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容構成、價值闡釋與實踐路徑

湯奪先 王雯雯

[摘要]紅色文化是由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族人民共創、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之一，在維系民族精神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占據重要位置。本文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例，探討紅色文化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以及實踐路徑。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作為紅色文化的物理空間、革命精神發揚的文化空間，其紅色記憶和行動均指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現。內容構成具體包括紙質文獻、場所場地、用品用具、設施設備、文藝作品等。以紅色文本為敘事載體再現中國人民紅色基因，在生成中激活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引領價值、在闡釋中提升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價值、在傳播中延伸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教育價值。增強對紅色文化的認同、普及紅色文化教育和強化黨政引領是推動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策略。

[關鍵詞]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23）01-0023-0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重點項目“長三角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流動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1AMZ005）；新時代人民政協理論和實踐研究基地研究課題“推進我省政協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研究”（ZXYJ2022005）；安徽省高等學校研究生科學研究項目“疏離、互動與交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研究”（YJS20210113）；安徽大學社會學學科研究生創新課題“散雜居地區回漢飲食文化交融研究”。

作者簡介：湯奪先（1977-），山東鄒城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國家民委優秀中青年專家，研究方向：都市人類學、民族社會學研究；王雯雯（1998-），安徽阜陽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類學。安徽 合肥 230601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紅色傳統發揚好、紅色基因傳承好”[1]在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空間中強化共同體意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五千多年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2]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用好紅色文化、賡續紅色血脈”等理念。[3]因此，需充分發揮中華優秀文化、紅色文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積極作用。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三十次提及“文化”一詞，強調黨史學習、不忘歷史。[4]文化價值決定文化特質，從根源上看，紅色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元素，是黨成功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集體記憶。如何激發出紅色文化在各民族交融共進的精神動源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成為值得深究的話題。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歷經千年發展演化的成果，是培育民族認同和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紐帶。[5]特別是隨著各民族間差異性減少和共同性增加，在增進中華文化自信、自覺的同時，這種中華文化的自信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6]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紅色文化生成、發展、傳播的外在條件。學術界針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進行了較為豐富的探討，比如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意識”關鍵詞進行學理性解讀；[7]從理論、歷史、現實和社會等多維度分析價值意義與實現路徑[8]。此外，學術界還從心理視域、跨文化視域、情感認同、制度自信、高校場域等不同方面開展研究。

紅色文化根植于中華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特殊而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黨和人民在實踐中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先進文化標識，人民群眾對紅色文化有著獨特且強烈的認同感。學術界對中華文化中的紅色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一是紅色文化與中華文化關系的討論。張曙光從中華文化發展脈絡進行分析，認為紅色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現代階段。[9]二是關于紅色文化傳播載體的討論。耿艷鵬認為紅色文化的證明、傳播、價值發揮離不開特定的物質載體。[10]如果沒有紅色紀念館作為物質載體，紅色文化的傳播、重構就沒有著力點。許憲隆指出“新媒體”為紅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載體和新體驗，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營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態。[11]三是關于紅色文化價值的討論。張泰城認為紅色文化是具有教育價值的歷史遺存，表現為遺址、舊居等物質形態，資料、文件等信息形態和長征精神等精神形態。[12]于春梅分析了東北少數民族抗戰紅色文化傳承保護的路徑與價值。[13]其中，有學者分析了紅色文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如曲姿璇從政治、發展、教育、認同和法治深入探討了紅色文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驗啟迪；[14]何虎生認為通過紅色文化教育能夠提升人民對中華文化和共同體意識的認同感，需發揮紅色文化育人作用，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15]總的來說，涉及紅色文化這一主題的研究關鍵詞多為紅色旅游、價值、路徑、思政教育、傳承保護、紅色基因、文化自信等，這均表明紅色文化作為黨和人民共創的先進文化，對培養正確價值觀、民族認同、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16]

情境性與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有著本質關聯，所有的社會生活都發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17]紅色文化的實踐和討論也離不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情境。然而，通過對已有研究的分析來看，雖然學界針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文化”“紅色文化”多是單一討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或紅色文化，將兩者相結合的研究也多限于理論分析，但紅色文化給學者就如何更深入地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新思路。從要素組成分析，紅色文化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高度契合，能夠以多元互動的特點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8]當前將紅色文化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結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記憶、教育、發展、價值觀等方面。如龍柏林指出紅色文化作為歷史記憶，以遵循認知-認同-信仰機制的邏輯凝聚著中華民族共同體。[19]李維軍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個維度闡釋了紅色文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間的耦合關系。[20]從紅色文化資源文本出發探索鑄牢中華民族同體意識的研究并不充分，在挖掘紅色文化資源，并以之為敘事載體理解紅色文化如何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有待深入。鑒于此，本文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敘事載體，在分析紅色文化構成的基礎上，重點探究紅色文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多層面價值，提出依托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

