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景象和新方向：歐洲罷工潮重現的動因

郭靜

【關鍵詞】歐洲 工人運動 身份政治 經濟議題 社會契約

【中圖分類號】D415 【文獻標識碼】A

由于通脹水平持續高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英國最大的鐵路員工工會——英國鐵路、海運和運輸工人工會于2023年7月20日、22日和29日三次舉行罷工，超過2萬人參與罷工。2022年以來，大規模的罷工在歐洲國家頻繁發生。2022年的“不滿之夏”從英國伴隨寒冬蔓延成歐洲主要國家的“不滿之冬”，在2023年春天萬物復蘇時升級為“不滿之春”。持續的大規模罷工潮，與疫情之前在歐洲國家蔓延的民粹主義運動具有不同的特征，是歐洲國家多年未曾出現的“老現象”。

罷工潮再現：歐洲社會運動的“返祖”

在歐洲國家，罷工現象時有發生從未遠離。但是，從歐洲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來看，自二戰后福利制度在歐洲國家建立以來，罷工活動逐步失去了普遍的社會同情，規模浩大持續性的罷工潮基本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澳等國發生了反對右翼執政黨推行經濟私有化、緊縮福利政策的大規模罷工，這輪罷工的失敗標志著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罷工活動不再具有自然的正當性。隨后深度全球化快速推進，歐洲國家制造業外移加速，經濟社會結構“白領化”，“后物質主義”議題成為社會運動的主流。

后現代的社會運動主題，對應的是后現代的社會運動形式。后現代的社會運動主題，與罷工的重要區別在于訴求類型不同。罷工的訴求是維護特定就業崗位群體的具體利益，主要是薪資水平、工作時長和勞動條件改善等，這類訴求要求在短期內實現的迫切性較高。后現代社會運動的訴求，往往涉及公共性議題，如反對政府某項政策、反戰反核、環境生態保護、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力的擴大等，即便是涉及特定群體具體利益的社會運動，如性別議題、特定族群議題等，也具有一定的普惠性。此類訴求要求短期內實現的迫切性不高。議題的公共性和長期性需要可持續性的社會運動形式，如“嘉年華”式的游行示威、公共媒體公開集會張貼標志等宣傳倡議活動。這類社會運動形式的特點是成本較低，對于經濟社會運行的正常秩序只帶來很小的成本和負擔，參與者為此付出的代價也較小，一般是在工作之余參與活動。低成本的社會運動形式，其可持續性較高。久而久之，后現代的社會運動被視為培育公共意識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活動，得到廣泛的社會接受。

與后現代社會運動的公共性訴求和低成本形式相比較，罷工可謂反其道而行之。罷工活動會造成經濟社會運行某個環節的暫停，會造成或局部或全局性的社會成本增加，與其代價要由公眾承擔相反，罷工的訴求是維護特定就業崗位群體的個別利益。罷工與后現代社會運動活動的收益-成本關系，恰成鮮明的反襯，罷工不再享有自然的正當性。對于罷工的社會同情度不復過往，也是一些罷工失敗的重要原因。

這一趨勢在近兩年出現了反轉。歐洲國家重現罷工潮，造成的經濟代價社會成本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卻得到了較高的社會同情度，可謂是社會運動的“返祖現象”。被打上因“私利”而損“公益”負面標簽的罷工，重獲正名，得到廣泛的社會同情。解開這一反轉現象的奧秘，是理解此輪罷工潮的關鍵。

在訴求方面，此輪罷工潮除了少數罷工涉及公共事業部門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反對援助烏克蘭等公共議題之外，大多數罷工的目標仍然是加薪和福利待遇等傳統訴求。在形式和效果方面，此輪罷工潮具有規模大、多個行業接續、多輪反復、經濟社會損失嚴重等罷工潮的傳統特征。而且，在經濟社會損失方面，此輪罷工潮不僅是后現代社會運動不可同日而語的，與歷史上的罷工潮相比，也可稱為史無前例。

