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
——以同濟大學為例

章華明/同濟大學檔案館（校史館）

張燕/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盵1]紅色檔案史料是紅色資源的重要組成，開展系統采集整理與研究是檔案工作“通過服務中心融入中心”[2]的重要途徑，黨史學習教育的蓬勃開展更直接推動了這一工作進程。同濟大學（以下簡稱“同濟”）作為百年學府，歷經滄桑，革命經歷豐富，紅色檔案史料相對比較系統、典型。由于各高校歷史背景、革命宗旨、組織形式和脈絡等基本相同而斗爭方式大同小異，同濟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具有相當代表性，對其他機構亦具有借鑒意義。

1 同濟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成果

經系統整理、窮盡館藏，同濟有如下幾方面館藏檔案史料可資研究。

1.1 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名冊

在愛國運動的發起、推進過程中，都有進步青年的身影。這正是采集紅色檔案史料的重要線索。如大革命時期，針對校方簽署“誓約書”限制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的要求，同濟學生掀起了反“誓約書”事件浪潮。在近百名被開除學生中，多有革命烈士，如羅其屏、金世杰、詹大權等人。同濟館藏檔案中就包括親歷者陳必貺在1981年底回憶整理的《反“誓約書”事件中被開除的學生會骨干名單》[3]。另有：1944年，除工學院留德博士楊寶林教授、助教陳適（陳布雷之子）[4]等教員外，包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后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彭學沛之子彭乃瑤[5]、青年軍訓練總監羅卓英之子羅中郎[6]、李莊知名鄉紳羅南陔之子羅萼芬等在內的360余名同濟進步青年踴躍報名參軍，為戰時大學報名從軍之最，一時引起轟動?？箲饎倮?，獲準回同濟復學的楊前坤、何長城等數十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同濟成為上?！懊裰鞅尽弊鞒隽酥匾暙I。同濟館藏檔案《國立同濟大學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學生名冊》（檔案號：1-LS-115.0002）、《簽名志愿從軍經體檢合格而未正式入伍學生名單》（檔案號：1-LS-87.0025）、《青年軍復學報道名冊》（檔案號：1-LS-120.0052）、《青年軍聯誼會同濟大學分會分組名冊》（檔案號：1-LS-125.0045）等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1.2 具“悔過書”、受處分、被捕及學籍“異動”學生名冊

同濟館藏檔案中有數百份各類“悔過書”（類似今日檢討書、保證書），其中部分是學生參加愛國運動后應學校當局要求出具，如1947年同濟具“悔過書”學生名冊（檔案號：1-LS-23.0007）；部分是地下黨員出于工作需要經組織批準出具[7]。同濟館藏還有因參加愛國運動被捕的學生名單，如1948年“八二六”大逮捕國立同濟大學被捕學生名冊（檔案號：1-LS-88.0008）。此外，研究發現，從抗戰勝利到“復員”上海、解放戰爭爆發，同濟學生中被開除或被勒令退學、休學、未注冊、留級、轉系（專業）人數明顯上升，這些現象顯然和時局震蕩、部分學生參加愛國運動或直接投身革命有關。所以，同濟館藏檔案中1945—1948年連續4個學年的“學生異動名冊”包含很多進步學生信息，需要認真研讀、采集[8]?！秶⑼瑵髮W概覽（1934）》中的“中途離校同學錄”[9]也是重要的研究線索。

1.3 新中國成立后至20世紀80年代采集整理的黨史資料

受限于運動性質和所處環境，當年入黨的學生名冊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由相關單位組織當事人回憶整理形成。同濟館藏相關名冊主要有：同濟大學黨員登記表（1949年11月13日）（檔案號：2-1949-DW-1.0005）、同濟黨員名單（1945-1949）（檔案號：2-1949-DW-1.0009）、1948年同濟“一·二九”運動后轉移解放區黨員和積極分子名單（檔案號：2-1949-DW-1.0009）[10]、黨員名冊（檔案號：2-1951-DW-1.0023）、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同濟大學地下黨員名單（上海地下市委系統）（檔案號：2-1976-DW-38.0005）、解放戰爭時期同濟大學黨員名單（供審閱參考稿）（檔案號：2-1987-XZ-127.0006）。其中《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同濟大學地下黨員名單（上海地下市委系統）》形成于1976年，系根據外調資料整理而成，計195名黨員基本信息。這份史料的特點是注明了入黨時間和介紹人、調查時的工作單位，從而彌補了諸多缺漏。

