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翻譯學視域下的翻譯過程

河南大學 楊朝軍 炎 萍

一、翻譯研究的知識轉向

20世紀以前,關于翻譯的討論基本上停留在經驗層面,屬于文藝學的邊角料。由于人們的經驗主要是語言間的轉換,彼時的翻譯研究基本上囿于語言學內部,主要的關注對象是語言的切分,從小處看是詞匯、語素、因素等,從大處看則是詞組、小句、復句以及語篇等。這種理論的巔峰以奈達(Eugene Nida)、紐馬克(Peter Newmark)以及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等語言學家為代表。直到1972年,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才被霍姆斯(James Holmes)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提出來,厘定了翻譯研究的學科性質與研究范圍,促進了學界關于翻譯本質的思考。學者們借鑒哲學、闡釋學、解構主義、比較文學、接受美學等理論,把翻譯的語言學流派推向深入的同時,也加入了很多跨學科的思考。20世紀90年代,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著作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為代表,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文化轉向。Bassnett(2002: 23)認為,“把文化比作人的身體,語言就是這個身體的心臟,正是心臟與身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人的生命力得以延續;外科醫生對心臟進行手術時不能忽視承載心臟的整個身體,同理,譯者將文本與文化割裂開來孤立地對待也是危險的”。文化取向的翻譯研究認為,翻譯實質上是一種文化遷移行為,是處在動態多元系統中的跨文化交流實踐,因此,翻譯研究應放在跨文化的范疇內加以考量。

21世紀的翻譯研究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年代。2010年,意大利學者馬丁(Ricardo Martín)首次提出“認知翻譯學”(cognitive translatology)的概念,強調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聯系,認為人們的語言表征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的概念化過程,語言表征的現實并非真實的現實,而是現實經由人而感受到的現實。認知翻譯學借助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與方法,如Fillmoreetal.(1988)及Fillmore(2003)的框架語義學、Goldberg(1995,2006)的構式語法、Langacker(1987)的認知語法、Lakoff &Johnson(1980)的隱喻研究以及Talmy(2000)的認知語義學等,探究翻譯中的認知心理過程、認知模式及運作機制,開啟翻譯研究的認知轉向。

隨著人們對全球生態問題的關注,探索語言的多樣性、瀕危語言、語言平衡等研究應運而生。Haugen(1972)把“生態學”引入語言學,Stibbe(2015)表明語言分析如何能夠幫助揭開人們賴以生存的故事,從而改變人們對待生態系統的態度。在跨文化交流中,生態翻譯學關注到翻譯作為文本移植對文化生態的適應與選擇。胡庚申(2008)提出,翻譯也是個生態系統,具有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體、由不太系統到比較系統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應該從宏觀的生態理念、中觀的本體理論以及微觀的文本操作3個層次來研究,這似乎構成了翻譯上的生態學轉向。王寅(2021)以體驗哲學(embodied philosophy)為基礎,對認知翻譯學和生態翻譯學進行了重新詮釋,并提出了“體認翻譯學”的概念,旨在打通翻譯學與語言學、后現代哲學以及認知科學等理論之間的關系,認為在翻譯過程中既存在認知的共性,也存在認知的差異,因此可以使用“體”來解釋翻譯中的“同”和“模仿”,用“認”來解釋翻譯中的“異”和“創造”。

