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探索

馬亮 胡浩林 李婭寧

【摘要】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 數字化轉型是塑造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如何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運用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測度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 采用必要條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 從“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視角對我國中小板和創業板129家上市公司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動因及路徑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 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企業技術研發能力、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政府財政支持、 外商投資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中的任何一個要素既不單獨構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也不單獨構成充分條件； 有志企業主導型、 有為政府主導型、 有志企業—有為政府協同型和有志企業—有效市場協同型4條路徑可以促進中小企業高水平數字化轉型， 同時， 導致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組態有4條； 各要素在不同路徑中發揮不同作用， 中小企業應該結合自身稟賦和所處環境， 選擇適合本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道路。

【關鍵詞】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必要條件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中圖分類號】F27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17-0152-9

一、 引言

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 在擴大就業、 改善民生、 促進創新創業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據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數據， 截至2022年末， 我國中小微企業數量已超過5200萬戶， 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越來越強。黨和國家歷來重視中小企業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要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支持。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 要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

伴隨著大數據、 人工智能、 云計算、 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推廣運用， 我國數字經濟取得蓬勃發展， 數字化進程不斷加快， 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條新路徑（許憲春等，2021；喬鵬程和張巖松，2023）。數字化轉型可以在塑造業務模式、 優化業務流程和降低企業成本等方面給企業帶來重大變革（Andre等，2021）?！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明確提出， 我國要大力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 實施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指出， 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實現創新發展的“基礎設施”。尤其近年來， 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復雜多變， 數字化轉型成為中小企業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重要途徑。

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尚處于探索階段，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1）》顯示， 2021年約有79%的中小企業處于數字化轉型初步探索階段，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緩慢。另外， 數字化轉型具有投資風險高、 回報周期長等特征， 加之復雜多變的環境讓中小企業管理者面臨“不會轉型”和“不敢轉型”等問題， 這也制約著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因此， 探究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要素和路徑， 可以幫助中小企業管理者在數字化轉型問題上做出正確決策， 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有益借鑒。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應用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 收集、 傳輸、 存儲和處理數據， 通過建立新運營管理體系、 改進業務流程、 培養新商業關系等方式給企業帶來顛覆性改變的過程（Verhoef等，2019）。圍繞企業數字化轉型， 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和影響因素研究。路徑方面， 有研究從政府部門引導、 數字核心技術突破以及打通產業鏈條等方面總結了中小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路徑（張夏恒，2020）。影響因素方面， 一類是從企業內部因素出發， 認為技術應用（Vial，2019）、 員工技能（Eller等，2020）、 企業高層支持度（Sun等，2020）和企業文化（Hinings等，2018）等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內部影響因素。技術應用搭建起數字平臺與各行業的溝通橋梁， 加強了不同模塊間的技術連接， 提高員工技能可增強企業員工操縱和駕馭數字技術的能力， 企業高層支持度決定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意愿， 而企業文化會影響企業制度和規則的制定， 這些因素都影響著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類是從企業外部因素出發， 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吳非等，2021）、 市場競爭環境（王吉發等，2014）和消費者需求（陳國青等，2020）等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財政科技支出能夠穩定企業財務狀況， 市場競爭環境不確定性能夠強化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同群效應， 滿足消費者需求是數字化背景下企業轉型的戰略目標。二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價值效應研究。何帆和劉紅霞（2019）研究發現， 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企業成本費用、 提高資產使用效率等方式顯著提升企業經濟效益。數字化轉型還能通過加強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和抑制盈余管理達到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業機會主義的目的， 從而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為企業創造社會價值（肖紅軍等，2021）。Tumbas等（2018）研究發現， 數字化轉型可以幫助企業員工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 減少信息交流和知識獲取費用， 進而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可見，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 受企業自身資源稟賦、 政府支持、 市場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成瓊文和丁紅乙，2022）， 傳統的實證方法更加注重對單個要素凈效應的探討， 忽視了各要素的綜合效應， 很難全面和深度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可以探討多個前因條件組成的不同路徑對結果的影響， 能夠較好地說明現象背后的復雜因果關系（杜運周和賈定良，2017）， 適用于探究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和路徑。鑒于此， 本文運用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搜索和整理我國中小板和創業板129家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有關“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 用來刻畫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 并從“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視角， 利用必要條件分析（NCA）方法探討企業人力資本水平和技術研發能力、 政府財政支持和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以及外商投資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六個要素中的單個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構成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同時運用組態思想， 應用fsQCA方法探索六個要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并回答單一要素是否構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構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和組態路徑有哪些？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 第一， 利用fsQCA方法分析多個要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相較于傳統定量研究中呈現的單一因素對結果變量的凈效應， fsQCA方法分析更加系統和具體， 更能深層次地體現各要素之間的協同聯動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第二， 運用NCA方法從定量角度分析單個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 結合fsQCA方法進行必要條件分析檢驗， 使結果更加穩健和可靠。第三， 基于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方法， 采用關鍵詞詞頻來測度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 相較于一般的“0-1”虛擬變量， 該方法更能展現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從無到有的漸進式發展趨勢。第四， 基于“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研究框架， 明晰了中小企業自身資源稟賦、 政府、 市場對數字化轉型的交互影響， 深化了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認識， 為協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構建