歐洲新罷工潮的特征

規模大。歐洲多個國家的罷工創造了歷史最大規模。2022年，英國的罷工潮創新了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最大規模和最廣范圍。202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舉行的法國五一游行被認為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之一”，全法有78.2萬人參與游行，聚齊了法國八大工會的成員。德國的公共交通工會組織了近30年來最大的全國性罷工。西班牙自2023年3月起大約有40萬人參加抗議活動，也達到了歷史最大規模。

多輪反復持續。2022年以來，歐洲國家的罷工呈現此起彼伏連綿不絕之勢，這是由三種情況形成的。一是多個行業相繼發生罷工，二是因沒有達到罷工目標而出現了多輪罷工，三是為展現罷工的破壞性后果而組織持續時間較長的罷工。例如，自2023年1月19日以來，為阻止政府通過退休年齡延遲政策，法國爆發多輪多行業參加的罷工。德國國營事業員工與政府談判，經過郵政、交通和醫療機構員工的反復罷工，才得以打破談判僵局，最終達成加薪5.5%協議，取得罷工成功。世界性制藥業頭部企業葛蘭素史克員工自2022年5月2日起在英國各地舉行的罷工持續了近一個月。

以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為威懾。此輪罷工潮組織者和參與者對其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代價，不回避也不愧疚，而是公開表明就是要用“讓國家陷入停頓”的災難性后果，展示罷工的威力，以達到罷工的目標。在罷工期間，地區性甚至全國性的公共交通、郵政、城市環保、醫療、消防員等維持社會運行的基本公共服務出現了暫停。罷工嚴重打擊了歐洲國家困難重重的經濟復蘇進程，也給民眾的正常生活制造了不便。

上述這些特點，無疑不能為此輪罷工潮提供正當性。此輪罷工潮具有較高社會同情度的奧秘，在于參與主體方面的新特點：高技能群體的參與度高。

此輪罷工潮的參與主體，是以公共事業部門等穩定就業群體為主。高技能的穩定就業群體，是此輪罷工潮的重要力量。航空、郵政、交通和醫療機構中的高技能員工和公共部門職員，參加本行業工會組織的罷工，或者響應總工會和其他行業工會組織的罷工活動，與傳統罷工參與主體如低技能雇員和靈活就業群體一起，擴大了罷工的規模，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罷工的破壞力。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是：西班牙有80%的司法公職人員參加了罷工；具有125年歷史的英國中學校長協會，首次就是否舉行罷工進行投票。

穩定就業群體是歐洲國家經濟社會秩序和社會主流態度的“溫度計”。隨著二戰結束歐洲國家經濟進入長時段的黃金時代，高技能的穩定就業群體逐步發展壯大，他們受益于歐洲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優勢地位，享有較好的薪資和福利待遇保障。他們是后現代社會運動的擁躉，對于產業工人的罷工逐漸不再抱有同情態度。這也是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移后，罷工隨之在歐洲國家消退的社會基礎。2022年以來，一個現象級的新變化是穩定就業群體的憤怒日益高漲，溫和的后現代社會運動方式，不足以讓這一社會群體阻止自己收入相對下降和生活質量絕對下降的迫切需要，引起政府的充分重視和慎重對待，高破壞性的罷工成為現實選擇。這一社會群體參與罷工，意味著社會主流對于罷工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歐洲新罷工潮的背景和原因

罷工潮出現的大背景，是近年來區域政治形勢和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歐洲國家自主回旋空間收縮，被動性盡顯，應對之策左支右絀，解困之術難達預期。

一方面，歐洲國家的通脹率持續高位。受烏克蘭危機以來能源進口價格上漲的帶動效應，民眾的生活必需支出增長，而工薪增速低于通脹率。2022年，德國的年通脹率達到歷史新高的7.9%；2023年2月之后，德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8.7%，創新近30年來的最高水平。2022年，法國的年平均通脹率為5.2%，創40年來的最高值。2023年3月，歐元區的年通脹率創歷史新高，名義通脹率高達6.9%，核心通脹率為5.7%。受烏克蘭危機影響，歐洲國家各類能源價格如電價、汽油價、天然氣價等上漲至少一倍，有的增長了3倍。西班牙的能源價格漲幅最驚人，迅速上漲了72%。同時，歐洲各國生活必需支出，因能源價格、食品價格、房租等物價全面上漲而大幅增加。但是，在不景氣的宏觀經濟形勢下，企業不愿相應提高員工的薪資；公共事業部門的工薪水平，政府以控制財政赤字水平為由拒絕提升。包括高技能群體在內的民眾，普遍面臨生活質量下降的現實壓力和進一步惡化的預期。

