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智慧賦能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研究

王麗培 陳雅

摘 要 數字化轉型環境下，維持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動態平衡，是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質增效的必要條件。論文借助信息生態理論與方法，考察數字化轉型期間公共危機疫情對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帶來的影響，梳理系統結構要素功能關系，在“變”的環境中探索相對“不變”的重構模式，并提出高品質定位服務、持續性投入資源、協同進化生態位和鞏固生態鏈強度等系列舉措，以實現系統動態地自我升級與革新。

關鍵詞 信息生態理論；數據智慧；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公共危機；重構模型

分類號 G20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2.012

Research on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nformation Ecosystem Enabled by Data Intellig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 Crisis Epidemic

Wang Lipei， Chen Ya

Abstract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 maintaining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nd metho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ublic crisis epidemic on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combs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system structure elements， explores the relatively “unchanged” reconstruction mode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high-quality positioning services， sustainable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co evolution niche and consolidation of ecological chain strength， in order to achieve dynamic self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Keywords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Data intelligenc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nformation ecosystem. Public crisis. Reconstruction model.

0 引言

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高新智能技術根據變革需求滲透到管理的每個環節，以實現智慧化再生產的應用效果，體現數據智慧的價值內涵。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各系統內部的構成要素要適應外界環境必須維持有機聯動和動態平衡，保持社會有機系統能整體和諧驅動向前，促進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1]。作為社會有機系統組成部分的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2]，也需要在不斷的自我調整中維護其動態平衡以保障社會和諧。然而，持續和蔓延的疫情對維持信息生態系統動態平衡帶來了挑戰，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共危機。那么，如何在數據智慧話語下轉“?！睘椤皺C”，以“不變”應“萬變”，探究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重構模型，無疑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因此，文章以公共危機疫情為具體抓手，在明確現狀和厘清理論基礎的前提下，探究系統重構模型及其實現路徑。

1 公共危機背景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現狀分析

信息生態系統是以信息活動的有序開展為基礎，借助系統組成要素與其系統結構的有機融合來實現系統內部的有機互動[3]。在這一過程中，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平衡是短暫、相對的，系統內部任意的構成要素均可能影響系統平衡。此外，公共文化產品中的純公共物品屬性或準公共物品屬性[4]，也意味著公共文化產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和競爭性。因此，可以說在面對疫情帶來的外圍環境突變情況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在以下四個方面導致了公共危機的發生。

第一，系統內信息人的群體類型不再局限于傳統媒體，而會逐漸增加自媒體、權威專家、公共知識分子及主管部門等群體，并賦予其直接發表觀點的話語權。由此在實現信息快速發布、流通與共享的同時也產生了信息量爆增、信息品質堪憂、信息價值貶跌等信息超載類問題，例如疫情爆發前期喝酒治療新冠謠言的流傳。

第二，隨著各類意見群體的快速形成，不同觀點間的交鋒與博弈逐漸加劇，發展成為意見市場，信息資源自身純度和可信度開始遭受質疑，使得信息在對沖和污染的過程中埋下信息綜合癥病發的隱患，比如女生自費買巧克力送校友遭網暴。

第三，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開發重合或分離，導致系統信息生態位重疊或分割，即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需求聚合或資源職能缺位，比如疫情爆發期間居家隔離，公眾借助互聯網獲取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過程中，導致出現平臺系統因擠占而崩潰或者個別系統瀏覽量卻偏低的現象。

第四，“數字鴻溝”下，信息接受者或者處理者對所接受信息遠遠超出其信息處理能力，從而產生信息障礙和信息時空彌散失序等問題，例如老年人對數字文化資源的獲取能力有限。

綜合分析上述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所出現的情況，導致這些公共危機疫情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包括這兩方面：其一，從信息要素角度分析，信息超載、對沖、污染等問題的出現使得政府在購買文化信息資源，并將其轉化為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時，需要耗費較多時間進行識別，由此導致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資源轉化輸出速度變慢，公眾需求不能及時得到滿足，致使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平衡遭受沖擊。其二，從信息技術方面分析，信息技術伴隨于信息創造、獲取、組織和傳播的整個過程，信息技術的快速升級和變革，產生信息消費者與公共數字文化資源間的鴻溝，供需分割導致了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輸出受阻。換言之，數據智慧背景下，要避免公共危機的發生，重點在于如何解決疫情事件所揭露的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失衡所帶來的問題，如何在多變的環境中維持好系統持續、絕對的平衡。

