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
——整體影響、機制識別及效應差異研究

何 涌,武姍姍

(湖南工業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引 言

根據雙元創新理論,可將企業創新細分為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雙元這個概念最早由March(1991)[1]提出,認為企業具有勘探和開發兩種能力,保持兩者之間的適當平衡是維持系統生存和效益的主要因素。在雙元理論提出后,許多學者將創新引入雙元理論,引申出雙元創新理論。企業必須同時擅長開發式創新和探索式創新以促進企業持久發展。開發式創新是通過擴展現有知識尋求更高效率產品改進以實現增量創新;相比之下,探索式創新是遠離現有知識和技術,通過探索以實現更徹底的創新(Atuahene-Gima,2005)[2]。

我國是制造大國,制造業是中國實體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國務院在《中國制造2025》文件中明確指出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主戰場。在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下,一系列以政府補助、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技術的創新政策“席卷而來”,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從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和《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來看(1)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我國自2010年以來投入R&D經費一直持續增加,到2020年已達到24 393.1億元。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擁有的科技熱點數量位居世界第二,專利申請數量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但綜合創新能力指數僅位居世界14。,中國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增加并沒有帶來“創新質量”的提高。創新產出“低質高量”等問題導致我國制造業長期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嚴重阻礙著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進程。一方面,創新具有周期長、回報不確定及較強資源依賴性等特征,如不能及時獲得資源支持,很可能導致創新活動失敗(張敏等,2015;賈俊生等,2017)[3-4],企業創新受到高調整成本和高融資成本的雙重制約;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流程普遍存在的信息不透明等問題導致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較低,間接抑制了制造企業雙元創新(韋莊禹,2022)[5]。

新時代下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引發了很多學術討論。從宏觀層面看,金融科技可以發揮普惠金融的優勢,服務于傳統金融難以觸達的低收入群體,并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黃益平等,2018;李彥龍,2022)[6-7]。從微觀層面看,金融科技能夠提高企業投資效率、企業生產率以及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蔡慶豐,2021;何涌和劉思敏,2022)[8-9]。金融科技是新時代下經濟高速發展的產物,其能否與制造企業結合以提升制造企業創新質量和數量值得進一步探討。

目前,關于企業創新驅動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其中內部因素主要有公司治理機制、內部控制質量(劉永麗等,2022)[10]等;外部因素主要有政策不確定性、貨幣政策(馬勇等,2022)[11]等。鮮有文獻根據金融創新發展大背景研究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整體影響、作用機制以及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诖?本文針對以上問題做如下檢驗,以2011—2020年滬深A股上市制造企業為樣本探究新興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整體關系及影響機制。此外,本文根據產融結合這一大背景,探討其在金融科技影響制造企業雙元創新過程中是否具有一定擠出效應,同時利用門檻模型檢驗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本文與以往研究的區別主要有:(1)本研究不僅從理論上分析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關系,而且對探究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驅動因素也有現實意義。(2)從融資結構和政府補助兩個角度深入刻畫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機制,為企業制定創新策略和政府確定創新激勵政策提供經驗證據和參考意見。(3)金融科技和產融結合在促進制造企業創新和成長方面發揮相似作用。產融結合在金融科技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時具有一定擠出效應,這為制造企業規避產融結合帶來的風險而退出產融結合提供了契機和切實可行的路徑。(4)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為政府制定金融科技發展政策和企業運用金融科技策略指明了方向。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

從交易成本理論視角看,信息不對稱增加了企業內外部交易成本,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造成了一定威脅。在外部交易成本方面,金融機構會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以應對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潛在風險,導致企業交易成本增加(藺元,2010)[12]。金融科技能夠提高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透明度,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為制造企業開展高風險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特別地,金融科技利用數據挖掘等技術為銀行提供真正有創新潛力和需求的客戶,并通過提高貸款審批效率和簡化貸款審批流程,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信息成本(鮑星等,2022)[13];金融科技通過創新金融服務進一步拓寬和豐富了企業融資渠道和融資模式,擴大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范圍和能力,使經濟較落后的地區和企業都可以享受到普惠金融的福利(喻平等,2020)[14]。

