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理論模型及實踐進路

李偉嘉 蘇 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薄?〕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動員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和諧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驅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設進程?！?〕以社會治理創新推進中國之治，有利于夯實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基石、制度框架和實踐進程。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須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構成民生話語體系的一體兩翼，并不斷演化、互動，始終貫穿于“溫飽—小康—富?！钡闹袊浆F代化進程中，形成溫飽目標下經濟民生工具為主導、小康目標下共建共治共享為主導、共同富裕目標下現代國家治理為主導的三種組合形態，形塑出獨具特色的中國民生話語體系結構?！?〕

從既有文獻來看，學界對于共同富裕的研究達到新高度，除深化共同富裕研究主題外，在共享發展、全面小康、反貧困、鄉村振興等方面形成了新視角?！?〕也有一些學者從治理角度對共同富裕展開研究：例如劉濤從宏觀層面提出共同富裕治理的制度主義方法論；〔6〕楊文圣提出新發展階段社會治理助推共同富裕的總體性制度安排；〔7〕劉瓊蓮從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推動共同富裕角度論述了二者的關系；〔8〕顧昕認為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需要經濟社會領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其共同特征在于踐行社會治理的理念，通過多方治理主體共建共治共享，多種治理機制互補、嵌合、協同，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推進共同富裕?！?〕雖然已有文獻從治理角度對共同富裕進行了研究，但以社會治理為切入，系統性分析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理論模型及實踐進路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因此，在民生話語體系構建視角下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討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構建統一的分析框架與理論模型，并從不同維度設計其實踐進路，有利于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自覺。

一、治理與共富：社會建設背景下民生話語體系之構建

黨在領導社會建設的百年實踐中，始終將黨的百年歷史與中華民族命運緊密相連，不斷探索獨特的中國式道路，從本國實際出發，通過社會建設及其制度完善，不僅改變了以往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實現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轉型的雙重發展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執政環境發生重要變化，黨在社會領域的治理能力顯著提升。中國社會建設實踐豐富生動，受到國內外復雜互動過程的影響，在信息技術、人口、資本等要素流動日益加速的情境下，國情的獨特性和實踐發展的連續性都要求構建新的民生話語體系，不僅與西方相關理論形成比較和對話的必要性，也在經驗意義上提供一種新的社會建設邏輯。近年來“社會治理”和“共同富?！辈粌H是黨和國家政策文件、制度實踐中出現最多的詞語，而且逐漸成為獨具特色的中國民生政治范式與民生話語。

（一）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社會治理驅動全民共富

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從“資本邏輯”向“人的邏輯”的轉換，始終把“人”視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以人民為中心成為經濟領域的發展理念，阻止了資本的無限增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經歷了“從行動上的被動走向精神上的主動，再到行動上的主動”〔10〕，從“純粹工具理性”轉變為“價值理性”，強調在工具理性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對價值理性的守護，創造出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了現代化在量和質上的雙向奔赴?！?1〕中國式現代化包括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表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等宏觀樣態。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追求“美好社會”，美好社會圖景即“個體”意義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共同體”意義上的共同富裕?！?2〕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追求美好社會是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人的邏輯”的根本體現，它不僅要求社會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均衡，而且要求人民群眾有更加充足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而使人民美好生活得到更高水平的滿足。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社會治理驅動全民共富，將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結合起來，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避免“偏門致富”“一條腿走路”“養懶漢”“同時同步”等誤區，運用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厘清全面與片面、全局與局部、先富與共富、效率與公平、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不斷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追求以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作為美好社會特征的現代化目標。

（二）社會治理：工具性民生話語的基本表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治理”，部署如何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并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四個方面提出了原則性要求?！?3〕黨的十九大以來，“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14〕等重要論述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社會治理強調治理過程中其他治理主體的存在，強調增強黨的群眾組織力，期望在政社互動、合作治理和制度共享中保持社會秩序與活力的動態均衡，以此推動社會財富的分配正義與社會治理的協同導向?！?5〕社會治理的特征是將治理重心下移，通過精細化和網格化治理，實現資源、服務和管理向基層傾斜，增強系統治理能力。社會治理的目標在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與改革開放確立的共同富裕目標相一致?！?6〕社會治理的功能在于通過提升社會保障水平與擴大社會福利支出，實現對民眾的承諾；通過增加就業機會、提振服務業及優化產業結構，運用財富再分配手段幫助收入弱勢群體，助推共同富裕。社會治理往往在宏觀層面上牽一發而動全身，只有解決好社會領域的相關治理問題，縮小群體間的貧富差距，才能為國家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因此，社會建設中必須重視提高黨的社會治理能力這一重要環節。

