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劇理論“現代建構”的緣起、特征與使命
——以新世紀以來戲劇理論研究界三篇“導論”為中心的考察

張 華

中國戲劇理論的建構問題引起學界重視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逐步清晰,(1)以1991年《戲劇藝術》編輯部組織南京大學的戲劇學者討論中國戲劇理論建設問題為標志。參見董健等: 《論中國戲劇理論的基本建設》,《戲劇藝術》,1991年第3期。新世紀以來的二十余年,其研究得到較大發展。這既是對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研究貧弱乃至文藝理論研究“失語”問題的反思與回應,也是戲劇研究本身的拓展與深化。因為在戲劇史、戲劇運動、戲劇思潮流派、戲劇作家作品、中外戲劇比較和古今戲劇傳承等研究已具備相當基礎的情況下,重視戲劇理論是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必然趨勢。其中,有三篇“導論”值得注意,即田本相《殘缺的戲劇翅膀——中國現代戲劇批評理論史稿》導論(2)該書作者為宋寶珍,由田本相設計提綱并撰寫“序言”。為論述方便,本文稱之為“導論”。田本相: 《〈殘缺的戲劇翅膀——中國現代戲劇批評理論史稿〉序言》,北京: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2頁。(2002),周寧《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導論(2013)和董健、胡星亮《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下稱《大系》)導論(2017)。本文將其結合起來考察的原因有三,首先,其作者均為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一線學者,均對20世紀中國戲劇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進行思考和發言,關注重點均為大問題和大方向,論述基礎亦為迄今戲劇理論研究領域中較為扎實的專著成果;其次,作者的理論致思向度、目標和方法具有內在統一性,如對戲劇理論史料的檢視和闡釋方式及其包含的“論從史出”的研究思路,對于中國戲劇理論研究框架的學術審思和探索,以及鮮明的價值評判意識等;再次,從“導論”發表的先后順序及其所依托專著的規模、構成和問題涉及的深廣度來看,上述統一性又呈現出明顯的延續性和發展性,從中可集中窺視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和未來方向。

中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是胡星亮近年提出的學術命題。其核心觀點是,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的發展是中國戲劇理論追求和確立“現代性”的建構歷程。這一觀點在《大系》的編纂中得以踐行,并在其導論中得到詳細闡述。聯系前兩篇“導論”,可以看出“現代建構”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立足于中國現代戲劇的歷史實際和發展趨勢、充分吸收了以往建構經驗的戲劇理論闡釋框架。田本相提倡理論人物序列展覽式的研究方法,尊重戲劇理論闡述的原生性、個性化,在此基礎上發現問題、洞察實質;周寧的研究視野擴大至整個20世紀,采用主要問題串聯、相互推動的研究方法,在以人之價值為核心的社會生活與戲劇現象“合理性”的追問中,致力于尋找一條普適性的戲劇理論批評史的建構之道?！艾F代建構”在價值觀念和方法上對上述二者均有借鑒,卻顯示出更為積極樂觀的精神氣象。它既在建構理念上保留了對歷史性問題強烈的追問意識,又在建構主旨、建構坐標和建構視野等方面呈現出一系列新的訴求。其中,戲劇現代性觀念的全面介入,不僅意味著戲劇理論研究方法上新的探索,也在文化視野、學術愿景、建構理念和策略等方面較以往有一定進展。

在中國現當代語境中建構中國戲劇理論,無論運用何種觀念或方法,基礎層面應是中國學者對于戲劇藝術發展規律的闡述,核心層面應是中國戲劇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發展,上述研究成果均鮮明體現了這一點。在此前提下,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 中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是如何產生的?它如何面對和處理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現象?相比以往研究,其具體內涵和根本特征主要有哪些?面向世界和中國戲劇理論發展的未來,它又具有怎樣的現實挑戰、理論前景和建構使命?筆者認為,上述三篇“導論”既獨立成趣又相互關聯,且不同程度地蘊含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下文擷其要者進行梳理和探討。

一、 緣起: 本體困境、格局危機與建構焦慮

在現代中國,各類藝術的發展及其理論格局的形成有一個強大的外在作用力,即社會政治意義上的現代化運動。它迫使各類藝術不同程度地陷入本體困境,因為與這些藝術發展相應的美學話語從一開始便“對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個人的福祉——切實的自我觀和自我身份——憂心忡忡,因此,意識形態和政治就成了它的基礎”。(3)[美] 王斑: 《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孟祥春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4頁。與其他藝術相比,這一困境在戲劇的發展中顯得尤為突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戲劇具有特殊的“教化”效果?！敖袒敝趹騽?既是美學范疇又是現實功用。由于中國現代戲劇的發展直接關聯著中國現代文化危機、民族危機背景下的實用哲學和社會運動,“教化”的戲劇本體內涵長期被淡化或忽略,而它以“工具性”為標志的歷史目的性則一直被凸顯。

