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研究

陳楠 鄺博文 朱春娥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打造國際教育示范區，但廣東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程度與其經濟地位并不相符，該情況在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尤甚。留學生教育是衡量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韓國在推動教育服務出口和提升大學的國際化水平方面成效顯著，其經驗教訓值得借鑒。針對粵港澳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存在的問題，通過歷史回顧、文獻分析和線上線下訪談等研究方法，對韓國與粵港澳在高等教育國際化中所采用的戰略和政策進行比較，以期為大灣區內計劃輸出職業教育的高職院校和政府部門提出適當策略和政策建議，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廣州留學學習。廣東作為職教大省、強省，其職業教育優勢明顯，粵港澳在推進大灣區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方面互補性較強，加強粵港澳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關鍵需從五個方面著力：一是深化改革開放，破除制度藩籬；二是制定發展規劃，做好頂層設計；三是出臺專門政策，加強標準建設；四是加強師資建設，加快中文普及；五是鼓勵校企合作，完善支撐體系。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高職教育；國際化教育；政府政策；留學生

中圖分類號：G649.21?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005-2909（2023）04-0032-09

一、引言

根據當今世界大學的三大主流評價體系――英國的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美國的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Rankings），教師和學生的國際化程度、國際合作項目等指標占有相當大的權重，國際化已經是現代大學的重要特征?？v觀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留學生教育是一個重要標志，大規模招收外國留學生既是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和實現教育服務貿易出口的國策，也是促進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手段，已經成為衡量一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受經濟利益和學校內涵發展的雙重驅動，發達國家從政府到高校均通過各種途徑促進對外教育發展，擴大招收留學生規模，以提升本國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和軟實力。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大灣區要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動教育合作發展；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范區，推進粵港澳職業教育在招生就業、培養培訓、師生交流、技能競賽等方面的合作，創新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方式；支持各類職業教育實訓基地交流合作，共建一批特色職業教育園區；完善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加強人才國際交流合作，推進職業資格國際互認等政策［1］ 。2019年3月，我國啟動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簡稱“雙高計劃”），提出高職教育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宏偉目標，要提升國際化水平，需形成有質量、有標準、有特色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模式，為國際職教發展貢獻“中國方案”［2］。2021年11月，廣東省教育廳印發《關于實施省域高水平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的通知》，啟動了廣東省“雙高?！钡慕ㄔO計劃，提出在“十四五”期間集中力量建設45所左右的省域高水平高職院校，實現到2025年學校人才培養質量、辦學水平和綜合實力顯著提高，技術創新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使一批學校達到國內一流、世界水平的建設目標。

韓國于1999年開始實施“21世紀智慧韓國工程”，致力于全面提升全國大學辦學水平，培養有創造力、高質量的人才以滿足知識社會的需求；2004年推出了“留學韓國計劃”，大力推廣韓語及韓國文化，積極擴大招收外國留學生的規模，以加快韓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這些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使韓國教育服務“出口”和大學國際化水平位居亞洲前列。數據顯示，在2022年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韓國進入前500名的大學有16所，且2019—2020年度在韓的外國留學生有15.23萬，均為廣東的三倍多（表1）。韓國已緊隨中國、日本之后成為亞洲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

中韓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成功對我國高校具有啟示作用。2004年韓國人均GDP為1.65萬美元，略高于2021年的廣東省。當前廣東與18年前剛剛開始實施“留學韓國計劃”時的韓國頗為相似，因此值得深入互鑒和學習。本研究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研究和比較韓國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所采用的戰略和政策；二是分析粵港澳地區的優劣勢，向大灣區的高職院校及相關政府部門提出合理策略及政策建議，以期能助其擴大招收留學生的范圍和規模，助力大灣區優質高等職業教育“走出去”。

