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培模式對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樣性的影響

馬瀾　邱黛玉　巫蓉　郭建陳　宋世杰　王雪　陳垣

摘要：為探究連作與輪作2種栽培模式對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及功能多樣性的影響，本研究以黨參連作和黃芪-黨參輪作根際為研究對象，采用 Biolog-Eco技術分析不同栽培模式下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謝特征及功能多樣性差異。結果表明2種栽培模式下，黨參根際土壤細菌、真菌、放線菌數量及微生物總數隨著黨參生長發育均呈先升后降趨勢；與輪作相比，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顯著增加，而細菌及放線菌數量、微生物總數顯著降低。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總體代謝活性能力由大到小依次輪作始期、輪作采收期、連作始期、連作采收期；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豐富度降低且分布均勻度較差，對碳源利用能力較弱。4類碳源（1種氨基酸類、1種糖類、2種酯類、1種酸類）與第1主成分（PC1）有較高正相關性，且這些碳源均為有機酸或糖類的衍生物，表明黨參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利用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可為黨參連作障礙干預及合理輪作提供參考。

關鍵詞：黨參；連作障礙；輪作；根際微生物；碳源利用

中圖分類號：S567.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440（2023）05-1132-08

Effects of cultivation modes on microbial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odonopsis pilosulaMA Lan QIU Dai-yu WU Rong GUO Jian-chen SONG Shi-jie WANG Xue CHEN Yuan

（1.College of Agronomy，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an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rid Habitat Crop Science， Lanzhou 730070， China；2.Luhe Distri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Nanjing 211599，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rotation o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odonopsis pilosula， the rhizosphere of Codonopsis pilosula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Astragalus membranaceus-Codonopsis pilosula rotation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iolog-Eco technolog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carbon metabolism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bacteria， fungi， actinomycet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odonopsis pilosula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donopsis pilosula under the two cultivation methods. Compared with rotation， the number of fungi in continuous cropping rhizosphere soi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number of bacteria and actinomycet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microorganism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overall metabolic activity ability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odonopsis pilosula from large to small in turn was the beginning of ratation， the harvesting period of rotation， the beginning of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the harvesting period of continuous cropping. In the harvesting period of continuous cropping， the rhizosphere soil microbial richness decreased and the distribution uniformity was poor， and the carbon utilization ability was weak. Four types of carbon sources （including one amino acid， one sugar， two esters， and one acid） had a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PC1）， and these carbon sources were derivatives of organic acids or sugar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carbon sources by microorganisms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rotation of Codonopsis pilosul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intervention and reasonable rotation of Codonopsis pilosula.

Key words：Codonopsis pilosula;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crop rotation;rhizosphere microorganisms;carbon source utilization

黨參[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Nannf.]為桔?？浦参?。黨參、素花黨參[Codonopsis pilosula Nannf.var.modesta（Nannf.）L.T.Shen]或川黨參（Codonopsis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具有健脾益肺，養血生津的功效[1]。黨參作為中國大宗藥材之一，列入藥食同源范疇，需求量逐年呈上升趨勢。生產中，黨參產業發展帶動規?；N植，致使黨參連作現象較為普遍，進而導致黨參種植區域土壤質量下降、黨參產量與品質降低。這種連作障礙在其他根莖類藥材（地黃、附子、白術[2-4]等）的生產過程亦有發生，連作障礙現已成為制約中藥材產業健康發展的因素之一。

連作障礙的成因主要是持續種植同一種作物時，會導致土壤pH值下降、有效養分降低及土壤物理性質變差，且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失衡，加之根系分泌自毒物質抑制生長，最終造成作物產量降低、產品品質下降[5]。同一塊耕地連作種植同一種作物會影響土壤細菌和真菌群落的組成和分布，使土壤微生物優勢群落發生顯著變化[6]，例如半夏連作使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有益類群退化，有害類群豐富度增多[7]；三七連作情況下，根際土壤細菌種類減少，真菌種類增多，致使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呈單一化趨勢，且隨著連作年限增加，單一化趨勢越明顯[8-10]。合理輪作使土壤養分更為平衡，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土壤微生物區系更為豐富，從而減少了病害的發生[11-13]。目前，一些學者初步分析了黨參連作對土壤酶活性、有機質及速效養分含量、黨參根系養分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影響[14]，但在黨參連作對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及活性方面的影響還未見報道。為此，本研究通過Biolog-Eco技術分析黨參連作與輪作栽培模式下，種植初期和種植后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差異，為進一步的黨參輪作病害消減機制研究及黨參產業健康發展提供依據和基礎。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地點及試驗設計

