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調查研究及其意義

吳云峰

（黃山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黃山 245041）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關于抗日根據地的調查研究工作，近年來學術界出現了一些成果①。這些成果主要側重于論述根據地社會調查的方法和意義，而對開展社會調查的深層原因及社會調查與政策調整之間的關系論述不多，且研究的區域以華北較多。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在抗戰時期開展了大量調查研究，新四軍中的調研人員也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和專業水準，但目前學術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薄弱。他們通過調研，撰寫了許多具有典型性的調研報告，豐富了中國共產黨開展調查研究的策略與方法。因此，開展對該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開展調查研究的必要性

（一）適應主要矛盾轉化的需要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國共兩黨實現合作抗日。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面臨的斗爭形勢和環境較土地革命時期發生了較大變化。比如對地主的政策，由過去打土豪、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毛澤東在為《農村調查》 一書所作的序言——《沒有調查者沒有發言權》中指出：“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保?］強調為了適應形勢和環境的變化，必須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1941 年8 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了一步，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作風并未徹底消滅?！币虼?，黨中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保?］360-361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加強調查研究，了解當地階級階層、人民生產生活等情況，才能為制定正確的政策策略提供依據。1938 年初，新四軍集中整編不久，就在安徽涇縣組織了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由薛暮橋任主任。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從各單位里調來的。如許坦克、周沂、陶白、鄭鐵鷹、周雯、孫曉梅、陳西橋等。薛暮橋指出：成立這個委員會很重要，“一是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傾向，便于更好地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二是調查社會上反動封建迷信道門的活動，以利我們掌握準確的打擊對象。三是調查皖南地區地主、富農、高利貸者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敲詐情況?！保?］469只有深入掌握根據地實際情況，才能適應斗爭環境變化，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這一時期，按照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廣泛的社會調查。

（二）解決革命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的需要

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對華政策發生調整，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騰出手來重點進攻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抗日態度也漸趨消極，把主要的力量用于限共、反共。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遭遇空前困難。比如，不少地區減租減息未能徹底推行，一些地主對減租減息采取拖延、抵制的辦法。在救國公糧征收過程中也存在隱瞞田畝、收獲的現象。又如，泗陽縣在查租過程中就發現減租不徹底的現象。白天把租戶租子減了，糧食也扛到佃戶家里了，可是夜里佃戶又悄悄送回地主家了［4］254。面對減租不徹底，農民不積極配合減租這些問題，需要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來解決。為此，黨中央發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尋找解決問題，推動工作的辦法，戰勝革命中的困難。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響應黨的號召，中央機關、各團體、各根據地先后都組織調查團等，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如張聞天率領調查團赴陜北、晉西北農村開展了長達一年多的調查研究，撰寫了著名的《張聞天陜晉調查》。為了堅持抗戰，鞏固根據地，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也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工作。

（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需要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黨員的數量快速增長。但是，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數量比較高的黨內還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革命戰爭中長期形成的“左”和右的思想還未徹底清除。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等錯誤作風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王明在擔任長江局書記期間，雖然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宣傳黨的主張與擴大黨的影響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奉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于統一戰線”的路線，給華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雖逐步被消除，但新四軍和華中地方黨的建設仍存在不少問題。如，泗陽縣楊崗鄉干部在查租中不深入細致，存在太平觀念。不少同志采取“溜門子”式的查租，他們問農民“你種誰的地，減沒有？”農民回答“減租了，都減過了”［4］257-258。這種粗略的調研方式很難掌握租佃關系的真相。為了整頓黨的作風，延安整風運動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中，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途徑。毛澤東在《沒有調查者沒有發言權》中指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 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保?］7891942 年4 月，中共中央華中局宣傳部發出了《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及討論中央決議的通知》，該通知指出：“調查研究工作是決定黨的政策與改進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是克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以加強黨性的嚴重步驟?！保?］173蘇北區黨委路北特委《克服調查研究工作中幾種不良傾向》一文指出：“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武器，是掌握馬列主義武器的一個捷徑，是一把寶貴的鎖匙。我們只有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才能認識并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武器?！保?］為了加強黨的建設，克服主觀主義，培養黨員干部實事求是、聯系群眾的作風，也必須加強調查研究。