在內部交易成本方面,信息不對稱加劇了資源在各部門之間合理分配的難度,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導致企業的生產和運營成本增加,嚴重制約著企業創新(杜群陽等,2022)[15]。與此同時,金融科技可以提高企業內部信息透明度和資源配置效率,優化創新資金,可為企業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首先,金融科技能夠使企業內部流程更加透明,全方位監督和控制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可以提高企業生產經營效率及資本配置效率(何帆和劉紅霞,2019)[16]。其次,金融科技可以優化企業市場環境、增強企業風險承擔能力和增加企業研發投入,根據波特鉆石模型理論,良好的企業市場環境是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基礎和動力。最后,金融科技能夠重塑企業生產和管理流程,并創新企業管理思維,從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王宏鳴等,2022;唐松等,2022)[17-18],而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開展企業創新活動。

相比于常規性創新,突破性創新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更高的資源要求。突破性創新需要脫離原有技術基礎并運用新知識探索一項全新技術,往往存在創新周期長、風險高等特征(Alexander et al,2010)[19]。因此,突破性創新要求企業具備一定資源基礎以及與創新相匹配的內部監督管理流程。而常規性創新只是對產品生產過程進行改進,不涉及技術核心部分,對技術創新以外的保障性措施要求較低。在金融科技作用下,制造企業會具有更完善的創新環境和條件,可能會更大程度地為突破性創新“保駕護航”?；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金融科技會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的作用更強

(二)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機制

1.融資結構的中介作用

為了獲得技術創新所需資金,企業會進行內源和外源融資,其中外源融資主要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當企業內源融資不足時,外源融資是企業進行研發創新活動的主要資金來源(張艾蓮和時若歌,2022)[20],合理債務融資和杠桿率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根據高風險高報酬理論,股東愿意承擔較大創新風險來獲得較高收益,且股權融資沒有償還期限,這有助于企業獲得股權投資來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張一林等,2016)[21]。

已有研究表明,董事會活動、企業內部控制和監督制度(林鐘高等,2017)[22]、公司治理水平(Hann et al,2013)[23]及信息透明度等都是企業債務融資成本和股權融資成本的關鍵影響因素。金融科技可以通過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內部控制質量、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增加企業價值等來降低企業外源融資成本。一方面,金融科技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流程信息透明度對企業進行全方位監督和控制,進而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何帆和劉紅霞,2019)[16];金融科技的發展迫使企業披露更多信息,使企業與投資者、金融機構的信息更加透明,進一步削減企業融資成本(劉飛,2020)[24]。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過數據挖掘降低企業各部門之間的溝通成本,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使公司的治理水平、運營效率等得到提高(王宏鳴等,2022)[17];企業數字化帶來的信息化能幫助企業獲得更準確的信息,助推企業提高投資效率和產能效率,從而增加企業價值?；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金融科技可以幫助制造企業獲得債務融資,從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作用更強

H3:金融科技可以幫助制造企業獲得股權融資,從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作用更強

2.政府補助的中介作用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利益相關者既包括企業的債務人、股東、員工等,也包括媒體、政府等對企業發展有間接影響的社會層面機構和人員。政府創新政策是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重要宏觀因素。政府補助有助于糾正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市場失靈,其直接資助企業的同時也給投資者傳遞了有利信號,間接幫助企業獲得研發投資,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郭景先等,2019)[25]。同時還能直接補充企業創新活動資金,推動企業可持續性創新(權錫鑒等,2022)[26]。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的存在,企業通過釋放虛假創新信號騙取政府補助,使真正需要創新補助的企業無法獲得補助(安同良等,2009)[27],這嚴重降低了政府補助政策的激勵效應,間接抑制了制造企業技術創新。

金融科技或許能打破這一局限。一方面,金融科技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企業進行全方位評估,幫助政府識別有創新潛力的企業,讓真正需要研發資金的企業獲得財政支持,激發企業創新活力(Christina et al,2019)[28];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利用智能匹配、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規?；幚砥髽I和市場信息,提高了企業信息透明度(Tianxiang et al,2020)[29],有助于政府實時監督企業創新項目,提升政府創新政策有效性。此外,政府補助中的專利補助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存在緊密和直接的聯系,同時專利補助的作用強度直接關系到政府創新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政府補助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專利補助在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關系見圖1)?；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圖1 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

