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融科技監管的雙重邏輯及其關系

崔郁萌

摘? ?要：金融科技監管邏輯可以區分為行政邏輯和技術邏輯。金融科技監管的行政邏輯突出中央—地方的科層制監管體制，依托機構監管模式將金融科技平臺納入常態化監管，并利用運動式監管降低應急性金融風險。金融科技監管的技術邏輯強調對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的普遍應用，并利用監管科技提升監管效能。金融科技監管的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雖然在權力分配和主要追求效果上存在差異，但二者在聯系中相互作用，行政邏輯對技術邏輯具有矯正和引領作用，技術邏輯對行政邏輯具有促多元化和完善組織架構作用，二者通過相互作用形成雙向互嵌，最終推動金融科技監管邏輯逐漸轉向二元共治的復合型治理，穩步推進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重塑與發展。

關鍵詞：金融科技；監管科技；行政邏輯；技術邏輯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3.04.006

中圖分類號：D912.28? ? ? ? ?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9031（2023）04－0065－07

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目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創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展提質增效。隨著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在金融業的廣泛應用，金融與科技高度融合發展，以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為核心，以傳統金融為基礎的金融科技應運而生，正在逐漸深刻地改變著金融市場結構，并成為當今金融格局中具有突破性創新屬性的新業態。本文將提煉和分析出金融科技監管的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為理解金融科技監管提供一個基于底層邏輯的獨特視角。

一、金融科技監管的行政邏輯

金融科技監管作為金融領域的行政監管，依托于縱向行政監管體制，通過中央—地方的科層制與機構監管相結合的監管模式，涵攝金融科技平臺，利用運動式監管手段來降低應急性金融風險。

（一）中央—地方科層制金融科技監管體制

科層制具有專業化分工、等級制權威、依靠規章制度運行等特征。我國金融科技監管形成了以金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的法律體系，中央由部級監管機構分業監管，地方受中央領導的科層制體制。

在中央層面，依照《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國務院成立國務院金融委員辦公室整體統籌規劃各部門工作任務，領導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數字貨幣監管；銀保監會負責整治網絡借貸、消費金融、互聯網保險等工作；證監會負責股權眾籌以及互聯網銷售基金工作。

在地方層面，為加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金融協調工作，2020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建立地方協調機制，各省建立其所在轄區的金融委辦公室地方協調機制，加強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協作，在保證原有的部門職能穩定以及中央和地方關系不變的基礎上注重協調、指導、監督等環節，在地方協調機制的積極配合下，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的統一領導下，貫徹落實中央金融管理部門的政策，組織轄區金融監管工作。

（二）金融科技的機構監管模式

金融監管模式是一國對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金融監管法規的體制選擇。我國采用機構監管模式（Institutional Regulatory Model），根據金融主體的性質來劃分監管范圍的一種分業監管模式。隨著金融與科技的高度融合與發展，金融科技下的金融風險種類復雜程度遠遠高于傳統金融。

從金融科技監管的主體來看，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趨于一體化，許多科技公司利用DNA（Data-Network-Activity）優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此類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利用其特有的交易數據優勢，通過發展金融服務業務，搭建以信息為基礎的大數據金融網絡。在數據和網絡的共同推動下，阿里巴巴發展其原本不具有的金融服務項目，最終形成涉及各類金融業務的混合式模式：支付領域的支付寶、征信鄰域的芝麻信用、網絡信貸領域的螞蟻小貸、保險領域的眾安保險、銀行領域的網商銀行?；旌夏Ｊ降倪\作下，出現了不同服務行業風險錯綜復雜、交叉存在于單一金融公司內部的新型風險，即原本分散在不同金融企業的風險轉化為大型科技公司內部不同業務部門的風險。

從金融科技監管的客體來看，金融科技的發展導致金融對網絡的依賴性逐漸增強，金融交易活動中網絡攻擊的切入點增多，敏感數據的危險程度逐漸增強。2021年9月，SushiSwap社區的MISO密幣交易平臺遭遇軟件供應鏈攻擊，網絡黑客劫持網絡平臺交易過程并盜取約300萬美金的以太坊幣，這說明了金融科技亟須配套監管治理。