無論是文化轉向、認知轉向、生態轉向還是體認轉向,都深化了人們對翻譯復雜性的認識,實踐中也給予譯者更多的選擇和可能。但這些研究仍然是從某個層面或者視域對翻譯過程進行解讀,要么關注翻譯的媒介(語言),要么關注翻譯的語境,要么考察譯者的認知差異等,沒有觸及翻譯活動的本質。德國翻譯理論家威爾斯(Wolfram Wilss)(1996: 1-2)指出,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必須滿足3個最基本的屬性,即對象的確定性、理論的系統性和邊界的明晰性。楊楓(2021,2022)提出的知識翻譯學是一種基于知識的譯學理論,把知識的加工、重構和傳播確定為翻譯研究的對象,引發學界對翻譯作為知識建構與文化互鑒的本質屬性的思考。這一論斷一改語言轉換、文化遷移等傳統翻譯觀念,從根本上解決了翻譯研究對象不一的問題,可以看成是翻譯研究史上繼哲學轉向和文化轉向之后的知識轉向。這一轉向有可能在翻譯的研究對象方面加以固化,重新界定翻譯的邊界、翻譯的質量、翻譯的過程等,使翻譯研究變得更為專一、更為系統、更能夠作為一種理論屹立于眾多的理論之林。

二、知識翻譯學的研究進路

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知識的生產、擴散和影響;同樣,從跨語言交流實踐開始,翻譯就在知識形成、發展、傳播與接受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楊楓(2021)的“知識翻譯學宣言”認為,知識翻譯學就是探究跨語言知識加工、重構與再傳播的行為、關系、運動及規律。知識翻譯學是學術史上的翻譯理論與經驗的改造與整合,是翻譯知識本體的發現與回歸,它不尋求解構傳統翻譯學說而成為元理論,其他翻譯學理論繼續以各種各樣的范式和視角安身立命(楊楓 2022: 2)。作為一個初創的理論,很多相關的概念需要重新定義和探討。

首先要區分知識翻譯和翻譯知識。D’hulst &Gambier(2018: 7)認為,所謂翻譯知識,就是有關翻譯的一切知識——關于翻譯的,或者某種程度上屬于翻譯的,例如翻譯的方法、翻譯的意識、翻譯的潛勢等。它既包括心智知識(取決于概念技巧和認知能力),也包括具身知識(在翻譯實踐中獲得),但不包括翻譯所傳遞的知識,即普遍的、文化或歷史層面的知識,后者可歸入知識翻譯的范疇。楊楓提出的“知識翻譯學”側重的是“知識翻譯”。廣義的“知識”是哲學、歷史學、傳播學等人文學科共同關注的基礎問題。知識的積累、傳承和發展,始終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知識翻譯學將“知識”置于翻譯研究的中心位置,將翻譯研究的核心關注從語言轉換、社會操控轉到知識加工、重構與再傳播,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更穩定的支點,建立起翻譯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更為緊密的聯系。

其次,作為研究對象的知識是“真理性”的還是“相對性”的?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Plato 1997: 223)在《泰阿泰德篇》中給出一個沿用至今的回答:“知識是被確證的真信念”,后來被歸結為JTB理論(Justified True Belief)?！罢嫘拍睢币馕吨胬?、客觀、中立,而解釋的過程、證明的過程則賦予知識社會性、情境性、歷史性和建構性。知識的相對性指的是,知識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情境,與特定群體的利益息息相關,并對社會有建構作用。沃勒斯坦(2006: 46)認為,人們所有的知識,不管現在看起來多么合理、完整,事實上都會轉瞬即逝,因為它與彼時彼刻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即使是被認為客觀事實的“科學”也具有一定的觀念形態性和主觀性,往往反映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觀點(沃勒斯坦 2006: 3)。

本文認為,知識翻譯學把翻譯視為一種跨語言的知識加工與重構,必然要反思知識翻譯與社會建構的關系。知識翻譯學的研究對象與其說是翻譯傳遞的客觀知識,不如說是翻譯過程中對知識的解釋和證明。因此,知識翻譯學的研究離不開知識社會學和知識傳播學的支撐。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知識”在社會與歷史進程中的起源、擴散、碰撞和綜合過程。劉海龍(2020)提出將知識理解為“建構意義與想象的知識”“歷史的知識”“具有特定來源的知識”“體現權力爭奪的知識”和“媒介化的知識”。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2016: 12)認為,知識包括對信息的確認、批評、比較和系統化,是一種取得了公共性和合法性的判斷。那么,翻譯在知識的形成與傳播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