《國立同濟大學“一·二九”運動總結》是中共同濟總支書記（1947-1949），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于1959年起草，其內容之全面、自我批評之深刻，令人動容[11]。類似的總結報告還有：《新中國成立前同濟黨組織情況調查報告》（檔案號：2-1949-DW-1.0010）；同濟大學學運史料（檔案號：2-ZTXS16-8.0006）；《中共江南工作委員會同濟大學地下黨組織情況調查報告》（檔案號：2-1976-DW-36.0007）；《關于同濟大學地下黨秘密外圍組織的情況及其成員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問題的報告》（檔案號：2-1987-XZ-181.0014）等。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同濟對數百名參加革命的老校友、老教授、老干部展開了大規模史料采集活動，今天同濟館藏專題檔案（“ZT-XS”）中的絕大部分即來源于此，彌足珍貴，如《抗戰時期同濟地下黨和學生運動》（檔案號：2-ZT-XS15-62.0011）、《關于同濟秘密小組建立和發展情況的報告》（檔案號：2-1987-XZ-181.0014）等。此外，同濟館藏部分敵偽檔案也可資黨史研究參考[12]。

1.4 同濟紅色檔案史料研究成果

以采集整理史料為基礎，同濟在20世紀80-90年代密切推出的黨史專題系列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同濟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同濟出版社1985年版）；《同濟大學黨史大事記（1949-1987）》（未刊稿，1987年）；《同濟大學史第一卷（1907-1949）》（同濟出版社1987年版、2007年版）；《中共同濟大學組織史資料（1949-1987）》（未刊稿，1988年）[13]；《同濟英烈》（同濟出版社1997年版）；《沖破黑暗迎曙光——紀念同濟大學“一·二九”事件五十周年》（同濟出版社1999年版）。這一時期也成為同濟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的一個高峰。2019年，筆者領銜了同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建設和革命史資料采集整理與研究”項目。四年來，項目組除了為學校黨史學習教育、微信公眾號、大學生暑期主題社會實踐提供部分檔案史料、開設相關講座外，還在《中國檔案報》《文匯報》《上海黨史與黨建》等報刊以及“學習強國”“澎湃新聞”等多家平臺發表了多篇文章，專題成果《中共同濟大學史研究（1920—1949）》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出版。

2 線上線下“雙循環”：紅色檔案史料的采集整理模式

“采集”是做好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的關鍵。檔案數字化進程的推進則為厘清館藏、“一網打盡”，提供了極大便利和可能。檔案機構有條件采取線上線下“雙循環”的采集整理模式，以“線上途徑”所得為基礎，“有的放矢”，在線下展開相應的“學術追蹤”。

2.1 展開線上學術資料采集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館藏史料，學術和科研機構打造的諸多專業文獻檢索系統如“讀秒”“知網”“全國報刊索引”為開展紅色檔案史料的學術檢索創造了條件。此外，還應關注相關機構為主體出版、發行的各類出版物。如同濟進步刊物《自覺周報》（后更名《自覺月刊》），倡導“我先覺而后可覺人也”[14]，具思想啟蒙性質，不僅是研究同濟黨史的重要資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傳播的典型案例。各類民國報刊也是重要檢索來源。如，《新華日報》曾發表《“四·一二”憶周承浩》[15]、《李其實少將大節凜然，被俘不屈投水殉國》[16]等同濟烈士的紀念文章。

由于通曉德語，20世紀20至30年代，武劍西、房師亮、徐冰、章文晉、張鍔等同濟部分學生（含附中）及后來任同濟數學教授的鄭太樸，遠涉重洋抵達德國后曾加入中共旅德支部，參加愛國運動。同濟留學生中還有多位韓國流亡學生，包括曾任中共上海韓人支部第二任書記的邊東華[17]。由此，對檔案工作者來說，檢索相關外文文獻的工作也不可或缺。