（三）金融科技的運動式監管

運動式監管脫胎于運動式治理，運動式治理是指國家公權力主體針對突發性問題或長期難以根治的問題，采取集中的、權威性的高強度管理手段，進行有效解決的一種整治模式。據此，從主體上來看，其主要由具有權威性的國家機關主導，注重不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權責劃分；從治理手段來看，相較于自律性手段，運動式監管更注重強制管理，可以在相關整治活動中利用其臨時性、強制性的手段打破傳統金融監管機制僵局，所以運動式監管是我國政府解決金融監管突發性或長期性金融問題的重要專項治理手段，其在篩選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金融科技企業、精準打擊金融領域的違法違規活動、在短期內維護金融互聯網平臺的安全和穩定以及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方面有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運動式監管自身也具有結果易反復性、被動性等不利特性，容易引發不良后果。

二、金融科技監管的技術邏輯

隨著金融與科技相互滲透，傳統的監管模式無法滿足以科技主導的金融市場的需要，為此，我們應該以科技為驅動的監管思維契合金融科技的本質特征，迎接金融監管新挑戰。

（一）金融科技監管中的新興技術應用

相較于傳統的互聯網科技，金融科技應用范圍更加廣泛，包括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

區塊鏈是依靠共享數據庫，構建一種分布式技術，具備去中心化、匿名化、不可篡改性等突出特征。隨著以區塊鏈為技術支撐的數字貨幣運用逐漸廣泛，在此基礎上搭建的數據環境具有深度安全性。

人工智能是一種以學習處理語言、理解自然語言、知識圖譜等技術方法為基礎，使機器產生類似人的知識反應的科學技術。人工智能采用深度結合人類智慧與機器人固有優勢的方式，憑借機器遠超出人類的工作速度與工作強度的特性，來解決人類不愿解決、不能解決的各種問題。將人工智能引入金融領域，通過機器收集、分析錯綜復雜的數據，以及處理信息庫建立數據模型，有助于信息規制實現效果最大化。

大數據技術本質上是通過收集大批量數據，進而篩選出最佳信息的一種科學技術，具有速度極快、體量大、靈活性高等特點。大數據技術的收集、管理、處理信息的能力遠遠超出人類，其發展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

云計算在通常意義下可以理解為，通過互聯網技術，實現按照自己的時間空間需求，隨時隨地訪問共享池的一種計算模式，它可以較為集中地分析、辨別數據的種類、結構。在這種模式下，將資源存儲在共享池中并按照統一機制管理，且過程中的管理與分配機制對用戶完全透明開放。通過云計算嵌入信息規制，金融機構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要素或與服務供應商進行極少的交互，就可依靠互聯網技術從共享池中獲得所需的數據資源，實現數據資源的實時共享。

金融科技依靠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科技手段，為金融科技進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逐步實現金融監管的“事前預測、事中跟蹤、事后保障”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推動金融監管機制的發展創造動力。

（二）監管科技（RegTech）重塑金融科技監管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最早提出監管科技的概念，將監管科技看作是金融科技的一個子集，認為它是監管過程中新型技術的一種適用手段，以實現更加有效的數據分析、風險識別以及金融監管等活動?，F階段雖然國際上對監管科技的定義沒有定論，但可以看出，監管科技實際上是對改進金融監管呼聲的一次有力回應，是通過運用高新技術手段來滿足金融機構監管需求的一種新興監管模式。

促進創新與保持平穩是監管科技的兩大重要目標，是監管科技實現最大效能的重要出發點。2015年，FCA首次提出“監管沙盒”機制。監管沙盒機制是一種主動性監管機制，能夠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一個自由實施創新實驗的特定環境。監管沙盒選擇構建一個真實的、相對安全的測試空間，監管機構可以從全局把控金融風險，預先判斷風險、測試金融科技企業并提出相應解決方案；降低創新者進入金融市場的成本，為金融技術創新者提供充足的融資渠道；監測金融市場中的新興科技產品。監管沙盒模式不但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降低金融監管市場的準入門檻，還能在維護現有金融監管市場穩定的基礎上，更加尊重主體雙方的真實意愿，并通過意思自治達成機制構建，使金融監管科技中實現創新與發展的平衡成為可能。目前，監管沙盒模式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已經將監管沙盒模式應用到實際監管工作中?！皠撔轮行摹北O管模式也極具特色，其注重對金融機構的指導，讓金融機構真正了解監管框架，理解金融監管的政策與法律法規，從根源上加速金融創新，目前很多國家已經實施運行“創新中心”模式，如新加坡、日本、英國等。

