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裂化、碎片化、邊緣化:百年四庫學景觀論略

張 曉 芝

(四川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重慶400031)

四庫學研究歷史已逾百年,較早有價值的研究可追溯到阮元《四庫全書未收書提要》一書,而這只是四庫學研究的萌芽階段。四庫學研究的真正發端是在20世紀初,在長達百余年的歷程中,四庫學研究成果可圈可點,但縱觀四庫學研究史,依然有幾個方面需要思考。首先,四庫學為何,何為四庫學,這一基本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尚處于探究階段。四庫學研究群體,對這一根本性問題呈現出集體無意識狀態,偶有學者表現出探究問題的態度,但并未解決實質性問題。每位研究者都從自己的四庫學理念出發,研究不同的對象,造成同是四庫學研究但卻不知關聯性為何的奇怪現象。由此,四庫學研究出現了“層裂”景觀,即每一角度的研究形成單獨層面,難以看到擴張、聯系與關照。比如《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研究,只針對定本進行探究者甚眾,論及稿本與閣本較少,而深入探究稿本、閣本、定本關聯性的凸顯性成果亦尠。第二,四庫學研究成果零散,有學術史地位和意義者屈指可數,且多集中在民國時期和最近二十年這兩個時段。對已有研究成果借鑒吸收不足,導致重復性研究大量出現;對已有研究成果認識分析不足,導致領域拓展明顯受限。即使有角度、有問題,但卻因時間、團隊、學界認可度、內外評價機制等限制而難以展開系統性、規模性研究。四庫學呈現出“碎片”化研究狀況,雖只言片語或有開創之功,但對于百年研究史來說,步子邁得似乎慢了點。面對龐大的研究對象,學界表現出一種試探性前進態度,換言之,針對難度較大的問題表現出機械性退縮。迄今為止,學界對四庫學主要研究對象構架的領域探索不足,整體性、系統化成果長期缺席。第三,由于四庫學研究層裂化、碎片化特征明顯,部分研究成果歸入古代文學詩文專題研究、版本學研究、目錄學研究等領域,四庫學研究成果湮沒于不同專業,客觀性地被動“減縮”。這說明四庫學研究缺乏獨立性、標記性、特殊性等顯性特征,邊緣化程度明顯。同時,四庫學缺少研究陣地,國內外期刊發表四庫學論文者較少;而其他可稱“學”者,研究陣地已成規模,如紅學有《紅樓夢學刊》,敦煌學有《敦煌學輯刊》《敦煌研究》,辭書學有《辭書學研究》,簡牘學有《簡牘學研究》,而甲骨學研究刊物更是多達十數種,且上述諸學研究多受到世界矚目。四庫學研究陣地初創,規模不大,這就使得四庫學研究成果在“邊緣化”的過程中有可能被消解,逐漸失去特色。

一、“四庫學”概念含混的四十年及其層裂化產生的必然

“四庫學”概念如何提出,提出者何人,很多學者已經不再糾結這個問題了。周積明稱“‘四庫學’之名,其源無以考索”[1],何宗美說“‘四庫學’的說法始于何時及何人,似難確知”[2]。實際上,四庫學要想發展,并打算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四庫學”概念必須清理。而要想弄清“四庫學”概念,又必須分析其提出的時代背景、學術指向、理論架構等。

(一)“四庫學”術語范疇

“四庫學”一詞于1983年提出,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一文說:

到了民國,從事四庫全書有關問題研究的風氣很盛,所涉及的范圍也很廣:有的從事版本的探討,有的訂正提要的錯誤,有的論述四庫全書纂修的經過,有的則呼吁續修或影印四庫全書。這些研究,不僅超越了清代對四庫全書討論的范圍,更引發了中外學者對四庫全書的重視。事實上,四庫全書有關的問題,還有許多等待大家研究,為了使這門研究工作,成為系統的學識,我稱之為“四庫學”。[3]

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稱:

因為四庫全書收錄的繁富,修纂的過程又極復雜,故近代頗有專門研究其書的?；蜓芯克膸熳胄薜慕涍^,或輯錄有關四庫全書的檔案,或研究四庫禁毀的情形,或研究四庫著錄圖書的版本,或考證四庫提要的謬誤,故有“四庫學”之名。[4]

合并劉、昌二人所述四庫學研究的內容,包括《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著錄版本研究、總目訂誤、編纂檔案輯錄、禁毀書研究、影印與續修等六大主題。主題的提出并不意味著研究已深入,檢視1980年代之前的四庫學研究,發現上述六個方面均處于起步階段。根據劉兆祐統計的70年來有關《四庫全書》研究著作,去除重復,僅得31種,且有9種為稿本而并未實際刊行故多不為人所知。四庫學概念提出之初就存在“實”與“虛”兩個層面,所謂“實”,指的是已有研究粗略勾勒四庫學研究各領域輪廓,邊界較為模糊,淺表化現象突出;“虛”則是無論哪一領域皆未形成系統的學識。也就是說,直到1980年代初,四庫學研究領域尚未定型,研究體系尚未建構。那么,四庫學概念的提出其實就只是一個愿景。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世界書局出版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一書,其中“四庫全書通論”部分涉及今天四庫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從知識體系的總結到主要命題的提出,從《四庫全書》各類書目到續修《四庫全書》,對四庫學的宏觀概貌已有初步描繪。特別是楊氏所指《四庫全書》史上的幾個主要命題,如四庫全書館的搜集工作、四庫全書館的組織、四庫全書館中的學者、收藏四庫全書的七個建筑物、四庫全書的印刷問題[5]29-44,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四庫全書》研究應著重解決的問題,但直到1980年代初,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尚付闕如。

(二)“四庫學”學術指向

四庫學術語的提出,是為了繼續推進研究工作,“稱‘學’與否,最終并非由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來決定,而是以對此領域和對象研究推進的程度、取得的創獲、建立的體系等方面來考量”[2]。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對四庫學一詞的學術指向進行分析。

