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泰國文學作品中華人形象研究

[泰]塔克·查洛姆蒂亞拉納

一、前言

1962 年，當我第一次來到菲律賓大學時，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與菲律賓朋友交談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一個讓我意想不到的問題。他們會問：“菲律賓人是誰？”，這讓我感到震驚。我和泰國朋友都為知道我們“泰國人”是誰而沾沾自喜，而為菲律賓人感到有些遺憾。對泰國學生而言，菲律賓人的身份很模糊——他們有西班牙或墨西哥名字，說著帶有獨特口音的英語，吃著混合了西班牙、菲律賓、中國和美國等各種風味的食物，此外，盡管有官方語言，但實際生活中他們依然說著不同的語言。大學課堂采用英語教學，學生之間也用英語相互交流。

我們這些來自泰國的人都知道我們是“泰國人”，因為我們都說著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敬愛同一位國王。1963 年，普密蓬國王（King Bhumibol，拉瑪九世）訪問馬尼拉（Manila）時，我們所有人都趕去與國王和王后合影，以表達我們對君主制的忠誠和敬意。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誰都沒有想到，我們之中有些“泰國”同學，說泰語時帶著濃重的中國口音。盡管每個人都有泰文名字，但他們在開玩笑時依然會用以前的中文名字稱呼對方。讀大學時，我最好的朋友是泰國第二代華人，盡管他仍然說著帶有中國口音的泰語，但這并沒有讓我覺得他不是泰國人。我的父親或許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華人血統，我的母親既有中文名字也有泰文名字，但這對我來說并不重要。這些并沒有讓我覺得自己不是純正的泰國人，盡管父親的曾祖父是中國人，而他母親的祖先來自中國福建的造船廠。但在泰國生活了四代之久后，我的父親和叔叔嬸嬸們已經忘記了自己祖先的來歷。我母親曾說，在她的家鄉尖竹汶府（Chanthaburi）有許多人既有中文名字也有泰文名字，這是因為那里的華人富裕且成功，泰國家庭給他們的孩子取中文名字，是希望他們可以像華人一樣富裕起來。我不知道這是真是假，但這重要嗎？我懷疑，我的家族在被同化為泰國人并在繁育幾代人之后，已經陷入了對過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催眠之中，下意識地切斷了所有與中國有關的聯系和記憶。①我母親和她的3 個姐妹有泰文名字也有中文名字，分別是金安（Kim An）、金宇（Kim U）、金英（Kim Eng）和金艷（Kim Yiam）。著名的現代泰國民族主義理論家鑾威集·瓦他干（Luang Wichit Wathakan）也有中文名字，叫金良（Kim Liang）。但是鑾威集否認自己有華人血統（Thak Chaloemtiarana,2003,145-146）。對泰國華人的經典研究，參見G.William Skinner (1957)、Akira Suehiro (1989; especially Ch.3)。關于大城王朝時期有影響力的非泰人家族的研究，參見David Wyatt (1994,97-130)。尼迪·伊奧希翁（Nidhi Eoseewong,2005; especially pp.57-114）對泰國華人有創新性的研究。尼迪承認自己是Jek，他認為：“Jek 是一個泰語詞，指的是在泰國的有中國血統的人。承認自己是Jek 只意味著一個人承認自己的出生地以及某些習俗和傳統與中國人民的文化有關，而并不代表他們在模仿中國文化，Jek的風俗和品味在泰國社會是一種穩定的文化?！币?Phimpraphai Phisarnbut (2001,n.p.)。在同一本書的前言中，泰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蘇拉克·西瓦拉克 (Sulak Siwarak) 寫道：“從一開始，我就很樂意稱自己為Jek，因為我父母的祖先都來自中國大陸。但Jek 這個詞不再是華人后代喜歡的詞，盡管Jek不是貶義詞，而是人們用來稱呼泰國華人的詞”（同上，n.p.）。1918 年至1931 年間，涌入泰國的中國人數量最多，當時曼谷的現代化工程需要華工。下層華人苦力的行為與泰國的行為規范形成了鮮明對比。泰國人認為的優雅禮儀和來自中國農村的華人勞工的粗魯行為之間的文化沖突，導致華人被視為Jek somsaam，意思是“粗魯、笨拙的中國人”，參見Krit Sombatsiri (1986,22)。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和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1997)的研究將東南亞的華人與歐洲的猶太人進行了比較。唐志強（Tong Chee Kiong）和陳國賁（Chan Kwok Bun）(2001)也對泰國華人進行了研究。編者們認為，同化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也不一定由東道國文化主導，中國文化的堅韌性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本文中，我將用泰國（Thailand）來指代歷史上的暹羅（Siam）和現在的泰國。在1939年之前，泰國通常被稱為暹羅。更名是前總理鑾披汶·頌堪（Premier Phibunsongkhram）執政時期推行極端民族主義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國名曾短暫地恢復為暹羅。另外，我用泰國華人（Sino-Thai）來粗略地指代有華人血統的泰國人。然而“泰國華人”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中國移民與泰國當地人世代通婚后，何時不再被視為泰國華人，這一點并沒有明確的定義。過去，人們曾將第一代和第二代華人稱為Jiin Sayam 或者Jek，這是對暹羅華人的中性的描述性稱謂。隨著時間的推移，泰國華人拒絕被稱為Jek①Jek 這個稱呼來自于潮汕方言，潮汕方言中“叔”的讀音為Jek。大多數早期泰國華人來自潮汕和福建，常常以“叔”或“阿叔”作為彼此的稱呼。泰國人也模仿中國人，稱華人為“叔（jek）”，但是后來這個稱謂逐漸帶有了歧視的含義?！g者注，因為這個稱呼已經帶有輕蔑貶低之意。如今，更常見的是泰國人承認自己mi chuesai Jiin，即有中國血統，意味著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華人，這與以前的luk Jek（華人的孩子）或luk Jiin（中國人的孩子）這些稱謂的意義不同。

二、文本、文學作品和20 世紀泰國歷史文化研究

在2010 年3 月舉辦的亞洲研究協會會議上，邁克爾·蒙特薩諾（Michael Montesano）組織了一場以“將文學引入20 世紀泰國歷史研究”為題的小組討論，目的在于說明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如何補足歷史資料在歷史研究中的缺失，以及文學作品如何為歷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討論組的5 篇優秀論文提出了可采用的研究方向，以及在將文學作品作為歷史數據時應使用怎樣的研究方法。本文將不再贅述這5 篇文章的具體細節，而將討論部分學者對文學與歷史研究的相關性以及文學作為社會價值觀變化的產物的相關研究成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魯奇拉·門迪尼奧斯（Ruchira Mendiones）在其著作《美國殖民時期的暹羅政治與文學》（In the Mirror,1985）中運用短篇故事來描述20 世紀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泰國的歷史和政治。②詳見Suvanna Kriengkraipetch and Larry E.Smith (1992)。讓安德森既驚訝又欣喜的是，紀念文集《東南亞三百年變遷》（Southeast Asia over Three Generation,Siegel and Kahin,2003）中有三分之一的章節集中討論了小說對于東南亞研究的重要性，有四個章節著重討論了文學作品如何豐富人們對歷史和政治的認知。韋伯·基恩（Webb Keane,2005）看過這本書后曾評價說“每個人都在讀小說”。1982 年，尼迪·埃奧斯望（Nidhi Eoseewong）也曾用經典的泰國文學作品來論證曼谷資產階級的興起。③英文版的“Bourgeois Culture and Early Bangkok Literature” (Nidhi 1982)一文于2005 年匯編于Pen and Sail: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Early Bangkok (Nidhi 2005)。

小說與歷史的交集并不罕見。翁貝托·?？桑║mberto Eco）在《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3）中認為講述過去有3 種方式：第一種為浪漫小說，將歷史視為風景、托詞或者童話故事；第二種為驚險的推理小說，用真實的歷史事實和有辨識度的歷史人物來創作故事；第三種為歷史小說，通過塑造人物和場景讓歷史事件和復雜的人物關系更容易為讀者所理解。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曾在《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寫到，文學作家可以從人的角度描述他們生活的歷史時期，并且透過他們的作品可以了解真實的歷史史實。巴特菲爾德認為：

歷史史實和小說故事不一定要吻合，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但是，在歷史小說中，歷史史實和小說故事要能夠互相補充，互相滲透。它們可以相互促進，使對方更有力量、更有價值。從而對讀者產生特別的吸引力。（1924,7）

奧利弗·沃爾特（Oliver Wolter）在其新書中對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1981 年提出的“對話交流的復調（polyphony of dialogic exchange）”理論進行了論證，并提出了文學和歷史之間的交流的互文性。沃爾特通過虛構14 世紀到16 世紀越南精英群體之間的對話，來說明陳朝（Tran dynasty）①陳朝（1225—1400），越南語為Nhà Tr?n，越南歷史上的封建王朝?！g者注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意義。同時他還想說明李朝（Le dynasty）②李朝（1009—1225）（Nhà Ly）又稱作后李朝（Nhà H?u Ly，區別于李賁所建立的前李朝），是中國宋朝的藩屬國，因該朝君主姓李而得名。李朝歷經九代君主，共216 年。李朝因為接受中國宋朝冊封，所以也被稱為“安南國”。公元1225 年，權臣陳守度趁李昭皇年幼，奪政權，建立陳朝，李朝滅?！g者注是如何計劃在后世抹去這些含義的。沃爾特的歷史小說是為了說明信奉佛教的陳朝比信奉儒家學說的李朝更“東南亞化”，這表明越南在本質上更具有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屬性而非中國文化屬性?；蛟S歷史學家可以變成業余的小說家，同樣，小說家也可以成為業余的歷史學家。歷史和文學的交叉，或者說兩者間模糊的界限，是由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73）提出的，他認為歷史學家由于使用了文學修辭和編撰的故事情節，影響了他們分析的準確性。③懷特認為，歷史學家和小說家使用相同的方法來解釋故事或史實。他提出4 種編撰故事的模式：浪漫、悲劇、喜劇和諷刺。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的“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將文學與其歷史背景聯系起來，主張以歷史文本為中心，為文學批評提供更深層的含義，反之亦然。在格林布拉特看來，文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褒貶結合，形成一種約束力量，通過贊揚和批評來強化文化邊界。為此，作家們通常在他們的作品中表達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和對社會的批判。在駁斥精英主義觀點的同時，格林布拉特還提出，如果要充分地認識和理解歷史和文學，我們應當更加認真地、系統地研究普通民眾留下的模糊而細微的文本材料。（1995,226）

與格林布拉特類似，人類學家赫伯特·菲爾普斯（Herbert Phillips,1987,3-4）同樣利用文學作品來研究文化。他認為，泰國的作家是“泰國社會各階層中最敏感、最善于反思、最善于表達的人……文學寫作是社會進程的組成部分，既是歷史的先導，也是其成果?！痹诜茽柶账箍磥?，通俗文學是“社會和文化環境的純理性的表達”，并且可以“把文學作品視為文化的體現”。他進一步指出泰國作家的作品面向泰國本土的讀者，以本土文化視角進行內部文化交流，促使文學作品成為人類學調查研究的寶貴的語料庫。

本文將借助文學文本和其它選定的文本，還原在過去的100 年里泰國社會是如果看待華人的，以及華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通過評估文本資料，本文將探究在泰國文化想象中主流民族對泰國華人的妖魔化、排斥、接受和同化的細微變化。本文認為，如果文本越容易被大眾閱讀和接受，那就越能反映當時的社會和文化價值。文學作品的銷量、刊印的版本及其風靡的時間，都體現了人們對于文本中所描繪的社會以及這些文本中的人物形象的接受度。

三、問題重重的華人群體：內部的他者

在泰國生活的幾個世紀以來，華人從未受到過多的爭議或嚴重的歧視，然而1914 年拉瑪六世在其《東方猶太人》一文中，將華人認定為“非泰人”（Asvabahu 1914）。①此處所參考的文本，是1985 年1 月7 日海軍少將格拉塔瓦·斯塔瓦特親王（M.R.Kraithawat Sithawat）在泰國曼谷蒙固颯颯特寺（Wat Mongutsasat）舉辦葬禮時的葬禮書（cremation volume，是泰國地區死者家屬在葬禮上分發的紀念冊，主要包括死者傳記和相關資料）。本人認為，拉瑪六世是在詆毀拉瑪五世統治時期涌入泰國的底層華人。早些時候，華裔商人已被泰國精英階層接受，可以與貴族、王子、甚至國王通婚。曼谷早期的潮州華人是一個特權群體，被稱為“金鑾（Jiin Luang）”，意為國王的華人。他們為鄭王（King Taksin）工作，住在大皇宮附近，直到拉瑪一世時期，遷居至三聘街（Sampheng）。這些上層華人，尤其是那些選擇在官僚機構工作的人，很快就掌握了泰國文化和價值觀，并被普遍接受為泰國人。泰國當時的權力精英也接受了華人的價值觀和習俗。例如，泰國宮廷從拉瑪三世（1824-1851）統治時期就開始奉行華人的宗教習俗。當時泰國寺廟里的祭桌都是按中式風格布置的。拉瑪四世為保護國家而創造的神像（Siam Devathirat）前的祭桌和祭祀儀式也都是按照華人的習俗安置的。（參見Crown Property Bureau 2012,63-67）泰國宮廷也用華人的儀式慶祝華人新年。華人的葬禮儀式（焚燒紙質的物品，如錢、房子及車子，供死者來世使用）在拉瑪四世統治時期首次在宮廷出現，在1880 年用于拉瑪五世王后的葬禮，之后被正式采納為王室儀式。華人的葬禮儀式至今仍在王室重要成員的火葬儀式上舉行，例如，蘭帕王太后（Queen Rambhai，拉瑪七世的王后）和卡拉雅尼公主（Princess Kalayani）的葬禮。（參見Kiti Lohpetcharat 2011,Ch.2）基蒂（Kiti）還詳細介紹了有華人血統的王室成員。社尼·巴莫親王（M.R.Seni Pramote）和克立·巴莫親王（M.R.Kukrit Pramote）的曾祖母（拉瑪二世的配偶）出生于中國。詩麗吉王后（Queen Sirikit）的曾祖母也是中泰混血，是一位有頭銜的華人商人的女兒。拉瑪七世在1927 年訪問華文學校期間的一次演講中毫不避諱地公開承認他有中國血統（同上，141）。這篇用英泰雙語發表的文章明確指出，泰人和華人是兩個不同的“民族”。華人就像歐洲的猶太人一樣，一方面，他們利用所居住的國家積累財富；另一方面，他們又表現得特立獨行、自私冷漠、忘恩負義，永遠不會成為好公民。拉瑪六世在這篇文章中將泰國華人妖魔化，認為他們貪得無厭、視財如命，他們堅持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并試圖把自己的孩子甚至是泰國妻子所生的孩子按中國人的方式培養。