另一方面，歐洲國家財政支出方向之爭。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國家為烏克蘭提供的軍事、經濟援助價值不菲，因制裁俄羅斯而遭受的經濟損失更為巨大。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持續，這些新增支出成為一項長期的財政負擔。財政支出額外增加，收入卻無法開源。為重振經濟、遏制資本外流、降低企業成本、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歐洲國家普遍不愿采用加稅提費等措施?？s減財政的福利項目支出，是在歐元區的財政紀律約束下，政府平衡資產負債表、減輕財政長期性負擔的“理性”選擇。這一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引起已經承受多方面利益受損民眾的激烈反對。例如，引發今年法國多輪罷工的導火索，是政府推出的退休年齡延遲政策。延遲退休年齡，涉及面廣，養老保障制度的所有參加者因切實利益受損而持反對態度，支持或同情罷工游行等活動。反對者認為，參加時間較早而因低技能往往更早失去就業崗位的勞動者，會因此政策受損最大。因此，相比統一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政策，削減富裕人群的養老金，或者把給烏克蘭的援助支出用于發放養老金，是解決養老金之困的更公正合理的改革思路。

在深度全球化中受益頗豐的歐洲，實際處于“飲鴆止渴”的狀態。深度全球化賦予資本超脫國家政治約束的能力。歐洲國家盡管始終是深度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這一進程可謂歐洲模式的“反動”。按照深度全球化的邏輯提升本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成為歐洲國家無可選擇的選項，包括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歐洲國家普遍右轉，瓦解“社會契約”，引發反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運動高漲。

歐盟理事會于2020年7月批準通過的“下一代歐盟”復蘇計劃，融合了適度的經濟民族主義和綠色經濟、數字戰略轉型兩種思路。這項復蘇計劃旨在修復和強化歐盟內部經濟發展，“著力點主要在于單一市場建設和大規模投資計劃。前者主要強調深化單一市場，建設歐盟銀行業和資本市場聯盟，修復和重建歐盟內部的價值鏈和供應鏈，減少對外部的依賴；后者則提倡在綠色經濟、數字領域能力建設等重點項目上的資金投入，引導各國經濟向綠色和數字化方向轉型”。

然而，預想規劃與落地見效之間還有重重不可控因素的干擾。最大的干擾源是美國實際奉行的“美國第一”原則和烏克蘭危機，二者聯袂改變了歐洲國家的區域政治環境和經濟財政等內政的外部形勢，擠壓了歐洲國家的自主空間。歐洲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受到了三重強干擾，即軍事和民生方面援助烏克蘭、能源供應引發的高通脹率、美國通過《通脹削減法案》等方式打擊歐洲經濟復蘇。多重沖擊下，歐洲資本離開實體經濟并且外流出歐洲。在烏克蘭危機局勢不明的大勢之下，歐洲資本和其他國際資本并不看好歐洲經濟預期。

歐洲國家在區域政治環境把控、經濟復蘇方面，盡顯被動之態，鮮有適宜之策。歐洲國家采用的財政貨幣工具和產業政策或許有緩痛一時之效，但是歐洲經濟全面復蘇應會姍姍來遲。對歐洲經濟未來預期不佳的，不只是資本，也包括歐洲各國的民眾。民眾對此大勢的憂慮和質疑，常態化的表達可謂是對空言說，沒有聽者沒有回音。民生日漸艱難的現實，執政者的束手無策、南轅北轍和權力任性，讓憤怒情緒在大眾中蘊積蔓延。非罷工，非聲勢浩大的罷工，無以產生撼動之效。此輪罷工潮，可言說的訴求是加薪和福利等個體利益，其無以言說而可意會的是用罷工的高破壞性表達的社會憤怒。

