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吳元濟傳》采錄韓愈《平淮西碑》考論

□李 潔

《舊唐書》在《韓愈傳》中對韓氏撰寫《平淮西碑》的緣由和結果進行了敘述，并未表現出對韓愈本人的情感傾向?！缎绿茣返木幮抟浴杜f唐書》為根柢，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苴?！缎绿茣窃獫鷤鳌凡坏牟射浟隧n愈《平淮西碑》（以下簡稱“韓碑”），而且對其多有溢美之詞。在對《新唐書》采錄韓碑的情況進行考辨時，將《舊唐書》作為參照可以更好地觀察不同時代史家對韓愈的態度，并由此推知兩《唐書》采錄同一文本時出現差異的緣由。因時代背景不同，不同時期的記事者對反映同一時代社會內容的史事采錄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雖然歐陽修、宋祁在治學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異趣”，但是二人皆在《新唐書》中表現出對韓愈不遺余力的褒揚，這一點與《舊唐書·韓愈傳》中史家對韓愈的態度迥然不同。

一、兩《唐書》采錄韓碑之差異

韓愈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中唐時期提倡“復古”的代表性文學家之一，在碑、志銘文創作方面有杰出成就。陳寅恪先生對韓愈極為推崇，認為“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1］。然而，韓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因時代變化而有所不同。后晉開運二年（945）修成的《舊唐書》對韓愈的評價較為中允，北宋重修的《新唐書·韓愈傳》則以春秋筆法對韓氏極盡褒揚。兩《唐書》對韓愈其人其事的評價和韓碑采錄的差異，表現出不同時期史家相異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

《舊唐書·韓愈傳》不僅對唐憲宗“詔愈撰《平淮西碑》”一事有詳細記載，而且敘述了憲宗命段文昌重撰碑文的經過?！缎绿茣窃獫鷤鳌啡牟射浟隧n碑，并在文末簡單交代了韓碑被換的緣由。不過，《新唐書·韓愈傳》對韓氏受命撰碑一事未有提及，僅以“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一筆帶過。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出“新書好用韓柳之文”［2］381的說法，《日知錄》卷二十六“新唐書”條亦云：“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n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保?］1468《新唐書》對韓愈十分認可與尊崇，以至“詔竟不如碑頌”，悉數采錄韓碑。雖然韓碑在憲宗時期被訴為“碑辭不實”，但是后世卻對其評價頗高。元人陶宗儀對韓愈的碑志文極為稱許，稱“碑文惟韓公最高”［4］106。明人吳訥亦有相似之感慨，認為“（碑志）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5］53。韓愈碑志行文有“尚奇”“不以文立制”的特點，如《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便由奇事入手，通過“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描繪兒女子孫探望苗氏的熱鬧景象。也許正是韓碑的“尚奇”特點，向來不喜佛老之說的韓愈為柳宗元撰寫了《柳州羅池廟碑》。碑文通過柳侯死后成神之說，極贊其“生能澤其民”。兩《唐書》對韓愈為柳氏撰寫此碑的評價，志趣迥然不同?！杜f唐書·韓愈傳》認為其人“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6］4204，以“妄”“實”二字進行對比，言辭之中多有戲謔貶低之意?！缎绿茣ろn愈傳》并無只言片語涉及韓愈為柳宗元撰碑一事，且在傳記中稱贊其“性明銳，不詭隨”［7］5265。清代學者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卷四十一“唐書一”中指出，《新唐書》較《舊唐書》于列傳中新添韋丹、盧弘宣等五人，其中“韋丹事采韓退之所撰墓志”［8］534?！缎绿茣妨袀?，轉錄自韓文者達16 篇之多，《吳元濟傳》更是將韓碑全文采錄。由此，兩《唐書》載錄韓碑之異便顯而易見：《舊唐書》對韓碑以記錄事件為主，對其人文學成就泛泛而談；《新唐書》則對韓愈推崇備至，其他未見《舊志》搜采而又彰明可考的韓文，亦增事不少。

