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十年我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

張皓玨，李 斯

0 前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新格局，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推動中華文明與各國文明平等交流、和合共生。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要求[1]，對我國國際文化傳播提出了新的戰略任務?！皣辉谟诿裣嘤H，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惫参幕桥c民眾接觸最為廣泛、最為貼近民心的文化類型，因而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可以在推動文化認同、促進民心相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公共文化領域注重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在促進民心相通上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以往的國際文化傳播研究較少聚焦在公共文化樣態上，而公共文化研究也較少涉及國際合作與交流層面。面向新的文化傳播戰略，本文從理論的視角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實踐進行分析，總結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對于促進民心相通的貢獻，以期形成對實踐的理論認識，為未來增強以民眾為載體的國際文化傳播提供啟示。

論及“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出處，最權威的莫過于《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12條：“國家鼓勵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盵2]本文中將“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界定為：以滿足民眾國際性文化需求，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文化認同為目的，在我國政府主導下，與國外公共文化相關機構、組織和個人圍繞公共文化設施、文化產品和活動及其他相關服務開展的各類協作、往來活動。

1 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的理論分析框架

1.1 文化傳播中的“他性”問題

不同地域、社區的意識和文化的交流，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對不同文化與社會的“他性”感或“他者”性。任何一個擁有自身明顯特征和文化疆域的社會文化，“作為一種包容力”，都更傾向于產生一種排斥外部的概念。但是，全球化的特性決定了其必須壓縮國家與國家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空間關系，因此，文化的“他性”問題被全球化的通訊、交通和移民體系放大[3]。這種現象促使了一對世界范圍內的重要矛盾產生，即具有混雜性、連通性、依存性的全球化與具有外部排斥意識——“他者”性的文化主體之間的復雜矛盾關系[4]。

1.2 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在解決“他性”問題方面具有獨特作用

從傳播學角度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屬于跨文化傳播研究范疇。20 世紀50 年代，Edward Hall首次提出“跨文化傳播”概念，并以文化傳播來定義文化傳承，提出“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是認同作用”[5]。但從2016年以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在以“泛在傳播”為特征的新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概念已經不足以概括當下全球文化的復雜性，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中產生了文化的轉型和變異，于是出現“轉文化傳播”理論，強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雜糅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的文化轉型/變異[6]。

當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相遇時，首先出現的是“認同”問題。認同是“對某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認可，這包括在其自身統一性中的所有內部變化和多樣性”[7]。文化認同是國民性的，見于相同的文化特征之中，諸如語言、服飾風格、實際物品和特有的行為方式[8]。因而文化認同與具有基本性、包容性、普惠性、共享性等特征的公共文化密不可分。公共文化是文化認同最直接、最具潛移默化影響的源頭。公共文化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實際上是通過宣傳公共文化與外國公眾進行交流，并使其理解這個國家的理想、政策、制度、文化等[9]。

“他性”問題之所以與認同息息相關，原因在于認同不只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也在建構自身合法性的同時，存在“同一性”“獨一性”的陷阱。也就是說，認同也制造了“他化”。要解決“他性”問題，就必須反思認同、超越認同，回到主體間、文化間平等交流的意義上來[10]。在我國曾被稱作“群眾文化”的“公共文化”，相比其他文化類型，更能夠在轉文化傳播中體現“平等”意義，可以以更柔性的表達方式發揮軟實力資源應有的潤滑油作用[11]。因而要解決跨文化傳播中的“他性”問題，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的作用不可忽視。

1.3 “5W”傳播模式在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領域的應用

Lasswell 提出“5W”傳播模式，即：誰(Who)→說什么內容(Says What)→通過什么方式(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有何效果(With what effects)?！?W”模式簡明而清晰地描述了傳播的核心要素，是傳播過程模式中的經典[12]。從“5W”模式可以看出，“他性”問題關乎“效果”要素，而影響“效果”的要素有“內容”“方式”，也有參與傳播的兩個主體。本文應用“5W”模式，結合我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實踐，構建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的理論分析框架。文化接近、文化多樣與文化間性是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在解決文化他性問題，促進“自我”與“他者”更好融合過程中的關鍵要素，分別代表“5W”模式中的“方式”“內容”和參與傳播的兩個主體，而通過實地調研與非結構性訪談①，筆者發現，海外文化中心、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以及公共文化機構國際合作與交流分別代表著這3個關鍵要素的典型實踐，具體見圖1。

