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崇山峻嶺:1781年川鄂湘山區啯嚕及清廷的圍剿

王 笛

(澳門大學 歷史系, 澳門 999078)

乾隆四十六年(1781)閏五月初五日,湖北施南協副將陳大恩部下的千總李廷英,到川鄂接壤的邊境“移拿啯匪”,行至四川石砫和湖北利川縣交界的魚筌口場,遇到百余從四川來的“匪徒”,于是“奮力擒拿”。這些人就是當時官方所經常稱的“啯匪”,又叫“啯?！?或者“啯嚕子”(1)下文也沿用檔案中對他們的這些稱呼,而不存在任何價值的判斷。不過筆者在使用“啯匪”的時候,一般都打引號,表示是官方的話語。凡資料和敘述中所提到的“今年”“本年”或者“這年”,皆是指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啯嚕子們“持械拒捕”,千總即令兵丁施放鳥槍,縣役也協同執刀槍擒捕,當地的鄉民也是“協同擒拿”。最后擊傷“啯匪”多名,活捉一人,其他匪徒隨即逃跑。千總率兵追捕,但是這些匪徒逃向了四川境內。參與搜捕的人員,包括縣捕范成、“約民”(就是當地鄉約的民眾)石庭玉等七人,“亦被匪傷”(2)《湖北利川拿獲啯嚕蔡友應并飭屬分途嚴緝余眾》,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李國梁,《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1114頁。。

那個被捕的“啯匪”名叫蔡友應,利川縣立即對他進行了審訊。根據口供得知,眾人都叫他為“棚頭”,也就是這伙人的一個頭目,但是否是一號人物,卻不得而知。他與同伙共104人,可見這個隊伍規模不小。據蔡的招供,他們“一路同行”,準備到貴州去,招供中提到的名字有郭小四、劉胡子、金小二、羅和尚、周駝子、楊滿兒、王小六、楊大、老滿、袁老八等。不過,這些名字其實不一定是他們的真名,一般在江湖上混,都各有綽號。他們原想在沿途遇有大客商搶奪些銀兩發財,但是沒有得到機會。蔡友應被逮以后,從他身上搜出銀八兩八錢,還有三百文銅錢。據蔡的招供,這是在四川太平縣搶劫所得(3)參見《湖北利川拿獲啯嚕蔡友應并飭屬分途嚴緝余眾》,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李國梁,《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14-1115頁。。從太平縣到川鄂交界的魚筌口場,有六七百里的山路,可見他們的流動性真是非常了得。

其實在四川、湖北、貴州這一線,山高水險,為啯嚕子活動頻繁的地區。隨后在夏天的那幾個月,按照湖廣總督舒常和湖北巡撫鄭大進的奏折,從貴州到四川的“啯匪”,便在川省的南川、敘府、嘉定、瀘州、資中等處被擒,有的逃往川省的樂至、安岳一帶。而樂至、安岳等縣與湖北利川有兩路可通,一條是大路,由榮昌、銅梁、重慶、長壽、墊江、石砫等府縣至利川之魚筌口桂子山,抓獲蔡友應和同伙的這個魚筌口,便是這條大路的盡頭,路程計達一千七百余里;另外一條是小路,由合州、岳池、廣安、鄰水、忠州、石砫等州縣至利川魚筌口桂子山,計程一千二百余里。因此,由于魚筌口、桂子山最關緊要,所以要加派重兵防守。官府已在利川一帶各個要隘及渡口增添兵力,加緊盤查截拿,“斷不容此輩詭秘逃蹤得于深山密箐之中茍延殘喘”,也同時要防止“匪伙有改裝偷逃之事”(4)《湖廣與四川交界之要隘已分路添兵截拿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69-1170頁。。

關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啯嚕泛濫和清廷圍剿的檔案資料,學界如劉錚云等都有使用過,但是沒有把這些資料所涉及的人物和案例進行專門的梳理。我關注的不僅僅是這些案例所提供的信息,而且更關注那些故事和個人的經歷。我試圖把這些看起來雜亂無章的案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特別是按照幾個重要的案子和人物來梳理那些紛雜的碎片。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窺見18世紀末在川鄂湘交界處的生態、地理、人文、邊緣人群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況,還可以了解那些搶劫團伙的社會土壤,以及國家對這些人群的控制和殘酷鎮壓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本文還會對啯嚕是哥老會起源的主流觀點,進行一個初步的回應。

一、追捕蔡案余黨

這些來自四川的“啯匪”,竟然膽敢“伙眾執持器械,竄至楚界肆行拒捕傷人”,因此在官方的眼中,事情是非常嚴重的,絕不能坐視不管。湖廣提督李國梁便立即行動起來,下令追捕。這李國梁可不是等閑之輩,他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武狀元。這些啯嚕在遭到利川的兵丁堵截后,又逃回了川省。湖北施南毗鄰四川,李國梁預計匪徒會分路逃竄,必須大力堵截,不讓一名匪徒漏網,于是下令施南協副將陳大恩督率嚴拿,又派員奔赴施南等地查緝。鑒于啯嚕有逃往貴州的說法,李國梁也派員在靠近川黔的湖南各個要道以及川陜交界各要隘設卡,“協同該地文武廣撥兵役,設卡嚴密堵截”(5)《湖北利川拿獲啯嚕蔡友應并飭屬分途嚴緝余眾》,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李國梁,《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15頁。。

六月初,李國梁派自己屬下的游擊常懷義、宜昌鎮標中軍游擊劉魁龍,前赴利川縣,協同施南協會同文員“堵截查拿”。兵丁在川黔相連水陸各隘口,按照蔡友應所供出的同伙姓名,“按名堵擒”。他們又接到貴州巡撫臣李本發來的貴州方面所獲“啯匪供出名目”。于六月初四日,“盤獲形跡可疑之袁積班”;于六月初三日、初七日“盤獲行蹤可疑”的饒盛治、張武遷二名(6)參見《遵旨飭委屬下官員嚴輯啯嚕并拿獲其張武遷等二名》,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李國梁,《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7-1148頁。。

袁積班供稱系長沙府益陽縣人。乾隆四十四年,他赴川尋親,到了梁山縣,又在萬縣做“篾貨生理”,實際上就是竹編生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袁積班打算返回原籍,沿途依靠“打漁彭”(原文如此,應該是“打漁鼓”的誤寫,一種民間演唱形式)、“唱道情”、“賣藥”等,作為生計。他身上還帶有尖刀一把、“鈔經”(即佛經)一頁、草藥、書信等物?？赡芫褪沁@些東西引起了官方的警惕,湖南巡撫劉墉說他是“故裝癡愚,言語不對,蹤跡可疑,恐系啯匪伙類”,決定將袁提解到省城進行審訊,又去袁的原籍益陽縣“查詢他的來歷”(7)《湖南桑植盤獲可疑之人袁積班》,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劉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6頁。。從劉墉所提供的信息看,真是一件區區小事。但是由于有乾隆的上諭,湖南巡撫竟然親自過問,對一個看起來在當時社會再平凡不過的江湖客大動干戈。從劉提供的信息看,真看不出有任何與啯嚕牽連之處。根據我們的了解,啯嚕一般出來都是團伙,而袁是一個單身孤客。雖然身上帶刀似乎有異常之處,但是對于一個路途中的單客,帶防身武器在當時應該是再平常不過的。

更有意思的是,從張武遷身上搜出“帳簿三本”,里面記錄“省分官名人名,有零星黃紙,寫有旨傳字樣,星圖一張,又稱古老元年封號”。由于官方文獻對這些東西并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是否有特殊的含義,并不得而知,也有可能只是毫無意義的東西。過去小民身上放若干紙張,可能會做日常的用途,如寫字、包東西等,也可能有宗教或者算命的用途,如“星圖”,是道家、算命先生經常要用的玩意兒。不清楚這里“古老元年封號”的具體內容,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無非是老黃歷抄下來的,用做算命之類的目的;另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建立了組織,要坐地為王,這在古代社會中也并不鮮見,因為張武遷身上還搜出了“旨傳字樣”,也可能是模仿皇帝口氣發布的所謂的“諭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謀反大案了。但是根據后來案情的發展,官方并沒有往這方面進行解讀。地方官對謀反的案例還是很謹慎的,這也是四川總督文綬所隱晦表達的(見后面的材料)。如果不是乾隆皇帝非要往這方面想的話,封疆大吏是不會去自找麻煩的。這也就是孔飛力《叫魂》中竭力要闡發的觀點。而乾隆皇帝則有意要把事情弄大,好借機整治官僚系統(8)參見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9章。。

蔡友應事件發生在五月初,蹊蹺的是,幾乎一個月之后,即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湖廣提督李國梁才上了一個奏折《湖北利川拿獲啯嚕蔡友應并飭屬分途嚴緝余眾》,稟報上月初所發生的啯嚕案,隨后湖廣總督舒常和湖北巡撫鄭大進就啯嚕案上奏給了乾隆帝,這下子像1768年的叫魂案一樣,立刻引起了乾隆的警惕,并嚴加督促,要求地方官竭力追剿。整個六月,湖廣總督舒常和湖北巡撫鄭大進、四川總督文綬、湖南巡撫劉墉等,都就啯嚕案上奏,乾隆也下旨,要他們嚴加督查,不過奏折并不頻繁。但是七月以后,似乎乾隆認為情形嚴重,開始嚴加追究。幾乎每天或者每兩三天,都有此事的奏折或者上諭。關于啯嚕案情的報告和審訊,乾隆皇帝明確要求用每日600里快馬送京。

舒常和鄭大進于六月初六上奏,稱“四川啯匪游走不定”,本來不過三五成群,但這一次聚集如此之多,想必是因為四川緝拿緊密,啯匪才會伙同逃竄,并且拒捕傷人。這個說法和后來乾隆對四川總督文綬的指責剛好相反。乾隆認為啯嚕的泛濫,就是因為四川剿殺不力。舒常和鄭大進下令,不分疆界全力追捕,并要從擒獲匪徒的口中弄清楚“來歷及同伙之姓名、年貌、住址、劫掠次數”。鑒于匪徒供稱有逃亡貴州的打算,他們也通知了四川和貴州當局一并緝拿。另外,“貴州與湖南接壤,恐有余匪逃入”,于是下令“各鎮協營,嚴密盤詰”。因為匪徒“東逃西遁,出沒無常,必須堵截周詳”,他們要求屬下“凡有可以逃竄之路,俱分撥弁兵巡查,一有蹤跡即截拿追捕”,不讓匪徒漏網(9)參見《飭屬不分疆界全力緝拿四川啯?！?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16-1117頁。。

有的所謂的啯嚕,可能就是一般的劫賊,不過剛好是在案發地點,而被牽連其中。如匡陽泰為四川巴縣人,今年四月到潮音寺(沒有說明何處的潮音寺,是地名還是廟名),遇著尹盛言等,“叫令背包,許給衣食”。到太平縣腰店子(腰店子為鄉村野店的統稱),“會遇多人”。四月,尹盛言等搶過擺攤人十六千錢,聞拿仍回潮音寺。又與吳洪同在一處搶得白布七捆、錢二十五千,俱系尹盛言等分用。閏五月到利川魚筌口,被官兵趕散,逃至貴州,又逃至歸州被拿獲。他交代說“并未幫搶分錢”(10)《湖北審明定擬及分別辦理啯嚕之朱玉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8頁。。

看來四川“啯匪”搞得周邊各省是雞犬不寧。六月初九,湖南巡撫劉墉又上了奏折,報告鑒于擒獲“啯匪”蔡友應供稱打算逃亡貴州,而貴州又與湖南接壤,“恐有余匪逃入”。劉墉擔心湖南永順府及所屬之保靖、龍山等縣,與川省酉陽州交界;另外,湖南辰州府的永綏廳,又與川省秀山縣相通。再加上湖北施南府的來鳳縣卯峝司,可以乘船直達辰沅一路,“皆為川省與湖南要隘”。他于是派員“親赴扼要之處,督飭各該府廳縣會同營員,選撥兵役,處處偵探,節節防范”,可謂是步步為營。只要是“啯匪可以竄入之路”,兵丁皆是“晝夜巡緝截拿”。如果發現他們出沒的蹤跡,“無論人數多寡”,皆“設法盡擒,解省究辦”。如果有“啯匪”奔竄過湖南境,當地兵丁也要協助抓捕。如果有文武官員“追捕無方致有縱脫”,也就是造成啯匪脫逃,那么“將玩忽之地方各官嚴行參處”。并且通知貴州當局一同緝拿(11)參見《湖南嚴密防范四川啯嚕并設法緝拿其人》,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劉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18-1119頁。。

