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香山買辦向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功轉型
——兼論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近代人物的歷史地位

張富強

(1.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6; 2.澳門科技大學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澳門 999078)

近代香山人以從事買辦職業而聞名于粵滬等通商口岸。據統計,從19世紀40年代至1870年以前,旗昌、寶順、怡和、瓊記4大洋行共聘用83名買辦,其中廣東籍買辦有54名,占總數的 65%,而廣東籍買辦又以香山籍買辦占據多數(1)參見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梁》,李榮昌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87-290頁。。正因為如此,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香山人”這一名稱甚至被視為“買辦階級”的同義語(2)參見《北華捷報》1874年2月12日,第129頁。。唐廷樞、徐潤、鄭觀應是香山籍買辦的典型代表。早在擔任洋行買辦期間,他們就開始投資外商企業或自辦外貿企業,逐漸積累了充足的資本、經驗和人脈。他們身為時人所“不恥”的服務于洋人的買辦,但并不影響他們在“富”起來之后,抱團取暖,共同維護華商股東在外企中的利益,共同發起組織旨在抵御外侮的廣肇公所等愛國團體,并響應晚清政府的召喚,率先脫離洋行買辦職位,轉而成為首批大型民族民用企業的投資者和經營者,努力把企業辦成“官督商辦”體制下“商主商務”的真正的商辦企業,并敢于同外人進行旨在“漸爭利權”的商戰,為國家自強、人民富有、民族復興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自新中國以來,近代史學界對他們在轉型為民族企業家所作所為的總體評價并不是那么客觀或實事求是,這或多或少是受到“左”或“偏左”的思想觀念影響。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當下,我們理應以歷史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采取求真的學術態度,還他們作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歷史本來面目,對他們在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維護國家經濟利權完整、促進工業近代化等方面的貢獻做出公正的評價。

一、從事外貿的新式自營商人

近代洋行最早涉足的主要是茶、絲、棉花等外銷貿易。中國茶、絲、棉花商古就有之,但在五口通商之前,皆屬從事國內貿易的傳統商人。除中俄恰克圖貿易外,凡從事出口茶、絲等商品貿易的商人,只能把所涉商品賣給十三行,通過十三行銷售給外商,以實現商品的出口。國內商人并不被允許與外商發生直接交易。五口通商后,隨著國內進出口中心從廣州逐漸遷徙至上海,及長江流域更多通商口岸的開放,歐美國家消費者日益增多的訂單促使國內傳統商品如茶、絲、棉花等出口量顯著增長。依靠洋行外貿生意富起來的香山籍買辦,出于賺取更多利潤的考慮,開始向與外貿相關的茶、絲、棉花和與國際化都市發展相關的房地產等領域投資,或創辦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自營企業,從而迅速兼身為新興的近代商人或企業家。

上海開埠之初,香山買辦經營的生意,主要還是根據洋行的外貿需求,從事茶、絲、棉花等商品的內地采購,為洋行的外銷生意提供足夠的商品。鑒于人地生疏及語言不通等因素,洋行往往對買辦具有相當大的依賴性。而這不僅表現在洋行依賴中國買辦對他們所需商品的介紹和談價,還在于他們作為洋行的一個獨立的代理機構或中間商,自行出資到產地購得優質的商品并運輸到合適的地點直接交付洋行裝船至海外,如此可以確保早期財力或經驗不足的洋行大班避免在產地至裝船的路段可能遭遇的資金風險或搶盜風險。因而洋行在招聘買辦時,一般要求其富有經商經驗:“洋行要求買辦,首先必須是一名商人?！?3)《北華捷報》1865年9月16日,第146頁。買辦擁有自營的生意,往往得到洋行的默認或鼓勵,這不僅能為洋行帶來良好的客戶和貨源,甚至還能構成此后與洋行大班合伙做生意的基礎(4)參見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李榮昌等譯,第49-50頁。。早期香山買辦的自營生意所開的店鋪或商號,往往設于他們在洋行的辦房里。例如,唐廷樞不但有為他的洋行老板同時也為“經營自己的買賣”所必需的事務所?！疤仆械氖聞账?辦房)”里面還安置了他的洋行老板的航運部,既處理洋行的各類貿易事務,同時也處理自營的生意。這種“辦房”就成了“一種商業組織(洋行)里的另一商業組織”(5)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21-122頁。,,從而構成了上?！笆镅髨觥敝幸环N特有的“風景線”。