（三）全民共富：價值性民生話語的共同追求

“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是未來社會的顯著特征，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要求?！?7〕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是在物質、文化、技術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解決財富分配問題，當經濟總量增強，中產階層擴大，社會、文化、生態協調發展時，就必須體現“共同、公平、平等”等分配元素。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劫富濟貧，如果社會內部財富收入分配差異過大，就會喪失公平性。當代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需具備“發展性”“共享性”“可持續性”三個關鍵元素，共同富裕是三個元素的有機統一?！?8〕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為全民認可的理想狀態，表現為共同追求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共同建設和共同享有經濟、社會、文化、生態財富。共同富裕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國經過40 多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黨集中統一領導下的高速經濟發展，注重財富分配的效率與公平，建立了普惠全民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自此之后又從社會意義上繼續開展“革命”，將共同富裕作為重要戰略提上國家議程，動員國家力量消除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同時我國共同富裕也面臨潛在挑戰，相對貧困、精神貧困、制度性貧困問題仍然存在，社會組織力量薄弱，參與動力不足，民眾對治理績效的感知和認同發生變化，更關注相對治理績效和群體間比較?！?9〕因此，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持續且分不同階段漸進式的治理過程，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降低社會成本，減少因社會排斥、可行能力不足導致的民眾相對貧困、精神貧困與制度性貧困，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與可及性，重點支持特殊類型地區和特殊人群富裕。

（四）社會治理與全民共富具有內在統一性

高效的社會治理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保障，而共同富裕的實現過程也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二者具有內在統一性。一是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的主體具有一致性，二者均以黨和人民群眾為實踐主體。實踐過程要求堅持黨對社會治理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必須將黨的領導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全過程，使黨的政治優勢與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凝聚人民群眾認同感、推動社會實現善治目標、驅動共同富裕建設進程的重要力量。同時人民群眾通過有效載體充分參與社會治理的實踐過程，在參與和溝通中凝聚共識，成為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主體。二是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的內容具有統一性，二者均以消除貧困，實現人民群眾物質財富增長為主要內容。其均強調解決人民群眾溫飽問題為第一需求，通過貧困治理逐步實現物質財富增長，通過改革發展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的需要。三是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的方法具有協同性，二者均強調以獨特模式為治理策略，通過特定治理方式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是達成社會整體活力與秩序的平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全民共富。區域治理、示范治理、綠色治理、數字治理等治理技術不僅是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獨特模式，而且也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的特定治理方式。四是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的結果具有同向性，二者均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以提升民生福祉為價值立場，注重社會治理績效的產生。社會治理以人民至上為治理宗旨，強調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在福利治理過程中實現福利共享。共同富裕同樣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導向，強調將人民性原則作為基本準則，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的全面富裕。

二、社會治理驅動全民共富的理論模型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建構協同“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內容、社會治理方法、社會治理績效”統一的分析框架，形成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爸黧w—內容—方法—績效”的理論模型（圖1），能夠為新時代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學理支撐。

圖1 “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崩碚撃Ｐ?/p>

（一）社會治理主體：凝聚黨和人民群眾磅礴力量

一是以黨的領導為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通過培育社會組織和培養社區自治能力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組織，通過體系協同與資源整合實現對政府的有效組織，政黨“組織社會”成為中國式社會治理創新之道?！?0〕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的制度性優勢體現在社會秩序構建、治理能力再造與執政基礎鞏固。以黨的領導為核心力量，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有效組織社會力量，高度嵌入社會機體，通過發揮“團結帶領”功能，引領和重塑社會秩序完成發展戰略目標?！?1〕新時代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體現在嵌入式治理與有效治理的集成，黨的價值引領式治理、平臺搭建式治理、資源整合式治理、機制保障式治理等多種治理模式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的有效力量?！?2〕

二是以人民群眾為重要主體。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更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與主體性力量?！?3〕人民至上是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當代表達，也是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的內生性延展建構。社會治理以人民至上為治理宗旨，體現了人民群眾既是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是社會治理的目的?！?4〕扎實推進全民共同富裕，必須將“人民性”作為基本準則，以人民群眾為重要主體，凝聚黨和人民群眾的磅礴力量。

