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研究的未來方向：企業廉潔合規及其協同治理

鄭崇明 黃志球

一、研究問題：腐敗治理鮮見圍獵者

腐敗被稱為“政治之癌”，是人類社會健康肌體上的毒瘤。在任何社會中，如何有效地遏制腐敗都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課題。自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邁向市場經濟的制度轉軌，腐敗現象不斷滋生并呈現出向社會各行業領域蔓延的態勢。腐敗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和秩序的侵害是全方位的，腐敗是經濟發展的障礙、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并導致政府效率下降；對全社會而言，腐敗不會創造新的社會財富，而只是將大量的社會財富從廣大消費者轉移到少數壟斷生產者或將大量的國家財政收入和支出、國有資產、公共資源轉移給少數腐敗分子、特殊利益集團及其利益相關者身上，在加劇社會不公的同時，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及人民生活福利產生了巨大危害，并對中國社會穩定、長治久安構成巨大隱患。

洪源遠認為，中國的腐敗集中表現為“小微貪腐”（petty theft）、“巨額竊取”（grand theft）、“速度錢”（speed money）和“特權交易”（access money）等四種類型。具體而言，“小微貪腐”是指基層官僚中的竊取、濫用公共資金或敲詐勒索行為，“巨額竊取”是指控制國家財政的政治精英挪用巨額公共資金的行為，“速度錢”是指企業或公民向官員支付的小額賄賂，以繞過障礙或加快辦事速度，而“特權交易”是指商業行為者向有權有勢的官員提供高風險獎勵，這不僅是為了速度，更是為了獲得獨家的、有價值的特權?！?〕在這四種腐敗類型中，最典型的是“特權交易”，亦即通常所講的官商勾結，并集中體現在行賄受賄上。公婷等基于2000—2009 年的腐敗案件報道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的腐敗規模處于上升狀態，政府采購、工程承包成為腐敗高發案件領域，土地腐敗案件更為突出。同時，處、廳局級干部成為腐敗的高危人群，不僅是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問題的主體，還是索賄案的主要查處對象〔2〕。據2018 年官方公開通報的過去三年被審判的副省部級及以上級別的96 名官員中，有94 人犯下受賄罪，平均受賄4800 萬元〔3〕。官員受賄的背后往往是不法商人的圍獵行賄。在查處的公職人員職務犯罪中，總能看見企業的身影，圍獵公職人員的現象成為黨政機關廉潔風險防范的短板。然而，在腐敗治理中，關于行賄的研究更多在法學領域，而鮮見于政治學和公共管理領域，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特權交易的研究。從實踐層面來看，盡管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以及行賄受賄一起查的行動，但這也才剛剛起步。因此，腐敗治理需要把企業納入其中，這就需要回答為何納入、如何納入的問題。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做一個簡要的探討?？傊?，在黨政機關廉潔風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當前社會領域的腐敗問題仍然存在，嚴重影響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和反腐敗斗爭取得徹底勝利，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特別是在企業廉潔合規方面的工作還需不斷深入。

二、文獻回顧：腐敗治理“三缺一”

20 世紀70 年代末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腐敗與反腐敗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治理、政權建設和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議題。面對改革開放以來趨于嚴峻的腐敗形勢，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們紛紛介入廉政研究，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和邏輯進路出發，對中國當前的腐敗與反腐敗問題進行探索，這些研究圍繞中國轉型期腐敗的成因與表現、懲防腐敗的價值理念、制度建構，以及懲防策略與對策等幾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主要聚焦腐敗治理如何有效的問題。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給治理腐敗開出的藥方中，強調腐敗問題的治理主要依賴三種途徑：建立有效的透明化的政治系統；強化打擊腐敗的行動；以及支持積極的公眾參與。這三種途徑實際上可以簡化為兩類途徑，前兩種途徑是自上而下國家中心主義途徑，包括領導者的政治意志（反腐敗的承諾和決心），抑或是獨立且有強制能力的反腐敗機構和制度設計〔4〕；后者則是自下而上社會中心主義，該途徑強調在反腐敗中重新找回公眾參與，其核心是要加強公眾直接制約公共權力的既有制度和渠道，同時也要設計和提供新的制度和途徑供公眾發揮社會監督的能力。