拉瑪六世指責華人是泰國經濟的寄生蟲。②在拉瑪六世發文之前，曾有歐洲顧問就華人及其對泰國經濟的潛在壟斷危險向泰國當局發出警告。例如，英國皇家礦業部主任瓦靈頓·史密斯（H.Warington Smyth）曾在1898 年寫了一份報告，稱中國人為“暹羅猶太人”（參見Skinner 1957,160-165)。從當時的中泰關系來看，國王的憤怒和控訴顯得相當奇怪。因為幾個世紀以來，華人在暹羅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華人家庭已成為泰國貴族的重要成員，并獲得王室任命和薩迪那頭銜（sakdina,貴族頭銜）。歷史資料表明，華人與泰人長期通婚并衍生出許多重要的貴族家庭。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大城府的創始人實際上并不是泰國人，而是一位成功的華商；將暹羅從緬甸解放出來的英雄鄭信（Taksin）的父親是華人；現在的曼谷王朝創始人的母親也是華人。此外，到19 世紀中期，大多數南部省份的總督，如拉廊府（Ranong）、宋卡府（Songkhla）、洛坤府（Nakhon Sithammarat）、北大年府（Pattani）、董里府（Trang）、普吉島（Phuket）和尖竹汶府，都是由國王授予貴族頭銜的華商。

從鄭信王朝（吞武里王朝）到曼谷王朝早期（直到拉瑪五世），暹羅一直與中國（清朝）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系。在往來文件中，泰國國王一直用以鄭信的“鄭（Tae）”為姓氏的中文名代表自己，例如鄭華（Tae Hua，拉瑪一世），鄭佛（Tae Hok，拉瑪二世），鄭福（Tae Huk，拉瑪三世），鄭明（Tae Meng，拉瑪四世）以及鄭?。═ae Jia，拉瑪五世）（Phimpraphai 2001,190）。在拉瑪五世進行行政改革之前，泰國的貿易和對外關系由負責管理港務局（Port Authority）的兩位高官分別把持著。負責與來自東方的商人打交道的官員通常是最富有的華商，他們的頭銜是“披耶厝得拉差瑟提（Phraya Chodukratchasetthi）”①披耶（?????），貴族頭銜，由國王授予高級軍官、大臣、府縣長官、總司令或首相。持有者又可稱為昭坤（???????）。泰國王室和和貴族頭銜始于阿瑜陀耶王朝國王波隆摩·戴萊洛迦納（Trailokanat，1448-1488 年在位），他制定食田制度，稱為“薩克迪納制（Sakdina）”（???????）。這種做法的目的在于確定全國每個人在社會中的階級地位，并按社會地位的高低，分得多寡不同的食田。在1932 年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之后，泰王已不再為非王族進行封爵?！g者注。許多人是稅款包收人（Tax farmer），也是當今泰國一些知名家族的創始人，如格拉勒克家族（Krairerk）、喬迪卡普卡納家族（Chotikapukkana）、喬迪薩瓦家族（Chotiksawat）和勞哈賽家族（Laohasetthi）。②許多最富有的華人家庭都是與中國進行帆船貿易的稅收承包人和商人。他們通過中標后替泰國國王向民眾和企業征稅的方式來賺錢。他們還被允許經營賭場和彩票生意，生產和銷售酒類，以及買賣鴉片。有關稅收承包人的詳細信息，請參見Suehiro (1989,72-83) 和Skinner (1957,118-125)。華人高官的女兒也會被泰國國王納為妃嬪，這樣一來，其所生的子女便有了華人血統。著名作家、評論家、記者、前總理克立·巴莫親王就曾公開承認他的祖母是中國人。他在世時，每逢重要的華人節日都會舉行慶祝儀式。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評估拉瑪六世對華人的妖魔化是否導致了泰國社會對華人的嚴重歧視或持續性妖魔化，尤其是該現象是否在泰國文學文本中有所體現。在《東方猶太人》一文發表之前，泰國王室對當地華人并不反感。瓦棲拉兀國王的父親朱拉隆功國王（King Chulalongkorn）曾在多次演講中強調，華人與泰人如同近親，而且朱拉隆功國王的幾個妃子也是華人。他在位期間，泰國政府一直實行開放的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的中國勞工。而且，華人移民無需服徭役，僅需向王室支付非常低的人頭稅。1910 年12 月，瓦棲拉兀國王在為他父親舉行火葬儀式時發表講話，也表達了對華人移民的善意。他說：

從古至今，華人與泰人一直同心同德，仿若同根同源。因此，我決心始終幫助并保護所有來泰生活的華人。（Vella,1978,191）

然而僅僅幾年后，隨著世界政治局勢動蕩加劇以及對逐漸崛起的共和主義思潮的忌憚，這種“保護”華人的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為了強化王室地位，瓦棲拉兀國王發起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以此激勵暹羅人民抵制共和意識形態的傳播，從根源上阻斷漢族民族主義的發酵。1911 年，中國的滿清王朝滅亡，取而代之的是實行共和制的國民黨。這讓瓦棲拉兀國王非常擔心自己的絕對君主地位受到威脅。除此之外，他也對孫中山訪問泰國并向當地華人募款也表示不滿。③中國漢族民族主義的崛起和孫中山對共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推崇極大地震驚了泰國王室。孫中山于1908 年訪問曼谷，并在3 個場合招募追隨者。他認為，華僑華人將是“革命之母”和現代化建設的先鋒。另外一位著名的民族主義者康有為，對華人融入當地國家的速度感到震驚。1907 年，華文報紙Chinosayamwarasap 創刊，其編輯曾就華人的忠誠度等敏感話題公開與瓦棲拉兀國王進行辯論。（參見Phenphisut Intharaphirom 2004）以上因素可能促成了泰國華文學校的興起。瓦棲拉兀國王繼位之時，4所華文學校、1 所華文圖書館和1 個講堂已經建立。（參見Wassana Wongsurawat，2008,164-165）

此外，還有兩次事件可能也引起了國王的憤怒。第一次事件是在1910 年6 月，曼谷爆發了為期3 天的大罷工，當時正值朱拉隆功國王離世前夕，也就是瓦棲拉兀國王加冕前的幾個月。華人勞工舉行總罷工，抗議官方在廢除徭役后上調了人頭稅。罷工使曼谷癱瘓，也間接反映了華人在當地的影響力。第二次事件是在1912 年，一些年輕軍官企圖發動政變。其中有幾位領導者是泰國華人，他們抗議華人每年的人頭稅增長不公平，抗議野虎軍團（Wild Tigers Corps）享有普通軍隊沒有的特權，主張政治自由，反對獨斷專權。①Atcharaporn Komutphisamai (1997)曾對1912 年的軍事政變做過詳細研究。毫無疑問，這些事態的發展讓泰國王室感到震驚和擔憂。為了鞏固地位，這位在英國受過教育的瓦棲拉兀國王創造并推廣了“國家—宗教—國王”三位一體的概念，并將其作為泰國民族主義的主要支柱。瓦棲拉兀國王的泰國民族主義似乎是受到了歐洲反猶太主義和英語國家“上帝—國王—國家”概念的啟發。在這種民族主義理念中，一個好的泰國人必定是一個愛國的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一個愛戴國王的人。

瓦棲拉兀國王關于泰國民族主義理念的闡述將泰人與“內部的他者”即華人群體進行對比。簡言之，泰人是由“他們不是誰”來定義的，也就是說，“不是華人”的便是泰人。值得一提的是，瓦棲拉兀國王只針對新來的華人移民，他們大多是來自農村的貧苦勞工；那些已經被官僚機構接納的華人以及與王室有著密切的商業往來和個人聯系的華商家庭并未受到國王的針對。因此，在瓦棲拉兀國王的民族主義概念中將那些被視作“內部的他者”的華人定義為只帶著“草席和枕頭（sua pheun mon bai）”來泰國尋求“國王正義慷慨的保護（pheung phraboromaphothisomphan）”的貧苦農民。

盡管瓦棲拉兀國王將泰國民族的概念種族化，但他只針對華人，并未針對其他種族。眾所周知，當時暹羅境內不只有泰人，還有馬來人、老撾人、孟族人、撣族人、印度人、歐洲人等等。但這些人似乎對泰國政府無害，而華人則不一樣，由于市區的華人人數不斷增長，他們掌控的商業和積累的財富也不斷增長，而且他們一直在傳播來自中國的具有顛覆性的意識形態，這導致華人在國王眼中的威脅也越來越大。

由瓦棲拉兀國王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后來在19 世紀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鑾披汶（Phibun）政府執政時期得以加強，華人被迫加速融入泰國社會。1913 年泰國政府頒布法令，敦促所有泰國人采用泰國姓氏（不同于中國姓氏），這一法令也影響到了當地華人，因為這促使其中一部分華人也開始采用泰國姓氏。同年，政府修改國籍法，允許在當地出生的華人取得泰國國籍。與此同時，華人人頭稅與其他人持平，減少了華人與泰國人之間的區別；此外，隨著滿清王朝的覆滅，華人紛紛剪去辮子，再加上19 世紀20 年代，西方的妝發和服飾開始在城市流行。這些新的變化進一步縮小了華人與泰人之間的區別。

在1939 年至1942 年鑾披汶政府執政期間，華人的同化進程加快。在政府機構和軍隊工作的泰國華人被要求放棄中國姓氏，改用新造的泰國姓氏（Vella 1978,128-136）。②關于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參見Scot Barme (1993,Ch.6)。此外，政府頒布的新法要求所有私立學校必須向政府注冊備案，這也將華文學校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所有學校必須教授泰語，漢語教學時間減少到每天一個小時，歷史、地理、文化等課程成為必修課程，不給漢語教學留出多余時間。1939 年，鑾披汶政府直接關停了華文學校。同年，華文報紙被禁，在泰國獲取到的有關中國的新聞都是經過泰文媒體過濾過的。

直至二戰結束時，華文學校一直受到削弱、打壓，以致一蹶不振。最終，泰國的中文教育徹底結束，泰國華人失去了中文讀寫能力。這意味著他們已與自己的母語文化隔絕，只能通過泰語學習。到1949 年，泰國每年只允許200 人從中國移民入境，這進一步限制了新華人移民到泰國幫助維持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可能性。此外，華人中不同方言群體的成員不一定會將普通話作為通用語言，而會選擇用泰語進行交流，泰語的使用反而讓他們有了共同語言。因此，留在泰國的華人只能就讀泰國學校，取泰國名字，更多地接觸泰國文化而非中國文化；他們在政府機構和軍隊工作，并拓展其他新的就業領域，不再局限于家族企業。①詳見Wassana（2008）。簡言之，瓦棲拉兀國王對華人的指責并沒有使華人像歐洲的猶太人一樣遭遇種族屠殺，而是促使泰國政府出臺相應政策迫使華人融入泰國社會。

接下來本文將討論《東方猶太人》一文是否影響了華人在之后泰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通過回顧泰國作家及泰國華人作家在其文本中對華人的描述，本文將揭示在20 世紀的泰國，泰人及華人如何定義自身的身份，以及這個過程對華人和泰人的身份認知的影響。

四、泰國早期的散文小說、文學作品與泰國華人（1900 年至二戰）

20 世紀初，散文體小說傳入泰國。赴歐的留學生接觸到了與泰國傳統文學作品不同的小說和短篇故事。泰國傳統文學作品嚴重依賴程式化的情節和魔幻人物，脫離實際。第一部泰文小說出版于1902 年，是英國作家瑪麗·科里利（Marie Corelli）的小說《宿怨》（Vendetta）②泰國小說起源的標準文本是Suphanni Warathorn（1976）和Wibha Senanan（1975）。的泰譯本。13 年后，也就是1915 年，一本由泰國作家撰寫的小說出版了。這本小說模仿《宿怨》，取名為《非宿怨》（Khwam mai phyabat），③對小說是虛構而非現實的誤解阻礙了這種寫作形式的發展。參見Thak Chaloemtiarana（2009a,n29）。出版于瓦棲拉兀國王發表《東方猶太人》一文后的第二年。盡管這本書反映了當時曼谷中產階級的現代品味，但是并沒有出現華人角色。其他早期出版的小說也都沒有提及泰人與當地華人的緊張關系（Thak,2009b），包括1929 年出版的3 部被泰國文學評論家稱為第一批真正的泰國小說的作品，即《真正的男人》（Luk phuchai）、《馬戲團的生活》（Lakhon Haeng chiwit）以及《她的敵人》（Sattru khong jao lon）。因此，對早期文學作家來說，瓦棲拉兀國王對當地華人的不滿似乎不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有趣的是，在《東方猶太人》發表幾年后，瓦棲拉兀國王撰寫并出版了一本以一位從英國留學歸泰的年輕人口吻所寫的書信集。這些信件于1917 年左右出現在由國王親自編輯的Dusit Samit 雜志中，標題為《一個年輕人的心》（Huajai chainum）。這些信件是兩個朋友之間的通信，一個是作者巴攀（Praphan），暗指被稱為“大作家”的瓦棲拉兀國王；另一個是普拉薩特（Prasert），泰國貴族，暗指泰國貴族的理想，不過只有巴攀寫的信出版了?！兑粋€年輕人的心》實際是瓦棲拉兀國王在表達他的個人觀點，闡述了在他心目中，什么樣的華人才能夠稱得上是好的華人。

在第一封信中，巴攀告訴朋友他非常想念英國，想念他的英國女友和文明的歐洲生活，但出于對泰國和泰國人民的熱愛，他不得不回國。第二封信是在新加坡寫的，信中巴攀抱怨酒店因為他的長相而拒絕他入住。在他向店員說明他是泰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之后，才給他安排了房間。巴攀告訴朋友，Jek 在新加坡無處不在，英國人和其它歐洲人都看不起Jek。他還透露，他在新加坡重新適應Jek 的身份，為返回暹羅做準備。當他抱怨自己的父親拒絕放棄華人的生活方式時，讀者才了解到原來巴攀也是Jek 之子。在后來的信件中，巴攀告訴朋友，他的父母為他安排了一門婚事，對象是一位華人女孩，不過幸好，她已經嫁給了一個擁有官銜“鑾（Luang）”的泰國人。巴攀后來娶了一位泰國上層社會的女士，但很快她就跟另一個男人私奔了。巴攀非常想成為“國王的仆人（kharatchakan）”即公職人員，最終他成功進入官僚體制，還被允許加入只效忠國王且備受爭議的野虎軍團（Ram Chitti[1917?]）。

從已發表的18 封信件的內容中，很容易推測出瓦棲拉兀本人也像當時的大多數泰國人一樣，認為華人和他們的后代不同于泰人，但又是泰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瓦棲拉兀國王筆下，巴攀諷刺Jek，并告知新加坡酒店店員自己是泰國人，這表示巴攀否認了自己的華人血統；巴攀進入官僚體制和野虎軍團，表明瓦棲拉兀國王認為巴攀無疑就是泰國人，是一個愛暹羅、愛暹羅人民和暹羅國王的Jek。他在1914 年發表的《東方猶太人》一文中對華人的妖魔化，似乎只是針對那些拒絕成為泰國人、拒絕使用泰國語言、拒絕融入泰國文化和拒絕為國王服務的“壞”華人。