二、兩《唐書》史源問題探析

《舊唐書》成書于后晉開運二年（945），由宰相劉昫、趙瑩負責監修，史料多源自唐代國史、實錄等原始資料?！疤颇┎ミw，載籍散失，自高祖至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后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余皆無之?！保?］340宋朝以降，史學的功用轉向“衛道”，修纂《新唐書》時太平已久，文事正興?！缎绿茣纷拚咴谝罁笆返耐瑫r，廣泛搜羅天下有關唐代的遺聞、佚事，對佚史、文集、碑志等皆有采納，撰修思想亦傾向于為政治服務。

關于唐代國史、實錄的遺留問題，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有詳細論證：“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乃盡行散失?！保?］345由此可知，后晉劉昫在監修《舊唐書》時，作為主要參照的唐朝國史亦為殘缺之本?！杜f唐書》所載唐代后期的行文較為粗糙，甚至存在一人多傳和人名舛誤之處，如卷十七誤將江西觀察使李款記為李穎［9］。景龍年間吳兢私撰《唐書》《唐春秋》，歷經開元、天寶至元和，唐代國史先后四次補苴完善［2］344-345。五代時期所能見到的國史，只有肅宗朝韋述、柳芳所編撰的部分?！杜f唐書·柳登傳》附錄了柳登之父柳芳修書之事，“父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6］4030。因此，《舊唐書》中缺乏對韓愈其人其文的記載實為合理之事。

除國史外，《舊唐書》的史料來源還包括征集的專門性史料和一些野史。唐雯的《〈舊唐書〉中晚唐人物列傳史源辨析——以〈順宗實錄〉八傳為中心》一文，肯定了唐人文集在史官編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0］唐末以后的史料采錄，尤其人物傳記，真可謂“總輯各實錄事跡，勒成一家之言”［11］?！杜f唐書》與《新唐書》兩部史書的同一記載，有時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據《舊唐書》記載，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后第二天，即位伊始的高宗以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三人為宰相。由《舊唐書·高季輔傳》可知，其人“（貞觀）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6］2703，早在太宗死前已身居相位。因為刊修時間短且多取材于實錄等原因，《舊唐書》中自相矛盾或記載有誤的情況并非孤例，參閱時須仔細辨別。

自古以來，凡重新撰史必在前人基礎上有所補缺或刪繁?！缎绿茣肥怯杀彼蚊細W陽修、宋祁領銜重修的一部史書，不但收錄了許多《舊唐書》所沒有的內容，而且增補了不少缺失的唐末材料?！缎绿茣に囄闹尽吩凇杜f唐書·經籍志》基礎上，增加了兩萬多卷唐代著述［12］?！杜f唐書》中沒有《藩鎮》之目，《新唐書》就別立此編［8］537。王方慶之著述在《舊唐書》中僅有一種載錄，但《新唐書》卻增補至三十多種［13］111。陶懋炳在《新舊〈五代史〉評議》一文中認為，學者評史學、史書時應著眼于時代背景和時代思潮［14］。歐陽修、宋祁撰修《新唐書》時，北宋正面臨詩文革新運動。面對韓愈這位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北宋文人集團看到了可為自己所用的政治理想與文學理念，故一時“尊奉春秋”，大力推崇韓愈的“道統說”。由此可知，中唐時期新興的“復古”學風已越過五代開始影響北宋。然而，與韓愈同為古文運動倡導者的柳宗元，卻因衛道色彩淡薄而逐漸受到貶抑?！缎绿茣沸拮^程中的“增事省文”特征抹上了濃郁的政治色彩，“兩《唐書》一崇元白，一推韓柳”［15］，這種差異體現了從中唐、五代到宋代史家“刊修”史書標準的變遷。兩《唐書》編修者的主導思想和情感傾向都非常清晰，一切都以符合時代需求為標準。