1.1.1試驗區域概況試驗地點位于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理川鎮拉沙村，東經104°19′，北緯34°15′，屬溫帶大陸性氣候。年均日照2 100 h，年均氣溫6.7 ℃，年均降水量534.0 mm，年太陽輻射量3 724.4 MJ/m²，無霜期132 d。連作試驗田塊土壤有機質含量12.47 g/kg，速效鉀169.86 mg/kg，速效磷25.56 g/kg，硝態氮30.18 mg/kg，銨態氮18.01 mg/kg，pH 8.16；輪作試驗田塊土壤有機質含量13.41 g/kg，速效鉀186.58 mg/kg，速效磷29.79 g/kg，硝態氮36.48 mg/kg，銨態氮18.10 mg/kg，pH 8.18。

1.1.2試驗設計與取樣試驗采用單因素隨機區組設計，設置連作與輪作2種栽培模式，連作年限為1年，輪作前茬作物為黃芪，每處理3次重復。試驗小區長5.5 m，寬3.5 m，小區間距40 cm。2019年3月21日，選擇健康且均勻一致的一年生黨參苗移栽，株距8 cm，行距15 cm，試驗過程中各小區田間管理措施參照黨參高產栽培方案[15]實施。

于黨參種植始期（3月21日）、黨參快速生長期（5月13日）、黨參根系生長旺盛期（7月5日、8月27日）及黨參采收期（10月19日） 采用五點取樣法在各小區選取長勢一致的黨參植株，采用抖根法采集黨參植株的根際樣品，置于低溫樣品保存箱，帶回實驗室4 ℃冰箱保存備用。

1.2測定項目及方法

對黨參不同生長時期的根際樣品進行根際土壤微生物種類及數量測定；對種植始期（3月21日）黨參連作（CQ）、輪作（RQ）及采收期（10月19日）黨參連作（CH）、輪作（RH）的根際樣品測定根際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特征的變化。

1.2.1土壤混懸液制備將保存根際樣品取出在25 ℃活化24 h后，稱取樣品10.00 g，放入裝有90 ml無菌水的三角瓶中，總體積為94.90 ml。置于恒溫震蕩機上震蕩20～30 min，震蕩結束后靜置20～30 s，用移液槍吸取10 ml上清液，加入 90 ml 無菌水混勻，然后逐步稀釋制成1×10^-2、1×10^-3、1×10^-4、1×10^-5、1×10^-6混懸液[16]。

1.2.2土壤微生物數量測定采用稀釋涂布平板計數法，進行土壤微生物數量測定。分別吸取20 μl 1×10^-2、1×10^-3、1×10^-4土壤混懸液涂布接種在馬丁-孟加拉紅瓊脂培養基平板上，恒溫培養箱28 ℃倒置培養5～7 d進行真菌計數。分別吸取20 μl 1×10^-4、1×10^-5、1×10^-6土壤混懸液涂布接種在牛肉膏蛋白胨瓊脂培養基平板上，恒溫培養箱37℃倒置培養3～5 d進行細菌計數。分別吸取20 μl 1×10^-3、1×10^-4、1×10^-5土壤混懸液涂布接種在改良高氏一號培養基平板上，恒溫培養箱28 ℃倒置培養6～8 d進行放線菌計數，每個稀釋度重復3次。

1.2.3土樣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測定采用Biolog-Eco平板培養法測定土樣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稱取1.00 g活化后的根際樣品放入99 ml無菌蒸餾水中，置于恒溫震蕩機震蕩20 min。震蕩后，置于4 ℃環境靜置30 min，吸取150 μl上清液加至Biolog-Eco平板各孔，對照孔加入150 μl無菌水，于28 ℃培養196 h，每隔24 h用Tecan M200 PRO 多功能酶標儀（北京世貿遠東科學儀器有限公司產品）在590 nm和750 nm下測定各孔的吸光度，每個處理重復3次。