圖1 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的理論分析框架

2 文化接近——文化他者在地化傳播

2.1 在地化傳播與海外文化中心

全球化帶來了物理空間的壓縮，使得文化的他性感被放大，而“文化接近”正是從“空間”這個層面弱化他性問題。Joseph Straubhaar首次提出“文化接近”概念，強調貼近或符合當地既有的文化是外來文化在本地生根發芽的先決條件[13]。因此，“文化他者”的“在地化”傳播對提升“文化他者”的傳播效果就變得尤為重要。海外文化中心建設是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文化他者在地化傳播”方式，通常由一國政府向世界其他國家派駐文化機構，宣傳推廣本國文化，受眾對象是駐在國民眾。海外文化中心從空間上直接拉近了與駐在國民眾間的社會心理距離，以當地民眾容易接受的風格、價值、信仰、行為模式等提升吸引力，從而降低“文化他者”在異文化環境中的“文化折扣”，這是其他實踐形式所無法比擬的。因此，海外文化中心的設立可以說是“文化他者在地化傳播”理論的成功實踐，而且無論對于設立海外文化中心的國家還是駐在國本身來說，這種“自我”與“他者”文化之間的碰撞、借鑒與接納，其實都是人類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獲得發展空間的一種生存模式。

2.2 海外文化中心建設中的公共文化貢獻

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首批建成于1988年，近10年來中心建設駛入發展的快車道，到2021年底全球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數量達到45家[14]。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由國家支持、政府主導，主要從事文藝表演、文化推廣、提供信息咨詢、海外語言教育等活動，宗旨是“國之交在于民相親”，其設立與運營可以看作是國家和政府借助公開的文化平臺以公眾為對象甚至以公眾為使者進行的傳播活動[15]?？梢哉f，參與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建設是一種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實踐形式，更是一種解決轉文化傳播中文化“他性”問題的有效“方式”和“途徑”。

2.2.1 建立海外文化中心文獻信息資源保障體系

向駐在國公眾提供文獻服務，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發展和當代社會生活，聯合各地開展旅游推介、文創產品推介，舉辦展覽、講座、讀書月等活動，是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圖書館的重要職責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圖書館實體藏書總和近百萬冊(件)[16]。然而，海外文化中心的實體圖書館長期以來存在圖書更新周期較長問題，個別圖書館甚至從首次配書后就再無更新，降低了圖書的時效性[17]。圖書館資源建設的滯緩難以充分保障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有效開展信息服務，不能及時使駐在國民眾感知、認識中國的最新發展和變化。為實現對公共文化海外傳播的資源保障與方式創新，在國家圖書館支持下，2016年12月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建立中國文化中心數字圖書館，首批提供的資源包括200 種古籍、1，220種現當代圖書、20 種最新期刊、300 幅圖片、1，000余種音視頻、62個網絡資源、10個精品展覽等，總量超過2，200種，數據量超過2TB[18]。

中國文化中心數字圖書館的建成對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內設的實體圖書館形成了有效補充：一是借助國家圖書館的支持提高了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圖書館的專業化水平；二是拓展了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信息服務渠道，更加方便駐在國民眾檢索數據信息、閱讀電子圖書、欣賞電子音樂、觀看在線講座，使其能夠借助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了解中國、感受中國。

2.2.2 推動海外中華文化傳播陣地布局立體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海外中國文化中心依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借助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常態化開展高水平、專業化、符合駐在國受眾欣賞習慣的各類文化活動。據不完全統計，2015-2019年，全球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共舉辦重要活動1.3 萬多場次，培訓漢語、武術、舞蹈等各類學員10.5萬人次，參加活動的人數達172 萬[19]。不少地方公共文化機構積極參與到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建設中，如湖北省圖書館和山西省圖書館分別參與首爾中國文化中心和毛里求斯中國文化中心的建設，浙江省文化館與巴黎文化中心聯合舉辦“古堰畫鄉——浙江特色小鎮海外推廣展”及麗水地區特有的民間表演，恭王府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四川博物院等聯合與巴黎文化中心共同舉辦“品味幸?！┪镳^文創精品巴黎展暨恭王府福文創體驗展”等。

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建設中的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在普及一國民眾共享的傳統習慣、信仰、風俗、行為準則、價值觀并認同、接納具有差異的他文化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夠縮小文化差異。地方公共文化機構的積極參與也提高了地域特色文化國際傳播的效率與頻率，拓展、豐富了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傳播內容與形式，有利于駐在國民眾了解中國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和當代精神風貌。因此，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迅速鋪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積極貢獻有利于加快海外中國文化傳播陣地的布局，形成覆蓋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傳播推廣中華文化的主干系統[20]，被視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基礎性工程”[21]。