（二）社會治理內容：消除貧困實現物質財富增長

一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解決了溫飽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我國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明確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穩固的變農業國為工業國”〔25〕，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落后貧窮的局面〔26〕。黨領導發動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1952 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廢除，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極大地促進和恢復農業生產，告別了長期以來極度貧困的局面，解決了人民基本的溫飽問題，同時為了防止新的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倡導農業生產合作社，引導農民走農業生產合作化道路。

二是“先富帶后富”實現了小康社會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的基礎上，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先富論”?！跋雀徽摗睂夥派a力和發展生產力具有指導意義，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主張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平均主義，多勞多得，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同時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黨領導社會建設呈現“發展主義”導向，通過“發展型治理”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實現了小康社會目標。

三是精準扶貧的偉大國家工程消除了絕對貧困。黨的十八大標志著中國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階段，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中增強發展動力，精準扶貧的國家工程彰顯了黨對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高度重視。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后革命時代的政黨—國家—社會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脫貧攻堅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其社會利益分配調節既基于現有體制，又超越現有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大量非科層技術治理嵌入到精準扶貧過程中，例如集中資源投入三區三州貧困地區，派駐工作隊等組團幫扶力量，出臺幫扶舉措，都有效地將精準扶貧演化為“運動式脫貧”，最終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勝利，重置了財富分配的效率和公平〔27〕。

（三）社會治理方法：特定治理方式實現共同富裕

一是區域治理助推共同富裕。區域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治理中的獨特模式，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創新方式，通過部署多層次區域規劃網絡，形成以區域重大戰略、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區際合作、利益分配與成本分擔為基礎的分類治理、局部治理、板塊治理、合作治理機制?！?8〕例如，“十四五”規劃以來，形成區域戰略統籌機制、對口支援機制、區域合作互助機制、財政轉移支付支持欠發達地區機制、區域合作與利益協調機制，加強了不同區域規劃定位與目標的統合，統一協調的多層次區域治理戰略規劃體系有效促進了不同功能區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推動達成不同區域間的共同富裕目標。

二是示范治理引領共同富裕。示范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示范機制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當代體現?！?9〕共同富裕示范機制以黨和人民群眾為實踐主體，在政治和戰略高度上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需求，充分運用本土資源的示范實踐中介，推動示范主體與客體互動。我國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創建不同類型的示范機制，正如“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生態示范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等，共同富裕同樣需要創建示范機制。共同富裕示范機制是社會期待感和工具性利用的體現，也是特殊社會結構和社會動員的整合需要，由此形成示范標準和系統性的社會治理策略，發揮示范效能及其社會效應，從而彌合國家治理與社會建設之間的張力，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

三是綠色治理提供生態保障。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形成一系列綠色治理理念，并將綠色治理作為經濟發展的新范式。綠色治理的經濟價值體現在經濟利益與生態利益的雙贏，是貫徹“兩山理論”“雙碳戰略”的具體實踐。綠色治理的核心議題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調整，轉變以往通過要素驅動的傳統發展模式，依靠創新驅動經濟綠色集約式發展，實現經濟生態化和生態經濟化。綠色治理強調在發展中保護、保護中發展，促進經濟社會與自然資源相協調，追求二者的有機統一。全面化、系統化、常態化的綠色治理理念推動城鄉綠色發展，助力城鄉融合，為實現城鄉共同富裕提供生態保障。

四是數字治理賦能共同富裕。數字治理是指信息技術應用于網絡化，實現更快捷、更高效、多渠道信息技術的雙向交易，以此賦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數字化成為重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數字化浪潮中的數字治理已然成為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擴張數字經濟可及性、消除數字鴻溝、促進發展紅利共享的重要驅動力，數字治理賦能共同富裕成為一種高質量發展形態。數字治理賦能共同富裕的價值在于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新舊經濟業態融合提供新動能，為社會治理提供技術支撐，運用數字技術促進數字經濟價值的實現。

（四）社會治理績效：福利共享實現美好生活需要

一是福利共享的民生福祉。中國共產黨將社會福利建設作為社會治理領域的重要政治命題，致力于構建生存保障型福利—國家統攬型福利—發展型福利—共建共治共享型福利的中國特色社會福利制度，始終遵循與時俱進的福利理念，尊重循序漸進的發展規律，強調人民群眾的福利獲得感?！?0〕在領導社會福利建設過程中，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福利共生，促進福利共同體建設中的主體協作、團結互助、利益均衡。從濟貧扶弱到全面普惠的深層次轉換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福利共識，推進城鄉福利一體化發展，通過調配城鄉資源，主導再分配與社會保護制度，重視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的福利共建。在福利共治中，堅持公平正義原則，依靠多元治理主體各司其職、良性互動，利用權力權威轉型與作用機制融合，實現福利治理目標。在福利共生、福利共識、福利共建、福利共治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建設的福利共享〔31〕，構建優于西方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提升民生福祉。

