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了嗎?
——基于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經驗證據

鄭貴華,朱兆陽

(湖南工業大學 商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引 言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為了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繼續推動貧困地區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參與脫貧攻堅。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可以有效發揮人才、產業、技術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是履行社會責任的新模式[1]。因此,深入探討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驅動因素,對挖掘資本市場響應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具有重大意義。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數字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適應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方式和戰略選擇。企業數字化轉型利用新型數字手段提高數據的精確性,改善生產要素結構,提升市場競爭力?，F有研究證實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融資約束、投資水平、財務績效等經濟價值的影響。在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非經濟績效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那么,數字化轉型能否提升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呢?

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經濟價值,對社會表現等非經濟價值的影響探索比較匱乏。雖然有文獻探討了數字化轉型與環境治理、慈善捐助等傳統社會責任形式之間的關系[2],但是并未確切探討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精準扶貧問題。數字化轉型是企業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路徑,同時也是脫貧攻堅時期下政府與企業進行精準扶貧合作的重要戰略支撐與技術保障[2]。因此,數字化轉型會不可避免地對企業扶貧產生影響。目前,僅有部分文獻從宏觀層面探討了數字技術在減貧中發揮的作用,在微觀層面上僅僅以案例形式展開。因此,亟須在微觀層面考察數字化轉型與精準扶貧的實證研究?；诖?本文從社會責任履行的新模式——精準扶貧視角出發,考察數字化轉型對社會責任產生的影響并探索內在機理。

本文與以往研究的區別:(1)已有文獻主要關注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應,較少討論數字化轉型的社會效應。本文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將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社會責任表現相結合,研究數字化轉型與社會責任表現之間的關系。二是替換了社會責任的衡量指標,從中國實施脫貧攻堅及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出發,將企業參與精準扶貧作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代理指標,為企業扶貧決策提供了新的思路。(2)豐富了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相關研究,拓展了影響企業精準扶貧決策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主要從產權性質、外部關注等方面分析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動機和影響因素。企業進行精準扶貧需要將企業的資源投入扶貧領域中,而數字化轉型可以發揮資源最大效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創新能動性等,因此數字化轉型會不可避免地影響企業扶貧?；诖?本文深入挖掘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社會責任行為的影響及作用機理,豐富了精準扶貧影響動因的研究。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精準扶貧的內涵

利益相關者和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認為,企業各利益相關方的權利和期望構成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和員工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消費者、社區、政府、環境等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這一社會責任的內涵包括遵守商業道德、生產安全、職業健康、慈善事業、社會公益等。Carroll等(1991)[3]通過理論分析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法律、經濟、道德、慈善四個層面,慈善責任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高層次。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是新時期履行社會責任的新形式,本質上屬于慈善責任的范疇[4]。近年來許多研究都認為企業承擔精準扶貧是公益性的,屬于慈善捐贈。但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入,企業扶貧方式也在發生改變,僅把精準扶貧等同于慈善捐贈則有失偏頗。一方面,以轉移就業脫貧、教育扶貧、生態環保扶貧等為主要扶貧實現形式,主要以公益為目的,但也有部分扶貧形式為企業帶來收益[5];另一方面,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可以改善聲譽形象,向外界傳遞積極的信號,改善資本市場表現[6]。因此,不能將精準扶貧定義為捐贈。從完整意義上來說,企業扶貧包括造血式扶貧和輸血式扶貧,二者是履行社會責任的雙向形態[7]。企業在扶貧過程中應當發揮專長,根據貧困地區發展的特點和企業自身的產業優勢,調動企業導入核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并把扶貧和企業核心優勢相結合,形成可持續的產業鏈“黏性”,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 企業精準扶貧實施效果與影響因素