3 文化多樣——降低單一他者文化沖突

3.1 文化多樣性與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

在一段時間內，接觸到的“他者”文化越單一，與自身熟悉的符號系統越不同，其帶來的文化沖突就會越顯著。因而，豐富在一段時間內接觸到的文化“他者”，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沖突感。文化多樣即是從“內容”層面來解決文化的“他性”問題。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文化多樣性之間存在著博弈，全球化對傳統文化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破壞，但這種破壞可以視為一種“創造性破壞”，即認為全球化為多種藝術觀念并存提供了動力，創造出了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22]。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是經濟全球化促進文化多樣性發展、催生文化藝術繁榮的有效方式，它使世界各國的受眾在短時間內，通過一系列不同于慣常范圍選擇的活動項目，集中接觸到不同的“他者”文化，從而降低了單一“他者”文化的“沖突性”，為促進各國文化藝術交流、推動文明互鑒、提升文化交流水平做出了積極貢獻。

3.2 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中的公共文化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的舉辦理念和發展軌跡由之前的服務外交為主的理念轉變為文化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的新理念；由之前的只有國家最高水平院團、國外政要和少數民眾才能夠接觸到的“高門檻”活動，轉變為了廣大國內外民眾觸手可及、廣泛藝術門類共同綻放、廣闊國家和地區齊參與的“親民”節事?？梢哉f，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是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的一種重要實踐。已成為海外文化傳播品牌的歡樂春節，作為國家層面文化“走出去”戰略活動的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周，列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的“感知中國”“走讀中國”“視聽中國”活動，地方標志性節事上海國際藝術節等，都是涉及范圍較廣、影響面較大、與人民群眾接觸密切的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此類節事在不斷提升國際影響的同時，注重文化惠民，有效服務于公共文化建設，成為當地民眾參與共享的文化盛會。

3.2.1 提升中華文化的感召力與吸引力

中華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在黨和國家政策文本中多次出現。根植于公共文化的國際交流具有相對持久的感召力與吸引力，這種力量可以推動主導文化的傳播和擴散[23]，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使公共文化煥發出了強烈的力量，使“自我”與“他者”更好地融合。融合的關鍵要素在“化”字上[24]，“化”的過程“不僅是理解與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種子，而且是要按現代的認知和需要來詮釋自己的文化歷史……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語境里中華文化存在的意義，了解中華文化可能為世界未來發展做出什么貢獻”[25]。例如，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中的城市花車巡游活動就是“化”這一過程的典型。2022年，美國舊金山在唐人街舉行中國春節慶?；顒?，廣場舞、福祿壽星、中國功夫、舞龍舞獅、有著中國年元素點綴的花車等，吸引了中外民眾的目光。城市花車巡游活動結合西方節日狂歡的游行習俗，以傳統民族藝術展演編排的方式，創新發展了具備公共文化屬性的巡游形式，營造烘托出熱烈的節慶氛圍，將中華傳統文化融入西方現代生活，體現了不同國度文化背景下公共文化的兼容性和寬容度。

3.2.2 增強民眾參與可及性

雖然“國際性”決定了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參與其中，但公共文化服務理念的滲透，使得近年我國舉辦的一系列國際性文化交流節事在舉辦過程中注重以惠民的價格、便民的方式提供大量平時大眾難以接觸到的國內外精品藝術資源，從而使國際文化合作交流的可及性大幅提升。例如，2018年上海國際藝術節在上海19個社區點啟動發售超過1.4萬張優惠票，票價最低20元起，涵蓋藝術節參演劇目的所有劇場演出項目，基本覆蓋上海各大主要劇院；近1個月的“藝術天空”演出活動覆蓋上海16 個區，包括4個戶外場地、近20個室內場館，共有63個國家以及我國各省份萬余名藝術工作者相聚在一起，舉辦各類活動350項，惠及500多萬人次[26-27]。

除物理層面上的可及，精神層面的可及也同樣重要。公共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貼近民眾的生活，比起有一定欣賞“門檻”的戲劇、講座等交流活動，展示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更直觀也更容易被感同身受。在“感知中國·蒙古行”活動中，由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舉辦的“數字文化走進蒙古包”在烏蘭巴托國家美術館展出，當地民眾在工作人員指導下，體驗了內蒙古牧民享受全天候24小時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的生活[28]。該展覽既展現了立體、現代、生動的中國，也有利于夯實絲路建設的民心基礎。

4 文化間性——促進他者與自我和諧共生

4.1 文化間性與公共文化機構國際合作交流

從方式到內容，無論是接近“他者”還是豐富“他者”，目的終究是使“他者”與“自我”更好地融合，也就是展開兩個主體間的互動。文化間性強調的就是“他者”與“自我”的互動關系。任何文化樣態都不是一直處于封閉狀態，而是需要積極地在與他者文化的對話之中進行交互反射，進而對自身的文化意義進行確立，為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提供動力。不同文化之間要秉承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的態度來保持一種和諧、穩定、持續的對話關系，對話的雙方是平等的，要在差異中相互學習和借鑒，在“他者”視域中反觀自己，探尋文化間的關聯地帶，進行文化意義的重組與革新。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來解釋，即首先要承認不同，沒有不同，就不會發展；但“不同”并非互不相關，各種不同因素之間必須有“和”[29]。這里的“和”，不是“合而為一”，而是“和諧共生”。