（一）研究框架構建

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僅受到企業自身資源的影響， 而且受到政府參與和市場競爭環境的影響， 往往是企業、 政府和市場協同作用的結果（成瓊文和丁紅乙， 2022）。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 政府起到規范市場行為、 提供公共服務以及協調各利益主體的作用。企業是數字化轉型的主體， 起到技術創新承接的作用。信息技術的發展重新定義了“企業—產品—用戶”的市場關系， 新型市場關系意味著更多交互和更強連接， 政府秉持更加開放包容的理念吸納企業、 社會的參與， 共同促進數字化轉型（姚怡帆和葉中華，2021）。鑒于此， 本文從“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治理視角， 運用NCA和fsQCA方法探索多元要素聯動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組態效應。具體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二）各要素與數字化轉型的關系

1. 有志企業資源稟賦與數字化轉型。大量的企業實踐表明， 企業數字化轉型受企業技術和人力資本的內在約束。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是企業價值創造的主要推動力， 也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最重要的資源（許秀梅，2015）。技術是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基礎， 企業數字化轉型源于技術對企業業務和管理的融入與改造。近年來， 隨著云計算、 人工智能、 大數據等技術不斷發展和推廣， 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這些技術應用到創新升級當中， 其能夠改造企業運營流程并搭建智能化決策管理系統， 進而推進企業運營數字化進程（Vial，2019）。數字經濟的時代轉換為企業賦予了新的特性， 而技術能力的提升給企業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新的企業特性和新的技術結合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 由此引發企業數字化轉型。此外， 技術的發展讓企業的數據收集和處理能力越來越強， 企業可以從生產、 銷售和服務等環節收集到更多的實時數據， 這些零碎的數據經過技術加工之后變成更有價值的信息， 又反饋到生產、 銷售和服務環節中， 從而提升企業管理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 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至關重要（孫早和侯玉琳，2019）。一方面， 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具備專業知識、 能夠操作和駕馭數字技術的高素質人才推進和實施， 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另一方面， 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 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 綜合素質較低的員工會逐漸被機器設備所取代， 這帶來了企業對高素質人才的用工需求。綜上， 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促進作用， 本文用企業技術研發能力和企業人力資本水平表示“有志企業”自身資源稟賦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2. 有為政府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需要政府的支持， 尤其是財政支持和金融支持有利于中小企業更好更快地開展數字化轉型。政府財政投入具有科技導向性， 能夠篩選出發展潛力大的企業， 并通過稅收補貼、 創新補貼等手段向企業投入資金， 彌補企業創新資源的不足， 推動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劉桔林，2020）。同時， 財政科技支出與產業政策相結合可以引導金融資本、 民間資本流入特定企業， 有了資金保障， 企業可以加大創新力度， 投身數字化轉型（Brown，2011）。此外，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漫長且循序漸進的過程， 具有投資風險大、 收入不確定的特點， 面對這種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活動， 財政科技支出可以增強企業轉型信心， 盡可能釋放企業轉型潛力。金融支持是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力量， 尤其體現在數字金融的發展上。數字金融是一種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 能直接或間接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王宏鳴等，2022）。直接方面， 數字金融可以低成本搜集海量信息， 減少信貸信息流失和錯配問題， 有助于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從而使中小企業擺脫數字化轉型過程融資難、 融資慢的困境（Gomber等，2018）。間接方面， 數字金融能夠優化營商環境及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 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金融帶來的信息效應既能優化企業數字化轉型所處經濟環境、 政務環境以及人文環境等（張蕊和余進韜，2021）， 進而改善營商環境， 又能影響企業內部經營策略和管理決策， 降低管理者關鍵決策信息處理難度， 抑制管理者投資決策中的機會主義行為， 從而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但是數字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的監管和政策支持， 有效的金融監管可以使數字金融發揮更大的作用， 合理地給予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的政策支持是數字金融回饋創新活動的基礎（唐松等，2020）。綜上， 本文用政府財政支持和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表示“有為政府”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3. 有效市場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 我國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企業數字化轉型受市場環境的影響，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塑造著新的市場環境， 并影響著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金曉燕和任廣乾，2022）。外商投資是國際循環中的重要要素和載體， 也是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的自然產物， 此外， 適當的競爭可以激發市場活力， 促進國內大循環。因此，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 外商投資和市場競爭會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給企業帶來了技術和資金， 一方面， 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購置數字化設備、 建設數字化工廠， 外商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巨額成本（王溪若等，2006）。另一方面， 隨資金一起流入的還有幫助企業提高競爭力的諸多要素， 比如技術、 知識、 全球網絡等， 企業可以將這些技術運用到數字化轉型中（周江華等，2022）。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應用， 市場競爭壓力是推動許多中小型制造業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 市場競爭壓力越大， 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可能性越高（張夏恒，2020）。當面對來自同行的競爭壓力時， 企業高管可能會通過變革來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會影響企業決策， 企業需加強內外部聯動， 加速信息的流動， 而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的信息獲取能力和實時捕捉市場變化的能力， 有利于提高企業尋找動態解決方案的戰略敏捷性， 從而提高企業市場地位。此外， 當企業取得領先的競爭地位時， 能夠強化資本市場開放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效應（代彬和翟譽皓，2022）。綜上， 本文立足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用外商投資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兩個要素來表示“有效市場”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三、 研究設計