雖然讀者知道巴攀是泰國華人，他的父親很富有，但對他和他家庭的其他信息知之甚少。似乎他的背景無關緊要，就好像他已經從華人家庭的一員變成了泰國人并為人們所接受。

瓦棲拉兀國王并不是唯一一個對泰人和泰國華人的模糊身份感到焦慮的人，在《一個年輕人的心》出版的同時，另一位泰國作家內·巴特（Nai But）發表了一首名為《三聘市場之旅》（Nirat chom Talat Sampheng,1920s?）的詩，描述了曼谷華人區發生的故事。詩中除了對三聘市場的喧囂進行了豐富多彩的描述之外，還提及了以下內容：

小路上擠滿了華人和泰人，

不可避免地相互融合，相互碰撞。

華人與泰人難以區分，

誰是誰？

讓人不禁感嘆，

現代社會把這個地方搞得一團糟。

華人減掉辮子，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泰人。

多么異乎尋常，

人們出乎意料地改變了自己的種族。①該詩英文本版由Supang Chantavanich（1997,256）翻譯并引用。這首詩也見于蘇吉特·旺斯（Sujit Wongthes,2002,263-296)?？ㄙt·特加皮讓（Kasian Tejapira,1992）也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僅僅通過觀察男性的發型就能很容易辨別出誰是華人誰是泰人。

另一部由庫拉帕·賽普拉迪（Kulap Saipradit）撰寫的暢銷小說《展望未來》（Lae pai Khangna），雖然寫于1957 年，但卻讓人感受到了20 世紀20 年代末人們的價值觀逐漸改變，君主專制的影響力在這一時期逐漸減弱。小說中，庫拉帕描寫了曼谷一所貴族學校中存在的社會差異，這所學校與他曾經就讀的學校類似。學生的家庭背景大不相同——有王室子女、富家子弟，也有獲得獎學金的外府學生，還有華人學生。故事是以占拓（Chantha）的視角講述的，占拓是一名貧困的外府學生，對自己在學校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驚訝。學校里有兩個最聰明的學生，一個是直率的泰國學生尼塔特（Nithat），另一個是謙遜的華人學生盛（Seng）。同學們都非常喜歡盛，因為他樂于抽出時間，輔導需要幫助的同學。一次，一位有王室背景的學生吹噓自己祖先的成就時，尼塔特提醒他的同學們說，像占拓的祖先一樣的農民和盛的祖先一樣的華人都應被載入泰國史冊，因為伊桑（Isan）農民和華人也曾為將暹羅從緬甸人手中解放出來做出貢獻（Siburapha [1957] 1974,182-242）。庫拉帕筆下的華人角色性格善良、聰明、忠誠、信仰基督教、心胸寬廣?；蛟S庫拉帕和其他進步人士一樣意識到了重新定義泰國人身份的必要性，認為那些對泰國做出重大貢獻的非精英人士同樣非常重要。對他們來說，泰國史學也應該為泰國華人留有一席之地。

接下來本文將討論一部極具影響力的連載小說，是由卜利查·因他拉帕麗特（P.Intharapalit）撰寫的《邦、尼康、金冠》（Phon Nikon Kim Nguan），首次出現在1939 年，之后連載了30 多年。小說中有3 個主要人物，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名叫金冠（Kim Nguan）的泰國華人。

該系列喜劇小說描寫了3 個富有的花花公子滑稽的冒險故事，這些故事不但滑稽有趣，還反映了許多當時社會的重要問題，記錄了暹羅從1939 年到1968 年發生的事情。小說總共出版了近1000 集，大多數泰國讀者都對它非常熟悉（Wichitwong 2001-02,Vol.1,49）②這部小說在1939 年問世時，需求量非常大，印刷了3 萬份，而同期的其他出版物發行量只有2000份。1939 年這部小說出版了25 集，這意味著僅在那一年就有大約75 萬的閱讀量，充分體現了其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如果把這部小說所有的閱讀量加起來，數字會非常驚人。卜利查·因他拉帕麗特的父親在軍事預備學校教泰語。卜利查也曾是乍甲蓬王子（Prince Chulachakrabongse）和前總理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的同學。。本文將重點關注其中一個主要人物，即富有的華人金冠。

與瓦棲拉兀國王的短篇故事中巴攀的情況相似，讀者對金冠的背景和他的家庭也知之甚少。金冠出生于曼谷華人區三聘街，父親是億萬富翁金柏（Kim Bae），祖父是富商金賽（Kim Sai）。雖然他的父親和祖父說的泰語帶有濃重的中文口音，但金冠的母語是泰語。他也懂中文，因為他曾在當地中文學校就讀，之后進入了著名的易三倉大學（Assumption College），該校教學語言是泰語。他曾被派往國外學習商業運作，回國后，在父親的百貨公司做經理。這家百貨公司名為西維萊·帕尼奇（Siwilai Phanich）或稱文明商業（Civilized Commerce）（ref.Thongchai [2000]）。

為避免讀者過多關注金冠的家庭背景，卜利查僅告訴讀者，億萬富翁金柏在80 歲時去世，緊接著便開始介紹金冠。金冠的母親是泰國人，但作者從未提及他們的泰國親戚。金冠是一位富有的華人，他繼承了存放在3 家不同銀行的1050 萬泰銖，以及埋在家中錫罐里的6 萬泰銖，還有10 家碾米廠，10 家鋸木廠，10 艘貨輪，1 家巴士公司，以及幾十處出租房產。1939 年12 月出版的《父親的后代》（Thayaat Khun tia）這一集中提到，金冠每天的收入超過5000 泰銖，而在那個年代，仆人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0 泰銖。

金冠雖承認自己的華人身份，但也經常說一些關于家人的輕松笑話。當兩個貴族女孩第一次見到金冠時，她們問他是誰以及他是做什么的。金冠說：“誰？我嗎？我是華人，一個出生于泰國的華人之子。我的母親是泰國人，她的姐妹也是泰國人，但我父親的兄弟都是華人。但華人和泰人其實沒什么不同，我們是一家人?！迸兝^續追問他的職業（ah cheep），金冠故意將ah cheep 解釋為“Uncle Cheep”，從而轉移這個問題。他說：“我沒有一個叫Cheep 的叔叔，但我有一個名叫金立（Kim Lee）的叔叔?！迸儛琅卣f她們已經知道他是華人，只是想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泰語翻譯為“tham array kin?（直譯為‘你做什么吃？’）”。金冠故意說他什么都不做，因為做飯是廚師的職責（引自Wichitwong 2001-02,Vol.1,215）。金冠對自己的身份認知是清晰的，他選擇跟從泰國母親這一邊的泰國親屬系統，而不是父親一邊的華人親屬系統。

1940 年12 月出版的《國家授權》（Ratthaniyom）這一集，背景設定在鑾披汶政府發起民族主義運動以團結和激勵泰國人民對抗外國敵人這一時期。這一集中，主角們決定組建一個“國家授權俱樂部”來響應政府的號召，抵制外國勢力對泰國經濟的支配。政府曾敦促泰國人解雇外國雇員，聘用泰國雇員。在同意加入這個俱樂部之前，金冠要求他的公司可以破例不履行這一規定。因為他的公司只有一個泰國雇員，他自己和其他的雇員都是新華人移民（tueng nang）。如果將這些雇員全部解雇，他的公司就會破產。金冠稱公司唯一的泰國雇員是jek kai,這意味著雖然這位雇員聲稱自己是泰人，但在語言和文化方面依然有華人的特征。他的泰國同伴和那一集的讀者也都明白jek kai 的意思。

最初，金冠在卜利查筆下出現的時候，還沒有姓氏。這種情況在鑾披汶政府執政時期發生了改變，當時政府頒布法令要求所有泰國人都使用泰國姓氏。因此，金冠（Kim Nguan）的名字變成了金冠·泰代（Kim Nguan Thaithae）。Thaithae 的意思是真正的泰國人。這種文字游戲不僅只是有趣，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這種新名字的構建再次動搖了“泰國人”的概念，一個華人可以通過改名變成真正的泰國人。金冠還經常在不同場合多次更換名字，有時候他會稱自己為三官·泰提姆（Sanguan Thaithiem），而不是金冠·泰代。

這兩個版本的角色名字說明了身份構建的復雜性，尤其是涉及到華人身份時?！癝anguan Thaithiem”可以翻譯為“保全對泰人的模仿”，這個全泰文的名字說明這個人是一個假泰人，而“Kim Nguan Thaithae”是把中文名字和泰國姓氏結合起來，表明他是真正的泰人。金冠挑釁地聲稱Jek 也是真正的泰國人?？赡苡腥藭?，這兩種情況下，誰更值得信賴？①卡賢對姓名問題的解釋與本人有所不同。他認為“Sanguan Thaithiem”這個名字表明這個人是一個虛偽的騙子，而“Kim Nguan Thaithae”這個名字則暗示金冠對于自己不是一個完全的泰國人而感到內疚和自卑。同時，卡賢還批評了卜利查對中文名字的曲解，認為泰國作者并不熟悉中國文化。他還指出，華人中只有同一輩分的人的名字才會有部分相同，比如“金”。所以，金柏的兒子不應叫金冠，金賽的兒子也不應該叫金柏。（1994,65-75）有趣的是，小說封面上，金冠的卡通形象總是戴著墨鏡，這可以看做是隱藏他“華人”面部特征尤其是眼睛的一種方式，這樣他看起來更像“泰人”，或者說，他是透過“泰化”的眼睛看世界的華人。

卡賢·特加皮讓(Kasian Tejapira)是泰國研究泰國華人的重要學者之一，他也曾寫過關于金冠的身份和商業背景的文章。他曾對金冠試圖出售他的自傳《生于三聘街》（Kerd Sampheng）這一集做出分析。這一集中，金冠堅信他的自傳一定會大賣，因為他在自傳中透露了成功的秘訣。這本精心制作、印刷精美的自傳定價為20 泰銖一冊，目標銷量至少為5 萬冊。然而，與現如今華人的商業手冊暢銷的市場不同，當時的人們對自傳毫無興趣。少數購買這本書的人要么咒罵作者，要么選擇退貨。為了賣書，金冠不惜在每本書中放一張100 泰銖的鈔票，但售價仍為20 泰銖。這一營銷方案使他能夠賣掉所有的書，但卻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這一集出版的同一年，乍甲蓬王子（Prince Chulachakrabongse）出版了《生于帕魯宮》（Kerd Wang Parut）一書，記錄了他從小在祖母（太后）的宮殿里長大的生活。也許卜利查寫《生于三聘街》這一集是在取笑這位昔日軍事預備學校的同窗?！渡谌附帧愤@一集所要表達的觀點是，如果母親是俄國人的乍甲蓬王子可以被視為泰國王子，那么在泰國唐人街出生的中泰混血也應被視為泰國人（Kasian 1994,69）。

在卜利查的筆下，金冠甚至比他的兩個泰國朋友更具有民族主義色彩。金冠總是第一時間對泰國的敵人，尤其是法國人，表現出強烈的憤怒。1893 年，法國人迫使朱拉隆功國王將湄公河以東的領土割讓給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泰法兩國在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爆發戰爭，金冠和他的朋友第一時間志愿參軍，與法國人作戰。他們以步兵的身份入伍，后來成為戰斗機飛行員。他們還收到了戰場任職令，戰爭結束時，金冠晉升成為了中將?？傊?，卜利查想要表明，盡管金冠有著中文名字，但事實上他是徹底的泰國人，而且泰國華人可能比泰國人表現得更像泰國人，所以，他們值得被信任、被提拔，擔任高級軍事職務。

在鑾披汶極端民族主義運動期間（1939—1942 年），華人承受著巨大的同化壓力。經濟領域的民族主義也使華人無法涉足石油產品、出租車駕駛和燕窩貿易等幾個商業領域。許多泰國華人以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加入自由泰運動（Seri Thai movement）。貝·黃帕功（Puey Ungphakorng）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后來成為了泰國央行行長和法政大學的校長。因為貝的父母都是華人，他的名字是中文名字，所以貝在學校備受歧視。他曾說，如果泰國人能夠理解泰國華人所面對的來自華人群體和泰國社會的雙重壓力，就能夠理解華人的艱難處境了。不過貝的母親經常跟他說，他出生在泰國，是泰國人，必須效忠泰國（1973,7-8）。①20 世紀30 年代和40 年代，許多熱心反華且主張泰人應掌握更多經濟控制權的官員，本身就是泰國華人，比如鑾巴立·瑪奴貪（Luang Pradit Manutham）和鑾威集·瓦他干（Luang Wichit Wathakarn）。大多數在泰國出生的華人在20 世紀40 年代就已經被泰國社會同化。許多人加入政府部門并獲得泰國貴族頭銜，成為泰國社會精英。而在其他行業工作的當地華人很快意識到，他們的未來主要在泰國，因此，為了獲得更多的威望、地位和權力，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認同泰國精英群體，這群精英中很多是泰國華人。這種對統治精英的認同可能也解釋了為什么大多數泰國華商都是忠實的?；逝?，他們依賴于君主制，通過對國王慈善項目的大量而頻繁的個人捐贈，獲得精英地位的印記。作為回報，國王會贊助他們子女的婚禮，贊助或主持杰出的泰華商人的葬禮，以提高其聲望。用來自王宮的火焰火化是非常榮耀的，只有高級官員和為國家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有此殊榮，而富有的泰國華商一直是這種王室恩惠的受益者。

本文將研究的下一部小說是《金翅鳥的利爪》（Lep Khrut），寫于冷戰初期。

五、外部的他者：《金翅鳥的利爪》，1956

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中期是東南亞的動蕩時期：法國在越南抗法戰爭中戰??；印度尼西亞面臨著內部政治問題；菲律賓的虎克暴動（Hukbalahap rebellion）尚未平息；馬來亞依然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艱難前行。在參加了朝鮮戰爭之后，泰國政府正在努力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與共產主義進行斗爭。20 世紀50 年代初是泰國冷戰時期的開端。到20 世紀60 年代初，美國頻繁地介入越南事務。泰國新聞和政府聲明將共產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者妖魔化，因為他們擔心泰國當地的華人也會成為共產主義者。

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于1965 年制定了一項針對當地華人及其后代的秘密文件，詳細闡述了各級政府部門對于當地華人具體應采取何種措施。①該文件于1965 年制定并實施，系統地總結了過去、現在和將來將當地華人同化為泰國公民的政策。這是目前所見的第一份詳細闡述了重振由瓦棲拉兀國王開始的華人同化進程的目標與政策的文件。該文件警示，切忌對當地華人采取鎮壓措施，并指出，極端民族主義所采取的旨在消除華人的商業和政治影響力的措施，如關閉華人學校，建立華人社區，取締華人社團及華文報紙，只會導致國內的動蕩，激起華人的怨憤。此外，文件還敦促泰國所有政府機構設法使當地華人成為忠誠的泰國公民。這些政策旨在為華人和泰人營造安全的氛圍，以防止共產主義思潮在華人社區傳播。

政府也應當公正地對待所有忠于泰國的華人，嚴懲那些破壞國家安全的人，大幅減少華人移民的數量，確保那些入籍公民必須放棄他們以前的國籍，贊美為泰國社會做善事的華人和他們的后代，鼓勵華人將名字改為泰文名字，為歸化華人提供平等的權利，并對保留外國居民身份的華人嚴格管制?？傮w方針是采用溫和的政策來同化華人，用國家組織取代華人慈善團體，鼓勵異族通婚，采取能夠降低華人出生率的政策，防止中國政府代表或大使館擴大其影響力，在課程、資金和海外影響力方面對華文學校施加更多的控制，同時為新移民及其子女開辦足量的泰文學校。

