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區治理困境破局：張力構造、現實邏輯與范式框架

摘要：社區深化應用智慧技術，原有治理的邊界和疆域不斷被打破、重組和拓展，智慧社區治理正演進為空間秩序的生產，促進著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三元空間貫通。從智慧社區治理的碎片梗阻困境實際出發，運用空間分析法、邏輯演繹法等，剖析了治理秩序生產的四種張力構造，提取出智慧社區治理存在著“空間嵌套服務的植入流變、參與治理主體的再組織化、載體與場景協同的效能輸出”的現實邏輯，并推演出治理的范式框架。研究發現，秩序生產是智慧社區治理的本源錨點所在，建議把智慧社區的空間存在作為一個動態整體來掌控治理。

關鍵詞：智慧社區；治理困境；空間貫通；秩序生產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16-0045-04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application of smart technology in communities， the governances original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have been constantly broken， reorganized and expanded and the governance of smart communities is evolving into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order， promoting the spatial connectivity of physical， spiritual and social space.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ragmentation and ob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tension structures in the production of governance order by using spatial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and extracts the realistic logic that “the implantation of spatially nested servic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in the governance， and the synergistic output of the carriers and scenarios” in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educed the paradigm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order produ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anchor of smart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uggests that the spatial existence of smart communities should be governed as a dynamic whole.

Keywords： communities; governance dilemma; spatial connectivity; order production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在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中，越來越多智慧應用場景已延伸到城市社區層面，智慧社區成為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手段，整合社區各類服務資源，打造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與服務的社區新形態。智慧黨建、智慧門禁、智慧電梯、智慧停車、智慧監測、智能快遞、智慧養老、智慧家居等，不僅帶來社區物理屬性變換，而且促進其社會屬性變革，牽動著治理關系的重構，訴求立足現實困境，把握智慧社區治理演進的張力、邏輯與框架，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更好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方便群眾服務。

一、智慧社區治理的困境解析

實踐中，智慧社區治理存在著頂層設計不完善、技術成本過高、技術至上理念誤區、專業化運營人才短缺、數字化融合制度供給不足、政府唱“獨角戲”主體尷尬、管理過程碎片化、服務對象缺乏信任、行動者參與缺乏等問題［1］，為不斷提升社區治理服務智慧化、智能化水平，有待于對其困境深度解析，以把握治理根柢。

（一）碎片梗阻困境源于智慧社區生態圈的空間分割

智慧社區治理困境中，以一種不協調、不合作、不連續的服務流，制約著技術創新服務于社會創新［2］。各種碎片梗阻的系統集成凸顯出：構建完整的智慧社區“生態圈”，成為智慧社區治理的關鍵。對智慧社區“生態圈”而言，其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三者之間的初始狀態并不是貫通一致的，相反是一種空間分割基態。譬如機械的網格化管理，對社區治理參與主體的社會空間實施選擇性懸置，等同于在社區治理框架中把社會空間割裂了出去；又如純粹的多元主體治理，從多元參與主體的協同并舉來調配資源配置，近乎在治理框架中跨越了物理空間的特性存在及其物質資料的差異理性?？臻g分割中產生形式多樣的沖突，包括主體間“不愿共享”、資源整合性差等，訴求通過空間生產連接碎片化場景，克服條條塊塊的分隔缺陷，形成一種基于實體場所、數據虛擬空間和社會空間的三重場域，把城市理想與社區現實融為一爐，演變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存在。

（二）智慧社區治理正演進轉向為“空間秩序生產”

智慧技術應用在社區中的空間貫通，將鄰里、居民、街商等多個關聯主體的切身利益整合了進來，尋求著尊重各關聯群體的空間權益，把居民的切身生活需要、參與主體的社會生產方式等納入到空間體系中［3］，以實踐整合了網格物理空間和社會主體參與空間，并融合作為一種新的交融空間，“容許一些新的活動發生，既在支持一些活動，同時又在禁止另外一些活動”［4］110，演變成了一種新的秩序的生產，對社區運行發揮著整體性引領作用。智慧技術帶來的關于秩序生產，成為了用于調配社會關系的權力運作媒介，既關聯著沖突修復后的新秩序，又左右著新空間的取用。譬如，面對一些老舊小區的停車位受限挑戰，智慧停車以積分獎勵方式，引導居民在工作日的駕車出行時段，通過車位感應技術進行錯時共享停車，修復了停車位閑置狀態，優化了停車場流通秩序，實現了資源差異空間的取用。這對智慧社區治理而言，“物理場所的管理”演化為“關系空間的治理”——實現了“智慧社區治理”向“空間秩序生產”的華麗轉身。

