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面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女“二流子”改造

段 樂 民

(西北民族大學, 甘肅 蘭州 730030)

陜甘寧邊區是全國較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關于陜甘寧邊區的社會教育在史料整理、學術專題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鮮有學者對女“二流子”這一團體給予特別關注,沒有把改造女“二流子”置于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對鄉村社會治理全方位治理的過程中。筆者擬通過梳理中共對陜甘寧邊區女“二流子”的改造緣由和改造過程,闡釋女“二流子”改造對中共實現鄉村管理的意義。

1 社會越軌:女“二流子”的改造緣由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結束長征,落腳陜北,但是陜北的社會狀況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期。據李維漢回憶,陜甘寧邊區社會文化狀況很不樂觀:“全區巫神多達兩千人,招搖撞騙,危害甚烈?！盵1]566大量“二流子”充斥其中,他們不務正業、不事生產,被人民稱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2]688。據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統計,陜甘寧邊區的“二流子”人數多達7萬余人[3]1,這其中不包括隨時加入此行列的難民和流民。

1.1 “二流子”緣何產生

“二流子”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越軌團體[4]431,其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時代的縮影。造成“二流子”數量龐大的首要原因是連年災荒。陜甘寧邊區地處隴東高原,大部分區域屬于北溫帶大陸性氣候,張聞天通過調研得出該地 “春夏間常少雨水,易成旱災;而秋天往往雨水過多,造成水雹災”[5]。邊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對人民的生產活動造成了嚴重影響。近代以來,當地官府在地主盤剝嚴重、高利貸盛行的情況下,仍向人民征收大量的苛捐雜稅,農民入不敷出,在生存哲學的引導下,導致部分農民成為“二流子”。

其次,戰火頻仍導致“二流子”數量猛增。在陜甘邊根據地未建立前,陜北地區的官方管理出現真空,張鳳翙、陸建章、陳樹藩、譚世麟等軍閥相繼統治該地,人民生活相當困難。1935年10月,紅軍在到達陜北根據地后,蔣介石調動井岳秀、胡宗南、高雙成等部隊進行“圍剿”,至全面抗戰爆發前,駐扎該地的國民黨軍隊多達30多萬人。

再次,頻繁的人口流動加劇了“二流子”的產生。全面抗戰時期,邊區人口流動除正當區域內勞動力調劑外,來自臨近邊區的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難民數量龐大,[6]這一方面促進了邊區人口激增,另一方面則導致大量“二流子”進入邊區。

最后,文化的落后是造成“二流子”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陜甘寧邊區雖有冬學的傳統習俗,但是整體教育水平仍然很落后,近乎“文化教育的荒漠”[7],傳統封建思想占據統治地位,巫神信仰橫行無忌。古籍記載,陜北地區“軍民間有佞佛談仙者,亦不為左道之惑”[8],這就使得巫婆、神漢等“二流子”在鄉村輿論話語權中占有一席之地?！岸髯印弊鳛橛坞x在正統鄉村權力之外的不穩定勢力,影響中共在邊區實現穩定執政,因此邊區政府高度重視“二流子”改造,希望他們受到改造,參加勞動,“變成好人”[9]932。

1.2 “二流子”緣何改造

邊區政府對“二流子”的改造動因,主要有緩解大生產運動中的勞動力緊張、減輕不事生產的“二流子”對承擔公糧稅負的農民的負面示范效應以及建設“模范根據地”的現實需求等三個方面。武漢會戰結束后,國民黨加派重兵直接包圍陜甘寧邊區,并截斷了八路軍的軍餉和海外華僑、后方進步人士對邊區的捐款,邊區出現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和財政赤字巨大的情況[10],毛澤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11]449-450。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邊區耕地面積增加迅速,但是勞動力短缺問題越發突出,一方面大量移來的新戶不能滿足土地耕種的需求,[12]另一方面,大量男性青年勞動力從耕種和參軍進入到新政權的行政崗位,[13]使得勞動力更加捉襟見肘,因此就需要把邊區現有勞動力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

1937年9月,邊區政府為支援抗戰,決定于9月、10月向群眾借糧,“縣及以下各級機關所需之糧食,概向當地群眾暫借”,并要求“向群眾宣傳解釋,不得強迫命令”[11]13-14。當年10月,邊區政府要求人民自覺主動繳納救國公糧,并制定了繳納救國公糧的相關辦法[12]。但是當地民眾受巫婆、神漢等“二流子”的蠱惑,認為“不種地,就沒有這些麻煩”[14],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陜甘寧邊區是中共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極力打造的“模范根據地”,是局部執政的“試驗區”和“示范區”,但是大量“二流子”的存在對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有著非常大的阻礙作用。

