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情境下數字化能力研究現狀與展望

荊 浩，任興敏

（沈陽航空航天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沈陽 110136）

伴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技術環境改變了企業的價值創造方式，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1］。根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 年）》，2020 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達到7.8%。無論是產業數字化還是數字產業化都呈現繁榮態勢。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給企業帶來了新生機的同時，也加速了失敗的進程［2］。近年來，為了能夠搭上數字技術這趟“便車”，各個企業紛紛以搭建數字平臺和人工智能應用為媒介進行數字化轉型。盡管數字化轉型的定義在當前的學術界仍具有爭議性，但是大家廣泛認可數字化轉型能打破傳統的企業邊界，用互聯網的思維使企業融入到產業中［3］，用計算機算法賦能［4］，在生產、研發、運營、營銷、管理等環節實現多鏈條的轉型與創新［5］，以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

自2000 年Coile 創造性地提出“數字化轉型”以來［6］，在下游消費市場和技術環境的變動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變得迫切且必要。在激流勇進的行業內，企業放棄數字化轉型就一定面臨著被市場淘汰的悲?。?］。然而，企業在選擇進行數字化轉型時總會面臨著何時進行轉型、如何進行轉型、進行轉型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

無論是解決上述哪一個問題或企業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哪一個階段，都需要具備相應的能力來扭轉現狀、把握機會、整合資源優勢、利用技術創造新盈利點、增強競爭力。因此，將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所涉及到的組織層面的能力統稱為數字化能力［8］。從現有研究來看，數字化能力的概念和結構仍不清晰，因此本文采用文獻可視化計量對現有研究進行歸納整理，對目前國際上的研究熱點話題進行闡釋說明。同時，進一步對數字化能力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行展望。

1 數字化能力的內涵

對于數字化能力的定義，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給出的定義不同。當前關于數字化能力的定義大多是以已有理論為核心建立的，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信息系統：利用信息技術或數字化技術構建面向客戶的平臺和面向員工的軟件；（2）創新：數字化的結果是創新，通過數據分析挖掘客戶的潛在需求創新產品和業務服務流程；（3）戰略：數字化轉型絕不是單純地利用數字平臺，是有關商業模式、價值共創、競爭優勢的戰略問題。但是，目前關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還缺乏能夠被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定義和內涵。關于數字化能力定義的詳細信息如表1所示。

綜上，本文認為數字化能力存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各個階段，并且各個階段各有特點，是以數字化技術為手段的更高階的動態能力，通過廣泛整合數字資產和業務資源進行產品和流程的創新，帶動消費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創新價值，獲得持續的創新優勢。

2 數據來源和研究設計

2.1 文獻來源

本文英文文獻數據來源于Web of Science的SSCI 引文數據庫。為了能夠完整地掌握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關數字化能力的研究主題，本文用模糊主題關鍵詞“digital*”and“ca‐pabilit*”進行搜索，在時間上選擇近15 年（2006-2020 年）的研究文獻，研究領域選擇“商業經濟”，共檢索得到574條相關文獻。

本文中文文獻來源于中國知網CSSCI 引文數據庫。通過主題搜索“組織能力”或“數字化能力”和“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研究領域選擇“經濟與管理科學”，刪除缺少作者和期刊名稱的文獻，共篩選得到59條相關文獻。

2.2 研究工具

本文通過可視化和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對搜集的文獻進行定量分析?；贑iteSpace 5．7．R2 可視化軟件，將時間參數設置為2006-2020 年，“Year Per Slice”設置為2，“Node Types”根據研究內容分別選擇“country、institu‐tion、journal、author、reference”等關鍵詞，“Prun‐ing”選擇“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其余設置保持默認，點擊“Go”開始運行。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獻計量學和文獻回顧相結合的方法，實現了對數字化能力領域的論文發表量、核心作者及核心地區等多個維度的分析，直觀展現了數字化能力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其次，對研究數字化能力的相關文獻進行了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和引文突現分析，探究了數字化能力的研究熱點與演化脈絡。最后，基于關鍵詞聚類科學知識圖譜對數字化能力的細分領域進行可視化分析。

3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化能力研究分布

3.1 研究趨勢

在工業4.0 時代，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并創造新的收入流和價值共創機會是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含義［9］。然而，這個過程不僅局限于技術和業務范疇，更需要深層次的能力作為強有力的支撐［10］。因此，數字化能力逐漸成為管理領域學者的關注重點［11］，國際期刊對此進行研究的文獻的年度分布如圖1所示。圖中橫軸表示年份，縱軸表示相關議題論文發表數量，指數代表了論文發表年度發文數量的變化趨勢。