H4:金融科技可以幫助制造企業獲得政府補助,從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作用更強

H5:金融科技可以幫助制造企業獲得專利補助,從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作用更強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以中國2011—2020年滬深A股上市制造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其中金融科技指數來自《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企業微觀層面和市場宏觀層面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和國泰安數據庫(CSMAR)。根據已有研究對數據做如下處理:(1)為避免特殊行業影響,刪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的數據;(2)剔除主要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3)為減少極端值對本文結果的影響,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1%和99%的縮尾處理。經過處理后,最終得到14 483個觀測值。

(二)變量衡量

1.被解釋變量

根據前人研究經驗,一般會采用兩種指標來衡量企業創新。一種是衡量企業創新投入的指標,包括企業研發人員投入、研發資金投入等;另一種則是測量創新產出指標,主要包括企業專利申請數量、無形資產增加情況等指標。根據研究假設,本文充分考慮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創新兩方面的影響,以企業創新產出為被解釋變量,企業創新投入強度(研發投入/企業總資產)作為穩健性檢驗的被解釋變量。本文將企業專利申請總數量作為企業一定時期內的技術創新產出水平。然后基于雙元創新理論將企業技術創新(inv)劃分為突破性創新(bin)和常規性創新(cin)。參考黎文靜等(2016)[30]的做法,將技術含量最高的發明專利作為企業突破性創新,將技術含量較低且不涉及產品本身技術創新的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之和作為企業常規性創新。本文對所有專利數量加1后取對數,以消除部分企業專利申請量為0的影響。

2.解釋變量

參考邱晗等(2018)[31]的研究,將北京大學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取對數來衡量城市層面金融科技發展程度。該指數采用了螞蟻金服的交易賬戶底層數據,從多個維度全面刻畫了中國的金融科技發展水平。該指數越大說明金融科技發展越好。

3.控制變量

參考國內已有研究,本文共加入如下九個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控制變量:企業成長性(grow),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固定資產比(ppe),企業固定資產總額/年末總資產;企業規模(size),企業總資產自然對數;資產負債率(lev),企業年末負債/年末總資產;營業利潤率(opera),企業年度營業利潤/年度營業收入;股權集中度(share),企業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董事會結構(board),董事會中獨立董事占比;人力資本(bkra),企業本科及以上員工數量/企業總員工數量;市場競爭(sellra),企業銷售支出/企業營業收入。

(三)模型設定

1.基礎檢驗模型

為了探究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創新的正向影響,本文參考張敏等(2015)[3]的研究構建如下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檢驗:

Innovationi,t=β0+β1Finm,t+∑Controlsi,t+

∑Indi+∑Yeari+εi,t

(1)

其中,Innovationi,t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技術創新產出,分別用企業專利申請總數量加1取對數、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加1取對數以及企業實用新型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發明專利申請數量之和加1取對數來衡量;解釋變量Finm,t表示企業i所在城市m在第t年的金融科技發展程度,用取對數后的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dex)來衡量;β0為常數項,Controlsi,t表示控制變量系數;Ind是行業虛擬變量,Year是時間虛擬變量,ε是殘差項。根據本文的研究假設,核心解釋變量Fin的系數β應顯著為正。

2.中介效應檢驗模型

借鑒蔡慶豐等(2021)[8]研究,利用模型(2)和(3)檢驗政府補助和融資結構的中介效應。

Mediatori,t=μ0+μ1Finm,t+∑Controlsi,t+∑Indi+∑Yeari+εi,t

(2)

Innovationi,t=α0+α1Finm,t+α2Mediatori,t+∑Controlsi,t+∑Indi+∑Yeari+εi,t

(3)

3.調節效應檢驗模型

參考張敏等(2015)[3]的研究,構建模型(4)檢驗產融結合的調節效應。

Innovationi,t=δ0+δ1Finm,t+δ2holdi,t+δ3Finm,t×holdi,t+∑Controli,t+∑Indi+∑Yeari+εi,t