《金翅鳥的利爪》于 1956 年出版，作者為查柴·維塞素萬那普（Chatchai Wisetsuwannaphum），筆名為帕農（Phanom Thian）。該書的出版反映了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潛在威脅”正日益加劇，同時也是在利用或回應泰國公眾對國外共產主義威脅的恐懼。當時這部小說在Ploenchit 周刊上連載了14 個月。不僅如此，雖然完結時小說長達3000多頁，但是首次印刷量達到了10 萬份，這在當時，甚至到今天，都是已出版小說首印量的最高記錄。雖然也有其他同類型的犯罪小說出版，但《金翅鳥的利爪》是這類型小說中第一個大規模流傳的作品。小說曾多次重印，還被改編成一部非常成功的電影。

小說中，泰國特勤局和警察試圖滲透并摧毀一個華人秘密組織，該組織曾向泰國華商勒索錢財。在潮州方言中，這個秘密組織被稱為Sing Eng，意為雄鷹。該組織在曼谷建立了分支機構，便于非法進口武器支持馬來亞的獨立斗爭。眾所周知，日本戰敗后，英國重返馬來亞，馬來亞的獨立斗爭就此開始，這也導致馬來亞于1948 年進入緊急狀態。武裝斗爭是由馬來亞共產黨發起的，領導人是出生于馬來亞的華人陳平（Chin Peng）。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更名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MRLA），以抗擊英國人的壓迫。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大部分成員是華人，也有少數馬來人、印度尼西亞人和印度人。小說中，Sing Eng 組織（泰國當局將其命名為Lep Khrut，即小說名“金翅鳥的利爪”）與馬來亞共產黨人聯手幫助馬來亞民族解放軍采購武器。Sing Eng 組織的殺手開始謀殺有名的泰國華商，以恐嚇其他人為其捐款，暗殺武器是金翅鳥或雄鷹的利爪。

泰國當局調查“金翅鳥的利爪”組織的行動由幾位年輕勇敢的警長和偵探領導。他們的秘密武器是一位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陸軍中尉功·薩拉戈特（Khom Sorakupt）。他曾參加朝鮮戰爭，精通英語、法語和幾種中國方言。此外，他還是一位神槍手和近身格斗專家。同時也是一個非常討女人喜歡的男人，十足的無賴流氓。功假扮成一個剛剛死去的罪犯，名叫奇普·朱差（Cheep Choochai），他們長得十分相像。因為有了奇普這個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身份，功很快被“金翅鳥的利爪”雇傭，幫助他們復原一個鷹的雕塑，雕塑里隱藏著可以幫助該組織統治世界的秘訣。

小說開篇，一群“泰人”警察正在討論近期一位著名的泰國華商被謀殺的事件。他們對這位華商發表了負面的評論，貶低他不是真正的泰人，只是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了泰文名字。他們還討論了保護另一位名為魏坤（Wikun）的商人的任務。盡管魏坤說著一口流利的泰語，舉止也與其他泰國人無異，但警察仍然開玩笑地用普通話稱他為Ma Yu Lung，或用潮州話稱他為Bae Yu Lung。他們還用帶有中文口音的泰語來取笑華人，并在談話中使用諸如“是”等常見的中文詞匯。盡管魏坤拒絕警方的保護，但泰國當局規定必須保護所有泰國公民，包括泰國華人。

讀者很清楚，小說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泰人，他們的任務是保護當地友善的泰國華人免受外來者的傷害。小說中男反派都是外國人，大部分是來自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和中國大陸等地的華人，有著諸如Peter Wong、Tunku Gustafa、Dr.Hang Lee、Dr.Fung Tian以及Ignitius Sung 這樣的名字。女反派則為華人、錫蘭人和馬來人，有著充滿異域情調的名字，比如Feuy Aian、Kinaree、Euphrasia Rose 以及 Pridahanam。守衛“金翅鳥的利爪”總部的是來自中國海南的華人戰士。雖然其中一名殺手是在泰國出生的華人，但他從未登記成為泰國公民，這使他成為一個“外部的他者”。

由功假冒的奇普努力尋找由白金制成并走私到泰國的雄鷹雕塑碎片，與此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特工也來到曼谷尋找這些碎片，但奇普竟奇跡般地第一個找到了。過程中，他不得不躲避泰國警察和騙子，一路上殺死了許多重要人物，也誘騙了許多女性。

“金翅鳥的利爪”還在泰國多處設立了行動小組，協調走私武器。為首的是秘密進入泰國的兩位中國科學家——一位經營鑄造廠，另一位擔任中式寺廟的住持。在警察的幫助下，奇普摧毀了這些行動小組，并殺死了這兩名領導人。然而，該組織的最高領導人比奇普消滅的兩人更狡猾、更危險。

這個躲在暗處的人物名叫張素良，他是薩克斯·羅默（Sax Rohmoer,1917）創作的可怕的傅滿洲博士的泰國版。傅滿洲邪惡的電影形象全球知名，使得“邪惡”與“華人”永久聯系在一起。①泰國讀者對薩克斯·羅默很熟悉，因為瓦棲拉兀國王曾將《金蝎子》（The Golden Scorpion）翻譯成泰語。參見Ram Chitti（2004）。伊萊恩·金（Elaine Kim,1982,4）斷言，陰險的傅滿洲這個電影角色塑造了一個典型的邪惡的華人男性形象。小說和電影中對張素良的描述是對傅滿洲的經典模仿。兩人都是華人男子，身材修長，臉型瘦削，眼睛細長，留著長長的八字胡和細長的山羊胡。實際上，泰國的張素良強化了歐洲的傅滿洲形象，以至于這兩個名字已成為同義詞，在許多泰國兒童和成人的心中留下了陰影。

張素良的意圖不僅僅是向馬來亞提供走私武器，他還有更大的野心。他決心統治世界，使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他癡迷于尋找雄鷹雕塑，因為在白金貼面下藏著一種比氫彈或原子彈更強大的武器的制造方法。該武器是一種宇宙射線，可以摧毀任何它瞄準的東西。一位德國猶太科學家在被綁架到俄羅斯后發明了這種死亡射線。斯大林去世后，這個秘密被刻在了這座雄鷹雕塑上，后來雕塑被分成了六塊，通過走私，先運到香港，后來又運到了泰國。

張素良和他的追隨者作為危險的外來者，之所以能夠在泰國自由活動，是因為他們可以隱藏于廣大的華人社區，尤其是三聘街。這部小說將三聘街、耀華力路描繪成一個連泰國警察都無法巡邏和控制犯罪的外國區域。不過實際上，警察和華人幫會曾在這里有過激烈的打斗和槍戰。

對泰國警察來說，進入華人區就像進入一個專門為華人服務的外國世界，在那里，遍地是餐廳、夜總會、賭場和酒吧，且中文是通用語言。警察必須偽裝成華人在那里辦案。甚至華人區的流氓和騙子大多也是華人，警察輕蔑地將他們描述為“來自唾沫國的戰士（nak buu chat khak thui）”，暗諷華人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的不良習慣。②或許是效仿歐洲人對隨地吐痰的厭惡，尤其是對底層華人，泰國人也抓住了這種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例如，為了制止中國人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英國當局曾在香港植物園張貼了禁止隨地吐痰的標識。本人最近訪問香港的圣公會中學時，驚訝地發現校園里竟也張貼著這樣的標語。而且因為警察將華人區視為外國世界，這里的居民也被視為危險的“內部的他者”，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法律限制的情況下被迅速處置。小說中的主角之一警察隊長格利特·剛超（Krit Kamchorn）曾將一名華人匪徒絞死。此外，他還曾處決了“金翅鳥的利爪”的殺手王彼得（Peter Wong），因為后者謀殺了一位女線人。

最終，泰國警察的雷霆手段和對外來華人不法分子的法外處決方式使泰國當局消除了張素良帶來的威脅，消滅了他的秘密組織和意圖用來征服世界的武器。在張素良被處置之前，他對馬來亞自由戰士的背叛最終被揭露出來。對外來華人的妖魔化足以讓泰國警方對華人直接使用武力，而不用擔心法律程序或后果。雖然《金翅鳥的利爪》對泰國華人的個人生活描述并不多，但讀者卻能通過這部小說了解曼谷的華人社區——三聘街。然而，雖然小說中的華人區讓人覺得熟悉，但作者將其描繪成了一個不同于人們認知的地方，一個甚至對泰國警察和特工來說都很危險的地方。小說中的華人都是間諜、職業殺手、流氓、秘密組織成員、跨國商人、告密者等反派人物。華人再次成為泰國社會的威脅，不過這次，威脅來自于外來的華人。

作為泰國作家，卜利查和帕農都對華人的生活和奮斗史知之甚少。他們無法對在泰國長大的幾代華人所面臨的困境產生共情。像大多數泰國人一樣，他們認識很多泰國華人，并與他們交朋友，但作為泰國作家，他們依然無法從華人的角度描寫華人。不過，當泰國華人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并能夠自信地寫出自己作為泰國居民和公民的歷史時，這種情況就會得到改善。在幾十年的沉默之后，華人終于掙脫了“他者”的身份枷鎖。

六、回應官方對華人性的質疑：《南風吹夢》（Jotmai jaak Muang Thai,1970）和《我的祖父》（Yu kap Kong,1976）

20 世紀60 年代末，沙立—他儂—巴博①分別指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于1958 年10 月至1963 年12 月擔任泰國總理；他儂·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于1958 年1 月至1958 年10 月以及1963 年12 月至1973 年10 月擔任泰國總理；巴博·乍魯沙天(Praphas Charusathien)，于1958 年1 月至1958 年10 月擔任泰國副總理?！g者注模式的獨裁政權不再能牢固地控制泰國社會。越南戰爭時期的戰時經濟給泰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新的基礎設施和更好的高等教育，這些都有助于擴大城市中產階級的隊伍。②這一觀點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98）提出。泰國華人群體從中獲益良多，變得更加富有，受教育程度也更高。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到商業和銀行業，以及高等教育、政府、軍隊和政治領域。他們成為受過教育的新中產階級的成員，甚至成為權力精英群體的成員，準備從舊官僚主導的精英手中接過權力棒。因此，他們自信滿滿，躊躇滿志，渴望講述他們的成功故事。新一代受過教育的華人不再懼怕瓦棲拉兀國王所描繪的負面形象。

20 世紀70 年代早期，泰國政府十分擔憂美國即將從越南撤出，以及共產主義思潮可能會蔓延到泰國。當時，泰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CPT）已經開始在泰國北部、東北部和南部的外圍地區活動。泰國當局對泰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和泰國華人領導人感到擔憂。這與當年瓦棲拉兀國王擔憂共和意識形態的傳播是一樣的，其核心都是擔憂當地華人的忠誠度。泰國政府需要想辦法安撫泰人及華人，讓他們相信他們是同胞，應該忠于自己的國家。

從《金翅鳥的利爪》中可見，許多泰國人對華人群體的忠誠度感到焦慮。小說中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明確區分外部（壞）華人和內部（好）華人。而本文接下來將要討論的兩部小說是最早關注泰國國內本分良善的華人的生活、奮斗和成功的作品。這兩部小說從華人移民的角度講述了華人在泰國站穩腳跟并取得成功的心路歷程，出版后，很快被泰國當局接納，并用以教育泰人和華人要和平共處。兩部小說均獲得了著名的文學獎，并被選為泰國中學生的必讀書目。泰國當局希望借此消除民眾對泰國華人的恐懼，讓普通民眾相信泰國華人也是泰國人；同時提醒泰國華人，泰國的安全與繁榮與他們息息相關。

1970 年，《南風吹夢》一經出版，立即成為暢銷書，同年獲得東南亞條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優秀文學獎。值得一提的是，東南亞條約組織成立于1954年，是一個區域性反共組織，成立的目的是支持南越的合法性，并確保在泰國和菲律賓等美國盟友受到外國敵人攻擊時，美國會前往救援。①關于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信息，參見George McT.Kahin（1986,71-75）?！赌巷L吹夢》的作者是牡丹（Botan），本名為殊帕·詩麗新合（Supha Sirisingh）。與之前討論的作品的作者不同，牡丹是華人，而不是泰人。她的父親田世立(音)和母親吳賽唐(音)是潮州移民，以種植和出售檳榔葉和柚子為生。牡丹成績優異，在全國高考中獲得第13 名。后來，她在泰國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學文學院學習，該校也是著名的?；逝?。

《南風吹夢》已被翻譯成日語、中文、荷蘭語、法語、英語、他加祿語、波蘭語、德語和希伯來語。1975 年，恰逢越南戰爭結束，泰國教育部選擇這本小說在泰國所有學校用以教授社會研究，其目的是讓所有泰國公民理解并感恩泰國華人為泰國繁榮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與《東方猶太人》不同，《南風吹夢》表現出了對華人移民在泰國取得成功所經歷的努力和艱辛的同情。也許《南風吹夢》中的華人家庭代表了瓦棲拉兀國王所認可的華人類型，他們的后代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就變得像《一個年輕人的心》中的巴攀一樣，拒絕接受其父母的華人文化。這里需要重申一點，瓦棲拉兀國王和大眾普遍認可的一種說法是，華人只帶了一個草席和一個枕頭來泰國尋求國王正義慷慨的保護。只要泰國華人堅持他們在泰國社會中所處的公認的地位，他們就會被認為是泰泰國社會中優秀的且對社會有貢獻的成員。

《南風吹夢》開篇描述了一位虛構的泰國國家警察局警長薩拉·森圖塔瓦（Sala Sintutawat）。薩拉透露，在逮捕一名從中國叛逃到泰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共產黨人時，警方發現了一捆著名華商陳璇有（音）寫給他遠在中國的母親的信。這名叛逃者是一名郵遞員，他收了郵寄費卻從未把信送出。而令人費解的是，這名郵遞員一直保存著信件，并帶到了泰國。這些看起來很可疑的信件被警方沒收，隨后被翻譯成泰語。這一捆信總共有96 封，第一封寫于1945 年，當時陳璇有還是個小男孩，剛到泰國。最后一封信則寫于1967 年。獲得陳璇有本人的同意后，警方公布了這些信件的內容，盡管其中一些信件含有對泰國文化和泰國社會的負面評論。讓陳璇有感到遺憾的是，他的母親從來沒有機會讀到這些信，而他也從來沒有收到她的任何回信。

關于公布信件內容的原因，薩拉警長是這樣解釋的：

我很清楚，這些信的很多內容會令人反感，有的還很愚蠢，肯定會讓泰國人生氣，甚至會阻礙華人融入泰國社會的進程，而這一進程的持續成功是使泰國在東南亞國家中處于有利地位的關鍵。然而，我依然認為，泰國人民應該閱讀這些信件內容，并終將會從中受益。公開信件內容不僅是我作為警察的一項工作，更是一種不能推脫的責任……我是一個泰國人，一個愛國者，一個關心泰國人民榮譽的人，和大家一樣。我建議大家以開放的心態閱讀他的信，客觀公正地思考他想要表達什么。（Botan 1982,7）

