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歡離愁皆文章
——從女性人物形象看《死者》主題

湯 婷

一、引言

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是20世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所生活的時代，愛爾蘭正遭受著民族獨立運動失敗、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瓦解以及宗教力量的惡性蔓延，人們處于道德癱瘓的狀態。在救國失敗后，喬伊斯選擇了離開，開始了幾十年的流亡生活。然而，早年在祖國的生活為他提供了創作靈感和素材。他的許多作品都以愛爾蘭的都柏林或家鄉為背景，描述了當地的生活和文化，是愛爾蘭社會癱瘓的一個縮影，而喬伊斯創作《都柏林人》的意圖就是書寫愛爾蘭的道德歷史。

《死者》是詹姆斯·喬伊斯15 篇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中的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都柏林。主人公加布里埃爾·康羅伊在圣誕節前夜帶著妻子格莉塔去參加姨媽們舉辦的年度舞會，并且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晚會上，他與一些人物發生了沖突，導致他開始自我否定?；氐骄频旰?，他對妻子產生了強烈的感情，但卻發現格莉塔陷入了對已故年輕時男友的回憶中。在這一刻，加布里埃爾被徹底打敗，在故事的結尾處他獲得頓悟。在撰寫小說的過程中，作家通常很重視人物和主題，這是小說成功的兩個關鍵因素。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揭示小說主題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死者》中也是如此?！端勒摺分袑ε匀宋锏拿鑼憘戎赜诮沂竟适碌闹黝}，即愛爾蘭人民的精神癱瘓和主人公的頓悟與重生。

關于喬伊斯所著《死者》在國內的研究現狀，作者在中國知網高級檢索中輸入“喬伊斯《死者》”主題詞,并將時間節點設置為2000年至2022年12月,共檢索到112 篇文獻。通過閱讀和篩選,最終得到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文獻共99 篇（不含碩博論文）。通過對99 篇文獻進行梳理,作者發現國內對《死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主題,包括直接分析主題和通過剖析小說人物、敘事方式等來揭示小說主題；另一部分文獻則從作者自身、與其他作品的比較、語言學和翻譯學理論等角度研究小說。此外，雖然《死者》中刻畫了多位女性，但是分析小說中女性形象的文獻只有6 篇。

二、《死者》中精神癱瘓的代表性女性角色

《死者》這篇小說是詹姆斯·喬伊斯描寫女性形象的代表作品之一。通過《死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喬伊斯繼續揭露愛爾蘭社會的腐敗和愛爾蘭公民的保守、令人窒息，即愛爾蘭的精神癱瘓，作者“試圖在精神上解放愛爾蘭，喚醒愛爾蘭人的民族靈魂”［1］。這種精神癱瘓的狀態在幾位女性角色的生活中都有跡可循。喬伊斯多次運用象征手法來烘托小說的主題，將“死亡”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與此同時，在小說中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一個落后、封閉、死亡、平庸的城市，成為西方社會的典型代表，展現出現代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

（一）三位女主人的麻木生活

小說的題目是《死者》，然而作者把追述死者的背景設在西方社會每年最盛大的節日，通過環境的反差，營造一種傷感、陰郁的氛圍。三位女主人——凱特小姐、朱麗亞小姐和她們的侄女瑪麗·簡精心準備了一年一度的圣誕晚會，并邀請眾多親友參加，讀者感受到了小說里人物生活中的樂趣，而另一方面歡樂中卻孕育著憂傷，從晚會中的三位女主人身上，讀者看到了愛爾蘭人精神上的麻痹。

小說一開始就呈現出節日的熱鬧氣息，仆人莉莉忙著接待客人，而女主人朱麗亞小姐和凱特小姐也有說有笑。然而，當描述這座房子時，小說中是這樣寫的： “凱特和朱麗亞在她們的哥哥帕特去世之后，便離開了在斯托尼巴特的房子，帶著她們唯一的侄女瑪麗·簡，一起住到了阿舍爾島上這座陰暗、蕭條的房子”［2］?！叭ナ馈薄瓣幇怠?“蕭條”這些詞匯塑造了一種昏沉、憂郁的氛圍。

作者對晚會女主人的神態刻畫得十分詳細：“雖然她身體壯實，腰板挺直，但她那遲鈍的眼睛和微啟的雙唇，使人一眼便看出她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該去什么地方”［2］，以上文字是作者對茱莉亞小姐的描繪，她看起來就像“一個活死人”。在這兩位老太太周圍，沒有一個人真正關心和尊敬她們，即使是她們最喜歡的外甥加布里埃爾也在心里把她們稱作“兩個無知的老太婆”。