(4)

4.門檻效應檢驗模型

采用Hansen(1999)[32]的門檻模型,以金融科技作為門檻變量,分析不同門檻下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具體影響。構建的單一門檻模型和雙重門檻模型如下:

Innovation=φ0+φ1Fini,tI(Fini,t≤a)+φ2Fini,tI(Fini,t>a)+ ∑Controlsi,t+∑Ind+∑Year+εi,t

(5)

Innovation=γ0+γ1Fini,tI(Fini,t≤a1)+γ2Fini,tI(a1a2)+∑Controlsi,t+∑Ind+∑Year+εi,t

(6)

(四)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描述性結果顯示企業申請的發明專利、企業資產和金融科技發展指數都不存在明顯的右偏特征,這說明本文對發明專利數量、企業資產總數及金融科技發展指數取對數是合理的;相關性結果顯示,變量之間基本是顯著的,且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基本不超過0.5,說明變量之間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2)限于篇幅,回歸結果未做報告,留存備索。。

三、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整體影響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展示了金融科技與企業創新的回歸結果,所有回歸均控制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實證結果顯示,金融科技對企業創新、突破性創新、常規性創新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發展在促進制造企業技術創新的同時,也促進了制造企業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此外,表2列(2)金融科技系數大于列(3)金融科技系數,說明金融科技發展程度對企業突破性創新的影響程度更大,假設H1得到驗證。

回歸結果中的控制變量也基本與企業技術創新顯著正相關:企業成長性(grow)的系數有兩個顯著為正,另一個是單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成長性越好,企業的創新意愿越強;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資產規模越大,越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資產負債率(ppe)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企業負債經營不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營業利潤率(opera)的系數有兩個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另一個是單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營業利潤率越高越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人力資本(bkra)的系數有兩個顯著為正,另一個顯著為負,說明人力資本有利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突破性創新,而不利于企業進行常規性創新;市場競爭程度(sellra)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創新意愿與市場競爭程度正相關。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1. 替換被解釋變量

企業的創新水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創新產出,即企業申請的發明專利數量;另一方面是企業的創新投入。本文使用企業研發支出總額除以企業資產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段軍山等,2021)[33],同時將金融科技指數降維分解為金融科技使用深度(usage)和金融科技覆蓋廣度(coverge)進行穩健性檢驗?；貧w結果如表3。本文發現金融科技促使制造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進而促進了技術創新。

2. 替換不同的回歸模型

由于A股上市的制造企業的專利數量有大量0值,且企業專利數量具有計數變量的特點,因此本文用Tobit模型和Poisson模型替換OLS模型進行回歸?；貧w結果穩健,結論保持不變。

3.工具變量法

為了消除內生性對回歸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2SLS)來驗證結論的可靠性。參考唐松等(2020)[18]的研究,以各省互聯網普及率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檢驗。如表3所示,經過修正后的金融科技發展指數對制造企業技術創新仍然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金融科技賦能下的精準優化

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與企業創新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其通過大數據等新興技術使企業信息更加透明,能夠識別具有創新需求和創新潛力的企業,為他們輸送“氧氣”。為了驗證這一理論,本文從兩方面對金融科技的精準優化進行檢驗。

1.基于產權性質的優化檢驗

在制造企業產權性質方面,如果相比于國有企業,金融科技對非國有企業技術創新促進作用更強,則表明金融科技可以識別具有創新需求和創新潛力的企業。本文根據產權性質將樣本分成國有和非國有企業進行回歸?；貧w結果如表4所示?？梢园l現,在分樣本討論后,金融科技指數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同時促進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但是從系數可以看到,非國有企業中金融科技指數的系數幾乎是國有企業中金融科技系數的兩倍,說明金融科技對非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大。這是因為相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國有企業具有獨特的優勢。一方面,國企承擔著某些重要的行業,如水電行業是國家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同時國企還承擔著政府的某些目標,對國家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國企的關系更加密切[34];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下,國企更容易從金融機構那里獲得資金,如銀行更愿意將資金借給國有企業,投資者也更愿意買國企的債券和股票來降低投資風險。而非國有企業在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時,則會面臨更大的信息不對稱和融資約束。因此,金融科技發展對非國有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強度和空間更大。