根據現有的資料,近代買辦最早開設的自營貿易行號,當是亞九在香港開設的“亞九行”(Acow &Company)。內地買辦最早開設的貿易商號,當是怡和洋行買辦楊坊在上海開設的“泰記”,專門負責從產區購買絲、茶,然后出售給洋行。楊坊的后任是香山人林欽(又稱“Lin Achin”,即林亞欽),也在買辦職務外,“兼營絲棧、茶?！?。他早于1860年前作為怡和洋行在福州采購茶葉的“特約代理人”,在福州開設了首家貿易商行“福興隆”(Foo Sing Long),曾因為一樁生意到底應由他的福興隆出資,還是由怡和洋行出資而引起官司(6)參見《北華捷報》1860年10月13日,正文第164頁之后的增刊。。后林欽因自營“絲茶事務冗繁,于怡和帳房辦房職務,無暇兼顧”(7)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臺北)1961年第2期。,最終決定辭去怡和洋行買辦職務,以便“將全部時間用于個人生意”,以“賺取遠遠超過”買辦的“工資和傭金的商業利潤”(8)黃逸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頁。。在香港,莫仕揚因19世紀60年代經營轉口貿易及開發房地產致富,以后即使在擔任太古洋行總買辦期間,仍然繼續自己的生意。同樣,唐廷樞在進入怡和洋行前,已經開始有了自營生意。早在1858年,唐廷樞剛任職上海海關官員之時,就在香港開了兩家當鋪,前后經營了4年,每年營利可達30000兩(9)參見“唐景星(上海)致威廉,克錫函(上海),1866年1月4日,怡和檔”,見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臺北)1961年第2期。。1861年,已升任上海海關正大寫和總翻譯的唐廷樞,見外貿生意有利可圖,經香山同鄉、時任怡和洋行總買辦林欽的介紹,開始“下?！睘殁脱笮写黹L江一帶的生意。1863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導致英國、印度等棉紡廠司出現貨源緊缺的現象,不到半月,上海的棉花價格從每擔9兩銀子上漲至26兩,一時間投機活動甚囂。唐廷樞抓住這次絕好的商機,通過獨自經營“修華號”棉花行,同時作為怡和洋行收購中國棉花的代理機構,乘機大賺了一筆,短時間內就將幾十萬兩“雪花銀”收入囊中。而唐廷樞的經商才能,也在本次收購棉花的過程中,得到了怡和洋行大班的賞識。1863年底,在決意辭職的林欽的再次推薦下,唐廷樞正式成為怡和洋行的買辦。此后,唐廷樞在積極為洋行開拓業務的同時,繼續自己的生意,先后與林欽合伙在上海開設1家茶棧,在內地開設7家茶莊,經營資金不下十幾萬兩。1866年,唐廷樞和林欽一起接辦了怡和洋行前買辦楊坊的泰記當鋪,并請怡和老板機昔出資合辦。最終機昔撥給10萬兩的借款,林欽和唐廷樞又各出5萬兩加以投資。上述店鋪運行期間,不僅為怡和洋行的外貿生意提供了十分便捷的中間服務,而且還順便為其他洋行提供所需的同類商品。由于能力超凡,唐廷樞很早就成為上海絲、茶界公認的領袖人物。1868年他和徐潤等人一起在上海發起成立絲業、茶業公所等與外貿相關的三個同業社團,并成為其中重要的董事(10)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梁文生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頁。。唐廷樞的族弟唐國泰也是上海很有實力的茶葉貿易商,與唐廷樞的經歷相反的是,他是先自營茶葉生意,然后再應聘為洋行買辦。1867年,唐國泰在江西九江創設“謙順安”茶棧,由于經營有方,生意愈做愈大,就在上海和漢口設立分號。除了經營茶葉貿易,他還先后投資仁濟和保險公司、池州煤礦、香港金融業和上海地產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他后來卻相繼擔任了元芳洋行、上海匯豐銀行和福州怡和洋行的買辦。

徐鈺亭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進入寶順洋行前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故在當買辦后繼續他的自營生意。亦因為如此,徐潤在尚未正式成為買辦之前的1859年,就“與曾寄浦師、蕓軒兄三人合伙開紹祥字號,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11)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0頁。,構成了洋行經營對外貿易的中間貿易。徐潤在擔任寶順洋行買辦期間,先后獨資或合資開設了6家茶棧以及多家涉及多種商品的商號。1860年,他“試辦潤立生茶號于溫州白林地方?！笏旌瞎衫m開福德泉、永茂、合祥記等,于河口、寧州各處又與汪乾記合辦茶務”(12)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1頁。。1862年,他再次“與蕓軒兄在 〔上?！扯R路合做寶源絲茶土號,又在法租界設立順興、川漢各貨號,以煙葉、皮油、白蠟、黃白蘇、各種桐油為大宗,陳榮卿經理,初頗發達”(13)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5頁。。1868年他離開寶順洋行后,更是在上海獨資自營專門從事茶葉貿易的寶源祥茶棧,以收購各地優質茶葉,逐漸在漫江、河口、崇陽、泮溪、湘潭、長春街、羊樓洞等地增設茶棧,據說由于“茶務甚好,洋莊暢銷”,均獲得豐厚的利潤,因而加速了徐潤的資本積累,有助于迅速提高其在上海茶業界和商界的地位。徐潤在各地開設的茶棧,其數量之多,銷量之大,即使不能排在上海茶商“年年第一”的位置,也不會落于“三名之后”(14)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21頁。,故有“近代上海茶王”之稱。而徐潤本人也常自詡“頗知茶味,各路清楚,得益不少”(15)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21頁。。1867年,鄭觀應擔任寶順洋行輪船公司經理兼管棧房,因寶順洋行停業而赴任上海和生(祥)通事,“旋承辦和生祥茶棧,代兩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16)鄭觀應:《復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后編》(二),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47頁。,可見其茶葉生意在當時已漸具規模。

二、促進傳統金融機制轉型的錢莊外貿客商和經營者

隨著中國實行五口通商,外國商人紛至沓來設立洋行。洋行數量的激增,帶來中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在當時僅有個別外國銀行進駐且其借貸業務尚未普遍開展的情形下,中外商人因貿易而發生的財務借貸關系,通常只能經過經紀人或洋行買辦與當地錢莊進行經濟往來(17)參見《北華捷報》1893年11月24日,第818頁。,從而促進錢莊的數量增加及其傳統金融機制逐漸向近代的轉型,日益成為推動上海華洋貿易體系(18)據許滌新、吳承明先生估計,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買辦共積累了2億兩白銀,買辦投資的范圍比較廣泛,僅在商業與銀錢業的資金就達5300萬兩,占總數的26.5%。參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131、137頁。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鏈環。