自從利川縣截拿啯匪之后,其他匪徒逃入四川境內,舒常等人已經下令屬下“不得區分疆界,竭力追拿”。只是因為這次捕獲的蔡友應傷重身亡,未能探知這些匪徒的詳細來歷,不過,蔡的口供也說有在四川太平縣劫掠之后前往貴州的打算,“且有遇大客商奪些銀錢發財之語,是其立意在于劫奪分肥逃避,茍延時日,已可概見”?，F在,總兵達齊已經抵達利川縣,督率副將陳大恩并在“扼要之處設卡,分派弁兵嚴密截拿,遇有蹤跡,即盡力追捕”。云貴總督?？蛋?、貴州巡撫李本也上奏“擒獲八匪”,并追至川黔交界的丁山壩。而同時,湖南巡撫劉墉、湖廣提督李國梁在接到上諭之后,也已經在“交要隘處巡緝綦嚴”;四川總督文綬也受命“嚴密擒拿”。舒常和鄭大進樂觀地說:“該匪等兔脫無地,勢必全數就獲,首從伏誅,彰國憲而快人心?！?12)《遵旨復奏湖北嚴密擒拿四川啯嚕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4-1135頁。

在所謂的嚴拿的風潮中,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被牽連進了蔡友應的案子。如張和尚,本姓羅,四川巴縣人。七八歲時,在重慶三元廟出家,“因吃酒被逐”,被王玉等邀入匪伙,同孫純等共十一人行竊重慶南門外毛家衣物。張和尚因分贓引發爭端,被孫純砍傷后逃走,后被拿獲。這里看起來就是一般的搶劫犯,并沒有提到與啯嚕有任何關系。但是官方竟然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胡亂聯系在一起。因為張和尚既稱本姓羅,而蔡友應曾供出“棚頭有羅和尚之名,恐即其人,俟解省審明,當照叛逆例辦理”。對張守仁也是這樣,他系四川云陽縣人,“雖不認是啯匪,而搶竊多案,亦系應行嚴辦之犯”。地方為了向乾隆交差,一切皆按啯嚕辦理(13)參見《湖北宜昌等地續獲啯嚕之嚴正鋼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2-1193頁。。

蔡友應被逮捕之后不久,便在獄中身亡。雖然在湖廣總督舒常等在六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稱蔡是“受傷啯匪”,意思是由于傷導致死亡,但是為什么前面的各個地方官員的奏報根本沒有提受傷之事?甚至蔡身上搜得銀八兩八錢和銅錢三百文都有詳細報告。六月十六日利川縣報告,蔡友應于閏五月初十日“在監因傷身故”。說蔡是因為“劫搶拒捕”受傷。但該總督還冠冕堂皇地說要“嚴查確實刑禁人等有無凌虐疏忽別情”,而且已經下令嚴訊,要下屬“據實稟報”(14)《湖北拿獲之啯嚕蔡友應在利川監獄身故》,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19-1120頁。。

有趣的是,蔡友應身亡一個多月之后,即六月二十四日,乾隆下發諭旨給湖南巡撫劉墉、湖廣總督舒常、湖北巡撫鄭大進、四川總督文綬、貴州巡撫李本,要他們“將前獲啯匪蔡友應并續獲匪犯嚴審根究”。顯然,乾隆在發這個諭旨之時,應該還沒有收到舒常六月二十一日的奏報,所以才有要嚴審蔡友應之說。武昌到北京差不多2500里,最快的驛傳不過600里一天,跑800里是加急,很少使用(濫用加急者要被懲罰),所以舒常的奏折需要至少四天才能到達京城。在諭旨中,乾隆令上述各督撫“務期弋獲,以嚴辦理,不可少存姑息”,并指示李本對于那些逃往貴州者,要陸續捕獲,還要了解他們“何時何處結伙同逃,并欲逃往貴州何處,且意欲何為,詳悉研審定擬具奏”。諭文綬將“啯匪”是如何在川省脫逃的,要“詳悉查明具奏”。還特別說明關于啯嚕事務的奏報要“由六百里馳去馳來”(15)《著舒常嚴審啯嚕蔡友應等并著文綬查明四川啯嚕逃脫緣由》,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廷寄諭旨,《上諭檔》,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2-1123頁。。

根據七月初三湖南巡撫劉墉的奏折,進一步報告所獲得的信息,除了復述蔡友應案之外,還補充了其他案情:閏五月十六日,貴州思南府婺川縣有“啯匪”多人,從四川彭水縣入境,“持械搶奪”,殺死鹽販吳大元、傷李士申后逃跑。官府先捕獲了鐘鳴鳳,供出了“首匪”楊老大、熊老四、李小八、劉老十、灣角九等“伙類共九十余名”。該月二十日,官兵把“啯匪”追趕至遵義府的正安州小溪溝,“該匪等恃眾拒捕”,用鳥槍打傷婺川縣差役劉仁,又射傷差役張申,正安州營兵馬正魁中飛鏢受傷身死。

按照劉墉的調查,這些“啯匪”從貴州到四川,再從四川轉湖北,隨后移往湖南。這些來自四川的“啯匪”聚集上百人,先是閏五月初五在湖北利川縣與石砫廳交界地方魚筌口場“滋事不法”(即開篇提到的武裝對抗千總李廷英的追捕)逃散后,閏五月十六日又在貴州婺川縣搶奪,九十多名同伙隨后進入四川彭水縣,估計就是在貴州婺川縣持械搶奪和在湖北利川縣交界滋事的同一幫“啯匪”,逃脫之后進入貴州。他們在貴州犯事之后,因為貴州嚴密緝捕,又轉而竄回湖北。所以,湖北水陸要道,應該“處處堵截偵察,實力擒拿,以斷其歸路,勿致漏網”。在劉墉看來,四川啯嚕系“烏合獸聚”,應該“不難撲滅”,但是因為“聚至百人之多,執持器械,拒傷兵役,且攜帶鳥槍、軍器”,因此地方差役的力量不足以緝捕這些啯嚕,劉墉準備加派兵丁數十名,攜帶口糧,“偵其來路,前往截拿”,而且計劃四面設伏,“絕其奔竄”的道路,這樣“匪類可以盡獲,以靖地方”(16)《湖南遵旨全力偵緝啯嚕情形》,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劉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4-1125頁。七月初九日,劉墉上奏拿獲啯嚕鐘鳴鳳,對鐘鳴鳳等“嚴審”,希望得知“起首糾合于何時何地,及伙類若干,搶劫次數”等,但是并沒有提供審訊的結果?！蹲裰紡妥噘F州拿獲啯嚕之鐘鳳鳴并湖南雖無蹤跡仍行嚴防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劉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6頁。。

根據七月十四日湖廣總督舒常和湖北巡撫鄭大進的奏折,我們知道了關于蔡案更多的細節,特別是對于蔡的死因有了更具體的描述。據報告,利川縣又查獲傅開太和吳榮(又名吳芳賢)兩名“啯匪”,目前正在審訊。因為“擒拿啯匪”,官家有七人受傷,其中林永富已傷痊,回到四川梁山縣老家;石庭玉、宋登學仍然在家養傷。官府查訊了參與圍剿啯嚕的鄉民曾星炳和范成、捕役余祥和譚順。根據他們的描述,閏五月初五日,有啯嚕八九十人入境,官兵在魚筌口場“堵拿川來啯匪”,他們都參與了行動。聽到“啯匪有人叫蔡老九即蔡友應”。啯嚕都拿有器械。范成被蔡友應“刀傷額顱”,但是范成“打落其刀,乘勢戳傷蔡友應胸膛,該犯回身逃走,范成又戳其左腿倒地”。余祥、譚順及兵役等向前拿獲,混戰中,譚順頭部和余祥左手、曾星炳右胯、石庭玉和宋登學腿部等皆受傷,只有林永富傷比較輕?！案鞣艘娮纺镁o急”,便如鳥獸散,各奔回了四川(17)參見《湖北遵旨復奏續獲啯嚕之傅開太等并已飭屬將啯嚕蔡友應戮尸梟示》,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9-1140頁。。

至于蔡友應的死因,奏折中說他被“范成刀格,致傷胸膛、左腿,拿禁在監,于閏五月初十日因傷身斃,并無別故”。最后這句“并無別故”,意思是并不是因為刑訊。但是根據我們對地方處理這類案件的了解,用刑幾乎是常規,所以他到底是受傷還是酷刑致死,兩種可能性都有,但是后者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因為在文綬最早的奏文中,根本就沒有提到蔡受傷之事。奏折最后說,“蔡友應被獲時已認棚頭,又首先拒捕,不法已極,雖被格傷故,究屬幸逃顯戮”。蔡的死,并沒有結束對他的懲罰,除了“戮尸”,又把他的首級送至魚筌口場梟示,“以儆兇頑”(18)《湖北遵旨復奏續獲啯嚕之傅開太等并已飭屬將啯嚕蔡友應戮尸梟示》,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0-1141頁。。

二、蔡案后續:婺川皮麻子案

這年六月二十二日,施南協右營“奉派追拿啯匪”,利川縣的“壯捕”一路密緝,追至貴州的婺川縣,拿獲蔡友應“余黨”皮麻子,“解縣收審”。湖廣總督舒常如獲至寶,“飛檄該縣”,要求得到“錄供”,又派員將皮麻子立即解押省城。舒常親自審訊“來蹤去路,跟究余黨”,并一面“再行嚴飭”當地的“文武員弁”,要他們“設法跟拿,務期盡獲,從嚴辦理”(19)《于貴州婺川拿獲啯嚕之皮麻子》,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2頁。?？尚Φ氖?關于這個皮麻子,不過是一個15歲的少年,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七月初八日舒常等居然還煞有介事地給乾隆上了一個奏折《于貴州婺川拿獲啯嚕之皮麻子》(20)《于貴州婺川拿獲啯嚕之皮麻子》,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2頁。,可能當時在乾隆的嚴厲催逼下,不拿出點成績來說不過去,所以皮麻子被拿后,也不管面相就是一個少年,就趕緊上奏表功。

八月十六日湖廣總督舒常和湖北巡撫鄭大進上奏,湖北拿獲的“啯匪”彭家桂、皮麻子、傅開太和吳榮即胡文,還有后來捕獲的王興國等人,已經解省審辦。經過審訊,彭家桂即彭老三,湖北監利縣人,在四川奉節縣賣酒,但是折本歇業。乾隆四十六年,在川江“推橈”,也就是當船夫。三月,抵達梁山、墊江等縣交界一個叫小馬溪的地方,與黃大年等相遇,被黃等邀入團伙,有羅一、陳升、黃大年等,有的并不知姓名,共伙四十一人,分作兩巖洞居住。三月十二日,羅一、陳升令伙黨赴馬家堰搶劫。彭家桂即帶鐵尺隨同,搶得過路人錢十余千文,并用鐵尺毆“不知姓名客人左膀”。四月初二日,彭家桂又隨羅一等搶劫墊江縣高峰山“不知姓名人家錢文衣物,其搶奪市集米柴不能記憶次數”。四月十一日,經梁山、墊江兩縣會營捕拿羅一等,各自逃散,彭家桂欲行回籍,“被兵役獲解”(21)《湖北審明拿獲之啯嚕彭家桂等并已斬決梟示》,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3-1184頁。。

皮麻子即皮學禮,貴州安化縣人。年僅十五歲,被四川涪州張老大“誘為干子,遂被雞奸”。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間,皮隨張老大至太平縣太和場地方,張老大與金小二、羅和尚等,還有并不知姓名多人,“伙搶過客銀錢”,至大河邊被官兵拿散,轉抵云陽、萬縣“伙搶集場”。凡搶劫時,皮麻子“均在遠處躲避,并未同搶”。閏五月初,張老大等欲往貴州,路經利川縣界魚筌口地方,被兵役堵截,拿獲棚頭蔡友應,“皮麻子隨眾奔逃,至貴州婺川縣,被利川縣役追獲”。根據諭旨,這些匪徒“不必區分首從,凡幫同拒捕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即并拒捕而隨行為匪者,亦當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厄魯特即駐守伊犁的厄魯特蒙古,發配到如此邊遠天寒地凍的地方,即使不死在路上,也很難在那里長期生存下去。舒常已將彭家桂、傅開太和吳榮三犯處決梟示。至于王興國和皮麻子,“雖均屬幼稚,被胡萬年、張老大誘為干子雞奸,隨行,各犯搶劫時,均未在場助勢,但即入匪黨,亦難原宥,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照例刺字”(22)《湖北審明拿獲之啯嚕彭家桂等并已斬決梟示》,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4-1186頁。。由此我們也可看到清朝法律的殘酷,一個受害的少年,沒有因為施害者被抓捕而得到解救,反而還要受到嚴懲。