2.基于企業生產要素特征的優化檢驗

在企業生產要素特征方面,如果金融科技對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明顯高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則表明金融科技可以識別具有創新需求和創新能力的企業。本文按照2020年證監會行業分類文件,將已獲得的制造企業分成26個子行業,依據制造企業所屬子行業生產要素密集特征將制造企業分為勞動密集型企業、資本密集型企業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將不屬于26個子行業的企業作為其他行業并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梢园l現,在資本密集型企業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回歸中,金融科技指數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但是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金融科技指數的系數不顯著。這說明金融科技發展可以促進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技術創新,但是不能促進勞動密集型企業技術創新。這主要是因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主要依靠勞動力的投入來獲得企業績效的增長,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需求較低;而資本密集型企業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更多的是依靠資本的投入和技術的創新來提高企業績效,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需求相對較高。因此,相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金融科技的發展更能主動識別和促進對技術需求更大的資本密集型企業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技術創新。

四、機制識別及拓展性研究

(一)機制識別

前文實證檢驗了金融科技與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關系,得出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加大制造企業技術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進而推動企業技術創新進程。同時,金融科技能夠精準優化不同的產權性質、企業生產要素特征中存在的資源錯配問題,更好地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那么,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是什么?本文從政府和市場兩個渠道,分別從政府補助和企業融資結構兩方面探究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機制作用,檢驗金融科技能否通過影響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和企業融資結構進一步影響制造企業雙元創新。

1.基于企業融資結構的中介效應檢驗

資金充足是企業進行研發活動的關鍵,但是僅依靠企業內部資金進行研發活動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企業需要從外部獲得融資以保證企業有充足資金進行企業創新。金融科技能夠增加企業的融資渠道,降低銀企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

(1)債務融資。為了研究金融科技對企業融資結構的影響,參考劉素坤和燕玲(2021)[35]選取的指標,用企業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除以企業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和中央銀行借款三者之和來衡量企業債務融資(loan)。表6列(2)的回歸結果中,金融科技指數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發展確實提高了企業的債務融資。同時,表6列(3)回歸結果中,債務融資的系數和企業創新水平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債務融資在金融科技與企業創新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將企業創新細分為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進行回歸,結論依然成立。這說明金融科技能夠幫助制造企業獲得債務融資,進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且對突破性創新的作用更強,假設H2得到證實。金融科技在利用先進技術為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渠道的同時,也降低了企業與債務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幫助企業獲得更多借款,最終促進了制造企業雙元創新。

(2)股權融資。為了研究金融科技對企業融資結構的影響,參照劉素坤和燕玲(2021)[35]選取的指標,用吸收權益性投資收到的現金除以企業資產總額來衡量企業股權融資(equity)。表7列(2)的回歸結果中金融科技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確實提高了制造企業的股權融資。同時,表7列(3)的回歸結果中,股權融資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股權融資在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起到遮掩效應,說明金融科技發展確實可以幫助企業獲得股權融資,但是其不能通過增加股權融資來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將企業創新細分為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進行回歸,股權融資的遮掩效應依然成立,因此假設H3不成立?？赡艿慕忉屖?較高的股權融資會帶來較大的股權控制,大股東和代理人可能會合謀追逐企業短期利潤,而抑制高風險的研發活動。因此,根據范長煜(2016)[36]提出的遮掩效應理論,股權融資在金融科技與制造業創新之間起著隱性的擾動作用,控制股權融資會顯著擴大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促進作用。由此可知,制造企業在利用金融科技促進企業雙元創新時,要對股權融資進行一定的控制,而不是單一地增加股權融資。