盡管小說是虛構的，但它詳細記錄了一個年輕移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的社會交際、工作、感情生活、生意往來、對新家和新環境的看法，以及他對泰國的價值觀和做事方式的或褒或貶的評價。這部小說，就像一面鏡子，既反映了在泰國生活和工作的華人移民的形象，也反映了他們對泰國人的看法。因此，泰人和華人讀者都可以從中了解彼此以及他們共同生活的社會。

陳璇有在信中描述了他1945 年乘船抵達暹羅的情況，同行的還有村里另外兩個年輕人。信中寫道，在母親的教導下，他的算術和寫作能力突出，因此得到了一份記賬員的工作，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陳璇有認為，泰國人更看重文憑，而中國人更看重實用的知識和真正的技能。因此，泰國的孩子希望通過就讀名校，在畢業后能找到一份輕松的工作，但沒有人教導他們要努力工作（同上，第1 封信）。他向母親抱怨說，泰國人只用一半的時間工作，而且只付出50%的努力；而中國人做任何事都會付出百分百的努力。（第15 封信）

因為陳璇有是公認的博學之士，所以老板要求他教導自己的兩個女兒。最后，他還娶了老板的大女兒。在攢足了資金后，陳璇有開始自己做進出口生意。不久之后，他開了一家面包店，變得富有起來。朋友阿金（Gim）也在陳璇有的公司工作，娶了一位名為差芭（Chaba）的泰國女子。差芭的媽媽并不介意女兒嫁給華人，因為她認為嫁給華人意味著他們“每天都能吃豬肉”。（第26 封信）

婚后不久，差芭的父親因為醉酒掉進運河溺水而亡。而前來參加葬禮的賓客卻在葬禮上喝酒、賭博、吵架，陳璇有和阿金對此感到十分驚訝（第28 封信）。泰國人似乎知道如何活得好，如何享樂，如何過輕松的生活。但對華人來說，這種行為只意味著他們懶惰和不負責任。泰國人總是面帶微笑，但他們經常喝威士忌喝到爛醉。華人驚訝于泰國人不僅喜歡彼此打斗，他們還喜歡其它各種打斗——斗魚、斗雞，甚至斗牛。（第33 封信）

瓦棲拉兀國王曾指責華人財迷心竅，以至于為了積累財富不惜一切代價，而這部小說中的華人則認為泰國人過于懶惰，工作僅僅是為了賺點錢享受生活。陳璇有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泰國人和中國人有著不同的職業道德——“泰國人當然可以做到像我們一樣努力工作，但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理由需要‘像Jek 一樣工作’”。（第19 封信）

陳璇有還向母親解釋了他不喜歡泰國官員的原因。在一封信中，他提到政府職員們只是看著報紙，四處閑蕩，等著別人行賄。他哀嘆地區官員喜歡睡懶覺，從不準時上班；工作期間，總是對華人十分傲慢，而且至少會花兩個小時吃午飯。陳璇有并不介意納稅或者賄賂官員，但他會因等待泰國官員所浪費的時間而感到憤怒。

關于華人的老套笑話也讓陳璇有很惱火。一個常見的笑話是，華人非常貧窮和吝嗇，他們在吃粥的時候會在餐桌上懸掛一條咸魚。對泰國人來說，最有趣的是，華人媽媽會警告孩子不要一直盯著咸魚，否則晚上睡覺時會非?？诳?。1947 年，陳璇有買了臺收音機，卻奇怪地發現沒有中文節目。他嘲弄道：“難道他們不知道華人才買得起收音機嗎？”（第29 封信）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陳璇有決心要生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將來為他送葬。他的第一個孩子確實是個兒子，取名為榮欽（Weng Kim）。榮欽在學校里說泰語，而在家里，父親要求他只能說中文。盡管榮欽生來就是泰國公民，但父親希望他能保留自己的中國文化和傳統。陳璇有還堅持讓全家人使用筷子用餐，而且只允許喝水。他告訴孩子們，泰國人喝飲料只是為了向別人證明自己不窮。

榮欽在讀完四年級后便輟學了，開始在父親店里當學徒。泰國人希望他們的孩子上學，是為了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與之相反，中國人通常已經預先確定了每個孩子將來做什么來幫助家族積累財富。榮欽對父親感到不滿，因為他想成為一名教師，而父親卻想讓他成為一名商人。（第54/58 封信）

在泰國生活了16 年之后，陳璇有感覺到自己和孩子們的華人屬性正在消失。首先，他的獨子榮欽十分叛逆，而且與一位年長的泰國妓女私奔了。其次，他的小女兒就讀于泰文學校并從泰國大學畢業。她在讀大學期間遇到了泰國丈夫溫玉（Winyu）。令陳璇有驚訝的是，他對這位泰國女婿居然頗有好感。陳璇有對泰國文化和泰國人的負面看法大多是基于他與工人的接觸。最后，作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商人，陳璇有當選為華人商會的會長。他知道自己必須在官方場合使用泰文名字，盡管他仍然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第61 封信）。1961年，他們全家去區政府把名字改成了泰文名字，這意味著他們正式融入了泰國社會。區政府官員選擇了Thaiyunyong（意為永遠的泰國人）作為他們的新姓氏。陳璇有認為地方官員這樣做是為了嘲笑華人。他的四個孩子也分別改名為Withya、Duen-Penh、Maliwan、Ploy-jarat，他覺得這些名字很糟糕。（第68 封信）

不久之后，悲劇發生了，陳璇有的妻子在車禍中喪生，他們的面包店也被一場大火燒毀了?；馂暮?，陳璇有和他的小女兒及女婿一起生活。陳璇有曾忽視小女兒的成長過程，因為他一直還想再要一個兒子。然而這種忽視反而讓小女兒能夠不受家庭阻礙，適應泰國文化和社會。在與自己的女婿和親家母蘇瑯（Surang）女士一起生活后，陳璇有開始意識到這兩人與華人一樣努力工作。盡管陳璇有的親家母只是一位在街邊制作和售賣糖果的普通女性，但他尊稱其為“Khun Surang”（蘇瑯女士），他對普通泰國人的尊重正是由此開始。蘇瑯女士對陳璇有很好，從她身上，他發現了泰國人有一種信念——即使沒有很多錢也可以很快樂。最后，陳璇有不僅帶著家人改了名字，而且對泰國和泰國文化的看法也有所改觀。他變得更加“泰國化”，決定把自己的財富分給孩子們，這樣他就可以過上簡單的生活，而不是一直追求更多的財富。（第95 封信）

因此，可以說《南風吹夢》講述的是一個華人移民白手起家的故事。這部小說讓華人重新審視他們眼中泰國人的弱點和缺陷，就像瓦棲拉兀國王在《東方猶太人》中對華人所做的一樣。這部小說意義重大，因為它以一種嚴肅的方式揭示了華人移民為了在新環境取得成功所必須應對的事情。他們所要面對的不僅是離開自己原本生活的家園，而且還面臨著失去自己文化和傳統的風險。這種特殊的敘述方式不僅強化了華人移民“帶著草席和枕頭”來泰的固有印象，而且是最早詳細描述家庭生活的故事之一。小說中，這個家庭僅經歷兩代人的時間就被同化的故事，一定會引起泰國政府極大的興趣。

不出所料，泰國教育部將《南風吹夢》選為中學生社會研究課程的必讀書目。這部小說讓泰國年輕人了解到華人的奮斗歷程以及他們對泰國社會的貢獻。同時它也提醒著在泰文學校就讀的華人后代，成為泰國人也是正確的選擇。小說還包含了對部分泰國文化和行為的建設性批判，譴責了泰國官僚，尤其是地方官員，并提醒他們不要懶惰，不要歧視華人。文化差異的調和以及對兩種文化好與壞的認識，向年輕一代傳遞了積極的信號。不僅華人需要融入主流文化，作為社會主流的泰國人也要學會努力工作，學會做出犧牲，接納當地華人特別是他們的后代，將他們視為泰國同胞。

在泰國教育部將《南風吹夢》選為學校的官方讀本一年以后，另一本關于華人移民的小說《我的祖父》出版了?！段业淖娓浮烦霭嬗?976 年，作者是差勒·羅普林（Chalerm Rodplin），他的筆名是玉·卜拉帕（Yok Burapha，意為東方之玉）。①該作者對如何利用華人的商業秘密成為成功商人十分感興趣。他還曾撰寫《以華人的方式做生意》（Kha baeb Jiin,1980），書中包含了普通華商如何在泰國白手起家的建議。有趣的是，作者選擇使用“東方之玉”這個筆名來寫關于泰國華人的小說，讓人不禁聯想到瓦棲拉兀國王的《東方猶太人》?！癥ok Burapha（Jade of the Orient）”這個筆名是對“東方猶太人”（Jew of the Orient）的一種調侃。把“Jew（猶太人）”變成了“Jewel（珠寶）”，也就是“Jade（玉）”——把一個微小的東西變成了有價值的東西——表明華人不是社會和經濟上的寄生蟲，而是值得珍惜的珍貴寶石。

雖然作者從未公開承認他是華人，但種種跡象都表明他有華人血統：玉·卜拉帕的家族經營著一家碾米廠，一般做這個行業生意的都是華人；他是與住在曼谷華人區的親戚一起長大的；他畢業于法政大學，之后成為職業作家，他出版的小說中有多部是關于泰國華人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部關于華人的小說《我的祖父》在1976 年獲得了著名的全國出版發展委員會圖書獎。與《南風吹夢》一樣，泰國教育部將這部小說也選作泰國文學課的補充讀物。這部小說已被拍成電影（1979）和電視?。?993），并作為漫畫書（2005）和名言集（2005）出版。泰國政府也多次用這部小說來強化華人是“模范的少數族群”，華人對能夠來泰國定居十分感恩。

小說中，作者兼敘述者將自己代入第一代華人移民阿公（Ah Kong）的孫子小玉（Yok）的角色。玉·卜拉帕的意圖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他寫道：

我相信所有在泰國的華人都熱愛這片土地，國王的保護給了他們巨大的幸福和自由，所以他們報以感恩之心和忠誠之責。甚至完全可以說，除了泰國，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使華人感受到這樣的幸福。

有些時候，華人或他們的后代造成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惹惱了這個國家的主人，但請理解，這些騷亂是由少數人引起的。

華人來泰國尋求慷慨正義的國王的保護，泰國及其人民從來沒有責怪過正直守信的華人，這個信念早已在華人心中根深蒂固。正因為有這種深深的、不可動搖的感激之情，才使得像祖父這樣的華人越來越多。②本部分節選自《我的祖父》引言部分，曾被Natthanai Prasannam（2007）引用，本部分英文為本文作者翻譯。Natthanai 以葛蘭西（Gramscian）的霸權概念（hegemony）和阿爾都塞（Althusser）的質詢概念（interpellation）作為分析工具來研究玉·卜拉帕所寫的《我的祖父》，是一篇非常優秀的論文。Natthanai 在論文中引用了幾篇研究泰國文學中華人形象的論文，例如Jatuphorn Mahaphrom（1994）、Nittha Chanthapanyasilp（1998）和Phatcharee Warasai（1993）等人的文章。

與《南風吹夢》類似，《我的祖父》同樣描述了第一代華人移民的生活，講述了他們為了生存、工作、家庭以及處理文化沖突所做出的努力；與之不同的是，《我的祖父》的主角阿公盡其所能地為他的新家和泰國人民說好話。他總是提醒孫子，對泰國的愛是最重要的價值。當其他華人批評泰國和泰國文化時，阿公會批評這些華人，在這方面，阿公是其他華人的榜樣。

針對《東方猶太人》提出的擔憂——華人總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意與當地人通婚，玉·卜拉帕借阿公之口斥責了那些看不起泰國人的華人。阿公極力主張華人應當與泰人通婚，而不是保持種族純潔。他認為抱怨泰國的華人應該回到中國去。對于阿公而言，泰國人可能不擅經商，但在其他行業工作非常努力。他認為泰國人和華人一樣努力工作，努力種植水稻養活國家，這與官方宣傳的泰國農民是“國家的脊梁”的說法相呼應。

雖然阿公的泰語并不好，但他會讓孫子把泰國國歌翻譯成中文。國歌開始的歌詞宣稱泰國是泰人的領土，但他似乎對此并不介意。事實上，他欣然承認華人是泰國的客人，應該對可以在泰國居住永懷感激之情（Yok Burapha 1976,104）。小說中，小玉詢問祖父為何如此熱愛泰國，祖父并沒有立即回答，而是等到國歌最后一節結束時才說：“阿公將在這片土地上死去”（Yok Burapha 1976,104）。

七、讓華人重回泰國史學：尼迪·伊奧希翁（Nidhi Eoseewong）和蘇吉特·旺斯（Sujit Wangthet）

20 世紀80 年代，著名歷史學家尼迪·伊奧希翁（Nidhi Eoseewong）和頗具爭議的作家蘇吉特·旺斯（Sujit Wangthet）先后出版了幾本書，撼動了泰國官方史學的核心，即淡化非泰人對泰國的貢獻?？偟膩碚f，這些激進的書籍讓華人在塑造泰國歷史的過程中占據了更重要的位置。這些書籍和其中所體現的觀點吸引了華裔作家，使他們不再躲藏，而是站出來講述更接近真實歷史的故事。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加上泰國華人家族在政界和商界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無疑促成了更多關于泰國華人的新奇的、大膽的、貼近現實的文學作品的產出。

尼迪于1982 年發表了一篇名為“資產階級文化和早期曼谷文學（Watthanatham kadumphi kap wannakam ton Rattanakosin）”的長篇論文，紀念曼谷王朝建立兩百年。這篇論文以文學作品為研究資料，研究了資產階級文化的興起，證明資產階級文化在1855 年《鮑林條約》（Bowring Treaty）①1855 年英國駐香港總督J·鮑林代表英國政府與暹羅（今泰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又稱《英暹條約》?！g者注簽署之前就已經出現，歷史學家認為這一年標志著現代暹羅的開始?！鄂U林條約》損害了暹羅的主權，迫使暹羅開放自由貿易和強加的治法外權。尼迪認為，本土資產階級的出現早于自由貿易的開放，這一點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尼迪還指出，新興的資產階級包括王室及其家族、貴族和被選入國王麾下的富裕的華人家族。這一觀點將當時的華人精英家庭視為幫助新興資產階級興起的“本土”力量（2005）。