二、文獻綜述

（一） 韓國的經驗

20世紀60年代初，樸正熙執政后根據韓國國情開展了“新鄉村運動”和“韓國五年計劃”，使得韓國的農業和工業快速發展。70年代初期韓國外向型經濟開始騰飛，創造了“漢江奇跡”，并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首。2002年，超過70%的高中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韓國成為世界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高的國家之一［3-4］。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韓國社會高度重視子女教育，推動和助長了家長的教育投資熱情，加上高校準入門檻較低和辦學審批不嚴，導致高校數量猛增，于1995年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然而，韓國的教育質量與公眾渴求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期望相去甚遠。因此，家長們紛紛把子女教育的陣地轉移至海外，造成與出國留學相關的各種考試培訓機構蓬勃發展，培育出了韓國獨有的大學入學率高、課外輔導率高和子女海外留學率高“三高”現象，形成了巨大的教育貿易逆差。據統計，2004年韓國到海外留學的人數高達217 959人，占學生總數的5.4%，而來韓的外國留學生為16 832人，僅占學生總數的0.22%。與此同時，韓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高校新生入學率驟降，很多高校無法完成招生計劃，生源銳減給高校運營帶來了極大沖擊，加上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和社會普遍重視學校名聲等因素的影響，導致一些高校面臨關門或被合并的局面。另外，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大力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辦學，對韓國高等教育的生源也造成了一定沖擊。

面對高等教育“內困外憂”的局面，韓國政府分三期實施了“21世紀智慧韓國工程”［5］（Brain Korea 21，簡稱BK21），旨在建設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和地方優秀大學。第一期（1999—2005年），投入11億美元用于研究型大學建設世界一流研究生院，投入3 800萬美元扶持地方性大學加強應用專業教育和外語、信息管理等技能型教學，培養實用型人才；第二期（2006—2012年），稱為“續BK21工程”（Post-BK21 Project），進一步支持高水平大學建設；第三期（2013—2019年），為加強大學的科研能力，實施“21世紀智慧韓國后續工程”（Brain Korea 21 plus，簡稱BK21 plus）。2008年6月韓國政府開始推行“WCU計劃”，即世界級高水平大學建設計劃［6］（World Class University），通過資助大學開設新學科和新專業、為現有學科引進海外學者和邀請國際學術大師，開發了世界一流的學術項目，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師資隊伍和世界一流的學科院系，從而提升了高校的科研水平，建設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研究型大學。

為進一步提高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吸引外國留學生，減少國內生源不足造成的教育資源閑置，改善教育服務貿易赤字等問題［7］，2004年韓國開始重點實施“留學韓國計劃（Study in Korea Project）”。該計劃由4部分組成：一是通過擴大政府獎學金項目的數量、設立亞洲大學生獎學金資助項目、選拔資助發展中國家優秀高中畢業生學習費用（1年的韓語學習及4年本科）等措施，加快外國留學生項目的引進；二是在重點國家生源較集中的地區設立世宗學堂，大力宣傳韓國文化，不斷加強韓國留學咨詢系統建設，促進海外留學信息網絡的構建，為外國留學生提供良好的留學信息服務；三是通過舉辦海外留學博覽會，強化赴韓留學的宣傳力度，樹立韓國留學產業的良好形象；四是推出“外國留學生學習與生活環境改善項目”和“英語授課講座及韓語研修課程資助項目”，積極改善外國留學生學習與生活的環境，為非英語國家的留學生解決語言上的不便。同時，加強韓國政府與大學之間協作，積極構建各高校的留學生數據庫，強化留學生管理。2012年韓國政府實施“留學韓國2020推進計劃”，計劃到2020年吸引20萬外國學生到韓國留學［8］。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擾亂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對全球留學市場產生極大沖擊。雖然韓國未能如期實現“吸引20萬外國學生”的目標，但其“留學韓國計劃”無疑是非常成功的，2019年在韓留學生人數達到了160 165人，是2003年的13倍（圖1）。根據搜狐網公布的統計數據，2019年在韓國就讀4年制大學（本科）的留學生總數是111 858人，比2018年的99 806人增加了12 053人。其中，外國留學生數超過2 000人的大學12所，超過1 000人的35所；外國留學生（研究生）超過700人的大學共9所［9］。

