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坐在南京這張凳子上

仇廣宇

作家葉兆言家里有一間令所有讀書人羨慕的書房。數十個木質書架整齊擺放，一直頂到天花板，每個書架都裝滿了書。從他家的窗戶望出去，能看到長江流過。有時，他在天不亮時就起床寫作，隨著天光轉換，他能看到晨光熹微中長江邊的行人，看得多了，難免生出蒼茫之感，讓他感慨“逝者如斯”。

葉兆言的作品很多，有人說，光是把他作品的年表看上一遍，就得花費不少時間。其中，光是他自己作品的各種版本，就夠放滿一個書架。除了四十多年筆耕不輟的美名，他還有極為獨特的家學傳承：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文學家葉圣陶，父親是劇作家、編輯葉至誠，如今，他的女兒葉子也在從事文學創作。一家四代均為作家，在文壇上并不多見。

即便有這樣的家學淵源，因為成長于特殊年代的關系，家人從來都不希望葉兆言靠寫作為生，不想讓他做魯迅口中的“空頭文學家”。只是人終究難以逃過命運，四十多年前，從發現自己喜歡上寫作的那段日子起，他就開始在歷史和現實中尋找那些他感興趣的人和事，日復一日地寫下來，變成故事。雖然也感嘆過寫作勞累，但在不久前，他還是出版了最新的長篇小說《儀鳳之門》，講了一個關于南京城如何走入現代的故事。他一直守著南京城，做那個講故事的人。

還是要回南京

2022年年底，65歲的葉兆言感染了新冠，剛剛生病那幾天，他原本順暢的寫作被強行打斷。他心里有點焦灼，開始每日早起坐在寫字臺前寫點什么。寫不下去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在裝模作樣，甚至覺得這種努力有一點悲壯。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坐在那兒。正如他曾說，如果說祖父和父親對他有什么影響，那就是祖父和父親常年坐在那里，一寫就是七八個小時的背影。

葉兆言的生活實在是很簡單，他不會喝酒，不會抽煙，很少參加飯局，除了寫作，日常陪伴家人，唯一的愛好就是游泳。日復一日，他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簡單生活。只是在2022年10月，規律的寫作生活稍微被一件小事打破了。葉兆言和蘇童、余華等幾位作家被邀請參加《我在島嶼讀書》文學紀錄片的拍攝，他要離開家去海南三亞錄制，而他又很少離開南京。

他和節目組商定，只參加一天的錄制，以免自己太緊張。一天的節目拍攝完成之后，要離開時，三亞到南京的航班突然停飛，如果他想離開，要么在三亞等待四天，要么坐車到?？诖铒w機回去。發現回不了南京，他又變得焦慮，最終還是選擇了第二種辦法，雖然舟車勞頓但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回到家。

節目播出后，這群本以為自己“廉頗老矣”的作家居然收獲了意外的贊美，他們在海邊踢球，遛狗，吃燒烤，開辦音樂會，玩年輕人喜歡的解謎游戲，同時聊著屬于他們的年代以及文學。鏡頭中，余華和蘇童妙語連珠地斗嘴，葉兆言在旁邊開心地笑著，偶爾補充回答幾句提問?？吹教炕?，大家都興致勃勃，他也能趁興致想到徐宗干的《詠炭》并吟誦出來：一味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在年輕觀眾看來，這樣的葉兆言溫和又淵博，出口成章，身上有種厚重的魅力。節目結束后，也有更多的人開始對他的作品產生好奇。但葉兆言依然擔心，擔心觀眾看到他，會認為“一個作家不好好寫東西，跑去島上搞什么名堂”。反正，他還是最愿意回到他的書房里，坐在寫字桌前打開電腦。不停地寫下去，這件事能讓他感到安心，仿佛那里總有什么事情在等待、召喚著他。他離不開那間書房，也離不開南京。

南京：一張寫作的“凳子”

即使身居南京，葉兆言也很少參與文學討論以外的社會活動，但是十多年前，他難得地參加過一次南京城墻保護的論證會。 1958年的拆墻運動中，南京城墻曾被拆掉，只保留了兩側的一些部分，而那一次論證會的目的，則是希望把城墻重新翻修連接起來。當時，葉兆言以“反對派”的身份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他不支持修建新城墻。這樣說并不是因為他戀舊，而是他覺得，保持城墻的本來樣貌才是對歷史的尊重。結果，新城墻還是不可避免地建起來了，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

