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華

2010年5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確認。有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筑的墻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

紀念館還有一處紀念國際義人，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人，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墻上；也有非國際義人的話，有些已是名言。一個波蘭人說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后，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文學和藝術里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親切的，還是罵人的臟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無比強大。

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里的幸存者，他被關進集中營時還是一個孩子，父親和他在一起。二戰結束后，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里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幸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愿意說，是因為他們無法用記憶去面對那段痛苦往事。當他老了，身患絕癥，身為紀錄片導演的兒子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老淚縱橫地講述著，現場攝制的人哭成一片。

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里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后納粹軍官們玩起了游戲：一個拿著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軍官隨便說個數字，他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猶太人開始數，數到第七個時，舉起手槍對準那人的額頭扣動了扳機。之后，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他父親悄悄把他拉向旁邊，與他換了一下位置，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著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槍，父親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時候他不到十歲。

說點兒輕松的。也是2010年，我去南非看世界杯，學會了好幾種臟話，因為每場比賽兩邊的球迷都用簡單的詞匯互罵，我記住了。差不多十年前，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買的，桌面是一塊玻璃，上面印有幾十種文字的“愛”。開始的時候，我看著它心想，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數量的“愛”？有意思的是，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為己方球隊助威時都用臟話罵對方球隊？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里都有“愛”？這讓我想起兩個中國成語，“異曲同工”和“殊途同歸”，接下去我就說說這個。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里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著一根長竹竿過城門，橫著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后對他說，我雖然不是圣賢，但也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現代社會里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這兩個笑話出現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墒沁@兩個笑話如出一轍，說明了什么？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但有一點很明確——人都是一樣的。

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簡單了。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時光》里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軍即將被槍決，他們在醫院墻外的坑洼中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中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凈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后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長，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告別生命的儀式，也可以理解為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續。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理解這個最后時刻的行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對于這個士兵來說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將被槍決之時，外套和靴子的意義不言而喻。這個士兵在尋找一片凈土放置它們時沒有死亡恐懼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頓好，這是他無聲無字的遺囑。

塔可夫斯基講述的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人被電車碾過，壓斷了一條腿，他被扶著靠墻而坐，在眾人的凝視下等待救護車到來。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里取出一條手帕，把它蓋在斷腿上。

這個遮蓋的舉動向我們敞開了一條通往最遠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么的直接有力。如果那個等待救護車的人沒有用手帕蓋在被壓斷的腿上，而是用手指著斷腿處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么這個故事的講述者不會是塔可夫斯基。

我以前說過，魯迅寫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為了讓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寫了幾千上萬字，應該說是盡心盡力了，結果人物還是正常。不少作家描寫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讓人物說話語無倫次，而且中間還沒有標點符號，這已經成了套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語言黑壓壓地擺在那里。這些作者以為用幾頁甚至十幾頁不知所云的話語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這個人物精神失常了，這只是作者的一廂情愿，如果讀者感覺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話，也只會懷疑是這個作者。

2014年11月我去意大利的時候，邀請方給我安排了一個特別的活動，讓我去維羅納地區的一家精神病醫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進行一場文學對話。邀請方給我安排的翻譯很緊張，不過她看上去還是比較鎮靜。她開車來旅館接上我，在去精神病醫院的路上說了好幾遍“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活動”，說院方保證參加活動的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她這話是在安慰我，不過聽上去更像在安慰她自己。我開玩笑說，院方保證的只是過去沒有出現過暴力傾向的，并不能保證今天不出現。她聽后“啊”的叫了一聲，然后又說“這個活動太奇怪了”。我們來到精神病醫院的門口，應該是監控攝像頭看到了事先登記過的車牌號，大鐵門徐徐打開，我聽到機械的響聲。

我們先去了院長辦公室，院長是一位女士，她握著我的手說，你能來我們太高興了。然后請我們坐下，問我們要咖啡還是茶，我們兩個都要了咖啡。喝咖啡的時候，院長說每年都會有一位作家或者藝術家來這里，她說病人們需要文學和藝術。院長問我，你在中國去過精神病醫院做演講嗎？我說沒有。