2.2 激活網絡媒體記憶采集

隨著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民間家族史、家譜、地方志的普及，檔案工作者可通過網絡，尤其是各種融媒體、自媒體、微信公眾號，搜索、采集相關人物生平（包括悼詞），通過舊書網采集包括購買相關回憶錄（含未刊稿）以及照片、手稿、登記表、自傳、履歷、思想匯報等。同時，還可變被動為主動，允許檔案工作者存疑并公開尋求答案，鼓勵他們通過網站、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抖音號等方式，在與社會進行跨時空互動交流的同時，公開相關檔案史料或線索以及檔案工作者聯系方式，等待相關研究人員，老校友、老教授、老干部或其親友主動聯系。這方面常會有意外收獲。

2.3 跟蹤黨團組織沿革脈絡采集

同濟黨組織最早可溯及大革命時期同濟附設工廠內的藝徒支部。但因為檔案史料的匱乏，其具體組織架構、人員、事跡難以描述。此后，由于愛國學生運動核心人員或犧牲或走出同濟繼續革命，其后“誓約書”事件又導致學生骨干集體離開同濟南下廣州轉入廣東大學（后更名中山大學）或黃埔軍校，導致同濟愛國學生運動陷入低谷，同濟地下黨支部遲至1929年才正式成立。研究時就必須關注其“外溢”特色，沿其“外溢”路線采集紅色檔案史料。同樣，抗戰全面爆發后，西遷途中兩度重建的同濟地下黨組織團結帶領進步青年宣傳抗戰投身抗戰，他們的足跡所至，同樣也是重要采集目標。在上述“縱向”采集的同時，還應“橫向”考察大革命及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之演變，以及同濟和部分兄弟高校黨團組織的交集、部分同濟赴德及外國在同濟留學生的革命事跡等。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從一個側面突破20世紀80年代以來建構的高校黨史研究架構和體系，更加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值得特別關注。

2.4 溯源相關機構關聯采集

主要包括主動聯系各地相關檔案館包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政協文史委、黨史研究（辦公）室、地方志辦公室等機構，采集相關檔案史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同濟黨史，除和在上海的上海大學（1924-1927）、暨南大學（1958年重建于廣州）、大夏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前身之一）、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有交集外，和河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及上海部分中學如麥倫中學也有關聯。作為近鄰，包括史地系一年級學生、后曾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主任的歷史學家金沖及在內，復旦大學多名學生參加了1948年同濟“一·二九”運動，并因此受到處分[18]。金沖及將本人日記整理發表于《中共黨史資料》，其中部分內容和同濟愛國運動有直接關聯[19]。毋庸置疑，這也是研究同濟愛國運動的重要參考資料。

2.5 尋訪相關人物一手采集

盡管時過境遷，但少數研究對象——老校友、老教授、老干部或其親友的健在，為檔案工作者采集第一手檔案史料提供了可能。這也是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的特點、優勢和魅力所在，更是當務之急，正所謂“搶救歷史”。比如，筆者在研究《喬石與同濟“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期間，就得到了當年同濟上級組織聯系人、老干部浦作的幫助[20]；關于鄭文道家鄉問題，就是幾經輾轉聯系到鄭文道宗親、譜牒研究專家鄭少山后，才得以確認是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而此前只知他是廣東“香山人”。

3 紅色檔案史料研究的四維向度

3.1 方法向度：大歷史觀一以貫之

研究黨史要有大歷史觀，主要指相關檔案工作者應具有相應的歷史知識，能夠將黨史人物、事件放在大歷史中加以分析、考察。筆者在同濟史上首次完成對420余名師生校友黨員個人信息采集整理的同時，通過“合并同類項”，將人物串成線，由點到線，徹底厘清了解放戰爭時期同濟地下黨組織架構以及與中共黨史的緊密聯系，涉及四個不同系統。具體包括：中共上海市學委領導的中共同濟總支、中共浙南特委上海支部、中共江南工作委員會同濟支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關于中共江南工作委員會同濟支部，同濟館藏中有《中共江南工作委員會同濟大學支部成員名單》[21]和《中共江南工作委員會同濟大學地下黨員名單及下落》[22]。經此研究，同濟黨史更加立體豐滿、生動精彩。作為跨學科領域，紅色檔案史料研究需要緊密結合地方史、校史，要對所涉脈絡史實有清晰而敏銳的把握。比如，有研究認為喬石為了在同濟開展地下工作需要，辦理了法學院學生證之說，經多方考證，其實與事實不符[23]。