以590 nm和750 nm兩個波長下的差值作為所測反應孔、對照孔的吸光值進行計算[17]，得出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對碳源的利用能力指標[平均顏色變化率（AWCD）]。再根據土壤微生物培養96 h后測定的吸光度數據計算土壤微生物群落物種分布豐富程度的綜合指標[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基質的平均利用活性水平指標[Pielou 均勻度指數，（E）]、微生物對碳源富集種類相對敏感程度指標[McIntosh多樣性指數，（U）][18]。上述指標的計算式如下[19-22]：

1.3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主成分分析及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聚類分析利用種植始期（3月21日）及收獲期（10月19日）不同栽培模式下采集的根際樣品，微生物培養96 h后得到的31 種碳源顏色變化率進行主成分分析（PCA）；以歐氏距離為指標[23]，進行黨參連作、輪作始期和收獲期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的聚類分析。

1.4數據分析

運用 Excel 2010進行數據處理及繪圖，利用 SPSS19.0軟件進行處理間差異顯著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及聚類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種類及數量

如圖1所示，黨參種植始期（3月21日）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低于輪作，而在5月13日采樣時，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較同時期輪作增加4.91%。黨參生長前期（3月至7月）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均呈增加趨勢，但連作的增加量更明顯。生長后期（8月至10月）連作和輪作的真菌數量總體都呈穩定的趨勢，黨參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極顯著高于輪作處理。隨著黨參的生長發育，黨參連作和輪作根際土壤細菌數量均總體呈現先上升后下降趨勢，且輪作根際土壤細菌數量顯著高于連作處理。8月27日、10月19日采樣時連作根際土壤細菌數量分別比同時期輪作降低18.74%、17.59%。黨參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放線菌數量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且輪作根際土壤放線菌數量極顯著高于連作。同樣，黨參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微生物總數變化也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8月27日采樣時，黨參連作根際土壤微生物總數較輪作降低19.59%。10月19日采樣時，黨參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真菌、細菌、放線菌數量及微生物總數均有顯著差異。綜上分析，伴隨著黨參生長，黨參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較輪作有顯著增加，最高時增加17.86%。而黨參連作根際土壤細菌、放線菌、微生物總數數量均顯著減少，分別最大減少18.74%、18.73%、19.59%。

2.2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利用碳源動力學分析

如表1所示，隨培養時間的增加，黨參連作、輪作種植始期（CQ、RQ）與采收期（CH、RH）的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呈逐漸增強的趨勢，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在24～72 h期間均以指數形式快速擴增。120 h后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變化緩慢。培養96 h后，輪作始期的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顯著高于連作始期，輪作采收期的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顯著高于連作采收期，且輪作始期的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最高值較連作始期的最高值增高7.62%，輪作采收期的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最高值較連作采收期的最高值增高4.90%。由此可見，黨參輪作采收期的根際土壤微生物對底物碳源的總體利用能力最強，而黨參連作均降低了種植始期、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總體活性，尤其黨參連作采收期顯著降低了根際土壤微生物代謝活力。

2.3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不同碳源變化特征分析

黨參連作始期（CQ）、采收期（CH）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對氨基酸類、糖類、脂類、醇類、酸類和胺類碳源的利用程度分別與輪作始期（RQ）和采收期（RH）均存在顯著差異（表2）。對于氨基酸類碳源而言，黨參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與輪作始期沒有顯著差異，但連作采收期較輪作采收期降低9.20%。對于糖類碳源來說，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較輪作始期降低20.21%，且輪作采收期達到最大。對于酯類碳源來說，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較輪作始期降低26.96%，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酯類碳源利用（AWCD）顯著低于輪作采收期。對于醇類、胺類碳源來說，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達到最大，且顯著高于輪作始期。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胺類碳源利用（AWCD）較輪作始期高27.40%，但連作采收期較輪作采收期降低13.51%。對于酸類碳源來講，輪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達到最大，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較輪作始期降低14.66%，但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酸類碳源利用（AWCD）較輪作采收期高13.83%。綜合來說，黨參連作、輪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均對氨基酸類碳源顯現出傾向性，黨參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傾向于利用酸類、酯類碳源；輪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酸類碳源利用達到最大，采收期傾向于利用糖類、酯類碳源。