二是實現美好生活需要。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表現在追求更高品質的物質生活，更加綠色健康的生活，更高水平民生改善的生活，更加公正的社會生活，更加豐富多彩的文體生活，更加安全的生活。實現人民美好生活要創新社會治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公共服務建設為重點，統籌安全與發展，持續推進社會公正建設?！?2〕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物質性需要為基礎，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就是消除貧困，遵循物質需要第一性、優先性原則。實現人民群眾物質財富增長，同時更注重高水平物質性需要的合理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精神性需要為支撐，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的滿足和精神世界建設，推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叭嗣衩篮蒙钚枰眱群R克思主義的價值宗旨，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根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體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高度統一?！?3〕因此，通過福利共享提升民生福祉，實現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特征的社會治理績效成為關鍵。

三、社會治理驅動全民共富的實踐進路

新時代社會治理應充分借鑒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寶貴歷史經驗，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運用實踐過程中總結的特色治理方法。從現實來看，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進路應圍繞“組織保障、利益表達、基層治理、民族融合”四大維度展開。

（一）以組織保障為統領，堅持黨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優勢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34〕，這一論述強調了上層建筑領域的新特征，從本源上為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供了依據。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全黨共同的政治責任。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有利于將政治理論、制度實施、組織建設更好地貫穿到國家治理體系中，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能夠發揮更大的社會效應，有利于科學決策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要善于運用請示、報告等制度，強化黨的領導決策作用。例如要形成匯報工作、指示批示等工作的制度性安排，召開專門工作會議或座談會，確保各項治理工作的系統部署，加強社會治理改革的總體統籌，推動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化。其次，發揮領導小組和委員會的職責與功能。例如在社會治理的不同領域，成立具有特定職責的領導小組或委員會，保障決策產生和政策執行過程的公開透明，解決權力分散、效率低下、缺失協調等問題，增強黨在社會治理領域的領導力。堅持黨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優勢，有利于形成社會治理資源的合力，促進社會治理達成一致性，發揮協調治理的優勢。例如在事關群眾共同富裕的重大民生工程和民生需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相對貧困治理、社會財富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問題上，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就能運用這一巨大優勢，實現治理資源的全覆蓋，形成社會治理網絡，大大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二）以利益表達為中心，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訴求

實現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景，必須將共同富裕的理念貫穿到社會治理的全過程，由此必然要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共同富裕不只包括物質基礎的共富，同時也具有思想、法治、民主等多層次需求，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訴求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和必然要求。誠如有學者主張，民生在本質上具有政治屬性，民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從民生到民生政治，其本質就是實現富民利民的政治目標?！?5〕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充分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到共同富裕的公共決策中，在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建設中有效貫徹落實共同富裕的價值原則。

全過程人民民主蘊含著鮮明的全民共富的民生價值導向，因為民生建設最終要依靠體制機制改革賦予和保障公民平等的民生權利，確保城鄉融合發展和不同群體平等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在共同富裕的民生建設進程中，人們的參與意識、監督意識、維權意識、公平意識也在不斷強化，同時以此為目標的社會政策和治理結構也必然要求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例如廣東深圳探索實行“民生實事票決制”，由市政府通過全媒體渠道廣泛征集民意，根據各級人大代表的相關意見，擬定一批民生實事項目參與票決。經過充分的可行性論證和評估，并召開專題座談會，充分吸納人大代表、群眾的意見，最終由全體人大代表審議和投票表決，確定民生實事項目并向社會公示。再如，浙江紹興開展“智能議事助推共同富?！被顒?，依托全過程民主智能化議事平臺賦能社會治理，在實踐中獲取民生建設題源，分類納入議事計劃，開展專項報告、聯民議事、視察調研，實現低成本、常態化、多途徑助力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