按照當時的買辦合同,買辦一旦受雇于外國洋行,就有為行東提供包括為“他所代理的洋行周轉資金”(19)《北華捷報》1901年12月11日,第1118頁。的各種職責。于是,向錢莊融資、借貸購貨所需的貨款或莊票,就成了洋行要求買辦承擔的不可或缺的職責之一。唐廷樞、徐潤、莫仕揚等在擔任買辦期間,經常為洋行和自已的生意“軋頭寸”,憑自己的信譽向錢莊借貸購貨所需的款項或莊票,因而與多家錢莊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由于當時外國銀行較少,通貨不足,華商經常需要借助于錢莊的莊票向洋行支付貨款。由于莊票是有期限的,一般在三天、十天或一個月不等,買辦需要往來于華商與錢莊之間,向洋行擔保華商與錢莊能夠如期履行合同或承諾。瓊記洋行漢口香山籍買辦劉紹宗曾在1866年因漢口錢莊業穩定性不強、時而出現倒閉的情況向行東表示難以對某些錢莊莊票的償付能力加以擔保,當即招致相關行東的指責,最后不得不承諾向洋行履行擔保的責任(20)參見“H.G.布里奇斯(九江)致A.F.侯德(上海)函,1866年6月28日,瓊記檔(HM-23)”,見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第81頁。。與其他買辦一樣,唐廷樞在為洋行拓展業務時,經常為錢莊的莊票和國內客戶的償付能力提供擔保,但有次在為怡和洋行的漢口代理行杰甸洋行(Gerdein &Co.)買辦阿朱(Achew)作保時,卻由于錢莊倒閉而導致他最后只能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在兩年之內,用自己的錢,向怡和洋行還清了四千兩貨款(21)參見Tong King-sing(Shanghai)to Jardine, Matheson &Co.,(Shanghai)Aug.22,1868,怡和檔”,見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臺北)1961年第2期。。與多數著名洋行買辦一樣,林欽、唐廷樞、唐廷庚等在擔任怡和洋行總買辦之初,就承擔起洋行的司庫之職,負責全部財務及各類雜務,類似于洋行的總管或大班的副手。徐潤在正式擔任總買辦的第一天,寶順洋行大班韋伯氏就告訴他要負責包括主理洋行內外帳目往來在內的各種職責,即所謂“主帳上堂,督理各職”(22)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3頁。。鄭觀應也不例外,他在擔任太古洋行總買辦時,也兼管洋行的財會事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時每個大型洋行的財務部都是一個“銀行”。林欽、唐廷樞、徐潤等人對財務的兼顧,等于在事實上充當了與錢莊保持密切融通關系的“企業里的銀行家”。一方面,他們負責以洋行支票的形式向外籍雇員支付薪水,以現金的方式給洋行中外雇員報銷他們在經辦業務時墊付的小額交易費用。另一方面,他們也接受洋行雇員及相關人員將閑散的零錢存放在洋行,在他們需要時向司庫支取。對于資金較為寬裕的怡和洋行而言,通過買辦還可以將閑置資金貸給錢莊,再通過錢莊“拆票”的方法貸出去,從而達到“錢生錢”的目的。怡和洋行大班F.B.約翰生就經常讓唐廷樞經辦錢莊的莊票業務,并將洋行每日結余的現金經他檢查后存入錢莊。于是,買辦兼司庫的唐廷樞就著手幫助洋行開拓了一項“新的業務”——向錢莊“拆票”。

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錢莊開始利用外國銀行的資金做生意,逐漸為近代商業、工礦、交通等外貿企業的資金運行提供服務,既緩解了自身資金的不足,又使錢莊特殊的資金通融功能在新的形勢下,開始由保守型向進取型轉化。不少買辦為開拓自營生意以及協助洋行調劑資金的需要,開始投資錢莊或合伙開設錢莊,也有錢莊成員加入買辦行列。在眾多買辦或前買辦的共同推動下,錢莊業務在發展原有信用貸款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存款、經營抵押等貸款,從而促使錢莊的融資功能進一步資本主義化。據記載,早在19世紀40年代,在怡和洋行擔任買辦并兼有自營生意的楊坊,就在上海開設泰記錢莊,從而為洋行及其自營企業調劑資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23)參見H.B.Morse,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 Salem: The Essex Institute, 1927, p.143, p.41.。至60年代前后,上海洋行的買辦兼任錢莊老板或合伙經營的現象已相當的常見。徐潤在1859年尚未正式就任寶順洋行買辦時,就與人“合股開設敦茂錢莊”,旨在為其自營的“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提供必要的資金周轉(24)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1頁。。1863年,他與人以本金六千兩,合伙開設了協記錢莊,由“許先生經手,訂明不通匯劃”,為自營生意帶來殊多的融資便利。即使在他轉而經營“官督商辦”企業后,還在1875年與人合開了崇德錢莊,“分東西股本,葉思賢主事東股,唐西股席”,繼續為自營生意及他人提供金融支持(25)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31頁。。其中,他所經營的寶源祥茶棧等生意向相關錢莊通融的資金經?！霸?00萬兩左右”(26)《申報》1883年11月18日,第2版。。而他所經營的房地產公司更是先后與22家錢莊發生業務往來,通融的資金亦常在105萬兩以上(27)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47頁。。唐廷樞在擔任怡和洋行買辦期間,經常利用洋行和錢莊的資金來支持自己的商業活動。早在19世紀60年代唐廷樞就與林欽等人合辦泰和、泰興和精益三家錢莊,通過“上述三家錢莊的代理以及通過阿李、林欽二人在一個名叫謙慎安的老茶棧的合伙關系,已在內地作了大量的收購茶葉的生意”(28)汪敬虞:《唐廷樞研究》,第169頁。,為自營生意提供了急需的資金周轉。1871年,由于上述三家錢莊陷于破產,導致唐廷樞在生意上所需資金的周轉發生嚴重的困難,結果不得不虧欠怡和洋行債務達八萬兩之多。19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的鄭觀應,在自開攬載行、雜貨號之外,還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恒吉錢莊”(29)鄭觀應:《致許君奏云書》,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后編》(三),第1151頁。,借以調度資金,支持他的買辦業務以及自營生意調動“頭寸”?？梢?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近代買辦積極促進錢莊服務對象、業務范圍、信貸功能、結算方式、貨幣形式以及融資功能的資本主義化,為上海中外貿易的穩健運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經營近代輪運業的新式資本家