一、紅色文化的內容構成

紅色文化舊址是具化的紅色文化載體和文化基因的依托，對其進行傳承、保護、利用有助于革命精神的發展和紅色文化的弘揚。[21]紅色文化產生于世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紅色文化源于五四運動。但學界2003年才首次提出“紅色文化資源”概念；2004年正式提出“紅色文化”概念。[22]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在革命與建設中積淀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和紅色精神，造就了渡江戰役總前委精神，并留下眾多紅色文化資源。具體來說，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書記和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五人組成渡江戰役總前委，進駐瑤崗并取得最終勝利，1985年于此處建立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紀念館。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位于合肥市肥東縣撮鎮鎮，1996年被國務院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入選《全國紅色旅游景點景區名錄》。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遺存的物質和非物質等文本形態，潛藏著黨和人民為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創造的紅色文化精神，又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中不斷發展并形成連續的知識譜，印證著黨和人民團結一心、不畏艱險、勇于斗爭的精神品格，涵養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舊址保存了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現主要收藏并陳列著渡江戰役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部分文物及史料，如軍裝、草鞋、匾額旗幟、武器裝備、徽章證件、臥室布局、辦公桌椅、生活用品、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隊布告、陳毅寫在墻壁上的詩以及后期的回憶錄等，生動全面地展現了革命者運籌帷幄、艱苦樸素的革命過程。在此戰役中，為加強黨的領導，多次召開干部會議；為加強各地革命聯系，建立秘密聯絡站，動員一切力量進行革命斗爭；為了革命理想與解放，風餐露宿、餓食野草、渴飲冷水。以嚴格的獎罰撤免措施進行干部管理，以自我批判的作風嚴肅紀律，并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影響群眾，廣泛提升革命熱情和影響力。①各地群眾也做出了巨大貢獻，據《中國共產黨肥西地方史》記載，革命者迅速增加，糧款槍支都在增加，積極配合正規革命部隊工作，一些參與革命的船工獲得部隊頒發的“參戰渡江光榮證”“船工立功證”等榮譽證書。[23]

為了更加明晰研究對象，在梳理相關文獻研究成果基礎上采借類型學的方式將相似文本進行聚類分析，以提高文本挖掘效率和文本意義標記。大體上紅色文化可劃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種基本形態。從具體內容來看，可細分為紙質文獻、場所場地、用品用具、設施設備、文藝作品等。從不同內容切入，挖掘紅色文化的豐富內容，進而更好地發揮紅色文化力量，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一是紙質文獻類。紙質文獻記錄著過往，是歷史知識的載體和再現手段，而知識也是文獻的本質屬性之一。[24]其形式包括各種報刊、手稿、文件等，涉及革命政策、社會生活、群眾路線等內容，紙質文獻類在視覺沖擊力上雖不如立體的實物類強烈，但內容表現上更為具體、直觀、豐富。[25]1949年春，總前委南下指揮渡江戰役，克服簡陋的居住條件，相較于其他革命地時間相對短暫，留存下來的紙質文獻也并不多，但也是珍貴的紅色印記。據考證，總前委在瑤崗先后制訂并發出了《京滬杭州戰役實施綱要》《渡江作戰動員口號十七條》《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等一系列文件，以及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隊訃告、照片等記錄文本。此外，該館設專人從事渡江戰役有關史實的研究。1989年為紀念渡江戰役勝利四十周年，出版《渡江戰役期間總前委在瑤崗》《渡江戰役勝利四十周年文藝專輯》《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紀念館簡介》。這些遺存的以及后來編纂的紙質文獻，見證了革命者運籌帷幄、自我監督的優良作風，共同構成了研究渡江戰役的寶貴史料，成為紅色文化傳承、發揚的重要載體。

二是場所場地類。布迪厄提出“場域”概念，要求關注塑造文化生產的外在環境，反映了行為的潛在的關系。[26]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從類別上屬于軍事歷史紀念館。清末徽派建筑是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的總體架構，此外，還有參謀處、機要處、秘書處、后勤處、警衛營、總前委醫院、防空洞和墩塘等。這些經歷紅色事件的特定場所空間飽含了不畏艱辛、克服困難、甘于奉獻的紅色文化精神。從文化人類學視角來看，是以紅色文化場所空間的形式闡釋紅色文化、塑造集體記憶，增進各族人民對紅色文化的感受、傳承和發揚。

