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遷背景下德吉村語言扶貧實踐路徑探究

孔祥馥

（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青海西寧 810000）

引 言

易地搬遷[1]是長期以來國家實施的一項重要扶貧政策，是將生活在生存環境差，不具備基本發展條件的山區、荒漠化、地方病和地質災害多發地的貧困人口搬遷安置到交通便利、發展條件較好的其他地區，配置較完善的生產生活設施，是調整經濟結構，拓展致富渠道的重要舉措，對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全面實現和鞏固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易地扶貧搬遷是解決我國貧困問題的重要措施，對解決安置點經濟、社會、文化、語言等方面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一些學者就易地搬遷背景下語言生活變遷，從不同角度開展了研究。如林華東、陳燕玲的《泉州地區三峽移民語言生活狀況調查》，針對泉州地區三峽工程移民背景下的語言生活進行了探究，從語言心理、語言受度、語言替換三個角度對當地的語言生活進行了探討，對研究地區移民搬遷后的語言生活具有一定意義。[2]喜清娉的《寧夏閩寧鎮回族吊莊移民語言生活調查研究》，對遷入前和遷入后的語言生活進行了對比分析，探討了語言的演變規律及使用現狀，對語言本體的探析具有現實意義。[3]黃金玲《易地扶貧搬遷背景下的語言問題與語言發展契機——以廣西壯族自治區易地扶貧搬遷工程為個案》，以易地搬遷后的語言問題為核心，探尋語言問題的解決方式，對研究和解決社會語言問題、踐行社會語言理論具有指導作用。[4]這些研究成果對于德吉村語言扶貧實踐路徑探究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昂拉鄉德吉村是將尖扎縣淺腦山區的貧困戶集中安置，實現脫貧致富的典型。相比原來的生產生活環境，德吉村的群眾在經濟、社會、文化、語言等方面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語言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更，逐漸由單一化的語言生活模式向由單一為主、雙語發展的語言生活模式過渡。語言是社會交際的工具，具有深刻的社會性質。德吉村安置群眾均來自閉塞的山區，交流語言為藏語，集中安置后生產方式變為經營文化旅游、民族餐飲，需要與外來人員交流，語言生活環境發生質的變化，語言交流方式變為藏語為主、漢語介入，呈現出易地搬遷背景下語言生活具有突變性、適應性、交融性的特點。易地搬遷村德吉村村民均為藏族，語言以藏語為主，語言使用單一，基本延續了搬遷前的語言格局，受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影響，語言使用上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此為背景，搬遷后村民在保留藏語作為基本交際工具的基礎上，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對外交際工具，差異主要集中在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掌握程度方面，藏語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之間和諧互鑒、接觸包容成為當地語言生活的主旋律。文章主要以易地搬遷下德吉村的語言生活為背景，對比搬遷前、后語言生活發生的變化，并以語言學為視角，探討易地搬遷后的扶貧思路和舉措。德吉村作為新建易地扶貧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性區域，其語言生活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語言為視角對易地搬遷后的生活面貌、經濟發展、扶貧政策等方面進行研究具有民族性和應用性雙重意義。

一、德吉村概況

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昂拉鄉德吉村是黃南地區典型的易地扶貧安置村，安置的群眾來自尖扎灘、能科、當順、賈加、坎布拉、馬克唐、多加等7 個鄉鎮30 個村的226 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及25戶非貧困戶，共計農牧戶251戶946人，這些地區地處險峻高山，生存條件惡劣、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嚴重滯后、人居環境大都為獨立簡陋的莊廓土坯房，當地交通飲水非常不便，村民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仍為原始的牛耕馬犁的生產方式，農作物產量低，生活基本靠自給自足。2016 年9 月，尖扎縣將這些住戶易地扶貧搬遷至占有優越地理位置、黃河岸邊的德吉村。

“德吉”在藏語是“幸?！钡囊馑?，表達了搬遷群眾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德吉村依托當地優美自然和人文景觀、民族文化、特色種植等優勢資源，形成了集農家生活和民俗風情體驗、觀光、水上娛樂、采摘等為一體的鄉村旅游業，成為全省鄉村振興戰略、易地扶貧搬遷、鄉村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的綜合性扶貧示范村。易地扶貧搬遷政策為貧困戶建立了長效生活保障機制，不僅有利于改善當地經濟面貌，而且有利于豐富當地的語言生活面貌。德吉村易地搬遷的扶貧形式對語言的發展和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語言扶貧政策的引進和開發提供了探討的平臺。以德吉村易地扶貧搬遷為背景，研究搬遷前、后的語言生活，以此為基礎，探討符合當地發展實際的語言扶貧策略，對助推德吉村經濟發展，建設和諧的語言生活環境具有現實意義。