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影響下產生的。鴉片戰爭后,歐美國家投資者和企業家開始加速涌入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先后建立商貿、船舶機器修造、繅絲、紡織、造紙、印刷、面粉和火柴等企業。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早期香山買辦,作為最早參與洋行經營活動并熟悉外國企業運行方式的實踐者,在他們積累一定資金、經驗和人脈之后,開始由“自在者”向“自為者”轉型,采取以投資附股外輪公司、獨自經營或“詭寄”洋行等形式,登上中國經濟近代化的舞臺,從而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投資實業、具有多重身份的資本家,為此后轉型為官督商辦體制下民用企業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積累了大量資本和經驗。

隨著蘇伊士運河的開通,1871年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設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輪涌入中國,引發中西貿易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更帶來了上海工業近代化和城市國際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包括香山買辦在內的上海買辦紳商的投資重點,也從初期的經營中外貿易以及投資附股外國洋行、輪船公司和保險公司,逐漸傾向于獨自經營輪船以及投資新式的加工制造業,以便獨立經營企業并迅速從中牟取利潤。上海買辦紳商最早興辦的工業機械企業是與國內航運業相關的船舶修理等行業。根據徐潤的記載,早在1858年,廣東籍買辦郭甘章在上海中虹橋、德國領事館和日本三菱公司不遠處創設甘章塢船廠。作為迄今所知中國最早建成的民族修造船舶企業,甘章塢船廠開辦之初,雖僅擁有一座乾船塢,“初聞湊資不易”,“詎事成之后”,卻“大得利益”(38)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9頁。。至1866年,郭甘章開始試辦輪運業,當初投入運營的有輪船一艘,主要航行于香港附近的口岸(39)但郭甘章的活動“不旋踵而敗”,參見《字林西報》1866年4月24日,第1601頁。。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香山買辦也是較早獨自經營輪船、機器工業以及開發房地產等近代企業的運營商。唐廷樞在1870年就投資三萬兩與人合伙購買了輪船“南潯號”,委托怡和洋行代為經營。不久,他又先后投資于另外五艘輪船——蘇王那達號、洞庭號、永寧號、滿洲號和漢陽號,皆委托洋行經營,其中一艘則是委托瓊記洋行具體運營的(40)參見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0-531頁。。此外,他還曾計劃“在港集股銀十萬元,先租兩船往來港滬”,為兩地商民提供交通便利(41)唐廷樞的計劃可能并未實現,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6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124頁。。不過,他與人合伙購買的六艘輪船皆“詭寄”于怡和、瓊記等洋行之內,但實際經營管理卻可能是他們自己,通過設在洋行里的“辦房”,一邊為洋行辦事,一邊為自己的輪船營運實施有效的管理。