其一,四庫學研究指向并不明確。從《四庫全書》這一對象出發,凡與其有關的研究皆稱之為“四庫學”,這從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一文可輕易窺知。四庫學成為近似于無邊界的概念,這是因為《四庫全書》涵蓋清中期以前各種文獻,其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架構知識體系,使原本分立的個體形成相互關聯的整體,并以“提要”為總綱,使獨立著述之間發生聯系?！端膸烊珪泛w的范圍過寬、過廣,導致研究成果分類出現交叉甚至混亂。如研究某一書籍的版本源流,這與四庫學并無關聯。但如果從四庫館臣選用底本作為研究角度,那將被列入四庫學研究領域。事實上該文獻的版本源流依然是研究的重點,四庫底本是切入研究的一個角度。又如“《永樂大典》纂修研究”,這一論題與《四庫全書》毫無關系,而“《永樂大典》考”則涉及到清乾隆間輯錄《大典》佚書,編入《四庫全書》事宜,這才與四庫學產生關聯。

其二,四庫學研究指向并沒有建立在高度的學術認同基礎上。學者缺乏對四庫學術語確切內涵的思考,研究者自身甚至都不能有條理、有系統、有理論地呈現四庫學概念。從文獻角度出發者,四庫學包括四庫纂修史料學、四庫版本學、四庫目錄學、四庫?？睂W等;從纂修角度來看,四庫學涉及四庫館運轉研究、人員擇選與配備研究、書籍進呈研究、書籍禁毀研究等;從纂修思想層面來看,四庫學又涵蓋纂修官提要稿個體思想研究、稿本閣本及定本系統《總目》思想研究等。而由于各層面之間的立足點不同,研究成果往往出現相互撕扯、互不支撐的情況。特別是文獻研究與思想研究的差異,二者的結論時常相悖。四庫學應該從研究視角進行檢視,建立基本的學術認同體系。

其三,四庫學沒有術語化的過程。自劉、昌二人提出四庫學一詞,較少見到關于四庫學術語的討論。進入21世紀,學者偶有對四庫學一詞進行思考,然四庫學究竟是什么,現在看來也沒有一個完整、合乎邏輯的答案。簡言之,學者缺乏對四庫學內涵的基本思考。四庫學的內涵越來越模糊,外延似乎越來越寬闊。這是一對矛盾,在內涵不清楚的情況下,外延的寬闊是一種自欺欺人。范圍隨意擴大化,或將使四庫學走向偏頗。

其四,四庫學國際化話語缺失。四庫學的本國學術與世界學術幾乎無銜接,除日本、美國少數研究清史的學者偶有涉獵之外,尚無專門研究者。而在國際研究領域,甲骨學、敦煌學等有較多海外研究者參與。甲骨文發現120余年來,海外研究者遍布美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等數十個國家。敦煌學更是國際“顯學”,研究初期僅日本就集中了石濱純太郎、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小野勝年等一批學者[6]。四庫學研究對象并未像甲骨文、敦煌文獻那樣橫空出現,而是隨著歷史發展被時代推著前進的一個研究領域。

(三)“四庫學”成果分析

基于以上所述,四庫學學術指向的薄弱性毋庸置疑。但百年四庫學研究成果似乎不應忽視。通過對《四庫》研究成果的分析,一方面或許可對四庫學術語進行補充完善,建立系統的學科體系;另一方面可量化分析四庫學之研究現狀,以期為四庫學研究走向提供數據支持。研究成果的統計參以綜述類論著及各電子數據庫,運用統計學原理,呈現數字化特征。參與統計的主要文獻包括以下幾種:1.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2.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3.孫彥等編《四庫全書研究》;4.海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四庫全書研究》(《海南大學學報》增刊)和《中國首屆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四庫全書研究》;5.甘肅省圖書館與天津圖書館合編《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1908—2010)》;6.甘肅省圖書館編《四庫全書研究文集》(三冊,收文截止于2015年);7.《(首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會議論文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2016年);8.《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論文集》(首都師范大學,2017年);9.《第三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論文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2018年);10.《四庫學論壇論文集》(首都師范大學,2018年);11.《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南京師范大學,2019年);12.《四庫學論壇論文集》(首都師范大學,2019年);13.《第四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論文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2019年);14.《四庫學》集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以來,共9輯);15.《中國四庫學》集刊(中華書局,2018年以來,共7輯)。上述文獻收錄的四庫學研究成果有重合之處,自當剔除,部分文獻又可相互補充。另外,2010年以來,學界持續關注四庫學,程惠新、陳東輝、鄧洪波、張洪志、李勇政等撰有四庫學研究綜述。據上述文獻、綜述文及各類數據庫,將所有成果進行合并篩選并分類統計,得出如下結果。

截至2022年底,四庫學研究成果共7 700余篇,約分10大類,包括綜論、七閣研究、《總目》研究、《總目》外書目研究、影印及續修研究、閣本與底本研究、抽毀與禁毀研究、未收與失收研究、史料與館臣研究、工具書編纂等。其中綜論性的論著占主導地位,達2 600余篇;其次為《總目》研究,有2 000余篇。二者占研究總量的近60%。其他8類研究成果分布亦不均衡,史料及館臣研究730余篇;七閣研究最少而不足100篇,這8類研究成果占比均在10%以下,幾乎成為四庫學研究中的“冷門”。另有“不歸類”研究600余篇,與四庫學研究有關,但卻無法歸入十大主題中的任何一類,如果將“不歸類”研究成果進行主題劃分,那將出現幾十種類型,每種類型成果數量均為個位數,成果無法類型化,自然不具備總結、分析、探索四庫學發展規律的學術意義。這也恰恰說明,四庫學概念內涵與外延不清,可能會造成研究邊界的無限擴大。