在對傳統金融監管模式改造升級的過程中，監管機構應以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科技手段作為技術支撐，滿足日新月異的金融監管市場需求，注意傳統金融監管模式改造升級的系統性、科學性、合理性。對于金融監管的報告、建模、巡檢等匯總性、程序性工作，采用大數據分析、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興互聯網技術，加強監管主客體之間的數據交互，提早化、全程化了解金融市場信息，建立自動監管體系，實時獲取監管相關信息，逐步實現金融監管的“事前預測、事中跟蹤、事后保障”的系統性監管體系，以科技賦能，讓金融監管提質增效。

三、金融科技監管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的關系

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間并非是完全對立的兩種路徑，兩者思維邏輯既存在差異，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金融科技監管的運行過程中，二者相互作用，最終推動金融科技監管邏輯逐漸轉向二元共治路徑。

（一）金融科技監管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的差異

1.行政邏輯強調監管集權，技術邏輯強調治理分權

第一，行政邏輯的集權思路。集權主義是為控制和降低統治風險，防止地方在人事與資源領域脫離中央控制的一種基本邏輯，其在金融科技監管領域有一定的體現，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傳統的“大政府、小社會”模式體系的雙重作用，我國政府在金融科技監管治理中具有強大的一元化優勢，在金融科技監管治理中處于主導地位。此外，金融科技監管作為行政行為的一種，天然地具有強制性、單向性、以國家公權力為后盾等特點。政府作為金融科技監管的主體，受到技術力量、治理資源以及法律法規的支持，又具有公共性質，在治理結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為維護與遵從法律運行的統一性、追求法律實施的效果，國家需要采取統一的、科層制式的權力運行機制，將金融科技監管的理念、工作任務、預定目標等傳達到地方金融監管機構。

第二，技術邏輯的分權思路?；ヂ摼W的運作機制，實際上就是將決定權同等地交由眾人，他們可以同時作為網絡的擁有者。以分權邏輯為基礎的互聯網架構方式，使得網絡結構失去物理意義上的中心，因此集權邏輯也隨之失去了孕育它所需的理論邏輯與實踐基礎。此外，金融科技監管需要依賴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單一的金融機構不能夠掌控所有的科學技術手段，還需要利用其他金融科技公司的新型技術，通過互聯網公司與金融監管機構在技術領域的相互協作、相互配合，達到最佳的金融監管治理效果。由此看出，分權邏輯在金融科技發展中具有一定的實踐基礎。

2.行政邏輯追求監管效果，技術邏輯追求治理效率

第一，行政邏輯注重監管效果。我國金融科技監管堅持中央—地方科層制的金融科技監管體制，其治理結構體現了科層制適用過程的基本理論，即權威化治理和專職化治理。權威化治理是科層制的縱向集中體現。在金融科技監管體制架構下，中央高層機構集中決策，地方機構負責實施執行。專職化治理就是科層制的橫向的集中體現，在相同層級的不同機構間協調合作、權責劃分，金融科技監管中表現為依照不同金融科技業態進行專項整治。

第二，技術邏輯看重治理效率。監管科技作為一種新興科技，具有跨區域、24小時不間斷提供服務的天然屬性，金融監管機構通過新興科技隨時隨地實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金融科技企業在研發新技術過程中，優先考慮效益與成本這兩個方面的要素，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時兼顧社會效益，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以實現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金融監管的核心是對數據信息的監管，手工或者半手工的處理數據可能產生數據處理道德風險問題和數據處理錯誤問題，隨著信息技術與金融的不斷發展，采集、錄入、分析數據等一系列繁瑣的工作可以由計算機完成，監管科技不僅可以解決缺乏時效性、數據造假等問題，還有助于降低監管成本，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二）金融科技監管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的關聯