除了投資輪運業,有不少香山籍買辦還投資興辦其他工商企業。例如,唐茂枝投資參股上海榮泰駁船行、上海電光公司、中國玻璃公司和煙臺纊絲局等工業企業,并任后兩者的總董和董事長之職(42)參見汪敬虞:《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他的長子唐榮俊(杰臣)先后涉足航運業、礦業和工業,創辦上海自來水公司、新式醫院、學堂和多家慈善機構,兼具買辦與資本家的雙重身份,曾被推舉為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總董和廣肇公所總董。徐潤和鄭秀山是中國玻璃公司的“實際投資者”(43)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何東、何甘棠兄弟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不僅是香港及內地“保險業、航運業、進出口業中領頭的行家”,而且是“香港和上海十八家大企業的董事,在其中的一些企業中還是董事長和最大的股東”(44)吳醒濂編著:《香港華人名人史略》(第1冊),香港:心一堂有限公司,1937年,第3頁。。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后來成為上?！暗禺a大王”的徐潤。早在19世紀60年代初,有多種經營的徐潤就敏銳地意識到上海房地產業的大好發展前景:“上海自泰西互市,百業振興,萬商咸集,富庶甲于東南,地價日益翔貴,以今視昔,利逾百倍?！?45)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47頁。因而他先在上海,后在天津、廣東等地大量投資房地產,僅1863年在上?！白饨纭奔捌涓浇汀叭氲囟Ь虐倭喈€,造屋二千零六十四間”(46)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8頁。。此后,徐潤在上海的房地產生意不斷擴大,“在租界者”或“近租界者”投入的資本達到233.69萬兩銀子,所擁有的地產達到3200余畝,先后建造“房屋三千余間”,有些房屋,僅租金一項收入,每日可得四百二十兩(47)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41-142頁。。若按年計算,約可得租金15.33萬兩(48)據估算,在1883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徐潤的投資額已達到430萬兩之巨,其中向19家近代工礦企業投資(股票值)達126.5萬兩,向房地產投資223.7萬兩,向8家當鋪投資34.8萬兩,應收股票擔保39.7萬兩?？梢?其財產額至少達到600萬兩以上,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47-48頁。當時人們將他與胡光墉稱為“上海兩個最富有的商人”,參見郝延平:《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陳潮、陳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0-371頁。。毫無疑問,唐廷樞、唐茂枝、徐潤、何東等人對近代工業的投資和對地房地產的開發,對于中國工業近代化以及上海、天津、廣東、香港等城市的建設乃至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四、官督商辦體制下“商主商務”的民族企業家

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利用強加于晚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加緊對我國經濟利權的侵奪,不斷激起國內有志之士經濟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從而推動了近代民用企業的興辦、香山買辦群體的成功轉型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歐美國家憑借工業革命帶來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又是割地,又索賠款,肆意侵奪我國經濟利權,致使各口通商以來,“江海各口門戶洞開,已為我與敵人公共之地”(49)李鴻章:《籌議海防折》,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6卷)《奏議》(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頁。,而中國沿海沿江航運之利,亦盡為外國商輪所侵占。據統計,1862—1863年間,在華洋雜居的上海,至少有20家洋行經營輪船業務。外國輪船公司對中國長江流域內河航線和沿海航線的控制,對中國舊式航運業構成沉重的沖擊,而擔負著官糧運漕重要任務的沙船業更是瀕臨破產。如何奪回長江及沿海航運利權、保持江南諸省漕糧北運京城的順暢,成為清朝統治者深感棘手的難題。面對“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的“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作為洋務派領袖之一的李鴻章認為,西人之所以能“橫行于中土”,所仗恃者,無非是近代化的“槍炮輪船之精利”。若想阻止這些用“堅船利炮”武裝到牙齒的西方侵略者從海上侵我之疆域、奪我之利權,中華唯有“變法自強”,而“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耳”。如果中國確實能“深通其法,愈學愈精,愈推愈廣”,那還有可能在百數十年之后,“攘夷自立”,最終完成“內求富強”、“外爭利權”的雙重歷史使命(50)參見李鴻章:《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5卷)《奏議》(五),第107頁。。