換個角度分析,以1983年“四庫學”概念的提出為界,研究成果可分為前后兩期?，F以《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1908—2010)》及近十年四庫學研究成果為例略作說明。前期為1908—1982年,70多年間文獻總量為1 200余篇,且很多是新聞稿或雜記,特別是1920—1940年代關于影印和續修《四庫全書》的討論,雜記甚多。這一階段四庫學研究成果以余嘉錫、胡玉縉等人的《總目》考辨及補正之作為代表。而實際上總目學只是四庫學的一個分支,四庫學其他方面的研究尚處于初創階段,有的甚至并未納入研究視野。后期為1983年至今,論著總數達6 500余篇,是四庫學概念提出之前的5倍多。按理說這應該是四庫學飛躍發展的時期,但數字上的判斷卻掩蓋了事實的真相。不是因為四庫學概念提出之后的研究才有了迅速發展,而是學術環境的變化帶來的研究者數量陡增,反映在四庫學領域則是論著數量增多,但并非有大量學者在四庫學領域集結,更多的學者僅僅只是偶爾“客串”而已,隨即迅速退出這一領域,這部分研究者數量很大且多有自己的專門研究領域。從發文者所屬領域來看,一般以歷史學、文獻學、文學、圖書館學等為研究方向,四庫學甚至稱不上是這些研究領域的附屬。另一方面,據筆者統計,其中有重要價值和學術意義者不到兩成。新史料的發掘很少出現,新觀念的提出也較為少見,“炒冷飯”的現象依舊存在,正如楊洪升所說,“百年‘四庫學’研究盡管有5 000篇文章與幾十部專著,但是高水平撰著仍偏少”[7]。因此,研究文獻數字上的增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四庫學的發展,卻不能從本質上揭示四庫學的研究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對《四庫全書》進行綜論及對《總目》進行研究的文章很多,占所有四庫學研究成果的六成有余,但因綜論涉及面過寬,難以在有限的文字內將觀點闡述清楚,多數此類成果實際上價值不高。從成果比例來看,層裂現象很明顯,而且占比在10%以下的研究成果幾乎成為四庫學研究中的“冷門”。2000年以后,雖然四庫學研究深度和廣度均有所增加,特別是《總目》思想觀念方面的研究開始呈現快速發展,但從總體考量,四庫學學術指向仍然沒有明晰的線索。

(四)“四庫學”的層裂化

程喜霖在思考敦煌學百年研究時指出“敦煌學術史有所研究,而敦煌學理論與方法幾近空白”[8],百年四庫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建構上與此相似,也幾乎是空白。30多年前羅宗強和盧盛江先生在反思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時說:“我們也似乎并未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以作為分析古文論的理論參照,大多是東采西摘,零擔販運?！盵9]綜觀四庫學研究成果,重復性研究和無深度研究占比很高。就理論體系而言,“四庫經學史”“四庫史學史”“四庫子學史”“四庫文學史”還只處于討論階段。一些理論詞語也只是基于《總目》的研究所得,關于《四庫全書》從修纂到完成再到傳承與研究,這一過程的編纂史、史料學、文獻學理論幾乎未見,更談不上建構了?！八膸煳墨I學”本應成為最早建構起來的學科,但因文獻學具有相對成熟的理論和方法,“四庫文獻學”難以成為單獨的學科,現也處于尷尬位置。因此,四庫學理論術語的提出首先需要對四庫學研究范圍進行界定,這又回到了話題的本根。

無研究者對四庫學概念進行系統界定,在無邊界無范圍的情況下進行散漫式研究是四庫學研究的現狀。各研究角度復雜無序,研究內容部分重復,研究成果體系性差且互不支撐,是四庫學研究的主要弊端。自四庫學術語提出至今,這種現象已持續近40年之久?；谒膸鞂W概念含混,尚無學術體系的情況,本文在這里試圖界定四庫學概念,并勾勒四庫學理論體系。

四庫學概念的探究需要注重宏觀勾勒與細節研究兩個層面,前者為縱,后者為橫,縱橫交錯,以揭示四庫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宏觀層面的四庫學研究是指圍繞《四庫全書》纂修過程及歷史發展演變過程進行的學術探究。囊括范圍較大,視野較寬,在某一領域形成知識和理論的系統性結構,要求研究者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四庫學的規律和特質,從“大歷史”角度進行規模性探究,包括《四庫全書》纂修史、《總目》編纂史、禁書史、續修史等。主要研究成果應以四庫文獻出版史、四庫文獻研究史、四庫理論研究史、四庫檔案史、四庫思想史、總目研究史等為中心。宏觀研究要有非常大的廣度,除此之外,“關鍵還在于研究者應具備宏闊的學術眼光和理論深度”[10]。細節研究是指與《四庫全書》實質相關的個案研究,包括七閣分閣研究,《總目》稿本、閣本、定本某一系統研究,《薈要》研究,《四庫全書》底本研究等。如文瀾閣《四庫全書》補修、《總目》稿本的發現、《薈要》提要研究等,均為四庫學細節研究課題。研究成果是否屬于四庫學細節研究,應該有一個重要標準,那就是研究成果是否是四庫學研究體系的重要補充。

四庫學概念的厘清及理論架構的形成是避免“四庫”研究走向層裂化的關鍵點之一。四庫學研究成果與“四庫”相關研究并不是一個概念,并非所有帶有“四庫”字眼的研究皆可視為四庫學成果,如直接探討某一書籍版本,而兼涉“四庫本”討論的研究其實應該屬于文獻學中的版本研究。如果試圖用“大四庫學”“廣四庫學”“超四庫學”來涵蓋所有四庫學成果,實際上是極不科學的,均屬于偽四庫學。試問,《四庫全書》涉及萬余種(包括存目)典籍,研究其中一部是不是也屬于四庫學研究,這明顯是荒謬的。當然,“大四庫學”等概念并非不能用,只是使用之時需要進行界定,并進行嚴謹的論證。我們通過對四庫學術語的探討,主要是為了思考四庫學應該擁有的學術體系,因為沒有體系的“學”在理論上是不能稱之為“學”的。今天的學者雖然仍在不斷使用四庫學這一術語,但卻一直忽略了“學”的體系性建構。

二、“四庫學”研究學術個性、話語體系與史脈觀念的缺失

(一)“四庫學”學術個性的“弱呈現”

總體而言,四庫學研究是文獻學、檔案學、圖書館學等學科的附屬品,缺乏區別于上述學科的學術個性。這里的學術個性包括專業本身與研究者兩個層面。首先,四庫學專業的學術個性應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長期研究中并未發現其個性的“顯性”存在。甲骨學以其獨特的載體、特殊的符號彰顯個性;敦煌學因其發現的地理位置、文獻的稀有性突出學術個性所在;紅學以其作者撲朔迷離的身份、書籍傳承中的復雜版本系統突顯專業個性。那么,四庫學專業個性為何?或者說四庫學應有的闡述方式是什么?在長達百年的研究中,學者并未深究這個問題。隨著時代推移,四庫學呈現機械性、偶然性、被動性、無意性的發展。這是四庫學發展受限的重要方面。事實上,從《四庫全書》編纂的完整過程來看,四庫學應該不比甲骨學、敦煌學、紅學任何一門“顯學”遜色。但為何四庫學的學術個性就無法呈現呢?主因蓋有三端。

