度——以媒介物質性為視角的個案研究》，《新聞記者》2021年第2期，第39-50頁。，進而揭示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互聯網應用背后人類勞動與數碼物(digital objects)(譬如算法、移動交互程序等)“打交道”的技術-社會脈絡。在此維度上，讓人工智能背后的幽靈勞動者得以“顯現”的可見機制主要表現為兩種范疇：一是故障可見(disrupted visibilities)。日常生活中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及其人類勞動往往會被當作理所當然而退居背景位置，但當故障(譬如算法/服務器故障、數據質量問題等)出現時，互聯網的物質維度(包括硬件/軟件體系、服務器所處的地理環境、互聯網技術標準以及人類勞動力等)才會被猛然意識到，由此造成的用戶與互聯網的“斷連”(disconnection)會將人們對互聯網運作的虛擬性(virtuality)迷思拉回地面，重新思考互聯網的物質基礎，進而將包括人類勞動在內的背景要素“顯現”出來。二是層疊可見(layered visibilities)。因為互聯網“基礎設施同時在多個層級上運作，將人與物綁定到復雜的異構系統中，并以與技術功能相對獨立的內部化形式運行”(43)[美]布萊恩·拉金：《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陳榮鋼譯，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2，2013，pp.327-343.。也就是說，互聯網基礎設施在不同行動者(國家、互聯網巨頭、軟件工程師、硬件設備制造商、互聯網普通用戶、幽靈勞動者等)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見性，這種可見性往往呈現為層疊狀態。譬如，位于層疊狀態頂端的普通用戶通常只能看到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終端或者界面(如智能手機、移動交互程序App)，而“退隱”在界面/終端之下的其他行動者往往是相對不可見的。當前人工智能背后的幽靈勞動者以層疊的方式“退隱”到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下游，一同“退隱”的其他行動者場域，從技術標準的確立(譬如華為與高通關于5G標準的競爭)、互聯網科技巨頭的決策過程到軟硬件升級(譬如蘋果、華為等智能手機科技公司圍繞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所進行的白熱化競爭)等過程進一步遮蔽了技術神話之外的人類要素。

六、結語

通過前文三個主體部分的分析與論述，筆者試圖跳出基于文本呈現或話語建構的可見性研究路徑，倡導把平臺勞動者可見性的生成過程置于多元行動者的關系場域中加以考察，由此勾勒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可見性的社會-技術脈絡與本地化語境。在這個意義上，幽靈勞動者的可見性構建是一個交織著平臺與國家、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以及互聯網基礎設施等多元行動者之間彼此互動、反思與推進的復雜社會過程。

對此，筆者構建了一個基于三種人類勞動可見性的分析框架，并試圖明晰不同維度之間的關系模式。首先，幽靈勞動者的社會可見性來自職業承認機制。在中國語境下，這個承認機制蘊含著兩個相互聯系的技術-社會脈絡，即平臺-國家的共同在場確立人工智能數據標注員的職業規范以及中西部省份數字產業轉型的平臺-地方合作過程對當地勞動力資源的動員和結構化調整。其次，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作為社會精英代理著幽靈勞動者的可見性。這種代理可見性既強化了以數據標注為代表的幽靈工作職業認同，同時社交媒體尤其是學術場域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工智能技術神話背后鮮為人知的勞動過程，以此為呼吁和倡導職業困境的解決爭取更多社會注意力資源和公共討論空間。復次，作為當前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基本構成，幽靈工作的人類可見性呈現出“顯現”與“退隱”的動態關系。不同維度的顯現與退隱模式從崇高敘事、公共性、網絡斷連以及技術物質性等維度立體呈現著幽靈勞動者得以“被看見”但同時也在經歷不同程度“遮蔽”過程的社會-技術語境。最后，幽靈工作的三種可見性構建過程相互勾連，并呈現出交叉互動的關系生態。一方面，平臺-國家所構建的社會可見性推進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普及和深化，“新基建”與“東數西算”等戰略布局持續動員并強化著人工智能的勞動力供需安排。平臺-國家的共同在場在很大程度上動態調整著互聯網基礎設施在社會系統中“顯現”與“退隱”的動態關系，人工智能背后人類勞動的可見性也在動態變化中。另一方面，媒體場域和學術社群通過不斷開掘互聯網基礎設施背后的人類勞動，促使幽靈工作得以在錯綜復雜的社會-技術語境中“顯現”。這種精英代理模式同時也在反思與建構的雙重層面再生產著平臺-國家所生成的社會可見性，進而維系著幽靈勞動的職業承認機制。上述三種可見性構建了一種更加本土化和語境化的平臺勞動景觀，由此所展開的概念分析與理論闡釋有助于跳脫平臺勞動研究中有關“技術-控制”的主導路徑，進一步探索平臺勞動背后多元行動者之間既博弈又協商、既合作亦反思的復雜關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