鑒于這一狀況,田本相將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發展概括為“兩個特點、兩個潮流、一大弱點”(4)田本相: 《〈殘缺的戲劇翅膀——中國現代戲劇批評理論史稿〉序言》,第5頁。。第一個特點是“移植性、模仿性和實用性”,其形成源于早期話劇的倉促引進,這對整個20世紀中國戲劇的理論自覺和批評生態持續產生著負面影響。第二個特點是“經驗性”: 理論探索意識的欠缺,又造成了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內容往往體現在劇作家或實踐家對各種戲劇活動形成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上,正是這種“經驗性”的戲劇理論形態,先后促成了“詩化現實主義”和“實用現實主義”兩大理論潮流。田本相的論述側重點在于,實用主義原則迫使戲劇藝術隱退自身: 一是戲劇的工具性定位阻滯了戲劇的藝術本體追求;一是戲劇生產中的社會政治訴求淡化甚至消弭了戲劇的藝術(美學)精神內涵。這樣,“求助于經驗”的理論形態、“實用現實主義”長期占據主流也就成為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發展中的一個無奈選擇和特殊現象。這也同時決定著戲劇理論發展的“一大弱點”,即具有學術高度的“學院派戲劇理論”的孱弱。

周寧則將戲劇及戲劇理論的本體困境直接描述為“政治與美學的兩難選擇”。他認為20世紀中國戲劇發展最重要的特征是社會政治屬性,由此派生出戲劇理論批評史的“三大問題”,亦即三組復雜糾結的關系:“政治化與美學化”“現代化與民族化”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它們共同決定了20世紀戲劇美學本體的失落、戲劇理論與批評話語的“理屈詞窮”,并在戲劇發展層面注解了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困境。周寧認為,受制于“現代化運動”這一大的歷史動機,所有的現當代戲劇理論與實踐均參與并服從于啟蒙大敘事、抗戰運動或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如此,戲曲現代化和話劇民族化的命題及其引發的種種論爭(5)周寧認為,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論爭多于理論,而“爭”又多于“論”。周寧: 《〈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導論》,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頁。,不過是社會政治框架內戲劇藝術的自我掙扎,它無法將戲劇的本體訴求落到實處。20世紀中后期的現實主義成為協調知識和權力的意識形態,其本質是早期現實主義的反叛、政治實用主義的延伸,因而無法將戲劇理論批評引入正途。新時期的“探索戲劇”試圖以求助西方或古代的方式促使戲劇回歸藝術本體,但終究不能突破社會政治性這一戲劇觀念中的“正題”,故其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這種本體困境直接促成了20世紀中國戲劇發展總體格局的危機。它首先表現為戲劇理論、批評與創作三者發展的失衡及互動性格局的缺失。由于缺乏科學性、獨創性理論研究的滋養和引導,戲劇批評總體上實力不足,更沒有形成與創作相匹配的批評格局和批評流派。又由于社會政治訴求主導下的先入為主的戲劇工具性定位,戲劇批評往往表現為簡單的“捧”或“罵”,難以真正對戲劇創作形成指導。反過來,戲劇創作盡管取得一定實績,但由于劇作家理論意識薄弱,對理論與批評的促進也非常有限。其次,從戲劇理論發展的內部結構來看,一方面,移植、模仿自西方的普及性理論知識占據主要地位,而缺少對這些知識進行藝術規律意義上的“創造性轉化”成果,尤缺立足于中國本土戲劇發展實際的,能夠揭示現狀、面向未來的戲劇理論;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政治理論、文藝理論或實用哲學一度代替了具有學術高度的戲劇理論探索,后者甚至被視為“脫離實際”而長期受到忽視、輕視乃至敵視。

可見在兩位作者看來,無論是戲劇本體困境還是戲劇理論發展的格局危機,罪魁禍首是長期以來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傾向。只不過,田本相文中的實用主義包含實用哲學和實用政治兩個意義層面,主要指向一種以追求實用性為標志的貫穿于整個20世紀的戲劇創作方法、理論形態或理論潮流?！皩嵱眯浴弊鳛閼騽∮^念或理論追求本身無可厚非,唯因其決定性地長期進入創作動機、影響作品風貌,造成戲劇藝術表現力的不足和精神價值的貧弱,進而僭越甚至制約了規律性、本體性的戲劇理論訴求,才是真正值得反思和警惕的;周寧文中的實用主義主要是指“社會政治導向”的觀念或思想,用以說明20世紀戲劇理論批評中一系列具體的重大問題何以產生并糾結,指向一種具體性、本源性的戲劇生態“原罪”,在其影罩下,中國戲劇理論的演進成為一個圓圈式封閉的歷史循環,難以突圍。