2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理論問題

重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需要立足現狀，按照公共數字文化信息活動的定律，以信息資源活動基礎流程為本，凸顯自身領域信息活動特色，同時綜合考慮其內在價值定位、組織結構層次和外圍所處的信息環境等諸多因素來厘清其理論基礎，才能提煉重構模型。

2.1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核心思想

參照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概念外延拓展的順序，可將其依次歸屬于網絡信息生態系統、信息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在這三類系統中，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不僅具備信息生態理論所闡述的“生態”功能，同時也可能因面對生態位重疊和分離而導致信息職能越位和缺位等問題，進而影響系統穩定性。為保持系統的穩定性，需要充分發揮數據資源優勢，讓數據智慧賦能，助力系統動態維護[5]，即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賦予數據特定的內涵，用以精準表征信息人的公共數字文化需求，便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位進行科學合理的分化，借助高新智能技術推進信息生態系統功能的協同優化，實現供需的精準匹配，達到信息生態系統與時俱進更迭和維護動態平衡的效果。

2.2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要素間功能關系

在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動態運轉中，系統內部各生態要素借助信息活動，處于互利互惠、相互作用的狀態，以發揮最大程度實現公共數字文化供需平衡的效能價值，以此充分發揮公共數字文化的文化屬性價值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作用。其中，系統內部信息人和信息生態因子任意因素的改變主要是作用于其組織結構配套、信息渠道、資源轉化及其輸入和輸出等方面，進而從不同程度上影響整個系統的穩定性。而數據科學中的“數據智慧”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精準的判斷力，賦能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實踐運轉過程，可迅速地捕捉系統內部的變化，及時調整要素配置，開展功能協同優化，暢通服務流程，確保要素間功能關系的正常。從人類社會系統角度理解，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要素功能關系的協調是實現人與社會環境之間和諧的必要條件。

2.3 數據智慧賦能是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途徑

以信息生態理論為基礎建構的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是人造、開放、動態的自組織系統，并將系統平衡和穩定作為其追求的理想狀態。然而，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失衡是不可難免的，有學者嘗試從信息生產、傳遞、接受、機制管理等系統內部信息活動流程中存在的問題（信息爆增、信息延遲、立法滯后等）來探究破壞系統穩定性的原因[6]。此外，信息技術缺位和信息時空阻斷等現象也會產生系統失衡問題?？梢?，當外界環境變化打破系統的原平衡時，尋求新平衡是一種常態化現象。從信息運行與發展視角來說，及時調整、維護并適時重構系統生態平衡是必要的。在生態環境范疇內，公共數字文化生態環境內部和諧是促進整個社會有機整體內部協調共生的必要條件，而要能夠滿足信息生態系統沿著幼年期、成長期、成熟期實現螺旋式發展的需要，實現系統自我管理的升級及自我更新賦能，關鍵在于數據智慧賦能重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2018年蘭德公司開展高新智能信息技術對信息環境影響程度研究，認為其影響力將會是前所未有的，應充分關注信息環境影響作用[7]。換言之，重構系統需借助數字化轉型塑造其核心競爭力，以自身現狀、社會需求為參照，主動地進行智慧性的“量體裁衣”，而非單純的技術引進或者盲目跟從。

3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

公共危機疫情的突發，使得系統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同時也是對自身應急服務與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戰，并對其技術服務、組織結構、基礎設施、服務模式、反應機制、應急能力及信息戰略與文化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融合數據智慧優勢主動應變，同時考慮某種劣性誘變因素（本文指公共危機疫情）干擾機理，提煉系統重構模型，可達到提升系統重構模型合理性的研究目的。

3.1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主體及功能

公共數字文化概念的首次提出可從我國三大公共數字文化惠民工程頒布實施談起[8]，發展至今，公共數字文化概念及其服務日趨走向成熟。根據系統生命周期理論分析，推動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更迭的動力，主要來源于其主體功能價值的發揮，如圖1所示。

