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化理論視角下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建設研究

崔曉苗

摘 要：從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來看，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形成是社會結構因素（規則與資源）、個體行動因素以及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此外，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還具有情感、責任與行動三種價值取向。因此，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結構化建設要從結構和行動兩個維度切入，以有序化結構、高效化行動實現鄉村檔案治理的“善治”目標。

關鍵詞：結構化理論；鄉村檔案；檔案治理；治理共同體

分類號：G275.9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chival Governanc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Cui Xiaomiao

（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From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the formation of rural archiv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a result of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rules and resources）， individual action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factors. Besides， rural archiv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lso has three value orientations： emotion，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Therefore， the structur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chiv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hould start from two dimensions： structure and action， and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of rural archival governance should be achieved with an orderly structure and efficient actions.

Keyword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Rural Archives； Archiv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Community

鄉村檔案是鄉鎮檔案與村級檔案的合稱[1]，在鄉村振興和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學界有關鄉村檔案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鄉村檔案治理體系建設[2]、鄉鎮檔案資源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3]、輕量級技術在鄉村檔案治理中的應用[4]以及數字鄉村檔案文化治理[5]等方面。然而，鄉村檔案治理本質上是多元主體借助客體要素協同治理的實踐過程，而目前對不同行為主體如何在制度、文化、技術等要素影響下共同治理鄉村檔案事務，即對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建設方面缺少系統性論述。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將社會結構的使動性、制約性與個體能動性相結合，回答了個人與社會如何互動，能夠為綜合考察鄉村檔案治理中的主體要素、客體要素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視野?；诖?，文章引入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以此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對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建設進行探究。

1 結構化理論視角下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建設邏輯

在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建設中引入結構化理論框架，便于系統性分析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構建要素及過程，即結構化理論中的結構要素（資源與規則）、行動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立足鄉村治理實踐，結構要素方面，資源可分為資金、技術等物質層面的配置性資源與權責、聲望等權威性資源；規則可分為政策法規、村規民約等管制性規則和社會觀念、價值信仰等構成性規則。行動要素方面，行動是行動者依據“規則”，以物質資源及行動能力作為手段實現某種行動目標的過程[6]，具有結構影響并聯結個體行動、個體行動使用和再生產結構的雙重意涵。

1.1 社會結構對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構建的約束性與使動性

（1）配置性資源

物質層面的配置性資源是鄉村檔案治理工作得以開展的前提條件。在物質基礎較差的鄉村，檔案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存在檔案庫房不足、經費緊張、軟硬件設施陳舊等問題，限制了檔案工作的開展。隨著資金、信息化設備與技術、檔案庫房等資源下沉到基層，配置性資源對鄉村檔案治理的基礎性作用也隨之凸顯，如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投入30萬元獎補村居開展檔案規范管理工作，利用檔案資源進行村志編纂，調動了各部門、村民參與檔案事務的積極性。

（2）權威性資源

權威性資源指非物質資源，如聲望、信任、情感、權利、文化知識等。權威性資源內嵌于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中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無論是黨政機構、檔案部門，還是村民自治組織，都是科層體制在人情社會中的具體表現，離不開公權力與道德因素。如，黨政體制為基層政府開展綜合治理提供了體制優勢，使其能夠組織并協調相關力量解決問題，從而構成一種基層政府的權威性資源，實現基層政府的權力構造。[7]另一方面，隨著鄉村所占有的文化資源、情感資源逐漸豐富，在文化育人與情感共鳴的作用下，身處其中的村民會越來越關注鄉村檔案治理，甚至是通過自己的行動能力和社會關系網絡參與到檔案事務中。

（3）管制性規則

鄉村檔案治理的管制性規則主要指政策法規與村規民約，這些規則約束著鄉村檔案治理主體的行為。在頂層設計上，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了檔案部門的治理權責，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支持檔案事業發展，為鄉村檔案治理的多元主體建設指明了方向。針對鄉村檔案治理工作，我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辦法，如《鄉鎮檔案工作試行辦法》《村級檔案管理辦法》《鄉鎮檔案工作辦法》等，逐漸夯實了推進鄉鎮檔案工作的制度基礎，強化了檔案事業發展的法治思維。在這種管制性規則作用下，鄉鎮（村）檔案部門需要重構檔案事務管理流程和方式，思考與社會公眾的關系。

（4）構成性規則

構成性規則又稱表意性規則，是“行動者意識到為什么和怎樣行動的理念或價值觀”[8]，對個體行動具有解釋作用。在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中，構成性規則表現為共同體成員的集體共識和價值信仰，比如對鄉村檔案治理工作的價值認知、當地的風俗習慣等。村民對檔案部門、檔案工作人員、檔案法規制度的認可與尊重，以及對檔案及檔案事務的利用權、參與權、監督權的行使意愿等一系列構成性規則，賦予了村民在鄉村檔案治理中的能動意義，促進檔案治理工作的開展和治理共同體的形成。