二、易地搬遷對德吉村語言生活的影響

隨著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的全面推進，地處黃河上游的黃南州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通過強化支部核心引領、夯實社會治理基礎，強化多元共治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強化綜合服務保障、促進社會治理水平等方法，以攻堅之勇和“繡花”之功，全力以赴向貧困發起總攻，確保易地扶貧搬遷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特別是“十三五”以來，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挪窮窩”“換窮業”“拔窮根”的重要工程來抓，激勵貧困戶主動參與移民搬遷。2016 年，為切實解決尖扎縣淺腦山區“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問題，按照“山上問題，山下解決”的思路，在黃河北岸選址，為貧困戶修建了住房、市場、休閑廣場、幼兒園等生產、生活以及教育設施，2017 年統一搬遷入住。搬遷戶均為藏族，通行藏語，漢語普及化程度不同，其中馬克唐鎮作為尖扎縣政府所在地，搬遷戶在接受、學習和理解漢語的程度高于其他搬遷戶；德吉村作為移民村，兼容了7 個鄉鎮的語言生活傳統，形成了獨具當地特色的語言生活和心理，為移民后的民族心理接觸與融合提供了地理條件。

（一）易地搬遷前的語言生活

德吉村為易地搬遷新建村莊，無原住民。搬遷戶分散居住在尖扎縣7 個鄉鎮，處于淺腦山地區，交通閉塞、信息不暢，與外界基本無經濟往來，語言使用全部為藏語，語言生活呈現出獨立發展的面貌：以各村的語言生活為核心，形成了核心保留、區域接觸的獨立特征，對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呈無所謂的態度，另受地理條件、經濟水平等條件的限制，也沒有使用和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生活環境；反之，單一的語言環境，又限制了當地群眾與外界的交流和溝通，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尖扎灘、當順、賈加、多加等鄉全境基本為藏族人口，使用的語言為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的安多方言。因缺乏族際互動與交際，基本沒有族際通婚、結拜、生產等活動。因此，語言結構簡單、語言生活單一，漢語普及化程度較低，僅在教育、政治、商業等活動中使用漢語，日常交往以藏語為主。

能科鄉和坎布拉鎮的人口構成以藏族為主，夾帶有極少量的漢族、回族成分，藏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9%以上，漢族、回族零星分布在藏族當中。當地通行的語言為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的安多方言，因有少量漢族、回族成分分布，在語言交際活動中保留有少量以家庭為單位的漢語痕跡，證明了當地在民族間曾有過通婚、通商、通貨等社會交際活動。漢語普及化程度比尖扎灘、當順、賈加、多加等地略高，但日常交際活動仍以使用藏語為主。

馬克唐鎮作為尖扎縣政府所在地，民族成分相較于其他鄉鎮更為豐富，除藏族外，還有漢族、回族、撒拉族、土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總人口的67.6%，漢族人口占21.31%；回族人口占8.13%；土族人口占1.37%；撒拉族人口占0.65%；蒙古族人口占0.53%。相較于其他鄉鎮，人口結構復雜、多樣，語言生活也更加多元、多彩，形成了“大集中、小分散”的模式，日常交際活動主要以藏語為交際工具，家庭交際活動中按照民族成分使用相應的交際工具，漢語普及化程度較高。

德吉村作為藏族搬遷村，依托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語言、民族文化，形成了主動、和諧、團結的脫貧態勢。其中，相通的語言心理為德吉村的脫貧工作提供了安全、熟悉的交際環境，展現了語言作為文化載體的工具性和凝聚力。

（二）易地搬遷后的語言生活

德吉村地處黃河北岸臺地，海拔低，地勢平坦，依山傍水，環境優美。緊鄰張汶高速公路，距縣城8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附近有坎布拉國家森林公園、李家峽水電站、黃河旅游風景區等自然和人文景觀。當地盛產薄皮核桃，有豐富的農畜產品及工藝飾品。與搬遷前相比，德吉村在交通、氣候、地理條件、生產生活環境等方面占有優勢。同時搬遷到德吉村的群眾思想相對開放，有較強的改變貧困現狀的進取意識，能較快地適應新的生產生活環境，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優勢明顯。由于德吉村搬遷戶均為藏族，語言生活以搬遷前各鄉鎮的語言使用格局為基礎，延續了使用藏語的傳統，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民族心理和民族記憶，形成團結有序、和諧互進的良性扶貧模式，有利于民族經濟、教育、文化、語言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自2017 年建村以來，語言生活處于發展、穩固的階段，其語言生活繼承了搬遷前語言生活的基本形式，延續了使用藏語的傳統，依托經濟、文化、習俗等外在形式，逐步形成了“語言相通、習俗相融”的語言生活模式。

