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金融多維扶貧效率差異性及成效提升建議*

劉海東，袁連升，鐘喆鳴

(1. 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長春市,130052;2. 吉林財經大學國際交流學院,長春市,130117)

0 引言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我國全面奪取脫貧攻堅偉大勝利和即將迎來鄉村振興之際,對過去農村金融扶貧效率進行測度與分析,找出各區域扶貧效率存在的差異及原因、提出提升農村金融扶貧效率的對策建議,對鞏固已取得的脫貧攻堅成果及鄉村振興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金融扶貧能夠有效聚集扶貧資金,發揮滾雪球效應,吸收數倍于政府投入扶貧的社會資金,用于農村扶貧。以政府扶貧的“小錢”調動社會扶貧的“大錢”。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鞏固取得的脫貧成果,最大限度地避免返貧現象的發生。其次,金融扶貧對培育和發展農業產業具有重要作用。無論是從鞏固扶貧成果還是振興鄉村來看,農業產業的發展都是重中之重。2021年一號文件中也明確提出,“到2025年,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基本形成。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而金融扶貧資金具有資金量大、使用目標明確、利息低等特點,能有效支持農村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解決農村產業發展的資金瓶頸。再次,金融扶貧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金融扶貧資金不同于財政扶貧資金,盡管金融扶貧資金利率較低,但仍具有償還性。這就要求提高金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使其投入最需要的地方去。避免資金的閑置和浪費,最大限度地做到志、智同扶。最后,金融扶貧能夠激發農戶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鞏固取得的脫貧成果、為實現鄉村振興貢獻自己的力量。金融扶貧的微利性決定了其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也不是無償的救濟行為。金融扶貧首先要在保證資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將資金發放到能夠起到示范性和帶動性的項目中。做到扶貧不扶懶、扶干不扶看和扶志不扶靠。激發貧困人口主動脫貧的意愿、鞏固和提升已脫貧人口的成果。

本文對脫貧攻堅以來的我國各區域金融扶貧效率及差異性進行分析,找出各區域金融扶貧效率差異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1 文獻綜述

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扶貧手段,目前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相關學者對金融與減貧之間的關系、模式和實現路徑等做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通過金融扶貧,可以直接向貧困人員提供金融服務,來改善其生活狀況、緩解其貧困。隨著金融扶貧研究的不斷深入,金融扶貧效率問題的已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1.1 金融扶貧效率測度指標體系

由于金融扶貧涉及金融機構、農戶及涉農組織和企業等多方。因此,金融扶貧效率的測度勢必涉及多指標的投入和產出問題。在投入指標方面,相關研究大多以萬人營業網點數、農業貸款、農戶貸款、人均農業勞動力、人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村資本量等。在產出方面,主要有農村人均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鄉差距、農業產值和農業增加值[1-5]。

1.2 金融扶貧效率測度方法

王寧等[6]以普惠金融理論為基礎,使用指數平滑法對影響農村貧困家庭收入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分析的基本框架。鄧坤[7]通過對四川巴中金融面板數據,對金融扶貧效率進行分析,發現涉農貸款比重的增加不能有效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孟志華等[8]將AHP層次分析法與政府績效審計的5E理念,構建金融精準扶貧的評價體系,研究了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金融精準扶貧績效的影響因素與評價體系。

1.3 各區域金融扶貧效率的比較

彭建[9]通過研究發現,我國各區域間金融扶貧效率差異明顯,且西部與東中部地區差異尤為明顯。王淑英等[10]通過研究發現,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村經濟有正向空間溢出的作用,通過提升農村金融效率能夠推動附近省市區域的農村經濟增長。陳銀蛾等[11]將我國31個省劃分為八大經濟區,并對上述八大綜合經濟區金融扶貧效率進行分析,發現八大綜合經濟區金融扶貧效率呈現南高北低、東高西低的非均衡分布,且金融扶貧效率整體水平不高。譚雯心[12]、涂今鴻[13]使用DEA模型和區域差異分析法對山東省縣域及銅仁市金融扶貧效率進行了研究。薛曜祖等[14]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運用三階段DEA模型,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視角分析了中國金融扶貧效率變化趨勢及制約因素。何振立[15]以DEA為工具,對2012—2018年中國31個省(區、市)農村金融扶貧效率進行測算,發現我國金融扶貧效果顯著,區域差異明顯,并在分析結果的基礎上提出相應政策建議。宋志秀[16]運用三階段DEA-Malmquist模型對我國31個省份2013—2018年的金融扶貧效率進行測度,發現我國金融扶貧效率總體水平較高與預期相符,但不同省份及年份的表現有明顯的差異。