圖1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組要素功能價值示意圖

根據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過程中所受力的類型，可將不同時期的系統重構主體劃分為6部分：一是信息與信息人（內驅動力）；二是信息制度與信息文化（外驅動力）；三是信息戰略（牽引力）；四是信息技術、信息組織結構與信息基礎設施（推動力）；五是系統本身（內在成長力）；六是信息環境變革（影響力）。其中，從整個生命周期分析，當系統到達成熟期時，可認為這一時段系統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最大化（即社會效益最大化）；從時間點視角理解，系統內的信息比重、數量、流向、流動等趨于暫時穩定時（即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達到動態平衡），整個系統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發展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前進模式，借助信息、信息人、信息制度、信息文化、信息戰略、信息技術、信息組織結構和信息基礎設施等8項主體要素獲取4種類型動力推動其鏈狀式發展。其中，4種類型動力的作用機理為：（1）借助信息對沖提升信息價值，強化信息人的綜合素養及知識水平，形成強大的內驅動力；（2）考慮當下信息消費者的信息需求，調整信息戰略，以此作為牽引力；（3）創新、優化信息技術、組織結構、基礎設施，構建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推動力；（4）完善信息制度、繁榮信息文化，增強其外在驅動力[9]。外在信息環境的變革（如數據智慧與公共危機的疊加環境）是通過影響上述4種類型動力間接參與到系統發展中，可將其視為促進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重要外力來源，并同這4種類型動力形成系統創新與發展的總動力。

3.2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核心結構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核心是實現知識組織的創新，其本質是實現公共數字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管理的最優化，而知識創新環境在整個重構過程中是保障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擁有持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其中，數據智慧與公共危機雙重信息環境下，知識創新與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組成要素的互動關系結構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核心過程——知識創新示意圖

外在環境變革發揮兩方面的作用：其一，外在環境直接融入知識創新環境，通過作用于系統內的信息、文化、信息技術等要素，為其注入新的活力，達到系統知識創新的效果和系統重構的目的；其二，外在環境直接地作用于系統內的“信息人”，促進其內部的“學習—消化—吸收—更新”閉環系統的良性循環，實現知識創新，借助系統反饋機制作用于系統內組織內容的更新，推動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更新。由此可知，數據智慧賦能作為直接作用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生產要素，可最大程度發揮其增強效應和協同效應，提升系統的應變能力、統籌能力。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公共危機卻是對數據智慧賦能時期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檢驗和補充，能夠驗證系統重構的科學性和實踐性，補充其重構的不足，在實戰應用中實現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與時俱進和吐舊納新。

3.3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模型

在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中，信息是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生存的根本所在，技術是信息轉化成為信息人所需的智慧數據資源的關鍵。數據智慧賦能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主要是作用于系統生產要素、管理模式、運行機制和治理結構等方面，其重構模型如圖3所示。

圖3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示意圖

從圖3中可知，重構模型整體上是由信息主體（包括信息生產者、信息分配者、信息消費者和信息分解者）、信息（包括社會信息和自然信息）及信息環境（包括信息文化、信息基礎設施、信息組織結構、信息技術和信息制度等）三部分構成，通過三者間有機聯動，實現系統內物質與能量的相互交換和信息吸收、釋放、剔除等信息活動的開展，借助調整系統內信息資源種類的數量和比重，達到維持系統輸入與輸出動態平衡的效果。數據智慧背景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的主體要素及其功能關系，具體可描述為：在外圍信息文化熏陶下，將用戶公共數字文化需求作為核心的信息戰略，借助信息技術和信息基礎設施的協同作用，通過融合其余系統要素，達到最大化促進各種“力”的合成、轉化和吸收的目標，以此不斷優化自身成長軌跡，形成其內在動力，推動整個系統成長。

3.4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解析

從學理角度而言，對數據智慧賦能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的分析是理論層面的研究，而公共危機疫情事件的嵌入則是理論聯系實踐的體現。面對日新月異的發展環境，數據智慧趨勢下研究系統重構模型是旨在提煉重構的基本思路和凸顯特定背景下的重構特色。其中，數據智慧賦能背景下，除了上述圖3所示的基本思路外，其特色化的重構邏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其一，從數據資源層面分析，從小數據到大數據，再到現在的智慧數據，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組成要素均受到影響，比如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產者在創造或生產信息資源時，直接以數字化方式產出，會減少信息分配者前期資源數字化處理工作，信息分配者根據數據準確定位信息分解者的能力，提升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吸收率；其二，技術層面上，高新智能信息技術不斷革新，而公共數字文化信息技術是整個信息生態系統的主要抓手和重要工具，可直接提升數據資源的開放與利用；其三，系統整體層面上，數據智慧賦能在一定程度上會顛覆原有的認知，倒逼著事物深化改革，緊跟時代發展，達到優化自身的效果。

4 數據智慧賦能重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策略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是一種必然性的系統行為，也是一種常態化系統管理變革的體現，如何充分把握多元環境因素帶來的發展機遇，是保障系統日趨成長的關鍵[10]。面對數據智慧賦能所帶來的機遇，維護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動態平衡是系統自我價值實現的基礎，也是有效發揮系統主體功能價值，推動系統發展螺旋式上升走向成熟的有效途徑。因此，立足公共危機疫情所揭露的問題，融合數據智慧的優勢，綜合考慮系統服務的品質定位、資源投入機制、生態位進化和生態鏈強化等方方面面，是實現系統動態地自我升級與革新所需的。