三、兩《唐書》采錄韓碑相異的緣由與史家修史觀念的變化

晚唐五代時期，唯美主義之風再次籠蓋整個文壇。韓愈撰碑一直力求新變，試圖運用史傳筆法破除辭藻華麗的文風和模式化的寫作方式，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的那樣，“韓愈始破（碑志）舊格，出奇變樣”［16］1527。然而，《舊唐書》與《新唐書》對韓碑采錄情況的差異并不囿于韓愈個人的創作風格。除《新唐書》撰修者對韓文進行大量增補外，兩《唐書》在編修思想、取材內容兩個方面還受到史家所處的時代環境、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的影響。

首先，自古以來史家撰修史書總是伴隨政治需求，位列二十四史的兩《唐書》自然也不例外?！杜f唐書》由后晉史官編修，他們站在唐朝官方角度編纂歷史。五代時期的混亂局面實為天寶以來藩鎮割據的繼續，劉昫等人編修《舊唐書》時亦心懷顧慮，必定不會大張旗鼓地將“藩鎮事跡”錄入史書。據韓愈《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可知，憲宗改變了德宗對藩鎮的綏靖政策，選擇向對抗朝廷的強藩用兵，群臣之中唯有韓氏堪擔此立碑重任。韓愈坦言，“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愿……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17］332。由韓愈撰寫《平淮西碑》，首要原因是其在理論上予以憲宗伐蔡主張強烈支持，在戰前上呈奏章《論淮西事宜狀》。韓愈作為大軍主帥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親歷討平淮西的全過程，更能把握戰事全貌，進行相對客觀的記述。憲宗立《平淮西碑》并非單純的歌功頌德，背后目的是為了維護天子權威。據《舊唐書·李愬傳》記載，憲宗當時有意恢復隴右故土，但是征討淮西一戰卻拉鋸甚久，直至元和十二年（817）李愬才以奇襲之策生擒吳元濟，徹底平定淮西。然而，韓碑卻對裴度大加贊揚，李愬的功勞顯得微乎其微，故《舊唐書·韓愈傳》記述李愬妻子唐安公主之女“訴碑辭不實”［6］4198。另據《新唐書·吳元濟傳》記述，“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斫其文”［7］6011。此外，又有丁用晦《芝田錄》所記“老卒推碑”和唐末羅隱《說石烈士》中“石孝忠推碑”兩則故事的隱晦表達。由此可知，韓碑被推倒是各方勢力交織作用的結果。盡管兩則故事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僅憑《舊唐書》所記韓碑被斫只因李愬之妻上訴“碑辭不實”，就足以見得憲宗時期宮闈力量之強大。在這樣的背景下，韓碑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為“帝美（裴）度功”，史家在記載或采錄相關史料時必定會多加考慮。因此，韓碑才在《舊唐書》中未有記載，段文昌的新碑文亦無采錄?！缎绿茣反砗笕藢μ拼目捶?，宋太祖開建趙家政權，首先便削兵權、罷節鎮，故修史時必然要將“藩鎮”之禍大加闡發?！缎绿茣沸拮呓邮苤匦奕蝿諘r，北宋王朝正處于轉變的關鍵節點。韓愈作為古文運動的實踐者，其堅決維護的“道統說”對于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有著積極作用，因此韓文成為修史者“增事”的首選。因此，盡管兩《唐書》所反映的是同一歷史內容，但政治原因所導致的史家指導思想差異和不同的情感傾向，注定了兩者對同一內容的編排必然不同。韓愈在憲宗時期因“韓碑廢、段碑立”一事飽受爭議，直至宋代依然反響激烈?！杜f唐書·韓愈傳》僅將此事原本記錄而未采錄韓碑碑文，這與韓愈在元和后期的仕宦沉浮有著無法脫離的關系，背后的政治因素對個人成就和史家情感傾向的影響顯而易見。