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傳播文化的重要平臺，是不同文化互動、暢聯民心的載體。從文化發展角度來說，需要公共文化機構積極地尋求與世界的平等對話，傳遞聲音，表達理念；從公共文化機構本身的發展來說，也需要在與不同國家的公共文化機構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反觀自己，尋找差異，實現“他者”與“自我”的和諧共生。

4.2 公共文化機構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積極影響

文化間性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種文化看向他者時所帶有的特定視界具有強烈的時間性，每一種文化的既成態勢、走向等在與其他文化相遇時都會鑄成其看這種文化的特定視界，因而也會產生不同的互動[30]。我國公共文化機構與西方的互動正體現了文化間性的靈活多樣，也正是在文化間性的不斷調試中，實現了“他者”與“自我”的更好融合。十八大以來，對發展內涵的探索成為公共文化機構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的主要目的。國際上尤其是歐洲和北美關于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管理運營的理論和方法逐漸較為系統地為中國所了解和接受，進而轉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

4.2.1 借鑒國際經驗，構建中國特色服務體系

以公共圖書館為例，新世紀初期，《公共圖書館宣言》秉持的現代圖書館精神和理念通過制定《中國圖書館員職業道德準則》，“圖書館權利”“圖書館精神”研究，“圖書館志愿者行動”等重大事件在業界和全社會得到傳播和普及[31]，也開啟了我國公共圖書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通過建設總分館制構建服務體系的探索之路。中美圖書館員專業交流項目等活動[32]以及國內掀起的對國外圖書館總分館制進行學習研究的熱潮[33-34]，引起了行業對總分館制建設的高度認可。伴隨從行業自發推動到政府積極推動的轉變，總分館制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的全覆蓋，形成了東莞集群圖書館、嘉興市城鄉一體化總分館體系、蘇州總分館模式、佛山禪城區聯合圖書館、深圳福田區總分館等模式[35]；總分館制也由圖書館輻射到文化館，實現擴展和升華。截至2022年6月，已有2，642個縣(市、區)建成圖書館總分館制，占全國縣級區劃總數(2，844個)92.90%；有2，674個縣(市、區)建成文化館總分館制，占全國縣級區劃總數94.02%②。

4.2.2 具有國際引領意義的創新實踐不斷涌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推進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開展，使得具有國際引領意義的創新實踐不斷涌現。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4月，近10年來我國圖書館累計獲得或被提名國際獎項36 次(不含我國港澳臺地區)，其中獲得IFLA國際營銷獎3次一等獎、4次二等獎、2次三等獎，17次入圍IFLA國際營銷獎前十名；獲得IFLA 年度最佳圖書館獎提名1 次；獲得4 次ALA國際創新獎；獲得1次IFLA綠色圖書館獎第一名，3次并列第二名；獲得1次ALA/IIDA圖書館室內設計大獎[36]。獲得2018年ALA國際創新獎的內蒙古圖書館“數字文化走進蒙古包工程”，為生活在邊遠農村牧區、無法獲取網絡數字信息服務的基層農牧民提供數字服務；同年獲獎的還有蘇州圖書館的“小候鳥”項目，該項目面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提供閱讀服務，成為中國公共圖書館擴大服務覆蓋面的一個典范?？梢钥吹?，我國公共文化機構在本土公共文化事業發展中為全球公共文化實踐所面臨的共性問題貢獻了中國方案。

5 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的中國式現代化探索

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發展要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精神，也要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需要在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這“三對關系”，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中國的世界觀”構建國際敘事體系[37]。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精神的必要載體，同時也通過不斷推進不同文化間的認同，進而切實促進了在政治、安全、經濟、生態等方面全方位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連接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有效橋梁。因此，在“中國的世界觀”國際敘事體系中，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應協同發揮政府、社會、公眾等各類主體的作用，力求創新展現中國傳統文化及當代文化的內在魅力與價值，提高文化交流平臺綜合承載和資源優化配置的能力，以現代媒介和數字技術打通交流末梢、挖掘公眾需求，加強對合作與交流效果的事前、事中、事后評估，讓全球共享中國文化的優質基因，為在全球治理中留下中國文化印記做出公共文化貢獻。

注釋

①筆者于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間在原文化部外聯局實習，長期跟進我國公共文化國際合作與交流理論研究與實踐進展，實地調研各類實踐并與國內外專家、學者、主要負責領導和工作人員等開展訪談共計30余次。

②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國家現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報告《我國圖書館文化館總分館制建設的現狀、問題與發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