其一,《四庫全書》纂修完成,清代并未有人傾力關注,大多把其作為一個巨大的“政治工程”看待?！端膸烊珪纷胄尥瓿稍谇∷氖拍?1784)[11]1849,因其“欽定”身份,清代沒有學者敢于研究。也就是說,在清代,四庫學沒有產生研究土壤。如此一來,時間愈久則文獻湮沒愈多,知其來源者愈少。進入民國時期,知《四庫全書》掌故者尠矣。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序》中稱:“四庫全書之名,讀書稍多者類能知之。至其開館之經過,與夫纂集之旨趣,則非鉆研國學,習于掌故者,鮮注意及之也?！盵12]從任氏所言可知,民國時《四庫全書》名稱在學人中尚未普及,而其來源更是知之者甚少。但較少研究者關注并不是造成四庫學專業缺乏學術個性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百年沉寂造成了文獻流失,特別是四庫館臣關于纂修工作的私家記載,幾乎湮沒無聞。迄今為止,僅有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稱得上是對《四庫全書》纂修事宜有系統發覆且文獻發掘較多的一部佳作[13]。是書所考四庫館開閉館時間、機構職能、辦書流程皆特費時日精力,但所用私家記載材料較少,文獻多賴于《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學私家文獻流失嚴重。事實上,官方文獻亦有佚失,如檔案中記載的“四庫底本檔冊”,和珅清查四庫書底本致函質郡王永瑢時明確說明“四十五年查辦時曾照紀大人處所存書目抄錄一本,鈐蓋翰林院印信”[11]2047-2048,因而此檔冊至少有紀氏、和氏兩本,時至今日未發現其中任何一本,底本檔冊或已不存?！段谭骄V纂四庫提要稿》輾轉飄零兩百年,沉寂澳門何東館中也有半個世紀之久,2000年方才影印出版[14]?！端膸烊珪醮芜M呈存目》也是現今存世絕少的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產生的文獻資料,現藏于臺灣地區,2012年12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此書原尺寸影印出版,但其據以謄錄的底冊,也就是各家提要稿初次匯編的草本,或永難得見。四庫學若想以“學”著稱,或欲成為一門“顯學”,其文獻系統應率先厘清,佚失的、存世的,官方的、私家的,鴻篇巨制的、吉光片羽的,皆需整理統計?！端膸臁分T閣史料、《總目》《簡明目錄》版本系統、《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考證》等資料均需按類編排。四庫學需要重建史料體系,補充完善《四庫全書學典》建構的資料體系,特別是《四庫全書》通論、辭典、綜覽三大學術體系[5],并建立研究成果數據庫。如此,四庫學的專業學術個性或許才會有所呈現。

其二,四庫學研究畛域較廣,學術系統的邊緣未明?！端膸烊珪飞森h境頗為復雜,不深入了解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化政策、社會背景、政治氛圍,很難清楚界定《四庫全書》的修纂在中國歷史文化史上應有的地位。政治、文化、學術、思想體系的規模過于龐大,研究者常常無力勾勒《四庫全書》“家族”體系的輪廓。但無論學術背景如何復雜,這一工作是必須做的。有部分學者進行考索,四庫學研究領域或可據此劃定。1920年代,陳垣檢閱文津閣《四庫全書》,撰有《四庫書目考異》四卷[15]。隨后,金梁借錄陳氏《考異》,整比增補為《四庫全書纂修考》一書,此書未付梓,民國時期學者亦未見[16]。但陳、金二人所研究的《四庫全書》諸問題,無疑是四庫學的領域之一。1937年,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出版,全書自“《四庫全書》纂修緣起”開始,至“《四庫全書》評議”結束,共12章主體內容,幾乎涵蓋了四庫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包括《四庫全書》修書緣起研究、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全書》編纂史研究、《四庫全書》?？毖芯?、《四庫全書》禁書研究、七閣研究、《總目》研究、《薈要》研究、《續修四庫全書》研究九大主題,其所勾勒的四庫學體系理應得到學界重視。此書自1930年代出版,至今仍在重印。而吳哲夫《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1976年)、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2005年)、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研究》(2018年)等,皆不出郭氏所建構的《四庫全書》體系。既然已有學者建構起立體的學術體系,四庫學實際上的塔基、塔身已然成立,其學術系統的邊緣或許應該圍繞這一“學術塔”進行劃定。期待四庫學外延的清晰化、四庫學學術系統的合理化。

其三,四庫學學術個性缺失,又在于優秀的四庫研究者較少。就學者的學術個性而言,它首先應該具備最基礎最全面的古代經、史、子、集知識體系,并數十年鉆研于四庫學之塔頂,現在的研究者或無人有此貫通能力。單單就精通經學的某一?？苼碚f已屬費力,遑論其他部類?！端膸烊珪费芯刻貏e是《總目》研究更是需要基本的貫通,方能進行有效研究。余嘉錫、胡玉縉畢生精力所聚,成《四庫提要辨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兩書,其至今日依然發揮引領學界之功。詹福瑞說:“學術個性是學者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從學術觀念、學術思維、研究方法以及成果結論等方面表現出來的學術品格與學術特性?！盵17]那么,四庫學研究者的學術個性就應該具備探究四庫學本質屬性的觀念和思維,擁有足以能夠推動學術創新的能力?，F在四庫學界的學術創新力較為薄弱,大部分論著無法引起學者對四庫學的較大關注。四庫學的學術自覺依賴于成熟的研究者,但是優秀研究者的出現無法遵循某種方式刻意培養。四庫學研究應該鼓勵學者沉淀已有成果,并能尊重差異,給予學術發展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研究方法和結論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擁有學術個性的學者對研究方法也極為重視,探索力很強。刁生虎曾研究錢鍾書的學術個性,談及錢氏的一種研究方法,將“乾嘉學術由字而句、由句而篇、由篇而書”單向認知模式進行了改進,用樸學之法往復數次研究某一問題,其稱之為“闡釋之循環”[18]。四庫學研究已逾百年,研究方法多承襲傳統,改進或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不僅會帶動學術進階,亦可能成就學者的學術個性。另外,因為四庫學體量龐大,所以進入四庫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可能在氣質性情、知識結構、科研經歷、學術旨趣等方面皆不盡相同,學術個性的展現或從此發端。