彼得·伯克(2016: 11)認為,一部知識社會史必然關注不同人群獲取、加工、傳播和使用知識的方式,這一系列過程可以劃分為4個主要階段:即收集(collection)、分析(analysis)、擴散(dissemination)和行動(action)。以此觀之,關注翻譯在知識采集、分析、存儲、擴散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知識翻譯學的應有之義。

第一,翻譯是知識采集的重要途徑。知識采集的途徑有很多,如動植物標本、航海測繪等,都是通過實地考察增進知識積累。然而,當人們通過書籍和文獻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時候,翻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林則徐在1839年組織禁煙運動期間,就深感國人西方知識的匱乏,因此組織人員去搜集與翻譯了許多西文報刊,譯成《澳門新聞報》以了解“夷情”,分析外國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萌發“開眼看世界”的思想。

19世紀前期,西方傳教士、外交官對中國文獻的翻譯也是知識采集的一種。鄧聯健(2015: 148)關注到1807—1850是歷史上少見的較長時期翻譯“出超”的階段,認為傳教士對中國民間文學和官府文件的翻譯是為了向國內讀者提供關于中國的“真實信息”,他們與其他漢學家一道完成了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當時的新教傳教士、東方學家把這些圖書文獻看作是中國文明的標本,以供進一步的貯存、分類、分析,可以說譯者扮演了知識采集者的角色。由于清朝的禁教政策,在西方迫切想了解中國而又不得其門而入的時期,在馬六甲、澳門等地居住的新教傳教士通過翻譯采集中國法律、政府、民俗、文學等方面的信息,生產出全新的研究對象,供歐洲學者和政客分析、分類、比較,以理解這個世界上現存最古老帝國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形成對中國文明、中國民族的判斷和理解。1810年,小斯當東翻譯了《大清律例》,第一次向英國甚至是全世界提供了關于中國法律的知識(Chen 2015);馬禮遜、德庇時對中國通俗文學、官府文件的翻譯則向英國提供了關于中國民俗與政府的知識;1817年,馬禮遜、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印中搜聞》從第4期開始,增加“譯文”欄目,介紹有代表性的中國文獻。裨治文1832 年在中國創辦的《中國叢報》更是刊登了大量的中國典籍的翻譯,通過翻譯中國文獻實現了中國知識的闡釋和生產。無可否認,翻譯是知識擴散的重要途徑,不僅要關注看似客觀、中性的科學知識,更不能忽略知識產生的政治和歷史情境。St. André &Peng主編的論文集ChinaandItsOthers:KnowledgeTransferthroughTranslation,1829-2010在這方面做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翻譯作為一種知識采集,并非海邊拾貝,亦非果實采摘,而是在一定知識論框架下進行,并為一定目的服務。從知識采集的角度看待翻譯時,需要思考:哪些知識通過翻譯得到了傳播?為什么是這些知識?知識如何通過翻譯滿足目標語社會的需要、解決了怎樣的沖突?