根據八月十六日舒常等人的奏折附片,七月二十三日,巫山營盤獲一個名叫周愈的“啯匪”。經過審訊,得知周愈是四川江津縣人,這年五月二十日,在墊江縣石燕子認識劉文秀即劉應洪等六人,還有七人不知姓名,夜晚先在腰店子集合,然后同五十余人到新場及洋渡溪等處偷得布匹和錢文,但是由于“分贓不勻吵散”。劉文秀即劉應洪、陳文秀即陳文星、李文清又名李士順、楊得義又名楊得時、劉得緒又名劉二胖、葉得順又名葉老么,同船到了宜昌府,住在北門外鄢家巷胡士德飯店,但是周愈“一人私自逃出,想回原籍,走到界領卡被獲”(23)《四川巫山續獲啯嚕之周愈等并審供情形》,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9-1190頁。。

童臣貴是四川資陽縣人,“平日賣小菜營生”。今年閏五月內到江津縣“腰店子地方”,被“啯匪”張正恒等七人“脅逼背包”,認頭目張正恒為“干父”,同在巖洞住宿。他們搶劫過伍瓦場、鐵佛場、云山鎮、龔家場、新場各地方,搶時“該犯俱未同往”,只見搶得錢米衣服,“聞拿逃散,推橈被獲”。同案黃世見是四川廣安州人,原開糕餅鋪,因折本到重慶當船工。今年四月間跟著袁老八到利川縣李家店里住歇,“看守行李”。袁老八每日出去,因其去久不回,找尋到五通廟,見有許多人在那里。黃世見“被袁老八打罵而回,袁老八亦于是日回店,復被毆打,逃走推橈,到沙市被獲”。在這些供詞中,不是背包,就是看行李,而且總是逃跑后就“推橈”。湖廣總督舒常推測,“童臣貴既認頭目張正恒為干父,即系匪黨”;黃世見跟從袁老八,而袁老八則是皮麻子供出的“通緝逸匪”,所以黃“亦屬啯匪伙黨無疑”。他已下令將童、黃二人解審,將供出的“各匪”的名單發給各屬,四川及鄰省“一體查拿務獲”,還要求“嚴查究辦”黃世見所供稱的住歇的李家店及五通廟,那里“聚集許多人”,要調查“是否窩處”(24)《湖北東湖等地續獲啯嚕之童臣貴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0-1201頁。。

九月官軍在歸州又抓獲了匡陽泰、王文鳳、王大富,荊州營府抓獲徐永進,遠安營抓獲劉金成,枝江縣抓獲陳世達、劉文年,遠安營抓獲“可疑乞丐”張元保。根據口供,匡陽泰是四川巴縣人,本年四月在江北被尹盛言等“拉令背包”。到太平縣,見尹盛言同途遇之吳洪等打劫二次,到魚筌口拒捕,被追轉到貴州,“經兵役趕散”。關于王大富,說他表達不清楚,即所謂“言語支離”,官府懷疑他是已經被處死的彭家桂所供出的同伙黃大富,但是需要“解候查審”。徐永進是四川萬縣人,本年二月被羅麻子等拉去煮飯,見他們在大河壩、劉家溝搶過二次,“未經隨往”,后被羅麻子“逐出”,于是去“幫川船拉纖”。陳世達是湖南武陵縣人,本年四月到四川奉節縣,被陳大貴等“拉令看守行李”,見陳大貴等打劫一次,行竊一次,“散后被獲”。劉文年是湖北江夏縣人,去年到四川萬縣,被王老七“拉做干兒”,見王老七在該縣搶過三次,在郝穴地方行竊兩次,又在南水園搶過一次,“逃后被獲”。王文鳳是四川鄰水縣人,上年九月在墊江縣被王泰正“脅令拜繼背包”?！鞍堇^”就是被收養為繼子,其實就是被啯嚕頭目作為性奴。聽見王泰正等商同欲往高灘場搶奪,“當夜因被王泰正雞奸不從逃走”。其后同楊幺兒等“零星擢竊”,應該就是小偷小摸的意思(25)參見《湖北歸州等地續獲啯嚕之匡陽泰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2-1203頁。。關于王文鳳,后來另一件奏折也提到了他,說他過去因為行竊被刺臂。上年在墊江黃善巖遇見“啯匪”王太正等,被王太正“拉做干兒,給與衣服,因奸不從,逃到重慶”。又與楊幺兒等數次行竊,在巴東被抓(26)參見《湖北審明定擬及分別辦理啯嚕之朱玉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8頁。。

前面提到的懷疑與蔡友應有關的張和尚,后來又被牽連上了皮麻子案。根據口供,張和尚系四川巴縣人,本姓羅,幼時為僧,因“酗酒被逐”。本年三月中旬,在重慶府遇見王玉等十人,邀張和尚入伙,和王玉等行劫南門外毛姓,各犯皆帶“蠻刀”(一種過去少數民族用的砍刀),張和尚將周駝子所給刀插在身邊,同王玉等“砍門入屋”,搶得馬褂、綢衫,王玉等隨搶錢二千二百,衣服數件,“賣錢公用”,張和尚得錢一百文,其余在場零星搶取食物不計次數。被捕獲后招認并不認識蔡友應。舒常揣測,“該犯即系皮麻子所供之羅和尚,隨提皮麻子到案,不能相識,據供年貌亦迥不相類”(27)《湖北審訊定擬所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5頁。。

川陜鄂湘黔邊界啯?；顒宇l繁,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區域“地均犬牙相錯”,而且其中“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如果是“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要在境內“保民”和“越境而謀”兩方面都能有所作為。因此,要想長治久安,必各省之間“通籌之”(28)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見《關中叢書》,陜西通志館印,1935年,第1頁。。據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總督文綬奏稱,“川省幅員遼闊,五方雜處,每有不法匪徒結黨搶劫,為害地方”,所以他“嚴飭查拿,隨時捕獲,盡法懲治”(29)《四川太平拿獲啯嚕胡范年等并移會鄰省合力堵擒》,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0頁。。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啯嚕分子其實都是社會的最底層,小販、推橈、拉纖、住巖洞……看起來似乎都是走投無路的窮人,落草為寇,成為這個社會的反叛。當然,他們搶劫的對象,主要還是普通的民眾。啯嚕的蔓延,應該是乾隆后期人口、社會、經濟等危機爆發的一種反映。

三、深山圍剿

啯嚕出現在幾省交界的地方,政府非常難以控制,實際上在乾隆四十六年,雖然上述這些啯嚕案得到了解決,但是這個組織仍然到處散布,繼續在地方搶劫,挑起事端,成為地方不安定的因素,并挑戰清政府的權威,而且隨后又與白蓮教聯系在一起,成為乾隆后期社會危機爆發的一個突出的難以解決的問題。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四川合州有三十多名啯匪“持械拒捕”,殺傷了差役一名、牌頭一名,當局抓獲五名匪徒,其他人則逃散了。鑒于合州地處川東,連接太平、東鄉、開縣等處,“中有雪泡山,林箐深密,向易藏奸”(30)《四川太平拿獲啯嚕胡范年等并移會鄰省合力堵擒》,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0-1121頁。。嚴如煜的《三省山內風土雜識》描述了這個地區的地理和生態狀況。雪泡山在川陜邊界的四川太平(萬源)下的城口,由城口往南,經由乾龍坪、明道井、鸛鳴寺、雪泡山、高坪各處分路,往開縣、云陽。這個地區是“密地數百里均為未辟老林,路旁林邊行走,往往數十里無人煙”。這中間的鸛鳴寺、雪泡山“尤為幽峻,古木參天,叢篁遍地”,因此“賊伏竄其間,蹤跡難尋”(31)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見《關中叢書》,陜西通志館印,1935年,第13頁。。川督文綬隨即委派下屬督辦此案,嚴加搜捕,果然發現百余匪徒聞風逃跑,官兵分路追拿,殺死“拒捕啯匪”五名,抓獲十一名。但是太平縣的兵役被匪徒殺傷四名,其他匪徒則跑掉了。兵役搜查了雪泡山,已經不見“一匪匿蹤”,全部逃散。之后,各地陸續抓獲了三十多名“匪犯”,總共抓獲包括頭目胡范年在內的五十一名(32)參見《四川太平拿獲啯嚕胡范年等并移會鄰省合力堵擒》,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1頁。。

根據文綬的奏折,這些匪徒多為“無籍惡徒及外省游民,平日三五成群,到處游蕩,因而輾轉糾合,乘機搶奪,蹤跡本無一定”。他們一旦聽說官兵要來緝捕,則“相率奔逃,猝遇追急,即恃眾拒捕,旋即四散竄伏,仍于他處潛結為匪”,所以特別難以消滅。文綬估計,鑒于首領胡范年等人多已被捕,又根據抓獲匪徒的供述,“余伙星散逃匿,可期搜捕凈盡”。有些從東路逃竄,這里“界連黔楚,山林僻徑,在在可通,該匪聚散無常。本省偵捕嚴密難以潛蹤,勢必越境滋事,務須無分疆界,協力截捕,始足以盡絕根株”。因此文綬建議,會同“鄰省協捕,并于要隘處所嚴加堵截,合力擒拿”,讓他們“無所托足,不致幸逃法網”(33)《四川太平拿獲啯嚕胡范年等并移會鄰省合力堵擒》,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1-1122頁。。

七月初五日文綬又上了一個的奏折,繼續報告此案的后續。據合州與太平縣的稟報,經過四路追捕,先后捕獲啯嚕五十余名,其他則由東路逃走。他已通知楚、陜、黔、滇等省“一體截拿”。有“匪黨”百余人逃入湖北,經楚省官兵截拿,余下七八十人又逃往貴州,又受到“黔省官兵截捕逃逸”。因為“匪黨蹤跡無定,鄰省查拿嚴緊,勢復逃回”。官府懸立賞格,要各地方文武分頭截捕,如拿獲首犯一名,捐賞銀五十兩,拿獲伙同者,“亦以次給賞”。如果有兵役因捕啯嚕受傷者,則“從優賞勞”。各地現又捕獲了二十一名,仍在“四路搜擒”。

文綬認為,四川啯嚕如此聚眾作亂的原因,是因為官府搜拿嚴密,所以都逃到山里,“陸續會遇輳集,一路同逃”,官府難以捉拿。還逃往他省躲避,等到那里嚴密捉拿,又一同逃往另外的省份,譬如“合州拿獲拒捕啯匪,究出伙黨三十余人,經臣嚴飭搜捕,查有啯匪百余人陸續由太平縣雪泡山聞拿竄逸,復經兵役追捕,逃入楚黔等省”。他們還沿途逼迫窮人參加,甚至“誘裹幼童”跟隨行走,其目的是人多以壯聲勢,而且還可以脅迫他們“幫負行李”。這些“伙黨”,甚至彼此也不認識,或者是只認識數人,多也不過一二十人,其他多數臨時聚集,“相逐奔逃,彼此并不知名姓”。另外,根據犯人的口供,也有匪徒打算前往云南“散入各廠做工”。文綬也已下令跟云南接壤的地區嚴防,“并將金沙江一帶隘口分別設卡封船”,堵住了他們逃往云南的道路。文綬表示,如果有啯嚕逃往鄰省,川省兵役打算跨界,“即無分疆界,竭力追捕”。至于已經抓獲的啯嚕頭目胡范年等,則打算“分別梟示”,即斬首后懸掛示眾(34)參見《四川繼續追捕啯嚕并嚴辦已獲胡范年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五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8-1130頁。。