2.基于政府補助的中介效應檢驗

政府補助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宏觀因素,可以緩解“市場失靈”等問題。然而,企業創新活動具有正外部性,企業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可能不會公布太多關于企業技術創新的相關內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政府無法準確識別高技術企業,無法提高政府補助效率。金融科技可以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也可以緩解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幫助政府更清楚地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識別急需創新資金且有投資價值的企業,并將資源向這些企業傾斜,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1)政府補助強度。為了研究政府補助在金融科技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效應,參照吳愛華(2017)[34]所采用的指標,用企業當年獲得的政府補貼總額除以企業當年總資產來衡量政府補貼強度?？梢园l現,在表8列(2)和表9列(2)的結果中,金融科技發展程度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可以幫助政府識別有創新潛力的企業,并將資源分配給這些企業。在表8列(3)和表9列(3)的結果中,金融科技指數和政府補助強度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在直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同時,也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提高政府補助的精準度和效率來間接促進企業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假設H4得到驗證。

(2)專利補助強度。本文將專利補助從政府補助中分離出來,進一步研究專利補助在金融科技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效應。本文用企業當年獲得的專利補助總額除以企業當年總資產來衡量專利補助強度。在表8列(2)的結果中,金融科技發展程度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可以幫助政府識別有創新潛力的企業,并將資源分配給這些企業。在表8列(3)的回歸中,金融科技指數和政府補助強度均顯著為正。將企業創新細分為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進行回歸,中介效應依然成立,驗證了假設H5。此外,本文研究進一步說明政府為企業發放專利補貼可以更直接地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證明了該項政策的有效性。

(二)拓展性研究

1. 產融結合下的金融科技創新驅動效應差異

產融結合是指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通過相互參股、控股等方式實現的產業融合。一方面,產融結合能夠降低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緩解融資約束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同時正向影響企業創新投資,且存在最優值(黃小琳等,2015)[37];另一方面,產融結合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Ongena et al,2009)[38],從而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然而近年來隨著產融結合不斷發展,其產生的問題也逐漸突出。首先,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產融結合形成的多層級組織關系和產權關系會加大代理成本(劉星等,2014)[39];企業和金融機構相互持股使企業內部出現大規模關聯交易,導致信息披露不及時,進一步增加企業監管成本。其次,企業普遍存在的代理人激勵會使代理人盲目追求規模效益,并利用產融結合帶來的資金便利性而過度投資。最后,產融結合帶來的企業經營多元化使得企業脫離主營業務,轉而將資金投入金融行業,加速了資本“脫實向虛”。

金融科技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流程信息透明度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來幫助企業重塑生產流程,優化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而促進企業成長。金融科技和產融結合之間會形成一定的替代效應,產融結合的存在必然伴隨著金融科技功能的弱化。產融結合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信息不對稱及資源配置效率較低等問題,此時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空間也會減少。因此,本文預期金融科技和產融結合之間會形成替代效應,產融結合會降低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作用強度?；诖?本文認為產融結合可負向調節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的關系(見圖2)。

圖2 產融結合的調節作用

本文參考楊箏等(2019)[40]的研究,用金融機構持股實體企業比例之和來衡量產融結合(hold),該比例越大,則產融結合程度越高。其中,持股機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財務及信托等金融機構。根據模型(4)進行回歸,回歸結果(3)限于篇幅,回歸結果未做報告,留存備索。表明產融結合負向調節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突破性創新、常規性創新之間的關系,驗證了本文猜想。換句話說,當產融結合得到控制時,金融科技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會加強。這進一步說明金融科技與產融結合在促進企業創新方面起著相似作用,金融科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產融結合,并以較低的成本和風險來達到產融結合的作用,這也為企業退出產融結合提供了契機。

2.不同發展階段下的金融科技創新驅動效應差異

金融科技憑借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的運用,打破了傳統金融市場局限性,為現代金融業帶來了顛覆性創新。其通過搭建信貸平臺助推金融資源流向實體企業,對激發企業創新活力、緩解企業創新困境具有積極作用。然而金融科技在帶來正面效應的同時也產生了風險。一方面,金融科技“長尾效應”使金融市場更加規?；?、整體化,這導致金融風險涉及范圍更廣,更易發生系統性風險(許多奇,2018)[41]。此外,法律法規、金融監管與金融科技發展的不適應可能會導致市場“無效”或“失靈”。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帶來的信用風險、合規風險、數據安全風險以及金融科技風險的內生性、復雜性、傳染性,對金融科技促進企業創新產生了一定威脅(陳紅等,2020)[42]。因此,探究在不同發展階段下金融科技創新驅動效應的差異以確定金融科技促進企業創新的最優階段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以平衡面板數據為樣本,運用模型(5)(6),以金融科技作為門檻變量,通過Bootstrap法反復抽樣500次以確定門檻效應是否存在及門檻個數。門檻效應結果顯示,在因變量為企業創新、企業突破性創新及企業常規性創新下,金融科技均在1%水平上通過了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檢驗,未通過三重門檻檢驗,說明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影響存在雙重門檻效應。