但洋務運動初期創辦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和福州船政局“四大官辦軍工企業”,制造的是事關國防建設、旨在抵御外敵內患的槍炮、彈藥和軍艦,因而并未尋求私人投資或交由私人經營。結果是,有投入沒收入,致使晚清政府本已匱乏的財政更加吃緊。李鴻章等洋務派十分期待通過興辦民用企業,尋找到“求富”及養護“軍工”的重要突破口。但興辦民用企業,首先得從事關國計民生且能對其他行業起示范效應的航運、紡織或采礦等核心行業著手。1872年,制造輪船之議再起,朝廷征求各地方大吏的意見,李鴻章先后上《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試辦招商輪船折》《致總署論試辦輪船招商》和《輪船招商請獎折》等,再三強調創辦輪船招商局的必要性。他指出,“海防非有輪船不能逐漸布置,必須勸民自置,無事時可運官糧客貨,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通過商戰與兵戰兼備,才有可能建“數千年未有之偉業”,“借紓商民之困而作自強之氣”(51)李鴻章:《輪船招商請獎折》,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6卷)《奏議》(六),第257頁。。在李鴻章等洋務派的不懈努力下,興辦民用企業的提案終于得到朝廷的批準。1872年12月26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民族民用輪運企業、采用“官督商辦”體制的輪船招商總局,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創辦中國民族企業很難,確定企業體制不易,但更困難的是遴選優秀的經管人才。李鴻章清楚地意識到,在突遭外國輪船闖入我領海內河、肆意侵奪我航運利權的危難時刻,要在身邊的洋務人才中,遴選有經營近代企業經驗、在商界享有崇高威望、有人脈、能籌資、適應官督商辦體制的優秀經管之才,可謂難上加難。事實上,在輪船招商局籌備之機,李鴻章一直費盡心思物色人才,最初把遴選的范圍,定格在有協辦洋務經驗的幕僚或下屬的洋務官員身上。例如,早在1872年前后,李鴻章就先后讓親信幕僚天津海關委員林士志、津海關道陳欽、江海關道沈秉成和盛宣懷參與招商局的籌劃并起草輪船招商章程。經多方尋覓,李鴻章終于物色到一位“承辦海運已十余年,于商情極為熟悉,人亦明干”(52)李鴻章:《試辦招商輪船折》,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5卷)《奏議》(五),第258頁。的理想人選,這就是時任漕運局總辦、海運委員、浙江候補知府朱其昂。朱其昂對經辦招商局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且主動表示愿以“身家作抵”。經李鴻章力薦,朝廷批準正式定性招商局為“官督商辦”企業,以朱其昂為總辦。但遺憾的是,僅半年時間,李鴻章就發現朱其昂并非理想之選:不僅缺乏籌資能力、不精通新式輪船運營,而且帶來巨額虧損4.2萬多兩,招商局瀕臨倒閉。情急之下,李鴻章請他的屬下四出招募合適的紳商。最后,盛宣懷介紹了在上海商界享有盛名、富有經營輪船業務經驗、時任職英國怡和洋行總買辦、捐有福建候補道官銜、“亦商亦官”的香山人氏唐廷樞(53)參見李鴻章:《招商局局務陳情片》,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卷)《奏議》(九),第314頁;盛同頤:《盛宣懷行述》,見《洋務運動》(第8冊),第44頁。。李鴻章于1873年6月約談唐廷樞,在招商局的官督商辦體制、商主商務等重大問題上,與唐廷樞達成大致的共識。6月25日,李鴻章正式委派唐廷樞為招商局商總辦,命其悉心經理“輪船攬載事務”,并對其“招募各省殷商”寄以莫大的期望(54)參見張后銓:《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4頁。。唐廷樞隨即向怡和洋行辭去總買辦之職,就任招商局總辦。同時,在唐廷樞的推薦下,有著豐富經營航運和外貿經驗、同樣“亦官亦商”的徐潤被委任為會辦,協助唐廷樞負責輪運事務(55)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1-3頁。。正值此時,旗昌輪船公司老板福士也想聘用徐潤為上?？傎I辦:“我正努力把阿潤[徐潤]弄來,但愿成功,雖然他同中國公司[輪船招商局]的關系是一個嚴重的困難?！?56)“F.B.福士(上海)致S.G.羅斯(S.G.Rose)函,1873年7月22日,F.B.福士函簡”,見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第32頁。徐潤毅然拒絕了旗昌公司的“好意”,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招商局。此外,唐廷樞還說服并招募瓊記洋行買辦劉紹宗和著名茶商陳樹棠入局,分別請“劉紹宗、陳樹棠、范世堯三人充當商董,分管漢口、香港、汕頭三處事務”(57)陳玉慶整理:《國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71頁。。數年后,唐廷樞奉命擔任開平礦務局總辦。在招商局經營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籌備遭遇困難之時,他又向李鴻章強力推薦了他的另一位香山同鄉兼合作伙伴、時任太古洋行總買辦、同樣有著經營航運和外貿豐富經驗的鄭觀應出任輪船招商局幫辦:“乞請憲臺札委鄭道幫辦招商局,專管攬載事宜,以資臂助?！?58)鄭觀應:《稟謝李傅相札委幫辦輪船招商總局》,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后編》(三),第960頁。從此,號稱“香山三杰”的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作為近代企業家、資本家以及新興資本家階級的一員,相互扶持,相互配合,為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中國首批大型民族民用核心企業的興辦和發展竭盡心力,做出了中國第一批民族資產階級應有的、不可忽視的貢獻。