根據文綬關于捕獲啯匪首犯胡范年等人的奏折,乾隆緊接著在七月初七日下了一道諭旨,稱這起案件的啯?！捌鹩诖ㄊ?百十成群,到處滋事”,但是,文綬就此事的奏折昨日(即七月初六日)才到,“其辦理實屬遲延”,已經“傳旨申飭”。乾隆認為,本日又收到湖廣提督李國梁奏折,對湖北的反應還比較滿意,對其將弁于五月二十八日率領兵役“將啯匪打傷多人,活擒一人”,感到“所辦甚妥”。這些啯嚕在追捕之下,“仍竄入川屬地方”?？梢娋瓜荡ㄊ〔⑽醇泳o查拿,“以致肆出滋事,文綬實不得辭其咎”,并下令各地督撫抓緊搜捕啯匪,“并遵照前奉諭旨,將拿獲各犯嚴刑問其因何聚集”(35)《著四川湖廣等督撫迅速搜捕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廷寄諭旨,《上諭檔》,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1頁。。七月十六日,文綬上奏匯報了該案的進一步調查和處理情況,稱“此案啯匪在合州太平縣拒捕,因兵役追拿逃跑,由楚至黔,又經各省官兵截拿竄回”。他說已先后派員督促搜捕,“并將首犯胡范年等九人先行正法”。他說這些“匪黨結伙”,是因為川省“無籍游民平日不務生計,每多搶竊之事”。而且外省無業之人來川“覓食者亦多”(36)《四川遵旨復奏仍四路緝捕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3-1144頁。。言下之意,是要隱晦地告訴乾隆,啯嚕也有來自外省者,別都怪罪在我的頭上。

七月二十日,湖南巡撫劉墉上奏,報告七月十二日“盤獲”楊集榮、廖文遠、石添香“匪犯三名”。經過審訊,楊集榮供稱,他在重慶“抬轎度日”,本年四月到了合州,遇到啯嚕吳萬年,又名吳抓手,共有三四十人,要楊替他們背行李,每日給與工錢,于是就跟著吳萬年等一同走了四天,到了土豬廠這個地方,聽到“官兵捕捉”,便“各自逃散”,后吳萬年在太平廠“拿獲解省”。楊集榮說他乘船在宜昌上岸,在船上認識了廖文遠、石添香,“一路行走被拿”。劉墉認為,楊集榮既在合州跟隨吳萬年背負行李,“即系川省所獲首犯胡范年之伙黨無疑”。而廖文遠、石添香與楊“結伴行走,定非善類”。所以要把他們“押解赴省”,匯同“兩司”(即布政使、按察使)等“親加嚴訊”(37)《湖南盤獲啯嚕楊集榮三人并審究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劉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56-1157頁。。根據劉墉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能證明他們任何的犯罪活動,目前能夠看到具體的行為,就是楊給吳萬年背了四天的行李,楊似乎僅僅是為了掙一點工錢。不過在嚴刑拷打之下,最后能說出什么東西,確實是很難預料的。另外,劉墉也沒有解釋,為什么為吳萬年背負行李,即一定是胡范年的同黨。

文綬也給乾隆匯報了圍剿啯嚕的進展,大概有四種情形:第一,“啯匪經各處官兵追捕”,被“格殺”,但是文綬沒有說具體數字;第二,先后被拿獲的包括首犯胡范年、兇伙吳正德等九名,“已解到審明,先行正法”;第三,其余各地方“拿獲各犯,業飭陸續解審,一面先行正法,匯案具奏”;第四,對于“逃竄余黨”,除已經派員赴川北、川東一帶督查,文綬現在會同各鎮將,“四路搜捕,務期殲獲盡凈,速正典刑,以絕根株”(38)《遵旨參奏查辦啯嚕不力文武官員》(《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線裝書局2006年》,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55頁。。

對這些“啯匪”的處罰非常殘忍,根據七月二十四日文綬的奏折,通過“派委各文武四路搜拿”,除前已報獲外,又拿獲“兇匪廖榮等十二名”。除了擒獲及格殺之外,現正分頭搜捕,查拿逃跑的其他涉案者,并已拿獲“匪犯”八十余名,其中有被兵役打成重傷者。關于已經捕獲的諸犯,除了首領胡范年等九人已經正法,現在又將“屢次搶奪、沿途糾約拒捕”的趙得相、陳尚德、嚴石保、嚴賓、羅富、李大經、廖小九、李包牙等八人“先行正法”。如果他們認為在所獲“匪犯中有兇惡者,先斷其手足”,解到省城時,文綬會同“在省司道隨到隨審,亦俱先即正法”。而一般的參加且沒有參與暴力拒捕者,“遵旨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以示懲儆,斷不稍存姑息,貽害地方”(39)《已將續獲啯嚕趙得相等先行正法》,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59-1160頁。。

根據八月初四日文綬的奏折,據捕獲匪徒的口供,胡范年、嚴石保先于三月內在墊江、大竹二縣地方“各自糾伙,潛出搶奪,聞拿逃往合州”。該州兵役查拿,他們拒捕逃往梁山、墊江,“搶奪傷人,旋即逃散”。首領胡范年、嚴石保等先后被拿獲,其黨羽劉胡子、廖豬販子、朱大漢等糾伙潛逃,于五月由太平縣逃入楚黔等省。依照文綬的調查,墊江縣報稱的搶奪匪徒有十三人,梁山縣報稱只有六人。但是,從捕獲匪徒的口供來看,梁山、墊江案已有二十余人,“顯系該縣等有心諱飾”,也就是說文綬懷疑地方官故意少報了人數。另外,墊江和大竹兩縣“是啯匪糾集之始”,但是他們卻“毫無覺察,亦屬溺職”。除墊江縣知縣吳軫已經病故,太平縣知縣張本麟“緝拿無獲”,已經被參奏;文綬奏請將大竹縣知縣張心鑒、梁山縣知縣范麟“革職嚴審”(40)《四川奏參疏縱啯嚕之大竹梁山二縣知縣》,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74-1175頁。。

八月初五日,乾隆發布上諭:“川省啯匪一案,聚集百余人肆行搶劫,皆由文綬平日不能飭屬實力擒捕,以致黨羽漸多。及紛紛竄入楚黔等省,該督又不即速親往堵截,直待朕降旨今湖廣提督李國梁帶兵赴川會同該督前往搜捕,文綬始赴東川一帶督辦,若非朕先事預籌,該督竟將安坐省中,有是理乎?”所以,啯嚕泛濫成災,是文綬“始終玩縱所致,不可不示懲警”。為此,所有“此次川省派出捕匪官兵應給鹽菜、口糧各若干,李國梁自楚省帶出會捕兵丁三百名沿途往還共應給官兵鹽菜、口糧若干,自出派之口至事竣止,俱著文綬查照定例,按數罰賠,不準開銷。仍令開具明晰清單具奏,以為封疆大吏玩縱貽誤者戒”(41)《著由文綬罰賠搜捕四川啯嚕之川楚官兵鹽菜口糧銀兩》,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五日,明發諭旨,《上諭檔》,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75-1176頁。。雖然檔案中并沒有記載最終花了多少銀子,想必一定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首先給文綬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失。

隨著文綬緊鑼密鼓的奏折,被抓獲的所謂“啯匪”越來越多,八月初九日文綬上奏,已擒獲一百二十一名啯嚕,包括劉胡子即劉繡、廖豬販子即廖榮,“系拿獲各啯匪供出之首犯”,還有“兇伙”江老七等二十名,在梁山、墊江一帶被拿獲。經過審訊,更多的名字出現在奏折中,如江老七、羅和尚、李添瓏、彭黑兒、歐滿七、夏宗信、劉小十、李顯昌、陳文星、田洪仁、張守玉、張正宇、謝代武、李志廣、陳俸祥、何起俸、徐登元、田洪義、汪世漋、熊先盛等二十名,被判定為伙同劉胡子等“屢次搶奪拒捕兇犯”,將他們在墊江縣“正法示眾”。文綬和四川提督成德并對劉胡子和廖豬販子二犯“親加嚴訊”,“據該二犯供認,始同胡范年等搶奪,并在合州拒捕,后因胡范年等逃散被獲,該犯等復為首,結伙逃往太平,竄入楚黔等省,沿途糾眾,屢次搶奪拒捕,殺傷兵役”。他們隨后將這兩名首犯“凌遲處死,仍梟首遍傳各處示眾”。

按照文綬的報告,“此案前后首伙各犯,臣于在省時三次奏明正法二十二名,昨又在墊江正法二十名,今又正法二名。又已經解省首伙各犯朱大漢等六十六名,又各處截捕當場殺死查實姓名啯匪十一名,通計一百二十一名,計已獲十分之九。此外,尚有搜獲另案搶竊匪犯三十余人,已飭各歸本案辦理”。至于搜捕殘余匪徒的事宜,文綬已經命令下屬,“凡城市場鎮,責成地方官督率兵役、鄉保查拿;山谷林箐,派委將弁帶兵搜捕。臣自省起程,沿途經過各處,卡圍分布嚴密,官弁兵役往來巡緝俱極認真,地方甚屬清靜。詢之成德搜查川北一帶情形,亦復相同。臣現仍與成德分頭督捕,務期搜獲凈盡,不使一名漏網”。另外,從湖北趕來協同搜捕的湖廣提督李國梁,因為“此時情形已無須赴川協捕”,文綬已遵旨通知李國梁,讓他“酌量各于本境邊界嚴密搜截,俾無竄匿”(42)《四川遵旨復奏審明墊江劉老十廖老十已將其凌遲梟示》,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77-1180頁。。

四、難以撲滅的野火

乾隆四十六年下半年開始,清地方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被抓的人動輒就是幾十上百。七月初六日,湖廣總督舒常接到六月二十九日上諭(由此我們知道這道上諭走了七天),稱貴州巡撫李本上奏,婺川縣稟報拿獲了川省的“啯匪”彭昌文,經過審訊,其供出“匪首”叫劉老十、毛老九等,這一伙共有七八十人,由于川省查拿得緊,他們假裝成旅客,由四川彭水縣進入貴州婺川境,向正安州一帶逃竄。官軍隨即追至正安的小溪溝,并與該州兵役“會合截拿”,拿獲鐘鳳鳴等二人,“殺傷匪徒甚多”,但是“匪犯亦持械抗拒”,有兩名兵役受傷。在上諭下發的時候,官軍仍然在“并力窮追”(43)《遵旨復奏湖北嚴密擒拿四川啯嚕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3頁。。

七月十六日,四川總督文綬上奏,稱最近梁山、墊江等縣各報有“搶奪刃傷”的案件,也是以“啯匪黨類”為多,“流害靡已,必須搜捕凈盡,大加懲創,方可永除擾害”。特別頒發了“緝捕章程”,嚴令各處文武官員“盡力查拿,務絕根株”。他們現在“聞風竄匿,結黨同逃”,竟然膽敢“挺身拒捕,殺傷兵役,逃入湖北,轉竄黔省,仍復逃回”。他報告了圍剿啯嚕的成果:

匪黨首伙先已拿獲五十一名,其在逃百余人,經黔省劫拿,由川東綦江一帶逃回八九十人,當復飭派鎮道將備等各帶弁兵分頭追捕,并于水陸要隘設卡堵截,封撤渡船,斷其去路,續經拿獲二十一名。今據司道鎮將等具報,官兵由滬州、安岳等處追至廣安,又殺斃賊匪八名,生擒十七名,余黨俱即逃散。但匪等蹤跡靡定,恐潛匿山僻,復相聚結,現仍四路追捕,并飭各地方官弁兵役堵截擒拿,務使殲除凈絕,斷不稍存姑息,致留余孽。

官府對已經抓捕的案犯,進行嚴訊。案犯沿途遇與其他“匪類”逐漸糾結在一起,甚至“誘脅乞丐、童稚一路隨行”,逃往外省躲避,或“散入各廠傭工”。也就是說,他們很善于隱藏,化為一般平民,故官府非常難以抓捕。文綬說,經過刑訊之后,他們招供說,并沒有“預為糾聚至百余人之多,亦無別有所謀之事”(44)《四川遵旨復奏仍四路緝捕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4-1145頁。。這里透露出,其實他們都是臨時聚集的團伙,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變成上百人的團伙也不是計劃之中的結果。當時乾隆之所以如此重視這個案件,顯然和他關注叫魂案一樣,最警惕的是他們是否有謀反的企圖?？赡芪木R的言下之意,皇帝無需擔憂。其實,文綬的說法可能并沒有錯,但是乾隆不能容忍他的這種態度,這種態度甚至導致了他被削職。