韓國成均館大學魏玉亭等［11］認為，韓國政府為扭轉人才流失、縮小教育領域貿易赤字和提高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積極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建設，實施《留學韓國計劃》吸引外國留學生以提高生源國際化水平；設立“21世紀智慧韓國”工程提高科研水平以加快科研國際化步伐；通過“世界一流大學項目”引進優秀外籍教授以加強師資隊伍國際化建設，提高英語授課課程比例以深化課程國際化改革；建立區域教育樞紐以打造高等教育國際化高地；整合有效資源以豐富國際化形式。各高校為提升大學排名、獲得政府財政資助并增加學費收入，積極配合政府實施各項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取得了顯著成效，并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位居亞洲前列。但也存在“招留學生重數量、輕質量，辦學模式仿歐美、缺特色，政府資助一刀切、失平衡，課程設置持偏見、非多元”等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有效應對這些挑戰，提高外國留學生的教育質量，韓國成立了外國留學生管理質量認證委員會，積極參考韓國的相關法律條文，于2011年對四年制本科高校及職業高校建立了國際教育質量認證系統（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IEQAS），以此規范韓國高校招收留學生事宜，確保留學生質量。IEQAS由評價及認證委員會組成，其基本職責是對韓國各高校的外國留學生招生及管理質量進行評價，為滿足標準的高校發放外國留學生招生管理質量認證資格。與此同時，IEQAS為高校提供政府邀請獎學金項目的評審資格，并向公眾發布。此外，IEQAS還根據院校的不同類型（如四年制本科院校、大專院校、研究生院校等）制定了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7］。

（二） 廣東省的現狀

近幾年，學界基于“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教育國際化研究項目明顯增多，但針對廣東或粵港澳大灣區與韓國間對比研究較少，僅有幾位學者對廣東省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存在的問題以及與兄弟省市的差距進行了分析。

張艷等［12］認為，廣東高等教育國際化正朝著數量規?；?、形式多元化、合作縱深化方向發展，其中留學生來源國分布日趨廣泛，由原來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擴展到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留學生比重上升，人數逐年遞增；中外合作辦學已經成為廣東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重要形式；國際交流與合作也由培訓交流轉向以科研合作與學術交流為主。但在總量上，廣東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其經濟地位仍不相符。高等教育國際化以“請進來”為主要特征，合作主體和類型較為單一，多邊合作不夠均衡，辦學層次不夠高，存在國際化發展不充分等問題，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領域有待拓寬。一些高校對來華留學生的準入門檻過低，生源質量參差不齊，教學管理和教學質量監管不到位，留學生教育普遍存在“寬進寬出”的現象，來粵的留學生教育質量有待提高。鄔智等［13］分析認為，廣東省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目標尚欠具體，與同為教育大省的江蘇省相比，廣東省的發展目標僅呈現為一些具體數字，缺乏清晰的發展方向和具體的落實措施，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廣東省政府留學生獎學金每人每年的金額僅是江蘇省的1/3，且沒有設立?？茖哟蔚恼剬W金，也沒有針對不同學科的留學生實行差異分配。歐泳怡［14］對粵滬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上海市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水平高于廣東，上海市在政策推動和留學生獎學金支持力度方面優于廣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數量、海外孔子學院數量及來華留學生數量也均多于廣東，并且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標更具體。

（三） 政府的作用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Alan C.K. Cheung等［15］認為，在推動教育服務（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務）出口的過程中，政府經常發揮積極的支持作用。政府的作用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資金的形式，也可以是制定有利于吸引外國留學生的教育、人口和就業等政策；還可以設立中央機構（central agency），通過提供公共研究、宣傳推廣和留學生服務來促進教育服務的輸出。另外，政府也可以協助大學進行治理改革。在過去十年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為了打造地區的教育樞紐，通過重組和合并方式對國立大學進行改革。大學治理的變化，反過來也使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大學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權，變得更加自主和更具創業精神［16］。