綜上,目前我國金融扶貧效率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啟示,但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我國已取得扶貧攻堅的決定性勝利,鄉村振興的大幕正在徐徐展開。因此,應當更加關注農村金融多維扶貧效率的問題、更加關注金融多維扶貧指標體系的構建,特別是產出指標的構建。另一方面,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金融扶貧效率勢必存在差異,導致差異的因素也不盡相同。因此,對各地區金融扶貧效率,特別是多維扶貧效率的分析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基于上述原因,構建中國農村金融多維扶貧的投入—產出指標體系,運用DEA-malquist模型及單因素方差分析對我國金融多維扶貧效率及其成效提升進行研究,并提出相關建議。

2 金融扶貧效率測算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我國29個省(區、市),對其農村金融扶貧效率進行研究。對上述地區2016—2021年金融扶貧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及Malquist指數進行分析,以此分析我國農村金融扶貧效率的變化趨勢、問題,為提升我國農村金融扶貧效率提出相應對策和建議[17-18]。

2.1 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對我國29個區域農村金融扶貧效率進行研究,DEA模型具有較好的評價相同類型部門(決策單元)相對效率評價功能,根據決策單元規模報酬是否可變,可將DEA分為DEA-CCR模型和DEA-BCC模型。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中國各區域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及其變化測度,以評價各區域農村金融扶貧的最佳產出,因此選擇以產出為導向的DEA-BCC模型,具體如式(1)所示[17]。

(1)

式中:φ——相對效率;

xij——第j個區域的第i項投入指標;

yrj——第j個區域的第r項產出指標;

xi0——被評價區域投入指標;

yr0——被評價區域產出指標。

為衡量2016—2021年中國各區域農村金融扶貧效率變化的構成,結合Malquist指數將我國各區域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分解為技術進步和綜合效率變化,其中綜合效率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化和規模效率變化,采用RD分解形式,具體如式(2)所示[18-19]。

MRD=(xt,yt,xt+1,yt+1)

=TERD×TCRD×SERD

=TCRD×TECRD

(2)

TERD——RD分解形式下的純技術效率;

TCRD——RD分解形式下的技術進步;

SERD——RD分解形式下的規模效率;

TECRD——RD分解形式下的綜合效率。

本文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對2016—2021年我國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全要素農村金融扶貧效率之間的差異性進行比較,具體如式(3)所示。

(3)

式中:SSR、SSE——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2016—2021年全要素農村金融扶貧效率的組間和組內離差平方和。

n——樣本總量;

k-1——SSR的自由度;

n-k——SSE的自由度;

MSR、MSE——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2016—2021年平均全要素農村金融扶貧效率的組間和組內離差平方和。

2.2 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根據金融扶貧的特點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從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構建金融扶貧指標體系。文中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

投入維度主要從金融服務的可獲取性和使用狀況兩個方面來度量。其中,金融服務的可獲取性以“涉農貸款余額”來度量。金融扶貧投入力度,以農戶貸款余額來度量。涉農貸款余額用來刻畫金融扶貧中,獲得扶貧貸款的便利性。農戶貸款余額,主要用來刻畫農戶及涉農企業主獲得貸款的便利性和金融扶貧資源的豐富性[8]。產出維度應考慮到扶貧的多維性,本文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結合鄉村振興的目標,從經濟、農業現代化、生態和健康四個方面度量金融扶貧的產出。其中,經濟方面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度量、農業現代化以人均農業機械動力來度量、生態方面以平均農業用地化肥用量來度量,健康方面以每千農村人口衛生室人員數來度量[9-12]。

2.3 金融扶貧效率測算結果分析

表1為2016—2021年我國各地區平均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分析,包括全要素生產效率、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表1 2016—2021年我國平均農村金融扶貧效率測度Tab. 1 Average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in 2016—2021

表2為2016—2021年我國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全要素農村金融扶貧方差的齊次性檢驗,從中可以看出,上述四區域全要素農村金融扶貧效率符合方差齊次性的要求,符合單因素方差分析與多重比較的條件,具體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我國各區域中可將東北和東部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劃為一類,將東北和東部地區可以劃為一類,西部和中部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劃為一類。但上述兩類地區,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的影響因素不盡相同。需要對各地區農村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指數、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做進一步分析。

表2 全要素生產率方差齊次性檢驗Tab. 2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3 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單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較Tab. 3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n total productivity factor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2.3.1 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分析

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可以度量跨期金融扶貧效率的變化。當其數值大于1、等于1和小于1時,分別表示從t期到t+1期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呈上升、不變和下降趨勢。該指標能夠反映金融扶貧效率跨期的變化程度。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可進一步分解為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三部分[17-19]。