3.2 育人向度：“大思政課”善用之

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內涵和發展水平?？梢蛐Ｖ埔?，加大與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融合力度，特別是用好思想政治理論課這一重要渠道，推動黨的歷史更好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發揮好黨史立德樹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積極推動高校紅色檔案史料充實豐富思政課的課堂教學。這也是高校作為文化高地引領社會、服務社會、擴大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檔案工作者需注重相關圖片乃至影音資料的采集，把紅色檔案的開發利用與黨性教育、“四史”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另一方面，要緊抓“大思政課”育人改革契機，積極融入思政課實踐教學。特別是2022年教育部、中宣部等十部委全面啟動“大思政課”建設[24]，致力集聚各類社會育人資源參與思政實踐?！按笏颊n”與紅色檔案史料研究的育人價值指向同一、育人對象同一，在內涵理念和育人資源上具有高度重合性。這也為紅色檔案史料研究提供了有益啟示和重要機遇?？舍槍η嗌倌耆后w需求特點和思想價值觀念變化，注重敘事話語和內容選擇創新，積極創作紅色微電影、微紀錄片、互動展覽、動漫游戲、情景劇等，講好紅色故事，增強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3.3 敘事向度：強化共同體敘事

紅色檔案史料研究從敘事角度指向的即共同體敘事。2021年中共中央發布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從革命精神傳承和豐富新時代內涵出發，應重點深化英烈史料的再采集整理與研究。英烈人物正是各個偉大精神的具體踐行者，作為前輩的“他們”與“我們”共生于同一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2011年修訂的《烈士褒揚條例》、2018年《英雄烈士保護法》均強調要加強英雄史料收集整理研究。2018年成立的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從機構設置上提供了重要保障。由于歷史原因，目前關于英烈的宣傳標準不盡相同，1997年版《同濟英烈》收錄的19名烈士中，包括陳雨蒼在內的9名烈士遺屬并未獲頒烈士證書。從實際出發，這部分“烈士”仍應予以承認。通過研究，筆者新發現了參加南昌起義的楊達等數名烈士，彌補了1997年版《同濟英烈》的缺漏，《同濟英烈》在2021年得以再版發行，但仍存有不足。從這一角度，相關研究應持續深化。紅色記憶作為與當下有一定時空間距的集體記憶，要注重紅色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也為共同體敘事提出更高要求與更大空間。

3.4 傳播向度：共享數字記憶

紅色檔案史料研究究其實質，也是紅色記憶挖掘、喚醒、固化、傳遞、共享的記憶再生產過程。它在將一系列記憶資源轉化為記憶成果的同時，也為受眾的記憶認同提供了可能。數字時代，媒介傳播尤其是新媒介傳播，成為公眾共享紅色數字記憶的重要渠道。推動紅色記憶數字化傳播與共享成為社會各類記憶機構的時勢所需。如上海圖書館的“上圖紅色文獻平臺”，應用了關聯數據技術、GIS技術、可視化技術，實現了以紅色文化為主題的多資源類型整合[25]。有必要積極謀劃集成各地紅色檔案資源和紅色記憶研究成果，以數字人文為前景，打造面向公眾傳播的紅色檔案記憶平臺。鑒于檔案的跨媒體敘事“以非線性表現形式連接虛擬在場和現實世界”，“在歷史客觀性和表達主觀性中有失衡風險”[26]，紅色檔案敘事要以歷史敘事為本，確保數字記憶真實可靠，推動紅色記憶從公共記憶到個體記憶的流動與共享，并以公眾的主體性參與和交互數字敘事。這一共享視野不僅立足專題、地域、社會領域等，更有必要面向國際傳播中國話語。紅色記憶以其對苦難的記錄和美好生活的求索，蘊涵深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紅色檔案采集整理與研究可將紅色記憶由中華民族共同體記憶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記憶，這也體現出背后的記憶倫理指向。

面向未來，加強紅色檔案史料采集整理與研究勢在必行，也是對檔案工作者業務水平和素質的一大考驗。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倒逼、啟發檔案工作者一定程度上回歸檔案學的歷史取向，以貢獻深度成果，進而推動檔案學科建設和檔案學人才培養，捍衛檔案學的學術尊嚴與基層檔案工作者的職業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