中國戲劇理論的建構焦慮正是在上述探索和追問中產生,又主要歸結為研究者對待“史實”的方法和態度。田本相之所以用人物來“結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史,是源于這樣的困惑:“我們憑著這些史實,能不能建構起一部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史來;即使形成一個框架,那么,這個框架又能否經得起考驗,它的基礎是否太薄弱了?”(6)田本相: 《〈殘缺的戲劇翅膀——中國現代戲劇批評理論史稿〉序言》,第2頁。他認為,充沛的歷史內涵是戲劇理論建構的客觀條件和重要保證,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薄弱一方面體現在相關史料的凌亂分散,一方面體現在少有學理性的歸納、分析和探討,因此,“困惑”的實質是對包括戲劇發展在內的歷史事實的批判性思考。如果說田本相側重于發現歷史性的種種“不合理”,進而對其影響下的戲劇理論與批評現象展開呈現、反思與總結,那么,周寧在假定歷史合理性(7)周寧認為,“理解藝術史上的任何觀念,首先應該假設其合理性,然后才可以深入思考?！敝軐? 《〈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導論》,第9頁。的同時,側重于考察戲劇如何在宏闊激蕩的社會生活和戲劇家真誠的時代擔當中身不由己和無所適從,如何以放棄藝術追求和理論探索為代價成全時代政治。在此過程中,具體問題不斷浮現、碰撞和變化,也不斷受到質疑和批判,如此,隨著“合理性”被取消,戲劇藝術(理論)的自我實現也在更大、更為復雜的歷史場域中顯得愈發艱難,周寧甚至將其概括為戲劇理論與批評發展的“既無進路,亦無退路”。

對歷史合理性的緊張探尋是戲劇理論批評史建構的重要基礎,也充分體現了兩位作者堅實的戲劇史學素養和理性思辨意識。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的現實生存與精神訴求,故所謂歷史合理性問題,本質上是人在特定歷史進程中能否獲得全面自由發展的問題。從而,有關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建構焦慮,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對歷史中人的價值不能得到真正實現的焦慮。

以人的價值為核心要義的歷史質疑精神和問題探尋意識深化了認識,卻引發甚至加重了戲劇理論批評史的建構焦慮,這一點值得深思,同時也啟發了化解“焦慮”的可能性: 它既然由歷史產生,終需調整對歷史的認識來化解。歷史作為一種過往的實存或今人的敘述結構,畢竟不會主動迎合人的意志或某一藝術自身的個別發展需要。同理,一門藝術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發展,根本取決于人(人類)的內在心靈結構和精神訴求,社會和時代作為偶然事件,只能對其產生局部、階段性的影響。進而言之,一切關于已有戲劇理論、批評和創作及其相關闡述本身便是“歷史”的: 它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并影響著歷史,又構成了戲劇發展的具體語境和實踐內容。因此,戲劇理論批評史的建構之道,首先應該體現為對包括戲劇發展內外部機制和實際成果在內所有史實的主動審視、接受和理性闡述;其次應該正視“歷史理性——戲劇發展”的二位一體關系及其互動方式,并面向未來追問其過程性的成敗得失。前者是態度,后者是方法。無可避免的問題已經產生,關鍵是透過問題在歷史與戲劇藝術的動態關系中把握其實質和未來方向。在戲劇理論建構的視域中,具體性問題與一般性問題之間的關系該如何看待和處理?各種理論現象的生成、發展與變化,與特定的社會政治以及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追求之間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其過程又彰顯了怎樣的戲劇藝術生存的秘密、戲劇理論發展的未來趨勢?這些問題在田本相、周寧的“導論”里有所探討但懸而未決,似乎在呼喚一種更加開放和包容、更具學術闡釋力的戲劇理論建構方略。

二、 特征: 時間意識、整合性闡釋與生成性建構

“現代建構”作為戲劇理論的闡釋框架,可以看成上述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它既正視了20世紀戲劇理論發展的本體困境和格局危機,又在建構理念、途徑、效果等層面對“建構焦慮”進行了回應乃至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此意義上,上述三方面問題亦可看成它產生的主要緣由。較之以往,它更明確體現了戲劇理論研究中現代眼光與歷史主義精神的有機統一,前者主要表現在其精神內涵與現代性框架下“新理性精神”的高度契合,其視野、方法和觀念指向“在以我為主導基礎上的一種對人類一切有價值東西實行兼容并包的、開放的實踐理性”,(8)錢中文: 《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理論》,《東南學術》,2002年第2期。具有立足歷史和現狀、面向未來的精神格局,顯示出對人類發展不斷向前的堅定時代信念。后者主要表現在其對待戲劇史料的理性態度,它不同于一般性對史實的“了解之同情”,而是立足于20世紀中國社會曲折的現代化進程和戲劇發展的現代化訴求,對戲劇理論發展歷史進行客觀、冷靜、寬容的學術審思。從而,戲劇理論與歷史理性之間相互接受、相互確證、相互制約、相互生發的關系被凸顯,理論建構過程也獲得了強大的歷史支撐。鑒于此,“現代建構”的基本特征可從三個方面進一步考察:

(一) 時間意識: 從歷史觀念到敘述結構

這一特征源于“現代”一詞固有的時間屬性,以及“現代性”視角與時間的理論關聯:“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9)[美] 馬泰·卡林內斯庫: 《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等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8頁。在時間意識的作用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首先意味著認可史料具有“歷史地生成”的時間品格,即尊重以往學者有關戲劇理論著述的原生性、個性化色彩,亦即尊重在不同歷史時間節點上,特定戲劇理論形態和觀念形成的合理性及其精神內涵的特定價值。社會政治目的或思想文化動機的差異,決定了相關論述的戲劇理論關聯度和學術深淺度不一,在形態上甚至是零碎、分散的,但它們畢竟是現代戲劇發展中活生生的真實材料,是屬于特定“理論時間”的表述,它們以豐富性和多樣性共同承載著戲劇理論發展的歷史,并在歷時性意義上規定著其發展道路與方向。

其次表現在現代性指導下的一種可以去蔽的歷史整體觀念,這又突出體現為理性看待和處理戲劇理論發展中“現代與傳統”的關系上。不論中國現代性的面目如何難以捉摸,其引發或表征的思想困境如何頑固存在,但始終擺脫不了傳統這根風箏線。因此,“現代建構”本源性地包含著對傳統的重構。中國戲劇理論的傳統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作為現代戲劇理論產生和建立前提與基礎的“千年傳統”,一是作為戲劇理論現代性的生長土壤和具體語境的“百年傳統”(10)周寧將“千年傳統”稱為“戲劇審美娛樂論傳統”,將“百年傳統”稱為“戲劇政治工具論傳統”。周寧: 《〈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史〉導論》,第1頁。?！艾F代建構”既需要對二者進行區分,充分考慮其不同、抵牾甚至碰撞,又要注重對其前后承續性和內在關聯性進行整體觀照。在歷史整體性觀念的作用下,現代性不僅是“主義”的,還是“問題”的,“現代建構”不僅是當下戲劇理論建設的迫切需要,還是對包括現代和傳統在內所有戲劇理論現象綜合性的重新審視,它尤需警惕中國戲劇理論由傳統現代轉向過程中的“斷裂”。(11)南帆曾用“斷裂”來形容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轉向。南帆: 《現代性、民族與文學理論》,《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這樣,戲劇單一化的社會政治功能遭到質疑并逐漸讓渡和衰退,戲劇理論研究也從意識形態的武器轉向常規性的本體研究。其直接意義在于,歷史上被政治意識形態強勢話語遮蔽的理論線索獲得重現和重組的可能,“千年傳統”或“百年傳統”作為戲劇理論發展的時間概念亦被賦予了現代意義。

第三表現在戲劇理論(史料)敘述的時間線性結構特征及其顯示的與20世紀社會政治思潮主導的歷史時間的“重合”上?！洞笙怠穼κ妨系腻噙x與歸類均嚴格按照時間先后順序進行,它將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建構的歷程從宏觀上分為“1897—1918”“1918—1949”“1949—1976”和“1976—2000”,而這些正代表了百年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四個不同階段。這種分期設計源于編者對戲劇理論發展內外部生成機制及其關聯歷史時間的綜合考慮。藝術理論研究中,“問題域”的形成往往基于藝術本體訴求和理論思考,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容易造成所謂“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分野,(12)劉方喜: 《文藝與政治、經濟、技術: 七十年文論問題域的演進》,《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3期。但由于中國現代戲劇理論的發展深刻關聯著百年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人的現代化問題,戲劇理論價值與社會發展的歷史價值、人的精神價值是相互促進、相互生成的關系,“現代建構”既意味著戲劇理論敘述的本體(內部)向度,也包含著敘述結構的外向性組合,并致力于考察“內、外”的關系。正是在此意義上,戲劇“理論時間”便獲得了與歷史時間的同步性,它在時間層面強化了戲劇理論學科具有延續性這一歷史屬性,而“延續的歷史軌跡刻化著學科綜合各種相關實踐力量及理性力量的建構歷程”。(13)高楠: 《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范式建構三題》,《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時間的不斷流逝及時間意識的發展性意味著,只有充分尊重戲劇理論史料的歷史時間屬性,亦即尊重戲劇理論生發的具體歷史情境,“現代建構”的闡釋框架才具有實存性的根基,也才可能具有時代超越性;進而言之,既往各種戲劇理論現象以其具體內涵特征參與或構成了歷史,但這并不表明它們已經完成了建構,“現代建構”要將它們置于一個更長的包括未來在內的線性時間段內進行審視和闡釋,使它們在呈現原有價值的同時,形成一個可以不斷容納新內涵的召喚結構。而這,正是戲劇理論史料的生命力所在。

(二) 整合性闡釋: 從價值觀念到現象統攝

“現代”象征的時間觀念本身便邏輯地包含著價值判斷,亦如有學者認為“‘現代’不是一個無所依歸和懸浮的時間概念,而是有著形而上實質內涵的價值范疇。它是一種通約的即普遍主義的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14)曠新年: 《現代文學與現代性》,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第23頁?！艾F代建構”既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全人類視野,強調戲劇理論普遍性的本體特征和人類精神價值,又遵循民族主體性原則,從中國戲劇發展的實際經驗出發,通過分析不同理論現象的成因及其所表征的同質或異質力量的格局、形態,對其現代性價值進行評估,因而蘊含著“一種走向寬容、對話、綜合、創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15)錢中文: 《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理論》。。鑒于此,在現代性價值觀念指導下,對紛繁復雜的戲劇理論現象進行綜合、歸類、分析和理論提升,仍然是“現代建構”面對的重要課題,可稱之為整合性闡釋。