（一）NCA與fsQCA方法結合使用

社會學家Ragin（1987）于1987年提出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 該方法運用集合理論和布爾代數運算， 深入挖掘數據， 結合組態思想， 可以探析多個前因條件組成的不同組態對結果的影響， 可以彌補傳統實證方法難以處理多重并發和因果非對稱性的缺點， 能夠較好地說明現象背后的復雜因果關系（杜運周和賈定良，2017）。但是QCA方法只能從定性角度識別前因條件是否為結果的必要條件， Dul等（2020）提出的NCA方法能有效彌補QCA這方面的不足， 此方法能表現前因條件在“某一水平”上為結果的必要條件。將QCA與NCA結合使用， 得出的結果更具科學性。fsQCA方法是根據數據類型細分出來的一種QCA方法， 適合處理連續型數據， 基于本文研究的問題以及前因條件中存在連續型數據的情況， 本文選擇fsQCA方法開展研究。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

1. 數據來源。綜合現有文獻， 有關實證研究大多以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 但這其中不是所有企業都符合中小企業劃分標準。本文以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 并對初始樣本做如下處理： 根據國家統計局印發的《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 將不符合中小企業劃分標準的企業予以剔除； 將樣本期間掛牌ST和退市的企業予以剔除； 將數據缺失的企業予以剔除。最終獲得129個中小企業樣本。我國企業在2017年開始廣泛實施數字化轉型， 為降低偶然因素的影響， 以2018年為研究起點， 選取2018 ～ 2020年的數據， 并取其均值來進行QCA分析。企業層面數據來自萬得（Wind）數據庫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 宏觀層面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統計年鑒，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數據來自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 數字化轉型數據來自巨潮資訊網中各公司的年度財務報告。

2. 變量描述。

（1）結果變量： 數字化轉型程度?？茖W地評價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是研究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本文借鑒吳非等（2021）的研究， 采用數字化轉型關鍵詞總詞頻來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變量具體構建步驟為： 第一步， 在國家相關政策文件中有關“數字化”的闡述基礎上， 參照現有研究補充相關關鍵詞， 構建數字化轉型關鍵詞詞庫（見圖2）； 第二步， 運用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技術獲取2018 ～ 2020年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年報中相應關鍵詞前后的20個字， 剔除關鍵詞前存在“沒有”“不”“無”等否定詞語的表述， 對提取的數據進行清洗， 然后將所有關鍵詞詞頻加總得到總詞頻， 最后將加總后的總詞頻加1取自然對數。

