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齊埋伏在我的記憶之中”

張均

一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屬于“半路出家”，是從工科專業跨專業考到中文系的偶然結果。這一事實既準確也不準確。的確，在一九九〇年上大學時，我入讀的是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工程二系金屬材料與熱處理專業，所學課程主要有《高等數學》《機械制圖》《金屬材料學》《物理化學》等，與文學全無關系。但就高中時候的意愿而言，我卻一直是以文科（當然未必是中文）為理想，從未想過去讀理工科。這中間充滿一連串的偶然和意外，回憶起來，有諸多痛苦的感受，也有被時間撫平之后的唏噓。

時間回到一九八八年六月底，高一期末考試結束，我興高采烈地背起書包就回家玩去了，臨行前對我的同桌楊峰說：“明天填分科志愿，你就幫我填文科吧！”假期抓魚打鳥，玩得開心極了。暑假結束，到學校公告欄看分科分班名單。兩個文科班名單，從頭看到尾，都沒發現我的名字，再看，我被分到理科班了。當時真如晴天霹靂。去問楊峰，他說，班主任說，這么重大的事情，不可以代別的同學填志愿。而未填志愿、成績又好（當時我以全校第一名考入母校隨州二中）的我，自然就被分到了理科班！我欲哭無淚。隨后就去找了八班（文科班）班主任，希望調到文科班就讀。他問了下我的語文期末考試成績，說：“你把桌子（課桌）搬到八班來吧！”但我所在的四班（理科班）班主任，一個剛從鄉鎮高中調來的何姓老師，聞言大怒：“你以為我的班是菜園子門啊，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要走可以，一，找校長，讓校長同意；二，交五十塊錢！”當時我還只是一個十幾歲的農村孩子，竟然被他這樣一嚇，給嚇住了，不敢把桌子搬到八班。時隔數十年，我已不再記怨這位老師，但很難忘卻自己當年的艱辛與心痛。此后我開始重學高一物理（因為考慮讀文科這門課學得很不認真），發憤苦讀。這種努力當然換來回報，高考考了全校（理科）第九名，自己也感滿意，但在看到全校錄取喜榜的那一刻，內心卻是痛如刀割，因為文科班一位考上北大的同學的成績，若改成我去考的話，完全有把握考到。當時文理科諸多試卷一致，而在不一致的科目中，我對歷史、地理的喜愛可是遠遠甚于物理、化學。

后來就選擇了華中理工大學的熱處理專業就讀。不過，很快進入摸魚狀態。我瘋狂地喜歡上了學校圖書館的“文學借閱部”。較之我以前偶爾不知從什么渠道得到的《東周列國志》《三國志》《五代史演義》及張承志、梁曉聲的小說，“文學借閱部”可說是文學的汪洋大海。這里有歐洲文學、美洲文學，也有日本文學、印度文學，琳瑯滿目，使人心醉。于是開啟了我心醉神迷的文學閱讀之旅——以大約一周一部長篇小說（或中短篇集）的速度，從大一一直讀到大三。其間最令我嘆服者，是俄蘇文學。俄蘇文學中，最令人震撼者，則是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四部本長篇《靜靜的頓河》。與肖洛霍夫相比，福樓拜、巴爾扎克、梅里美、雨果、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或局狹或空泛，而?？思{、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帶來的奇妙敘述與想象力，也終抵不上《靜靜的頓河》巨大的讓人有如重新活過一次的靈魂震撼。鐵凝在《玫瑰門》中曾述及主人公讀過此小說后感覺天空變了顏色，正是我當時的感受。在長期閱讀中，我對許多優美的描寫與深刻的思考喜不能禁，積累了十幾本手抄本，也因此燃起了小說創作的熊熊火焰。曾好多次，偷偷在自習教室試著寫小說，但也一直在自信與氣餒中徘徊、掙扎：讀了《棋王》這樣的中國當代小說，很感自信，覺得阿城都能寫出來，自己當然也可以寫，但讀了普希金的未完成的小說手稿，尤其想著肖洛霍夫二十三歲就出版了《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又深感氣餒，覺得文學創作終究是天才的事業，自己以中人之資又何必去添亂呢？于是，又想著大學畢業后去做個高中語文老師，每日講講蘇軾、辛棄疾、朱自清，又是何等美麗的人生？然而想到自己畢業時拿的是一個工科專業的學位，又有哪所高中肯要呢？于是，又不免茫然若失。