圖1 國際期刊數字化能力論文發表數量

從圖1 中可見，對數字化能力進行研究的國際文獻數量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增長過程可以分為緩慢增長和快速增長兩個階段：（1）緩慢增長階段（2006-2012 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在這段時期里，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初露頭角，利用信息技術進行企業數字轉型逐漸受到關注。然而，此時對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比較少，平均每年的平均發文量為9篇，并且波動平穩。（2）快速增長階段（2013 年至今）：在快速增長階段里，每年的平均發文量達到了54篇，且在2020 年達到了161 篇的峰值。在快速增長階段，每年的平均發文量相較于前一時期增長了152篇，且每年的增長幅度較大。從圖1可知，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一步推進，基于能力視角的數字化轉型逐漸受到關注。

3.2 研究力量分布

利用CiteSpace 對各個國家（地區）和作者發表的數字化能力的論文數量進行可視化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

從國家（地區）來看，美國的中心度最大，英國次之，中國緊隨其后。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連線較多，合作研究較為緊密。從圖3 連線來看，歐洲大陸形成了以VINIT PARIDA、HEI‐KO GEBAUER、MARKO KOHTAMAKI 為中心的研究團隊，而美國和中國則比較獨立。結合地區作者的發文量來看，各地區的代表作者具體如表2所示。

圖3 作者分布知識圖譜

表2 發文量最高的前10名作者統計

在國際期刊中，中國學者雖然發文量沒有進入前十，但是墨爾本大學的陳亮和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的易靖韜教授團隊提出的ESA 數字生態競爭優勢理論，激發了中國企業對數字經濟時代管理的再思考。國內學者對數字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化能力所帶來的效果，即數字化能力與企業績效和企業發展的關系。趙付春［12］認為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降低公司內部的溝通成本和管理成本，進而對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影響作用。侯光文等［13］的研究表明，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作用，趙興峰［14］認為，在短期內通過加大對數字化的投入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績效。除了直接影響外，也有學者研究組織慣性、數字化能力、企業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

可以看出，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證實在企業創新過程中數字化能力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國內一部分學者通過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實現對企業創新能力、數字化能力的評價，也有的學者基于互聯網企業和平臺企業進行了數字化能力的相關研究。但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15］，數字化能力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作用機制可能是多樣的，因此，關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應深入到不同的領域，從多個視角進行探討。

從表2 中不難發現，歐洲發達國家對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熱情更高，所發表文章數量更多。然而，發文量高只能說明作者的產出水平比較高并不能代表其在該領域的影響力或重要程度。想要進一步分析數字化能力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作者，需要進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具體情況見表3所示。

表3 共被引次數最高的前十名作者

從作者共被引分析可以看出，共被引頻率最高的10 位作者都來自美國。自1988 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提出“數字化地球”的概念，到2020年9月，美國安全中心發表《設計美國數字發展戰略》，這期間關于數字化的發展均是要與中國、日本、德國等其他國家構建數字化環境，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反觀中國，在國際期刊中的數字化能力領域，中國學者的文獻的最高被引頻次為15 次。從地區的中心度來看，中國的中心度為0.18，比美國低了0.54。雖然中國相較于美國仍有較大差距，但自2013年以來國家制定了上百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意見，如“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指出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中國和美國的現有成就離不開兩國的大數據技術普及和企業運用技術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努力。

高被引作者是衡量學者在某學術領域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表3高被引作者排序發現，高被引學者主要研究兩方面內容：

其一是數字化能力存在的必要性。Nam‐bisan等［16］認為在新的創新管理假設下，企業要將數字化能力與數字技術進行有機的結合，采用更加柔性的匹配問題的解決方法；Enkel等［17］認為現在的數字環境中，企業數字轉型帶來的開放式創新是必然的，企業要從開放、主動的環境中獲取價值，就必須具備數字技術能力和數字組織能力；Adner 等［18］認為，基于技術生命周期理論，由于內部資源和能力的異質性，使用者從產品中會獲得不同的價值，這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利用數字洞察和預測能力盡量彌補技術創新不關注客戶價值的漏洞［19］，從而為公司創造價值；Brynjolfsson［20］指出加劇美國傳統企業競爭的是大數據技術，大數據技術通過改變業務流程加速了企業的擴張規模。在“有限理性”的組織中數字處理和決策能力能夠幫助企業及時作出反應［21］；Porter 認為傳統的單一產品正演進為萬物互聯的智能產品，進而成為一個產品體系。在技術驅動背景下，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能力的構建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22］。