首先,它源于這樣的事實,即戲劇理論建構必須是基于既有戲劇史料的建構,而這些史料又是或隱或顯地分布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并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者形成具體表述,于是,在對戲劇史料進行檢視、分類和呈現的過程中,價值觀念的統一性、材料的有效整合和解讀就顯示了其方法論的重要意義。其次,在認識論層面,整合性闡釋需要通過對現象進行綜合、歸納和解讀,致力于發現和追逐其背后的本質或本性。闡釋意味著問題意識,而問題的不斷浮現又意味著需要對其作進一步闡釋。戲劇理論史上的種種“小問題”正是在各種具體的闡釋中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匯合成代表性的具有現象統攝意義的“大問題”,這樣,歷史本質或本性正是在對問題的不斷“闡釋—整合—再闡釋”中浮現出來,進而形成對現代思考的參照與啟發。

由于整合性闡釋執著于對重要戲劇問題的發現、提煉與思考,其可能的風險在于,容易造成對一些形而下的具體感性、經驗性現象的漠視。任何方法都不是全能的,再加上戲劇理論史料的復雜多樣和難以真正窮盡,價值觀念的不同也會導致歷史本質呈現方式的不同,這對“現代建構”中價值觀念的適用性、歷史思維的整體性、理論敘述的嚴謹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系》導論特別指出:“‘現代建構’的闡釋框架有本質主義的整合傾向”(16)董健、胡星亮: 《〈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導論》,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1頁。,當然這種憂慮并未取消這一闡釋方法的合理性與積極意義。法國學者馬利坦曾說,“摧毀或者取消了本質與本性”的做法,只是“顯示了智慧的徹底失敗”(17)[法] 保羅·富爾基埃: 《存在主義》,潘培慶等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20頁。。一種理論或方法只要致力于對真理的不斷尋找,并切實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其價值便得到了初步確證;在此基礎上,價值大小最終取決于其實際功能和效果。

整合性闡釋首先面臨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和有效性問題。觀念的通約性追求僅是起點,而觀念能否真正對各種戲劇現象進行有說服力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統攝才是最重要的?！艾F代建構”秉持的基本觀念是戲劇現代性,“人的戲劇”是核心內容。其邏輯內涵是,戲劇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戲劇”包含著對戲劇活動中所有關于人之現代性問題的思考和闡發,也顯示并對應著“人類精神發展流程的完整清晰的系統”。(18)李怡認為,“現代性”賦予中國文學的“現代”敘述第一個完整的框架。至此,……新的知識的整合讓我們的闡述進入到一個對應人類精神發展流程的完整清晰的系統。李怡: 《作為方法的“民國”》,濟南: 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47頁。它通過發掘各種戲劇現象生成和變化背后關于人的價值追尋印記,成為透視時代理性與戲劇藝術、傳統沿襲與現代變革、世界戲劇與中國戲劇等二元互動關系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尺度。由此,社會時代的風云變幻、戲劇理論建構的曲折進程,本質上是以人的精神訴求為內驅力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力量之間的斗爭。這樣,歷史在回歸其冷峻雜蕪面目的同時,又促使戲劇理論的建構線索浮出水面。這些線索均帶有時代和歷史的烙印又不囿于其具體性,從而獲得更大的闡釋空間。其形成也蘊含著這樣的思維方式: 將社會發展的現代性訴求與戲劇發展的精神訴求與藝術自覺結合起來思考,因此,戲劇現代性觀念參與并見證了人類精神的現代化歷程,這有效地規整并解釋了相互推動或碰撞的各種戲劇觀念的辯證存在。

在“現代建構”中,整合性闡釋對于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現象、問題的統攝及其效用大致表現在: 1. 從史料整理的方式來看,《大系》的四卷本分別代表著四大歷史時期戲劇理論史料的集匯,其導論則相應從中國戲劇理論“現代建構的萌芽”“現代性的確立與發展”“現代建構的曲折歷程”和“復蘇與重構”四個方面分別對其進行學理性闡述。同時,各卷又是由不同板塊構成的,其命名、內容及之間的邏輯關系正顯示了對史料進行整合性闡釋的理論用心。2. 從戲劇理論發展的外部影響來看,將社會政治現實要求、傳統因襲、異域介入等因素整合在一起,視為共同推動中國戲劇理論發展而又相互作用的力量。這種方式兼顧了戲劇理論發展的歷時性和共時性角度,“現代建構”視野因此擴大,也能夠有效揭示一些重要問題和理論現象的內在關聯與理論實質。3. 從戲劇理論發展的內部結構來看,注重將各種戲劇類型理論知識形態的形成發展、本體訴求和理論主張的異同結合在一起考察,這有利于更為準確地呈現它們各自理論發展的特點與具體過程,而且對進一步理解諸如具體性與一般性戲劇理論形態的關系、戲劇創作批評與戲劇理論發展的關系等問題有直接促進作用。4. 從戲劇理論發展內外部機制的綜合角度來看,整合性闡釋中的任何戲劇問題和現象都不是孤立的,這決定著,一方面其蘊含的精神觀念、其印證的藝術規律可以由此獲得強大的社會歷史邏輯支撐,一方面其理論價值和歷史價值也在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其他藝術發展的綜合觀照中得到富有個性的呈現。