二、智慧社區治理的張力構造

智慧社區治理，是在智慧社區建設、管理和運營等環節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張力驅使下，立足于治理困境破局所進行的空間秩序生產。把握其過程中的秩序對抗張力，是智慧社區治理實現的基準。

（一）社區公共資源供需沖突的張力

在現代城市化實踐中，伴隨著居民對社區服務需要日益增長，相對固定限額公共資源稟賦與實際需要之間存在著缺口，展現出一種“供需對抗”的矛盾。對比之下，觸發社區治理變革的智慧化平臺，因提供了新的平臺及其空間服務，發揮了補齊這些需要缺口的作用。譬如，智能安保監測和人臉識別服務，顯著降低了一些混改老舊社區的盜竊率，大大提升了居民安全感、滿意度。又如，新冠疫情中，一些社區應用的智能體溫檢測服務，僅居民通過應用場景時，就能完成自動體溫檢測和遴選，有效地節約了原有的人工勞動成本。智慧化平臺引發產生新的空間，在新技術配置和資源整合下，補齊服務需要的空間缺口，以化解資源“供需對抗”矛盾，成為智慧社區的空間貫通源動力。

（二）空間服務與社區居民信任對抗的張力

在智慧社區的空間貫通進程中，智慧化平臺提供的新的空間服務，一方面滿足著居民需要和得到居民服務的認可，另一方面又以信任驅動著新的智慧化項目上馬。新的空間貫通不斷形成，空間服務供給持續生成，在智慧化服務獲得居民認可的“信任對抗”矛盾化解中，促進內生動力源源不斷輸送出來。多地實踐表明，正是在這種居民持續認可信任的內生動力作用下，智慧化平臺才逐步成熟完善的，典型示意在于：智慧化平臺上的服務接口，最初多從智慧安防、智慧門禁項目啟動，結合實際居民需要增添智能水表、智慧停車、智慧黨建等項目，形成多個模塊匯聚融通的趨勢，促進著空間貫通的能級躍升。

（三）智慧治理關系與傳統治理關系分歧的張力

智慧技術治理，不僅改變了傳統的社區治理方式，而且形成了一種新的基層社會治理關系，譬如社區黨員、流動黨員、外賣送餐小哥、快遞員、智能快遞柜、街區商鋪、志愿組織、鄉鎮政府部門等各類要素資源加入到了智慧治理體系中，形成了社區的內外聯動的新治理體系。又如，傳統社區的鄰里糾紛矛盾、停車矛盾、獨居老人矛盾、居民訴求矛盾等原有的沖突，在智慧化平臺的新的社會關系鏈接中，得到重新審視和創新治理，典型代表如“線上點單、線下下單”式聯動治理。在傳統的社區治理關系與智慧社區治理關系之間，呈現出一種新的“分歧”。這種分歧差異作為社區治理效能提升的張力，一方面彰顯著智慧治理關系的進步性，另外一方面又傳承傳統治理關系的精華，整合促進著智慧社區的空間貫通體系完善。

（四）智慧技術異化與人本關懷回歸的張力

在智慧社區治理中，不是說演進到治理關系分歧對抗，到此就告一個段落了。相反，張力驅動并沒有停止，而且在智慧社區的空間內部，新的沖突又產生了。智慧化平臺通過數字感應響應終端，把居民群體通過智慧平臺網絡鏈接了起來。這種技術擴張下的關系鏈接，因為其技術性、代碼化、匿名性，并沒有縮減、而是拉大了居民之間、鄰里之間的情感距離。在這里，技術對人的異化和智慧化平臺的實用性之間，就產生了新的對抗，并且這種對抗是在智慧社區深化實踐后才會產生的固有矛盾，因其與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分割，又拷問著智慧社區治理的價值理性。在這種對抗及其張力下，一方面基于智慧化平臺的共享花園、共享書屋、共享文體等不斷興起，促進鄰里關系重構和情感距離拉近，另一方面又引領著智慧社區建設的變革，在空間關系重塑中回歸人本關懷。