另外是數字化背景下多種能力的新定義。Teece 以云計算技術為例，認為數字技術能夠幫助企業從維護非關鍵數據處理的服務器中解放出來，為動態能力釋放資源和注意力［23］，利用感知、獲取和重構的能力將數字化轉型道路調整到商業模式轉變上來；在此基礎上，Hel‐fat等［24］認為動態能力不局限于此，以整合為代表的動態能力對企業數字平臺的領導者起著重要作用；Barney［25］基于現代企業資源觀，認為企業的異質性資源是企業獲得優勢的原因之一，但是數字環境下，有形資源變得越來越透明易得，企業應更多關注企業內部的某些數字化能力和無形資源；Cohen 等［26］則將企業內外相結合，認為企業既要識別外部信息的價值，還要將其吸收轉為企業內部的競爭力并作用于商業模式，他將這種能力定義為吸收能力。

除此之外，Eisenhardt等［27］所提出的案例研究方法成為國際學者在研究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能力領域的主要方法，該方法在案例中搭建理論，為數字化轉型情境下的動態能力做出了新的定義［28］。

4 當前研究熱點以及未來研究趨勢

4.1 關鍵詞共現

關鍵詞是文章主題內容的高度概括，通過關鍵詞共現分析可以把握該研究領域的熱點［29］。在進行關鍵詞共現時，將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詞進行刪減與合并，運用CiteSpace5.7.R2對關鍵詞進行分析，依據關鍵詞頻次進行可視化，得到圖4。

圖4 關鍵詞共現可視化圖譜

根據關鍵詞共現分析，共得到383個節點、1 097條連線，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即是學者在一段時間內共同關注的研究熱點。表4列出前15 位的關鍵詞頻次，展示了2006-2020 年數字化能力國際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

表4 關鍵詞頻次統計表（Top 15）

由表4 可以看出，數字化能力的國際研究領域共現頻次最高的是信息技術，表明在研究企業或行業的數字化能力時，信息技術是基礎工具，沒有信息技術作為支撐的數字化能力缺少根基。其次是能力、創新、在位企業、動態能力排名第2、第3、第4、第5，在公司層面進行數字化創新活動來研究數字化能力的內容、機制，進而在環境中獲得競爭優勢并實施管理，或者通過商業模式轉變實現更高績效。此外，高頻關鍵詞還有知識、戰略、觀念等，反映了數字化能力對知識管理和戰略管理等細分領域的關注。關鍵詞時序圖如圖5所示。

圖5 關鍵詞時序圖

通過對數字化能力研究熱點的演進進行可視化分析，結合各階段高頻關鍵詞（表2），可得到數字化能力3個發展階段的研究熱點。第一階段（2006-2010 年）主要研究信息技術、管理、能力、策略、創新，關注的是企業內某部門的數字信息技術、數字平臺的利用以及數字化能力產生的內外環境和動力；第二階段（2010-2014年）主要研究競爭優勢、商業模式、知識、整合、資源基礎觀等，學者以資源基礎觀點作為基礎，關注企業利用信息技術和數字平臺競爭優勢的獲得以及企業高績效的影響因素；第三階段（2014-2020 年）主要研究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以大數據、網絡等技術為手段的數字服務化、生態系統、價值共創問題，關注重點為如何通過培育數字化能力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主體性是對人類主體存在的本質性規定，將人置于社會實踐的背景下，人的主體性本質得以逐漸清晰。生命存在總以生生不息、欣欣向榮的面貌呈現出來，這表現人之主體對生命運動的肯定，并通過身體行為建立起思維意識與自然存在的聯系，“在人主體性確立的過程中，體育是人主體實踐的能動經驗，是維護人主體地位的重要手段，維系著人運動存在的實踐形態”[8]。體育是以人類身體為運動載體的實踐行為，它是本體自發的一種生存需求，是主體有意的一種身體培育。