(二)“四庫學”話語體系的“偽獨立”

四庫學百年研究史并未形成學術派別,“四庫文獻學派”“四庫理論學派”“四庫批評學派”并未見諸學界。換言之,四庫學話語體系尚未成型。話語體系為何?從學理上講,話語體系是運用語言符號表達理論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是思想理論體系的表達”[19]。從方法論上說,話語體系為“有關某一歷史時刻的特有話題提供一種語言或方法”[20]。之所以探討四庫學話語體系,是因為話語體系是基礎,由話語體系形成學術體系,再由學術體系形成學科體系,四庫學由此而立。但是,四庫學的話語體系缺失了什么?四庫學未來能否建構起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呢?

大凡一門學問都有核心研究點,進而形成話語核心、理論核心。四庫學的核心話語包含兩個方面,一為文獻,一為思想。四庫學文獻話語體系應該最早建立起來,但尚無“四庫文獻學史”這樣的著述將其予以架構,導引學界。四庫學文獻話語體系包括的范圍也廣,例如,《四庫全書》抄錄的古籍,這3 000多種古籍在《四庫全書》中的價值和意義如何,未曾一一落實,僅靠“四庫本不宜用”籠統概括,恐難令人信服。又如,《總目》中的失誤,從余嘉錫、胡玉縉有辨證之作開始,又有李裕民、崔富章、楊武泉、杜澤遜、江慶柏等后繼者,然《總目》文獻清理短時間內似乎難以完成。再如,纂修《四庫全書》私家文獻的搜輯尚未起步,現所能征引的私家文獻局限于紀昀、于敏中、陸錫熊等著述,但其他館臣所記的只言片語亦彌足珍貴,卻一再被忽視。因此,以四庫館臣為中心的清人別集似未納入研究者視野。從這幾點來看,四庫學文獻話語體系的建立尚需時日。而四庫學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就更加薄弱了。就目前來看,四庫學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總目》之中,但《總目》經學思想、史學思想、子學思想、文學思想無論是整體研究還是部分研究都不甚理想。近幾年,《總目》思想研究處于發力階段,文學思想研究(集部研究)走在前列,而其他各部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數。四庫學研究首先應該“提升研究者之‘學’的意識”[1],思想體系在這一意識之下才會繼續向前發展。所以,無論是文獻還是思想,均需清理已有的紛然雜陳的研究成果,將零碎話語形成邏輯體系。

四庫學話語體系具體缺失了什么,如何彌補?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審視四庫學百余年研究成果,從不同角度予以說明。在思想探究方面,國內學者基本用社會政治性、歷史溯源性的反映論概括,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不缺史實,但缺史觀。1980年代,美國學者蓋博堅(R.Kent Guy)從學者與國家的互動層面進行研究,得出“學者都自愿,甚至熱情地參與了《四庫全書》纂修”“國家在學術界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被廣泛接受了”[21]等不同于國內學者的結論。國內研究者史觀的一致性,源于過度關注清代修書工程的局限性,對清代社會意識形態建設、價值認同的文化體系予以固定化觀察。由于思想研究的限度,目標存在預設性,視角缺乏多樣性,方法呈現重復性,成果自然難于突破。在理論批評方面,基礎架構單薄,宏觀研究者從修書工程入手,探究清中期官方思想管控,忽視《四庫全書》作為文化活動應該會有的必要審查。微觀研究者忽視的細節就更多了,四庫館臣個體思想差異,秉持的學術思想觀念,長達數年修書工作中的心態變化,這些需要逐一查閱四庫館臣文人別集方有結果,但是除對紀昀等個別館臣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之外,四庫館臣群體研究尚未撕開冰山一角。而中觀研究方面,偶有探索修書政策與文人思想活動的關系,官方主體意識與私家學術的關聯,這作為學術創新點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話語體系的缺失究其本根是因為四庫學研究還不深入,很多基礎研究尚未展開。只有明確四庫學研究對象,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才能形成話語體系。四庫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需要內外并舉,內在建構就是剖析四庫學之旨,外在建構即為揭示四庫學之象。除此之外,四庫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還需要拓寬視角的廣度和寬度,同時關注四庫學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經、史、子、集批評體系不能流于淺表。

四庫學未來話語體系的建構還應該注意兩個發展層面,區域性與世界性。四庫學區域性話語體系的建立在最近幾年有所發展,自2016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主辦“首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引發對四庫學的持續探討”[22]。首都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先后舉辦“四庫學論壇”,但論文集均不涉及四庫學概念及四庫學話語體系的探討。一般而言,四庫學區域話語體系需要幾代學人集中力量建構,而非一朝一夕可成。從國內各大院校所建立的“四庫學研究中心”來看,四庫學區域話語體系的建構未來可期。但四庫學話語體系的世界性,現在看來尚不可能。需要指出的是,18世紀法國狄德羅編的《狄德羅學典》(1751—1772)為世界所矚目,而同樣是在18世紀,與《狄德羅學典》具有相當地位的《四庫全書》,在歐美研究者中則極為陌生。即便是1946年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出版了《四庫全書學典》,也未能引起國際上對《四庫全書》的關注。楊家駱曾說:“四庫全書與狄岱麓學典,既然是產生在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中,則其世界觀念,知識范圍,和對處理其世界中知識的精神與形式,及其處理時的環境與處理者的人格等,皆為造成兩書異點與其影響不同的成因……然其同為清算其知識世界之產業而謀以之產生其理想中的后果,則初無二致?！盵5]2也許因我國古代語言系統的障礙,世界各國學者對《四庫全書》及《總目》的研究“望而卻步”,但這并非主因?！岸鼗蛯W”難度恐在四庫學之上,卻成為國際學術熱點。2019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英國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舉行[23],足見其世界性話語體系的強大。對四庫學研究而言,應該立足當下區域研究,放眼世界。隨著全球文化體系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不久的將來,四庫學研究也許會成為世界關切的學術點之一。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一書入選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此書將譯為英文出版發行,這是四庫學研究的一小步,卻是其走向世界的一大步。那么,著眼四庫學未來,話語體系的主導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應該是區域性的建構,但對四庫學世界性話語體系的發展趨勢要有所預見。