(三) 生成性建構: 從演進式思維到開放式格局

“整合”致力于對闡釋有效性的追求,其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將歷史經驗、戲劇現象和問題固化;它促進觀念與史料的結合,決定著理性闡釋的具體方法和流程,卻并不刻意追求理論目標的達成和建構工程的終結?！爸袊鴳騽±碚摰默F代建構是動態的、發展的,它從萌芽、建構到曲折、重構,有著不同的現實指向、理論側重和爭論焦點?！?19)董健、胡星亮: 《〈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導論》,第11頁。這表明,“現代建構”在綜合考察各種現象和問題,并在試圖通過它們闡釋歷史特征、藝術規律的同時,充分考慮到它們具有多向生成的動態屬性?，F象是發展中的現象,問題是演進中的問題,從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的戲劇”之內涵也有不同形式的體現或演變,并昭示了新內涵出現的未來可能。這些都提示“現代建構”具有生成性的邏輯內涵,亦可稱之為生成性建構?！吧伞币馕吨磺刑幱趧撋?生成論的致思邏輯就是追尋未知,發現可能?！霸谏烧摰囊曇爸?一切處于永恒變化之中,不再存在一個預定的本質,而實踐的本性就是人以現實的物質條件為基礎的創生過程?！?20)孫晶: 《馬克思人的本質生成論的實踐基礎》,《學術交流》,2016年第9期。這對我們理解生成性建構具有參考意義,但在戲劇現代性觀念中,戲劇的本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的、想象性的對象化和確證,這又使“現代建構”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人之價值的追問意識,因此,生成性建構又包含著一種兼具生成論和本體論邏輯內涵的演進式思維,并由此形成了史料構成的多向來源特征和直面世界、未來的開放式格局。

在“現代建構”的視域中,演進式思維的邏輯內涵主要包括三個層次。第一是人的發展邏輯,即人及人類的總體性、方向性追求是自由全面的發展,但因受到人自身及各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具有艱難反復的特征;第二是社會歷史的發展邏輯,它承載和體現著人的追求,但因人性、政治等條件的限制或促進,具有動態回旋的特征;第三是戲劇理論的發展邏輯,它以戲劇家等知識者的相關理論話語為載體,在戲劇觀念的變遷和戲劇本體意識的探尋中,透視和見證了人與歷史的動態發展。生成性建構便蘊含著這三種演變邏輯(力量)的相互生發和相互促進,在精神價值上呈現出戲劇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間的消長、碰撞和彼此確證。由此,20世紀新的、現代性的戲劇精神和戲劇傳統也是在不斷追問和碰撞中實現自身的建構。

演進式思維的突出表現,是它致力于在各種戲劇理論思潮的演變中,尤其在對思潮背后的各種戲劇論爭的具體考察中凸顯戲劇理論的建構脈絡?！洞笙怠穼д搶?0世紀各種戲劇理論思潮及其主要推動力進行了詳細梳理和論述: 從改良戲曲、創造新劇到中西戲劇碰撞、新舊戲劇論爭,從戲劇大眾化與民族化、歷史劇討論到現實主義、話劇演劇體系的創建,從“第四種劇本”論爭、“問題劇”討論到“戲劇觀”爭鳴、各類戲劇創作和演劇的探索與變革,其背后涌動著各種社會運動、戲劇創作現象的流變及其所引發的戲劇論爭。而戲劇論爭最能集中體現不同歷史階段戲劇觀念的碰撞與變化,以及戲劇家通過對當時的創作與批評情形的提煉與分析所形成的各具特色而又不斷發展的理論思考。這些也都相應體現在《大系》各個板塊的形成與歸類中。