三、智慧社區治理的現實邏輯

在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三元空間貫通中，從智慧社區治理的主體發力、客體反饋、治理流變等環節來看，各相關環節彼此促進、互為銜接，需重構秩序張力，從而演化出秩序生產的現實邏輯結構。

（一）空間嵌套服務的植入流變

智慧社區的空間，是以服務于居民生產生活為主的方式存在的。對秩序生產而言，空間服務形式類型多樣，一條服務可引出另一條服務，一條服務中又穿插著另外一條服務，這一環套一環的復雜的存在形式，呈現出一種嵌套結構。換言之，在智慧平臺支撐下，空間服務的嵌套結構，組成了秩序生產的底層結構。以智慧共享停車為示意，私家車位工作日的錯時共享服務，引出了對車主的積分獎勵，積分又可用作底層商鋪購物的消費抵扣，而選定的商家又是街區協議合作單位?？臻g服務在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中進行轉換，一條服務銜接著另一條服務，各類服務不斷以新的表征形式，互為前置撬動條件，促進服務流形成良性循環，植入在智慧社區的秩序生產中，演進為空間服務流變［5］。

（二）參與治理主體的再組織化

智慧黨建、志愿服務APP等平臺應用下，社區鄰里中孵化出了文明帶頭人、公益捐贈者、反詐宣傳員、事務代理人等新角色，產生了一種按照特定目標要求而組織起來的空間，要求對參與秩序生產的多元主體進行再組織，從而提供基于智慧技術的滿足居民需要的服務。譬如，社區兩委引領下的公益社會組織的籌建，通過智慧平臺的再組織化，提供了獨居老人照料的志愿服務。在空間結構的再組織化調整中——實現了新的秩序生產，進而對存在的空間分割斷點堵點進行補位或疏導，有力解決了責任不清晰、行政干預、條塊關系、技術及其倫理、路徑依賴等問題，化解了治理主體結構風險。相對于傳統的對癥下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理而言，智慧社區治理對參與主體的再組織化，生成了新的關系紐帶，具備著強勁的韌性活力。

（三）載體與場景協同的效能輸出

智慧社區的秩序生產，在一定的載體介質支持下，形態客體以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的場景方式呈現出來。如列斐伏爾指出，“事實上，一度曾經占據優勢的‘自然特質已經變成一種附屬的特性；與之相反，空間的社會特質——它所體現、包含與掩蓋的社會關系——開始明顯地占據主導地位”［4］124，對智慧社區治理而言，秩序生產的載體介質與應用場景之間交互作用時，載體介質擺脫了自然的物理的狀態，進入了社區的服務場景應用中。在推進載體介質的配置變革時，變革的是以人本服務導向的協同共享配置［6］。最終在智慧社區治理實踐中，這種載體協同場景的結構，構成了宏觀治理體系的微末終端，在單元重構中持續輸出著秩序生產的治理效能。

四、智慧社區治理的范式框架

治理深植于部分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疊變中。對智慧社區治理而言，“有責任對整體進行定義，并且確定這個整體是否包含著某種邏輯”［4］231，在差異秩序的生產調控和治理理性的抽象秩序確證中，建構著一種以“秩序生產”為內核的范式框架，掌控動態整體。

（一）社區治理的差異秩序生產

智慧技術在城市社區中應用取向，是以形成新的可供選擇性的秩序生產為歸宿的，并不是以消除社區原有的空間存在為目標的。這一過程中，發生著一種社區治理關系的替代——原有的社區治理關系被智慧治理關系所替代，引發了社區治理的傳統空間被暫?；虻?。深化來看，正是這種基于智慧技術的替代性存在，一種新的秩序被生產出來，且不同于傳統的同質化秩序的反復生產，是一種社區治理的差異化秩序生產。差異化秩序的運行下，提供線上線下相融合的社區生活服務、基層公共服務、智能小區等服務，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不斷滿足著社區居民需求。

