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恥感文化”背景下對犯罪低齡化現象的分析

王昱葶，左新柱

1.大連醫科大學；2.大連海事大學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社會的和諧性及國家未來的興衰與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長有直接關系。在經濟繁榮發展的今天，青少年心智發育過程中受到更多誘惑，其犯罪問題逐漸暴露在人們視野中。據調查，2008 年以來連續8 年我國青少年犯罪持續降低，但從2017 年至2020 年有回升現象[1]，且犯罪的形態愈發暴力化和智能化，故需要結合新態勢來深入剖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從根源上來降低犯罪率，構建和諧穩定的法治社會。

（二）青少年犯罪定義

從青少年定義[2]上看，我國憲法或其他法律文件中對“青少年”的概念并未作出明確的表述。因此“青少年犯罪”這一概念在中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而是社會學或犯罪學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在中國，青少年犯罪通常是指已滿14 歲不滿26 歲的青少年實施了刑法和有關刑事法律所規定的犯罪行為。但犯罪學研究犯罪問題，不為定罪量刑，研究犯罪既要依據刑法的犯罪規定，又不應局限于刑法。

（三）“恥感文化”

犯罪具有一定的環境性，本文選擇從文化環境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后文大量文化分析理論來自于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對大量二手資料分析后提出的以中國、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恥感文化”，這是在區別于以基督教信仰為代表的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恥感這種心理感受加以發掘、升華，使之成為一種文化積淀，對國人的行為和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深刻地影響到國家制度的制定。

“恥感文化”可以說明東亞國家在傳統教育和民族思維模式上有共同的偏向，雖然各個國家之間仍有因歷史、地理和宗教等因素影響而導致的不同，但中國從古到今對下一代的培養和個人價值觀養成方面都較偏向“恥感”，由于長久的歷史帶來思想上的融合，東方思維方式仍有部分對罪的獨立思考，而不是完全由他人的道德壓力形成的恥感為唯一依據建立的個人道德觀。

二、數據與文化分析

（一）罪犯犯罪年齡、犯罪類型、作案地區分析

為讓研究更具說明性，本文使用2017 年全國各地中級人民法院以上判決、并用以反映當地情況的刑事裁判文書[3]。全年共15437 份并從中篩選提取了低于18 歲和高于18 歲且低于25 歲的犯罪案判決書。

表1可見低于18歲未成年的犯罪比重較小，而成年后25 歲以下青年的犯罪率已經超過10%。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可以猜測此數據產生的原因。

表1 被告人不同年齡刑事裁判文書數量比重

其中不滿18 歲未成年大部分在家長監管下，且與社會接觸途徑有限，從而沒有過多的犯罪機會；另一方面因我國對大部分未成年案件未公開處理并對記錄進行了封存，導致關于此分類數據較少。

18 歲至25 歲這一階段的青年已經成年。無論是否繼續在校學習，均與社會開始接觸，且能正式進入更多場所，但自身又缺乏主見與辨別能力，容易被誘導參與犯罪；或是易因情緒失控產生沖動型犯罪。此外也有教育差異的因素，這一階段很多青年對除了常見的犯罪類型如殺人、重傷害、強奸等犯罪不了解也導致了其無意嘗試而犯罪，例如小金額詐騙和勒索等；也有因為本身對犯罪后懲罰措施的不了解，認為犯罪后不被拘捕或不被發現就不會將自己定罪，從而對犯罪產生了嘗試的想法[4]。

為分析上述猜測，可以將判決書篩選出青少年犯罪的高發類型排序。

表2 可見18 歲以下和25 歲以下青少年的主流犯罪的差異。被告人小于18 歲時交通肇事罪已經超過總數一半。分析其原因是一方面目前對于適齡人員使用交通工具尤其是摩托車、電動車等小型車駕駛的監管不嚴，嚴格監督成本高，另一方面大多數家長對未成年普法意識不足。從表2 還可見地區分布差異性并不顯著，但依據地區經濟的發展差異等因素會有一定的趨勢變化。

表2 青少年犯罪高發種類及排名

表2展示出的25歲以下青少年的主流犯罪類型，最高兩項的涉毒和偷竊一共1028 例，接近統計總數2098 的一半，其中涉毒658 例超過了總數1/4。這背后更加反映了青少年初步形成社會認知但仍存在法律意識空窗期，進而出現高發的金錢性犯罪。其地區分布差異性質隨地區位置有顯著變化。

這些數據說明了該年齡段青少年有法律被選擇性普及的問題最需要受到大眾注意。由于有強烈情緒色彩的信息傳播的更快，直觀的暴力行為對大眾更有沖擊力，容易引起大眾更多注意；而現實中販毒和偷竊并沒有引起群眾重視，這種暗中發生的犯罪事件卻被大眾忽略的現象的直接結果體現在了家庭對青少年的教育[5]上，即在有關毒品和暴力的法律普及有偏向性，再加上恥感更偏向人文環境壓力，對于販毒和偷竊類型的“地下”犯罪，作案人第一時間難以感受到該壓力，從而導致后續犯罪頻率或程度可能增加。