國家中心主義腐敗治理模式強調國家和政府擁有堅定的決心和信念，建立相應的反腐敗制度及專業反腐敗機構并強化其職能，強調通過正式制度來約束公共權力，壓縮腐敗空間，使其最大化地輸出打擊腐敗的功能〔5〕。中國現實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執政黨在反腐敗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是領導當代中國反腐敗斗爭的核心力量，并將其反腐意志貫徹到一系列反腐敗機構上，強化反腐敗機構力量對腐敗的查處力度。專門的反腐敗組織構成了各種反腐制度得以有效執行的保障，各類具有反腐敗職能的組織進行有效協調配合是實現廉政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反腐“三駕馬車”，即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機關、檢察院以遏制腐敗，其中紀委負責監督、調查黨員干部的違法、違紀情況，監察機關負責監督、調查政府公務人員違法、違紀情況，檢察院的經濟檢察部門負責辦理上述人員構成經濟犯罪的嚴重違法、違紀行為。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委在各級反腐敗工作中扮演著協調的角色?！?〕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通過機構改革增強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權力〔7〕，進一步強化了紀委的權威性、獨立性和專業性，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此基礎上，中央提出了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建設構想，深入推進廉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梢娭袊姆锤瘮【哂酗@著的國家中心主義特征。

既有的反腐敗研究討論較多的是自上而下或宏觀層面的反腐敗舉措；對自下而上的社會反腐，即探討腐敗的社會基礎的關注相對缺乏。而社會中心主義認為，人的行為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公眾對腐敗的容忍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反腐敗的成效〔8〕。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和強有力的公眾監督，其對公共權力的約束是縱向的外部約束機制，其訴諸的是全體人民對國家的監督和制約〔9〕，比如市民在反腐敗中的角色，社會組織如何參與，市民對反腐敗力度、措施和效果的滿意度以及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等等〔10〕。而這恰恰是當前國際清廉國家或地區反腐敗的一項重要內容?；趩柧碚{查，肖漢宇等發現香港市民對腐敗的容忍度總體上很低〔11〕。而來自香港廉政公署的年報發現，香港市民的舉報率常年維持在80%左右。降低腐敗容忍度是提高公眾反腐敗參與意愿和實際行動的關鍵。近年來，倪星教授圍繞腐敗容忍度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發現反腐敗力度〔12〕，反腐敗績效，腐敗感知水平，反腐敗信心，舉報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行賄經歷和索賄經歷〔13〕，個體特征〔14〕，公眾的社會信任度〔15〕，公眾的社會階層地位〔16〕等對公眾的腐敗容忍度有著顯著的影響〔17〕。這些研究不僅從社會中心主義的角度呈現了社會公眾的腐敗容忍度及其變化，而且與國家中心主義的反腐敗成效形成了積極的印證。同時，社會中心主義層面的反腐敗路徑也引起了實踐部門的高度重視，在廣州、深圳等地的紀檢監察部門也開始通過廉情測評的方式來測量廉潔水平，改進實際工作。

當然，最好的方式是在反腐敗工作中實現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的結合，社會中心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形成有機互動。

公婷等基于香港經驗認為，反腐敗的成功必須具備三個要素，即多維度的治理、全方位的參與和深層次的預防〔18〕。其中，多維度的治理包括自上而下的治理機制和自下而上的或是社會層面的治理機制。前者主要是指獨立高效的反腐敗機構，后者則是指由民眾參與或主導的各種反腐敗機制。全方位的參與強調不同的參與者在反腐敗過程中的角色，賦予不同的群體特定的反腐敗角色，并在執行過程中不斷強化。只有當社會所有成員都能夠有效地發揮自身的優勢，積極參與到反腐敗過程中去，反腐敗才能夠獲得有效持久的結果。而深層次的預防則深入到社會成員的價值觀以及角色認同層面，倡導塑造反腐敗的規范與價值。

然而，我們發現，不管是國家中心主義途徑還是社會中心主義途徑，反腐敗幾乎都沒看到市場主體的身影。在特權交易占重要比重的腐敗行為中，市場主體顯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成功的反腐敗需要多維度的參與。為此，我們試圖建構一個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在國家中心主義與社會中心主義的基礎上，加強企業廉潔合規及其協同治理的研究，補齊腐敗治理“三缺一”的短板。