（二）治理理性的抽象秩序確證

智慧社區治理的拓展和深化中，放在優先地位的并不是智慧技術，而是社會關系的可再生產性、重復和再生產被有意識地放置在優先地位。這其中，把抽象的社會關系投射到新生產出來的具化秩序上，在生產秩序的同時，也把自身的抽象社會關系銘刻于其中，建構出抽象秩序存在的確證，從而孕育出“人民至上”的治理理性。猶如“在現代世界的技術手段與特定問題的語境下，物與客體，連同它們的關系本身，現在都可以在它們的關系中被生產出來”［4］181，是隱藏在差異秩序生產中的抽象秩序，從根本上決定著秩序生產的存在性質。在抽象秩序確證下，智慧社區治理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拓展應用服務場景，讓社區更加和諧有序、服務更有溫度，不斷增強著社區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秩序生產的主客體交互治理

在智慧社區治理的秩序生產中，治理的主體、引領的主體、或參與的聯盟主體，介入到社區治理中的同時，即刻轉變成為空間貫通的客體構成，譬如智能技術方由參與治理的主體轉換成為參與治理的客體。這種主客體孿生轉換的特征，勢必要求對秩序生產的范式框架進行升華，以“系統觀念”促發主體自我革命和客體俱進革新。為更好地掌控整個空間，針對這種“空間的特性與構造體的屬性之間相互介入的現象”，智慧社區治理就演化成為主客體交互介入的治理，在新動能中推進著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的三元空間貫通。最終，主客體交互治理下，治理共同體的結構得以不斷重塑，智慧社區治理與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完整社區建設、農村人居環境建設、老年友好型社區建設等有效銜接，催化著協作迭代的整體合力生成。

五、總結與展望

智慧社區的治理，或僅從智慧技術的認知層面、或從作為社區居民的人的需要層面，以抽層取景方式來找尋解決社區問題的答案，是不真實的，也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把智慧社區的空間存在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在其空間的生成、演化、流變進程中，推進物理空間、精神空間、社會空間三元空間貫通，把握秩序生產的基本原理和規律，以秩序生產來牽引整體掌控治理，這即是把秩序生產作為智慧社區治理的本源錨點緣由所在，以實現對碎片梗阻困境的跨越。實踐中，諸如聚合社區物業物管、維修、家政、養老、菜市、體育等生活性服務業資源，鏈接社區周邊商戶，建設智慧社區生活服務圈，即是一種對碎片梗阻困境的跨越見證。

秩序生產指引下，智慧社區治理從社區的生命動機出發，借力于技術集成實現，促成智慧化平臺對空間分割的耦合跨越，使得社區秩序在每一次生產迭代中重新散發活力，“指尖辦”“網上辦”“就近辦”等將成為一種新常態。在當今高度離散化、深度復雜化的基層社會中，達到這樣的過程和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其一，智慧社區基層“神經末梢”越來越多地與社區場所外部的空間聯動起來，其二，智慧社區治理主體在介入治理進程中無意識地被轉變成為社區治理的客體。這種形勢下，新的實踐變遷要求開展新的研究探尋，將成為未來研究方向所在，以不斷完善智慧社區治理評價體系，指導實踐總結推廣成功經驗和典型做法，推動智慧社區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參考文獻：

［1］黃宇，黃蕾.智慧社區建設與治理相關問題及對策研究：基于國內72篇核心期刊論文的統計分析［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8（23）：186-189.

［2］宋煜，王正偉.“互聯網+”與基層治理秩序再造［J］.社會治理，2015（3）：134-141.

［3］吳旭紅.智慧社區建設何以可能？：基于整合性行動框架的分析［J］.公共管理學報，2020（4）：10-125，173.

［4］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M］.劉懷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5］蓋宏偉，張文雅.從“空間嵌入”到“業務融合”：建構智慧社區韌性的向度與進路［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22（5）：5-16.

［6］姜曉萍，張璇.智慧社區的關鍵問題：內涵、維度與質量標準［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7（6）：4-13.

作者簡介：王世龍（1984—），男，漢族，河南平頂山人，博士，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哲學社會學教研部講師，研究方向為組織建設和社會治理。

（責任編輯：趙良）

基金項目：本文系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2022年度校級課題“基層黨組織的反渙散機制研究”（編號：SCJD2022YB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