四川提督成德上奏匯報對啯嚕的圍剿說:“川省啯匪多系各處無籍游民,素無恒業,向來不過同伙三五人各處游蕩,或于偏僻鄉村臨時行強搶竊行旅,一有稟報即嚴拿究懲,今竟敢百十成群,到處搶劫拒捕,實屬罪大惡極?！彼延H赴鄰水、墊江一帶,于各山林搜查(45)參見《遵旨親赴四川搜緝鄰水墊江一帶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成德,《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71頁。。四川總督文綬于七月二十五日從成都前往川東督捕啯嚕,并將拿獲的首伙八十余名“提審嚴辦”。經過四路搜捕,除了之前擒獲的八十多名匪徒,現又捕獲二十三名,總共抓獲一百多名。除去先前捕獲嚴辦的首犯胡范年等二十二名,其他匪徒包括首犯劉胡子即劉老十名劉繡,廖豬販子即廖老八名廖榮,朱大漢即朱朝仲,以及同伙張小滿、李老八、潘人美、王貓兒、蔣安榮、夏宗信、劉榮德即周倉、劉老四、彭黑子、李心鰲、王俸、胡世榮等十余名,“實系沿途糾伙拒捕兇惡匪犯,現在一并嚴審,速辦示眾”。文綬稟報,他在川東“隨處察看情形,嚴督搜捕,并次第前赴巴縣、長壽、墊江、梁山、合州、大竹等處隨時督察搜拿。其余各屬亦飭一體搜查,務期擒獲凈盡,不使稍留余孽,復滋事端,致增罪戾”(46)《四川遵旨復奏擒獲啯嚕劉老十等并已親抵川東督捕情形》,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73-1174頁。。

這些被捕的啯嚕皆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如周潮盈因為“隨同拒捕各匪,助勢分贓,實屬同惡相濟”,將周潮盈“處決梟示”。劉玉彩、王成忠、胡添才三人,“雖被脅從,并未助勢分贓,但既入匪黨,亦難輕宥,應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照例刺字”。張守仁雖然經審訊并非啯嚕,但是“行竊多案”,仍交該縣“歸案嚴辦”。還有雙目失明的李宗瑤,以及涉案的何錦堂、胡大昌、楊又高、楊名高,被李維高脅迫,經過“喚訊保鄰”,即在鄰里保甲進行了調查,得知他們“實系農民,確鑿有據”,被李維高誣賴,因此予以釋放(47)參見《湖北審明定擬并分別辦理啯嚕之周潮盈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6頁。。

今天讀這些地方官關于啯?；顒拥拿枋?如果我們仔細查看一下地圖,川、鄂、陜、黔、滇,地方廣大,崇山峻嶺,路途遙遠。他們逃竄省際之間,一月之內,就可以出入數省。這種情況發生,可能有若干的因素:其一,啯嚕在各地普遍的出現,可能并不是一伙人;其二,這些官員根本就是糊弄乾隆,不是道聽途說,就是謊報軍情;其三,啯嚕的跨省活動被地方官夸大了,以強調治理的難度,或者逃避責任;其四,甚至有的就是捕風捉影,上面提到的湖南巡撫劉墉所報告的袁積班,非常有可能就是這類案子。

五、乾隆整治官場

乾隆皇帝對四川總督文綬處理啯嚕非常不滿,例如在七月初五日文綬奏折中的朱批達八處之多,多有譏諷和駁斥之意:在懸立賞格后批到“更不成話”;在文綬說已經派員去進剿,朱批問道:“汝不當前往乎?”當文綬說啯嚕聚眾發展,乾隆問道:“汝酌管何事?”乾隆指責啯嚕之所以失控:“皆汝所縱也,尚腆顏為此話乎……平日如實力搜拿,何致有許多一呼而聚……汝獨無罪乎?”簡直把啯嚕的問題都歸罪于文綬的治理不嚴了(48)參見《四川繼續追捕啯嚕并嚴辦已獲胡范年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五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28-1130頁。。乾隆七月十七日又發上諭給文綬,要他親自到川湖邊境督辦,提到“川省啯匪一案,聚集百余人,逃竄各省”,皆是因為在啯嚕規模小的時候不加認真對待,即所謂“緣文綬平日于三五成群時不能飭屬實力早為擒捕”,結果導致“黨羽漸多”。之前他已經諭令文綬“親往督緝”,還降旨令湖廣提督李國梁,“選帶本標精壯兵丁三百名,親往湖北、湖南、貴州等省,會同各該督撫,實力搜捕”;如果這三個省“賊匪”已經清剿干凈,即往三省與四川交界處所,“會同文綬將川省啯匪一體搜捕凈盡”,要文綬近日“遵旨親往太平縣等處督辦”,而且要將其結果“由六百里傳諭知之”。由此可見乾隆要將啯嚕剿清的迫切心情(49)參見《著文綬復奏現在剿辦啯嚕情形》,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廷寄諭旨,《上諭檔》,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6頁。。

隨后,乾隆又下諭旨,將文綬“交部嚴加議處”,但是在結案之前,仍然要他“查明參奏”:“此等匪徒本起于川省之太平等縣,文綬以本省總督兼署提督,乃不及早飭屬嚴行緝捕,致令竄往黔楚陜西等省,且其具奏轉較舒常等為遲,而匪犯百余人,所獲亦未及其半,地方大吏遇此等匪徒聚集之案尚不實力查辦,所司更屬何事?”乾隆還指責他“平日不行防范,致今成群結黨,蔓延滋事,均屬疏玩”。按照乾隆的說法,啯嚕最早起于太平縣。那么問題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之前,啯嚕其實在其他地方早就頻繁出現了。

受到乾隆的訓斥后,文綬自覺“悚懼漸愧,無地自容,除另折具奏自請治罪外。至該管地方文武,平日不能防范,致令匪徒成群結黨,四竄滋事,咎實難逭”。為此,他已將辦事不力的相關文武官員名單和參奏查辦緣由一一稟報,實際上也基本上拉了一個啯嚕擴張的線索:

此案的“啯匪”先在墊江、梁山等縣“搶奪傷人”,同伙僅“數人及十余人”,后因查拿嚴急,相率逃逸,有的被兵役查拿,有的拒捕逃至太平縣地方,反而在逃跑過程中,威脅利誘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即奏折中所說的“隨路糾集誘脅漸多”。有百余人進入了湖北,又轉入貴州。至于他們是否真的能夠在三個省轉圈圈,以當時的道路和交通,筆者是持懷疑態度的。文綬說已經抓獲“匪犯”供認其“伙黨”多來自墊江、梁山、大竹縣,所以要懲罰這些地方的有關人員,包括太平縣知縣張本麟、梁山縣知縣范麟、大竹縣知縣張心鑒、該管達州直隸州知州承湛、忠州直隸州知州甘漋濱、順慶府知府崔龍見、兼轄川東道陳燮等。按察使孫嘉樂比較倒霉,“雖到任未久,亦難辭咎”,也被“一并參奏,分別議處”(50)《遵旨參奏查辦啯嚕不力文武官員》,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54-1155頁。。

在受到乾隆訓斥之后,文綬便開始竭力表現他絞殺啯嚕的手段了,對幾乎所有涉及啯嚕案者,皆從重從快處理,不知道有多少被冤枉的普通老百姓做了刀下之鬼。根據七月二十五日文綬的奏折,“各屬陸續拿獲匪犯八十余名”,他已將“解到審明首伙各犯兩次正法,共一十七名,并嚴飭搜捕余黨”。另外,之前捕獲的匪徒經過審訊,“王貴等五名確系在合州、太平等處逞兇拒捕及黨惡助勢之犯”,他已將王貴、楊奇、楊碧倫、劉臣寬、李富榮等五名分別“梟示斬絞正法”(51)《已將啯嚕王貴等梟示并遵旨親赴川東督拿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61頁。。

又據文綬兩天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他前往川南至川東一帶“搜拿啯匪”,先后拿獲九十余名,除開另行辦理的“零星鼠竊、未經入伙”的十來個犯人,已經捕獲“聚伙搶奪、拒捕首從及隨行各匪”八十余名,“三次共已嚴辦二十二名”。經過搜截擒獲,脫逃者都是成小股,一般是“三兩同逃”,“并無結聚抗拿之處”?！捌涔┏鑫传@伙黨,業經詳訊年貌,通飭緝拿”。但是,四川“到處皆山林僻徑,既易竄匿,又或冒入銅鉛鹽廠及官商船只,充夫混跡。目下山田稻田均獲豐收,秋糧遍野,鄉農雇人收割或借托傭工寄跡覓食,均未可知”。他已下令部屬“多派兵役,各于山僻村莊、水陸要隘搜查截捕”,并令各廠對“砂丁、背夫新來面生可疑之人”,以及重慶、夔州關口經過的官商船的船夫“嚴加盤察”。在各鄉村,對收割的雇工,要向那些“薦引保人”進行盤查,甚至包括他們“自備之鐮刀、扁擔等物”也不能放過。另外,“匪黨中查有家室親屬者,恐其潛回藏隱,亦責成原籍地方官及保鄰人等嚴密搜擒,不使混匿”,也就是要追蹤到他們的家鄉。至于之前查拿的各匪,“由川省自東壤界逃往楚境,轉入黔境,由川省東南界竄回”,經官兵追截捕獲,追至墊江縣一帶,沿途陸續逃散。有趣的是,乾隆對這段有一朱批:“賊在汝川省竟似入無人之境矣!腆不知恥?！?52)《遵旨在川東嚴密搜捕啯嚕情形》,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63-1164頁?？磥砦木R在乾隆那里是徹底失寵了,用“動輒得咎”來形容,是非常恰當的。

再加上周邊各省的督撫紛紛上奏從川省來的啯嚕引起的騷亂,文綬自然必須為此負責。不久,他被降三品頂戴。又被尚書周煌參了一本,“盜為民害,將吏置不問,甚或州縣吏胥身為盜擾民”。乾隆以文綬“因循貽患”,把他的官職削了,發配到“伊犁效力”。這就是《清史稿》他的傳中所說的“文綬復官四川總督,以啯匪為亂,再戍伊犁”。乾隆四十八年被釋回,次年便一命嗚呼(53)參見《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二《文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8534頁。。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是啯嚕奪了他的官,要了他的命,也不能說是太離譜。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替文綬任四川總督的?？蛋惨运拇ā暗貜V民稀,山路僻遠,最易藏奸,各處無籍游民,蟻聚烏合,結伙成群,久為商旅地方之大害”,而提出了對應之法,頒布了《啯匪專條》,要“從重懲治”其成員。因為近年川省“啯匪肆擾”,設立有“棚頭名號,結黨蔓延”,多至百十余人,“打搶輪奸,不計次數,尤為罪大惡極”?！秵┓藢l》分為“在場市搶劫”與“在曠野攔搶”二項。其在場市搶劫者,凡五人以上,不論得財不得財,“為首斬決”,從犯則“絞監候”,若有拒捕傷人者,“為首斬決梟示”,同謀未在場者也判絞監候?！捌湓跁缫皵r搶,止二三人者,除寔非死罪外,未經傷人,犯該徒罪以上,不分首從,俱發煙瘴充軍”;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從,俱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均面刺‘外遣’二字,如有脫逃,拿獲即行正法,但傷人者,即將傷人之犯擬絞監候”;如果是數至十人以上,“無論傷人與否,為首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候”(54)《札特授四川重慶府正堂宋為請嚴啯匪曠野攔搶之例酌分人數以別罪名事》,四川省檔案館藏,79-1-2。。

?？蛋灿钟谇∷氖吣?1782)四月二十六日,“奏陳就實在情形立法”,提出:“清厘匪犯,則并父兄、牌甲各予治罪,窩家嚴切查拿;賭博倍加禁戢;僧、道、啯、販、乞丐、流民,分別稽查遞籍;銅、鉛礦場,水手、橈夫各有責成約束;嚴禁兇刀,從重治罪;停止海查,杜其滋擾。宣講圣諭廣訓,而化民俗,冀使返樸還淳,潛消暴戾?！彼€稱:“啯匪字樣本無意義,若留此名色,轉難示儆,請于條例改為川省匪徒。惡名既已永除,匪跡自無蹈襲?！卑凑崭？蛋驳恼f法,“啯?！北旧聿]有意義,就應該正本清源,干脆就叫“川省匪徒”。他提出了解決啯嚕的十五條措施:

一、保甲宜就實在情形立法清厘;二、匪犯父兄、保甲應即分別治罪;三、窩家宜設法嚴拿;四、宣講圣諭廣訓及上諭、律例各條,責令教職專司其事;五、賭博亦倍加嚴禁;六、兇刀實力查禁并請從重處治;七、僧、道、啯、販亦分別責成稽查;八、流、丐亦分別收養及遞籍;九、海查弁兵宜概行裁革;十、銅、鉛各場沙丁宜嚴加稽查;十一、橈夫、水手宜設法稽查;十二、巡緝宜咨鄰省會哨;十三、流民宜責令關隘盤查;十四、鄉僻宜設望樓,以資守駐;十五、啯匪名目應請刪除。

乾隆閱折后朱批“俱望有治,令各治法,實力妥為之”,并沒有反對取消啯嚕的稱呼。實際上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后,檔案中仍然保持啯嚕的提法,說明?？蛋驳倪@個建議其實并沒有被乾隆采納(55)參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443-444頁。。

六、他們從哪里來?