(三)“四庫學”史脈觀念的“模糊態”

四庫學應該是一門理論學科,從其誕生至今,史脈不斷,但研究者卻缺少基本的史脈觀,常囿于一隅。如《四庫全書》編纂動因這一問題,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存在誤解。1933年,孟森提出四庫開館在于“根本刪改、禁毀原書”[24]。1937年,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一書第二章以“寓禁于征之實際情形”為題,詳為論證“寓禁于征”的纂修目的[16]15-55。1958年,陳登原引《東華錄》《高宗實錄》等文獻,提出“修四庫為禁書說”[25]。1980年,劉漢屏接受“寓禁于征”的修書政策[26],并以“史話”形式面向大眾普及。1985年,呂堅以《四庫全書的編纂與“寓禁于征”》為題,直指《四庫全書》纂修的“本來面目”是“寓禁于征”[27]。2009年,《辭源》修訂版“《四庫全書》”詞條下稱“纂修時乾隆從維護清王朝統治出發,以宣揚封建教化為宗旨,寓禁于征,對不利于其統治的著作,或銷毀,或命館臣恣意篡改”[28],明顯受學界傳統結論的影響。直至1995年,陳新提出“寓禁于征”的論斷系“偏頗臆造”[29],《四庫全書》的纂修動因才得以為學界重新正視?！端膸烊珪肪幾肽康牡奶接?涉及對《四庫全書》的根本性評價,這一問題值得重視。但是為何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內,無學者對這一問題提出異議。這或是因為學者對待清代歷史,特別是乾隆時期的文字獄較為熟悉,其固有史學觀念在一開始就占據主導地位,加之《四庫全書》纂修期間有刪改、抽毀、禁毀書籍的行為,致使學者長期蒙蔽于固有觀念中,因果關系出現倒置。事實上,《四庫全書》纂修最初動因也許根本不存在“寓禁于征”的觀念。

四庫學研究過程中史脈觀念缺失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四庫全書》纂修史料尚未完備;二是片面性、重復性研究難以呈現史脈線條。就前者而言,四庫學研究應該建立在翔實、全面、可靠的史實基礎上,現在所能見到的研究多依賴官方文獻,如《辦理四庫全書檔案》(1934年陳垣輯)、《纂修四庫全書檔案》(1997年張書才編),官方史料的輯佚工作至今仍無補充。私家記載的史料發掘更少,《于文襄手札》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部,但因草書書寫,識讀困難,加之未有編年,利用率不高?！端膸烊珪纷胄拗黧w統稱四庫館臣,這一群體達幾千人,難道對修書活動集體失聲?現在所能見到的四庫館臣別集中,有部分文字記載當時修書情形。史實缺失,造成研究偏狹,史脈自然不明。史脈觀建立在“點面結合”的史料之上,既包括宏觀梗概,又旁涉微觀細節。就后者而言,史料的基礎工作影響史觀的形成,然既有材料并非無法支撐系統研究,而是研究過程存在局限,學者旨趣并不在此。1920年代,王伯祥《四庫全書述略》[30]、杜定友《四庫全書述略》[31]、藤塚素軒《四庫全書編纂及其環境》[32]等論文對《四庫全書》修書之事已展開研究,可惜皆未深入。1930年代,借選印《四庫全書》之機,李時、江都、葉仲經、黃云眉、譚其驤、姚石子、陳登原、近騰純雄、曲正等學者對《四庫全書》纂修均有評議,然創見不多。之后長達半個多世紀里,對《四庫全書》史進行研究者不乏其人,但有所突破者甚少。1990年代至今,《總目》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四庫全書》則多轉向某一版本研究,四庫學中關于史脈觀的建立處于擱置狀態。學者關注的新材料多與《總目》有關,總目學成為四庫學的重要分支。

三、當下四庫學研究的隱憂

四庫學研究最大的隱憂是學理層面上的問題。除四庫學研究團體之外,學界對四庫學持怎樣的態度,其在人文科學上的原理與法則是否被廣泛接受,四庫學的建立需要事先預判這一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GB/T 13745—2009)》,其所屬一級學科門類涉及文學、歷史、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雖然這些學科之間存在相互關聯,但學科之間獨立性特征也很明顯。而四庫學在學科分類體系中存在相互糾纏的現象,所屬并不明確。這一問題有兩個發展走向,一方面四庫學有可能走向壯大,出現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則可能會出現混亂,產生各種無關甚至違背學理性問題的研究,這在四庫學研究中已然出現。在一級學科之中,四庫學歸屬本身就存在問題,二級學科又存在被消解的危險。如四庫學中《總目》的詩文觀念研究,其所屬應該為古代文學分體研究。也就是說,幾乎所有四庫學成果最后都有可能被某一學科分解,其獨立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如何,很難說清。但這并非只是四庫學遇到的問題,敦煌學也同樣遭遇了這一尷尬,一直有學者試圖解決敦煌學的這一問題,并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從石濱純太郎、陳寅恪,到姜亮夫、周一良、唐長孺,再到林家平、寧強、羅華慶、榮新江、郝春文,直到2019年劉進寶還發表文章再論敦煌學的概念和研究對象[33]。相比于敦煌學,我們對四庫學學理性的探討就顯得尤其薄弱。正是因為對四庫學的研究對象無系統的討論,四庫學未來的研究走向可能會出現如下問題。