2 社會改造:改造女“二流子”的重要舉措

2.1 勞動教育

邊區政府對女“二流子”的改造首先從勞動教育開始。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賦予已發現的自然產物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15],勞動對人思想和行為的改造是長期而有效的。1942年邊區政府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指出,要給社會游民分子一定的土地、教育機會,糾正社會各界對他們的歧視[16],希望通過勞動把“二流子”們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當地政府把沒有孩子的女“二流子”編入小組,在工廠里織羊毛,有孩子的則由政府發給紡車和羊毛,工廠指派專人每天上午到各家發給1斤2兩羊毛,晚上到各家收取1斤毛線,并發給工資,每天如此。政府緣何以紡織作為突破口,固然有勞動改造的因素,也和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和邊區個體手工業的恢復相關。1939年以后,蔣介石集團先后三次發動反共高潮,國共兩黨關系日漸惡化。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國民黨胡宗南部長期封鎖邊區,同時對邊區和國統區的來往人員嚴加盤查,蓄意挑起磨擦,他們希望事態擴大,屆時“共產黨必將俯首聽命,如不順從,則中央即有詞可依據制裁”[17]。長期封鎖的惡果便是國統區的布匹難以進入邊區,邊區布價飛速上漲,1943年3月8日《解放日報》統計了1937年—1942年的斜布、洋布、土布的價格變化(見表1)[18]。

表1 1937—1942年邊區布匹價格 單位:元·尺-1

由上述表格推算,以1937年為基準,六年內年斜布價格增長率449%,洋布價格增長率374%,土布價格增長率239%。面對邊區日益嚴重的布匹通貨膨脹問題,為了打破經濟封鎖,邊區政府提議把農村女性引導到紡織的家庭手工生產中,促進生產,保障物資供給。

此外,隨著抗戰后期的邊區黨政軍機構的不斷發展和各類學校的建立,非生產人口不斷增加,原有的公營工廠無法滿足邊區需要,因此發展傳統手工業就顯得格外迫切,在保證農業生產的同時,“要把發展手工業生產和軍事工業的生產放在第一等的地位”[19]。此后,邊區政府相關部門相繼制定了發展農村手工業的政策,也促使女“二流子”們通過紡織的方式進行改造。

為積極督促女“二流子”改造,延安縣當地政府和公安局相互配合,碰到女“二流子”,便高喊:“二流子,快,尋保人,寫保條,訂生產計劃,你今年種多少地?說不然,就給你掛二流子牌?！盵20]大部分女“二流子”按照要求制定了生產計劃。對待頑固的女“二流子”,則是直接在她們的身上和門上掛上“二流子”的證章,在勞動結束后才可以摘除。通過政府的協助,這些婦女的勞動能力大幅提升,《解放日報》刊載女“二流子”高秀英自述:“最初公家叫我紡線子,我一滿解不開,到現在我三天已能紡一斤毛了,公家給我按二等線子的價錢算,我收入加多了,我男人又開磨坊,兩口子的生活現在已綽綽有余了?！盵21]

2.2 道德教育

除勞動教育外,中共更多地利用鄉村社會道德來對女“二流子”們進行社會改造,這來源于中共對傳統鄉村的自治管理模式的借鑒。期間,女“二流子”們除了寫保條、表決心外,還要接受群眾的輿論監督,通常這種斗爭是“建立在羞辱感基礎上的社會控制”[22],效果明顯。此外,“誰不勞動,誰就是廢人,誰就沒有好日子過”,“二流子,把男人逼跑了”,“當二流子很不名望”[3]1等傳統話語更是層出不窮,中共希望依靠這些非正式控制手段讓女“二流子”自覺遵從社會規范,進而增強改造效果。

同時,邊區政府規定女“二流子”受家人和鄰里嚴格束縛。女“二流子”們閑時在家幫助丈夫、婆婆整頓家務,如果冥頑不改,則丈夫打罵,政府不管,也不準離婚[23];在外則受鄰里監控,要讓女“二流子”感受到“這樣太痛苦了,自己想了又想,覺得這樣下去不行,”[24]促使其改過自新。

2.3 社會教育

除勞動教育、道德教育外,中共也對女“二流子”們實行社會教育,即“讀書與抗日、建設相結合,教育和政治、生產勞動相結合”[1]572。社會教育以掃盲教育為基礎,以政治教育為核心,目標是在消滅文盲的同時,提高大眾覺悟,強化人民對中共政權的認同。