第二,翻譯是知識分析與加工的過程。彼得·伯克(2016: 98)有一個生動的比喻:知識傳播并非知識傳送,仿佛知識是傳送帶上的土豆一樣。不能忽略中間人、守門人、知識經紀人(epistemic brokers)對信息的篩選和加工。知識的流通并非單向的傳遞,而是協商和對話的過程。知識分析主要和源語文本相關,可能會涉及到源語文本的意向性、接受性、信息性、銜接性、連貫性、情境性和互文性等。語言是一種替代性的符號,而真正傳達的信息才是交際的終極目的,但使用語言來表達信息其實是一種無奈之舉,因此在信息的傳達過程中需要將完整的信息分割為較小的信息片段,然后再按“舊-新”信息的范式進行語言編碼,這種特殊的編碼方式就是文本的信息性,銜接和連貫只是這種信息編排的表面聯系或深層機制。翻譯過程中譯者要能夠從文本特征中析取這些特殊的東西并以一種讀者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轉換,以達到自己的翻譯目的,這就是翻譯的意向性和接受性。翻譯的情境性主要涉及源語文本的語境和譯語文本的語境,翻譯的互文性主要體現譯語文本和源語文本以及相關文本的關系。把知識作為翻譯的對象就意味著在翻譯過程中應該先把語篇的這些因素考慮清楚,才能夠進行翻譯。功能主義語言學家Givon(2012)在翻譯《道德經》之前參閱了大量前人相關的翻譯,例如Legge (1891)、Waley(1934)、Lin(1942)關于“陰”“陽”以及Blofeld(1968)關于禪宗的介紹,并用158頁的長文介紹了老子的生平及自己對老子道教的理解,包括道教的宇宙觀、認識論以及無為而治的思想。翻譯時考慮到源語大量采用省略、缺乏語法形素以及詩歌韻文的特征,盡最大可能地保持了對源語交際意圖和精髓的忠實,加工并傳播中國哲學知識(1)Givon(2012)也有誤解的地方,例如他誤以“老聃”為“老旦”,因此在前言中將其譯為Old Boy。。

譯者承擔了“知識經紀人”“守門人”的角色。知識加工包括了描述、分類、解釋、說明、推論等。在知識翻譯學視域下,知識加工包括了通過譯者序、注釋、案語對知識進行闡釋,以及在翻譯過程中,通過增、刪、改、術語創造性翻譯實現對知識的重構。清末民初是西學翻譯的高潮,恰恰是以譯者為核心的群體,為了自己的目標,對西方知識的吸收與改造的高潮。當嚴復把進化論、經驗論、古典經濟學和政治理論譯介進來時,鮮明地表現出在自強保種思想的統攝下進行的知識過濾與加工(黃忠廉 2012),西方知識從地方性知識變成被普遍接受的知識時,必然經歷再地方化,以滿足當時中國特定歷史語境的需要。

譯著和刊登譯文的期刊是知識存儲和擴散的載體。譯著出版和辦刊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知識傳播行為。知識傳播媒介可以分為口頭的、圖像的、手寫的、印刷的、電子的,不同的媒介對知識傳播產生不同的偏向。期刊既是知識存儲的平臺,也是傳播觀念的場域(陳恒 2022)。與圖書相比,期刊時效性強,是一種公共書信與公共交談,與社會的互動也更強。黃旦(2012: 97)認為,報刊不是一個工具,也不是一個容器,而是一種交往關系,是同一時間的知識和思想的分享。因此,一份期刊就是一個共同體的核心,是一群志趣相投、有共同使命的人們,凝聚力量、激發新知識的生產與交流的網絡。作為期刊,其本身并不僅僅是毫無生氣的傳播媒介,而是有其重要的主觀能動性。一個期刊可以根據自己的理念選擇適合本刊的稿件,根據自己對知識的認知對稿件進行增容、刪減,甚至是改寫,并對選擇稿件的效果進行跟蹤和反饋,及時調整駕馭知識的方法和策略。李頻(2020: 13-21)認為,期刊是工業文明時期信息和知識傳播的媒介,是以定期出版的方式,協同社會創造新知識的文化形態。期刊人、期刊與社會的互動是期刊媒介傳播的核心問題。歷史上,《新青年》的文學翻譯帶來的文學觀念上的變革及翻譯規范的變革(廖七一 2019),《民報》《新世界學報》《時務報》等1905至1907年間刊登有關馬克思及其學說的譯文(孫珊 2021: 85),都是期刊議程設置與社會議程設置互動的典范?！爸R翻譯學”將翻譯與人類知識的創新、流通和生長之間的關系納入研究視域,認為翻譯是一種世界知識的建構與世界文明的傳播。那么,對媒介的考察也應該納入知識翻譯學的研究領域。