三是用品用具類。用品用具留存眾多是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的一個特色，蘊含著豐富的紅色文化精神，證明并象征總前委在指揮渡江戰役中的革命歷史、精神品格。架子床、一套西式辦公桌椅、一盞馬燈、國家一級文物線織草鞋、戰士所穿的軍裝、被褥、鐵制文件箱、斧頭、水瓶、水壺、公文包等用品用具。簡單的生活用品表現了先烈不畏艱苦、甘于奉獻的紅色基因，成為十分珍貴的紅色印記，是研究總前委在渡江戰役中的經濟狀況、生活狀況的重要史料，進一步認識到紅色文化中為解放全中國而排除萬難的毅力與擔當。

四是設施設備類。渠長根認為紅色文化資源的物質化形態除了紙質文獻、場所場地、用品用具等類型，也可以從設施設備上進行解讀。[27]內含紅色文化的設施設備也是展現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自身特色的一部分，如墩塘上的涼亭、華東局舊址門上的匾額、石板橋、道路、房屋等設施，武器裝備、501電話機等設備。這些物化的設施設備也是進行紅色文化研學游參觀、學習、宣傳的媒介之一，有助于提升群眾對紅色文化的認識與認同。

五是文藝作品類。紅色文藝作品廣義上就是以紅色文化為主題的藝術作品；狹義上是指以黨的歷史和理論為主要創作內容或者創作主題的圖書讀物、影視作品、文藝歌曲、書法繪畫、動漫游戲及各類紅色文化創意產品等皆屬于紅色文藝作品。[28]馬克思主義認為，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化反映，是人類創造的特定精神文化現象，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具有強大的認識價值，[29]紅色文化文藝作品類資源是紅色文本的重要類型之一，在某種意義上紅色文藝作品能夠反映特定時期黨和國家的政治走向和革命訴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歷史的縮影，能夠渲染革命精神為人民群眾提供了無盡的精神涵養。黨進行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為了發動群眾、凝聚共識而創造的紅色文化文藝作品，表達了對革命的赤誠，對信仰的堅守，對人民解放的不懈追求。在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中，有將帥題詞、書畫作品108幅，黨政領導題詞36幅。例如，墻上掛著《敵我態勢圖》《京滬杭戰役想定圖》以及陳毅寫的詩“旌旗南指大江邊，不盡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萬方爭頌換人間”。隨著旅游業、新媒體的發展，紅色血脈和紅色基因的發揚有了新載體，如舉辦“聽渡江老戰士講故事”、影片放映等活動，充分展示了堅定信念、徹底革命的紅色革命精神。

紅色文化是黨帶領人民在長期的征程中不斷萃取、不斷積淀、各民族都予以認同的文化集合。通過對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紅色文化的內容構成進行類型學劃分并詳細分析，可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的紅色文化形態豐富且多樣，彰顯了自身較高的文物價值和紀念意義，其共有的紅色基因和集體記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

二、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本價值詮釋

共同體意識是共同體成員在長期的交往中以血緣關系、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記憶等為紐帶，[30]并形成的文化認同、命運與共的意識觀念，各民族在認識、學習紅色文化中理解、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西方學者最早使用“文本”一詞，是指由書寫而固定下來的話語。[31]我國學者則認為是某種文件，或是文件在形成中的各種形式、內容、表達版本。[32]文本不僅包括有形的物體，也包括無形的物體，如未發表的文字、空間場所、故事軼聞等能傳達事實與精神的客觀存在。結合紅色文化和文本的相關研究，認為紅色敘事文本是指具有傳承、保護、發展中國紅色文化，能夠再現中國人民紅色基因的敘事載體，可以是紙質或影視、故事、用品等有形或無形的表現形式。因此，文本所具有的“化大眾”功能更有助于深化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和情感認同。[33]紅色文化文本的傳承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積極作用。

（一）文本生成：激活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引領價值

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紅色文化文本作為各族人民正確認識和把握紅色文化的媒介，是涵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精神基礎。時代與歷史的關系通過文化記憶的媒介而呈現。[34]近代以來，戰爭的頻頻爆發催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大量“民族文化符號”被創造出來，成為象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獨特標識。[35]文化史家把文化傳播分為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電子文化三種文本形式。[36]悠長的歷史進程在各式文本媒介中被存儲、記憶、傳播，建立了豐富多樣的紅色文化知識體系。