2.4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指數比較分析

如表3所示，黨參連作始期（CQ）、采收期（CH）與輪作始期（RQ）、采收期（RH）根際土壤微生物的Shannon-wiener指數無顯著差異。黨參連作始期與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的均勻度指數均顯著低于輪作始期、采收期。黨參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的McIntosh指數與輪作始期無顯著性差異，但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的McIntosh指數顯著低于輪作采收期。綜上所述，結合Shannon-wiener指數、均勻度指數及McIntosh指數結果分析，黨參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基質的平均利用活性顯著低于輪作始期；連作采收期較輪作采收期顯著降低了根際土壤微生物數量、富集程度及對碳源利用能力。

2.5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主成分分析

根際土壤微生物對 31 種碳源利用情況共提取兩個主成分（PC1、PC2），總解釋度達85.03%，PC1、PC2的解釋度分別為50.67%和34.36%（表4）。有17種碳源與PC1呈正相關，其中L-蘇氨酸、β-甲基-D-葡萄糖苷、吐溫40、D-半乳糖酸-γ-內酯、2-羥苯甲酸與PC1相關系數達到0.7以上。有21種碳源與PC2呈正相關，其中L-精氨酸、L-絲氨酸、D-纖維二糖、D-蘋果酸等碳源與PC2相關系數達到0.6以上。通過相關系數及各碳源利用情況對比分析推測PC1可能代表黨參連作、輪作始期與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利用差異因素，PC2可能代表黨參連作、輪作始期與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利用相似性。

2.6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樣性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結果表明，連作始期（CQ）與輪作始期（RQ）的歐氏距離為1，輪作采收期（RH）與連作始期、輪作始期的歐氏距離為5，同歸為一類（A類）；而連作采收期與上述3個處理的歐氏距離為25，單獨列為一類（B類）。其中A類氨基酸類、糖類平均利用率分別達到0.96、0.89，醇類、酯類利用率均超過1.12，胺類、酸類的平均利用率分別達到0.80、1.16；B類主要表現為氨基酸利用率為0.79，糖類利用率為0.85，醇類利用率為0.78，酯類利用率為0.93，胺類利用率為0.64，酸類利用率為1.07。B類較A類氨基酸類、糖類利用率分別降低17.09%、4.07%，醇類、酯類、胺類、酸類利用率分別降低28.73%、17.03%、19.47%、8.08%。

3結論與討論

作物連作后由于根系有害分泌物的積累、土壤有害微生物的增加，常常會導致作物死苗率的增大[24-26]。因此，如何優化栽培措施、改良土壤養分、篩選適宜外源物質來緩解作物連作障礙已成為設施農業及名貴中藥材種植的熱點問題。 通常認為輪作是克服連作障礙有效措施之一。郝曉芬等[27]研究結果表明輪作能維持健康的土壤微生物生態體系，使根際土壤微生物豐度增加，有益菌數量增多。本試驗結果表明雖然黨參連作與輪作根際土壤真菌、細菌、放線菌及微生物總數都隨黨參生長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但黨參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最高達到4.03×104CFU/g，是輪作的1.18倍，同時期黨參輪作根際土壤細菌數量為9.02×107CFU/g，是連作的1.23倍。說明黨參連作根際土壤真菌數量顯著增多，細菌數量顯著減少，微生物群落結構由細菌型向真菌型轉變，從而導致微生物群落結構失衡，間接導致病害發生的風險增加。同時期黨參輪作根際土壤放線菌數量為6.73×106CFU/g，是連作的1.45倍；微生物總數為9.7×107CFU/g，是連作的1.24倍。與連作相比，輪作可顯著增加細菌、微生物總數數量，降低根際土壤真菌數量，保持微生物群落結構平衡，增加微生物群落豐富度，有利于黨參生長發育，這與李冰圳[28]研究結果一致。