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的調查研究及其內容

為了更好地開展對敵斗爭，鞏固根據地，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較為著名的有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安樂鄉調查》、淮北抗日根據地的《淮北農村調查》、阜東縣《長興鄉調查》、鄂豫邊區《巡檢司鄉梅保調查》《漣水縣的閘口鄉——農村調查資料》《鹽阜區客堂、順集、瓦灘、魯橋四鄉民兵調查》等等。

1943 年5 月，淮南路東根據地召開了新鋪會議。新鋪會議召開后，淮南區黨委根據整風精神，派出方毅、劉順元、張勁夫、李世農等四位負責同志率領30 多名干部深入基層，一面幫助縣委工作，一面選擇了殿發鄉、安樂鄉、七賢鄉、桑園鄉進行典型調查，共收集了30余萬字的材料?！栋矘粪l調查》就是方毅整理了調查材料以后，于1943 年12 月寫成的調查報告。該報告的內容包括：第一章“環境及人口”，第二章“過去與現在的土地關系和剝削關系”，第三章“民主政權建設過程中的各階級”，第四章“土地查登，土地稅與救國公糧”，第五章“一般人民的負擔”，第六章“舊政權與民眾政權下群眾生活比較”，第七章“支部與支部工作”，第八章“鄉政府與鄉政府工作”，第九章“鄉農抗會與農抗會工作”，第十章“其他群眾團體的活動”，第十一章“擴軍與優抗”，第十二章“各階層中幾個典型人物略傳”?？梢钥闯?，該調查報告對安樂鄉的歷史沿革、風土人情、根據地政權建設、經濟建設、黨的建設、群眾團體、人民生活等情況進行了詳細地調查。以該鄉的減租減息政策為例，報告列舉了高利貸剝削的種類有“月利、糧利、糧食青子、麥青利、放豆餅、轉風錢、豬利、借錢還工”等，并介紹了根據地分半減息的法令及執行情況。報告還列舉了一些貧雇農在減租減息政策實行后，生活得到了改善?！叭甾r抗會理事長，過去全家幫工，現在已上升為富裕的中農了?！保?］356調查人員還了解了當地的地主在減租減息、公糧征收等工作中的表現，如地主何良甫，表面上很開明，實際上對民主政府極端仇視。深入的調查研究，為制定和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提供了依據。

《淮北農村調查》也是華中根據地比較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調查報告。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展后，黨中央發布了加強調查研究工作的決定。華中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提出要在華中地區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貫徹黨中央和華中局指示精神，淮北區黨委選擇了若干個鄉、區進行了農村調查，參加調查工作的有趙敏、張維城、潘琪、曾謀、王允昭、蘇韋、江風等人。其中選擇的區域有二聯鄉、苗橋區、苗橋鄉等，調查指定由江風負責。調查報告包括《二聯鄉調查》《二聯鄉支部調查》《苗橋區調查》和《苗橋鄉調查》等。如《二聯鄉調查》的內容就包括“自然環境、地形、物產、交通”，“政治區劃、人口和階級區分狀況”，“舊有土地關系”，“舊有剝削關系”，“舊時政治狀況與社會狀況”，“抗日民主政權建設與群眾運動發展過程”，“剝削關系的變化”，“土地關系的變化”，“階級變化”，“各階層經濟生活和生產方法的變化”，“人民生活的變化”，“人民負擔的今昔比較”等等。