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敘事載體，黨和人民在解放戰爭時期在長江中下游對國民黨進行的進攻，造就了“渡江一戰定中華”的革命戰績。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總前委們商討出諸多重要戰役文件，寫下表現戰役必勝的詩詞，例如，總前委抵達瑤崗后根據地理位置、國民黨部署及中央軍委目標制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參戰部隊還進行紀律教育、地形水文分析、籌集船只、培訓水手、戰術訓練、動員人民群眾等戰前準備工作。戰事行進中，各部隊不顧疲勞、不辭辛苦、不畏犧牲，前往指定地區殲滅敵人，粉碎了敵人“和平談判”“劃江而治”的陰謀。在較短的時間內，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內產生了諸如紙質文獻、場所場地、用品用具、設施設備、文藝作品等紅色文化敘事文本。通過對文本的挖掘與闡釋，又產生了一些衍生的文藝作品，如淮劇《送你過江》、紅色電影《瑤崗1949》《渡江戰役》、民族交響樂《解放·1949》、慶祝渡江戰役勝利70周年獻禮片MV《第一船》、紅色故事繪《渡江第一船》等文本形塑。記憶被證明發生在某地而成為真實，也通過具體的形態被記錄而成為持久的延續，即地方本身即是記憶的主體、載體，甚至可以超越記憶。[37]這些文藝作品都成為各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符號記憶。

從紙質文獻來看，印刷文化使得知識、記憶得以保存和傳播。圍繞渡江戰役的紙質文獻、故事繪本不僅是歷史記憶傳承、重構的基礎，所蘊含的紅色文化精神也反映著凝聚人心、團結統一的精神氣質。從影視戲劇來看，同一文本內容因敘事方式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側重點，除了對物品和語言的高度還原，也將生活條件的艱苦、戰役的緊張、作戰工作的嚴謹態度一一勾勒；除了戰役過程，也有生活場景的描繪。例如，《送你過江》圍繞“渡江”展現了戰爭年代群眾的命運沉浮，以情感表信仰、以人性表戰爭，在普通人的抉擇與犧牲中見證那段紅色歷史。從不同視角激活渡江戰役精神，也是圍繞著紅色歷史本身到意義、價值的挖掘進行新的文本生成的方式，集中表現為勇往直前、奮勇爭先、勇于犧牲、運籌帷幄、堅定信念的精神氣質，對塑造集體記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價值。從音樂短片來看，《解放·1949》由《曙光》《支前曲》《我—惲代英的詩》《雨花鐘聲》《血戰三浦》《柳堡送別》《渡江，渡江》《人間正道是滄?！钒藗€樂章組成，重點表現了1949年人民群眾在中國命運決戰之時的團結奮斗品格和英勇形象，謳歌弘揚了“渡江精神”。

（二）文本闡釋：提升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價值

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一種文本的集合，是其自身的集合，通過把社會事實作為文化符號進行闡釋學的解碼和現象學的還原，使之可感知、可分析、可傳播，[38]進而使紅色文化得以呈現，發揮其精神價值，即提升“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意識。紅色文化作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底色，由此可以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可能性與力量。比如，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體現了黨帶領人民群眾團結一心、同仇敵愾，為維護國家統一而形成的紅色文化，從“樹立”到“培養”再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轉變，以渡江戰役為主題、內容的文本形式也發生了轉變。起初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的紅色陳述主要是實物陳列，借助新媒體的發展，除了形式上衍生出聲、光、電、影等新文本形式外，也更加注重突出人物的精神氣質、革命價值的挖掘與闡釋，紅色文化的價值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各地紅色文化記錄了各地民眾團結一心、不畏艱辛、反抗壓迫的斗爭史實，成為延續革命精神、培育共同體意識的沃土。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敘事載體進行分析，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爭取解放湘、贛、蘇、皖等九大省，在戰略決戰階段籌劃渡江戰役。渡江戰役是決定解放戰爭勝負的戰略性戰役。[39]渡江戰役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在奮斗中共同創造的精神瑰寶，是黨領導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傳承發揚了毛澤東戰略進攻理論，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成果。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人民的活動，人民群眾是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緊密相連。渡江戰役的行動目標是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復興，這種初心和使命感決定了紅色文化的核心必然是人民，體現了黨的先進性始終與各民族的利益緊密相連。深厚的紅色文化基因存在每個民族記憶中，這種共經苦難、共迎勝利的集體記憶促進人民團結一心，紅色文化的價值在文本闡釋中提升，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文本傳播：延伸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教育價值