多少年來，那番關于城墻的爭論，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內斂的葉兆言對現實中的南京城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過去，葉兆言的知名作品中，很多都是以南京為背景寫就的。這就給人一種印象：葉兆言擅長寫南京的故事和民國時期的故事。實際上，葉兆言也有很多講述現代人生活的作品。他最關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他并不是文博專家，他的讀者也明白，葉兆言筆下的南京寫的不是風土人情、特產風物，甚至不是現實中的南京。

南京與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不同，也與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迥異。它是六朝古都，經歷過興衰更替，如今已經發展成現代化城市，它的命運，成為透視整個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的取景框。葉兆言幾乎一生下來就在這座城市居住，讀大學選志愿時，又恰好在幾個志愿中，被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他沒有離開的契機和動力。但想到自己的家鄉，他腦中浮現的不是豐富的物產和小吃，也不是秦淮河畔令人向往的風情，而是一張凳子。南京是他坐在那里，觀察世情、回顧歷史的凳子。

關注歷史的反面

葉兆言一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成為一名作家的。蘇童曾不無羨慕地說：在我們還不知道書是什么的時候，你已經在祖父的膝下讀書了。而葉兆言搖搖頭告訴大家真相：他的祖父葉圣陶愛書，但更愛交朋友，平時經常把書送人。真正愛好藏書的是他爸爸葉至誠，光從祖父那兒就拿了不少。因此，改革開放后南京市進行評選時，葉至誠成了南京的藏書冠軍。

別人都艷羨葉兆言的家學，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甘苦。讀書、寫作并非完全是他個人的選擇，而是家庭和社會共同作用在他身上的影響。青春期那10年，葉兆言在“文革”中度過，高中畢業后不能考大學，困在家里，他仿佛被扔在一列封閉的火車上，隨著時間向前開。當時，家里的一些小說被父親上交了，但因為其中的一些外國翻譯小說沒人看，又太占地方，被莫名其妙地還了回來。他無所事事，放眼望去，這列“火車”上只有沒有盡頭的書，那就看那些外國小說打發時間，無意中，這奠定了他極大的閱讀量。

1974年，無事可做的葉兆言跑到北京，在祖父葉圣陶家里晃悠了一年。在那里，他遇見了堂哥葉三午。葉三午是當時和郭路生齊名的詩人，他的客廳里聚集了北京的一大群文藝青年。在那個年代，他和“客廳”里的人一起在巨大的壓力下偷偷寫詩、玩攝影。在思想上，他最忘不了的人并不是身邊的那些老先生，反而是堂哥和他的朋友們，是這群人給了他最初的啟蒙。

后來，葉兆言考上了中文系，但他仍沒有立志當一個作家。只是那個年代他身邊的朋友全都在談文學，寫詩，寫小說。后來，詩人韓東的父親、作家方之鼓勵他寫篇小說，他就寫了《兇手》，但這部小說沒被發表。直到1981年，他的小說《傅浩之死始末》在《采石》雜志發表，那兩年他一共發表了五篇小說，就這樣踏上了文壇。后來有一陣子，他連續五年都沒發表小說，但他依然有著平常心，因為坐冷板凳符合他內斂的性格：讀研究生時，他的研究方向是現代文學，泡圖書館、翻查老報紙這種一般人看來枯燥的事，他都做得津津有味。

就在這種對寫作并不太在意的狀態中，葉兆言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愛上了寫作，他發現寫作本身可以讓他發揮想象力，創作一個又一個只屬于他的自由世界。自小在作家堆、書堆里長大，葉兆言反而比別人有了更多的平常心。他比誰都知道寫作背后更真實的一面，不是那些崇高的幻象，是疲憊，是枯竭，是無止境的勞動。他所想到的辦法，就是用他如同運動員一般的努力，每天提筆，去對抗可能到來的衰退。

對寫作本身的祛魅，以及1970年代后期從堂哥和那一群年輕人身上學來的反思精神，最終賦予了他一雙從反面觀察歷史的眼睛。這種思想一直貫穿在葉兆言的寫作中，他不太關心英雄人物的去向，而是關心個體在社會變遷中的遭遇。他愛寫那種一身古怪的小人物，和他們隨時代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些人有時跌入深淵，有時攀上高峰，全都身不由己，他對他們充滿同情。

不知不覺間，四十多年已過，葉兆言腦海中那個虛構的南京城早已變得精美復雜，它和真實的南京城一起存在，仿佛空間與時間，歷史與現代，都已在他家的書房中匯聚成一點。

江水依舊在流淌，南京也有了翻新的城墻，但總有故事被人記錄下來，并不斷地講述著，而葉兆言依然不愿多說對自己的期待。在他心里，自己還是當年那個沉迷于翻老報紙、講故事的人。

（摘自2023年第7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