根據地除了對基層政權進行了綜合調查研究，還對許多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形成了專題調查報告。如關于部隊的鞏固工作，新四軍各師都進行了深入調研，并在部隊和根據地舉辦的報刊上登載了調研報告，供部隊學習借鑒。如《抗敵》雜志刊登《鞏固部隊的初步研究》一文，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調研組在《建軍》雜志發表了《對于戰士一般情況的初步研究》一文，《建軍》雜志刊載了王恨的《鞏固部隊的模范連》、鄧海清的《一個支部在鞏固工作上的幾點經驗》等調研報告，《先鋒》雜志刊載了陳友仁的《廿四團的鞏固部隊工作》、楊光隆的《四連的鞏固工作》等等。由上述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士兵的鞏固工作是當時各部隊面臨的重要問題。為了幫助新兵適應連隊生活，克服部隊中出現的逃亡、離隊等現象，部隊開展了深入調查研究，分析了影響部隊鞏固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和辦法，從而為搞好部隊政治工作、軍事訓練、家屬的優待等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如彭沖在《鞏固新戰士工作研究》的報告中分析了新戰士的特性，“熱情高，感情重，喜歡爭面子”，“誠實，擔子小，做事認真”，“關懷家庭，易生苦悶”，“散漫，保守，重迷信”等等。針對這些特點，他提出了幾種鞏固新戰士的辦法：大會歡迎與小組介紹相結合，優待新戰士，要求戰士遵守部隊紀律，選派代表返籍慰問、實行看兵制等等［8］。此外，淮北根據地還對水利建設工作進行了調查研究，形成了《人字頭壩及淮寶大堆的調查研究報告》。由此可見，調查研究的方法被廣泛地運用于根據地的軍政及其他方面的建設。

三、調查研究的方法

調查研究需要采用適當方法，遵循一定原則，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開展調查研究過程中，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總結了一套方法和原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一）開展專題調研

這一時期，新四軍和根據地開展了一系列專題調研。專題調研的目的是掌握一個區域的具體情況或了解某一方面的工作情況。新四軍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由各組帶著專題下鄉調研，返回整理，集體討論成文后，再請首長來聽匯報做指示。調查委員會的鄭鐵鷹曾和許坦克、許曉梅分在一個小組，住在一位有愛國熱情的中學教師家里，通過他接近一些開明人士，每次調查20多天至1個月后返回互相交流材料。新四軍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的調研報告，如《皖南農村經濟管窺》《皖南農村經濟的副業與手工業》《皖南租佃關系一瞥》《皖南農村借貸制度一斑》《皖南土地分配縮影》等。這些調研為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隨后，1938 年10 月，新四軍第一支隊政治部發布了《關于減輕租息的辦法》，在根據地逐步推行減租減息政策?；幢眳^黨委宣傳部長馮定在《支委應該了解調查研究的問題》報告中列舉了支委在調查研究工作中應該了解的內容，包括：“關于支部情況”“關于政權情況”“關于群眾團體情況”“關于民兵情況”。應該精細調查的內容包括：“關于所在鄉的地理情況”“關于所在鄉的人事情況”“關于所在鄉的經濟情況”“關于所在鄉的政治情況”“關于所在鄉的文化情況”等［9］。此外，作者還提出，應該對政區劃分、政權機構、黨的組織、干部、教育和學習等問題進行深刻研究。這些專題調研為根據地減租減息、政權建設、士兵動員、民運工作、統一戰線等政策制定提供了現實的依據，有利于減少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工作實效。

（二）深入群眾，深入基層

要想獲得真實的調查材料，必須走群眾路線，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毛澤東在《沒有調查者沒有發言權》中指出：“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保?］新四軍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的戰士經常分頭外出，與群眾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用聊天的方式收集材料。調查人員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獲得了群眾的信任，聽到了群眾的知心話。比如，有的地方群眾是燒牛糞的，一堆牛糞倒上水后，參加調研的戰士們便爭著脫掉鞋襪，用雙腳拼命地踩和著，再把牛糞分成一團一團，糊在墻上壓扁，曬干。戰士們與群眾同甘共苦，得到了群眾信任。村民認為新四軍里面能人多，村子里有人要分家，也要把新四軍干部請去，替他們立字據，還要像“娘舅”似的坐上席做證人［3］470。新四軍第二師連隊工作調查組在《第一次調查研究工作方法總結》報告中提出：“親自參加連隊一切活動。有計劃地找對象談話?？催B隊一天有些什么問題。召開必要的調查會?？傊?，只要有，你就收，去其不要的?！保?0］淮南行署在安樂鄉開展調查時，時任行署主任方毅帶領曾宇、施錦友、孟家芹、王偉等10多人進駐安樂鄉。他們深入鄉村，吃住在農戶家里。方毅一直吃住在農民高義兄弟家里近3 個月，他們以謙虛謹慎、認真負責的態度，采取個別調查、個別訪問、開調查會等方式，認真向工人、農民、地主、士紳等各階層人士開展調查，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把零散的意見集中起來，再舉行聯合調查會，對收集的材料進行審核研究，得出正確的結論［11］166。通過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調查人員獲得了具體而真實的調查資料，確保了調查工作的成效。