不僅是韓國，其他國家的實踐也證明，政府提供有效的政策和支持措施對促進高等教育發展至關重要。Alan C. K. Cheung等［15］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英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人口和移民三個關鍵領域使用的一些關鍵政策和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國際留學生。具體教育政策包括大量投資高等教育和研發，為國際學生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與其他國家的政府和高校開展交流合作和政策對話，設立專項資金獎勵高校輸出教育，通過中央機構、網站、海外辦事處積極參與市場調研和推廣活動，以及培訓和獎勵招生代理等。在人口和移民政策方面，一是為來自外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全職和兼職工作機會，留學生取得工作許可證后就可以在讀書期間做兼職工作（一般每周不超過20小時），畢業后可繼續居留從事全職工作1-3年；二是吸引技術移民，給予高技能、高水平的人才公民身份。

鑒于我國高職院校開展國際化辦學的時間較短、經驗欠缺，急需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和統一規劃。張舒等［17］對我國82所高職院校境外辦學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應將高校個體境外辦學市場拓展與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援外工程結合起來，協同政府部門、高職院校、行業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參與主體關系，采取政府引導、行業協調、企業主建、院校主教、非政府組織助力的協作思路，實行積極引導和有效扶持，打造經濟輸出、教育輸出和文化輸出的“三位一體”集成化輸出模式，形成協同多元效應，有效提升“走出去”項目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三、韓國實踐經驗給大灣區的啟示

（一） 大灣區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機遇與挑戰

關于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宏觀上做了論述：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發展大勢不可逆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競爭力、更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拓展了新空間［1］ 。就高職教育輸出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三地互補性極強，機遇與挑戰并存。

由于歷史原因，香港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擁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一是高水平的大學較多，高等職業教育已與國際接軌；二是作為國際一流城市，香港擁有遍布全球的營銷網絡、價格較合理的優質教育和完善的質量保證機制等［15］；三是香港擁有自由的社會氛圍和英語教學環境，并先后出臺了擴大招收留學生名額、放寬留學生就業限制和吸引“優才入境計劃”等政策措施。在職業教育方面，香港專門設有職業訓練局，擁有完整的培訓體系和一套全面且市場化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但香港也存在地少人多，大學的發展空間有限，租金昂貴，生活成本較高，制造業萎縮等劣勢。

澳門回歸后發展平穩，作為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是我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澳門已經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試點平臺和大灣區城市對葡語國家的窗口，吸引葡語國家或地區來華投資［18］。澳門的優勢是旅游與酒店業發達、文化包容性好、具有英語和葡萄牙語教學環境、學費和生活成本較低、留學申請相對容易等，但也存在地方狹小，高校數量少、規模小、名校少，大學發展空間有限，產業單一，沒有形成完整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人才短缺等劣勢。

廣東作為我國經濟第一大省，擁有三大明顯優勢：一是產業優勢。廣東擁有完整的現代產業體系，已經形成了十大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和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二是區位優勢。作為“海上絲路”的重要發祥地，廣東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節點；作為華南的門戶和東盟的近鄰，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往來密切，是中國對東盟貿易最大的省份。三是親緣與人文優勢。廣東是全國第一僑鄉，分布在東南亞各國大量的廣東籍華僑華人，不僅通過“海上絲路”與廣東有密切的商貿往來，還使嶺南文化在沿線各國得到很好傳播，兩地在文化上的共通性和認同感極高，得天獨厚的優勢為廣東高?！白叱鋈ァ碧峁┝讼胂罂臻g［19］。廣東的劣勢：作為全國的經濟大省、人口大省和教育大省，但廣東的高等教育大而不強，名校不多，優質高等教育資源較缺乏。在國際化方面，不僅比“江浙滬”差，還與韓國的差距更大。雖然2019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在規模上與傳統的留學生接受大國英國非常接近（英國為496 570人；中國為492 185人）［20］，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留學生的來源地、生源質量、層次結構等很多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2021年廣東的GDP總量為1.93萬億美元，超過韓國1300億，但廣東的人口是韓國的1.4倍，高校數量卻不及韓國的1/3，本科以上大學和進入QS世界大學排名前1 000名的數量僅是韓國的1/6，國際留學生數也不到韓國的1/3。