(一)四庫學的內里邏輯問題

《四庫全書》的修纂是在總結“大文化”背景下完成的,涉及文化回顧、學術重建與思想禁錮等一系列內在邏輯的判斷與分析?？偨Y中國文化、學術、思想并非易事,特別是經過歷史沉淀后各朝代不同的觀點已然流傳,經典的“知識”如何評價是極為復雜的問題。四庫館臣在復雜的知識體系中游離、剝離、沉浸,又受官方學術思想的調控,他們自然無法解開歷史遺留的困惑。館臣的學術思想有時代局限性,如何客觀評價這一問題是四庫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形式邏輯方面,研究者可能只關注到常識性錯誤,卻沒有深究錯誤背后的各種細節。論證邏輯方面,四庫學者通過《總目》不斷探索自身的困惑,卻很少站在館臣的角度去追問一個事實,即館臣反思經典知識、建構官方與個體相互妥協的綜合性學術思想的主客觀原因是什么。綜合進行推理,館臣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成功的,因為《總目》已成為學術經典;那么,四庫學研究者的反思如果成功,也會成為新的學術經典,但是百年四庫學研究成果堪稱經典者屈指可數。四庫學研究可能存在各式各樣的觀點,這是思維差異造成的。但無論思維如何變換,四庫學研究的邏輯層次和深層分析理路不可或缺,這是檢驗四庫學成果的關鍵指標。還有一個潛在的邏輯層面,《四庫全書》是規模性的文化總結活動,其作為大型數據庫的意義不言而喻,但《四庫全書》背后的歷史文化對四庫館臣和當代學者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時代背景的產物與超越時代的研究必然會產生隔閡,四庫學本身的文化吸引力或許并不如甲骨學、敦煌學、紅學強大。

(二)四庫學的學科與人才問題

學科方面,四庫學與歷史學、文獻學等有著密切關聯,而《四庫全書》又包羅萬象,容納了中國古代哲學、文學、歷史、文化、金石、佛道、醫藥、科技等各個領域的文獻,《總目》對這些文獻撰有提要,諸提要之間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批評。由此看來,四庫學研究對象多元,與其他學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是一門交叉學科。研究四庫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努力使其成為某一專門的學科,這樣不僅不會得到認可,反倒會走入困境。四庫學應該根據交叉學科的特點,搭建學術平臺,成立研究團隊,建立學術資源庫和數據庫,培養專門的四庫學人才。以歷史學、古代文學、文獻學等領域作為切入點,進駐傳統學科內部,形成體系和特點,最后能夠剝離出來,成立有特色的四庫學研究領域,這是一種途徑。四庫學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最好的方法是在完備的體系之下對四庫學進行再分。人才方面,現在的問題是,除少數學者在四庫學領域浸淫時間較久,其他學者很少在這一研究領域持續開拓。隨著學科的細化,四庫學面臨的問題越發嚴重。后續力量接替不上,將會使四庫學面臨消解的境遇。自2016年始,“四庫學高層論壇”已舉辦7次,與會者最多達百余人,從規模上看似乎沒有問題。四庫學研究也從集體無意識、無態度,擴大到有相當規模的研究群體,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分析與會者的研究領域發現,長期從事四庫學的研究者不足1/3,其他學者皆非長期從事四庫學研究。另者,參加四庫學論壇的主要是青年教師,碩博研究生占比很大。雖有后生力量,但不能過分樂觀,四庫學要想壯大,尚需很長的一段時間來檢驗這部分力量的耐力、韌力、能力與定力。定力不足是四庫學發展的短板之一,在當下,有人愿意從事“冷板凳”的工作越來越少了。但無論怎樣,四庫學研究需要進行人才培養,碩博研究生是一個主體,然后爭取能夠學歷下移,從本科開始進行四庫學文獻入門。我們不希望當四庫學成為冷門“絕學”后,才意識到四庫學的價值所在。

(三)四庫學研究存在的主客觀瓶頸

主觀瓶頸包括學科范式的建立,自我身份的認同,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在前面有所論述。四庫學研究應該著眼未來,宏觀體系率先建立,各四庫學研究中心協同合作。一要清晰地分析四庫學研究的流脈,準確把握不同歷史階段研究成果之間的互動關系。各類型的研究成果互為參照,各自的優劣性自然就會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二要重塑四庫學傳統研究理路,以嚴謹的學術史眼光對四庫學研究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關照,形成理論自覺。哪個時段有真正價值和經典意義的學術作品,需要如何借鑒、分析和繼承也是當務之急。近幾年,四庫學中的學術泡沫頗有萌生之勢。過濾四庫學學術泡沫,沉淀經典研究成果,批判式接受研究成果對后續研究亦有助益。三要從不同的研究范式中發現各自的優勢和問題,一些海外漢學家的研究觀點和角度很新穎,在一定程度上為四庫學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主流研究與非主流研究共存。這樣,無論是學科還是自我身份、理論體系都會逐漸建立。

客觀瓶頸是話語平臺的搭建,在四庫學領域只有2017年創刊的《四庫學》和2018年創刊的《中國四庫學》兩種集刊,前者由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主辦,后者系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主辦。較之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等擁有的平臺來說,四庫學平臺搭建較晚,起步階段的稿源質量也存在問題。除話語平臺之外,還需要文獻數據庫、數字圖書館等更大的學術平臺。這一點敦煌學做得很好,如敦煌研究院敦煌學研究文獻數據庫、敦煌學數字圖書館等,皆可借鑒。

(四)四庫學現有格局與理念的局限

縱觀百年研究成果,四庫學研究格局需要打開,現有研究理念也需突破。四庫學要達到一門“學”的地位,首先需要研究者明白研究之“然”,更要知道“所以然”?！叭弧笔乾F在四庫學研究的基本狀態,而“所以然”的缺位則使四庫學處于相對落后的研究軌道?！端膸烊珪纷胄拗斜P根錯節的史實,對待每一部文獻的復雜態度,都是四庫學要討論的問題,針對同一研究對象,四庫學研究可以有成見,但“四庫學史”不能有成見。四庫學局限性的格局和理念是限制其發展的軟肋,四庫學首先應該以問題為導向分析歷史,既要有“范式”也要突破“范式”?！胺妒健币卜Q“學科基質”,是“某一類科學共同體在一定時期內共同開展研究活動的基礎和準則”[34]。范式也是從“四庫學”到“四庫學派”發展的基礎,而現實卻是四庫學研究范式特征不明顯,缺少原創性、開放性、實踐性。四庫學整體結構版圖的劃定需要在一定范式之下形成強大的格局,更要有服務經學史、史學史、子學史、文學史的學術理念。各民族兩千多年文化的總結,由《四庫全書》完成,這種文化建構的格局是很大的,研究者當以此為理念的出發點。當然,在對四庫學研究進行大格局規劃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清王朝的時代局限,先天性的思想缺陷?？傊?在四庫學研究尚未有突破之時,研究成果體例的完備與否、知識的可靠與否,線索的清晰與否,依然是考察四庫學研究的關鍵。四庫學研究應該有專題、專論,更要有領域和規模。