易地扶貧搬遷背景下，德吉村語言格局更具時代性和政策性，語言生活的變化也體現在旅游、教育、心理等各個方面，逐漸由單一的藏語交際模式向雙語交際模式過渡。2017 年集中安置落實完成后，德吉村依托黃河水利風景、氣候、海拔、區位等優勢，積極創新探索扶貧易地搬遷與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與新能源利用相結合、與發揮資源優勢相結合、與發揮區位優勢相結合、與文化旅游業相結合的新路子。[5]依托民族文化和黃河景觀的旅游產業，德吉村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多民族、多方言的旅游交際模式為德吉村的語言生活提供了新的交際環境，多種文化、語言相互交流、碰撞，強力沖擊著當地的原生語言生活。2017 年建村以來，德吉村的藏族群眾不斷適應以漢語交際為主的旅游交際模式，潛移默化地提高了當地的漢語普及程度，基本形成了“日常交往用藏語、經濟交往用漢語”的語言生活模式，為建立自然和人文相結合的特色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奠定了基礎，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和普及。

德吉村作為新建村，配備了完善的學校教育體系。2018 年3 月，可容納120 人的幼兒園投入使用。幼兒園教育采用漢語教學模式，課堂交流以漢語為主，課下交流以藏語為主，逐漸由單一的藏語交際模式向藏、漢雙語交際模式過渡。學校漢語教育模式的普及為青少年的語言生活提供更加豐富、多樣的交際形式，有利于形成廣聯通、寬交往、遠發展的語言交際態勢。目前，德吉村已基本形成了中、老年人能夠聽懂并簡單使用漢語，青少年熟練掌握藏、漢雙語的語言生活模式。

易地搬遷作為整合鄉村經濟資源的重要手段，對鄉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德吉村作為易地搬遷村，村民搬遷前、后的語言態度也發生了正向轉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扶智”“扶志”作用愈發顯著。筆者運用社會學分析方法對德吉村調研數據進行了分析，分析結果見表1、表2。

表1：德吉村語言態度數據分析表

表2：德吉村語言態度數據總計

根據SPSS 獨立樣本T 檢驗，調查對象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語言態度（P=.000<0.05）在搬遷情況變項上具有統計學意義，差異顯著。數據均值顯示，搬遷后（.87）愿意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人數明顯高于搬遷前（.24）人數，說明德吉村村民搬遷后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持積極態度的人數呈正向增長趨勢。因此，易地搬遷利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普及，對發揮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語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德吉村作為易地搬遷村，其村民語言心理經歷了突變、排斥、適應的發展過程。易地搬遷之初，德吉村村民以藏語作為日常交際工具，中、老年村民普通話掌握程度低，藏語基本適配生活中的多數交際場景。因此，中、老年村民學習其他語言的意愿較低，語言心理呈現出頑固化的趨勢。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和學校教育的普及，單一的語言生活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受語言交際范圍和溝通能力的影響，中、老年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心理和意愿由“無所謂”變為了“我想學”和“我要學”。青少年受學校教育的影響，基本以使用藏、漢雙語為主。語言心理的改觀不僅拓展了語言生活的交際范圍，而且為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交際保障。

德吉村的語言生活由搬遷前的單一交際模式逐漸發展為搬遷后的單一為主、雙語過渡的交際模式。語言生活的發展和變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多語交際模式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德吉村語言生活的演變方向符合社會發展的主旋律，是當代鄉村振興背景下經濟、文化、語言發展的典范。

三、易地搬遷下德吉村語言扶貧的實踐路徑探究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著眼扶貧實際提出的具有全局性和創新性的時代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胺鲐毾确鲋?，扶智先通語”，語言能力在提高勞動力基本素質、促進職業技能提升、增強就業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時期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凝聚民心、增長民智、促進民生的基礎性手段，對鄉村地區、民族地區、搬遷地區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語言扶貧主要是開發、利用語言資源，制定、優化語言制度，提升國民語言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人均產出，實現減貧、脫貧的過程。[6]語言扶貧作為新時期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能夠最大限度激發經濟交互活動的人力動能、產業動能和制度動能。德吉村作為少數民族扶貧搬遷村，語言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尤為重要。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形成以普通話為主要交際工具，融合民族語言文化特色的優勢旅游產業，對德吉村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構建以普通話為核心的經濟交互模式

語言扶貧的基本邏輯為：語言同其他資源一樣，具有理論及實踐意義上的多重屬性。20世紀60年代，馬爾沙克對語言的經濟效益和屬性進行了闡釋：“語言是和其他資源一樣，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盵7]語言作為人類的基礎資源，具有與外界交換信息的基礎作用。作為語言扶貧的核心資源，不同語言在交際范圍、溝通能力、隱性收益等方面具有差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國民性通用交際工具，具有其他語言無可比擬的交際能力和作用，在扶貧工作中具有最高的資源價值和人力收益。