中共在掃盲教育方面主要開展“新文字運動”。中共早在江西和鄂豫皖等蘇區進行了新文字運動的實踐,并在全面抗戰時期推廣至邊區。1937年9月,邊區政府開展識字突擊運動,邊區各地成立識字組,以冬學為載體,動員人民識字,時過三年,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乃是漢字“難學難記”,[25]47不少女“二流子”產生了畏難情緒,“寧愿坐禁閉也不識字”。[26]中共在勸導的同時,決定轉向新文字,并要求“在最短時期普及到歷史上沒有參加過文字生活的男女文盲”[27]。1940年,陜甘寧邊區決心“掃除文盲”[28],當年冬天,邊區政府編印了《識字課本》《日用雜字》《莊稼雜字》《衛生課本》等教材,組織了63個新文字冬學點(其中女冬學占6個),動員1563名文盲學習衛生、算數、新文字等實用知識,經過一個半月的教學實踐,成績甲等、乙等、丙等和丁等的數量分別是561、219、462、321人[25]49。此后,新文字運動不斷在全區推廣,婦女文化素質有了較大提升。

中共在政治教育方面主要進行抗日教育,把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植入女“二流子”們的頭腦中。全面抗戰后,為動員廣大民眾參加抗戰,邊區政府的教育工作重點轉向了提升群眾的民族覺悟和信心。1940年,邊區政府仿照“三字經”編制了《邊區民眾讀本》,這本教材文字淺顯易懂,群眾比較容易接受,經過冬學教員的講解,改造當中的女“二流子”明白了中共抗日政策、戰爭常識和當下的抗戰情況。同時中共利用農民閑暇時間進行抗戰文化宣傳,如遇到女“二流子”識字不多的情況,讀報則成為宣傳主要方式,內容涉及“八路軍如何打勝仗、日本鬼子如何殺人放火、國民黨如何造成河南災荒等”[29]。此外,邊區政府還重視文藝宣傳工作,不斷革新小戲劇,在戲劇中融入政治因子,一些秧歌劇以婦女為主角,如《十二把鐮刀》《“二流子”變英雄》等,利用里面的勞動和抗日情節,啟發女“二流子”們的政治覺悟和民族意識,既實現“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的社會目標[30],也實現了“把延安的號令貫注到一家一家去”的政治目標[31]。

3 社會成就:中共政權獲得人民認同

毛澤東指出:“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不但增加了勞動力,而且消滅了壞人壞事,取得了人民的擁護,鞏固了社會的安寧?！盵9]894可見,這場改造運動在增加勞動力數量、社會風氣好轉等方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3.1 增加了勞動力數量

抗日戰爭初期,陜甘寧邊區財政危機嚴重,發展農業生產變得極為迫切,雖有大量移來新戶,但是勞動力調劑仍然捉襟見肘。經過改造后,女“二流子”們成功融入勞動大軍中,“自覺地變成了好的勞動者”[14],女“二流子”人數逐年減少。勞動力人數的增加一方面有力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發展,如慶陽民歌《十盞燈》所唱“七盞燈來五谷燈,開展大生產運動,男人開荒女紡線,哎嗨哎嗨呦,邊區年年慶豐登”[32];另一方面也實現了糧食產量的增加。通過改造女“二流子”,“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換了原來的面貌,變成健康勤勞的農民”[14]。1943年各分區改造女“二流子”數目見表2[2]689。

表2 1943年邊區各分區改造女“二流子”人數統計 單位:人

3.2 改善了邊區社會風氣

通過對女“二流子”的改造,邊區人民逐步擺脫封建迷信思想,邊區社會風貌得以改善。首先,巫婆、神漢的數量明顯下降,人民開始自覺地遠離封建迷信思想,科學、衛生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的生活更加健康,邊區文化建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

其次勞動觀念在邊區得以重塑。鄉村民眾深信勞動光榮,人們對勞動英雄的崇拜轉化為自我改造的內在驅力。原來“人家雞鳴上山了,自己反睡美哩”的女“二流子”現在天不亮即去上山開荒或者撿糞[33],這一社會角色的轉變正符合陜北傳統鄉村的社會道德。中共將勞動道德納入民間倫理秩序,促使勞動在情理上的正面化或價值化,使勞動群眾獲得了一種尊嚴。

3.3 促進了人民對中共政權的認同

中共通過對女“二流子”的改造,成功介入了陜北的鄉村生活,實現了治理的合法性。中共未到陜北時,該地區治安混亂,社會動蕩,“國民黨匪軍常來騷擾擄掠,老百姓視兵如虎……早在兩天前風聞有軍隊到來便倉皇逃避一空。除了一些老人和臥炕的病人外,鎮里幾乎空無一人”[34]。中共通過改造女“二流子”,讓她們在獲得新生的同時,擺脫了饑寒貧苦,走向豐衣足食。大量民眾自覺主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各級黨支部逐漸成為鄉村權力的中樞,推動了民眾和中共政權的社會良性互動。

4 結語

縱觀全面抗戰時期的邊區女“二流子”改造運動,解決邊區危機是運動目標,實現人民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則是運動主線。中共改造女“二流子”的運動在打破了陜北鄉村傳統社會風氣和道德觀念的同時,重塑了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理念的鄉村新風尚,不僅在實現全國婦女解放的道路上邁出具有建設性的一步,也為實現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