1.金融科技監管技術邏輯對行政邏輯的影響

第一，技術邏輯促進行政監管手段多元化。隨著區塊鏈在科技監管領域應用的逐步推進，金融交易信息記錄變得難以纂改，增加了各方數據的透明度和對稱性，使傳統金融監管機制被摒棄，提升科技監管機構數據信息的準確性，提高科技監管的質量與效率。金融監管機構借助互聯網獲取信息資訊，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對數據信息進行收集、整理、分析，找到信息之間的關系與存在規律。一方面，是利用云計算對數據信息進行整理、分析、判斷，對信息欺騙行為實施及時精準的打擊；另一方面，根據大數據強大的收集、管理、處理能力，建立覆蓋所有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金融公司等主體的數據收集體系。運用新興科技實現傳統監管轉型升級，監管機構可運用云計算、大數據以及數據鏈等手段，連接金融企業，收集實時數據信息，進而降低金融企業的潛在風險。

第二，技術邏輯完善金融科技監管組織架構。我國堅持的是中央—地方科層制金融科技監管體制，為了保證地方可以清晰傳達中央的治理意圖，實現最佳治理效果，建立央地共享的實時數據庫顯得十分必要。近年來，我國的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數據共享機制已經有所發展，但要實現中央與地方之間監管機構的數據實時共享，仍需具備技術支撐。如2017年起我國建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其采用支付機構直接與平臺對話的方式，由平臺對接銀行，改變了傳統的支付機構直接對接銀行的模式，進而確保了金融科技監管機構收集資金信息的直接性與準確性。

2.金融科技監管行政邏輯對技術邏輯的影響

第一，行政邏輯對監管科技應用具有矯正作用。在實踐中，金融監管科技的運行過程依賴于算法，而算法的運作以基本數據信息為基礎，并且在這個運作過程中經常還需要人的參與，如輸入數據信息，這極易影響數據的客觀性。此外，個別的“數據巨頭”機構極有可能為了獲得自身利益，產生道德滑坡，造成個人信息泄露、數據丟失等不良影響，更有可能對金融市場秩序產生不利影響，需要金融科技監管機構運用行政邏輯來矯正其中存在的偏差。

第二，行政邏輯對監管科技的手段選擇和運用具有引領作用。金融科技監管領域絕對不能忽視價值的作用。價值對我們的行為動機具有導向作用，它可以塑造人、改變人，盡管監管科技依靠新興科學技術，但在監管過程中人的要素是無法避開的。在現階段，金融科技往往不能與監管科技中的“人”較好地結合在一起，隨著金融科技數字化、智能化發展，金融科技監管領域日趨智能化。從側面也凸顯出當前對理性價值的忽視，對人的主導作用的忽視，單一強調數字化、智能化而忽視人的要素是金融科技監管領域的 “無人困境”。技術人員不應該被簡單地看作金融風險的預測者或者平臺的提供者，而應被視為金融市場的重要要素。因此這些“人”對于價值的選擇就至關重要，在適用金融科技監管的過程中，要堅持正確的價值引導，當秩序與效益這兩個價值產生沖突時，應優先堅持秩序這一基本價值，即優先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四、結語：走向金融科技監管的雙重邏輯共治

在金融科技監管中，我們往往會將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對立起來，忽略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割裂兩者關系的治理思路在實踐很難達到理想的金融科技監管效果。就金融科技監管而言，應堅持復合型治理方式，即在行政邏輯與技術邏輯雙重邏輯的引領下，監管機構使用傳統監管手段的同時，推進自身監管模式轉型升級，融合利用數據鏈、云計算等前沿技術手段，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創新在金融監管領域的作用；應對采取技術手段時可能會發生的技術性謬誤，以行政監管為保障，在事前建設應對技術謬誤的應急解決機制，事中設置及時檢查發現技術謬誤的程序，事后對已經發生的技術謬誤按照預先機制解決并對造成的不良后果進行處理，將行政監管作為技術監管的控制中樞，發揮檢測、矯正和善后作用。

（責任編輯：孟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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