圍繞企業精準扶貧行為,現有研究從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實施效果及影響因素展開。從企業精準扶貧實施效果來看,企業通過精準扶貧可以獲取經濟利益、提升財務績效。具體來說,企業通過扶貧獲得充足的勞動力和地區資源,降低其生產成本,使企業擁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發、銷售中,提高企業的收益并改善企業經營狀況[2,8]。另外企業聲譽理論認為,企業在參與扶貧、幫助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過程中可以獲得道德資本和聲譽資本,這類資本可以贏得媒體和消費者的關注,建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以獲取廣告效用、提升競爭優勢[9]。并且企業實施精準扶貧所帶來的聲譽資本通過向外界傳遞出積極的信號,可以吸引投資者的關注,有利于獲得投資者的資金支持,緩解融資約束[10]。最后,企業積極響應政府扶貧號召,還可以在資本市場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提高政府對企業的認同感,獲取政府補貼、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11-12]?？偟膩碚f,企業參與精準扶貧通過獲取關鍵資源 (道德聲譽、政府支持、生產成本等)促進企業發展。

企業精準扶貧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和內部兩個層面。外部層面主要有外部監督、消費者反應、行業特征、產權性質、政府合作等。媒體關注、消費者口碑敏感度越高,企業越愿意履行精準扶貧行為[13]。重污染行業以及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扶貧動機,這類企業希望通過精準扶貧獲取良好市場表現,贏得消費者的青睞和忠誠度,收獲更多消費者的認可[14-15]。在政府合作方面,政府可以通過采購企業產品、與企業建立關系、給予企業一定的政策優惠,從而提高企業參與扶貧的意愿和力度[5]。在企業內部層面,內部治理、企業發展水平、高管特征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扶貧。內部控制水平對企業精準扶貧具有促進作用,可以有效防范扶貧過程中不良事件發生的可能性[16]。黨組織嵌入企業治理,有效地發揮重大決策與監督職能,并且黨組織還能夠將黨的優秀文化和價值觀念滲透到企業的日常經營中,提高了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的意愿和水平[17]。從企業發展水平來看,財務績效越高、規模越大的企業,其參與精準扶貧的力度和意愿也就越高[18]。從高管層面研究企業精準扶貧動機發現,兼任董事長且具有貧困經歷的CEO會推動企業積極從事扶貧活動,目的在于提升自身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以謀取更好的職業發展[19]。

(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方面社會責任的影響

數字化轉型以數據作為驅動要素,借助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和數學算法,深入企業運營管理和業務流程,加強業務與技術、市場與產品的聯系,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競爭水平[20-21]。數字化轉型在提升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在重塑企業的戰略觀念。數字化轉型使企業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交流更加頻繁,價值共創觀念深入企業運營體系中,社會責任表現也由過去的被動式服務轉變為主動創造。數字化轉型能夠快速捕捉社會問題,強化企業集體主義傾向,提升社會責任表現。如肖紅軍等(2021)[22]發現數字經濟通過改善企業治理狀況顯著提升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從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動機來看,數字技術高速性和開放性的特點使企業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聯系更密切,降低了企業與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了政府和投資者獲取信息的能力[23]。企業為了爭奪潛在的優質資源,會通過積極參與精準扶貧建立良好的商業形象。同時,通過向外界傳遞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積極信號,可以體現出企業文化和社會參與感,贏得社會尊重。在公司治理層面上,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企業治理水平,增加內部信息透明度,降低企業代理成本并抑制代理行為,促進企業管理層開展基于長遠目標的決策而非短視行為,從而有助于提升企業開展扶貧等社會責任動機。

從參與精準扶貧的效率來看,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參與扶貧的效率,使企業更有動力履行扶貧責任。具體來說,數字技術為企業提供更加準確的信息和數據支撐,幫助企業快速掌握幫扶地區的情況,動態優化幫扶方案,提高幫扶效果。并且通過對貧困地區所處的空間特征進行量化分析,找出致貧原因和最優脫貧路徑,從而針對性、個性化地提供幫扶,提高企業精準扶貧的質量和效率[24]。數字化轉型還有助于企業利用信息技術手段進行生產和管理的智能化升級,實現減人增效、降低成本,為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和物力支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扶貧的動機和效率,推動企業積極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