幾年后（1986 年），尼迪又拋出了一個“重磅炸彈”，他出版了《吞武里王朝時期的政治》（Kanmuang samai phrachao krung Thonburi），在這本書中，他對傳統版本中吞武里王朝時期鄭信國王的英勇事跡和悲劇死亡提出了質疑。在泰國編年史中，鄭信國王出身貴族，因為他的母親是貴族。而尼迪的研究認為鄭信的母親是被迫嫁給了來自中國汕頭的富商，她并不是貴族而是華人，因此，鄭信是血統純正的華人。尼迪對華人（Jiin）與當地的泰國華人（Jek）做出了明確的區分?！疤﹪A人”指的是在中泰雙語文化背景下長大的人。正是因為鄭信的種族身份，讓他先后在尖竹汶和吞武里得到華人社區的支持，這為他抗擊緬軍、解放暹羅的戰斗提供了資金支持。即便在他成為國王之后，鄭信依然使用他父親的姓氏與中國（清朝）保持外交關系。尼迪認為鄭信的敗落不是因為他的宗教幻覺，而是因為他在政變中被將軍昭披耶·卻克里（Chaophraya Chakkri）廢黜了。這位將軍就是后來的國王拉瑪一世，他建立了現在的卻克里王朝。同時，學者們還注意到，拉瑪一世的母親也是華人，因此，這也提醒了泰國人應該感謝這兩位實際身份是泰國華人的國王。

蘇吉特于1987 年出版的一本薄卷更有效地將泰人從他們自己的歷史中分離出來，其書名為《中老混血》（Jek pon Lao），這本書非常暢銷。當時蘇吉特剛剛從老撾訪問回來，受到啟發，寫下了泰國兩個少數族群的故事，這兩個族群在泰國一直飽受偏見與歧視。蘇吉特在書中聲稱如今的泰國人實際上是中國人和老撾人的混血。他暗示，泰人不再是一個定義明確的民族，而是一個由多種族群和文化組成的民族。此外，泰國各個族群也為現代泰國建設做出了貢獻。如果泰人是中國人與老撾人的混血，那么任何人都不應該為自己的家庭背景感到慚愧。即使一個人的家庭與中國有血脈聯系，也不需要屈從于官方認可的感恩、順從的華人形象。泰國既屬于華人，也屬于老撾人、印度人、高棉人、泰人以及其他族群。在對族群和歷史的概念重構過程中，華人的文化和他們在泰國生活的故事也成為了泰國文化和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弱勢群體掌握話語權：《龍騰暹羅》（Lod Lai Mangkorn,1990）和《新唐》（Sing Tueng,1996）

無論是把泰國華人當作是泰國社會中定義泰國人的外來因素，還是當作被迫接受泰國國王和人民慷慨饋贈的懇求者角色的少數族群，都默認了泰國華人是泰國社會中危險的他者，那么相對于泰國主流社會來說，泰國華人就是“亞群體”。目前本文所回顧的文學作品中對泰國華人的描述都是壓抑的。雖然最后兩部小說是由泰國華人作家所寫，但也表現出了因泰國政府對華人中國性的質疑所造成的華人自卑心理。而本文接下來將要討論的兩部小說則摒棄了華人溫順和邊緣化的刻板印象。

到20 世紀90 年代，泰國社會已經經歷了十多年的兩位數經濟增長。在越戰期間和緊隨其后的沙立時代，泰國推行的發展和結構變革政策，推動了經濟和教育的繁榮發展，中產階級也隨之迅速發展壯大。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大學，其中許多是泰國華人。畢業后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曾經是大學生們的理想職業，而如今，政府機構沒有足夠的崗位容納這么多的大學畢業生。畢業生便流向了薪水更高的私營企業。在首都和省會城市中新崛起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泰國華人中產階級變得更加自信，開始質疑既定的泰國華人在泰國社會和文化中的處境和地位。全球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泰國的銀行業、初級制造業、進出口貿易、零售業以及酒店和度假村等行業的發展，使涉足這些行業的泰國華人家族受益良多。這些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化也影響了泰國華人的文學作品的產生。

巴潘宋·色維昆（Praphatsorn Sewikun）是接下來要討論的兩部小說的作者，他聲稱自己是泰人，但也有華人親戚。他說他的家庭是唯一一個生活在曼谷大秋千（Sao Chingcha）華人聚居區的“泰人”家庭（Phib 2002）。①年幼時，巴潘宋的父親曾教他創作泰國古典詩歌，并鼓勵他寫作。后來巴潘宋加入泰國外交部，先后被派往老撾、土耳其、德國和新西蘭等地。國外任職期間，他在幾所大學學習，最終獲得了學士學位。即使在擔任外交官期間，巴潘宋依然堅持創作小說和短片故事。他總共出版了60 多部小說。他的成功也獲得了同行們的認可，并當選為泰國作家協會（Thai Writers Association）主席。他是在華人中長大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能夠以深刻的洞察力來描寫華人的生活。他提到，曾給外婆讀過中國小說，年輕時還喜歡研究泰文版的《三國演義》。因此可以說，巴潘宋代表了許多有華人血統卻不再認可自己華人身份的現代泰國人。

《龍騰暹羅》于1990 年出版，是巴潘宋在泰國駐土耳其大使館任職期間寫成的。②巴潘宋還寫過另一部小說，名為《黃金帆船》（Samphao tong,1998），講述了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一個家庭被迫面臨破產的故事。這部小說是他在新西蘭任職期間完成的。僅在那一年，他就寫了8部小說。同年，這部小說在國家書展獲得優秀獎。像前文所提及的兩部小說一樣，這部小說極受歡迎，也曾被改編成電視劇。與原著小說本身的讀者相比，電視劇的受眾范圍要大得多。電視劇受到了泰國華人觀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認為電視劇更真實地描繪了他們自己家庭的生活。與瓦棲拉兀國王在《東方猶太人》中所暗示的不一樣，這部小說和電視劇突出了中國文化的良好價值觀，展示了泰國華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此感到非常欣慰（Kasian 1994）。

《南風吹夢》和《我的祖父》所講述的都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故事，《龍騰暹羅》則不同。前兩部作品的敘述者和主角都是移民，而《龍騰暹羅》是以第三代泰國華人的視角來寫的，就像這本書的作者，他長期接受泰國文化而非中國文化的熏陶。從文化角度來看，他是一個泰國人。小說講述的是現代故事，讀者只能從主人公告訴其子孫的事情中了解過去。只有主人公和他前兩任妻子以及在泰國境外出生的孩子有中文或英文名字，其他人都只有泰文名字?？紤]到家族的華人血統，那些有泰文名字的人沒有昵稱。小說中的主人公被稱為“祖父”，用的是泰語的“Poo”，而不是像《我的祖父》中一樣用的是中文的尊稱“Kong”。敘述者是主人公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大兒子的孩子。他的姓名和性別從未被提及，他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但他的敘述口吻非常像泰國人。

這部小說講述的是徐潘易家族成員的故事。20 世紀20 年代，年輕的良·徐潘易（Liang Suephanich）來到暹羅，當時恰逢拉瑪六世統治末期、拉瑪七世統治初期。他在中國結了婚，并育有兩子，新中國成立后，良把他們接到了泰國。隨后，良把兩個在中國出生的兒子送到了中國香港學習。良的第二任妻子是泰國華人，兩人育有三子兩女。晚年，良與一位來自泰國北部的年輕女子結婚，并生育了一子一女。小說詳細描繪了生活在同一個大院的徐潘易家族三代人內部的陰謀、爭斗、悲劇、成功以及經營生意的方法。

起初，良是做苦力的，后來攢夠本錢開了一家小型進口公司。他把公司經營得非常成功，后來用日本淘汰的機器建立了一家紡織廠，在泰國生產棉布售賣。棉布更受泰國人喜愛，也比尼龍和人造絲更便宜，而且此時日本公司已經開始轉型生產合成纖維織物，良的公司正好填補了泰國棉布市場的空缺。后來，良的生意從制造業拓展到了金融業，在香港和曼谷成立了幾家金融和投資公司。他的孩子大多在自家工廠和各個金融企業工作。徐潘易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成員都被送到泰文學校和泰國的大學學習，還有幾個被送到中國香港和美國留學，良的一個兒子甚至還在美國拿到了工商管理博士學位。小說中提到良在生意上的投資、虧損和利潤的金額都是數億泰銖，這說明他非常富有。

這部小說文筆流暢，通俗易懂，吸引了許多泰國讀者，尤其是泰國華人，因為它真實地描繪了一個家庭的生活史，不受政治或社會問題的限制講述了泰國華人的歷史。著名的泰國華人研究學者卡賢·特加皮讓認為這部小說，尤其是改編的電視劇，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感動。首先，他認為，小說開場關于良即將破產的情節，比瓦棲拉兀國王描繪的刻板的華人形象更能體現華人的價值觀。良的第一筆生意是從國外進口一批速溶咖啡和茶，但因為遭遇暴風雨，他丟失了一批重要貨品。然而，良依然決心履行對客戶的承諾。他首先將拿到的貨物交付給最熟悉的客戶，之后，又借錢從這些客戶手里把同一批貨物買了回來，交付給其他客戶。他的客戶非常欣賞他的誠實，都變成了他的忠實客戶。最終，歐洲的供應商向他支付了保險金以彌補他的損失。

卡賢承認，作為一個泰國華人，他已經忘記了父母教給他的良好的中國價值觀——老實（lao sik）、節儉（khiam siep）、努力（nu li）和忍耐（yeun nai）。小說中，在徐潘易大廈入口的走廊上掛著一幅顯眼的巨幅螞蟻畫，充分體現了這些中國價值觀。螞蟻的下面是一副用金色毛筆寫在紅色紙張上的中文“義”字?！傲x”所體現的就是螞蟻代表的價值觀，即勤奮、堅持、不知疲倦以及不服輸的能力。每天，徐潘易家族的成員都會經過這幅畫，時時警醒，“義”在心中（Kasian 1994,43）。

其次，對卡賢來說，這部小說和電視劇是對華人傳統形象的有力反駁。尤其是在大眾媒體中，華人被描述成令人討厭的商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金錢欺騙公眾和國家。文學作品和媒體通常將華人刻畫為賣咖啡的底層商人、不擇手段的貪財商人，或者是電視綜藝節目中不會說地道泰語的喜劇演員。這部小說中，主人公是一位中國老人，盡管他的泰語有口音，但依然能夠向他已經“泰化”的子孫們傳遞關于如何生活和如何經營誠信企業的智慧。主人公不是能輕易追求到女孩的泰國上流社會的男性，而是一個來自中國的男性，他打敗桑吉（Sangiam，尼安的追求者，上流社會的泰國男士）贏得了尼安（Niam，良的第二任妻子）的芳心?？ㄙt引用了小說中一段兩位追求者激烈交鋒的對話：

良（說著帶口音的泰語）：你的每一分錢都是從父母那里得到的。你怎么敢來追求女人？

桑吉：你在泰國是客。你怎么敢侮辱像我這樣的泰國人？

良：沒錯。我是來泰國生活的，但我沒有靠你來謀生。我愿意向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工作的泰國人磕頭，但我不會尊重像你這樣的人。（同上，16-17；泰譯英由作者翻譯）

卡賢認為，曾經身為弱勢群體的資產階級華人如今能夠如此跟泰國的精英群體對話，這種轉變在泰國娛樂文化發展中具有革命性意義。雖然不清楚良在小說中是否帶有濃重的中國口音，但他在電視上的角色確實是如此?？ㄙt認為，良能不能說地道的泰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代泰國資本家中有很多都是華人，他們可能會說流利的泰語或被描寫為“泰人”。

如果泰國的現代化發展和變革，取決于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發展，那么當地華人包括那些“泰語說得并不流利”的人，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安德森和卡賢所說的資產階級已經掌握并征服了泰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并很快成為了全球經濟的主要參與者。對他們來說，下一步合乎邏輯的發展步驟便是進入政界，爭奪掌握在軍隊及其官僚和政治盟友手中的價值分配權。泰國華人不再滿足于做統治精英的追隨者，他們想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到國家政治中。

至此，本文接下來將開始討論巴潘宋的另外一部小說，名為《新唐》（Sing tueng），該小說于1996 年至1997 年在Sri Sayam 雜志上連載。這部不同尋常的小說講述的是外府華人青年賈（Jia）到曼谷尋母的故事。賈的母親為了躲避殺夫兇手的騷擾而離家出走，賈得知母親現在在曼谷唐人街耀華力路做按摩師，便來曼谷尋找她。尋找的過程中，他得到了一位賣彩票的華人老婦人的庇護。到曼谷不久后，賈便跟一群黑幫分子混在一起，他們為一個名為三寶宮的老板工作，“三寶”是中國明朝回族宦官鄭和將軍的別名。

賈是一名無所畏懼的戰士，擅長徒手格斗和各種武器的使用。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贏得了泰國當地黑幫暴徒的尊重。黑幫兄弟會接納了他，因為賈和他們一樣都是那戈棱（nakleng）。那戈棱的內涵超越了階級、職業，甚至種族，反映了泰國文化中理想的男子氣概。那戈棱代表著一個人不怕冒險，喜歡危險的生活；對朋友忠誠，對敵人殘酷；可能極富同情心，也可能是一個賭徒，一個酗酒和抽煙的人，一個萬人迷。①Phathun Khruekaew（1970,84-103）認為那戈棱（nakleng）是泰國人看重的9 種品質之一，即財富、權力、資歷、那戈棱之心、地位、慈善、感恩、智慧和禮節。他認為，那戈棱的內涵包括3 個方面，即體育精神、男子氣概和仁愛。Thak Chaloemtiarana（2007,225）也曾用這個詞描述沙立·他那叻。而在如今的泰國，這個詞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那戈棱有好有壞，現在它通常指一個人有著那戈棱之心，隨時準備戰斗，從不退縮。Chalong Soontravanich 認為，在沙立執政期間，許多受雇保護非法活動的那戈棱都是泰國華人，從而給這個稱號帶來了不好的含義。有趣的是，沙立將這個群體分為那戈棱（nakleng）和安踏潘（anthaphan），后者指的是流氓和小混混（2013，197-199）。

本文不會詳細描述小說的細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將一個來自外府的華人青年描述為那戈棱。具有泰國文化特征的華人很容易融入泰國社會。小說將賈描繪為泰國那戈棱和泰國男子氣概的縮影，可以說是顛覆了泰國經典散文小說中傳統的“男子氣概”的概念。

庫拉帕·賽普拉迪（Kulap Saipradit）于1929 年出版的《真正的男人》（Luk phuchai）被認為是第一部真正的泰國小說，是三大經典小說之一。小說中“真正的男人”是一個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子，在學校期間表現良好，獲得了政府獎學金去國外留學。在前往歐洲留學之前，他放棄了追求一位美麗而理想主義的上層社會女性，這樣他最好的朋友就可以娶她了。后來，他以留學生（nakrian nok）身份回國，成為了一名政府官員。這種對真男人的描述有助于樹立現代泰國男人的理想形象——一個好學生，在國外受過教育，擁有高階頭銜，富有并受人尊敬。小說結尾，主人公最好的朋友和朋友的妻子意識到了他所做出的犧牲。故事的最后，“真正的男人”迎娶了美麗的女孩，只不過這個女孩是他朋友和他初戀的女兒。

小說《新唐》中，主人公是出身底層的泰國華人，他是那戈棱而非留學生，是黑幫分子而非官員。最終他與一個來自唐人街的貧窮的泰國華人女孩走到了一起，她并不是泰國貴族的富家女，相反，她的父親是一個賭徒、酒鬼。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并受到了泰國各個背景人群的喜歡，這表明泰國華人也可以代表泰國的男子氣概。因此，在《龍騰暹羅》和《新唐》這兩部極具泰國特色的小說中，主人公都是華人。他們的民族背景似乎不再是其在文學和電視領域代表“泰國性”的阻礙。