三、腐敗治理：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分析框架

每個社會都包括以某種獨特的方式互動的四個領域，即私人、市場、公共和國家領域，其不同的組織方式也意味著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呈現出總體性國家的特征，國家通過計劃經濟幾乎完全取代了市場，并實施嚴密的社會控制〔19〕。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發展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并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增長。然而，市場的激進發展導致的環境污染以及擴張到教育、醫療等基礎性民生領域帶來的社會問題引發了來自社會對市場擴張的反向運動。而來自社會領域的利益群體要求政府至少應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偟膩碇v，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和社會從國家領域中的游離形塑了當前的國家、市場與社會的治理狀態?！?0〕這為建構國家、市場與社會的腐敗治理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即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對于腐敗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在文獻評估中，我們已經對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的腐敗治理途徑進行了分析。當把市場領域加入進來后，基于權力-資源的維度，可以發現，在上述所指的特權交易類型中，處于核心位置的是國家及其官僚體系。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通過對公共權力的合法性獨享壟斷了市場所需的各種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市場機制有效性的發揮需要通過公平的競逐來獲取資源。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往往成為了不法商人圍獵的對象。與此同時，由于特權交易信息的高度不對稱，社會公眾幾乎很難通過有效的渠道來感知這個“黑箱”，即便公眾對腐敗有著很低的容忍度，也很難對特權交易型腐敗形成壓力。因此，僅僅考慮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的途徑對于有效的腐敗治理是不夠的，必須要把市場引入進來。

從多中心治理理論來看，國家治理的有效性是許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多元共治，被認為是協同治理的理想狀態〔21〕。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市場、社會等都是腐敗治理的重要主體。其中，國家通過建立相對獨立的反腐敗機構強化對腐敗行為的打擊力度；社會通過對廉潔價值觀的型塑，降低腐敗容忍度，強化對國家公職人員的監督；而市場則需要通過廉潔合規建立起與國家之間的親清政商關系。

多中心理論所倡導的不僅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更在于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腐敗治理同樣需要形成國家、市場與社會良性互換的協同治理。換言之，國家、市場和社會行動者可以通過制度化的互動，對涉及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公共事務，形成共同的目標，凝聚共享的價值觀，建構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和制度〔22〕，從而達成良好的廉潔治理。在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協同治理中，國家與社會主要通過國家中心主義與社會中心主義兩種腐敗治理途徑相互融合。市場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主要基于委托代理，通過股東對企業的監督來促進企業的合規治理。此外，行業性的社會組織、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也對企業的合規治理發揮著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其間發揮作用的一方是企業內部的監督機制，另一方則是來自社會對企業評價的聲譽機制。而國家與市場之間則主要通過公司法等法律法規來約束企業的合規行為。

在中國語境下，企業的廉潔合規還需要國家黨政機關，尤其是紀檢監察機關采取行動，積極引導企業弘揚廉潔合規精神、誠信經商理念，引領企業樹立廉潔合規意識，助推企業建立健全廉潔合規制度，讓廉潔合規成為企業的共識，使守法經營、廉潔合規、誠信陽光、公平公正成為企業共同愿景。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通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營造風清氣正的政商新生態〔23〕。在此基礎上，最終建構起國家、市場與社會多重主體良性互動的腐敗協作治理體系。

四、新的方向：加強企業廉潔合規及其協同治理研究

廉潔合規是一個復合詞，其中合規來源英文單詞“compliance”的翻譯，最早出現在金融領域，后來又不斷擴展到社會、環境、反腐敗、反壟斷、反欺詐以及防擴散等各個領域。其中，企業合規是指企業的運營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準則和規范。而廉潔則主要運用于公共部門，強調對公職人員的職業要求的行為約束。

經過多年發展，企業合規是國際通行做法（如圖1 所示）。早在1977 年，美國制定并頒布了《海外反腐敗法》，標志著企業廉潔合規管理的正式興起，奠定了美國現代反腐敗反賄賂法律體系，而且具有公認的全球影響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企業合規建設日益成為全球貿易的重要內容。1999 年，世界銀行將企業合規號召轉化為具有操作性的實質性約束，開始實施黑名單制度，不給任何涉嫌貪污受賄的國際公司以投標資格，并禁止其參與由該行資助的所有工程項目。2004 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巴塞爾協議》。2010年，世界銀行《誠信合規指南》正式生效，經合組織頒布《內控、道德與合規最佳行為指南》。2011 年，英國《反賄賂法》正式生效，將公共領域與私營領域的賄賂行為合為一體，規定綜合性的罪名。此外，加拿大、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均制定了類似的法律。而國際標準化組織先后發布了ISO19600：2014 《合規管理體系指南》和ISO37001：2016《反賄賂管理體系——要求和使用指南》，并通過不斷完善和優化，對企業在面臨合規管理方面應當遵從的操作做出了詳細的指引。