(四)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的機制研究

1.數字化轉型、創新能力與企業精準扶貧社會責任

數字化轉型能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進而賦能企業社會表現,能夠通過內外兩條路徑作用于企業創新。具體來說,數字化轉型下的數字技術通過優化流程管理、提高其運營效率、促進生產過程優化,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2]。同時,數字化轉型還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吸引更多媒體、分析師等資本市場參與者的關注,緩解其融資困境,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25]。創新能力的提升提高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并且隨著社會表現帶來的口碑效應,企業也更有動機去履行社會責任。具體到扶貧領域上,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緩解了企業扶貧的壓力和困境,為應對復雜的環境提供了幫助。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業推出適合扶貧當地的產品和服務,滿足群眾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同時也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經濟效益。在開發生產過程中,工藝流程的改進和創新,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降低幫扶的成本。在銷售服務中,銷售模式及平臺的創新可以實現扶貧產品和服務的在線銷售和交流,拓展銷售渠道,提高銷售效率和客戶滿意度,增加產品收入。因此,在數字化轉型中,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的重要驅動力。

2.數字化轉型、媒體關注與精準扶貧社會責任

從外部視角來看,數字化轉型會促進媒體關注?！妒奈褰洕l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建設“數字中國”,引導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讓數字化轉型成為驅動企業創新發展的動力。數字化轉型可以看作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和時代發展要求,企業在年報披露數字化轉型信息可以向外界釋放出積極的信號并符合政府的政策導向,引發媒體關注和報道[26]。數字化轉型還提高了企業信息透明度,信息可利用程度的增強有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情況,使媒體能更高效地挖掘有價值的信息,提高對企業的關注和報道。同時,媒體關注度的提高也將通過輿論監督和信息傳遞等方式促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一方面,壓力理論認為企業的行為受公眾制約,企業進行社會活動是受公眾施加的壓力所致[27]。媒體通過將信息加工傳遞給社會大眾,以輿論方式向企業施加壓力。企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形象并緩解輿論壓力,傾向于參加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媒體作為信息加工者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積極信息傳遞給資本市場,有助于提高資本市場的關注并降低企業內外信息不對稱程度,改善投資者對企業未來發展的預期,提高其投資意愿,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營造氛圍,促使企業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精準扶貧作為國家戰略之一,相對于傳統的慈善捐助、環境治理等行為更具有時代意義。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關注使媒體更傾向于報道企業履行精準扶貧事跡。因此,媒體關注有利于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

3.數字化轉型、內部控制與精準扶貧

內部控制是企業的一種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旨在保障企業運作的合法性、財務報告的真實性、信息披露的公正性和內部運營效率的提高。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內控各個環節的效率與敏捷性,通過數據采集和分析,預防和識別潛在的控制風險,減少不良社會責任發生的可能性,最終創造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綜合價值,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28]。精準扶貧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新模式,內部控制的分析邏輯同樣適用于精準扶貧層面。首先,企業良好的內部控制水平可以確保扶貧資金的使用規范、透明、公正,防止資金流失、浪費、沖銷等風險,確保資金流向合理、財務報告真實可信。其次,完善的內部控制機制能對項目進行全方位的監控,預防或減少扶貧過程中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內部控制機制的完善和提升,對于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創新能力、媒體關注和內部控制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媒體關注和內部控制,進而賦能企業積極參與精準扶貧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文本分析和年報財務數據結合的方法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精準扶貧的影響。由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2016年開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企業參與鄉村振興扶貧的數據,故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6—2021年披露精準扶貧信息的公司為樣本,并對樣本進行如下篩選:(1)剔除金融保險行業樣本;(2)剔除ST、*ST、PT類樣本;(3)剔除相關變量數據缺失的樣本。經上述處理,最終得到4 039個公司年度觀測值。為避免極端值對檢驗結果產生偏誤和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1%和99%水平上的Winsorize處理。數字化轉型數據來自上市公司年報,其他數據均來自CSMAR和Wind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精準扶貧社會責任(Tpa)。企業在年報中披露的參與鄉村振興的投入包括資金和物資折款兩部分。因此,本文參考韓旭等(2021)[5]的研究,將資金和物資折款求和并取自然對數。