此外，《新唐》中的耀華力路對讀者來說也不再是陌生的地方了，而變得更加熟悉。①學術界對三聘街的研究興趣極高，Supang Chanthavanich 曾于2006 年出版一本著作，匯集了對三聘街特定地點的諸多研究成果，以及大量關于華人到達曼谷的歷史、道路和運河、從帆船到輪船的貿易演變、商業和娛樂中心的發展，以及三聘街與王室的關系的文章。在涉及泰國君主制的一個章節中，還有兩幅拉瑪四世和拉瑪五世裝扮成中國皇帝的照片（同上，131）。一方面，三聘街可以說是華人的聚居區；另一方面，三聘街也是曼谷第一個現代貿易中心，那里有金店、高級餐廳、第一座高層（九層）樓房還有批發市場。當時的三聘街或許與如今的是?。⊿ilom）十分類似。三聘街主要是華人，但泰國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經常光顧這里。小說中，唐人街被視為泰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國人和華人都在這里經商、購物、賭博、娛樂和就餐。唐人街不再像《金翅鳥的利爪》所描述的那樣陌生和危險——在那里，就連警察也受到了威脅，不得不喬裝打扮，以便融入這個陌生的地方。

九、發掘和恢復丟失的身份：家庭歷史、傳記、自傳、手冊和指南

本章節將從小說分析轉向泰國華人撰寫的關于他們自己、他們的商業建議和他們的社區文化的相關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獲知當代泰國華人的心態，他們認為自己是泰國社會的一部分。泰國華人對他們在泰國的地位和對泰國所做的貢獻感到滿意，并且有意愿在現在泰國文化背景下恢復華人的文化傳統。

如今，“泰人”與“泰國華人”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而且二者的區別對于理解當代泰國的文化、政治甚至經濟動態已不再那么重要了。例如，在美國《福布斯》雜志（Forbes）對于富豪榜上的泰國億萬富翁的介紹中，如泰國紅牛功能飲料（Red Bull）的創始人和泰國正大國際集團（Charoen Phokaphan International Conglomerate）董事長等人，并沒有特意說明他們是泰國華人。此外，雖然泰國最近幾任總理的父母都是華人，如他寧·蓋威遷（Thanin Kraiwixien,1976）和班漢·西巴阿差（Banharn Silapa-acha,1995），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們在泰國擔任最高政治職務。而對于川·立派（Chuan Leekphai）、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和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這幾位總理，人們已經很難將他們與“華人”背景聯系起來了。②他寧·蓋威遷作為總理的任期僅持續了一年，1977 年被軍政府罷免后，國王任命他為樞密院議員。關于班漢·西巴阿差職業生涯的詳細研究，參見 Yoshinori Nishizaki (2011)。如今的美國政治仍然以種族問題為中心，政黨繼續以拉美裔、非裔和亞裔美國人為目標，爭取他們的支持，而泰國的情況與此不同，并不針對華裔群體。參見Thongchai Winichakul（2002）。值得一提的是，泰國歷任總理中，至少有12 位有華人血統——社尼·巴莫、克立·巴莫、比里·帕儂榮（Pridi Phanomyong）、鑾探隆上將（Admiral Luang Thamrongnawasawat）、玻特·沙拉辛（Pote Sarasin）、他寧·蓋威遷、川·立派、班漢·西巴阿差、他信·西那瓦、英拉·西那瓦、沙馬·順達衛（Samak Suntornvej）和阿披實·維乍集瓦（Abhisit Vejajiva）。

最近出版的關于華人的文學作品表明，泰國華人已經重拾自己的文化自信，出版了一系列關于他們自己的歷史、奮斗和成功的書籍。這些作者視自己為泰國人，是中國移民的后裔，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根源十分感興趣。盡管在某些情況下，有人可能會因他們的華人血統將他們視為“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但華人們認為泰國就是自己的家而非旅居地。①“彈性公民”一詞最早由王愛華（Aihwa Ong,1999）提出。東南亞華裔名人傳記詞典在編撰泰國華裔名人時遇到了困難。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許通美（Tommy Koh）曾描述他與一位泰國華人朋友談起這本詞典的內容時的情景：“他和他的家人已經完全融入泰國主流社會，當我問及是否可以把他們列入這部詞典時，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中國傳統，也不再有中文讀寫能力”（The Straits Times,November 2,2012）。該詞典（Leo Suryadinata 2012）收錄了來自10 個國家的608 個名字?？赡芩麄儠菰L祖籍地，寫下那里的故事，但只是作為好奇的游客和業余的歷史學家拼湊自己家族的歷史。

雖然近些年關于泰國華人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但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只列舉幾個例子就足夠了。

在關于泰國華人大家族歷史的著作中，受眾最廣的是章儂斯·涵兼拉特（Chamnongsi Hanchenluck）所寫的《如海中之舟》（Dut nawa klang mahasamut，2000）。這本書是根據著名商人陳天爵（Suwit Wanglee，1995）的葬禮書改編的，1996 年首次在Sayam Araya 雜志上連載，1998 年以著作形式出版。這本書講述了黌利（陳）—藍三（伍）家族（Wanglee-Lamsam families）從開展大米貿易到開設銀行的歷程中對泰國資本主義發展做出的貢獻。此外，這本書還記錄了作者拜訪其中國祖籍地的過程。泰國華人之間的聯姻和家族聯盟使其建立起強大的關系網絡，促進并加強了家族商業發展。二戰結束后，這種緊密聯系和集中優勢資源的能力，使得華人商業家族能夠取代外國競爭對手，尤其是在銀行和金融服務領域。盡管這本書講述的是作者的家族建立的泰國華人關系網絡以及該網絡在泰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作者堅稱自己是“泰國”作家。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還得到了詩琳通公主的認可，以及尼迪的推薦。

詩琳通公主贊同黌利—藍三家族在泰國資本主義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觀點。她也認可新崛起的泰國華人資本家已經取代了在君主專制時期被納入官僚階層的老牌泰國華人家族。她參考了尼迪對曼谷早期資產階級誕生的分析，稱后者為舊的“官僚資本主義”群體。尼迪稱贊這本書簡要地講述了一個泰國華人家族及其百年發展歷史，這段歷史與其他成功的泰國華人家族產生了共鳴。他斷言，這本書讓曾經被視為外人的泰國華人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他們的生活已深深地植根于泰國社會；鼓勵了華裔有意識地接受他們在泰國應有的地位；非華人讀者也通過這本書自覺地接受泰國華人在泰國歷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為了更詳細地講述新崛起的泰國華人資本家與老牌華人“官僚資本家”之間的關系，章儂斯的表親佩帕派·比薩布（Phimpraphai Phisarnbut）于2001 年和2003 年先后出版了《暹羅帆船》（Samphao Sayam）和《老板娘》（Nai mae）兩本書。這兩本書講述的是大城王朝和曼谷王朝早期擔任皇家官員的華人家族的故事。②這些書出版數年后，扎樂·丹瑪哈盼（Charoen Tanmahaphran）出版了《父親的崇拜方式》（Waichao taam roythao tia,2009）一書。這本書追溯了大城王朝時期和曼谷王朝早期，國王對中式佛教寺廟和中式神社的支持。這本書還作為一份重要指南幫助泰國華人和本地泰國朝拜者了解中式神社的歷史、意義和重要性。書中記述了一些泰國最顯赫的貴族家庭的祖先，追溯了他們的中國根源。兩部書都在提醒讀者，富有的華商會被任命為朝廷官員，其職位相當于今天的內閣部長?！跺吡_帆船》特別追溯了擁有“披耶厝得拉差瑟提（Phraya Chodukratchasetthi）”頭銜的華人家族的歷史，這一頭銜是國王授予港務局部長的頭銜，負責與東方有關的貿易和外交關系。此外，佩帕派還講述了王室與華人精英家族之間的關系是如何通過聯姻得以加強的。泰國國王經常迎娶華人富裕家庭的女兒為妻或妾，其中的大多數家庭已經完全泰化，現在是泰國權力精英團體中重要的成員。

在意識到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之后，泰國華人急切地購買諸如姬塔·宮南塔格（Chitra Kohnanthakiat）所寫的《唐人仔》（Tung nang kia）之類的書籍。①該作者關于類似主題的其它著作還有Chitra（1993; 1998; 2003; 2010）。為了幫助泰國華人發掘或恢復他們原本的姓氏，姬塔還出版了關于中文名的起源和它們的泰語變體的書籍（2007）。姬塔的這些書籍非常受歡迎，印刷了多次。Caroline S.Hau（2013）認為姬塔和蔡美兒（Amy Chua）并無不同，后者因提倡虎媽理念而出名，她提倡用嚴格的中國育兒方法來確保孩子取得成功。Hau 曾采訪過姬塔，姬塔聲稱他撰寫的書已經賣出了60 萬余冊。而Hau 認為這些作家，包括馬來西亞的朱蓮麗（Lillian Too），因“中國性”的概念受到本地人、地區和家庭的歡迎利用“國家內部以及東南亞、美國、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民族和文化差異來牟利，以促進特定形式的跨民族身份認同，同時避免將中國大陸視為中國性的最終文化仲裁者”。此外，在泰國還有許多關于中式寺廟和神社崇拜的指南和手冊出版，如Khon Yaowarat（2007）和Bunchai Jaiyen（2009）。片崗樹（Tatsuki Kataoka,2012）對泰國，尤其是普吉島的中式寺廟和神廟的法律地位進行了開創性研究。這本書自出版以來多次重印。姬塔還寫了至少4 本關于泰國華人文化的書。雖然這些書的內容是關于中國文化的，但也獲得了泰國國家圖書組織的獎項。姬塔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了大量關于中國文化的重要信息，包括漢字的含義、慶典、儀式、歌劇、食物和宗教活動等等?？梢哉f，這些內容是關于如何回歸中國文化的指南。有趣的是，這些書是用泰文寫的，但卻在向泰國華人解釋中國文化，也就是說泰國華人必須用泰文來閱讀和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而且這些文本中很多中文音譯是不準確的。這與現在泰國華人用泰國的口音和語言習慣思考和表述中文的情況一致，而他們的祖先則相反。此外，這本書的廣泛流行表明，泰國公眾已經普遍接受了華人文化。

在過去10 年左右的時間里，泰國書店里上架了許多泰國億萬富翁的傳記。人們對泰國華人的生活越來越感興趣，這促使更多人撰寫自己的故事或者翻譯他們祖先用中文寫的故事。②例如Bunchai Jaiyen（2003）和Vikrom Kromadit（2004）所撰寫的書籍。此外，還有兩部來自泰國南部的華人醫生的傳記Bancherd Tantiwit（2006）和Moh Chin Waen（1998）。Bancherd 的自傳是關于峇峇娘惹的故事，峇峇娘惹指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峇峇娘惹在曼谷是隆路仍然保留著一處公墓，離福建公墓不遠。第二部自傳是用中文撰寫的，由Moh Chin Waen 的子孫翻譯成了泰語。有關泰國南部華人資本積累和華人社區的最新研究，參見Phuwadon Songprasert（2003）。為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許多關于泰國頂級富豪家族的書籍陸續出版。撰寫這些書籍的作者大部分是泰國華人，所以很多書籍的標題會用Chao Sua③Chao Sua，泰文為???????，源自中國潮汕方言——??????（座山），比喻坐在錢堆上，所以意指富豪，通常適用于華裔富豪，多用于男性?！g者注這一中文詞匯來代指非常富有的人。最近，知名華商的商業建議取代了過去由有影響力的美國和歐洲的作家、銀行家和實業家撰寫的有關商業實踐和理論的翻譯文本。闡釋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學碩士）內涵的書籍已不再受歡迎，現在人們更關心《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在商業領域的應用，關心父親（Tia，意指中文“爹”）和祖父（Kong，意指中文“阿公”）的商業建議是否更適合泰國的社會狀況。

克雷格·雷諾茲（Craig Reynolds,2006,214）在分析手冊對泰國社會的重要性時指出，手冊是系統歸檔的知識，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形式，一種能夠讓人們理解世界并安穩、健康、有尊嚴地生活的資源”。因此，泰國華人的指南和手冊用泰語編寫，供公眾閱讀，包括儀式、實踐、中國智慧、商業策略、醫藥、烹飪、信仰等方面內容，其數量和人氣的激增表明泰國華人文化是泰國文化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①相關書籍參見Thot Khanaphorn（2004）、Thongthaem Natchamnong（1988）及Ah Koo Khon Sae Chang（2004a; 2004b）。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的關注點從美國和歐洲的商業實踐轉向實用的華人商業策略，促使泰國人恢復了對華人和中國文化的欣賞，認為中國文化是智慧的源泉。自大城王朝晚期到曼谷王朝初期，泰國精英階層一直崇尚《三國演義》中所蘊含的智慧。事實上，受過教育的泰國人都非常了解《三國演義》，因為這本書在學校里是必讀書目。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關于華人的小說都會提及《三國演義》。②《三國演義》在拉瑪一世時期被翻譯為泰語。這是丹·布拉德利博士出版社（Dr.Dan Bradley’s Press）最早印刷的書籍之一?？死赘瘛だ字Z茲曾撰寫大量關于《三國演義》在泰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1996）。Sombat Chantornwong（2006,451-550）對《三國演義》在泰國歷史、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性給出了最好的分析。即使在今天，仍有許多泰文網站致力于研究這部巨著。位于芭提雅（Phatthaya）附近的Kiarti Srifuengfung 陵墓，用瓷磚建造了一個畫廊，記錄著《三國演義》里的重要事件，以此向《三國演義》致敬。關于Kiarti 的故事，見Arunee Sopitpongsatorn（1991）?；蛟S是受到人們熟悉的《三國演義》的影響，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中國武俠小說在泰國持續流行。在20 世紀60 年代，大多數年輕的泰國華人已經無法閱讀中文小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中國武俠小說被翻譯成了泰語。翻譯這類小說最多的譯者之一是Chin Bamrungphong，筆名W.na Muang Lung，這個筆名取自他的第一個女朋友名字的首字母和他們相識的地方——博他侖府（Phatthalung）。Chin 在華文和泰文學校都受過教育，因此會說中泰兩種語言。從1963 年到1988 年，他翻譯并出版了100 多部中國武俠小說。他之所以這么高產是因為他用錄音機錄制口頭翻譯，這樣他每天能完成30-40 頁的翻譯。他的讀者既有泰人也有泰國華人。參見Pratheep Muennin（1999,88-90）。Sitthithep Eksitthiphong 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認為，1974年發生在三聘街的泰國華人襲擊警察事件，是泰國華人對政府不滿的表現。Sitthithep 言之鑿鑿，指出中國武俠小說的流行是泰國華人男性反抗泰國壓迫和反對被描繪成軟弱聽話的公民的表現，盡管這些小說是用泰文寫的（2012,166-174）。