并非所有的問題都能獲得完滿的解決方式,也并非所有的論爭都指向一種標準答案式的結論;同理,演進式思維的目標顯然也不是將建構引向封閉的自我闡釋框架,而是試圖透過各種戲劇問題的相互作用和形態變化,發現戲劇現代性在20世紀歷史和社會中的演進脈絡,考察其理論支點、具體過程及其蘊含的戲劇發展的規律性內容,并借此催生出一種能夠立足于而不局限于既有史實的,能夠與未來對話并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中國戲劇理論發展方向的建構方案。由此,生成性建構的開放式格局可從兩個方面理解,第一是史料搜列中對各種戲劇理論信息的包容意識和史料闡釋中的觀念開放意識。由于理論史料的生產主體并非局限在少數專事戲劇理論研究的學者,還包括劇作家、社會實踐家及其他各個領域的知識者。這決定著,不同知識領域中或學科背景下的觀念、思維方法和問題意識會進入戲劇史料的構成和觀念性解讀,并以其包容性、涵蓋力指向更為宏大的戲劇現代性命題;第二是它具有面向未來的結構特點,即具有“未完成性”。(21)“與整個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同,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并未完成?！倍?、胡星亮: 《〈二十世紀中國戲劇理論大系〉導論》,第36頁。這一點更緊密地聯系著演進式思維方式,同時又使得“現代建構”與單純意義上相對“封閉”的戲劇理論史建構有所區別。

三、 使命: 方向探索、意義召喚與本體重建

上述三篇“導論”均對20世紀中國戲劇理論的建構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基本方法和路徑主要是史料整理、價值判斷和意義闡釋。盡管研究視角、闡述范圍和學術目標等方面存在差異,但立足于史料進行發言、通過史料來透視戲劇和戲劇理論中有關“人的發展”的精神內容則是其共同追求。史料建設是中國戲劇理論建設的先決性條件和基礎,“人”的觀念又為盡可能全面客觀的史實呈現和意義闡釋提供了根本性的價值尺度。綜合已有研究成果來看,此二者可視為新世紀以來戲劇理論研究成果的兩個重要方面,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現階段中國戲劇理論研究的學術起點。

可見,“現代建構”以現有研究為基礎和參照,承擔著探索中國戲劇理論研究未來發展方向的使命。主要表現在:

第一,戲劇理論概念的知識學拓展與變化。在傳統的藝術學譜系中,戲劇理論是藝術學理論的一個分支,是一種基于戲劇本體而區別于其他類型的個別藝術理論,理論話語和功能結構上的一致性是其一貫追求。但現代戲劇理論擺脫了傳統的知識形態,成為一個居間性的知識系統,它既與藝術學理論乃至美學或藝術哲學有明顯交集,又與其他各門藝術有緊密關系,這決定著難以形成一種統一的戲劇理論: 因為“視角的多樣性使得選擇一種一致性的觀點和一種能夠包括編劇、美學和符號學的科學理論變得十分困難?！?22)[法] 帕特里斯·帕維斯: 《戲劇藝術辭典》,宮寶榮等譯,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386頁?！艾F代建構”一方面在對20世紀戲劇藝術資源的發掘中,充分尊重戲劇理論上述“居間性”的知識屬性,一方面將其知識構成進一步拓展到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以此為基礎,它在戲劇藝術的本體追求與不同知識領域的觀點、方法和問題意識的相互融入和碰撞中,促進戲劇現代性觀念的產生,并借此進一步拓展戲劇理論及其相關范疇與概念的內涵。

第二,戲劇理論建構理念和建構方法的探索與建立。在中外文論史上,重要的理論建構大多涉及本體論(建構什么)和方法論(如何建構)兩個方面,這為我們理解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提供了參考,也帶來了相應問題。比如,本體論蘊含著價值判斷或觀念預設,“本體論優先原則”意味著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之前,學者就應該著手尋找所探討對象的本質,甚至預設自己的本體論立場,(23)王曉華: 《走向實質多元主義的理論建構——我看本質論與建構論之爭》,《文藝爭鳴》,2009年第5期。從而,本體論與本質主義具有內在關聯。因此,戲劇理論建構的“本體論”層面首先便邏輯地包含著如何面對本質主義的問題。一方面,由于整合性闡釋需要用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來對現象進行統攝,“現代建構”并不排斥本質主義的本體論優先原則;另一方面,從其建構主義理念與方法的運用來看,它又對本質主義思維懷有警惕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消解。此二者囊括了理論建構的本體論與方法論問題,也顯示了“現代建構”的范式探索與自我建立意識: 1. “人的戲劇”作為理念,其內涵和形態在戲劇理論建構過程中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這使它既認可戲劇及其相關的人的本質屬性,并通過歸納和演繹層層推導出戲劇理論其他相關方面的知識和精神內容,從而具有本質主義溯本求源的思維特質,又“不承認存在無條件的、絕對的普遍本質,反對對本質進行僵化的、非歷史的理解”,從而區別于那種事先確立的體現“較為明確的政治功利、社會感召或者審美超越的效果”的本質主義文學觀或戲劇觀。(24)李震: 《中國“新現代性”語境中的文藝學問題——以建構主義與本質主義為核心》,《文藝爭鳴》,2009年第11期。2. “現代建構”將具體的戲劇理論形態定位到具體歷史時空和背景中去考察,尋求戲劇得以發生、成型與變化的基本動力、具體進程和發展趨勢,以及戲劇在與其他領域的互動中形成的對戲劇觀念的促進和制約。由此,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戲劇和戲劇理論現象都應當被視為已經、正在和即將被建構的事物。這種建構主義方法并不表明遠離或放棄本質思維,而是在本質探討的過程中,對傳統戲劇闡釋中的唯本質主義傾向進行必要的糾偏。