共同體意識自古便以不同的形式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追求，構建出“超穩定結構”的中國社會。[40]紅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表現民族團結、堅定信念、英勇無畏中生產出各式文本。從知識傳播來看，無論是本體展示還是價值隱喻，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體驗者關于紅色文化的情感共鳴，通過對紅色文化的物質載體保護和符號意義的闡釋推進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將自己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整體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盵41]“鑄牢”之路雖艱，但因各民族同心所向而終至，這就決定了發揮中華文化力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以此凝聚各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

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敘事載體，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將紅色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相連接，通過挖掘遺址、遺跡、園林以及“云端博物館”等紅色文化資源，成為展示“紅色文化”的空間，實現紅色文化的“再地理化”，提升紅色文化的傳播與教育價值，增強集體認同與共同體意識。被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紅色旅游景區等，近年來又獲得長三角紅色旅游示范基地、學生校外素質教育基地等稱號，再次強調了紅色文化的教育價值，從意識層面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黨員教育需要紅色文本以加強對黨的政策、方針、理論的理解，提升黨員素質。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作為紅色文化象征，通過開展參觀、講解、寫報告等方式的黨員教育活動。此外，學校、企業、醫院等黨組織也會選取該地作為組織團日活動的場所。如《渡江頌》書畫展廳等景點對外免費開放，成為研學游的好場所；利用“互聯網+”實現擬態宣傳，如通過微信、QQ、微博、小紅書等大眾APP進行宣傳教育，讓主流文化潛移默化中占據大眾傳播內容；展廳內陳列著大量歷史片段，體現人民群眾對黨組織的擁護等等。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的獨特性在于它不僅是中國革命歷史取得勝利的重要節點，在中華文化符號中生成，而且是作為紅色文化如何實現文本價值的提升、傳播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重要作用。紅色文化在各族人民共有經驗中生成、發展、傳播，進而獲得更廣泛、更全面、更深刻的認同感，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程。

三、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策略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意識”一詞，是指人們由社群傳承記憶和個人實踐而對共同體所形成的態度、認知和評價的結構，即歸屬感與安全感。[42]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深刻認識紅色文化的形成，指出：“中華文化為主干，各民族文化為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3]通過傳承、利用紅色文化資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提供紅色精神載體。從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遺存的紅色文化的生成、傳承和傳播來看，更需要挖掘紅色文化的革命精神，在新時代繼續發揮價值，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情感共振：紅色文化認同的牽引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重要的是文化認同，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先進文化。同時，紅色文化的學習、理解有助于將群眾的情感和認知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實踐中。在新時代場域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43]更需要通過增強文化內容載體和存在空間的認同來充分發揮紅色文化的激勵作用，增強紅色基因的牽引力。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形式，離開形式談內容是無意義的，增強對紅色文化的認同需重視對文化載體的認同。

在國家周年紀念日或慶典中開展團建活動，如黨員、學生、員工等選取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進行參觀歷史事跡，聽先烈如何不畏險阻、奮勇向前的傳奇故事，利用現代性技術對紅色文化文本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等，讓人民群眾體會到紅色文化的鮮明品格，強化各民族對紅色文化載體的認同。特別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更需要挖掘紅色文化的內容載體，并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現，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增強各民族文化自信，將個人發展與中國夢相結合，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空間不同于普通的空間場所，文化空間承載著人民群眾共有的精神文化、價值觀念、思維意識等歷史記憶，是紅色文化更具生命力重要因素。比如，總前委、桌椅用品用具等均復原陳列，在真實再現中實現紅色文化空間的再生產，喚醒各地區、各民族共有的革命記憶?？傊?，共有的紅色文化能夠激發出“團結就是力量”的共鳴，通過增強紅色文化認同為牽引力，是各民族群體在心理上產生共鳴以及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手段。

（二）教育共鑄：紅色愛國教育的普及

紅色文化是紅色基因、革命精神的重要載體，集中反映了維護國家穩定、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革命精神和紅色精髓，始終是教育的重要主題。教育是紅色文化代代相傳的手段，通過教育將紅色文化與現代文化進行整合，激活群眾紅色基因。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下，需利用好、傳承好、發揚好紅色文化，通過利用紅色文化符號，如革命舊址、英雄事跡、紅色紀念物、紅色文藝作品等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實現“紅色文化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遞進的邏輯進路，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身份標識。