（二）犯罪社會學特征分析

上文可見，不同年齡犯罪的種類與其年齡、生活的區域特點、家庭教育都有關系。為此下文將對犯罪者的小個體環境因素進行分析。此處數據選自廣東省未成年人管教所的青少年犯罪分析調查報告[6]。其報告數據以13-18歲犯罪青年社會學特征做劃分調查了一共520 人，其中500 份為有效問卷，并以此制表。

表3 數據統計的是13-18 歲未成年犯罪者，從教育程度來看，有一半以上初中未畢業，其中完成義務教育的青少年犯罪數量有明顯減少，可見教育缺失對于犯罪的巨大影響。

表3 犯罪青年社會學特征（N=500）

從居住物業類型中看到，家庭有無住房可側面反映出該青少年生活的穩定程度與青少年犯罪的關系，也一定程度說明了家庭收入也可以導致青少年的犯罪：更多犯罪的青少年來自于收入較低家庭，其中有家庭自身因法律認知短淺導致的教育問題，但更大一部分是青少年的易攀比特點。青少年在物質上的不平衡極易上升到心理上的不平衡，這就增加了盜竊、搶劫和其他暴力型犯罪的發生概率。

從犯罪空間中看，娛樂場所附近和商業區附近的青少年犯罪比例顯著高于其他區域，學校周邊、受害者家附近及商業區附近也是青少年犯罪的高發區域，青少年在自己家附近出現的犯罪行為比例最少。這可能是由于在自己家附近容易被人識別或容易被父母知曉，故青少年較少選擇在自己家附近實施犯罪。而在娛樂場和商業區附近犯罪高發的原因一是因為其環境復雜混亂，被人發現和制止的概率更??；二是因為青少年更傾向探索模仿其能直接接觸到且較其年齡略大的成員的生活，如吸煙喝酒和出入混亂場所。

三、建議與結論

（一）建議

上文中論述了國內青少年犯罪與地域發展和文化環境的關系，以及青少年生活的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共同反映的青少年罪犯在犯罪時的規律和特征，從此入手能為預防青少年罪犯提供幫助。本文對中國青少年易高發犯罪的整體環境或者是個體環境均采取數據形式做普適性分析，對于個案具體作案心理并不涉及，每個人生活各異，作案思路未必完全相同，但基礎的作案思考方向會受到環境影響從而做出類似的犯罪行為。結合“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的特點對犯罪者的懲罰、教育者的監管和教育、執法者的監督分別提出建議。

對于青少年犯罪懲罰強調引導和自我糾正。青少年罪犯需要在懲罰結束后能夠步入社會，所以應完善青少年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降低再犯罪率。在面對錯誤時應灌輸適量“罪感”讓其真正從內心認識到錯誤，而不以強化“恥感”來強化最高道德感來進行約束，對于犯罪者而言，若強化“恥”會讓其在融入社會時將輕微的“辱”放大，容易導致再犯罪。而適量輸入“罪感”則會讓犯罪者明白自己享有正常生活的權力。

對于教育者的監管上，應以更科學更負責任的方式進行育兒。應適量增加“罪感”式育兒，在兒童所有方面都應有所教育，而不是放任。對于教育者的教育上，支持教育監管者主動學習如何教育。為人父母哺育子女時通常會借鑒自己作為子女時的父母的所作所為，而“家族文化傳承”由于家庭的差異導致教育有一定的疏忽性，此方式在兩種文化并無區別。建議監管者可以不斷學習相關知識，讓自己更具備監管者的教育能力。

對執法者的監督便是在制度上的完善。例如參考西方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7]”，完善此項規定后迅速向民眾普及，可以對青少年依仗“未成年保護法”實施犯罪的心理有抑制作用，但由于此方法會導致法官主觀臆斷性過大且同時增加較高司法成本，不應完全照搬，而是需要結合我國國情改動，同時因讓執法者可以更積極向民眾普及法律。

（二）結論

綜上所述，不同文化并無優劣之分，且無論是單一的“罪感”與“恥感”都不會完全杜絕犯罪，但其不同的文化特點會使得此地區的犯罪者在面對犯罪時有更相似的犯罪心理，其中的原理與從小的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當今若仍然以單一文化思想極端地培育孩子必定是有隱患的。故本文提出“罪感”“恥感”結合教育，在不同文化思維中摒棄糟粕，取其精華。需要對孩子、教育者、執法者三者同時做教育來完善和改變社會中因為遺留問題而導致更偏向“恥感”的教育通病，既能感知“恥感”又能自覺“罪感”，才能最大程度上減少犯罪和犯罪逐漸低齡化問題，真正給下一代培育更好的人生價值觀。

四、結語

青少年是國家的希望，也是民族的未來，他們成長過程中擔負著重要的使命，面對青少年的問題應加強重視，了解并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并及時提出相應的預防措施，使得青少年健康成長、降低犯罪率，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