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美國政治的黑金洪流

和靜鈞

據《紐約時報》報道，現年90歲的美國億萬富翁、制造業大亨巴雷·賽義德向共和黨人主持的政治團體“聯邦黨人學會”捐贈16.5億美元，創下美國有史以來已知的最大一筆政治獻金。

由于捐贈是通過股票轉讓和信托等一整套眼花繚亂的方式進行，這一筆轟動美國輿論的“黑金”還逃避了4億多美元的政府稅金。如果不是媒體曝光，美國公眾對此毫無知曉。究竟還有多少這樣巨額“黑金”流入政黨背后不用公開的“空殼公司”，從而左右美國政治公共議程，令人“細思極恐”。

籌款能力等于政治能力？

談起美國加州大火，印象是年年燒，山火治理是“剪不斷，理還亂”，很多人不假思索怪罪于氣候改變下的酷熱，可人們不曾想到，“天災”居然與競選政治有關。有人研究發現，加州多次引發山火，其實就是輸電線路陳舊，脫落掉線引起的。能源公司一邊給股東輸送超額利潤，一邊給管理層濫發獎金和高薪，一邊又追著政府說漲電價不然要破產。

這家名為PG&F的電力能源公司一直是加州州長紐森及其家族背后的政治黑金金主。紐森從一個不起眼的政治人物，走到舊金山重鎮的市長，再奪下美國第一大州加州州長之位，這家電力公司及員工是他背后最大的政治獻金來源。

美國政治生態中，已經逐漸形成一個鐵律：籌款能力等于政治能力，有沒有政治前途先看籌款的多寡。擔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佩洛西，年逾八十，數度擔任民主黨內要職，連續多屆當選聯邦眾議員，成為傳奇政治常青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的籌款能力。光是她一人，靠組織巨頭企業“籌款派對”，每年就能為民主黨籌到數億美金。

被金錢腐蝕的政治

美國競選政治不靠美金就轉不動，每個參與競選的人需要投放足夠多的競選廣告，需要租用一定數量的辦公室，需要重金聘用咨詢公司及競選專才，需要雇用大量的協助人員，需要安排有影響力的媒體出鏡采訪，需要巡回全國各地拉票和組織造勢活動，需要制作大量的競選宣傳資料和服飾，競選周期冗長。當競爭者紛紛強化和加碼競選活動之時，“劇場效應”就出現了，其他人不得不紛紛站起來，投入到沒有上限的競選爭斗中。

那錢從哪里來？除自掏腰包之外，主要通過籌款，接受個人捐款。近年來，政治行動委員會或超級政治委員會吸金能力越發驚人，它們隱身于競選人背后，充當政治籌款的影子渠道，金主通過超級政治委員會等空殼公司，對政治候選人未來施政產生影響。此次媒體曝光的“史上最大黑金案”，就是金主繞開個人捐款這條明線，“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重金涌入競選組織，暗中施加政治影響。

就如在美國社會的持槍問題上，一旦美國全美步槍協會（NRA）成為美國政客的金主，這一場有關持槍的憲法討論就會沒完沒了，見不到有效的行動。

政治獻金法形同虛設

直到尼克松總統時期，美國終于迎來了第一部嚴格規范政治獻金的法律。1971年通過的《聯邦競選法》，除了規定各類競選操作規范之外，還規定了政治獻金行為。按照這部法律，每名美國公民最多可以向候選人捐款1000美金，向其所屬的政治團體捐款5000美元，每名美國公民每年向候選人、政黨、政治團體捐款上限是25000美元。

這是一部相當于宣布政治獻金合法化的法律，它的格調在于“政治獻金合法，只是數額暫時要限制”的綏靖或者曖昧。這部《聯邦競選法》并未解決政治獻金沒有直接流入個人或個人所屬政治團體，而是流入第三方所謂“超級委員會”時如何處理的問題?！堵摪罡傔x法》之后，第三方打著“非營利”旗號的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財閥、富豪、巨頭企業的政治黑金找到了流出口。

1971年的法案與其說是限制了政治獻金，不如說是政治獻金合法化和公開化。2002年的《聯邦競選改革法》規定，個人在初選和大選中可向每位候選人捐款的最高限額為2000美元，年度捐款總額不得超過3.75萬美元。這也意味著可以對多名候選人同時捐款，金額上限提高到了數萬美元的高值。

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推翻了法定限額，認為合計限額的做法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除了單筆捐贈容許限制之外，合計要捐多少，全由個人說了算，有錢就可以豪橫。

當人們從光鮮的“一人一票”民主外衣下觸摸到美國政治制度內核中無限的荊棘與黑暗之時，可能會追問：這還有治嗎？

（摘自《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