第三,是翻譯與知識后果問題,也就是借助翻譯形成的知識體系對現實世界的建構問題。知識從來不是純潔的,必然與特定群體有關,與權力有關。彼得·伯克在《知識社會史: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中專門辟出一個小節討論知識與帝國的關系。殖民帝國在采取行動之前,往往強烈地需要搜集、分析和傳遞知識(彼得·伯克 2016: 144),從而掌握話語權,而整個過程都涉及到翻譯問題。陳薇(2021)分析了知識作為話語權力的基礎在國際傳播格局動態演變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提高中國話語權和國際傳播能力的突破點在于打破舊有的歐洲中心的知識體系,形成獨立自主的知識生產體系。知識翻譯學把翻譯視為一種跨語言的知識加工與重構,必然要反思知識翻譯與社會建構的關系,深入思考翻譯在知識生產、話語權建構中的作用。

三、知識翻譯學的翻譯過程

(一)知識翻譯學的本體論

關于語碼轉換的經典理論,可以認為是本體論中的元翻譯理論,而關于翻譯過程中參與者的研究,可以認為是語境理論。前者是關于語碼本身的研究,后者是翻譯過程中譯者對作者、讀者、贊助人等的分析結果,二者共同構成知識翻譯學的本體理論。按照本體論的視角,譯者首先要進行語言符號方面的轉換,包括將源語語言轉換為其所表征的客觀現實(decontextualization),再使用目標語對該客觀現實進行重新表征(recontextualization),然后再根據源語作者的意向特征、文體特征、目標語習慣表達等進行重新建構,最終形成基于知識翻譯學的本體論的譯文。從純翻譯學的角度來看,在本體論的翻譯中,排除譯者的翻譯策略,例如歸化、異化等,一個譯文的優劣主要看其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譯文分析的結果。例如可以認為源語有10個特征,在翻譯中譯者很難達到完全的對等,因此就要看滿足這10個特征的多寡,例如一個譯文完成了9個特征,但另一個譯文只滿足了8個特征甚至更低,則前一個譯文顯然更勝于后一個譯文。所以,本體論的翻譯要關注的是譯者對源語文本的分析能力,包括語言的、語用的等等,然后在找出源語文本特點的基礎上,選擇盡可能多地滿足這些特征的要求。滿足的越多,則譯文相對越好。

圖1 知識翻譯學的翻譯過程

Venuti(1995: 17)認為,翻譯是用目標語的語言形式將源語所包含的內容重新表征的過程。Nida &Taber(1982: 33)根據翻譯的性質將翻譯過程細化為:源語→分析→轉換→重構→目標語。分析(analysis)涉及的是源語語言層面上的理解,包括對其詞素、詞匯、句法以及語義分析等;他們接受了Chomsky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的思想,認為核心句(kernal sentence)是所有復雜句式的基礎,所以在語言分析階段應該將句子的表層結構分析為可能包含的深層結構,然后將深層結構中的核心句予以轉換(transfer)。字面轉換(literal transfer)、最小轉換(minimal transfer)、文學轉換(literary transfer)等,指的是在功能對等的前提下兩種語言之間的對應;重構(restructuring)指的是經過轉換之后的目標語言應該考慮目標語的習慣對語言范式進行重新架構,目的是達到目標語與源語在功能上的對等。

圖2 Nida &Taber(1982: 33)的翻譯過程

無獨有偶,Vinay &Darbelnet(1995)也有類似看法。他們的操作對象是語言層面的翻譯單位(units of translation),所以翻譯的第一步是要把源語中的翻譯單位找出來,他們的翻譯單位并不是Nida &Taber認為的核心句,而是能夠單獨稱為意群的語言集叢。第二步與Nida &Tabler一樣,是對翻譯單位進行分析,找出它們在信息和語言編碼方面的特征;第三步也是重新建構,但是對信息的元語言語境(metalinguistic context)的重新建構。第四步是對目標語的文體對照源語進行評價,第五步是對目標語進行編碼和修訂。翻譯是語碼轉換的觀念由于相對直觀,所以能夠被大多數翻譯學家接受,但顯然翻譯過程不僅限于語碼轉換本身。