4.2 關鍵詞聚類

通過最大似然法（log-likelihood ratio，LLR）對數字化能力領域中的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可以清晰得到數字化能力研究領域內當前的研究熱點。在本次聚類過程中，Q 值和S值代表了聚類的效果，Q = 0.56，大于0.3，表明關鍵詞網絡聚類結果顯著；S=0.8，大于0.7，聚類結果令人信服，具體聚類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關鍵詞聚類圖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關鍵詞進行聚類，不難發現目前國際上對于數字化能力的熱點問題主要聚焦于7 類，分別為#0 聚類（cost advantag‐es）、#1 聚類（resource-based theory）、#2 聚類（artificial intelligence）、#3 聚類（resilience）、#4聚類（digital servitization）、#5 聚類（network ef‐fects）、#6聚類（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1）#0 聚類研究的主題是成本優勢。成本優勢是對資源運用數字化能力獲得的影響和結果。麥肯錫通過對2000 家企業的財務進行追蹤分析發現，與傳統降成本手段相比，使用數字技術帶來的成本優勢將持續增大［30］。這種成本優勢既可以體現在企業內部運營環節，也可以表現在外部市場開拓過程。在數字環境下，可以采用大規模定制化服務對研發、生產等基礎活動進行產品和流程的改進；大數據挖掘和分析、ERP軟件的使用提升了財務、人力等輔助活動的效率［31］。云計算提供的資源，免去了人工收集、管理的成本。其實，成本優勢只是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體現在組織層面的一個優勢，除此之外還體現在業務流程改進和自動化方面。

（2）#1 聚類的研究主題是資源基礎理論。該理論最早由Wernerfelt提出，其認為企業的有形和無形資源可以轉化為能力，這種不可復制的資源和能力是使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力的關鍵。然而，在信息透明的環境下，資源容易被模仿或替代，因此部分學者提出了動態資源基礎理論來彌補不足［32］。從動態資源基礎理論視角來看，帶給企業競爭優勢的不是資源本身而是資源的整合配置，但是簡單的資源整合配置仍無法提供較強的競爭力［33］，必須要配備更高階的動態能力，這種動態能力是對組織能力的延展和修正。盡管動態能力在關鍵詞聚類當中并沒有明顯的標識，實際上動態能力是資源基礎理論的延伸。由于數字環境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穩定，因此，國內外很多學者在研究數字化能力時大多是以動態能力作為研究范式。

（3）#3和#6聚類的研究主題分別是組織韌性和組織雙元性。無論組織韌性還是組織雙元性，都是在組織層面上為了在變化的外部環境中獲得競爭優勢所應具備的能力，都是數字化能力的一部分。

其中，組織韌性是社會系統抗沖擊、抗干擾的一種能力［34］。在烏卡時代，企業迫切地需要提高自己的韌性來及時有效地應對危機并迅速回彈至正常狀態；事實上，在危機面前許多企業將采取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自救的方式，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幫助組織在危機沖擊下迅速回彈，這種組織韌性正是數字化背景下的組織能力，即數字化能力。組織韌性是一系列企業元能力的組合。根據韌性的發展階段，具體可以分為關系能力、組織情緒和變革能力。

組織雙元性是指組織同時利用已有能力以及發展新的能力，來對抗外界環境的動態變化，這個目的恰好為組織韌性提供了前因。雙元概念的產生為不同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不同的道路。對于互聯網企業來說，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多是對現有海量數據和流量資源的處理和利用，采用“一步到位，直擊要害”的激進轉型方式更為合適，如阿里巴巴、騰訊等；對于傳統企業來說，行業環境相對穩定，但是現在的穩定并不代表未來的穩定，數字技術對未來具有顛覆性，想要把握時機就要提前布局，依據職能部門循序漸進開展數字化革新，以價值觀為引領，在企業內積蓄力量。

（4）#2 聚類的研究主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數字化技術與數字化能力結合后的必然結果和未來方向［35］。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雖然極大程度地提高了運算和決策的速度，但是當需要運用人的感知、學習和認知能力時，數字工具便無法滿足需求，智能化便成為下一步發展的方向。人工智能既提升了效率也能完成人工無法實現的事情。尤其是在疫情常態化的現在，不確定的環境對精細化管理和實時應變創新的能力要求越來越高，未來各行業都將以數字技術為依托，在培養數字化能力的基礎上逐漸成長為數字化轉型環境下的科技型企業［36］。

（6）#5 聚類的研究主題是網絡效應。網絡效應是數字化的前提條件。格羅夫定律認為在網絡效應的影響下，新產品或服務必須在性價比方面超出現有產品或服務的10倍，才能贏得市場認可。利用網絡化帶來的共享信息、軟件和硬件獲得海量數據，用數字技術進行高效分析并追蹤市場變化，最終達到調整經營重點的目的，網絡效應為數字化提供了條件。從個體層面來看，網絡化改變了員工的工作行為習慣，在線協同的工作模式已經被接受；從組織層面來看，具有協同平臺和價值網絡的企業更具韌性，企業及其員工的工作不僅效率高而且具有靈活性。這種雙元性能夠使企業與價值伙伴成員更高效地協同合作，改變和重構價值網絡［39］。