雖然廣東的高等教育及其國際化程度與韓國比還有一些距離，但可喜的是，廣東不僅是職教大省，也是職教強省。2019年，廣東有14所高職院校入選國家“雙高?！苯ㄔO計劃；通過“國家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示范學?！彬炇盏闹新殞W校20所。在高技能人才培養方面，廣東領先全國。在第43—45屆世界技能大賽中，廣東省共獲得金牌15枚，約占全國金牌數的42%，總獎牌數占全國的35%，為全國之冠，體現了廣東省在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方面的成效，以及匯集了眾多高素質的技能人才［21］。隨著“十四五”期間45所省域“雙高?！钡慕ㄔO，廣東高職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將會進一步提升，將吸引越來越多周邊國家的學生來粵留學。

（二） 韓國經驗的啟示

回顧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歷程，顯然是學習和借鑒了英語文化圈中發達國家的做法，且在推進過程中也并非一帆風順。為推進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政府在推行相關計劃和政策時，重視調研和糾錯，不斷完善其留學體系建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事，我事之師?？偨Y韓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經驗，可以為大灣區提供四點啟示：一是政府大力推動。制定相應的國家戰略和出臺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并在執行中與時俱進、持續健全完善。二是遵循“走出去、引進來”并重的原則。大力推動高等教育雙向國際交流，積極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的往來合作；設立專項資金和獎學金，一方面鼓勵高校廣泛吸引外國留學生，同時輸送本國學生赴國外留學；另一方面支持教師及科研人員開展跨境交流項目，并有選擇地輸出和發展海外教育，設立海外“世宗學堂”和合作辦學項目。三是加大政府投資，重視學校內涵發展。為確保質量，應不斷完善國際化課程和質量保障體系建設，提升留學服務口碑［19］。四是政府設立專門的機構和網站。在加強監管和引導的同時，積極參與本國教育服務出口的市場調研和海外推廣活動等。

四、幾點政策建議

（一） 深化改革開放，破除制度藩籬

粵港澳大灣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具有良好發展基礎。區內不但擁有香港、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國際大都市，經濟發達、實力雄厚，區位優勢明顯，且粵港澳三地具有文化同源、人緣相親、民俗相近、市場互補等人文優勢。由于粵港澳三地存在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廣東高校與香港、澳門特區高校開展合作辦學，必須參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規定執行，阻礙了粵港、粵澳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項目的開展和聯合走向世界的步伐。專業資格和標準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粵港澳大灣區需要統一專業資格和標準，以為生產要素流動減少障礙［22］ 。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大灣區內教育合作的體制機制、破解合作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則是當務之急。

（二） 制定發展規劃，做好頂層設計

2021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提升中外合作辦學水平，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臺，推動職業教育走出去，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因此，地方政府應加強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規劃：一方面，強化頂層設計，將職業教育國際化納入地方教育事業整體規劃，明確發展目標、聚焦高質量、加大獎補力度、鼓勵創新與跨界合作；另一方面，加強統籌管理和發展研究，設置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基本條件和指標，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鼓勵學校適度發展跨境職業教育、開展教師及科研人員跨境技術交流項目等。如天津市海外“魯班工坊”之所以能成為國家品牌項目和示范工程，關鍵就在于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魯班工坊”建設。為協同好各方力量，天津市不斷加強項目建設的頂層設計與統籌管理，專門成立了由三位市領導任組長、相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天津市魯班工坊推進工作領導小組”，并相繼出臺了《關于做大做強做優天津職業教育八項舉措》《關于推進我市職業院校在海外設立魯班工坊試點方案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將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的“魯班工坊”列為市政府重點工作［23］。同時，成立了“天津市魯班工坊研究與推廣中心”，為“魯班工坊”的發展提供決策、監控與支持的服務智庫。