喝完咖啡，我們去了一個會議室，里面坐了三十來個病人。我們走到里面的一張桌子后面坐下，面對這些病人，院長站在我的左側。就像其他地方的文學活動一樣，院長介紹了我。我不記得當時這些病人鼓掌了沒有，我的注意力被他們直勾勾看著我的眼睛吸引過去了。院長說話的時候我拿出手機拍下了他們，我感覺他們的目光鐵釘似的瞄準了我的眼睛，好在后面沒有榔頭。院長介紹完就出去了。會議室的門關上以后，我注意到一個強壯的男人站在門那邊，用嚴肅的眼神審視屋子里的病人。他沒有穿白大褂，我心想他不是醫生，可能是管理員。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我第一次置身這樣的場合，不知道怎么開始。我的翻譯小聲問是不是可以開始了，我點點頭對他們說，請你們問我一些問題吧。翻譯過去以后仍然是沉默。我繼續說，文學的問題和非文學的問題都可以問。等了一會兒，第一個問題來了。一位女士問，你是意大利人嗎？我搖搖頭說，我是中國人。接著一位男士問我，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我簡單地介紹了自己，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過去在中國的南方生活，現在住在北京。此后就順利了，他們問的都是簡單的文學問題，我的回答也很簡單。沒有人問到我的作品，我知道他們沒有讀過我的書。我注意到他們提問時幾乎都是將身體前傾，像是為了接近我。我回答后他們的身體沒有回到原位，前傾的姿態一直保持了下去。這個活動進行了大約四十分鐘。最后提問的是那位站在門邊的強壯男人，此前他給我的感覺是一直在監視這些病人，所以我認為他是醫院的管理員。他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我在中國做一名作家怎么樣。我說很好，可以晚上睡覺，也可以白天睡覺，作家的生活里不需要鬧鐘，自由自在。他聽完后嚴肅地點點頭，問了第二個問題：你生活在意大利哪個城市？我心里咯噔一下，這個我一直以為是管理員的人竟然也是病人，這個屋子里除了我和翻譯全是病人，而且門關著，最強壯的那個還是“守門員”！我回答了最后一個問題，我生活在中國的北京。

外面有人推門進來，是院長，活動結束了。往外走的時候我問翻譯，你能聽懂他們說話嗎？翻譯有些驚訝，她說當然能聽懂，他們說的是意大利語。她理解錯了我的意思。我繼續問她，他們說話沒有顛三倒四？她說，他們說話很清楚。院長送我們到門外，她再次向我表達了感謝，感謝之后詢問我接下來在意大利的行程，然后對我此后要去的每一個地方都贊美一番，所以我們在那里站了一些時間。那時候應該是午飯時刻，剛才和我坐在一個屋子里的這些病人一個個從我面前走過，有的對我視而不見，有的對我點一下頭。我注意到一個男人拉住了一個女人的手，還有一個男人摟住了一個女人的肩膀，看上去他們都是五十來歲的年紀，親密無間地走向食堂。好奇心驅使我問了院長一個問題：住在你們醫院的病人里有沒有夫妻？院長說沒有。

我們上了車，這次開到大鐵門那里門卻遲遲沒有打開。我的翻譯有些焦慮。我再次開玩笑說，我們可能要留在這里了。翻譯放在方向盤上的雙手立刻舉了起來，她叫道：“不要！”然后我們聽到機械的響聲，大鐵門慢慢打開。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后，翻譯一邊開車一邊對我說：“我很緊張?！彼恢焙芫o張，此前沒有說是為了不影響我，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后她吐露真言。

后來的行程里，我不時會想起維羅納那家精神病醫院的文學活動。我此前覺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個黑暗的無底洞里，但是那兩對男女親密走去的身影改變了我的想法，因為那里有愛情。那兩個男的和那兩個女的，他們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妻子和丈夫應該會定期來看望他們，可能中間的某一個某兩個甚至某三個和四個已經離婚了，或者從來沒有過婚姻，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愛情。

（摘自譯林出版社《我只知道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