4.3 文獻共引分析

對文獻之間進行共引分析可以了解研究的前沿領域。運用CiteSpace 軟件，將Time Slicing 時間間隔設置為一年，在“Node Types”面板中選擇“Reference”選項運行，獲得研究領域的文獻共引可視化圖譜，如圖7所示。

圖7 文獻共引可視化圖譜

數字化能力領域出現了以Nambisan 等［16］于2017 年發表在MIS Quarterly 上的文章為核心的研究網絡，對創新的3 個傳統假設定義提出了挑戰，對研究數字化創新提供了新的理論假設條件：創新的邊界是動態可變的，分布式和開放式的創新結構越來越被認可，創新可以發生在數字產品的任意環節，創新的結果與創新的過程不可分離。該結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管理問題和創新邏輯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新的假設條件下，大量學者展開了拓展研究。在解決企業未來問題上，需要進行動態問題—解決方案配對，將數字技術能力與市場產品持續匹配以解決困境，加強產品、流程的服務能力，以數字化促進服務化，共創新價值網絡［39］。價值網絡的不斷復雜化［40］涉及多種多樣的參與者［41］，維持組織績效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Vial［42］認為道德可以將組織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相結合，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過程，目的在于通過利用信息、計算、溝通、連接技術來誘發重大變革改進過程［42］，這個過程包括短期向中期過渡以及中期向長期過渡兩個階段。然而，在向未來長期目標過渡時，僅靠提高組織績效是不夠的，需要在理解他人社會認知框架的基礎上對創新成果和過程進行解構和重構［16］。企業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將員工能力與數字技術優勢相結合。大多數學者在涉及到能力的范疇時，都是以Teece［43］所提出的動態能力為基礎，數字化時代的到來，需要管理者將關注重點放在如何運用技術、資源上［44］，這就對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數字化能力便在動態環境下應運而生。

4.4 引文突現分析

采用引文突變詞分析環境創新領域的研究前沿，見表5 所示。突變詞是指在不同時間內，詞頻貢獻度發生顯著變化的詞組，能夠代表該領域的研究前沿。

表5 高突發性文獻信息（TOP 15）

（1）關于數字化能力與競爭優勢的關系研究。競爭優勢分為企業的內部競爭優勢和外部競爭優勢兩個方面。首先，在內部競爭優勢方面，Karimi 等［45］關注數字平臺能力的研究，提出面向上游企業和下游消費者的兩種數字平臺能力以應對顛覆式創新帶來的影響，以數字化領導能力建立公司內部的競爭優勢；除了數字平臺能力之外，將信息系統與業務相結合的數字化領導能力也在維持企業內部競爭優勢過程中有所體現［46］。對于外部競爭優勢方面，Svahn 等［47］討論了在競爭環境下能力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包括授權獨立開發者的能力、激勵外部參與者共創價值的能力等；Barua等［48］認為在線信息能力是增強并維持外部競爭力的首要能力，通過搭建在線信息系統，企業可以提高與合作伙伴、供應商和消費者的交互能力，完成流程優化，從而提升業務水平，完成業務數字化的目標。

（2）關于數字化能力與戰略變革的關系研究。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放到戰略層面，是信息技術、數字平臺與業務的進一步結合。信息戰略在過去被認為是功能層次的戰略［49］，但是由于信息技術、計算、連接技術的發展，信息戰略擴展了業務網絡中的業務流程、業務戰略，需要重新考慮信息戰略的地位，將信息戰略與業務戰略相融合的現象，稱為數字商業戰略。加強數字商業模式發展，依靠敏捷和可擴展的數字業務和數字創新的發展［50］，利用數字化能力將異質性資源轉換成企業的競爭優勢，構建新的商業模式。Scuotto 等［51］關注吸收能力對數字化戰略創新的影響，吸收能力被定義為企業將外部知識轉化為創新的能力。Setia 等［52］更直接地關注客戶服務和客戶端能力的發展，掌握客戶的需求，以客戶為導向使業務戰略達到及時響應客戶的能力。

5 結論與展望

目前，關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仍然比較零散，沒有形成體系，學術界對數字化能力的定義和結構維度仍然處于發展階段。