五、由買辦轉型為民族資本家的歷史人物再評價

盡管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第一代民族企業家對中國近代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自新中國史學建立以來,對于買辦出身的歷史人物,即使是由買辦轉型為近代民族企業家的唐廷樞等人的評價,一直是有爭議的。辯證唯物史觀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新史料的發掘和采用,新見解的提出和涌現,客觀上為我們進行深刻反思,恢復唐廷樞等第一代民族企業家的歷史本來面目提供了充足的條件。我們認為,結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個方面認識。

(一)買辦時代的香山買辦群體已具民族企業家的雛形

我們的第一個認識是:以唐廷樞為代表的19世紀五六十年代香山買辦群體,由于仍與洋行及洋行資本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且兼有多重身份,已具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的雛形。

中國近代買辦是鴉片戰爭后中外條約體系的產物。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發生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之后(59)參見汪敬虞:《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有些學者將早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為民族(民間)、買辦、官僚、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認為只有民間的、私人的資產階級是“同帝國主義聯系較少或者沒有直接聯系的中等資產階級”,具有進步性,而后三者則被劃為賣國或反動的一族(60)參見黃逸峰:《關于舊中國買辦階級的研究》,《歷史研究》1964年第3期;聶寶璋:《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63頁。。這種觀點與歷史客觀事實不符,因而先后受到汪敬虞、李時岳、丁日初等先生的質疑,而他們的觀點又各有立場和分歧。汪敬虞先生認為,“最先接觸資本主義”的是“買辦和買辦化商人”,他們興辦的早期交通運輸以及船舶修造等工礦企業,有“附股于外國洋行”和“投資于非洋行”即“自營”兩種企業,皆屬中國早期的民族企業,“不能因為創辦者出身于買辦或買辦化商人,就不承認它屬于民族資本的范疇”。至于“買辦的資本轉向洋務派官僚的官督商辦企業”,客觀上存在“既有走向官僚資本、又有走向民族資本的兩種前途”?！肮俣缴剔k,作為洋務派官僚控制資本主義企業的手段而言,它始終是反動的”,“洋務派并不能承擔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61)汪敬虞:《洋務派不能承擔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汪敬虞:《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但唐廷樞等人主持下的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鄭觀應主持下的上海機器織布局,“企圖利用這個形式以發展民族資本的力量,又是客觀的存在”(62)汪敬虞:《從上海機器織布局看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關系問題——與邵循正先生商榷》,《新建設》1963年 8月號;汪敬虞:《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李時岳先生則認為:“汪先生把新式商人的入股官督商辦企業和附股外國洋行企業等量齊觀,認為‘這兩方面的投資活動,實質上是新生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兩大勢力之間尋求發展自己的道路’,我卻期期以為不妥。這里,決不應忽略民族界限的大問題。附股外國洋行企業,便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很難和買辦、買辦資本劃清界限。入股官督商辦企業,買辦資本遂轉化為民族資本,這是大不相同的。買辦商人是中國資產階級早期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只有在他們投資于民族企業之后才能成為民族資本家?！?63)李時岳:《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及其他》,《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丁日初先生針對當時學界將官辦、官督商辦等洋務企業稱之為“官僚資本”,“把它們從民族資本主義中排除開來,劃到反動的經濟成分方面去”的觀點(64)參見汪熙:《論晚清的官督商辦》,《歷史學》1979年第1期;汪熙:《試論洋務派官督商辦企業的性質與作用》,《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明確指出,“早期中國的資本主義都是民族資本主義,可以根據資本所有權把它們劃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對當時中國的現代化有著積極的影響,為整個社會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奠定了基礎”。丁日初先生還專門研究了近代買辦的歷史作用,肯定他們參與的官督商辦企業“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但遺憾的是,丁先生既沒有對官督商辦企業為何“既不同于完全‘官辦’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又不同于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做出具體而明確的分析,也未對唐廷樞等人在擔任買辦期間的“自營企業”是否屬于民族企業做出明確的評價(65)參見丁日初、沈祖煒:《論晚清的國家資本主義》,《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毫無疑問,汪敬虞、李時岳、丁日初三位先生的觀點,奠定了我們對于中國早期資本主義定性和中國早期資產階級劃分的基本學術基礎,但應當按照辯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進一步的完善。我們認為,不應該單純將私人或商人個人資本稱為民族資本,而把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或買辦官僚資本排斥于中國民族資本之外,或將其人為地放在民族資本的對立面,視之為“反動的”、“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起過嚴重的破壞作用和影響”的資本。當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香山買辦群體在洋行積累一定經驗、資金和人脈之后,出于獲取更大利潤的考慮,開始自辦與洋行業務相關的企業并投資各類近代企業,說明他們原有的買辦身份已經發生變化,呈現出身份的復雜性和多重化:一是洋行的買辦,屬于外企員工的身份;二是自營外貿及提供相應服務的生意人,屬于近代企業家;三是投資附股于洋行的企業或將自營輪船或企業“詭寄”于洋行的企業,屬于近代資本家。三重身份有三種所得,無論是來源于買辦的薪金提成所得,還是來源于自營企業的經營所得或附股外企的利潤所得,都應定性為中國人通過勞動而合理合法所得,一旦取得,即屬于中國人口袋里的錢,而不屬于任何外國人。當他們進一步擴大自營業生意或投資中外近代企業時,都可以明確視為中國人所投的資本。在此意義上,像汪敬虞先生一樣把唐廷樞等人視為“近代中國資本家和企業家”,應當是毫無疑問的。同時,由于中國特指中華民族,因而延伸將他們稱為“近代民族資本家和企業家”,同樣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還是存在的,關鍵在于他們的三重身份中“買辦”的第一重身份。他們首先是買辦,是幫外商侵占我國經濟利權的媒介和助手。這種身份同其所派生的本質上要與外商爭回經濟利權的第二、三重身份是矛盾的。因此,只要“買辦”身份不改變,那他們首先是買辦,其次才是企業家和資本家。由于這買辦的身份,多少影響了他們作為中國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的獨立人格。因而我們認為,在他們完全脫離洋行買辦的身份、實現向第二、三重身份轉型之前,把他們稱為“尚未完全具備獨立人格”或“過渡形態”或“雛形”的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是較為合適的。

(二)官督商辦時期的香山買辦群體實現了向已具獨立人格的民族企業家的華麗轉型

我們的第二個認識是:以唐廷樞為代表的香山買辦群體,在毅然放棄買辦職業轉而投資經營官督商辦體制下的大型民用企業后,構成了中國最早一代具有獨立人格的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