如此茫茫然，就到了大三下學期。專業學得勉勉強強，大致也能對付，也開始考慮作為工程師的職業與未來（華中理工大學以“紅色工程師的搖籃”而著稱）。但在這時，奇跡發生了，我讀到《中國青年報》——感謝母校為每個本科班級訂閱了這樣一份報紙——上的一個消息，里面提到一位工科生考上了文科研究生的事例?？佳芯谷豢梢钥缭竭@么大的學科距離？出生于農村、知識窄狹的我，第一次發現這樣的新奇事實，有如一道神奇的光照射進了我迷茫的世界：我為什么不可以試著考一下中文系研究生呢？不久之后，我以此事試探了一下家人，得到了不太理想的回應。這也可以理解，像我這種出身農村、家境貧寒、父親已經離世的孩子，早早工作、養活自己才是懂事。但到當年九月，在十堰二汽刃量具廠實習一個月、了解了工程師的工作內容之后，我毅然決然地決定報考中文系。

于是從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我正式開始自學中文系考研須考的十幾門課程，至一月中旬正式考試，計一百天。這是我一生中最為瘋狂的歲月，面對此前從沒有接觸過的課程，我全力以赴，沒有娛樂、沒有交往，永遠在自習中，早出晚歸，不斷逃課（大四上學期的專業課），自學中文。猶記得考研考試結束的那天下午，全身虛弱，竟至于難以行走，連累到原計劃與我一同坐火車返鄉的同學臨時退票。但這一百天的拼搏，當然也加上此前三年如癡如醉的閱讀，最終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時隔六年，真正實現了高一暑假時不假思索報讀文科的愿望。一九九四年秋，我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并幸運地來到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於可訓先生的門下。以現在眼光看，當時的於先生還非常年青，意氣風發，而且我驚訝地發現，他對熱處理專業知識的熟悉還超過我——原來他下鄉返城以后還做過數年的熱處理車間主任。這可算是命中注定該做他的學生了！

如今回顧過去，已是漫漫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了。三十年間，我于研究方面，所成實在無多，但“半路出家”的經歷，讓我終身受益?？瓢喑錾淼膶W者，可能會被無意義感所困擾，但我從未遭遇這樣的時刻。對我來說，能從工科專業來到文學這個令人沉醉的世界，已是萬分珍惜，實在來不及有任何的動搖。

二

論起做學術，我本應該跟著於先生做文學批評的，但經過短暫嘗試以后，最終還是離開此一領域轉向了文學史研究。迄今為止，我已完成的三部主要的學術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中國當代文學報刊研究（1949-1976）》《中國當代文學本事研究（1949-1976）》，其實都屬于文學史研究。其間緣故，主要還是因于性格。我的性格，依我四叔的評價，即是“直來直去”（情商很低的意思）。表現于作家評論上，即比較缺乏將批評意見以作家更樂于接受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能力，表現于與媒體、作協等機構與作家個人的關系上，又不大善于創造并保持長期的良好合作關系。當然，也有偶然的機緣，即是我重返武大做博后研究期間於先生交給我的一個“中國當代文學接受史（1949-1976）”課題，開啟了我對史料發掘與文學史研究的最初興趣。

我從事文學研究，嚴格講來，當然始于在中山大學讀博期間所做的“現代文學與儒家傳統之關系研究”，但當時年輕，對史料工作沒有接觸，對前人研究也多不能入眼，最終未能免于“不溫故而欲知新的臆論妄言”（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等到做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制度研究，才算是初窺學術研究的門徑。這主要指的是，在制度研究中，我慢慢體會到“事實比觀點更長久”的深意。制度研究涉及大量史實、材料，尤其那些被掩埋于集體記憶之外的材料，令人對“歷史”本身充滿好奇。在此過程中，我逐漸感覺新啟蒙主義對歷史的理解過于“簡約”。這種方法比較關注自由與體制、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緊張與矛盾，但實際上構成普通中國人生命經驗的，不單是政治體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復雜關系，頻頻可見的也有單位內外因利益差異而展開的此未伏而彼又起的人事沖突與宗派矛盾。因此，后來在研究中，我就對以往學界將“‘政策與‘對策的歷史”以及黨與“文學上持不同政見者”（Literary Dissent）之間的故事演繹為社會主義文學“主導性”的甚至唯一的認識框架的做法并不完全信任，相反，對洪子誠先生所說的文學史變遷中“不同文學成分、文學力量之間的沖突”則心有戚戚焉。其實，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文學制度（規則）說到底只是被建構之物，它在交錯互斥的“力的關系”中被建構出來，又在變動不測的“力的關系”被運作。而它最終可達成怎樣的實踐效果，仍取決于“力的關系”最終的博弈結果。過去我們最為關注的國家力量，只是這“力的關系”中以較大概率處于強勢地位的一方而已，它遭到未必易于察覺的抵制、歪曲或挪用其實亦為“常例”。