從表1可以看出,2016—2021年,東北、東部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大于1,呈現上升趨勢。東北地區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全要金融扶貧效率均高于1,說明東北在2016—2021年金融扶貧工作總體上取得了較好的成績。而東部地區2016—2021年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大于1,說明該地區整體金融扶貧效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但其河北、江蘇、廣東和海南四省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小于1,占該地區的1/2。雖然上述四省2016—2021年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未達到1,但也非常接近1。而除海南外,江蘇、廣東和河北經濟總量較大、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出現下降,在可接受范圍內。但仍應對上述四省金融扶貧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措施,進一步提升其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西部和中部2016—2021年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小于1,呈下降趨勢。西部地區的重慶、四川和新疆三省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大于1;內蒙古、廣西、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和寧夏六省高于0.9;中部地區,除山西平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大于1外,其余均小于1。因此,對西部和中部地區,應重點探究其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不高的影響因素,特別是對經濟欠發達省份,更要針對薄弱環節,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

2.3.2 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分析

金融扶貧技術進步表示在t期到t+1期金融扶貧技術前沿面的移動,代表了金融扶貧技術變化的程度,反映了金融扶貧技術進步或創新的程度。該值越大,金融扶貧的技術進步和創新越強[14]。

從表1可以看出,除東部地區外,其他三個地區2016—2021年平均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均大于1。因此,東北、西部和中部地區金融扶貧技術前沿面向前移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呈提高趨勢。其中,東北地區三省技術進步均大于1。西部地區有內蒙古、重慶、四川、西藏、青海和寧夏六省技術進步小于1,占本地區全部省份的50%。中部地區有江西和湖北兩省技術進步小于1,占本地區省份的33.3%。盡管西部和中部地區有八省技術進步小于1,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和創新有減弱趨勢,但其均超過1,整體技術進步沒有減弱。

造成東部地區2016—2021年平均技術進步小于1的主要原因是天津、河北、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技術進步小于1,占該地區全部省份的75%,而江蘇和浙江技術進步分別大于和等于1?？紤]到東部地區經濟發達,農民人均收入較高,金融業技術水平較高。因此,出現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和創新有所減緩屬合理現象。但對于金融扶貧技術進步降低過大的省份,仍要給予足夠的重視,深究其內部的原因。

2.3.3 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分析

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反映了金融扶貧服務的可獲得性和滲透性對金融扶貧效果的影響,可以衡量金融扶貧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之間的關系。該指標越大,金融扶貧投入產出的效果越好[12, 15]。

從表1可以看出,2016—2021年東北、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平均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均超過了1,呈上升趨勢。但上述四地區情況略有不同,其中東北地區全部省份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均超過了1,呈上升趨勢,其中遼寧上升趨勢較為明顯。東部地區的天津和海南低于0.95,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西部地區的貴州、西藏、甘肅和青海平均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呈現下降趨勢,且除西藏外,其余三省下降幅度較大。中部地區,全部省(區、市)金融扶貧純技術效率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江西上升趨勢較為明顯。

2.3.4 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分析

金融扶貧規模效率是在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一定的條件下,測度現有金融投入規模與最佳金融投入規模間的差異。主要反映各地區金融扶貧投入力度[12, 15]。

從表1可以看出,2016—2021年我國東北、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平均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均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已成為影響我國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中東北地區全部三省的平均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呈下降趨勢,僅黑龍江一省下降趨勢較小。東部地區僅天津、山東和海南三省平均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呈上升趨勢,占該地區全部省份的38%。西部地區僅貴州、甘肅、青海和寧夏四省平均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呈上升趨勢,占該地區全部省份的33%。中部地區全部省份金融扶貧規模效率呈明顯下降趨勢。

綜上,我國東北、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2016—2021年平均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效率中,東北和東部地區呈上升趨勢,西部和中部地區呈下降趨勢。雖然,影響各地區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因素不盡相同。但各地區金融扶貧規模效率較低,已經成為阻礙其金融扶貧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應在優先提出提升各地區金融扶貧規模效率措施的基礎上,根據各地區金融扶貧中的技術進步和純技術效率的特征,提出提升各地區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的對策和建議。

3 提升金融扶貧效率的政策建議

由于規模效率較低是阻礙我國各地區金融扶貧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主要因素。通過對金融扶貧的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的分析,可以從擴大金融扶貧資金投放模及精準度、加強農村金融扶貧的科技支撐、加大農村金融扶貧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和構建農村金融扶貧風險防范機制等方面提出相應的對策。