客觀而言,汪敬虞先生將早期買辦在為洋行服務的同時用自己的資本開設和經營的自營企業歸屬“民族資本”和“民族企業”的觀點,目前明確同意的學者仍不多。而李時岳、丁日初等先生有關買辦轉而參與官督商辦企業經營管理當屬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觀點,則得到學界較為熱烈的反響,并在反對或接受聲相交織之中得到了發展。我們不無欣喜地看到,隨著20多年來對晚清初期的官督商辦制度,特別是對當時李鴻章有關官督商辦體制的最初設想以及唐廷樞等人設計并推進的官督商辦制度的研究不斷深化,愈來愈多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成果面世,對于還原當時官督商辦制度的本來歷史面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現有資料表明,在輪船招商局等大型民用企業興辦初期,李鴻章并未利用官督商辦制度,給予輪船招商局以行業性壟斷。至于給予織布局十年專利,最初是針對外商的,至于后來鄭觀應擴大而提出,又經李鴻章奏準,其中強調“該局用機器織布,事屬創舉,自應酌定十年以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在中國利權慘遭洋商侵奪的惡劣形勢下,為了“免被洋商排擠”,只有使“商主商務”而資金缺乏的織布局能夠吸引更多的華資,才能齊心協力“以敵洋產”,“庶漏卮可期漸塞”(66)李鴻章:《試辦織布局折》,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0卷)《奏議》(十),第63-64頁。,促使民族紡織業得以順利地發展壯大。更何況以唐廷樞為代表的香山買辦群體已經從國家大義出發,毅然放棄買辦職業,實現了向中國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身份的轉型,完成了從“雛形”向“成形”的過渡,并以中國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身份的獨立人格公開宣稱,要通過“與外人商戰”,挽回被侵占的民族“利權”:“初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卮?！?67)鄭觀應:《復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后編》(二),第748頁。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可以將早期官督商辦企業,特別是將唐廷樞等人主持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最具“官督商辦”最初本色的民用企業,明確定性為資本主義性質的民族資本企業;可以明確把脫離買辦身份、參與晚清首批官督商辦大型民用企業經營或投資的、以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為代表的香山企業家群體,認定為在職位和身份上完全擺脫外國資本孕育和外國企業影響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中國民族企業家和資本家

(三)唐廷樞等香山買辦群體對中國近代化事業的貢獻彰顯其愛國心

我們的第三個認識是:以唐廷樞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愛國民族資本家為推進晚清中國工商業近代化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由于在改革開放前后的相當長時期里,買辦被視為“接受外國侵略勢力或其買辦所直接庇護、指使或控制”(68)嚴中平:《試論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與封建階級一樣阻礙著中國經濟的發展”(69)馮士缽:《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1964年第8期。。因而不管其是否脫離買辦職業,是否轉型為中國企業家,都被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對立面。汪敬虞先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買辦資本從外國資本的附庸向要求獨立發展的方向轉化,代表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這是歷史的進步”(70)汪敬虞:《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他雖也受階級分析方法的影響,在總體上視“買辦階級作為一個反動階級的客觀存在”(71)汪敬虞:《試論近代中國的買辦階級》,《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卻在具體歷史人物的分析上,肯定鄭觀應等人是“先進的中國人和愛國知識分子”,“唐廷樞、徐潤那樣‘投資或興辦近代民族工業’的‘實業家’”,是“中國工商業現代化的先驅”(72)汪敬虞:《中國工商業現代化的開拓者——唐廷樞》,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年,第2頁。。無疑,汪先生的上述研究,說明學術界對于近代買辦群體歷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有待深化。我們認為,盡管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人曾有過為外國洋行侵我經濟利權起過拓展業務、增加利潤的“不體面”的買辦經歷,但歷史是在發展的,人的職業、身份、立場和思想等也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綜合唐廷樞等人的經歷,我們沒有理由否認,當他們在洋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財力和生意伙伴時,作為中國人,那種不甘遭受外敵欺凌、侮辱的民族自尊心,對外國人侵略我河山、侵占我利權的不滿心理就日益強烈。如果說他們在充當買辦、興辦自營企業和投資外企業階段,還是作為一種謀生的職業,那么,到了19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晚清政府發出興辦民族民用企業、挽救國家貧窮挨打危局的召喚時,他們內心蘊藏已久的愛國熱情就被激發出來了。

唐廷樞一生中創辦或經辦的近代企業多達47家,其中屬于國內或地區內首創的就有6家,因而被譽為“中國第一企業家”、“中國工商業現代化的先驅”,在近代經濟史上創造了許多個“中國第一”(73)參見張富強:《香山買辦如何成功登上近代中國政商舞臺——以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為例》,見《唐廷樞研究》(第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25頁。。徐潤不僅積極協助唐廷樞將招商局辦成真正的商辦民用企業,還先后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族保險公司和民族機器印刷廠,并投資參股開平煤礦、平泉銅礦等10余處礦業,為北洋艦隊以及地方工業提供了必需的燃料。同時,為了將煤炭運輸到天津,他主持修筑了中國第一條成功的鐵路線,還發展了焦炭、水泥等一批附屬企業,為中國工業近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至于鄭觀應,早在1862年就已經開始“究心政治、實業之學”,試圖從政治、經濟兩個重要的領域探索救國之道(74)參見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頁。。1863年他就開始醞釀寫作,并在1872年將《救時揭要》一書基本編著完成。在自序中,他表達了“觸景傷時,略陳利弊”的愛國憂民的情感(75)參見鄭觀應:《〈救時揭要〉序》,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卷),第5頁。。該書的24篇文章,有11篇涉及反對外國侵略者販賣豬仔和奴役。他在1872年前后寫的《論商務》《論中國輪船進止議》等文章,對我國內河沿?！把蟠鶃?實獲厚利,喧賓奪主”的情況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明確指出“凡西人長江輪船,一概給價收回”,“庶長江商船之利,悉歸中國……為民為國,胥于是乎在矣”(76)鄭觀應:《論商務》,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上卷),第201頁。。他在1880年更是系統提出學外人并與之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卮”的商戰思想,清楚地表達了中華兒女欲為民族“自強”、人民“富有”、利權“回歸”而敢于同外來勁敵進行商戰的民族氣節。不久后,鄭觀應也終于在唐廷樞的鼓勵和李鴻章的感召下,棄經濟前景光明的洋行買辦“長局”,毅然進入經濟前景不明的官督商辦企業“短局”,先后投身于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管理者行列,為近代民族工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