5.1 結論

本研究運用CiteSpce5.7. R2 文獻計量軟件對數字化能力國際領域2006-2020 年的633篇文獻進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數字化能力存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各階段，并且不同階段各有特點，是以數字化技術為手段的更高階的動態能力，通過廣泛整合數字資產和業務資源，進行產品和流程的創新，帶動消費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創新價值，獲得持續的創新優勢。

（2）數字化能力研究呈穩步增長態勢，大致經歷了探索期、緩慢增長期和迅速增長期3個階段。尤其從2014年開始，該領域受到學者廣泛關注，不再局限于單純的信息技術、數字軟件的應用，而是轉向更深層次的數字變革、數字化能力體系的構建。數字化戰略的轉變［53］，但國內數字化能力及數字化研究起步較晚，且對于數字化能力的內涵關注較少。

（3）數字化能力國際領域的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其中，美國中心性最高，論文被引量也最大，歐洲以英國、德國、丹麥為代表，其中心性和論文發表量次于美國，成為數字創新國際研究的重要地區。而中國雖然中心性不低，但是發文量和論文被引量靠后，且現有文獻并沒有確切解決中國企業面臨的問題，研究水平有待提升。此外，各作者之間合作不緊密，雖有一定研究群體的存在，但僅局限在團隊內部，跨團隊合作較少，跨國合作更少。

（4）對于數字化能力的研究熱點，目前學者大多聚焦在數字化能力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和戰略變革兩個方面。企業數字轉型必然會帶來開放式創新，對內會使得組織邊界模糊、資源和信息開放共享，對外企業會與其他供應商、平臺參與者構建生態系統。企業要從開放、主動的環境中獲取價值，就必須具備數字技術能力和數字組織能力。由于存在內部資源和能力的異質性，使用者會從產品中獲得不同的價值，這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利用數字洞察和預測能力盡力彌補技術創新未關注客戶價值的漏洞。

5.2 展望

在數字化轉型的不同階段，企業要匹配不同能力去解決實際問題。在時機的選擇上，企業應具備洞察能力和企業持續成長的能力。在戰略布局上，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需要企業將數字協同整合能力、IT 能力、數字領導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綜合運用，以加強對價值鏈中的內外部資源、信息的協同，構建開放性組織，打破企業數字化轉型界限，將企業內的異質性資源轉換為不可復制的能力，同時發揮變革型領導對組織和成員的領導作用，加強價值觀的引領，消除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人為阻力。

根據以往數字化能力相關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的一些研究視角可為學者開展數字創新研究提供一定參考。

（1）剖析數字化能力概念和內容，厘清數字化能力的維度結構?，F有研究關于數字化能力的定義尚未形成統一定論，大多數研究者都是以動態能力為基礎進行理論架構［54］，缺乏實證研究進行佐證?；诜治隹芍?，數字化能力應分為一階技術能力、二階組織能力和更高階的動態能力，但是每一階的具體能力內涵仍有待研究。未來可從數字化能力內容、結構、類別等視角識別數字化能力維度，深入辨析數字化能力的層次結構和概念內涵。

（2）探索數字化能力的前因。從企業的規模、所處行業、地區、發展階段等多角度進行分析，對于企業如何形成數字化能力進行探索。企業能力的形成與發展是在企業內多個層面進行的［55］，因此，在探究企業數字化能力的前因時，可以從影響因素和形成路徑兩個層面進行探討。在影響因素上可以分不同層次來闡述數字化能力的形成前因。

（3）拓展數字化能力的研究方法和影響機制，豐富數字化能力相關研究，促進企業的實踐應用。對于能力的評估大多是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基于已有量表進行定量分析［56］，未來可加強數字化能力的定性研究。利用定量方式進行能力大小的估量，利用定性方式找到數字化能力對企業尤其是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的影響機制。數字化能力對商業模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對數字化能力的作用機制尚缺乏系統探究，未來可從數字化能力對短期績效和長期競爭力兩方面考察其影響效果。

（4）聚焦中國情境，考察數字化能力的內在機理?！笆奈濉币巹澲忻鞔_指出要加強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發展。中國企業的數字化發展十分迅速，云計算、數字支付等服務幫助企業和消費者進行數字創新［57］。此外，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企業面對的制度環境、社會文化和思維方式具有獨特性，將中國獨特性情境嵌入數字化能力的研究十分重要。因此，開展適合中國本土的數字化能力研究對國內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更好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