德吉村村民的主要交際工具為藏語。相較于普通話，藏語的語言成本更高、收益更低。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核心的語言扶貧工作應以評估地區普通話交際能力與收益為基礎，構建適合地區生產發展的語言政策，提高語言資源交換的價值和效用。德吉村的語言扶貧工作主要從降低人力成本、構建語言產業、建立制度保障三個方面出發，形成語言扶貧的綜合性、系統化體系。

從語言扶貧的角度出發，德吉村的首要任務即大力促進村民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降低語言人力成本。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國家交際范圍最廣、溝通能力最強的國民性交際工具，語言的資本投入和收益基本成正向關系。在此基礎上，德吉村利用既成語言產業資源，能夠最大限度降低語言成本，提高語言收益。例如，利用建立學校教育、成立語言培訓班、推廣普通話網絡作品等方式進一步擴大語言資源優勢，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入當地經濟市場，形成語言溝通的“綠色通道”。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語言扶貧的基礎和核心，尤其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工作具有重要意義。統一的語言溝通體系能夠有效降低溝通成本，提高人力資本的收益，最大限度上順應脫貧攻堅的“扶智”趨向。語言扶貧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鄉村經濟接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在鞏固鄉村經濟、傳承鄉村文化、凝聚鄉村感情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吉村語言扶貧應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依托，以鄉村經濟發展實際為參照，制定、實施個性化語言發展策略，以推動鄉村產業向好、向優發展；從語言法規、語言教學、語言應用等方面入手，結合實際語言需求，建立健全契合當地發展的語言制度保障體系，為鄉村經濟發展、鄉村文化傳承、鄉村情感凝聚提供語言力量。

（二）合理開發少數民族語言資源

語言扶貧應在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基礎上合理開發和利用少數民族語言，深入挖掘語言背后的文化資源，并及時給予相應的保護和保障。民族語言作為少數民族文化記憶和情懷的載體，具有除交際工具以外的情感作用。以此為基礎，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產業，形成以黃河景區為核心的民族示范旅游區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黃南民間有集宗教舞蹈、民間舞蹈、藏族群眾生產生活素材等內容，包涵了豐富的藝術和文化內涵的黃南藏戲；有承載民族創造力和靈感，表達愛情生活，唱腔綿延曲折的山歌“拉伊”；有富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傳統美食，采用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區傳承千年的古老工藝燒制的土燒饃“果饃切”。德吉村來自不同鄉鎮的群眾很好地繼承了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結合自身的自然區位優勢，較為容易形成自然風光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扶貧產業。德吉村應以語言扶貧政策為核心，構建旅游、翻譯、文學等多途徑語言文化活動，大力弘揚民族史詩、文化遺產、戲劇民歌等文化產業，在利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資源的同時，構建起發展、保護民族語言和文化的長效機制，是新時代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的科學系統，利于德吉村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的開發和傳承，利于民族經濟、民族眼界的發展和開闊。少數民族語言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基礎性工作，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語言資源，利于構建普通話學習的主觀意愿和包容心理，是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全局性、科學性、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三）建立健全語言發展機制與政策

制定合適的發展機制與政策是區域語言發展的核心內容，探析、指導語言發展的方向和格局對語言扶貧工作具有理論指導意義。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具有社會屬性和人文特質，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基礎性“橋梁”作用。語言扶貧的核心是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語言推廣普及的過程講求階段性和方法性，制定長效的語言發展機制與政策能夠為語言扶貧工作提供基礎保障和政策方向。

目前，德吉村的語言生活以使用藏語為主，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程度較低。語言成本高、交際收益低的社會發展現狀要求德吉村建立健全語言發展的長效機制，制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的階段性政策和方針。從教育、政治、媒體等多個方面入手，持續推進建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功能性交際機制，形成學校教育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政治工作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媒體運作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整體態勢，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普及指明方向、提供保障。德吉村語言生活的發展方向與脫貧工作密切相關，建立健全以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核心的語言發展機制，對德吉村的鄉村振興工作具有資源性、效益性、文化性等多重意義。

結 語

易地扶貧搬遷背景下德吉村的語言生活呈現出“語言聚集”的主要面貌。搬遷村民族成分單一，語言生活相較于搬遷前更為集中和單純，形成了以藏語為主要交際工具的交際模式。德吉村依托山水風景、人文情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示范意義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對當代鄉村振興工作和語言生活發展具有借鑒意義。以語言扶貧為依托，構建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核心的經濟交互模式，借助少數民族語言資源，制定符合經濟發展方向的語言政策和機制，通過語言政策調整“民智”扶貧方向，對實現和構建“扶智”“扶志”的扶貧體系具有指導意義。語言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通過對德吉村語言生活的調查研究，能夠從語言和扶貧兩個角度把握德吉村的語言狀況，為德吉村的整體發展和系統扶貧提供材料支撐，從而更好地助力德吉村的整體發展，探討德吉村未來的交際模式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