土壤微生物可參與土壤有機質分解、腐殖質形成，是土壤生態系統穩定及持續健康發展的保證[29-30]。連作會導致土壤微生物活性下降，養分消耗單一，進而影響作物對養分的吸收利用 [31-32]。李戌清等[33]研究結果表明輪作倒茬能提高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增強土壤酶活性，加速土壤中養分轉化，更有利于保持或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地生產力。本試驗通過對比分析黨參連作、輪作始期與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指數及碳源代謝等指標，結果表明黨參輪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最高值較連作始期增高了7.62%，黨參輪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AWCD最高值較連作采收期增高了4.90%，且連作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Shannon-wiener指數、均勻度指數及McIntosh 指數都不同程度降低，這與前人在連作黃瓜[34]、大豆[35]、馬鈴薯[36]等作物上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黨參連作始期和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總數量、富集程度以及對31種碳源基質平均活性均低于輪作始期與采收期，尤其是黨參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豐富度降低，分布均勻度差，碳源利用多樣性范圍縮小，進而表現為連作后期養分利用情況較差，難以供給黨參生長發育所需養分，導致連作效應明顯。相較于連作而言，輪作可顯著提高微生物活性及碳源代謝能力，根際土壤微生物數量豐富且較集中，對碳源利用能力較強，進而促進養分循環利用，提供黨參正常生長發育所需養分。此外，本試驗發現黨參連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傾向于利用氨基酸類、醇類、胺類化合物，但連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3類化合物利用程度均下降，對酸類化合物利用增強；輪作始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傾向于利用氨基酸類、酸類化合物，輪作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傾向于利用糖類與酯類化合物?？稍邳h參種植期間根據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利用的傾向性添加適宜碳源，增強微生物碳源代謝能力，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加快土壤養分轉化。

土壤微生物憑借高豐度、代謝多樣性在土壤碳元素的循環中發揮重要作用，參與碳循環的多個環節，影響植物生長。萬平平等[37]研究發現海棠、月季等植物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糖類、羧酸類和氨基酸類有較高的代謝活性。本研究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黨參連作與輪作種植始期、采收期根際土壤微生物對L-蘇氨酸、β-甲基-D-葡萄糖苷、吐溫40、D-半乳糖酸-γ-內酯、2-羥苯甲酸等碳源利用程度差異顯著，這些碳源為有機酸或糖的衍生物，是黨參連作與輪作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產生差異的關鍵原因之一。結合前人研究結果分析，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黨參連作期間根際分泌物累積，同時連作造成土壤微生物的適應性改變，出現微生物類群集中或分散的現象，進而導致連作與輪作黨參根際土壤微生物對碳源利用出現不同程度的差異。但連作障礙與根際土壤微生物環境變化的關系復雜多樣，后期可進一步探討黨參連作年限增加對土壤根際微生物群落富集變化的影響，從多層面、多角度闡明根際土壤微生物多樣性與連作障礙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國家藥典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M].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20：281-282.

[2]張重義，尹文佳，李娟，等. 地黃連作的生理生態特性[J]. 植物生態學報， 2010， 34（5）：547-554.

[3]張歡強，慕小倩，梁宗鎖，等. 附子連作障礙效應初步研究[J]. 西北植物學報， 2007，27（10）：2112-2115.

[4]陳慧，楊志玲，袁志林，等. 白術連作根際土壤的理化性質及微生物區系變化[J]. 植物資源與環境學報， 2014， 23（1）： 24-29.

[5]凡續晨，劉強，徐鈺惟，等. 中藥材連作障礙研究進展[J]. 四川農業科技， 2021（11）：28-30.

[6]YANG P， LUO Y， GAO Y， et al. Soil properties，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y compositions and the key factors after 5-year continuous monocropping of three minor crops.[J]. PLoS One， 2020，15（8）：e0237164.

[7]劉詩蓉，王紅蘭，孫輝，等. 半夏連作對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響研究[J]. 中草藥， 2022， 53（4）：1148-1155.

[8]保麗美，丁亞芳，魏云林，等. 三七連作與休閑土壤真菌群落組成與多樣性分析[J]. 中藥材， 2021， 44（1）：7-12.

[9]李潤根，曾慧蘭，曾建梅. 基于高通量測序的連作百合土壤細菌群落多樣性研究[J].宜春學院學報， 2021， 43（3）：85-91.

[10]葛曉穎，孫志剛，李濤，等.設施番茄連作障礙與土壤芽孢桿菌和假單胞菌及微生物群落的關系分析[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6，35（3）：514-523.

[11]吳艷飛，張雪艷，李元，等.輪作對黃瓜連作土壤環境和產量的影響[J].園藝學報，2008，35（3）：357-362.

[12]楊祥田，周翠，李建輝，等.不同輪作方式下大棚草莓產量及土壤生物學特性[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0， 18（2）： 312-315.