（2）前因條件。①企業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可以視為知識和經驗承載在勞動者身上的合集， 而學歷層次與知識有較強的關聯性， 因此人力資本水平用企業員工的學歷來測度。參照梁文泉和陸銘（2015）的做法， 人力資本水平用本科學歷及以上人員在企業總人數中的占比來表示。②企業技術研發能力。技術研發能力用技術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表示。③政府財政支持。參照吳非等（2021）的做法， 用財政科技支出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值來表示政府對企業的財政支持。④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借助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衡量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該指數以螞蟻金服提供的數據為基礎， 衡量我國省級和城市級（未核算我國港澳臺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程度， 數據采用企業所在省一級層面的數字金融發展指數。⑤外商投資環境。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表示外商投資環境， 為避免數值過大給結果帶來影響， 將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作對數化處理。⑥行業競爭環境。參照周曉劍等（2019）的做法， 本文利用赫芬達爾指數來反映行業競爭環境， 該指數通常用來計算產業集中度， 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 n表示行業中企業的數量， Xi為單個公司的總資產， X為該公司所屬行業的總資產總計， Xi/X即為該公司所占行業市場份額。HHI指數越大， 行業壟斷性越高， 行業競爭激烈程度越低。

綜合結果變量和所有前因條件的測量， 對樣本企業的數據進行整理，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數據校準

校準是指賦予各變量隸屬分數的過程（Verweij和Noy，2013）。本部分采用直接校準的方法， 借鑒Greckhamer（2016）的做法， 選用90%、 50%、 10%分位數作為完全隸屬點、 交叉點、 完全不隸屬點進行校準， 將變量校準為［0，1］區間內的集合數據。各前因條件的具體校準錨點設置如表2所示。

四、 分析結果

（一）必要條件分析

NCA方法的核心是檢驗要素是否為結果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并且可以通過瓶頸表分析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構成結果的必要條件（杜運周等，2020）。本文利用上限回歸分析法（CR）和上限包絡分析法（CE）來計算6個前因條件的效應量d（Effect size）。由NCA方法判斷得出的必要條件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標準： ①效應量d不低于0.1。在NCA方法中， 效應量的取值范圍是［0，1］， 當效應量d小于0.1時代表低水平， 當效應量d介于0.1和0.3之間時代表中等水平， 當效應量d高于0.3時代表高水平。②經過蒙特卡洛仿真置換檢驗后， 效應量d達到顯著水平（P<0.01）（Dul等，2020）。本文的NCA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雖然企業人力資本水平的效應量d達到顯著水平， 但是所有前因條件的效應量d均小于0.1， 不能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標準， 說明所有前因條件不能構成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

瓶頸水平指單個前因條件在其觀測值范圍內需要滿足的最低水平值（%）。瓶頸水平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梢钥吹?， 要達到100%的數字化轉型水平， 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企業技術研發能力、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政府財政支持、 外商投資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6個前因條件的水平值分別為77.2%、 4.4%、 5.5%、 2.0%、 4.6%以及7.7%。

在此基礎上， 應用fsQCA方法檢驗NCA方法得出的必要條件分析結果。在fsQCA方法中， 當前因條件的一致性大于0.9時， 將其視為結果的必要條件（Zhang等，2020）。將校準后的數據輸入fsQCA 3.0軟件中進行必要條件檢驗， 得到的各個條件一致性和覆蓋度如表5所示。從表5中可以看出， 所有前因條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 說明單個前因條件不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 利用NCA方法與fsQCA方法得到的結果一致。