這種想法，也可以說是事關“活的文學史”的思考。以我接觸的諸多日記、檔案、書信、回憶錄一類史料來看，也以我自己在工作與生活所接觸的人、事來看，我深感“人”的活動，才是一切文學研究的核心，文學研究應落在“人”上，而不必被表面的制度條文、公開的言論表述乃至流行的理論框架過度牽引。后續的《中國當代文學報刊研究（1949-1976）》一書，承續了這一思路。這部書稿通過十七種報刊個案，重返歷史現場，討論“當代文學”是在怎樣的“多種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滲透、摩擦、調整、轉換、沖突”（洪子誠先生語）的過程中發生和發展的，如“老解放區文藝”、自由主義、國統區左翼、鴛蝴傳統、民間通俗文藝以及學界不大重視的人事糾葛等各類異質“文學成分”都參與了此種競爭，并有意利用報刊爭奪文壇“正宗”地位、控制生存和發展空間、通過建構“正確的”文學“知識”而重新配置文學利益。

以上兩項研究，大略都可歸入“外部研究”。但我畢竟是跨專業進入中文系的，對于文學“內部”更有持久之熱愛，于是，以“內”“外”互動、史料與闡釋可相互激發為特點的“紅色經典”本事研究，就成為我在制度、報刊之外的新的選擇。做這項研究，“本事考”當然是基礎的和必須的。為此，我曾專門去過尚志市元寶鎮、棗莊微山湖、常熟沙家浜、重慶渣滓洞、涿鹿溫泉屯等“紅色經典”原型地做田野調查，不過最后匯聚在一起的各類“毛茸茸”的、似乎仍留有當年歷史脈搏的原始史料，也令人在理論上陷入困惑。譬如，土改中農民、地主、共產黨之間的三邊博弈，進入小說就被改寫成革命的啟蒙與被啟蒙；又如，現實中集義士、悍匪、叛徒于一身的“座山雕們”進入小說后就變成了“看不見的敵人”，而在“楊子榮”英雄面影下那個真名為楊宗貴的普通青年農民的內心痛楚又何曾引起作者與讀者的興趣？但對于起源于“弱者的反抗”的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而言，這種敘事“變形”是否有其合理與必然？對諸如此類的疑惑，我嘗試用一種可以稱之為“實踐敘事學”的本事分析方法予以處理。它包括兩個主要層次：從本事到故事，不但是原初事件的增刪或虛構，其后還存在當代文學處理經驗事實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話語的主導下或不同話語的競爭關系下，哪些事實可以被講述哪些必須“不可見”，其實存在“看不見的手”；而從故事到情節，更深地涉及主導話語以特定因果機制再度編碼的問題。情節不等于故事，如果說故事是一件一件的事實，那么情節則是按照特定因果關系組織在一起的“結構化了”的事實。其間敘述機制的介入，還進一步體現在作家對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事件的矛盾-解決程序以及象征空間等敘事元素的精心安排之上。

以此方法，我的“中國當代文學本事研究（1949-1976）”即將告一段落，但對于后續將要展開的“改革開放時代小說本事資料的發掘、整理與綜合研究”而言，這一方法仍將要面臨更為復雜的語境、對象與挑戰。

三

我的研究，就方法而言，可以分屬于程光煒先生最近區分的“史料派”與“史論派”，但就對象而言，本事、報刊、制度三者又皆集中在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研究，或曰社會主義文藝研究。明眼人一看知道，這并非合適的選擇。自一九九〇年代后期國內“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發生大論戰以來，贏得主流話語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便將不肯附和自己的同行視作另類，凡是不肯簡單“告別革命”者或不肯以“工具論”簡單貶斥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者，大都會有被歸入“新左”的可能。類似我這種以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為業者，自然要面臨此種風險。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做研究希望“直來直去”，主張“好處說好，壞處說壞”。這類“直男”式研究，在文學時評中自是不宜，但在作家多已離世的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研究領域其實同樣會帶來一定麻煩。魯迅先生所言“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心情，我偶爾也能感受到，至于左右支絀、瞻前顧后的為難之處，就是時時有之、在在皆是了。對此，我當然有所預料。何況，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中能稱“杰作”者數量不多，而文學研究選擇經典品質最高者為對象亦是不言自明的常識，那為何我仍然執著于此近二十年呢？