[13]于高波，吳鳳芝，周新剛. 小麥、毛苕子與黃瓜輪作對土壤微生態環境及產量的影響[J].土壤學報，2011，48（1）：175-184.

[14]邱黛玉，杜毛笑，巫蓉，等. 連作障礙對黨參根際土壤微環境的影響[J].中國野生植物資源，2022，41（5）：12-17.

[15]張艷如.黨參高產優質栽培技術探討[J].種子科技，2021，39（7）：41-42.

[16]RUTGERS M， WOUTERSE M， DROST S M， et al. Monitoring soil bacteria with community-level physiological profiles using Biolog ECO-Plat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Europe［J］.Applied Soil Ecology， 2016，97（1）： 23-35.

[17]STEFANOWICZ A M， KAPUSTA P， STANEK M， et al. Invasive plant Reynoutria japonica produces large amounts of phenolic com-pounds and reduces the biomass but not activity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67（5）：145439.

[18]李明智，張宇，梅榮武，等. Biolog ECO分析活性污泥微生物功能多樣性特征［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6，39（6）：55-58，100.

[19]ZAK J C， WILLING M R， MOORHERD D L， et al.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J]. Soil Biol Biochem，1994， 26：1101-1108.

[20]席勁瑛，胡洪營，錢易. Biolog方法在環境微生物群落研究中的應用[J].微生物學報，2003，43（1）：138-141.

[21]湯有宏，李紅歌，李曉歡. 基于 Biolog ECO 技術對貯存過程中大曲微生物多樣性變化規律的研究[J].釀酒，2015，42（1）：75-78.

[22]江聰，簡小枚，杜勇，等.若爾蓋高寒草地微地形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特征[J].福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46（6）：831-838.

[23]郭靖.對K-means聚類算法歐氏距離加權系數的研究[J].網絡安全技術與應用， 2016（10）：74-75.

[24]王長義，郝振萍，陳丹艷，等.設施土壤連作障礙產生原因及防治方法綜述[J].江蘇農業科學， 2020， 48（8）：1-6.

[25]DONG L L， XU G， FENG G Q， et al. Soil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y dynamics in relation to Panax notoginseng death rate in a continuous cropping system[J]. Scientific Reports，2016，6（1）：31802.

[26]白容霖，劉學敏，劉偉成.吉林省人參根腐病病原真菌種類的研究[J].植物病理學報，1999，29（3）：285.

[27]郝曉芬，王根全，郭二虎，等.連作、輪作對谷子根際細菌群落結構的影響[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22，41（3）：585-596.

[28]李冰圳.連作及輪作對蒙古黃芪根際微生物多樣性及其品質的影響[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 2019.

[29]HERMANS S M， BUCKLEY H L， CASE B S， et al. Using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to predict physico-chemical variables and soil quality[J]. Microbiome， 2020， 8（1）：79.

[30]OKAZAKI K， TSURUMARU H， HASHIMOTO M， et al. Community analysis-based screening of plant growth-promoting bacteria for sugar beet[J]. Microbes and Environments， 2021，36（2）：ME20137.

[31]BERG G， SMALLA K. Plant species and soil type cooperatively shap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rhizosphere[J].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2009， 68（1） ： 1-13.

[32]LU L H， YIN S X， LIU X， et al. Fungal networks in yield-invigorating and -debilitating soils induced by prolonged potato monoculture[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3， 65：186-194.

[33]李戌清，張雅，田忠玲，等.茄子連作與輪作土壤養分、酶活性及微生物群落結構差異分析[J].浙江大學學報（農業與生命科學版）， 2017， 43（5）：561-569.

[34]鄒春嬌，齊明芳，馬建，等.Biolog-ECO解析黃瓜連作營養基質中微生物群落結構多樣性特征[J].中國農業科學，2016，49（5）：942-951.

[35]李春格，李曉鳴，王敬國.大豆連作對土體和根際微生物群落功能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6，26（4）：1144-1150.

[36]馬玲，馬琨，楊桂麗，等.馬鈴薯連作栽培對土壤微生物多樣性的影響[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5，23（5）：589-596.

[37]萬平平，劉胡楠，張文婕，等.不同園林植物根際土壤微生物群落代謝差異性研究[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2，53（2）：246-252.

（責任編輯：石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