（三）將普遍性與典型性相結合

薛暮橋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工作期間撰寫的《怎樣改進調查研究工作》一文，提出了“從個別到一般，從典型到全面”的調查計劃。他提到：“新四軍在皖南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調查也是采取類似的方法。首先抽調十余個略有社會科學理論修養和鄉村工作經驗的知識分子，組織一個調查工作隊，給以兩星期的專門訓練，替他們準備好一個比較詳細的調查提綱。做了一個月的調查以后，回來檢查材料，總結經驗。再來兩個星期的業務學習。這樣經過一年時間，完成了4個縣（當時皖南新四軍的全部防區）的調查工作。并使大多數的同志學會了調查，整理材料以至編制報告的全套方法?！保?2］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通過對皖南農村的調查，掌握了皖南農村借貸關系的概況。如《皖南農村借貸制度一斑》的報告提到“南陵的五保中，一般的債戶都在開展總戶的半數以上。甚至如鵝嶺鄉二八保的債戶，為總數的93.3%。借糧食的，如何合鄉二三保，為66.7%；三里店十三保、童村鄉四四保、鵝嶺鄉二八保都為83%以上。唯黃山鄉三六保，有特殊原因例外?！保?3］419通過這個報告，可以看出：皖南鄉村一般農戶的負債率較高。該報告還提到了黃山鄉三六保為產丹皮的山地村，無糧食可借，所以負債水平與其他村莊稍有不同。在調查研究中還總結出了其他諸多行之有效的調研方法。如韋健雄在《農村經濟的調查和統計》報告中列舉了幾種調查方法：概況調查、挨戶調查、選樣調查、通訊調查等。他還就調查前的周密計劃和調查后的詳細整理問題，專門針對“怎樣編制調查表格”和“怎樣分類統計”等進行了論述，對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案進行了討論［14］41-48。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針對不同的調研問題、調研對象采取了靈活多樣的調查方法，為豐富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理論提供了實踐基礎。

四、調查的原則和策略

調查研究工作除必須采取正確的方法之外，還要遵循一定的原則，講究策略，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得出客觀的結論。

（一）注重客觀全面

《二聯鄉調查》的作者江風就指出：“作調查，就應該把事物的光明的一面與陰暗面完全觀察出來，這樣才算全面、客觀地觀察了事物。譬如在二聯鄉的階級變化中，貧農迅速上升，這是階級變化的光明面，但中農上升很少，則是我們在改造農村中尚有不足之處的表現?！保?5］5在淮北抗日根據地的公糧征收工作中，孟東波提到，某些同志由于調查工作不深入，聽了某些不明大義的人士或保甲長的虛報，輕易地得出了負擔過重的結論。在劉圩鄉雙咀集的工作人員，只進行了粗枝大葉的調查，拿虛報的數字就輕易地作出上等戶要出30%，中等戶要出50%，下等戶要出40%的結論。某些不明大義的人士到處訴苦，引起民眾不安的情緒。后來經過艱苦深入的調查，發現征收公糧中存在業戶隱瞞田畝和收獲的情況，按公署的征收標準（上等戶12%，中等戶8%，下等戶5%） 征收，全保只超過原定征收額的1 石糧［13］23-24。這證明負擔是合理的。如果不經過客觀、全面的調查研究，就無法完成公糧的征收任務，也難以有效地動員民眾支持抗戰。趙汝山在《連隊調研工作的點滴經驗》一文中曾談到，有一個調查連隊工作的同志，去了解×支部的組織生活，有一個黨員反映“我們這一組里，可一次小組會都不曾開過”，因此當他總結工作的時候，就憑這一材料，給該支部以組織生活不健全的批評。之后，支書告以實情，原來該小組的組織生活還是經常的。那位反映情況的黨員有一次恰巧他放哨的時候未能參加，還有一次是因為他做采買外出。因此趙汝山提出，“要從矛盾的雙方面來看問題”［16］。強調在調查研究中要客觀全面，確保調研數據真實可靠。