2.解釋變量

數字化轉型(Digital)。目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缺乏統一的定義,現有研究主要采用兩種辦法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情況。一是年報披露的數字化技術無形資產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來度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二是利用文本分析法,從年報中提取有關數字化轉型的詞頻數據,衡量數字化轉型程度。由于財務數據的滯后性,數字化技術無形資產占無形資產比重無法準確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因此詞頻統計法被廣泛應用于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借鑒吳非等[21]的思路,先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數字化關鍵詞詞典(包括人工智能技術、區塊鏈技術、云計算技術、大數據技術、數字技術應用五個維度),在借助Python功能從上市公司年報中提取涉及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最后將加總后的詞頻數據加1取自然對數,最終得到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

3.控制變量

為了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度,減少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參考修宗峰等(2022)[17]、韓旭等(2021)[5]的研究,選取可能影響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的幾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現金流比率(Cashflow)、固定資產比率(Fixed)、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Top5)、兩職合一(Dual)、總資產周轉率(ATO)、是否四大審計(Big4)、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審計意見(Opinion)。同時本文還設置了年度啞變量和行業啞變量,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表

(三)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假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精準扶貧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Tpait=α0+α1Digital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Tpait表示某企業在t年精準扶貧投入,核心解釋變量Digitalit為某企業在t年的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sit為某企業在t年的一系列控制變量。此外,本文模型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εit為模型的隨機干擾項。本文重點關注α1的系數,如果系數為正則驗證了本文假設。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包括變量名稱、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樣本數。企業精準扶貧責任(Tpa1)平均值為13.821,最小值為8.85,最大值為20.09,說明我國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相對規模在不同企業之間波動較大。數字化轉型(Digital)均值為1.505,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82,表明現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還處于探索階段,不同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差異較大。此外,分行業的結果表明,高新技術企業、服務行業企業數字化發展速度快,而傳統行業企業速度較慢。其他控制變量在不同企業中表現出不同差異,體現出良好的分布情況。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

表3報告了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列(1)未添加控制變量,列(2)未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列(3)添加控制變量并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列(3)數字化轉型的系數為0.0764。說明無論在統計意義還是經濟意義上,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這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證實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但以上回歸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接下來本文將詳細探討和處理基準結果的內生性,并進行穩健性檢驗。

1.主要變量滯后法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提高會促進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另一方面,精準扶貧投入金額越高、扶貧力度越大的企業也更有實力進行數字化轉型,并且扶貧帶來的效益有可能使企業獲取部分資源,為數字化轉型創造條件。為盡可能緩解反向因果關系對結論帶來的內生影響,對數字化轉型(Digital)采用滯后一期來解決雙向因果問題。同時對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Tpa)滯前一期進行檢驗。表4列(1)(2)分別報告了該結果,相關系數均顯著,證實本文結論。

表4 內生性檢驗結果

2.工具變量法

滯后期雖然可以解決反向內生性問題,但也損失掉部分樣本,為此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借鑒張欣(2023)[25]、肖紅軍(2021)[22]的研究,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并選取地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均值(IV)作為工具變量。地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會影響樣本期內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滿足相關性條件;同時該工具變量并不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精準扶貧表現,滿足外生性條件。表4列(3)報告了工具變量法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工具變量IV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F值為77.8295,說明工具變量符合相關性要求。列(4)第二階段的檢驗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Digital)變量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影響系數相對于基準回歸有所提升,說明在剔除內生性之前,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影響效應或被低估。工具變量法的結果證實了本文的結論是穩健的。

3.傾向得分匹配

考慮到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的樣本和較低的樣本可能本身存在差異。因此,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樣本偏誤問題,提高控制樣本和研究樣本的可比性,本文參考以往文獻的做法,選擇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進行分析。具體而言,本文將數字化轉型程度按照年度—行業取均值,若樣本大于均值則取1,否則為0;參考吳非等(2021)[21]的研究,并考慮到某些因素對數字化轉型和扶貧同時存在影響,選擇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現金流比率(Cashflow)、固定資產比率(Fixed)總資產周轉率(ATO)等變量作為協變量計算傾向得分,隨后采用1:1(半徑0.05)近鄰匹配。結果顯示,匹配前兩組樣本的協變量存在顯著差異,而匹配后則無顯著差異,滿足平衡性假設條件,說明利用PSM方法進行樣本匹配是有效的。表4列(5)采用匹配后樣本進行實證檢驗,回歸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結果證明了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