（三） 出臺專門政策，加強標準建設

地方政府根據國家戰略，應結合自身發展目標以及企業和學校的需求，發揮本地優勢，出臺促進教育國際化的專門措施辦法（如設立?？茖哟蔚恼魧W生獎學金、放寬留學生就業限制等），通過系統性政策支持，引導高校加強職教聯盟與品牌建設，鼓勵人才流動與留學生教育，開展跨國教育與海外合作，不斷加強標準化的課程、教材和考試建設，完善國際化課程和質量保障機制，創新模式建立大灣區職業教育樞紐，打造國際化職業教育高地，提高職業教育世界競爭力，以塑造和推廣大灣區職業教育品牌，吸引全球人才和國際學生來粵工作學習。

（四） 加強師資建設，加快中文普及

雖然廣東職業教育的基礎扎實，但要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的目標，提升廣東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打造廣東特色職業教育品牌，關鍵是做好國際化的師資隊伍和教學資源建設。一是要大力吸引留學回國的優秀人才和引進優秀外籍教師以加強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深化課程國際化改革，增加雙語授課的國際化課程；二是要加強職業教育與國際標準和國際先進水平對接，開發具有國際水準、廣東特色的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推動職業院校教學資源的國際化；三是要中文先行，大力推進中文“走出去”普及，盡快讓中文也成為真正的“世界語”。打造國際水準、廣東特色的職業教育，選擇具有地緣和人文優勢的東南亞國家進行重點突破，調動和發揮當地華人華僑在語言、文化、法律、習俗、環境等各方面的優勢，解決“走出去”難和“接軌”難問題。

（五） 鼓勵校企合作，完善支撐體系

加快地方教育國際化立法進程，細化和規范合作辦學、獎學金設置分配、留學生兼職工作、畢業后就業等相關規定和執行要求，推進“政校行企”協同和產教融合，設立職業教育“引進來”的留學基金和“走出去”的獎補專項資金，鼓勵職業院校和已經走出去的企業與當地政府、學?；蚱髽I等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化合作。建立健全適應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制度支撐體系，以利于整合有效資源豐富職教國際化形式，支持不同所有制的學校和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強強聯合“走出去”辦學。同時，采取中高職本科銜接分段培養的方式，鼓勵企業在國外舉辦中等職業教育，在國內與高職院校實行中高職本科銜接，培養高技能人才，同時擴大來粵留學生規模。打造“留學廣東”的多語種信息平臺，重視海外市場調研，加強對重點生源地區的宣傳，分國家和地區、分主題、分學校類型（大學/高職）或與當地政府合作舉辦線上/線下留學博覽會，讓有計劃來華留學的學生更方便、更好地了解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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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posed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but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 is not consistent with its economic statu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ing an important hallmark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Kore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universities， and 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re worth learning.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historical review， literature analysis as well as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views， this study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dopted by Korea and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n focused on the lessons and problems， recommendation of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s provided to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education decision makers in GBAs government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expanding their efforts in recruiting the grow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overseas. As a large and strong provin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Guangdong has a lot of advantag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BA. The recommended solution is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reak dow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formulate development plans and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to unveil special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peed 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to encourag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s.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ducation; govern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ent

（責任編輯? 崔守奎）

基金項目：2021年廣東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廣東民辦高職院校辦學質量提升策略研究”（2021YQJKM005）

作者簡介：陳楠（1965—），男，廣州城建職業學院外事辦副教授，高級經濟師，碩士，主要從事企業管理和高職教育發展方向研究，（E-mail）5639563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