（三）以基層治理為抓手，夯實城鄉基層社會的治理根基

構建有序的社會環境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城鄉基層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神經末梢，是激發社會活力的重要引擎，也是實現共同富裕良好社會環境的重要基礎。首先，要轉變基層治理理念，推動城鄉基層治理重心下移，構建基層治理共同體格局。一方面，要以協同有序的視角審視基層治理問題，將區域協同的共性規律作為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共生關系的價值本質和運行規律〔36〕，從而實現基層內部的多元分工，使共生網絡內外聯動和雙向互動，達成高效協同、系統集成的治理局面。另一方面，要轉變以往簡單的線性治理思維，遵循開放包容的治理規律，增強基層社會治理的互動性、互溶性，構建“復合型治理”模式。例如，北京平谷區“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基層治理實踐，將執法權下放到鄉鎮，基層治理遇到難題時由鄉鎮吹哨，相關職能部門在第一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共商施策，著力解決基層條塊分割的碎片化狀態，實現包括基層黨組織、行政力量、社會力量在內的多層次整合。

其次，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機制。構建黨組織引領的城鄉基層“四治融合”的治理體系，為共同富裕培育原動力。第一，自治是基礎。要深化基層群眾自治，激發群眾參與熱情，拓寬群眾參與渠道，鼓勵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引導群眾有序參與公共事務。第二，法治是保障。要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完善政府監控和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穩定良好的法治環境。堅持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加強基層社會風險研判，通過信息技術手段提升化解基層風險和矛盾的效率，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安全保障。第三，德治是先導。要善用“柔性治理”理念和“積分制”“清單制”等創新方式，強化基層群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基層群眾弘揚社會正氣，推動實現精神共同富裕。第四，智治是手段。要依托數字化賦能城鄉基層治理，將智治作為基層治理的科技支撐，帶動城鄉公共數據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促進城鄉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全民共同富裕的智慧化水平。

（四）以民族融合為紐帶，強化興邊富民政策的治理績效

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民族地區共同富裕提供遵循。我國民族地區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扎實推進興邊富民行動，重點開展強基固邊、民生安邊、產業興邊、開放睦邊、生態護邊、團結穩邊工程，強化金融支持政策、財政轉移支付政策、社會保障政策、邊民扶持政策、對口支援政策，在民族團結進步和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更大實效。民族地區縣域經濟得到有效發展，形成特色產業結構及經濟增長點，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改善，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更加富裕。但邊境地區發展水平仍與內地存在差距，政策執行的主體力量仍然較為薄弱，政策扶持對象存在認知偏差，政策執行環境仍需改善，必須強化政策的治理績效，推動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

首先，完善政策體系的設計思路。從戰略層面對興邊富民政策進行統籌協調，采取差異化政策，進一步豐富政策內容體系，加大民生建設力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例如在教育方面，加大邊境地區的教育扶持力度，將教育置于突出位置，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邊民教育的滿意度。在醫療養老方面，出臺健康支持政策，補齊公共衛生領域短板，減輕人民醫療費用負擔，提高邊境地區群眾可支配收入。其次，強化政策執行的主體力量。協調政策領導小組，確保中央到地方層面的上下貫通與橫向業務部門之間的對接通暢。重視邊境區域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加大邊境地區人才建設力度，為提高興邊富民政策績效提供組織機制保障。最后，增強政策執行的認可度。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強化邊境地區的“五個認同”思想，促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擴大政策支持范圍，優化政策執行環境，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積極作用，推動興邊富民政策與“鄉村振興”“西部大開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一帶一路”等有效銜接，促進各民族群眾對政策執行效果的認同和支持，為推動邊境地區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正向機制。

四、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成為百年大黨對新時代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政治宣言與積極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包括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追求以高質量發展和全民共同富裕作為目標之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社會治理驅動全民共富。在新時代社會建設背景下，具有工具導向的“社會治理”和具有價值取向的“共同富?！背蔀槲覈裆捳Z體系的基本表達與共同追求。社會治理與共同富裕并非全然割裂，而是同向互促的關系。一方面，社會治理旨在驅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建設進程，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與穩定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理念是我國社會治理的基本遵循，共同富裕的實現過程也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二者有機統一。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建構協同“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內容、社會治理方法、社會治理績效”統一的分析框架，形成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爸黧w—內容—方法—績效”的理論模型，能夠為社會治理創新驅動共同富裕提供學理支撐。新時代社會治理應充分借鑒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寶貴歷史經驗，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運用實踐過程中總結的特色治理方法。從現實來看，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實踐進路應圍繞“組織保障、利益表達、基層治理、民族融合”四大維度展開，即以組織保障為統領，堅持黨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優勢；以利益表達為中心，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治理訴求；以基層治理為抓手，夯實城鄉基層社會的治理根基、以民族融合為紐帶，強化興邊富民政策的治理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