參加啯嚕成為啯嚕子有若干模式,如被迫、結盟、謀生、被騙等形式。參加啯嚕有各種原因,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多是離開家鄉去外地謀生者,也就是清官方所稱的“流民”。他們都是因為生活所迫,在江湖上掙扎,他們的口供中,經常道出生活的辛酸和無奈。

在所有有參加原因的記錄中,被脅迫所占的比例為最大,特別是許多都是“逼脅背包”的形式參加的,就是說被逼迫作為背行李的力夫。但是也有相當多的是自愿加入,被抓捕以后為了推卸責任,宣稱是被迫加入的。下面的這些說法,都是他們的供詞,而且這些供詞也是經過了官員的復述。

劉老二系四川重慶府人,本年閏五月被王老幺“嚇逼背包”,同伙有二十多人。到永川縣東街,有四五戶大鋪子,王老幺等進去搶劫。到茶店子,“聞拿逃散”,然后去“推橈”(即當水手),與周老幺、鄧成德認識,“一同討吃”。后來周老幺因與鄧成德發生口角而分散。周老幺系湖南澧州人,原在四川蠟燭店幫工,四十四年在長壽縣被“棚頭”文才等“脅令入伙”,到梁山縣沙河鋪,見文才等強搶鋪子銀錢,又在艾子園搶奪客錢,并與熊光光等在婺川拒捕,“逃后推橈”,才與鄧成德、劉老二認識。他表示并未逼鄧成德入伙,亦無在沙河搶劫之事,因與鄧成德“圖奸口角有隙,致被誣賴”(56)《湖北宜都等地續獲啯嚕之李維高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8-1199頁。。這里“圖奸”的具體意思并不清楚,因為“圖奸”發生口角,根據檔案資料中所記載的,在啯嚕團伙中,強勢成員雞奸弱勢成員是經常發生的,因此所謂的“圖奸”,很可能與此有關。

鄧成德是周老幺的同伙,系四川石寶寨人,本年五月在重慶府臨江門外遇著周老幺,“誘去背包”,到腰店子,會著王小二等七人,走到沙河場,又見有多人“帶黃鱔尼刀在場兇搶”。鄧因為害怕,便躲在樹林里。周老幺將所搶布匹、錢文交其背負,并同逃走去做船工,“與同船之劉玉彩上岸討吃,隨與周老幺口角,被毆而散”。我注意到他們常用的詞“誘去背包”,似乎許多參加的人都是被騙去給他們當力夫。他們聚會的地方經常是“腰店子”,使用的武器是“黃鱔尼刀”,但是具體是什么樣的刀不是很清楚,現在所稱的“黃鱔刀”,一般是比匕首還小的刀,應該不是同類的(57)參見《湖北宜都等地續獲啯嚕之李維高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8頁。。

上面提到的劉玉彩,為四川巴縣人,本年閏五年“途遇啯匪”王老幺,“逼脅背包”。到永川縣東街,“見各匪強劫鋪內錢文,該犯遠立,未敢助勢”。王老幺將四千錢與劉,背至茶店子地方,“各匪分用”所搶錢財,但是劉并未得錢,后逃走,便去“推橈”,在宜昌認識周潮盈和鄧成德,因劉與周潮盈敘談,“是以為匪情事彼此皆知。鄧成德實系良民,偶與周潮盈口角,經該犯勸散,以致挾嫌誣賴屬實”(58)《湖北審明定擬并分別辦理啯嚕之周潮盈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5頁。。

鄒開太系四川綦江縣人,本年六月挑糖到青陽石鄉下售賣,遇張添飛等八人,“脅令背包”,鄒不允,隨即跑走,發辮被抓住,辮被割去半截,“遂背包同行”。到青陽石場口,鄒被令看包,他們搶得江西人及本地人布十一匹。二十八日他們到江津縣百林楊,又搶奪五串錢,還有并不值錢的“鞋面”,二十九日到黃泥場搶得白布、帽纓,后又在巴縣高歇場搶過兩斤多線麻,“聞拿各散,行到巴東被獲”。在官府看來,鄒開太“雖屬被脅隨行,止于背包,各匪搶劫時并未動手助勢,但既入匪黨,亦難輕縱,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照例刺字”(59)《湖北審訊定擬所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6頁。。

葉士明是四川梁山縣人,本年閏五月挑鹽到梁峰埡地方,遇見江大貫等五十六人,“逼勒入伙”。他們“皆持刀棍,白日在箐林藏躲,遇人搶奪,夜宿巖洞”,在該處只搶過肉、米、雞,到蠻子洞“搶豬宰食”,并奪零星食物。十四日到萬縣皋梁鋪,遇見販棉花客人,搶銀五十兩、錢二十串,銀由江大貫收存,錢則均分,葉士明并未得錢。二十日到一窩山,葉逃走,到當陽被獲。奏折說他“實止背包,并未同搶”(60)《湖北審訊定擬所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5頁。。

王成忠系四川涪州人,前年往豐都買米,路過綿羊嘴,遇見劉盛才等。劉盛才脅令該犯背包,“并與成奸”。這從另一方面印證了上面所提到的“圖奸”的問題?？磥懋敃r同性性關系在他們團伙中是常見的。劉盛才在長壽、梁山等縣連次搶過客人布匹錢文。今年到了萬縣,劉盛才等“兇毆過客”,搶銀三十兩。在小江偷得劃船錢物,并打搶過客銀五十兩,“聞拿逃散”(61)《湖北宜昌等地續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2頁。。

另一份資料則提供了這個案子更多的信息:乾隆四十四年八月,王成忠在涪州綿羊嘴遇見“啯匪”劉盛才等,被劉盛才割破左耳“逼脅入伙”?！案鞣恕痹陂L壽縣“打搶布匹”,又在梁山縣葫蘆壩“搶劫錢文”。王成忠脫逃,但被劉盛才等拉回,“令背行李”,見過劉盛才在萬縣及小江口“打劫過客錢兩、鋪蓋,該犯并未幫搶分贓”。胡添才是四川江北廳人,乾隆四十五年在磁溪口被“啯匪”陳老七“逼做干兒”。到璧山縣白石驛大古峰空廟,見有許多人,為首李貴等,各帶器械,到高腳樓打搶潘家錢布,陳老七分得二千錢,交胡添才背負,被村民追捕,胡“頭上被傷,棄錢逃走,并未助勢分贓”(62)《湖北審明定擬并分別辦理啯嚕之周潮盈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5-1206頁。。

根據巴東縣捕獲“匪犯”李添才的口供,他是貴州婺川縣人,現年十八歲。今年三月間,同堂兄李添良等往四川彭水縣江口地方背鹽販賣,走到彭水合掌棚,田洪鳳店里出來一伙“啯匪”,共三十九人,各持器械前來搶劫。李添良等逃脫,李添才被“啯匪”拿住,背負行李。后他乘間逃回,“因懶去種田,復投啯匪群內”。他在逃脫啯嚕以后,又自動回到這個團伙,說明在這個團伙中,他已經嘗到了甜頭。李添才隨同啯嚕在合掌棚、界子壩等處搶劫過路人兩次,聞官兵捕捉,因害怕而逃走,到巴東被獲。他說這伙“啯匪”三十九人內,只認得黃龍升(即李小八)、馬龍(即朱七兒)、劉世全、劉老么、劉云武、黃老六、熊四兒、黃大麻子(混名又叫鳳凰)、田太硯、田太慶、田太云、田太受、鐘老六、吳世寶、陳龍、蔡老滿、福海、徐成,并窩家田洪鳳,“其余不知姓名”(63)《四川巴東續獲啯嚕之李添才等并嚴審定擬》,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7-1188頁。巴東當屬湖北,這里“四川巴東”的說法,估計是檔案整理者的失誤。。

鄒開太是四川綦江縣人,在宜昌被捕獲。根據審訊,鄒小名珍庚娃子,父名鄒云山,母病故,有個十歲的弟弟。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往青陽石賣糖,夜宿楊姓飯店。次日,糖未賣完,挑下鄉去,在樹林遇八個人,要他的糖吃,鄒開太不肯,那些人拿刀恐嚇,令與背負包袱,還將鄒的辮子割去。背包隨行至青陽石,搶得江西人布店白布七匹,本處人家白布四匹,到百林場搶得銅錢五千,到黃泥場搶得白布等物,到高歇場搶得線麻等物。其他人搶劫時,鄒開太“看守包袱,并未在場”?；飪日J識張添飛、劉添福、李疤子、劉先約、彭祥約、楊福保、楊世明、張子惠、齊果賢、蘇正明、蕭理太即蕭和尚、鄧小二、陳子會、彭十保、徐開第、陳守先、陳興隆、陳華約等。他們到了重慶府,聽到官府抓捕的風聲很緊,便各自散去,即所謂的“聞拿各散”。鄒開太逃去做了船夫,在巴東被獲(64)參見《四川巴東續獲啯嚕之李添才等并嚴審定擬》,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8頁。。

張宗榮是四川巴縣人,這年閏五月往合州探親,在草家場遇見“啯匪”黃啟宗等十余人,被“逼脅隨行”。他見黃等各執器械,搶劫場上不知姓名人家四十千文,“聞拿各散”,逃至巴東縣被抓獲。其供詞稱“實止隨行,并未幫搶分錢”。劉貴,本名帥正前,四川合州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夔州府遇見熟人的楊廷貴,“脅令”跟隨走到云陽老龍洞地方,見到劉繼章、譚起奉、周貴等,“令拜從劉繼章做干兒子”,改名劉貴。劉繼章等各帶器械,又強拉了楊起珍背包。走到安坪,“實止隨行,并未幫搶分錢”。按“新定川省啯匪之例”,數至十人以上,“被脅隨行者發遣為奴”。將張宗榮、劉貴、楊起珍按以上定例,發新疆伊犁給厄魯特為奴(65)參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第441-442頁。。

當然,還有更多的人加入啯嚕是為了謀生,有的是走投無路,只好依靠落草為寇,打家劫舍。他們中雖然許多也是從“背包”開始入伙的,但并不是被“嚇逼”“脅令”“逼勒”,而是自愿加入的。楊在秀系四川龔灘司人,本年閏五月在萬足場賣柴,遇見吳文孝、劉金才,“叫令背包”,走到木根坡,吳文孝等搶得銀封、衣被到萬金柳地方換錢,雇船裝染料及煙葉,“謊稱受人托帶”。到萬縣遇何麻子和一個和尚,四人一同上岸,令楊在秀看船,每隔幾日,吳文孝等給楊五百錢并布衫、小襖等物件。李老七系四川成都府人,在陜西興安州種田。今年三月遇見張德有等九人結伙,還有不知姓名者四五十人,在安州小北門外搶曹家、柳家各綢緞鋪,又搶江西王客錢文,俱在夜間,并將分得綢緞寄在大北門外朱開華家,后來“聞拿各散”。李逃至清溪鋪被獲(66)參見《湖北宜都等地續獲啯嚕之李維高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9頁。。

嚴正綱系四川合州人,在重慶府黑子石遇見趙子明等,“叫令背包,許以食用”。本年三月中旬后,到梁山縣遇見蔣老幺等,同至一大山嶺打搶,嚴正綱在外看包,趙子明等搶錢八千、米一石,嚴得錢五百文。又至古樓坪搶米數袋、錢五千,嚴也是看包。至五月中旬,到了太平縣,遇到趙子隴等二十多人,趙子明始令嚴正綱入伙,“給刀同搶”?；锉娙嗳?持械搶得二十多串錢、兩石多米,嚴分錢一千文。趙子隴等二十余人從大路進魚筌口,嚴隨趙子明等從小路翻山同逃,聽聞蔡友應被拿,又分散逃跑被獲(67)參見《湖北審訊定擬所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4-1195頁。。