通過教育進行紅色文化內容普及，延展教育形式，全面了解紅色文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將紅色文化融入到基礎教育體系中，以不同的教育方式、重點和內容科學地整合在不同的教育階段和環節中。以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為例，制定合適課程，歷史課上學習渡江戰役的起源、發展、價值、啟示，美術課上鑒賞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中遺存的書畫、器物，課外活動上由老師、家長帶領孩子參觀，為孩子講解紅色故事等。另一方面，將紅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通過開展社會實踐活動、校園文化活動等方式提升學生紅色文化認同。同時，新媒體的出現，為紅色文化的傳承、傳播提供了更豐富的載體，通過形象地展示紅色文化來提升其影響力，開發網上紅色教育、干部教育、學生教育等新渠道。如微博、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多推送紅色文化相關內容，建立數字化紅色文化傳播平臺，制作優秀的、喜聞樂見的紅色文化影視作品，推出紅色文化學習頻道，舊址展區利用現代VR虛擬空間體驗技術等。此外，政府出臺紅色文化教育的相關激勵政策，引導學生欣賞紅色文化作品、解讀紅色精神、樹立紅色文化認同?？傊?，通過多方力量共同推進紅色文化的教育普及，讓紅色文化始終貫穿在教育活動中，彰顯紅色文化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

（三）社會共進：黨政引領的保障

堅持黨的領導是發揚紅色文化，開創各項工作新局面的經驗總結，更是維護人們根本利益的最高價值訴求。[44]渡江戰役勝利以來黨發揚以人為本的紅色建黨精神，以堅韌不屈、決勝千里的革命信念研究作戰方略，圓滿完成了黨中央寄予的厚望，取得渡江戰役的偉大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創造了有利條件?；赝袊?，經歷過列強侵略、積貧積弱、流亡失所的動蕩歷史，也為改善人民生活而經歷過無數次艱苦探索，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深化人民群眾的情感聯結、文化認同與共同體意識，在增強各族人民政治歸屬感、文化認同感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證明了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推進各民族團結和共同體意識。

重視頂層設計，充分發揮黨政引領的作用，做好紅色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通過學習黨史，了解黨和人民經歷的艱辛，深刻認識紅色文化形成之不易；通過培養紅色文化研究人才，提供智力支持，深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紅色文化對民族工作價值的講話，提升紅色文化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舊址蘊含豐富的紅色文化基因，要通過深入研究、深入闡釋，收集更多更詳實的相關資料，挖掘紅色文化的新時代價值，提升紅色文化理論研究，為社會科學做貢獻。通過培養紅色文化傳承人才，在革命舊址、博物館、紅色旅游景區、紅色教育基地等場所安排講得好、講得深、講得真的紅色文化傳承人；黨員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以紅色精神為行為指引；利用現代媒介加大宣傳力度，依法普及紅色文化相關知識，充分發揮紅色文化資政育人的價值，讓紅色文化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出有的價值。

四、結語

漫長的文化積淀過程表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雖道阻、但行將至。共同體認同的關鍵是文化認同。紅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黨和人民共創共享的精神財富，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要素和生動載體，在構建民族精神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占據重要位置，必須利用好、傳承好、發揚好紅色文化，喚醒各民族集體記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繼續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偉大建黨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44]追溯紅色文化的內在特征，其包含著各民族共有的價值選擇、道德判斷、思維觀念等意識形態，以延續性、集合性、功能性為主要特征的紅色文化對提高個人修養、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作用。

紅色文化的延續性體現在紅色文化遺產的保存、傳承和發展上，并借助新媒體延伸其文化空間，如線上博物館、影片、“云”解說、網上收藏等，同時，衍生出紅色文創等新產品，如徽章、賦予了紅色文化元素的衣服、飾品、書簽、零食等，其價值的提升也暗含文化認同的深化。紅色文化的集合性體現為革命精神、紅色基因存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是各民族共有的紅色記憶。如紅軍西征紀念園、抗戰口號、回民抗戰禱告文承載了共同的歷史歲月。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融入著黨帶領各方人民為實現祖國統一、解放全國人民的紅色記憶。紅色文化的功能性表現在為銘記歷史、涵養品格、團結民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精神力量。如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作為紅色文化的物理空間、革命精神發揚的文化空間，作為黨和人民共創、共享的文化符號，從物質載體到符號生成，其背后潛藏著我國各民族不忘歷史、民族團結、文化自信的思維表達，其集體記憶和具體行動均指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目標。通過對遺存物品、故事的保存和闡釋，于無聲之中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牢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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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29 責任編輯：丁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