1.2 個體行動對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構建的能動性

“雖然實行了‘村檔鄉（鎮）代管的保管模式，但整體而言，鄉村檔案管理機制相對較弱，村間管理水平參差不齊”[9]，存在專業人員數量少、業務能力有限等問題，影響鄉村檔案在鄉村治理、鄉村振興中的功能發揮。面對現實困境，亟須建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檔案部門主導、各形成單位協同、跨機構合作、檔案相關社會組織協作、公民個人參與”[10]的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

吉登斯認為，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以理性化為基礎，根植于人們所展現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現的對行動的持續監控過程。[11]也就是說，黨委、政府、檔案部門等鄉村檔案治理的責任者能在治理中合理使用和轉化規則、資源，并期望其他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治理實踐，如制定優惠政策、獎勵機制以吸引他人參與。村民在利益、情感、文化、道德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展現出支持政策制度、積極響應村內事務的行為傾向，會以捐款、捐贈檔案資源、參與檔案整理、動員他人等方式促進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形成。此外，村級組織和村民的反思性監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監督政府、檔案部門的行為，促進共同體內部的和諧。

1.3 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構建的結構二重性

在結構二重性觀點中，行動與結構是一個有機體，結構既是行動的中介，也是行動的結果，行動者的行動受到結構中一系列規則和資源的制約，但這些結構性因素也在行動者的日常實踐中被再生產。[12]一方面，檔案部門的制度建設、檔案信息化建設、資源建設等社會結構影響了行為主體的具體行動；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規則和資源）也在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成員的行動中被塑造，在時空中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繼而卷入下次行動中。從鄉村檔案治理整體情況來看，規則的不完善與資源的短缺對治理者的行動具有約束作用，但治理者也在積極重塑社會結構，以制度規范、道德教化、情感聯結、重塑鄉村信任等方式推動檔案治理進程。

2 “結構—行動”框架下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解構取向

將結構化理論置于鄉村治理具體情境中，結構可被解析為包含倫理道德、價值信念的文化結構和涉及體制、機制的法制結構。將處于這兩種結構中的行為個體聯結在一起，便構成了不同價值取向的共同體：情感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此外，結構只有在實踐中才有活力與靈活性，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構建不僅需要結構的支撐，還需要治理主體的能動作用，即形成行動共同體。

2.1 情感共同體：筑牢鄉村檔案治理主體凝聚力

鄉村的共同體屬性離不開鄉土文化、共同記憶、情感價值等要素，特別是以地緣、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自然共同體。因此，在鄉村檔案治理中以情感聯結社會多元主體具有促進村民參與檔案事務的現實意義。

檔案作為寶貴的文化資源，具有濃郁的情感價值，是建構情感共同體的重要素材。檔案情感價值在于寄托檔案形成者的特定情感，引起檔案受眾的情感共鳴，并對受眾產生指引其社會行為的作用。長期以來的社群檔案建設便是為了充分發揮社群檔案情感價值，促進擁有共同文化背景與記憶的社群成員之間的情感交流，增強社群凝聚力。鄉村檔案根植于當地的信仰習俗、村規民約、鄉土情懷，承載著鄉村及村民的歷史記憶，內含深厚、多樣的情感共鳴點和價值認同點，能促進村民自治體系建設。如，浙江省畈田蔣村基于當地豐富的族譜檔案資源，情景化地講解族譜中的家訓、家規和族群過往榮光，助推集體認同。在族群檔案情感作用下，不同職業、年齡的族人紛紛捐款出力，投身當地檔案資源開發，并形成了強烈的歸屬感、責任感。[13]

2.2 責任共同體：明確鄉村檔案治理主體職責

在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中，鄉村基層黨組織是領導層，擔負著領導鄉村檔案事業全面發展的職責；鄉鎮人民政府是管理層，負責相關工作的規劃、實施，“應當指定人員負責管理本機關的檔案，并對所屬單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等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14]；檔案部門是執行者、協調者，負責開展檔案收集、整理與開發利用等工作，并協調各方參與者間的關系；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負責管理本單位的檔案；其他社會組織與文化機構可以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協助檔案工作順利開展，是檔案治理工作的重要支持者、合作者；村民是參與者、監督者，通過村民自治、村務監督等形式參與到鄉村檔案治理實踐中。

2.3 行動共同體：增強鄉村檔案治理主體合力

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既是治理責任和義務的聚合體，也是多元治理主體匯聚力量、同向發力的行為體。吉登斯認為行動者的行動不是行為的組合，而是人在時空情境中綿延不斷的行為流，所以，鄉村檔案治理不僅要強調“人人有責”，更要做到“人人盡責”，以行動者的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來形成鄉村檔案治理合力?；鶎狱h組織、政府、鄉鎮檔案機構與村民處于同一時空中，在鄉土文化、村規民約和風俗習慣的影響下，有著相似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認知，呈現出行動的區域化特征。村民例行化產生、利用檔案的行為與檔案部門常規性收集、宣傳與服務工作又將村民與基層黨組織、政府、鄉鎮檔案機構緊密相連。正是個體行動的區域化和例行化特征為行動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例如，新余市渝水區根據大學生志愿者暑期“三下鄉”這一例行化行為，號召暑期在家的渝水籍在校大學生組成大學生鄉鎮“檔案秘書”，協助各村級組織整理檔案。[15]