翻譯理論方面的爭辯無疑和翻譯的本質有一定的關系,也就是說,到底什么是翻譯?翻譯的本質到底是什么?Pliny the Younger指出,翻譯的對象并不是語言,而是通過翻譯雙方交際互動而產生的價值(Robinson 2014: 18);Tytler和Dolet則傾向翻譯過程中內容和意向的傳達,Benjamin則更強調翻譯過程中的“精神實質”或“后世”(Venuti 2012)。也就是說,在語碼轉換之外還存在意向、價值、語境重構等需要翻譯過程的參與者進行判斷的東西。翻譯理論中關于翻譯過程中參與者的理論也有很多,比較系統的相關研究有譯者的主體性、目的論等等。這說明,傳統翻譯理論中的許多研究以語碼轉換為基礎,其外的研究則和翻譯過程中的參與者有關。

(二)知識翻譯學視域下的翻譯過程

知識翻譯學將翻譯對象由語言進一步精準地定位為知識,因此本研究稱原來涉及語碼轉換的傳統翻譯理論為元理論,與知識相關的理論為知識轉向,這樣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改變了Nida &Taber的翻譯圖式,形成了知識理論與元理論之間的融合。下面借助Cuellar(2008)的動態翻譯模型(dynamic translation model)來簡單探討一下知識翻譯學的翻譯過程。

具體而言,譯者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凸顯。對于一個源語文本而言,譯者首先需要去除語境,了解源語文本中的知識,是社會知識、人文知識還是自然知識(楊楓 2022: 2),一個理想化的譯者必須對這種知識非常熟悉,一個不熟悉翻譯相關知識的譯者一定不是一個好的譯者,也翻譯不出連貫的易讀易解的文本。只有譯者通曉了要面對的知識,他才能夠對源語中知識賴以存在的文本進行分析。文本類型決定了知識的傳遞方式,所以要了解當前文本是信息類、呼吁類還是情感類。文本的句法特征決定了知識傳遞的銜接方式,所以要分析源語文本的指稱、替代、省略、主位推進等模式,考慮根據實際需要是否要在譯語文本中采用相類似的銜接手段。源語文本的語義特征決定了源語文本的連貫方式,因此要分析源語文本建構中的時空圖式和邏輯關系。源語文本的語用因素決定了翻譯行動的接受程度,因此要分析源語文本的各種外在語境因素和內在語境因素,外在語境包括各種各樣的參與者,包括文本的產生、翻譯的委托人等等;內在因素包括文本內部的語言、文化、人物之間的假定關系。源語文本的符號因素主要考慮如聲音、手勢、圖像等副語言因素對源語文本知識傳遞的影響。

然后,譯者在基于以上分析的基礎上,考慮文本的特征、知識的類型以及符號學的特征等進行翻譯上的轉換,形成相應的譯語文本、目標語知識等,繼而根據目標語知識所在的語言語境、文化語境和情境語境對譯語文本進行調整,形成可以面對目標語讀者的最終文本。

圖3 知識翻譯學的翻譯過程

四、結語

對知識的研究源遠流長?？椎?、涂爾干、韋伯、馬克思、舍勒、曼海姆,從不同哲學進路關注知識與社會的關系。知識翻譯學將“知識”置于翻譯研究的中心位置,系統考察翻譯在知識生產、話語權建構中的作用,突出翻譯研究的知識之維,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更穩定的支點,建立起翻譯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更為緊密的聯系。翻譯研究的知識轉向開啟之時,吸取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資源,考察以知識為中心的翻譯過程,重新界定翻譯的邊界、翻譯的質量、翻譯的過程還需進一步探索。知識翻譯是文明互鑒的核心機制, 從西學翻譯到向國際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成為有影響力的知識生產中心,這是知識翻譯學要回應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