（二）透過現象看本質

調查研究中，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由淺入深。新四軍皖南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通過對皖南農村副業與手工業的調查，不僅得出了副業衰落的結論，而且分析了副業衰落的原因包括“市場喪失、敵人的經濟封鎖和國民黨當局的疏忽”。趙汝山在《連隊調研工作的點滴經驗》一文中提出“要做X光，不要做照相器（機）”，也就是提倡在調查研究中透過現象看本質。參與《淮北農村調查》的江風認為：“搜集到的材料，標明了一種現象，就必須再進一步去搜集材料，了解這種現象的本質或構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只有這樣，我們的調查材料才能算深刻和有價值。光是現象羅列的材料，對于我們想依據調查結果，去改造農村或農村工作，仍是無濟于事的?！保?5］5例如，二聯鄉在調查中發現自耕農比過去吃多喝多，表面上看是生活改善了，實際上卻是拼吃拼喝，不愿意擴大再生產的反?，F象。在減租減息中，有的佃戶在減租斗爭中不敢與地主面對面斗爭，甚至替地主打掩護。又如，淮北渦永縣曹市鄉：“牛寶坤、牛一鵬的佃戶，經過大半天的說服教育，沒有頭緒，牛一鵬的佃戶說：‘咱莊上（小郭莊）糧食都實報的，管你們調查’。牛寶坤佃戶說：‘上次糧食少了不怪東家，是咱少報了，現在照實報，東家不會不照退的?！保?7］傳統鄉村社會，東佃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佃戶從生存和經濟生活的利害關系出發，對減租所得及風險會進行一定的權衡。在尚未確立優勢地位的情況下，他們不敢輕易地與地主翻臉。要想真正地推行減租政策，就必須考慮到農民的這種顧慮，通過保障佃權為農民撐腰。

（三）調查要講究策略

《先鋒》雜志刊載的《論調查研究方法問題》一文提到：“不管是個別訪問也好，是開調查會也好，都應當首先使對方了解我們調查的動機和目的，并須盡力消除其疑忌，我們的態度必須謙遜勤謹，和藹可親。開調查會時，人數不必多，但時間要充分。如果必須召集各階級人物同時出席一個調查會議，則最好事先將其階級或身份比較相同和相似的人，有計劃分成若干組（如地主士紳資本家為一組，如工人農民等又為一組），分組舉行調查會議，分別收集有關材料，最后始把他們合并起來，舉行聯合的調查會議，并從這種聯合性的調查會上來審查研究和反復校對過去所有的材料，與收集新的材料。不經過這種過程，則彼此均受約束，要想收集正確材料，反不容易?！保?8］這就說明，要想獲得真實的調查結果，必須充分了解調查對象的立場、處境、心理等，消除其顧慮，才能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和訴求。

五、調查研究的意義

在黨中央統一部署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圍繞部隊發展、根據地建設、各項政策法令的推行開展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適應了敵后環境的變化，為各項工作提供了依據。調查研究的開展，也使得新四軍和根據地面臨的各種問題找到了根源和解決的辦法。