（二）組態分析

使用fsQCA 3.0軟件對“中小企業高水平數字化轉型”和“中小企業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進行充分性前因組態分析， 使用一致性來衡量。將校準后的樣本數據輸入fsQCA 3.0進行組態分析， 將案例頻數閾值設為1， 最終進入分析流程的樣本數超過總案例數的75%（張明等，2020）， 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置為普遍使用的標準0.8， 根據以上閾值進行重新編碼， 得到復雜解、 簡約解和中間解。當前因條件同時出現在簡約解和中間解時， 將其視為核心條件； 當前因條件只出現在中間解時， 將其視為輔助條件。最后得到的組態分析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從表6可以看出， 促進中小企業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組態有4個， 分別是H1、 H2、 H3和H4， 一致性分別約為0.874、 0.818、 0.895和0.829， 總體解的一致性約為0.821， 單個解和總體解的一致性均大于0.8， 遠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標準0.75（Ragin，2006）， 總體覆蓋度約為0.62， 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1. 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組態分析。

（1）組態H1： 有志企業主導型。在組態H1中， 高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高企業技術研發能力和非良好的外商投資環境為核心條件， 非高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為輔助條件。一方面， 高素質人才擁有更強的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 無論是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操作都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的推動和實施。另一方面， 技術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 提高技術研發能力能有效增加企業技術創新產出， 從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該組態可以解釋約28.17%的樣本企業， 其中約10.19%的樣本企業僅能被這個組態解釋。此路徑驅動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有SFD， 該企業所在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總指數排第14位， 外商直接投資排第19位， 雖然企業獲得的外部支持較少， 但是注重技術研發和人才培養， 擁有一個以博士、 高工領銜的富有創新精神的研發團隊。截至2021年， 公司已獲得授權專利170項， 其中發明專利12項。

（2）組態H2： 有為政府主導型。在組態H2中， 高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和高政府財政支持為核心條件， 高企業人力資本水平和良好的外商投資環境為輔助條件。一方面， 數字金融作為科技與金融有機結合的產物， 可以幫助企業擺脫信貸資源錯配的困境， 打通更多融資渠道（供應鏈金融等）， 而政府可以通過創新補貼、 稅收優惠等政策為企業提供財政支持， 緩解企業資金壓力， 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 部分先進技術會隨著外商投資一同進入企業， 這些顯性知識可以直接運用到產品開發和生產中， 在帶來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同時進一步降低企業的技術創新壓力（周江華等，2022）， 企業可以依靠一批學習能力強的高素質人才來接收這些知識以幫助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該組態可以解釋約35.05%的樣本企業， 其中約19.89%的樣本企業僅能被這個組態解釋。此路徑驅動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有NHYQ， 該企業所在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總指數排第6位，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較高， 并且每年能吸引許多外商投資。近年來， 該地區政府不斷出臺相關政策， 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 提供創業和創新幫扶，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3）組態H3： 有志企業—有為政府協同型。在組態H3中， 高企業技術研發能力、 高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非高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為核心條件， 良好的外商投資環境和非高政府財政支持為輔助條件。一方面， 數字金融為技術研發提供了機會和外部條件， 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創新環境。另一方面， 外商投資可以給企業帶來資金， 彌補政府財政支持不足而帶來的數字化轉型成本壓力。同時， 來自同行的巨大競爭壓力， 會迫使企業實施轉型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該組態可以解釋約15.98%的樣本企業， 其中約3.39%的樣本企業僅能被這個組態解釋。此路徑驅動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有HMZN， 該企業所在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總指數排第1位，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非常高， 2020年該地區獲得的外商投資超過200億美元， 外商投資環境良好。就企業而言， 其主營業務為智能設備制造， 擁有很強的自主研發能力。

（4）組態H4： 有志企業—有效市場協同型。在組態H4中， 高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非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 非高企業技術研發能力和非高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為核心條件， 非高政府財政支持和非良好的外商投資環境為輔助條件。在行業競爭激烈程度較小的情況下， 企業可能會減少研發投入， 通過培養企業現有人才， 促使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和專業化， 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該組態可以解釋約23.26%的樣本企業， 其中約5.99%的樣本企業僅能被這個組態解釋。此路徑驅動下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有HZGF， 該企業所在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總指數排第22位，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較低， 獲得的政府支持和外商投資有限。但是該企業主營業務為儀器儀表制造， 面臨的行業競爭壓力較小， 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 人才隊伍不斷壯大， 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