3.1 擴大金融扶貧資金投入規模及精準度

隨著我國絕對貧困的消除及鄉村振興序幕的開啟,為實現鄉村振興目標,勢必要進一步加大扶貧資金的投入。但這種資金的投入,應更加注重精準度。我國東北、東部、西部和中部地區2016—2021年平均金融扶貧的規模效率均低于0.9,中部地區只有0.758,規模效率已成為制約各地區金融扶貧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礙。因此,各地區要與農村產業相結合,圍繞各地區各村鎮的產業特點,有針對性的引入企業參與到農村的產業發展中。實現真正的“萬企幫萬村、萬企興萬村”,使資金投入能夠促進農村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實現兩者的雙贏。其次,要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穩定和加強駐村干部隊伍,調動涉農高校、科研院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深度挖掘各區域產業特色與優勢。打造各區域的優質農業品牌,主動與金融機構對接,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優質農業品牌的資金投放力度。以達到在擴大農村金融扶貧資金投放規模的同時,提高其精準度。逐步將農村金融扶貧資金投放的“輸血”功能,轉變為農村依靠自身優勢產業的“造血”功能[20]。

3.2 加強農村金融扶貧的科技支持

盡管從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大部分地區金融扶貧的技術進步呈上升趨勢。但仍有部分地區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出現退步,有的退步還比較明顯。而金融科技的支持對提升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應當將加強農村金融扶貧的科技支持作為農村金融扶貧的一項重要工作。特別對于金融扶貧技術進步嚴重低于1的地區,更應關注是否由于農村金融科技的滯后導致了技術進步過低。如果屬實,就應從加強農村金融科技的建設入手,提升技術進步,進而提升全要素金融扶貧效率。因此,首先應加強農村移動網絡建設、加大農村金融科技的應用力度。金融機構應著力構建農村“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促進農村數字金融的發展。其次,加快和優化移動支付和結算功能。使農戶能夠借助手機銀行、微信等完成借貸等業務。從而更為有效地為農戶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最大限度地擴大農村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最后,補齊農村金融網絡安全的短板。構建農村金融網絡安全主動防御和事后追蹤系統,在主動防范農村金融網絡安全的基礎上,有效解決意外事件。為農村金融扶貧提供有力的技術保障,為其進一步發展保駕護航[21]。

3.3 加大農村金融扶貧產品和服務的創新

對于技術進步低于1但大于0.9的地區,如河北、福建、四川、寧夏、江西和湖北。應主要考慮上述地區農村金融產品的服務和創新。上述地區技術進步雖有降低,但降低幅度不大,可能是由于農村金融產品的服務和創新力度不夠,不能滿足農戶對金融扶貧產品和服務要求造成的。因此,上述地區金融機構應深入挖掘本地區農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不斷加大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精準滿足各地區農業產業和農戶對資金的需求,提升本地區金融扶貧效率。一是加大農村金融扶貧產品的創新。結合各地區農、林、牧、副、漁的優勢與特點,滿足其對農產品生產、儲存和銷售等環節的資金需求。從便捷化、結構化和個性化方面入手,形成適合本地區的可復制、可推廣的系列農村金融扶貧產品。二是強化農村金融扶貧產品服務創新。各地區金融機構應強化對金融扶貧產品與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改變靠政府指令劃撥資金的舊有模式。主動提供針對農村金融扶貧的項目規劃、投融資策劃、保險保障和風險防范服務。根據扶貧項目的類型、資金需求、貸款期限和擔保方式等,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最終,向綜合農村金融扶貧服務轉型。

3.4 構建農村金融扶貧風險防范機制

金融扶貧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而且其不是一個公益性的項目。這就要求對農村金融扶貧的風險加以防范,以滿足金融機構贏利的要求。我國各地區平均金融扶貧的純技術效率均大于1,但仍有天津、海南、貴州、西藏、甘肅和青海純技術效率小于1。提升上述地區純技術效率可以從構建農村金融扶貧風險防范機制入手,提升農戶風險防范能力以最大限度減少農戶的損失、增加農戶的收入,提升農村金融扶貧的投入產出比。因此,首先應建立農戶、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多方的扶貧保障和風險分擔機制。同時,利用農產品期貨市場,加強對農戶期貨市場知識的教育和培訓。使農戶能夠深刻認識和把握農產品期貨市場的風險規避功能,糾正其對農產品期貨市場僅有投機功能的錯誤認識。使農戶能夠主動進入農產品期貨市場,利用農產品期貨市場規避市場波動造成的損失。其次,探索農村金融扶貧的多種融資抵押方式。建立以宅基地、林地、土地承包權和農機設備等作為抵押品,增強農戶融資的能力。最后,繼續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財政支持力度。加大對農村水田、道路和倉儲物流等設施的財政投入力度,為農產品的生產、存儲、運輸和銷售提供有力保障。有力提升農村金融扶貧資金的利用效果,以提升農村金融扶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