當客人們請求侄女瑪麗·簡彈奏曲子時，這首歌是如此晦澀沉悶，除了凱特小姐和瑪麗·簡本人以外，沒有人在聽。樂曲結束時，客人們給她熱烈鼓掌，但最響亮的掌聲來自四個年輕人，他們在樂曲開始時離開去茶點室，但鋼琴一停又回來了。非常諷刺的是，瑪麗·簡以為客人們喜歡她的表演，就紅著臉從房間里逃了出來。此處讀者可以感覺到瑪麗·簡的愚蠢呆滯。

此外，凱特小姐、茱莉亞小姐和瑪麗·簡都沒有結婚，她們沒有享受到家庭帶來的幸福，事實盡管是這樣，但是她們家的墻上卻掛著一幅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畫,這暗示著在內心深處她們渴望羅密歐與朱麗葉所擁有的那種美麗的愛情。此處也反映出莫肯家族的小姐過著凄慘心酸的生活。

通過對小說中她們日常生活細節的分析，讀者可以明顯看出三位女主人乏味和麻木的精神狀態，三位女主人的人生并非是正常的、幸福的。

（二）精神意義上死去的格莉塔

另一位忍受痛苦的女性是加布里埃爾的妻子格莉塔。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她的真實感受如何，她都不得不屈從于丈夫的意愿。加布里埃爾喜歡時髦的套鞋，所以他勸格莉塔也像他一樣穿上她的套鞋。小說中寫到了她的抱怨 ：“下次他要給我買東西，想必是一套潛水衣了”［2］。雖然讀者可以感覺到她的不情愿，但唯一的事實是，她也會穿上“潛水衣”。

與此同時，格莉塔并不愛加布里埃爾，但不得不假裝對他有感情，并把她對死去的年輕男友邁克爾·富里的愛深深地埋藏在內心很多年。格莉塔不得不面對婆婆對他們婚姻的反對，不得不帶著對已故邁克爾·富里的懷念和愧疚過著沒有激情的生活。

透過小說中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讀者能夠明顯體會到格莉塔的逆來順受和精神癱瘓。在作者筆下，格莉塔實質上已然是一個暮氣沉沉、活著的死人。

三、女性角色以及加布里埃爾的頓悟與重生

喬伊斯善于運用“頓悟”的技巧來安排小說的結尾，以此“反映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和對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感悟,讓主人公經歷瞬間的心領神會或者幻滅,從而對自我和人生獲得全新的認知和啟示”［3］?！端勒摺肥切≌f集《都柏林人》的最后一個故事。它不僅反映了《都柏林人》所有短篇小說所圍繞的“頓悟”主題，而且最終將短篇小說集升華到了“重生”的主題。在《死者》中，頓悟和重生都體現在主人公加布里埃爾·康羅伊身上。然而，他的精神轉變主要與三個女性有關，“三位女性角色（愛爾蘭腐朽習俗的象征）與‘死者’邁克爾·富里（凱爾特文化的象征）一道對男主人公加布里埃爾（盎格魯—愛爾蘭文化的代表）進行貶抑和閹割，致使其癱瘓、麻木，并最終變成‘活死人’”［4］。

（一）加布里埃爾與莉莉的對峙

第一位女性是看門人的女兒莉莉（Lily）。在西方文化中，百合（lily）是一種與死亡聯系在一起的花。莉莉為了派對在家里到處忙碌，這暗示著死亡充斥著這個家。因此，小說一開始就給人一種死亡的、陰郁的感覺。當加布里埃爾詢問莉莉什么時候結婚時，莉莉苦澀地回答他，“現在的男人全是騙子，千方百計占你的便宜”［2］。在莉莉的眼里，所有的白人男性都是一樣的。他們欺騙女人，得到他們想要的，最后拋棄女人。彼時，愛爾蘭社會處于男性掌握主導權的典型男權社會，加布里埃爾就是小說中男權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盡管莉莉的言辭并非針對加布里埃爾個人，但是加布里埃爾的自尊、自信、自我認同感開始動搖，他開始懷疑和否定自己，“他仍然因那女孩尖刻突然的反駁而有些失態。這使他情緒低落，為了驅散這種情緒，他整了整袖口和領結”［2］。此處，讀者也能體察到加布里埃爾敏感、善于自省的性格特點。