3 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結構化建設

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形成受當前結構化因素、個體行動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響?；诖?，建設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需要從重塑結構和提高治理者的行動能力等方面入手。

3.1 資源與規則筑基，優化鄉村檔案治理結構

（1）技術嵌入，激發鄉村檔案治理潛能

在信息化社會，將技術嵌入鄉村檔案治理工作，能為鄉村檔案管理、檔案資源開發和利用服務工作注入新的活力，是構建數字鄉村檔案治理共同體的驅動力。具體來看，首先，可以構建鄉村數字檔案資源體系，實現檔案資源的利用暢通。如張家港市打造數字檔案館（室）系統、電子文件中心、圖片中心、音視頻檔案庫等集成式利用平臺，推進基層檔案專題數據庫建設，并搭建覆蓋市、鎮、村的民生檔案共享服務平臺，與全市10個區鎮、49個村實現了民生檔案信息的互聯互通。[16]其次，可以搭建鄉村檔案共治平臺。以“互聯網+政務服務”為契機，依托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建設基層檔案服務平臺，發揮鄉村檔案服務民生的作用，打通基層檔案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最后，基于“兩微一端”、官方網站等社交媒體，創新、拓寬檔案治理平臺和渠道，保障社會力量在檔案治理中的參與權、監督權。

（2）完善制度，增強鄉村檔案治理規則約束性

首先，要在法規政策層面分別對鄉村檔案治理的領導層、管理層、參與者的權責進行明確，建設覆蓋多層級、全治理過程的治理主體網絡。如張家港市綜合考慮不同主體的行為特征，建立了市、鎮、村（社區）三級聯動的管理體制和績效考核體系。[17]其次，修訂村規民約，讓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成為村民的共同約定。再次，建立健全監督機制、問責機制，將政府部門內部監督與社會監督相結合，定期開展檔案行政執法檢查，確?；鶎訖n案管理規范化、有序化。最后，建立健全檔案志愿服務制度，完善相關參與機制和激勵機制，明確規定檔案志愿者的權利和義務，編制志愿服務指南和手冊，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檔案治理。

3.2 意識與實踐賦能，提升鄉村檔案治理行動力

（1）價值趨同，達成鄉村檔案治理共識

共同體成員的價值共識是促進各成員從事共同事業的精神動力，是社會治理的關鍵內核。鄉村檔案治理語境中的價值趨同以人人共享為準則，以情感聯結為實現方式。一方面，要求在共同體建設中秉持互利共贏的理念，聚焦參與者最為關切的問題，保障其既得利益，激發其參與熱情。另一方面，要知悉鄉土社會中情感元素的重要性，明晰它是促進治理主體目標協同，影響政府、檔案部門、其他組織以及鄉村之間交往活動的重要因子。成員間的情感聯結有賴于儀式展演，正如蘭德爾·柯林斯所說，“社會被結合在一起，是由于儀式被有效地執行的結果，而在這期間，這些儀式的作用是重塑人們的觀念和喚醒他們的情感”。[18]比如，基于當地特色檔案文化資源開展紀念活動，吸引散居的成員聚在一起互聯互通，以喚起集體記憶，凝聚集體共識，在潛移默化中聯結人們的精神世界。

（2）“三治”融合，凝聚鄉村檔案治理動能

自治、法治、德治是推進現代社會治理的三大工具，在鄉村檔案治理中推進“三治”融合，就是要發揮自治的內在規范作用、法治的剛性約束作用與德治的柔性引導作用。首先，應抓牢利益共生點，釋放自治活力。村民自治的實現既依靠村民自治意識的提升和自治組織的構建，又有賴于治理工作領導者、組織者對村民利益的保障。在村民層面，一是需要檔案部門加強宣傳教育，帶領村民了解檔案，使其明白參與檔案事務治理是行使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表現，是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有效途徑，從而充分調動村民的自治熱情。二是要推進自治組織建設，豐富自治形式，如建立“鄉鎮檔案工作聯合會”“鄉鎮檔案工作志愿者協會”等。[19]在領導者與組織者層面，需要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充分聽取村民利益訴求，保障其既得利益。其次，應明確責任共擔點，強化法治推力。根據檔案法規，不同治理主體有各自的職責分工，為凝聚檔案治理合力，則需要明晰責任共擔點，尋求與他人或組織合作的可能性。最后，找準文化認同點，激發德治潛力。德治是社會治理的一種“軟性”治理方式，需要治理者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中加入德治因素，以道德教化加強主體間的團結感、歸屬感。將德治融入鄉村檔案治理，則要以共性的價值認知為基礎建立健全德治體系，加強治理主體間的理解與信任，需要發揮文化育人的作用，以身份認同、責任感、歸屬感等要素聯結鄉村治理多元主體，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的溫情化。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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