門檻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當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創新且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小于第一門檻值時,金融科技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為0.3656***;當金融科技發展介于第一、二門檻值之間時,金融科技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為0.3085***;當金融科技發展大于第二門檻值時,金融科技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為0.2486***。由此可見,金融科技發展處于第一階段時,金融科技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最強。當被解釋變量為突破性創新、常規性創新時,金融科技同樣是在第一階段的作用強度最大、第二階段次之、第三階段最弱?？赡艿慕忉屖?當金融科技發展程度處于適度水平即第一階段時,金融與科技不斷融合,加之企業數字化不斷完善,使社會和企業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進一步提高企業創新意愿和能力,在第一門檻值影響程度最大;當金融科技發展程度處于較高水平即第二階段時,法律法規和金融監管制度沒有跟上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導致金融科技風險外溢,降低了對制造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當金融科技發展程度位于高水平即第三階段時,金融科技的高水平發展使金融市場更加完善、金融發展水平更高,高回報率的金融業會吸引實體業資金流入,從而可能導致科技創新資金流失,進一步降低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

表1 主要變量說明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表3 基于工具變量法的穩健性檢驗

表4 基于企業產權性質的優化分析

表5 基于企業生產要素特征的優化分析

表6 基于債務融資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7 基于股權融資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8 基于政府補助強度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9 基于專利補貼強度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10 門檻回歸估計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借助2011—2020年滬深A股上市制造企業年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關系和經濟后果。研究結論如下:(1)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突破性創新和常規性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對非國有企業、技術密集型及資本密集型企業的作用強度更大。(2)企業債務融資在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科技可以幫助制造企業獲得債務融資,從而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企業股權融資在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發揮遮掩效應,即控制股權融資,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作用會增強。(3)政府補助和專利補助在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科技可以幫助政府將資金投向有價值的企業,并提高創新政策有效性。(4)產融結合負向調節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其在金融科技促進制造企業雙元創新過程中具有一定擠出效應。(5)金融科技與制造企業雙元創新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當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小于第一門檻值時,金融科技對制造企業雙元創新的作用強度最大。

(二)建議

根據本文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從政府角度:(1)在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應當對金融科技企業給予足夠的政策支持,鼓勵科學技術與金融市場融合,助力金融和企業創新發展。此外,政府應當將金融科技和創新政策兩者深度融合,以提高政府創新政策有效性,促進微觀主體創新發展,提高實體經濟發展質量。(2)金融與科技的結合并沒有改變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的“風險-收益”這一基本邏輯。技術創新在推動金融創新和企業發展的同時,其本身帶來的聚合效應、關聯效應和放大效應更為顯著,這可能會使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外溢性等特征更為顯著,甚至波及整個金融系統,最終可能會制約微觀主體創新發展。因此,政府有必要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以確保金融科技穩步發展,例如實施以差異化監管、適度監管和柔性監管為基本原則的包容性監管及監管沙盒機制,并謹防金融科技高水平發展導致資源“脫實向虛”現象的發生。

從企業角度:(1)企業應當結合實際情況,利用金融科技獲得債務融資進一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但是在利用金融科技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時,企業要對股權融資進行一定控制,以免產生大股東和代理人合謀逐利的問題,抑制企業技術創新。此外,由于金融科技風險外溢的特點,使傳統金融風險被進一步放大,因此企業在享受金融科技帶來的福利時,也要注意風險防范。(2)企業應當合理運用金融科技以彌補產融結合的弊端和避免金融科技過度發展帶來的缺點,更好地促進企業創新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