圖1 全球企業廉潔合規管理發展脈絡

隨著全球化進程多維挑戰的不斷出現，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遭遇的合規與反腐敗調查等挑戰逐漸增多，如何能夠有效加強我國企業的應對機制構建、提升我國企業在廉潔合規管理層面的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已經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有效應對西方國家對我國企業實施的以人權、勞工、環境、知識產權、反腐敗等領域的合規管理的長臂管轄，中國先后發布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指南》《關于推動落實中央企業法制工作新五年規劃有關事項的通知》《關于全面推進法治央企建設的意見》《關于在部分中央企業開展合規管理體系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等廉潔合規系列政策法規，初步形成了中國企業合規的治理體系（如圖2 所示）。事實上，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持續懲治國有企業腐敗問題，將黨規黨紀與國家法律、國際規則有機融合，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打造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4〕。

圖2 中國企業廉潔合規發展進展

可見，企業廉潔合規正在成為當前腐敗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加強企業合規建設有助于推動體制內外反腐工作的貫通，從而彌補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兩種腐敗治理路徑的短板，形成國家、市場與社會在腐敗治理中的相互協作與相互促進。

然而，企業廉潔合規治理才剛剛起步，即便在法學領域，相關研究也不多見。筆者有幸參與深圳市A區紀委監委開展的企業廉潔合規治理課題，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企業廉潔合規建設狀況。A區是深圳較早開發開放的城區，具有高度市場化、外向化的特征。在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當口，A區企業“走出去”不僅面臨著適應外部規則，應對長臂管轄的挑戰，而且必須要以更好的廉潔合規形象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斷提高企業的國際適應力和競爭力。為此，深圳市A 區紀委監委將企業廉潔合規建設作為一項重點工作，以期通過企業廉潔合規建設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有效保護企業以及推進建設法治先行示范區?；趯ι钲谑蠥 區紀委監委開展的企業廉潔合規建設的參與式觀察，以管窺豹，筆者以為腐敗治理的企業廉潔合規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開展研究。

一是有效界定企業廉潔合規的內涵和外延。如前所述，廉潔與合規實際上是來自兩個不同領域。廉潔是處于中國治理語境下的一種治理模式，反腐敗主要由黨和政府的紀檢監察機關負責實施。企業合規是指企業行為符合法律法規及其內部規章制度和商業道德要求。廣義“合規”指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包括全流程各環節的合規，而狹義“合規”則聚焦反對各種形式的商業腐敗。一般而言，成熟的企業合規體系至少有三個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穩定、連續、可行的內控機制，以及明確的、被嚴格遵循的企業社會責任價值。本文提出企業廉潔合規的概念源于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治理，國有企業的政治屬性決定了必須將其納入腐敗治理的范圍，而公司治理則更多地通過《公司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治理，并且主要是主動對接國際通行規則，幫助企業更好地“走出去”。事實上，企業的廉潔合規不僅僅針對國有企業和“走出去”的企業，還包括國內的各類民營企業。但民營企業的廉潔合規問題又不在黨政紀檢監察機關的職權范圍內。因此，需要在廉潔與合規之間找到二者的交集，對企業廉潔和企業合規的交叉部分進行梳理，并將其作為企業廉潔合規的一項基礎性內容。

二是建構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指標體系。開展企業廉潔合規，需要建構一整套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企業廉潔合規指標體系。從指標建構的邏輯來看，可以按照組織管理的思路，從透明治理、廉潔合規投入、廉潔合規行為與產出效果建構指標體系?；谏钲谑蠥區紀委監委開展的企業廉潔合規項目的參與式觀察，可以從對標國際、適合國情和體現地方特色三個維度建構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指標體系。其中，對標國際主要是借鑒《世界銀行誠信合規指南》《反海外腐敗法》《大企業透明度指數》《ISO37001 反賄賂管理體系標準》《全球商業賄賂風險指數》等國際通行做法；適合國情則主要是參考國家針對中央企業發布的《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交易透明度指數》《企業信用指數》等政策和行業評價標準；而體現地方特色則通過對地方政府轄區內企業的整體“畫像”，提煉具有地方性知識的指標。比如深圳市A 區企業廉潔合規指標主要是基于轄區內的企業性質（區屬國有企業、社區股份企業、民營企業）、企業類別（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技術、金融業）、企業規模（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微企業）等設置指標。

三是對中國各類企業開展廉潔合規測評。對企業開展廉潔合規測評主要是通過指標體系的評估促進企業完善企業廉潔合規相關制度設置以及風險防控的能力，幫助企業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企業廉潔合規治理具有強烈的實踐導向。在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下，應結合不同類型企業的實際情況開展企業廉潔合規測評。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借鑒測量腐敗的方式，從主觀測量和客觀測量兩個維度出發，借助獨立第三方的專業力量，運用對標國際標準、符合中國國情和地方特色的廉潔合規指標體系對企業開展廉潔合規測評，摸清企業廉潔合規底數，研判企業廉潔合規中的問題，診斷企業廉潔合規存在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為改進企業廉潔合規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等。