4.替換企業精準扶貧表現的度量指標

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精準扶貧的結論可能受到某些變量計算誤差的影響。為此,本文將精準扶貧指標用總金額*100/總資產(Tpa2)來度量企業精準扶貧水平。表5列(1)報告了檢驗結果,更換被解釋變量后,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結果與預期一致。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5.控制地區固定效應

本文進一步控制地區固定效應,以緩解由于地區層面的因素帶來的干擾?；貧w結果如表5列(2)所示,結論未發生變化。

6.改變樣本選取時間

考慮到2016年證監會發布《關于披露精準扶貧信息意見》要求滬深上市企業在年報披露扶貧信息,當年實際參與并發布精準扶貧的企業數量較低,之后隨著證監會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參與扶貧的企業才逐年增加。因此,本文剔除2016年樣本后進行重新回歸。

2020年我國宣布所有貧困地區脫貧,因此2021年企業精準扶貧投入力度有所放緩,本文剔除2021年樣本后進行重新回歸。表5列(3)(4)分別報告了檢驗結果,剔除樣本后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顯著為正,結果與預期一致。

四、進一步分析

(一)機制檢驗

結合前文理論分析,本文認為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創新能力、媒體關注和內部控制進而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鑒于此,本文參考溫忠麟(2014)[29]的做法,在式(1)的基礎上構建中介回歸模型:

Medit=β0+β1Digital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2)

Tpait=λ0+λ1Digitalit+λ2Medit+∑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3)

模型(2)為數字化轉型對三個機制變量回歸的表達式,其中Med為機制變量,包括創新能力(Patent)、媒體關注(Sumnow)以及內部控制(Ic)。如果模型(2)中數字化轉型系數顯著為正,且模型(3)數字化轉型與機制變量的系數都顯著為正,則中介效應成立。

1.創新能力的作用機制

本文用企業當年專利申請數量加1并取自然對數的方法來衡量企業創新能力,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首先,檢驗數字化轉型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從列(1)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Digital)系數為0.0874,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提升了企業創新能力。其次,檢驗創新能力的中介作用,列(2)加入了創新能力(Patent)指標,可以看到創新能力的系數為0.0531,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創新能力的提升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創新能力進而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創新能力的作用機制成立。

表6 機制檢驗結果

2.媒體關注的作用機制

本文參考吳非等(2021)[21]的做法,將媒體對企業每年的網絡和報刊原創報道數量加1取自然對數的方法來量化媒體關注,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首先,檢驗數字化轉型對媒體關注的影響,從列(3)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Digital)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提升了媒體關注。其次,檢驗媒體關注的中介作用,列(4)加入了媒體關注指標(Sumnow),可以看到媒體關注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媒體關注促進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媒體關注進而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媒體關注的作用機制成立。

3.內部控制的作用機制

本文基于迪博數據庫獲取內部控制信息指數,客觀評價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對內部控制信息指數取對數化處理,最終得到企業內部控制水平,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首先,檢驗數字化轉型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從列(5)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Digital)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強化內部控制水平。其次,檢驗內部控制的中介作用,列(6)加入了內部控制指標(Ic),可以看到內部控制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內部控制促進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內部控制進而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內部控制的作用機制成立。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

由于本文采用的機制檢驗屬于逐步回歸系數法,為了克服傳統逐步檢驗法的缺陷和不足,確保機制檢驗結果的穩健,本文利用Bootstrap和Sobel方法對機制檢驗進行驗證。結果如表7所示。Bootstrap方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都不包含0,且Sobel方法的Z值顯著水平均小于0.05,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說明三個變量的機制效應是存在的,與前文假設H2一致。

表7 Bootstrap和Sobel效應檢驗

(二)橫截面分析

1.產權性質的影響

按照企業產權屬性,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對扶貧的參與意愿力度不同,相較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其行為必須與國家政策導向相一致。因此,國有企業對精準扶貧政策的響應能力更強,利用數字化轉型賦能企業精準扶貧表現就更為主動。具體而言,若企業屬于國有企業,則產權性質變量(SOE)取1,反之(民營企業)則為0。表8列(1)報告了不同產權性質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的影響。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與產權性質(Digital_SOE)的交互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意愿更強。這一結論與前面研究類似,如王海軍等(2022)[2]研究發現,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節能減排、環境治理等社會責任的表現更強烈。