（一）為政策的轉變及調整提供了依據

鄂豫邊區在通過對禮南第一鄉第一保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群眾對柴山很在意，稱之為米罐子，靠山吃山。貧苦群眾依靠賣柴為生。為了避免部隊在生產節約運動中與群眾的利益發生沖突，第五師規定：“部隊燒飯，不許燒栗樹，只許燒松樹，部隊為了生產燒炭時，可向富人買山，不要買窮人的山?！保?9］515通過調查研究，新四軍了解了群眾的疾苦，采取了維護群眾利益的做法，因而得到了根據地群眾的支持。通過對該保的調查，工作人員還了解到，地主士紳在思想上是矛盾的。認為新四軍比國軍好，所以贊成新四軍在當地堅持抗戰。但他們又怕政治和經濟上受到損失。特別是對于新四軍是否實行分田地的政策，他們均無把握。針對地主階級的這種顧慮，根據地采取了爭取中間分子的政策，向他們多做宣傳及解釋工作，避免地主在農救組織中造謠破壞?；茨峡谷崭鶕亍短旄邉趧踊ブ鷨栴}的調查報告》，不僅總結了天高縣勞動互助的成績與缺點，而且提出了鞏固互助的辦法，如工資要公平合理，要培養生產模范和勞動英雄，要注意互助的規模與形式，要注重對互助成員的教育，要做好互助的組織領導等等。各種調查研究的開展，為根據地政策的調整提供了切實的依據。

（二）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難，推動了各項政策的執行

調查研究的廣泛開展，弄清了工作中的難點及原因，也就為繼續推動工作提供了參考。1943年春，淮南抗日根據地東廟區七賢鄉高利貸很活躍，麥子一下場以后，債務糾紛就很多。根據地通過個別訪問、開調查會、深入各村開展調查，弄清了什么人放債？多少人放債？什么人借債？并弄清了高利貸的種類、借貸手續、剝削程度等問題。通過研究，根據地認為，要減輕這種不合理的剝削，同時要照顧到和區別對待不同債主，不能機械執行分半給息的原則，以免造成今后的借貸停滯。經過少數先進積極分子的討論，提出初步的辦法，再分別到各村召集債戶開會討論，然后由債戶代表最后討論決定，由農抗會名義向政府建議，經過政府召集債主債戶代表及士紳農抗代表開聯合座談會，一致通過了“讓息還債辦法”［20］259。按照新的還債辦法，該鄉的高利貸問題和債務糾紛得到了妥善解決。

（三）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

鄭鐵鷹曾回憶新四軍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工作的情形，在涇縣、繁昌、銅陵、南陵等地，封建會門組織很多，有一次戰士們在南陵縣三里店不遠的一個地方調查，住在農戶家。晚上，雷雨大作，第二天早晨出門，只見路邊一棵柳樹被齊腰斬斷，于是，有人說是因為村里來了不虔誠的人，電母雷公發怒劈斷的。隨即便有人瞪著眼看他們。突然，人群中有個十八九歲的小青年說，“這樹不是劈的，是用鋸子鋸的”［3］471-472。于是，反動會道門利用迷信趕走調查員的企圖被打破了。調研人員雖遇到種種困難，但依靠群眾，克服了困難，增長了才干和閱歷。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員肖加亞在水東鎮去拜訪聯保主任翟陶然和辦事處文書翟大音，可他們除了照章辦理供應糧食等純粹事務性的事，對解決各救亡團體的籌備事宜一概推脫不辦。當地群眾也因為怕翟陶然而不敢與調研工作人員接近。經過艱苦的工作，發動群眾，成立了各種抗日救亡組織，并通過合法斗爭，撤換了反動的聯保主任翟陶然［21］148-149調研人員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戰勝了種種困難，并在克服困難過程中提高了工作能力。

結 語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通過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及時轉變與調整了政策策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及敵后各項事業的發展。與其他根據地的調查研究相比，新四軍與華中根據地不少調查人員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專業水準。如薛暮橋是著名經濟學家，皖南農村經濟調查組的成員不少是來自大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形成的調研報告具有較強專業性。這些調查研究資料不僅為當時的黨政機關制定和調整政策提供了依據，也為后人研究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歷史風貌提供了翔實的史料。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調查研究的經驗與方法，對當前開展主題教育和深入調查研究仍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注釋：

①主要成果有：朱慶躍的《抗戰時期黨的社會調查與群眾工作本領的提升——以淮北抗日根據地調查文獻為中心的分析》（《黨的文獻》2020 年第5 期）；馬維強、行龍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太行根據地社會調查芻論》（《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張文俊、張瑋的《抗日根據地鄉村社會階層之流動——以1942 年張聞天興縣9 村調查資料為分析對象》（《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