其間因緣，與偶然的觀看電影《集結號》（二〇〇七）的經歷有關。我自幼年起即喜歡看戰爭電影，對紅星閃閃的“八一電影制片廠”懷有溫暖的童年記憶，但從未有一部電影如《集結號》這樣，將革命戰爭的死亡表現得如此逼人呼吸、不能直視。記得當時是在廣州員村一家數字影院看完《集結號》，走出影院時，頭中仍轟轟作響，久久不能平靜。但引起我震動的，并非網絡上所言“組織不可靠”，而是深感愧慚。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歲月里，有多少年輕的生命魂斷異鄉，有多少眷戀著人也被人眷戀著的農家子弟就像《集結號》中的中野戰士們一樣，陳尸于荒山溝壑之間？和他們相比，我們在“太平時代”可能遭遇的麻煩，實在是不足一提。當時，走在員村的街道上，我就告訴自己：此生短暫，愿你與中國革命研究共同度過。當然，這樣立誓還有更為重要的出身方面的因緣。我出生、長大于湖北的農村，感受過饑餓，并長期經受貧窮的困擾，見過因無望進城而自殺的青年，聽聞過因貧窮而選擇絕食的病人。這些“低下階級”的經歷，深刻塑造了我的“世界觀”與立場：我珍視正義，尊重歷史上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人們，盡管他們作為“亂民”“匪徒”在知識界多有糟糕的名聲。有時我想，倘若我早生半個世紀，大概率會成為新四軍或解放軍的一員。大約因于這些機緣，使我在還未進入中文系讀書時，就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白洋淀紀事》《創業史》等左翼-社會主義文藝懷有親切有如欣逢故人的感受，讀研、讀博以后也不大接受“重寫文學史”之于它們的“重讀”。我之執著于二十世紀五十——七十年代文學研究，可說是其來有自。當然，中國革命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對象，與之相關的文藝也是“遺產”與“債務”相互糾纏，研究者必須博觀，才能不為一己之見所囿限。

與研究對象相關，還有如何定位自己學術人生的根本問題。對此，陳思和先生曾有廟堂、廣場、民間之論，深入人心，但依我自己所見所感，覺得尚可說得更通透、落地一些。其實，學術雖為個人靈魂的事業，但我們既生此世，且以學術為謀生之具，那它就注定和三樣“俗物”關系至深——權力、金錢與名聲。以學術取媚權力者，借學術之名以攬金錢者，自為“異端”人設以邀時譽者，自古皆然，今日也不例外。而由此三者引發的如一團亂麻般的資源交易、人事恩怨，更是構成多數學者難以脫身的“周邊環境”。如此種種，并非不可理解，而我自己也不是不染人情世故的狂狷之士，但靜夜深思：或有一日自己一眠不醒，又有何物可以留存于世？對于學者而言，那當然是自己的文字。

我自入于研究行當，即很少思考過“為往圣繼絕學”的宏大問題。我所在現當代文學學科，“絕”的問題從不存在，倒是僧多粥少、過度內卷，以致我們往往忘卻自己當初為啥要從事這一職業。在我自己，倒始終沒有忘卻，也不避人譏議。我對自己研究的基本定位——借用《南風窗》上李北方先生的概念——即“人民的知識分子”?！叭嗣瘛闭?，是一個不大為當下知識界信任的政治概念，但從本科時代起，我即對之有親近之感。不過也是本科時，即有室友質問我：“‘人民是什么？”讀研時更見到劉小楓先生直接將“人民”指認為一種“道義迫害力量”，其觀點，頗接近勒龐的風靡一時的《烏合之眾》。這些懷疑和反思，當然是及時而深具歷史眼光的，但就我自己而言，“人民”并非一個抽象的虛指，它就是我童年無數的伙伴，我自己的親人們，以及更多的我不認識的土地上的人們。當然，也可以用其他概念來稱呼他們，如“低下階級”“底層”或“勞動階級”，等等，不同稱呼背后牽連著不同的意識形態，但無論哪種稱呼，他們仍然只是他們。他們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多數都是為生存、求權利、追求自己一己之幸福的普通人，而我祈愿，自己的筆可以成為他們權利追求的一部分。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魯迅先生到黃埔軍官學校演講，說，“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我期待著這樣的平民的文字一天一天多起來。走筆至此，忽然想起云南詩人雷平陽的一句詩：“他們一齊埋伏在我的記憶之中”，在我而言，這個“他們”即是我認識和不認識的、喜歡和不喜歡的鄉親們。而這中間，也包含著我的不會再有改變的宿命。

（責任編輯：宋小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