表8 橫截面分析:基于產權性質和市場化水平

2.地區層面的影響

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水平發展程度不同,因此數字化基礎設施和社會責任實施環境存在較大差異。馬留赟等(2022)通過劃分省份GDP數據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數字經濟緩解貧困的效應較為明顯[30]。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精準扶貧的影響程度是否也因為地區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呢?本文認為,在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內,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的影響作用更大。該區域因為地理位置、地形等因素制約導致經濟發展受阻,貧困程度較高,國家對其的重視程度高于其他地區。地區內企業為了響應國家政策、獲取政治資源,會積極進行扶貧,因此該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邊際效應更大。具體而言,參考胡李鵬等(2020)[31]的做法,利用企業所屬省份的市場化指數度量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若該指數高于樣本中位數,則虛擬變量市場化指數(Market)取1,否則為0。表8列(2)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與市場化指數(Digital_Market)的交互項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所處地區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越低,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的作用越強。結論也為貧困地區扶貧工作提供思路,政府可通過引導企業進行數字技術扶貧而緩解地區貧困。

(三)進一步分析

前文論述已經證明了本文的核心結論,那么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能否發揮社會責任的聲譽效應和價值效應而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呢?基于此,本文進一步考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所帶來的經濟效果。參考前人研究,選取財務績效和融資約束兩個指標進行檢驗。

本文用凈利潤與總資產比值(ROA)衡量企業財務績效水平,表9列(1)報告了檢驗結果,精準扶貧社會責任(Tap)的系數顯著為正?？赡艿脑蚴瞧髽I積極參與扶貧,能夠獲取政府部門的資源,打造良好的政治氛圍,為企業帶來政治優勢。企業在年報披露參與精準扶貧情況可以向市場傳遞出自身社會責任意識高、財務實力強的信號,這些信號提升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心,提高其聲譽效應,最終演化成一種無形資產,間接促進企業發展。

表9 經濟效益檢驗

企業在參與精準扶貧時能夠改善政企關系,國有銀行會響應政府給予企業一些資金,進而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從市場角度來看,企業在提升其聲譽效應的同時增加了投資者的興趣和信心,并且社會責任感強大的企業家會因為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給予一定支持,進而有效緩解了融資難問題?；诖?本文選取SA指數衡量企業融資約束,指數越高代表融資約束程度越低。表9列(2)回歸結果顯示了精準扶貧(Tpa)的回歸系數,結果表明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能夠通過多方支持來緩解融資問題,發揮企業與利益相關方的價值互惠效應。

五、結論及啟示

基于精準扶貧這一重大國家戰略,并結合數字經濟發展的大背景,本文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即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具有驅動效應和促進效應。在作用機制方面,數字化轉型以提升創新能力、促進媒體關注以及提高內部控制為中介機制。同時,在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更能促進企業履行精準扶貧社會責任。最后本文還檢驗了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經濟效益,并發現企業參與精準扶貧可以改善財務績效水平、緩解融資約束。

本文的結論具有以下啟示:(1)在企業層面,企業應當重點關注數字技術發展背景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協調問題。企業需要將數字技術、數據資源等新型生產要素與土地、資金、人力資源等傳統生產要素實現有機融合,不斷優化生產體系以提升企業經營的整體效率,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在精準扶貧過程中,企業要將數字技術嵌入到扶貧機制中,打造面向多方利益的數據信息平臺,擴大企業扶貧實踐的網絡效應。最后,企業應結合數字技術帶來的優勢,加大投資匹配力度,確保在履行精準扶貧方面能夠兼顧“造血式扶貧”和“輸血式扶貧”雙重要求。(2)在政府層面,政府應當提供有利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精準扶貧實施的保障措施。發揮政府的引導監督作用,制定數字化推動鄉村振興發展的政策支撐體系,制定數字信息技術、財稅補貼政策等配套制度,推動企業加快數字信息建設。同時,政府也要注意引導外部社會關注導向,推動媒體積極報道,為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提供外部環境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