(五)四庫學中觀研究成果的不充分

中觀研究是要勾勒四庫學某一問題清晰的面影,探索現象之間的歷史關聯。在已有的研究中,宏觀概述不乏其論,微觀細節探究亦隨時出現,但中觀研究相對較少。四庫學研究的幾個領域中《總目》研究相對較多,《四庫全書》著錄書籍版本研究相對較弱,特別是四庫本史部著述,著錄標準問題、版本問題、改易問題、刪毀問題、音譯問題等,尚未全面研究。四庫學中觀研究應該遵循科學實證與歷史還原的思路,對典型現象進行分析,主張有史略、史觀、史實、史脈的研究思想。中觀研究最容易走入“一元”壟斷的境地,不利于研究的進展。中觀研究要容納更多的差異和分歧,隨后進行論辯,真理方能愈明。試舉一例,《四庫全書》編纂對明代文獻的整體態度是報復性清算,但對待經、史、子、集四部的態度輕重不同,館臣用力最深、審查最嚴苛的是史部,那么經、子、集三部館臣又是如何處理的?推而廣之,明代之前的各個朝代的史部文獻,館臣態度又如何?再進一步,雖然修書政策有統一的要求,但不同典籍的特點不一,館臣看待問題的角度存在差別,史部著錄的典籍是否存在違背官方理念的著述?檢《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其對史部著述的查驗甚嚴,一部《遼史拾遺》,翁氏幾乎將此書目錄及厲鶚按語全部抄錄[35],其他類此者亦眾。關鍵問題是,翁氏提議著錄者《四庫》并不收錄,而建議存目者《四庫》卻予以收錄,這一問題在上述史部研究中處于何種地位,值得深入探討?？上驳氖?中觀研究成果中,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江慶柏《〈四庫全書薈要〉研究》等是幾部難得的佳作。

(六)四庫學靜態與動態研究的不對稱

這里的靜態研究指的是根據四庫學中已存在的不對稱或齟齬或矛盾的資料進行探究性研究,這種研究很容易看到問題,也能夠給出部分答案。而動態研究是根據事實存在的數量為標準,判斷四庫學中某一現象是否符合正常規律,探究偏離正常規律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另外事實。動態研究是了解四庫學某一問題的全過程,對靜態研究進行補充,還能夠揭示研究存在的漏洞。我們在研究《總目》從稿本系統到定本系統的過程中,常關注提要之間的差異,用差異判斷四庫館臣的學術思想。如明人別集提要,“稿本系統中的明代文學觀有著與定本《總目》不甚相同的觀點”[36]。但是在稿本系統中存在“一書兩提要”的情形,提要主體內容無甚相關,這個問題若不動態來看,所得結論是不準確的。不能說定本《總目》提要中的內容與稿本不同,就是因為四庫館臣要重建某種思想體系進行重新創作的?！端膸烊珪醮芜M呈存目》中有8種著述存在“一書兩提要”[37],從這8種16篇提要來看,《總目》或直接選其中一篇予以擴充,或將兩篇進行綜合。那么,問題來了,如果定本《總目》是直接選其中之一予以擴充,我們在研究從稿本到定本系統《總目》思想觀念的時候,就應該舍棄另一篇與《總目》毫無關聯的稿本提要。因為《總目》根本未將其中一篇稿本提要納入參考視野,而是直接忽視,它只是《總目》編纂過程產生的一朵“無果之花”。在定本《總目》選擇過程中,“無果之花”與“有果之花”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對于這種稿本系統中的提要,運用比較方法進行分析時,要十分慎重,更需要動態分析來解決問題。四庫學現象遠比想象的復雜,在眾多研究成果中,動態研究成果相對較少。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感性、文本、結構、解構、表象、闡釋、能指、所指、本體、客體等學術話語充斥的當下,動態研究尤其需要重視,否則四庫學就會走入只有闡釋學的狹長通道而無法回頭。

(七)四庫學治學之風的擔憂

散漫式研究是當下四庫學研究的一大特點,四庫學本根問題不解決,研究風向就會出問題。雖然在歷史學、文獻學的影響下,四庫學研究成果中泛泛而談者正在減少,我們對四庫學的認識也在緩慢而從容地擴大。但是四庫學研究中出現的理論命題,諸如《四庫全書》中的國家認同、民族文化重建、西方文化等,這些問題看似格局很大,但很有可能是異想天開、標新立異的偽命題。四庫學治學雖不限于一隅,但理論命題一定要有一個限度,如果沒有,則要失去根基,泛論或廣論尚可,倘若亂論、盲論則會使四庫學失去實學基礎,極容易被邊緣化。大凡一門學問,都有理論核心。四庫學是一門交叉學科,但這并不意味著問題論述可以無限度。若研究《總目》集部提要中的文學觀,這屬于文學研究,羅宗強在談論文學研究時說“多學科交叉而又回到文學本位”[38],這是文學研究應有的態度。在進行四庫學研究時,不能忘了研究的目的,蔣寅也談到問題研究的適用度[39],假如同是民族文化重建,以四庫學為切入點,必定要有一個限度,而且從歷史發展的向度來看,文化重建命題在《四庫全書》纂修的過程中又有多大呢?這值得認真思考。鼓勵四庫學研究,也鼓勵文風多樣,但要在科學而嚴謹的治學態度下完成。四庫學研究節奏可以慢,“四庫學派”的群落可以少,但大空之論不應該在四庫學研究中提倡。隨著四庫中心文獻的發現(如《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等)、四庫外圍文獻的整理(如《于敏中致陸錫熊手札箋證》《陸錫熊集》等),基礎性研究越來越多,四庫學成果會越來越豐厚。綜合性研究是建立在基礎研究之上的,只有以謹慎的治學態度方能將宏觀及中觀理論體系建構起來。當然,四庫學研究不可能千篇一律,其研究成果至少應該涵蓋研究型四庫學、教科書式四庫學、普及型四庫學等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