朱玉是巴東人,今年五月,與孫達包子到四川開縣尋生意,二十日到分水場,遇著熟人王三豹,與王一起的叫董老五,朱被“拉入伙內”,有多人“俱不認識”。遇開縣的兵役追拿,“匪眾拒捕”,王三豹刀傷三個兵役,眾人逃走。王三豹、董老五與朱玉逃至黔江雙牛壩,王三豹見“有背錢客人,上前搶奪,客人阻護,被董老五拉住,王三豹即將客人毆打”。朱玉同孫達包子搶得三千二百錢,王三豹、董老五各分錢一千,朱玉與孫達包子各分錢六百。朱玉帶鐵尺一把,“并未傷人”。逃后被王三豹供出,在巴東被抓獲。孫達包子即孫大保,也是巴東人,與朱玉幫搶時,“手執木棍,并未傷人”,口供與朱玉相同。劉添貴為四川長壽縣人,今年三月在晏家場遇著蕭均倫,“叫令背包,拜做干兒”,一同到墊江縣付合場,蕭均倫與陳小二等邀約搶奪,在郭蘭橋搶過賣布人四千錢,四月二十日在土主廟搶過賣豬人四千錢,還有布匹、棉花,到墊江沙壩游六家“匿贓賣用”。劉添貴“并未同搶分錢,散后在巴東被獲”(68)《湖北審明定擬及分別辦理啯嚕之朱玉等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207-1208頁。。

劉理壽是江西贛縣人,因“赴川覓工”,這年四月,在云陽縣遇見“啯匪”李滿八、嚴正剛等三十余人,令其入伙。李滿八給劉理壽刀一把,五月初二,同至湖北和四川交界的母豬場,搶奪錢十五千文、布十匹。又至四川合州來峰場搶奪客人錢和布匹,被“鄉總”追拿砍傷頭部。至湖南醴州被捕。向群才系湖南會同縣人,“赴四川覓工”。本年二月初八日至秀山縣遇見“啯匪”王老幺(不清楚是否與上面提到過的王老幺是同一個人)等六人,邀其入伙。二月十一日在四川秀山縣黃白坳地方,搶奪豬販子錢三千文,三月又在秀山縣搶奪過客的錢文。后因王老幺被“事主”打傷各自逃散(69)參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第440-441頁。。

周德是貴州清溪縣人,“因貧乞食”。三月初十日,至四川巴縣,遇“啯匪”劉胡子、周包包等,令其入伙搶奪。劉胡子系“啯匪頭人”。二十一日,令周德與其同伙各執刀棍,至巴縣馬場上搶奪“布客”銀五十余兩,布四十余匹;二十六日,又同至豬場上,搶奪“豬客”銀六十余兩,錢二十余千文;又在途搶奪過客錢兩千文。周德分銀二兩,錢三千文。五月間,周德被“客眾”用鐵尺打傷頭部,在逃匿中被捕。但是是何原因或在什么情況下被打傷,檔案并沒有交代,估計是在實施搶劫之際,被所搶的“客眾”所打。所謂“客眾”,應該是商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布客”“豬客”等(70)參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第439-440頁。。

李宏春是四川涪州人,本年六月被張順即嚴順等“誆約趕工”,就是說以雇傭為名,欺騙雇工入伙。遇周士宏、徐老八等,“速搶不認識人”,共十三個。因張順等沿途搶奪,李宏春“懼怕欲回,被張順毆打,遂同行走”。十一日,周士宏領眾到干溪場,“持械在場內亂搶什物”,又到一家肉鋪搶肉,周士宏被屠戶砍傷左腕,徐老八被傷左臂。李宏春“躲在一邊”,后來跑散。李宏春逃走,“推橈被獲”,就是說逃去當船夫后被捕(71)參見《湖北審訊定擬所獲啯嚕之嚴正綱等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5-1196頁。。

在那些被抓捕的所謂的“啯?！敝?還有的是無端受到牽連者。鐘子升系湖南醴陵縣人,先在四川“算命度日”。本年四月在太平縣被啯嚕頭目金明思等“誘至金鳴庵內,留伊入伙”。后來再次審訊的時候,發現他所交代的“游方算命”是真的,但是他卻“并未遇匪入伙”,也就是說,他一開始的口供“系隨口編造冀免刑訊”。又如周玉其,湖南黔陽縣人,由于他的相貌和“在逃啯匪周包包相似”,又從四川來,所以被官府抓下盤問。周說自己在二月時去四川找弟弟沒找到,就在黔江縣楊玉元店內幫工,到八月打算回家。后查明周所講屬實,“俱非啯匪”,于是官府把他釋放,讓他回家。曾老二、曾老巖系同胞兄弟,湖南麻陽縣人。第一次審訊時,他們說自己在四川酉陽縣被田老二、楊古侗等“誘令結拜伙搶”。后到省城繼續審問二人。他們說今年正月從貴州銅仁中寨地方,靠砍柴、栽秧幫工度日,而且他們的親鄰“俱可質證”。前面供詞中的田老二等人,都是“種田之人”。范良才,“刻臂小竊”,這句意思不明,可能系過去由于小偷手臂上被刺青。彭世風,“自幼求乞”,兩人均系湖南龍山縣人,在四川秀山縣田泰祿家相遇認識,同在張熊和家幫工,“不認為匪”(72)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第438-439頁。。

七、活動模式和內部結構

湖廣總督舒?？偨Y了啯嚕的活動模式:“查啯匪始而結伙行強,繼已聞拿四散。近來屢獲之犯,或推橈寄食,或沿途乞丐,不過計圖漏網。但當此窮蹙之時,更防改裝混匿?，F在嚴飭弁兵,于深山密箐中上緊搜拿,并令各州縣責成鄉保嚴密稽查,遇有外來面生可疑之人,留心盤詰。一經獲犯,主加獎賞,庶匪徒無地潛身,可冀根株凈盡?！?73)《湖北宜昌等地續獲啯嚕之嚴正鋼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3頁。這些人有許多是船工(即所謂的“推橈”),有些甚至就是乞丐,都是社會的最下層,走投無路之時,便淪為盜匪。

雖然“結盟”在這個時期的啯嚕中并不普遍,但卻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李維高系湖北松滋縣人,父母俱亡,無兄弟妻子。四十三年到四川巴縣當船夫,即“推橈”。十二月遇到過去的熟人魏老虎,便“商同行劫”,邀集楊沙和尚、魏添瓏、劉在安等五十余人“結盟”。各攜刀械,赴梁山縣屬之普河場搶過一次,又在老營場搶過一次,后來官府查拿時“逃散被獲”。楊麻子系四川黔江縣人,本年四月在重慶遇著劉老十等,“叫令背刀桿”?！暗稐U”不清楚具體含義,可能就是刀和用做武器的竹桿。到馬鞍橋地方,劉老十搶得錢七串、布一擔。又到母豬場與楊老九等持械強搶場內錢、布,有鄉兵圍拿,劉老十等拒捕,殺傷鄉兵二人。同伙的簡老八、彭老十逃到川主廟,“被官差追拿槍斃”。楊老九及不知姓名四人、劉老十等被傷逃散,該犯至重慶推橈下來即被獲”。楊麻子的故事提供一個有趣的信息,簡老八、楊老九、劉老十、彭老十,這應該不是簡單名字的巧合,而很可能是團體內結盟的排行。舒常也說,以上七人的“供情尚有游移不盡之處”,也就是經常前后說法矛盾或者故事本身不合乎邏輯等,所以還需要“押解省審辦”。另外,他們還供出了一些同伙的名字,官府通報各地捉拿,即“將各犯供出首伙各匪開單飭屬,并分咨四川及鄰省一體查拿”(74)《湖北宜都等地續獲啯嚕之李維高等人并分別審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98-1200頁。。

傅開太即傅老十,籍隸東湖縣,在四川梁山縣一帶“討吃”,這里可能是指乞討,也可以是謀生的意思。本年三月初,行抵梁山縣界牌地方,有楊老大、趙滿一、胡萬年等并不知姓名共三十余人,邀傅開太入伙。次日,楊老大約眾在墊江縣皮家廟“燒香結盟”。三月十二日,傅開太隨同楊老大等抵長壽縣登機鋪地方,搶劫過客錢五十余千文。十三日,至大竹縣高灘地方,“誘脅”幼童王興國,認為干子,“日則背包,夜則雞奸”。十八日,至鄰水縣豬圈門地方,隨楊老大等搶劫趕集人錢三十余千文。二十二日,回至梁山縣回龍場,搶劫過路人錢五千文,被集上人追趕,傅開太與朱大漢用刀拒捕,將兩人腿上戳傷。其時,王興國年幼膽怯,凡搶劫時遠處躲避,傅開太因傷人,即帶回王興國逃走,先后被拿獲。胡文即吳榮,湖南祁陽縣人,初拜胡萬年為干父,三月入伙,即攜帶“蠻刀”,同到梁山縣回龍場搶錢,又在梁山縣老鶯場搶過路人錢三十余千,又至陜西楊柳河,當時官方捉拿的風聲緊,他們仍回至四川太平、云陽,被官兵打傷多人,胡文在利川縣被拿獲。根據對彭家桂、傅開太、王興國、胡文的“嚴訊”,發現他們“均不知利川魚筌口拒捕之事,亦不認識傷斃戮尸之蔡友應”(75)《湖北審明拿獲之啯嚕彭家桂等并已斬決梟示》,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舒常等,《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4-1185頁。。

這些“匪徒”為什么“敢于聚集多人,隨處搶劫,抗拒兵役”,而且“起于何處?意欲何為?”在舒常和鄭大進的奏折中說,四川人把“啯匪”稱為“啯嚕子”,也就是“光棍和泥腿”之類。之前他們不過是三五成群,官府一旦捉拿就銷聲匿跡?？墒?這次川省加緊搜捕,“竄入楚黔者百余人及七八十人不等,竟敢私立棚頭,拒捕傷差,實為歷來所無”。因此,按照他們的說法,似乎乾隆四十六年是一個轉折點,啯嚕首次開始集成大群,并且確定了“棚頭”(76)《遵旨復奏湖北嚴密擒拿四川啯嚕事》,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舒常,《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33-1134頁。。那么,可能啯嚕子由過去非常松散的組織向有某種固定組織形態的轉化。

按照四川總督文綬的說法,他們是“匪黨一伙,少或數人,多或十余人,向俱以年長之人為首,故稱為之長年兒的,其飯食、分贓等事,皆長年者經管,即俗所稱老大之謂。其有以強梁為首者,亦各以長年稱之?；蛴址Q為棚頭、輿夫、紅線、黑線等名,白日偷竊為紅線,黑夜偷竊為黑線,此皆匪類之市語”。而且,這些為首的匪徒,“名姓排行率皆變易無常,即同時同案之犯,所供本伙姓名、籍貫亦各不相同,且有一人數名皆非真名實姓,并拿獲到案又另捏供姓名者,必彼此質認始知某甲即系某乙,總屬鬼蜮伎倆”(77)《實力搜捕啯嚕務期無枉無縱》,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文綬,《朱批奏折附片》,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81頁。。

劉錚云是最早利用這些朱批奏折對啯嚕進行研究的。他根據這些案件中的165位啯嚕成員的口供,進行了數據分析。165人中,川人有87個,占52.7%;78人(47.3%)來自四川以外,其中湖南最多,占23%,其余依次是貴州(9.7%)、湖北(8.3%)、江西(6.3%)。這些啯嚕成員中并無兵丁。許多人的出身背景并不清楚。在已知出身的成員中,無業者超過60%,20%是雇工,其余則是水手、小販、僧人與匠人。啯嚕成員以二十來歲與三十來歲最多,大多數沒有家庭,天災人禍或家鄉地少人多,迫使他們必須外出謀生(78)參見劉錚云:《啯嚕:四川的異姓結拜組織》,見《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59-169頁。。