四是加強國家、市場與社會三位一體的腐敗治理協同。國家、市場與社會都是腐敗治理的重要參與者。針對當前腐敗治理“三缺一”的情形，應在繼續夯實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腐敗治理效能的基礎上，加強企業廉潔合規建設，建構國家、市場與社會三管齊下、相互促進的腐敗治理體系。同時基于國家、市場與社會在腐敗治理中的具體角色與功能，探索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參與腐敗治理的協同機制和治理平臺，特別是企業內部控制與國家反腐敗機構之間的合作機制值得進一步探討。從深圳市A 區紀委監委開展的企業廉潔合規項目來看，紀檢監察部門倡導發起企業廉潔合規同盟，充分吸收政府監管部門、知名企業和從事廉潔合規研究的專業人士加入，通過強化企業廉潔合規教育宣傳，提供企業廉潔合規治理專項培訓和指導，制定企業廉潔合規從業操作手冊，引導律師積極開展企業廉潔合規法律服務等都是有益的探索。

五是探索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不僅數量眾多，而且關系國計民生。如前所述，過去國有企業的腐敗治理更多的是將其納入黨紀政紀范圍，缺乏從合規的角度加以監管；而民營企業則剛好相反，更多地側重于從法律角度介入，而很少從黨政角度對其商業行賄開展反腐工作。未來需要探討實現黨政紀檢監察的腐敗治理與企業廉潔合規的有機結合，在保持企業獨立自主經營的同時，為企業的廉潔合規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因此，需要深入探討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理論體系，并與國際上的企業合規理論積極開展對話。

五、結論與討論

成功的腐敗治理需要來自多方的共同參與。國家反腐敗機構的強力打擊和社會公眾對腐敗的零容忍已經在實踐層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在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下，大批貪腐官員紛紛落馬，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實踐證明，構筑黨統一領導反腐敗斗爭的體制機制，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全方位、全過程的領導，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的主要經驗。但毋庸諱言，在黨政機關廉潔風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當前社會領域的腐敗問題仍然存在，嚴重影響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和反腐敗斗爭取得徹底勝利，反腐敗斗爭形式依然嚴峻。不僅社會中心主義的腐敗治理途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企業參與腐敗治理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

針對既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兩種途徑，我們認為中國未來的反腐敗研究應更多地關注企業的廉潔合規。加強企業廉潔合規治理制度和體系研究，有助于推動體制內外反腐工作的貫通，實現反腐敗工作對國家中心主義途徑和社會中心主義途徑的拓展，彌補政府廉潔風險防范和社會廉潔建設的短板。近年來，反腐敗、知識產權、進出口、人權等領域的專項合規已逐漸演變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重要企業實施打擊的“常規工具”。加強企業廉潔合規研究對于有效應對“長臂管轄”，保護本土先進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幫助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倡導背景下更好地“走出去”，以及如何運用法治手段規范政府行為、提高市場底線、明晰法律界限，嚴厲打擊各種邊緣犯罪，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一流法治化營商環境，并在社會上營造企業廉潔合規建設的積極氛圍等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必須把企業廉潔合規納入國家腐敗治理體系中。

與此同時，有效的腐敗治理需要來自國家、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這尤其對于消除特權交易型腐敗，建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本文把市場引入腐敗治理當中，建構反腐敗的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協同治理進路，通過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市場與社會的多重主體良性互動，共同促進腐敗治理的有效性。企業廉潔合規是中國腐敗治理的一個全新領域，具有強烈的現實觀照。中國的企業廉潔合規及其與國家、社會協同治理要高度重視企業的實踐形態，從實踐中不斷提煉企業廉潔合規的理論命題。為此，本文基于企業廉潔合規的地方性實踐，提出了企業廉潔合規的未來研究方向，即厘清企業廉潔合規概念，建構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理論體系，開發具有國際視野、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指標體系并進行測評，建構中國特色的企業廉潔合規治理理論等，以此拋磚引玉，呼吁未來反腐敗應高度重視企業廉潔合規，并建立起國家、市場與社會三位一體的反腐敗協同治理體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腐敗治理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無論中西方，國家、市場與社會都在腐敗治理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但中國的腐敗治理強調執政黨對腐敗治理的全面領導，強調通過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的政治動員、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設等方式，這也是市場和社會在腐敗治理中發揮作用和協同治理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