2. 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組態分析。QCA方法具有因果非對稱性， 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形成路徑， 參照杜運周等（2020）的做法， 對中小企業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前因組態進行了分析， 結果見表7， 產生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組態有4個。組態NH1表明， 即使擁有政府支持， 只注重提高技術研發能力而忽略人才培養， 也會導致中小企業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 組態NH2a和NH2b表明， 缺乏行業競爭時， 企業可能采取保守發展戰略， 同時， 只注重提高技術研發能力而不注重人才培養， 會導致中小企業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 組態NH3表明， 嚴重缺乏前因條件， 會導致中小企業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參照張明等（2020）的研究， 采用提高原始一致性閾值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來說， 將原始一致性閾值由0.8提高至0.85， 保持其他處理標準不變， 然后運行fsQCA 3.0軟件。分析結果表明： 將原始一致性閾值由0.8調整為0.85后， 總體解的一致性有所提高， 總體解的覆蓋度有所降低， 兩種一致性閾值下的組態間存在清晰的子集關系， 各項指標均只發生小幅改變。因此， 本文的研究結論穩健。

五、 研究結論、 啟示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采用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測度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 利用NCA與fsQCA相結合的方法， 以我國中小板和創業板129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從“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視角探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多元路徑。研究發現：

其一， 通過NCA方法與fsQCA方法雙重檢驗發現， 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企業技術研發能力、 政府財政支持、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外商投資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都不能單獨構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條件。同時， 任何一個要素也都不能單獨構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充分條件，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多個前因條件協同聯動、 交互作用的結果， 具有“多重并發”的特點。

其二， 實現中小企業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有4條， 即有志企業主導型、 有為政府主導型、 有志企業—有為政府協同型和有志企業—有效市場協同型。同時， 導致非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路徑也有4條。

其三， 在實現中小企業高水平數字化轉型的4個組態中， 組態H2的原始覆蓋度和唯一覆蓋度最高， 可以說是核心組態。企業人力資本水平、 企業技術研發能力、 數字金融發展水平、 政府財政支持和行業競爭環境在不同路徑中都以核心條件出現過， 說明這五個要素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要素。同一要素在不同路徑中的作用可能是相反的， 說明前因要素會隨著企業或環境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效果。

（二）研究啟示

根據研究結論， 結合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實踐， 得到以下啟示：

一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多元要素協同聯動的過程， 實現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有多條， 且同一要素在不同路徑下的效果存在差異。所以企業管理者要從企業自身稟賦出發， 考慮企業所處環境， 有針對性地選擇滿足企業自身需要的科學轉型之路。

二是中小企業應更加重視人才培養， 提升企業技術研發能力。一方面， 人才在數字化轉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可以通過提升人才待遇和改善工作環境等措施來提高人才對企業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從而促使他們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做出貢獻。同時， 企業可以加強對現有高級人才的技能培訓， 使其掌握先進的數字化知識和技術。通過吸引、 留住和培養大批數字化人才， 促使企業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 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 技術發展和應用是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保障。技術基礎薄弱的企業可以引進先進外部技術， 利用后發力量促進數字化轉型， 而技術研發能力較強的企業應該不斷加大研發投入， 打造屬于企業的核心技術， 擺脫外部技術引進帶來的技術依賴性。

三是要積極發揮政府引導和支持作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常常面臨人才、 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壓力， 政府可以在人才培養、 技術研發和財政補貼等方面給予企業一定的政策支持， 引導企業培養人才、 發展技術， 幫助企業緩解資金壓力， 增強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信心。同時， 為避免一些企業鉆政策漏洞， 可以采用專項財稅政策支持等方式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資金支持， 確保財政支持起到實效。此外， 數字金融是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力量， 政府應該充分支持發展地區數字金融， 幫助中小企業緩解融資難、 融資貴的困境。

四是要立足“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適當的競爭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 適量的外商投資有益于企業發展。政府可以加大市場監督和管理力度， 出臺并實施持續性、 重點性政策， 完善外商引資政策， 規范市場秩序， 避免惡意競爭， 合理引進外商投資， 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穩定有序的市場環境。

（三）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需在未來進一步完善。第一， 影響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要素構成多且雜， 本文只從“有志企業—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視角分析了其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將來可以嘗試分析更多角度、 更多要素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第二， 本文采用Python軟件和文本分析技術刻畫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 未來可以構建更加全面的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 多角度透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現實； 第三， 本文只分析了前因要素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靜態組合效應， 未來可以基于復雜動態視角研究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多重前因軌跡的組態， 有利于深入解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動態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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