還有兩部為兩位泰國華人參與國家政治鋪平道路的作品同樣值得關注，分別是他信·西那瓦的自傳《眼望星辰，腳踏實地》（Ta du dao thao tid din）（Wallaya,1999）和頌提·林通恭（Sonthi Limthongkul）的自傳《有輸才有贏》（Tong phae kon thi chana，2005）。這兩部自傳突出了作者希望其他人了解他們以及他們認為重要的內容。在這兩個案例中，他們告訴讀者他們的家族根源可以追溯到華人移民。兩人的家族都是通過在新的全球經濟中掌握電信和媒體發展而變得富有。

在為從政做準備的過程中，他信出版了一本書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來自清邁、有華人血統的男孩，而不是一個曼谷人。他的祖先是客家人，大概在19世紀60 年代從中國來到泰國。他的曾祖父和許多中國商人一樣，來到泰國后成了一個稅款包收人。③目前還沒有人寫過關于稅款包收人的小說，或許是因為對稅款包收人來說，最賺錢的業務涉及販賣鴉片、掌控賭場、分銷酒類，以及其它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不被允許的業務。他信的祖母在一次征稅過程中被槍殺，這件事或許能讓人們窺見稅收所涉及的危險。后來曾祖父與一位泰國女子結婚，搬到清邁定居。在那里，一家人開了一家不起眼的咖啡店，并開始涉足絲綢的生產和銷售，經營電影院及一家汽車經銷店。他信的父親后來競選政治職位，并當選為清邁議會的代表。

他信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與泰國女子結婚，這讓他信擁有較多的泰國血統。然而，他公開承認自己的華人血統，也許是為了借此說明他的商業才能得益于他的華人血統。盡管他選擇了泰國人首選的職業道路，即在軍事預備學校和警察學院就讀，并最終成為一名警察，但在此期間他一直經營著自己的生意。最終他辭去職務，利用原來與政府部門的關系獲得了為警察部門供應電腦的生意。后來，他成立了一家公司，銷售尋呼機和手機。他信透露，由于他有華人商業背景，因而能夠承受風險和巨額債務，最終成功創辦了自己的公司。自傳強調了他作為一個普通泰國人的成長經歷，父親是國會議員，叔叔和堂兄弟都是高級軍官，岳父是警察總長。盡管他信有華人血統，但人們很難視他為華人。①有關他信家庭背景的更多信息，請參見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2004）。中國移民家庭的后代有兩條主要的職業道路可供選擇——經商或從政。最先被泰國社會同化的是那些選擇從政的人，他們拋棄或切斷了過去與中國的聯系。商界人士則會在在完全融入泰國社會之前的較長時間內保留他們的中國文化傳統和與泰國境外的聯系。

頌提的自傳從他的祖父開始講起，他的祖父當年從中國海南來到素可泰定居。頌提的父親被送到中國學習，最終成為蔣介石軍隊中的一名軍官，與日本人作戰，直到他被家人召回泰國?；氐教﹪?，頌提的父親在一家華人報社工作，后來自己開了一家木材廠。頌提的母親也是海南人，她因為嫁給了一個有一半泰國血統的華人而被家族拋棄。因此，頌提承認，他有四分之三的華人血統，但他無法讀寫中文。他曾就讀于曼谷易三倉大學，之后又到臺灣大學學習了一年。離開中國臺灣后，他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俄勒岡大學學習歷史。

盡管頌提說，比起8 年美國生活，他更喜歡在中國臺灣生活的1 年，但他的知識傾向是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的反戰嬉皮士時期形成的。他以理想主義者的身份返回泰國，準備改變世界，讓亞洲擺脫西方的控制。1976 年10 月6 日，泰國左傾學生遭到屠殺，許多學生被迫在農村加入泰國共產黨，這一慘痛的經歷使頌提確信，他應該首先關注泰國的政治變革。他開始在《民主報》（Prachathipatai）工作，這是一家進步報紙，但最終被他寧政府關停。

20 世紀80 年代，頌提創辦了自己的報紙《經理人報》（Phuchatkan），目標是讓它成為泰國版的《華爾街日報》。他很快將業務擴展為一家媒體出版集團，最終在亞洲和美國擁有12 家報紙和多本雜志。頌提還是一位電視脫口秀主持人，他一直支持他信，直到后來兩人因商業上的分歧徹底鬧翻。起初，頌提在脫口秀節目中攻擊他信，后來他將脫口秀辦成了路演節目。在他的幫助下，反對他信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黃衫軍）成立了。雖然他被稱為“Jek Lim”或“Lim,the Chink”②此處Lim 指的是頌提的中文姓氏“林”，頌提的中文名字為林明達?！g者注，但他四分之三的華人血統并不是他身份的核心。他被認為是泰國的?；逝珊捅Ｊ嘏?，對于一個曾積極參與美國反戰運動，并在20 世紀70 年代中期支持左派學生事業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生軌跡。

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瓦棲拉兀國王視當地華人為“危險的他者”，這對泰國社會如何看待泰國華人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影響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國王似乎只是在提醒華人要心存感激并積極融入泰國社會。他提出的政策以及后續政府實施的政策都促進了華人同化的進程。

雖然瓦棲拉兀國王基于種族的民族主義使華人在泰國文化和社會中面臨諸多問題，但將華人詆毀為“危險的他者”并沒有對泰國普通民眾產生持久的影響。泰國的文學作品也很少有反華情緒。文學作品作為社會價值觀念的語境表征，表明了泰國華人是泰國社會自然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泰國本土作者對泰國華人的態度也是如此。雖然瓦棲拉兀國王在《東方猶太人》中妖魔化了華人，但在《一個年輕人的心》中他又很快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卜利查所撰寫的《邦、尼康、金冠》系列作品，廣受歡迎且經久不衰，小說中，Jek接受金冠并認可他是泰國人。帕農將華人妖魔化為泰國國家的敵人，但后來他認為這些壞人是外部的華人以及國外秘密團體的成員。在《金翅鳥的利爪》中，警察和泰國政府認為有義務保護泰國華商。然而，這些泰國本土作家對華人的真實故事知之甚少，也很少提及。

直到牡丹和玉·卜拉帕等華人作家的出現，在事實基礎上虛構的華人故事才得以向公眾展示出來。他們試圖以創作華人為主角的開創性小說，來尋求在主觀構建的泰國歷史、文化和社會中的合法空間。事實上，《南風吹夢》和《我的祖父》這兩部小說，仍然體現了官方對泰國華人的質疑，即質疑他們對生活在這個慷慨的新國家里，是否真正心存感激、謙卑順從。

然而，到了20 世紀90 年代，泰國華人和他們的后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變得更加富有。隨著財富的積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們需要在涉及他們生活的重要問題上，行使發表意見的權利?，F代泰國中產階級在20 世紀最后幾十年的崛起，與泰國華人群體的繁榮發展密切相關。這時起，一直處于弱勢地位的華人開始以權力精英的身份發聲。有些泰華后代不僅成為了泰國總理，還進入了官僚機構、大學校園，涉足銀行和制造業等領域，成為當今泰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諷刺的是，身處中產階級的泰國華人與同階層其他泰國人一樣，與農民階層的泰國人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中產階級十分保守，要繼續依靠王室對其地位進行官方認可。①泰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蘇拉克·西瓦拉克（Sulak Sivarak）承認，盡管他的家族有華人血統，但他們依然是?；庶h和政治保守派。他的家族在君主專制時期繁榮起來，并未支持過議會民主制。在他看來，他的家族成員與其他泰華精英一樣，相信自己比其他公眾更聰明、更優秀。不過，這種想法在1973 年10 月14 日和1976 年10 月6 日兩次事件之后發生了變化（1983,55-79）。即便在今天，富裕的泰國華人家族與泰國王室之間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商業往來、商人對王室的捐贈，以及王室贊助的儀式，如婚禮和火葬，這些都進一步加強了二者的聯系。

泰國華人作家撰寫的關于自己家族奮斗和成功的文學作品，其受眾范圍涵蓋所有的泰國人，而且被視為泰國社會文化歷史中的自然組成部分。與美國亞裔等僑民創作的文學作品相比，泰華文學并沒有像早期美國華人小說中那樣充滿尖銳的怨恨情緒和自卑感，也沒有美國菲律賓裔對被邊緣化和不被當地社會所接受的悲嘆。②雖然本文并沒有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與美國亞裔文學不同，泰國華人文學并不是少數族裔文學(Elaine Kim,1982)。此外，華人文學并沒有受到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所認為的美國主流文學中美國亞裔文學的象征主義的影響（1992,13-32）。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泰國本土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泰國國內社會環境的變化，影響了泰國華人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華人不再是“危險的他者”，即使被故意描繪成那樣，這種也只是暫時的。從“危險的他者”被迫變成“溫馴感恩的弱勢群體”的過程中，泰國華人群體的教育和財富水平不斷提高，最終掌握了話語權。同化有助于避免種族歧視，讓華人很容易成為泰國人。在當代泰國研究中，已不再對泰國華人和泰人進行單獨區分。

“那么，泰國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自瓦棲拉兀國王以來，泰國人的身份就由人們對“國家—宗教—國王”的熱愛所定義。國家指地理主體為泰國，且擁有共同的語言；宗教指默認的國教——佛教；國王是光榮歷史的化身、現代道德的體現和民族持久未來的象征。

泰國的同化政策通過給泰國華人取泰國名字，用泰國姓氏改變或掩蓋原來的家族姓氏，迫使華人及其后代成為泰國人。華文學校的關閉或管控最終消除了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的教學，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認可的泰文學校和以泰文教學的課堂。不同的中國方言群體很快就使用了新的共同語言——泰語，泰文書寫取代了中文書寫。移民通道的關閉使華人遠離了他們的祖籍和文化。此外，土生土長的泰國華人被授予公民身份，能夠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福利，這也促使那些在中國出生的華人選擇加入泰國國籍。官方民族主義的成功，提醒著華人要對國王忠誠并心存感激。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使得富有和成功的泰國華人成為狂熱的?；逝?。

此外，由于泰國實行雙邊親屬制度，在與泰國人通婚的過程中，基于父系血統和祖先的華人身份很快瓦解。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的孩子很容易選擇他們泰國母親的種族作為自己的身份。金冠就是這樣。早期的歐洲旅行者也注意到，當中國人抵達泰國時，很容易接受泰國佛教、泰國萬物有靈論和其他與中國相似的文化習俗，可見宗教并未成為華人同化過程中的障礙。①斯金納（Skinner）引用了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urd）和卡爾·古茲拉夫（Karl Gutzlaff）的觀點，記錄了華人移民如何成為佛教徒，拜訪泰國寺廟，給僧侶布施，并欣然遵守泰國的宗教儀式。華人也敬拜大城府的三寶公寺（Wat Phanangcherng），該寺供奉著偉大的明朝海軍上將鄭和，盡管他是穆斯林。在泰國，鄭和被稱為三寶公，有很多神廟將他供奉為神明，他是華人的守護神。然而，他的名字并沒有用“三保公”這一正確寫法，而是改成了“三寶公”，使其與佛教的“三寶”——佛、法、僧，相呼應（1957,129）。泰國人也接受了華人的信仰，例如，現在許多泰國人為了信奉觀音已經放棄了吃牛肉。

簡言之，華人同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泰國華人成為泰國公民，使用泰國名字，說泰語，寫泰語，信奉佛教并參與與之相關的儀式，并宣稱熱愛國王和泰國。通過文學作品和其他文本資料可以看出，泰人也同時通過小說、教材、指南和手冊來了解華人工作的辛勤、商業上的智慧和對泰國國家發展的貢獻。泰國人閱讀有關中國習俗、神社和寺廟相關的文學作品，說明他們也接受了中式寺廟里的宗教習俗和崇拜形式。三聘街非但沒有被視為外國區域，還成為了泰國重要的商業中心，并被推廣為旅游勝地，是泰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簡要的分析表明，認同泰國華人的泰國身份不會削弱泰國人本身的身份，而泰國華人也不會因為接納了泰國身份而削弱其對祖先文化的自豪感。也許正是這種共同意識，

鞏固了華人融入泰國社會的基礎。①社會學家Bunsanong Punyodhyana 在其關于同化的研究中斷言，華人的同化過程是一個合作的“雙向過程，從長遠來看，泰人會保有華人的特質，而華人也會保有泰人的特質”（1971,1）?，F代的泰國身份是泰國華人和泰人所共有的，因為“泰國人”不再僅代表一個種族，而是一個有著共同文化和歷史的融合民族。如今，泰人輕視華人的想法也已不復存在，“泰人”與“華人”之間的界限也已不再明顯。

事實上，對于今天的大多數泰國人來說，泰國社會“你（泰國華人）中有我（泰人），我（泰人）中有你（泰國華人）”。

十一、后記

本文希望通過對華人形象在文學和文本作品中的表現這一主題的初步探索，引導其他同仁進行相關研究。本人特別感興趣的是，菲律賓、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等周邊國家的各類文本是如何描述華人的，在這些國家，華人也被同化了。②廖建裕（Leo Suryadinata，1997）的文章講述了東南亞不同華人群體如何協調身份問題。文章涵蓋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的研究。然而，這些文章并未觸及小說和其它文本中所反映的身份問題。最近，Soledad S.Reyes 承認，雖然華人在菲律賓已有數百年歷史，菲律賓文化也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關于菲律賓華人文學的研究并不多。她列舉了過去20 年涌現的菲律賓華裔小說作家，他們寫下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堅決抵制“華人是賣瓶子和報紙的小販，梳著辮子、口音滑稽、服裝滑稽”的刻板印象(2012,238)。在這個主題的研究上，她唯一引用過的是一篇本科論文：Richard C.Uysiuseng（1985）。Caroline S.Hau 認為，情況并不像Reyes 描述的那么絕對。比如，Jaoquin Sy（1979）是最早研究菲律賓本土文學如何描述華人的學者之一。最近從事此項研究的還有Rose Tope（1993）及Shirley O.Lua（2001）。Hau 曾在其著作《華人問題：菲律賓境內外的種族、國家和區域》（The Chinese Question: Ethnicity,Nation,and Region in and beyond the Philippines,2014）中分析了大量中英文的菲律賓華人小說和短篇故事，本人相信這將引起更多學者對這一主題的研究興趣。如今在泰國，“Jek”這一稱謂及其隱含的歧視意味已經減弱，與此同時，人們也已不再強調將“泰國人”定義為一個民族。這一點上，本人非常好奇鄰國的狀況是怎樣的，在那些國家，原住民與土生華人之間的區別仍然存在。在泰國文學作品中，泰人與華人的區別已不再明顯，那么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能夠和原住民變得一樣嗎？菲律賓、老撾、柬埔寨和緬甸的情況又是否與泰國有所不同呢？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確實存在一定問題，如作者的身份和種族的識別，唐人街作為民族聚居區和特權區的爭論，利用文學作品在闡釋社會現實與價值觀，線性化的敘述等等。如何確定誰是泰人誰是華人也可能是個問題，一個人什么時候會放棄自己的華人身份呢？身份的確認應基于他們對祖先背景的了解、對中華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們的自我認同程度。這是本人或許有些武斷的判斷。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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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2014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