通過對乾隆四十六年檔案的描述,我們似乎可以總結出啯嚕的一些特點:第一,結成了團伙,幾乎都是青年男性,甚至許多少年也卷入其中;第二,規模大小不定,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幾十人;第三,他們是持有武器的暴力團伙,搶劫市場和行商,還敢于與官軍進行武力對抗;第四,流動性大,常穿行于省界官府控制相對薄弱之地;第五,身份轉換特別快,一旦遭遇官軍追捕,便可很快從山區逃到長江或者支流上充當船工,飄忽不定,易于隱藏;第六,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第七,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哪怕他們也開始有“帽頂”“棚長”等頭目,內部也沒有任何組織的規則;第八,他們的姓名、排行、籍貫等皆“變易無?！?而且帶有隱蔽的性質,顯然是為了自我保護。

結論:啯嚕不是哥老會的前身

啯嚕主要活動在四川與湖北、湖南、陜西、貴州的交界地區,這些地區是深山老林,非常適合啯嚕的生存。國家的力量離得太遠,派軍隊清剿也是鞭長莫及,啯嚕子隨時可以進退自如,消失在崇山峻嶺。為什么乾隆四十六年啯嚕在川鄂湘三省交界處突然增長?啯嚕從乾隆初便在四川出現,在巴山老林不斷聚集發展,形成了獨特的地域和社會生態。啯嚕的擴張也應該與乾隆后期整個社會矛盾的激化有關。這時所謂的盛世,已經顯露出嚴重的敗相,人們生活困苦,流民增多,盜匪數量上升,而官員對地方的統治手段則越來越殘酷。

清政府對啯嚕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打擊,對為首者皆處以極刑。特別是在乾隆的嚴厲督促之下,從重從快,地方官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難免濫捕,刑訊逼供,濫殺無辜,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錯案。特別是那些受脅迫的少年,先是被那些所謂的“帽頂”所欺辱,然后被政府所迫害。那些地方官為了給上峰交差,根本不管是否抓住了應該抓獲的對象,因此政府的清剿可能給老百姓造成次生災難。

以此事件為導火索,在乾隆皇帝的親自督促下,一場波及四川、湖北、湖南、貴州和陜西的剿滅啯嚕的活動展開,一直持續到本年年底,不但最終導致了四川總督文綬被諭令撤職流放伊犁,許多州縣官丟掉了烏紗帽,大量的所謂“啯匪”被斬首、梟首、戮尸、流放為奴,一時腥風血雨,籠罩各省交界地區。其實,啯嚕問題由來已久,從乾隆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已經“辦獲搶奪劫竊及拒捕傷人”等案,各種處罰包括梟斬、絞決、發遣各犯,每年有一百數十名至二百數十名不等(79)參見《四川遵旨復奏仍四路緝捕啯?！?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文綬,《朱批奏折》,見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9冊),第1144頁。。從今天觀之,每年大概一兩百人卷入啯嚕案,相比當時川、鄂、湘、陜、黔上億的龐大人口,無論如何都是非常小的事件,顯然都不值得乾隆大動干戈。這場啯嚕案,也讓我們想到十三年前,也就是1768年彌漫江南的叫魂案,乾隆將一個依靠傳言、恐慌、無知等流傳的所謂“叫魂”行為,弄成了一個震動官場的清洗運動。而那些所謂用“叫魂”“謀反”的事件,都是沒有真憑實據的謠言,孔飛力的《叫魂》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思考。

關于四川的啯嚕,學界已經有若干探討(80)關于啯嚕的一些研究參見吳善中:《從啯嚕到哥老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秦和平:《川江航運與啯嚕消長關系之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1期;吳善中:《清初移民四川與啯嚕的產生和蔓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龔義龍:《清代巴蜀“啯?！毙再|研究——以〈清代巴縣檔案〉與巴蜀古籍為依據》,《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梁勇:《啯嚕與地方社會的治理——以重慶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13年第1期;常建華:《清代“啯?！钡某跖d與語義新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1949年之后,不少學者的研究,把哥老會的起源與啯嚕聯系了起來,黃芝岡先生可能是其中最早對哥老會起源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1951年《歷史教學》發表了他的《明礦徒與清會黨——四川哥老會考證》,認為“哥老會原是明萬歷間河南的礦徒組織,當正名為‘角腦’”。黃芝岡的依據是明代王士性《豫志》所說,那些礦徒裝備有“長槍大矢,裹足纏頭,專以鑿山為業,殺人為生,號毛葫蘆。其技最悍,其人千百為群,以角腦束之,角腦即頭目之謂也”。按照黃芝岡的說法,“角腦”即哥老會首領“龍頭”,腦即是頭,龍頭有角,所以稱為“角腦”。他進一步解釋道,“龍頭”也即是“硐頭”,硐是礦洞,礦洞里祭祀有“礦脈神龍”,所以稱為龍頭,但切口卻稱“角腦”?！对ブ尽氛f他們的開采地點“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跡不到”,所以這類硐頭稱為“角腦”,到后來轉為“啯?！薄案缋稀?“便漸與原義相失”。黃芝岡認為,到了清代,“礦工和深山大谷的燒炭工人”,再加上“燒山種靛的窮苦農民”這一類私采組織,是“教黨”和“會黨”的前身,這類組織用“開山”“進山”“山主”“龍頭”等江湖黑話(81)參見黃芝岡:《明礦徒與清會黨——四川哥老會考證》,《歷史教學》1951年第3期。。的確,袍哥組織內部這些詞是普遍使用的,但是把后來哥老會內部使用的這些詞,和采礦與“礦徒”聯系在一起,則很牽強,所以后來的研究者附和這個觀點的幾乎沒有。

蔡少卿先生在分析了各種關于哥老會起源的說法之后,不贊同鄭成功起源、天地會與哥老會同源的觀點,而認為哥老會發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嚕會,到嘉道年間,由于南方天地會勢力的北移,與川楚一帶的白蓮教、啯嚕勢力相會合,經過相互滲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會的組織名目。同光年間,隨著湘軍等軍伍的遣撤,和破產勞動者無業游民隊伍的激增,哥老會即勃然而興。哥老會不是啯嚕組織的簡單重現,或名稱的變異,而是以啯嚕為胚胎,吸收、融合了天地會、白蓮教的某些特點,在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定社會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的無業游民組織(82)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05頁。。

秦寶琦先生總結有關哥老會起源的說法主要有兩種,即鄭成功創立說和啯嚕演化說。鄭成功創立說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為了“革命排滿”的宣傳而提出,認為哥老會是康熙年間鄭成功在臺灣為了“反清復明”而創立,其主要依據是哥老會內部流傳的《海底》。劉師亮則是這種說法的最為人們所知的故事講述者,他的《漢留全史》也是這種觀點的最佳傳播物。所以秦先生說,“這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卻成了哥老會緣起的依據”。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浙江聯絡會黨時,為了動員哥老會成員參加反清革命,也特別強調哥老會與天地會皆為鄭成功所創立。秦先生同意啯嚕說,但是他進一步地分析說,籠統說哥老會來源于啯嚕并不確切,因為啯嚕在四川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活躍在川楚陜老林地區從事搶劫活動,另一部分則在川江上充當水手纖夫,而哥老會并非來自老林地區的啯嚕,而是由川江上游失業的水手、纖夫的啯嚕演化而來(83)參見秦寶琦:《中國洪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0-251頁。。但是從本文所引述的乾隆四十六年許多啯嚕案的細節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所謂山林啯嚕和川江啯嚕的區分幾乎是沒有的,他們就是兩位一體,身份隨時都在轉換。

劉錚云先生根據清代檔案的研究,指出早在1796年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以前,啯嚕的組織便已活躍于川東與陜楚交界的山區。雖然他們的勢力“不曾發展到可以威脅清政權的地步”,但是乾隆對啯嚕的活動一直非常警惕,不斷要求地方官員進行清剿。不過,“啯嚕終究還是躲過了官方的圍剿,而與天地會、哥老會等更有規模的組織持續活躍到19世紀”。但是劉先生并沒有明確表明哥老會起源的觀點,只是說“有學者認為啯嚕是哥老會的源頭,因為二者都使用同樣的名目稱呼其頭目,行動方式也有類似之處”。但是他認為,19世紀50年代哥老會的出現“并不代表啯嚕的消失或轉變”,因為直到清末,啯嚕仍在四川各地活動,“搶奪、奸拐仍舊是啯嚕的主要犯案行為”。也就是說,當哥老會已在各地起事擔任抗清的大任時,啯嚕仍然“只是一群游蕩人口組成的盜賊組織”。哥老會并沒有取代啯嚕,“啯嚕依然只是一個單純的異姓結拜組織,而哥老會已發展成為有十個層級的復雜組織”。不過,劉先生指出兩者“有一共同基礎:異姓結拜”,承認“如同啯嚕一樣,哥老會也是一個由社會邊緣人組成的團體,大多數成員是遣散的兵丁與水手、礦工、雇工、走私客、無業游民等無根之人”(84)劉錚云:《啯嚕:四川的異姓結拜組織》,見《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第157、178-179頁。。

上面所舉黃、蔡、秦三位先生,甚至包括劉先生,皆在不同程度上認為哥老會起源可以追溯到啯嚕,其實這也是近幾十年大多數研究哥老會學者的觀點,畢竟啯嚕有檔案資料的記載。不過四位先生的觀點稍微有點不同。黃先生追溯最遠,從“硐頭”,到“角腦”,轉為“啯?！?最后到哥老會。蔡先生認為是啯嚕吸取了天地會、白蓮教的一些因素后,轉化為了哥老會。秦先生把啯嚕分為川江和山林,但是轉化為哥老會者是川江的那部分。雖然劉先生并沒有明確表示啯嚕就是哥老會的前身,但是至少他同意它們在組織上的相似性。

從官方的描述和啯嚕自己的口供所透露的信息看,啯嚕的組織結構非常松散,有時候,他們采取結拜形式來加強他們之間的紐帶和約束,但是結拜并非常態。這樣一個組織,也沒有顯示任何的政治目的,就是純粹的盜匪團伙。其以四處流竄的無業年輕人為主,甚至強迫一些青少年加入其中,最多的情況就是所謂的“脅迫背包”,其實就是充當苦力的角色,他們甚至并不一定參加搶劫行為,在官軍追捕緊張的時刻,還試圖逃脫啯嚕頭目的控制,回到正常的生計之中。許多便是在山林和大河之間往返:進則在山林中參與啯嚕子的非法活動,退則返回大河充當船工,成為江湖上流動最大的人群。

其實,“啯?！钡降资窃趺匆换厥?并不復雜。川鄂湘陜黔交界特殊的地理環境,為游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藏身之地。根據檔案資料,就是一些窮鄉僻壤,特別是在川鄂湘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下層流民形成的犯罪團伙,因為無以為生而落草為寇。他們不是霍布斯鮑姆所描寫的那些反抗統治者的俠盜,甚至也不是《水滸》中替天行道或者羅賓漢那樣的劫富濟貧與國家力量對抗的暴力集團。在接替文綬任四川總督的?？蛋部磥?“啯匪字樣本無意義,若留此名色,轉難示儆,請于條例改為川省匪徒。惡名既已永除,匪跡自無蹈襲”(85)劉子揚、張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第1冊),第443頁。。按照?？蛋驳恼f法,“啯?！北旧聿]有意義,就應該正本清源,干脆就叫“川省匪徒”。這樣一個忽聚忽散的盜竊集團,后來竟然被許多歷史學者視為哥老會的前身?？梢栽O想,如果那些早期哥老會的創建者還在世的話,我想他們一定會忍不住大喊冤枉了。

在哥老會自己的文件中,從來沒有來自啯嚕的任何蛛絲馬跡,但是為什么1949年以后,認為啯嚕是哥老會前身或者來源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認同?之所以這樣的觀點日益流行,我認為是研究者對清宮檔案中間似隱似現的信息進行過度的解讀,如啯嚕有所謂的“結盟”“拜把”的行為,但這無非是當時下層社會的一個非常普遍的做法,我們的研究者卻把啯嚕和哥老會進行勉強的比附。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采用了清廷以及清官員對哥老會污名化的那些記錄,也就是把哥老會與曾經在川陜鄂湘黔交界處以搶劫為生的犯罪集團聯系在一起。這是官方話語霸權對邊緣人群研究影響的一個非常突出的事例。由于篇幅的關系,這里不可能進行詳細的討論,筆者將另有專文詳細闡述這個問題(86)參見王笛:《袍哥的精神和組織起源——衛大法師“漢留四書”的解讀》,《安徽史學》2023年第3期;《“啯匪”與“會匪”:哥老會起源的新思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