歐洲新罷工潮對歐洲政局的影響

此輪罷工潮，是歐洲政治形勢的一個標志性現象，也是塑造歐洲政策未來走向的一個動因。歐洲國家如何走出困境，取決于各方政治力量的思想準備和政治行動能力。對于歐洲民眾而言，關鍵不在于組織性，而是審時度勢的替代方案。歐洲民眾多年開展社會運動，其組織性不是政治能力的短板，此輪罷工潮展現了歐洲民眾的集體行動意識和組織能力。審時度勢的思想準備，是工人運動“從個別的罷工轉向整個工人階級解放全體勞動者的斗爭”的前提條件。歐洲民眾的思想認識準備顯然不足。

關于新的世界形勢下的歐洲未來，近十年來，有三種思想在歐洲國家逐步興盛，具有較高社會影響力。一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主張。這個思路屬于“保守主義陣營，則由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取徑構成”，要求發達國家實施逆全球化的經濟保護主義政策措施，以解決深度全球化導致的歐洲國家產業空心化。支持經濟民族主義理念的群體，在政治行為上最為活躍、沖擊性破壞力較強。在此輪罷工潮之前，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多個國家曾經持續發生民粹主義者組織發動的社會騷亂。民粹主義的主張攜社會騷亂之威，被新當選的執政者部分采納。

二是“重塑全球化”的主張。受益于深度全球化的經濟精英，認為現行全球化規則威脅到了歐美占據頂端的全球垂直分工體系，為維護歐美國家的“相對收益”，主張修改現行全球化規則，建立新規則。歐盟理事會于2020年12月7日通過的建立全球人權制裁體制的決定和條例，是這一思路的一項成果。該條例的通過意味著歐盟把人權標準作為國際經貿活動干預手段，首次設立專門機構，對于負責、參與或牽涉世界范圍內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個人、實體、國家及非國家機構采取經濟制裁行動，不論行為發生地為何處。

三是新進步主義的主張。該思路從全球性負面問題的角度，如貧富差距拉大、全球環境惡化等，反對深度全球化。這種思想觀念相繼提出并推動綠色環保主義、全球環境治理等措施，以規制深度全球化，應對全球性問題。新進步主義對經濟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均持批評態度，認為新冠病毒的流行不僅標志著市場全球化的局限，還標志著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更加致命的局限。新進步思潮認為，深度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已經到了不應也不能繼續回避的程度，全球化需要重建而不只是修復。新進步思潮認為，沒有全球性的制度支持，單個國家難以抵御全球競爭對于國內經濟制度的約束，能否保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取決于能否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利益。

新進步思潮改進全球化的方案，是改變全球經濟體系的“競低”原則，把綠色經濟、氣候正義、民主等原則貫徹到國家經濟政策、地區經濟合作和世界經濟規則當中，極大地減少財富掠奪，保護工人和平民。新進步思潮主張，推進新的發展模式，歐美國家應該利用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綜合使用經濟和政治手段，引領糾偏資本利益高于一切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規則。新進步思潮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構想，將氣候議程與經濟正義、改革再分配、以綠色健康實現經濟復蘇等政策聯系起來。例如，通過征收高收入群體的財富稅增加社會福利投入；提高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綠色標準；加強歐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度，在歐洲范圍內實行“共同稅收”，克服資本流動到“避稅天堂”國家，恢復歐洲維護社會團結的能力。

罷工潮的出現，宣告了歐洲國家現行的親資本政策，帶來的是社會契約的進一步瓦解，政治分歧的進一步對立。此輪罷工潮，表達的社會憤怒情緒具有廣泛性，同時也表現出政治對立程度的加劇，罷工得到反主流政黨的跨政治派別的明確支持。這意味著反對黨在議會中對執政黨的議案將持不妥協的阻擊態度，以迫使執政黨向罷工者妥協。議會出現“否決政治”，執政黨或者繞開議會強行推進，或者不妥協維持僵局，兩種情況都會激起社會不滿情緒的升級和擴散。平息罷工潮的過程，也是關于歐洲政治走向的政治博弈過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比較政治研究室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陸婷、東艷：《后疫情時期歐洲經濟的困境與出路》，《全球化》，2020年第4期。

②讓-馬克·夸克：《拒絕全球化抑或重新思考全球化》，《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期。

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