（二）加布里埃爾和艾弗斯小姐之間的沖突

使加布里埃爾第二次覺醒的女性是他的舞伴、同事艾弗斯小姐，她是一位激進民族主義者。她總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待問題，不能容忍任何所謂的不愛國行為。艾弗斯諷刺加布里埃爾寫給《每日快報》的文章不夠民族主義，但是在加布里埃爾看來，文學和政治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文學是超越政治的”［2］。 她質問加布里埃爾 “為什么去法國和比利時，而不去看看自己的國家”［2］。她指責加布里埃爾對他的國家和同胞知之甚少。加布里埃爾是進步的盎格魯——愛爾蘭文化的代表，他接受了英國文化，艾弗斯小姐由此批評其不愛國。在與加布里埃爾跳舞期間，艾弗斯小姐的刨根問底和一再追問迫使加布里埃爾反思自己的言行：文學是否真的能超越政治，自己究竟有沒有疏遠祖國。與艾弗斯小姐的對峙使加布里埃爾更加不安和憂郁，他的自我覺醒進一步深入。

（三）加布里埃爾的頓悟和重生

然而，導致加布里埃爾最終真正覺悟的女性是他的妻子。他們結婚多年，共同養育子女，從小說一開始，我們就能感受到加布里埃爾對妻子的欣賞和喜愛之情，“他那贊賞而幸福的目光，正從她的衣服上往她的臉上和頭發上游動”［2］。 在派對上，詹姆斯·喬伊斯這樣描述加布里埃爾對妻子的贊賞，“她輕輕地倚著他的胳膊,他為她屬于他而幸福，為她的高雅和做妻子的舉止而驕傲”［2］。 他以為格莉塔一定和他有同樣的感覺，但晚會結束后回到家里，妻子告訴他，在舞會上聽了《奧赫里姆的少女》后，她想起了死去的年輕男友，這位年輕的男友曾經給她唱過這首歌。這時，他的沾沾自喜被徹底摧毀了，“一種對自我人格的羞辱意識襲上他的心頭”［2］。二人間對立式的情緒波動表現出了這個婚姻共同體的離合狀態［5］。

富里是小說里真正的死者。加布里埃爾，一個擁有體面工作和社會地位的人，被一個死去的、長相平平的男孩邁克爾·富里打敗了，這個男孩多年來一直在格莉塔的內心占據著重要位置，而他卻一無所知，甚至自以為是地認為妻子的身心皆臣服于他——加布里埃爾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多么失敗的丈夫。邁克爾·富里為格莉塔而死，但他沒有。對富里的愧疚和懷念之情在格莉塔心中永生，在肉體上，生者比死者擁有更體面的工作、更優渥的生活，但在精神上，死者獲得了比生者更多的愛意和關懷。

詹姆斯·喬伊斯在小說中提到邁克爾·富里是來自愛爾蘭西部的人，這象征著不受英國殖民文化影響的愛爾蘭傳統文化。加布里埃爾被邁克爾·富里擊敗意味著愛爾蘭傳統文化的勝利，他接納了愛爾蘭的傳統文化。最終，加布里埃爾下定決心，動身往西旅行。這里的“西方”暗指生命的終結，以及愛爾蘭傳統文化的回歸。加布里埃爾最終達到了精神頓悟，變成了一個“活死人”。

在小說的最后一段中，詹姆斯·喬伊斯寫道，愛爾蘭各地都下雪了，雪花覆蓋了愛爾蘭的每一個角落。一提到雪，人們就會想到冬天，并進一步將雪與蕭條、腐爛和死亡聯系在一起。愛爾蘭到處都是雪，這意味著愛爾蘭充滿了死亡。在這里，詹姆斯·喬伊斯暗示了愛爾蘭人麻痹的精神狀態?！把┗ù┻^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2］。最終加布里埃爾達到了頓悟，并變得死氣沉沉，讓人窒息。同時，“就雪本身而言，除了和冬季一樣，是蕭索、冷清、衰敗、死亡、終結的化身外，它還可以化作春水，滋潤初生的嫩芽”［6］，某種程度上雪既是死亡，也代表著重生。 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愛爾蘭遍地大雪預示著這片死亡的土地會在不久的將來重生。

四、結語

詹姆斯·喬伊斯在《死者》中刻畫了多位女性角色，以她們的言論和行為作為線索有助于揭示小說的主題，即愛爾蘭的精神癱瘓和主人公的頓悟與重生。由此，讀者可以更加容易地了解《死者》的主旨，從而讀懂這位偉大作家的經典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