其次，史家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傾向。雖然《舊唐書》編撰時間短，卻因取材于唐朝實錄、國史等原始文獻而史料價值較高，這正是《舊唐書》未被《新唐書》所取代的原因。宋代重修《新唐書》并非單純“以唐為鑒”，除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外，史家認為五代文氣衰敗、其文不足以勸戒后世，這就為后來的撰史者奠定了“文省于舊”的調子?！缎绿茣纷拚邭W陽修以文章冠天下，同韓愈一樣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崇尚春秋筆法，對辭藻華麗且衰靡無氣的駢文棄而遠之。宋祁同樣以文章著名，且喜愛韓、柳之為人。因此，歐陽修和宋祁二人撰修《新唐書》時必定會在合乎“衛道”思想的前提下，使“刊修”之文符合自己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傾向，凸顯對春秋筆法的推崇和駢體文章的貶抑。有人認為宋祁“凡詔令不錄于書”，卻對韓碑全文錄之，似乎只從個人興趣出發，全然不顧歷史事實［18］。此說或許有些道理，但并非全然正確。韓愈作為封建專制統治的捍衛者，其人其文符合史家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傾向，就算沒有史家對韓愈文章的推崇和喜愛，韓文依然有很大可能被載入史書之中。吳元濟為唐朝心腹大患，《新唐書·吳元濟傳》載錄韓碑全文，亦是對北宋官員的警示，奸臣、叛臣、逆臣單獨列傳成為《新唐書》撰修的一個新變化。宋祁在韓愈傳記中并未記載韓愈撰寫《平淮西碑》的相關事件，僅在《吳元濟傳》中闡明韓碑是受帝命而作，并將碑文全文采錄，文末以“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斫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7］6011-6012解釋韓碑被斫后換為段碑一事。這就與《舊唐書·韓愈傳》直言“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截然不同，由此更能看出《新唐書》撰者對韓愈的情感偏好。韓愈在憲宗時期雖然已有成就，晚唐時期李商隱曾為其碑文發出憐惜之辯，但因文學崇尚與時世牴牾，韓氏在文壇的地位遠不及北宋?！缎绿茣酚陧n愈而言，正如清人趙翼在《陔余叢考》“《新唐書》多回護”條中所說：“《舊書》皆不載，《新書》一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為昭雪?！保?9］186此后韓愈在文壇上的地位不斷提升，其對《新唐書》的作用遠不止政治上的助益。兩《唐書》文學格調之迥異在于，《舊唐書》從某種意義上認識到韓文的“尚奇”，但囿于時代局限，不得不對其進行嚴厲批判；《新唐書》則直抒胸臆，將對韓愈其人其文的溢美躍然紙上。兩《唐書》史家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由此彰明可見。

縱觀中唐、五代到北宋“記事者”對史書的內容編次和書寫策略，可明顯發現兩《唐書》對部分人和事載錄的區別?！杜f唐書》對人物進行描述時，傾向于以此人的文學成就作為評判標準，而《新唐書》則轉為以其人其事在政治上的態度和立場進行編排。尤其是關乎國家忠義的內容，歐陽修在修史時十分注重人物的這一特質，因此將《舊唐書·忠義傳》中不夠忠義之人排入一般列傳?！缎绿茣窃獫鷤鳌穼㈨n碑全文載入，側面反映了史家修史觀念的變化，說明史家在修史時受到多重因素影響。

四、結語

韓碑在中唐時期已頗負盛名，堪稱后世碑志創作的典范?！缎绿茣吠ㄟ^全文采錄的方式表達了對韓碑的認同，在事實上與《舊唐書》進行了區分。韓愈碑志有著很強的“通變”精神，只是中唐時期的文壇盟主為元、白等人，因此韓愈在文壇的地位才不及北宋。后晉史官編修《舊唐書》時對韓愈個人的推崇較少，亦缺乏夸贊之意。北宋重修《新唐書》，韓愈崇尚的“復古”文學觀念受到社會環境、史家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的影響，韓愈與《新唐書》之間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韓碑在《新唐書》中有了全文載錄的可能?！缎绿茣分小胺岔n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遺”，韓愈的文學地位由此在北宋達到頂峰。兩《唐書》對韓碑截然不同的載錄情況源自多種因素，兩《唐書》編修者立足于不同的歷史背景，其思想必然受到時代因素和文學風尚的影響，從而形成不同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傾向，這一現象展現了不同時代史家修史觀念的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