4.1 重視數據智慧賦能，提升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穩定性

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是一個復雜系統，其自身整體環境的健康與否直接關系到復雜系統內其他子系統的生存時限。公共危機疫情背景下，信息污染、信息對沖及信息時空障礙等問題的產生，直接影響到整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的穩定性。而在數據智慧賦能趨勢下，高新智能技術應管理變革的需求，會滲透到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的各個部分，為整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內各種力的合成提供宏觀保障?？梢哉f，在數據智慧賦能下，多元復雜環境對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反復打磨可成為提升穩固性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其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11]，因此重構可以說是推動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逐步成熟的驅動力。具體到公共危機疫情事件而言，主要體現為加強公共數字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根據公眾需求的多元性，提供具有針對性的信息服務，比如搭建疫情相關的公共數字文化知識平臺，結合公眾需求提供專業的疫情知識信息服務，為特殊群體開設專門的訪問渠道，簡化信息訪問流程等，以此達到凈化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圈，促進其系統服務高質量的發展。

4.2 建立系統資源持續的投入保障機制，提升系統資源的豐富度

本體論層次上的信息要素外延主要包括數據、信息和知識，數據智慧背景下管理變革勢必會為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和管理帶來新挑戰，而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資源屬于公共物品范疇，其數量、豐富度取決于政府的投入、轉化和集成的力度。同時對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資源而言，整個系統內集成的數字資源越多，公共數字文化信息資源效益越大，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投入產出將進入良性循環狀態?？沙掷m性資源投入機制的建立則是以保障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知識創新為目的，進而形成一股外在驅動力帶動系統內資源豐富，間接推動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成長。公共危機疫情背景下，建立多元主體協同機制，共同參與公共數字文化資源的建設中，一方面可拓展資源建設的經費來源，另一方面多元主體參與有助于資源體系的豐富，更好地滿足公眾多元化需求，適度規避輿論風波。

4.3 精準定位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位，謀求系統功能協同優化

信息生態理論認為信息生態位包括信息功能生態位、信息時空生態位和信息資源生態位三類，信息生態位重疊會導致資源供給不足，信息生態位游離則會帶來資源浪費和資源職能缺位[12]。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產品供給，大部分是以政府購買為前提，借助智慧數據優勢，合理分化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生態位，謀求功能、時空和資源的協同進化，是實現政府經費最大化利用的體現。比如，在大數據和網絡輿情時代，公共危機防控是最重要的手段，這就意味著大量公共數字健康文化方面的信息需要同期發布，以解決疫情期間各種輿論輿情搭載信息技術便車的問題。由此可知，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系統不斷規整信息時空、調整信息資源配置、謀求系統功能協同優化，是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不斷重構優化的重要內容。

4.4 提升外圍信息環境的數據智慧強度，強化信息生態鏈穩固性

信息生態鏈是借助信息流動，實現信息場連接的通道[13]。在傳統的信息組織結構中，由于管理層存在職能缺位，導致信息不經濟的問題（如信息損耗相對較大），進一步催生了組織結構扁平化的發展模式。數據智慧作用于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的信息技術、組織結構、基礎設施等要素，進而形成系統演化的推動力，實現優化信息生態組織結構的目的：其一是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組織結構趨于分布式；其二是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內部特定組織建立專題數據倉庫與數據中心（即集中式組織結構），以減輕疫情期間用戶在海量冗余信息中的認知負荷[14]。比如，公共危機疫情背景下，建立疫情知識信息服務平臺。由此可知，提升信息環境數據智慧強度，借助信息環境變革產生的影響力，可通過影響勞動分工與生產服務過程的方式，繼而影響系統信息組織結構的模式，以此強化信息生態鏈的穩固性，保障信息渠道的暢通性。

5 結語

新時代、新技術、新環境為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提供了新思維、新機遇，系統重構成為其轉“?！睘椤皺C”、借“變化”求“發展”的重要途徑。研究數據智慧賦能下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主動重構過程以及在應對公共危機事件挑戰的“小試牛刀”，是對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重構模型的科學驗證和自主性查漏補缺的體現，以此增強重構模型適用的普遍性、持續性和長久性，以期提升公共數字文化信息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推進我國公共文化事業的高質量發展進程，進一步推動我國文明和諧社會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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