那么,上述探索能否指向中國戲劇理論研究的未來發展?這需要交給時間來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對一種理論建構行為的評價,除了看其結構體系是否完備、現象闡釋是否合乎歷史和邏輯以外,還要看其能否給人們的問題思考帶來切實啟發,以及給今后的相關研究留下足夠空間。進而言之,理論建構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史料闡釋基礎上某種理論框架的生成,還在于它能否促使這種框架容納、吸收新的意義,或者說是否具有意義召喚的意識或功能。

“現代建構”的意義召喚意識體現在,它既要承載、解讀、闡發中國戲劇理論的發展歷史,還要面向世界和未來,主動召喚能夠體現其建構主旨、處于其建構視域內的一切理論資源與意義闡述。從而,其使命既包含在對中國戲劇本體困境的突圍中促進戲劇藝術價值的自我實現,也包含在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中促使戲劇葆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品格。也正因為如此,“現代建構”需要在有關戲劇和戲劇理論各種關系的重新審視中發現乃至重建其本體內涵,在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的挑戰中實現其意義召喚功能。

首先,它需要通過重審戲劇發展的外部關系來確證戲劇的藝術地位。戲劇綜合性特征決定了,其發展除受制于社會歷史以外,還深刻地涵容于音樂、美術、建筑等其他相關藝術的發展中,因此其價值訴求的基本面與社會時代發展以及其他藝術類型息息相通,其理論構成也具有外向性的“整合”傾向,這決定著20世紀戲劇的藝術地位具有一定的外部依存性。但是,現代性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和文化上的現代“分化”,它促使著學科或研究領域的不斷細分。(25)周憲: 《藝術理論的知識學問題——從西方學術語境來考察》,《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在此背景下,各類藝術之間的理論界限逐漸清晰,它們各自代表的價值領域也漸趨分野。這樣,“現代建構”需要在理論訴求的“整合”與社會文化(價值)的現代“分化”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理論探索與創新中呈現出戲劇與其他藝術的根本性異同,以確證戲劇在現代語境中的藝術地位和獨特價值。

其次,它需要通過重審戲劇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來凸顯戲劇理論研究的價值。戲劇理論的效應問題多有學者關注,且集中在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探討上。理論離不開實踐,但理論不能從實踐中直接生長出來,需要理論研究者的努力,是為主流之見。為此,“現代建構”需要進一步將作為表述的20世紀戲劇理論史料與當時復雜的戲劇創作現象結合起來進行細致考察,從歷史經驗中提取出適合中國戲劇發展特點的戲劇理論。它既具有戲劇理論研究自身的獨立價值,又“能夠有效地、確切地解釋現狀,揭示并回答現實所提出的問題,啟示人們對未來的追求”(26)夏耕: 《論戲劇理論的改造和更新》,《戲劇藝術》,1985年第2期。,進而對戲劇創作實踐發揮切實的指導作用;它既要具有形而上、普遍性的理論訴求,能夠融入并推動現代藝術理論的總體發展,又要避免“理論至上”的誤區,不追求制定使作家遵循的特定理論規范,而是通過理論建構提出一些新穎的見解,能引發有獨創性的作家的思考,(27)安葵: 《戲曲理論批評的困惑》,《劇本》,1994年第7期。從而促進戲劇藝術的結構性均衡發展。

第三,它需要通過重審戲劇理論的內涵與范疇來實現戲劇藝術的本體重建。戲劇的藝術奧秘涉及面廣而復雜,絕非某一歷史階段所能窮盡。隨著社會歷史的進路、人類經驗認識的提高和戲劇觀念的更新,戲劇理論的基本范疇與概念也在發展變化,這決定著,戲劇要想保有自身品格和發展空間,就必須加強其理論本體內涵的重審、探索、創新乃至重建。1. 在藝術趣味趨向多元、各類藝術發展相互影響不斷加深、各知識領域互動性不斷加強的新世紀語境中,戲劇理論資源的形態和內容在不斷翻新、豐富,也使得戲劇的本體內涵面臨被無限稀釋的風險。這既對研究者的跨學科知識背景和理論甄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需要通過對戲劇基本理論的重構來確定戲劇審美和創作的中心支點,尤其需要防止無視戲劇自身特質的“泛戲劇化”傾向;2. 在現代傳播技術發生重大變革、生活與藝術的關系面臨重新定位的所謂“新現代性”語境中,傳統意義上的戲劇本體特征和美學范疇正在受到挑戰。比如,“劇場性”一直被視為戲劇區別于影視等其他藝術的根本特征,但已經難以解釋戲劇在現代傳播中觀眾的“非在場”現象,即越來越廣泛存在的通過視頻、影像來進行戲劇傳播和接受的現象;再如,“教化”作為戲劇的美學范疇或藝術功能,能否以及如何適應現代人多層次、多向復雜的生活和精神訴求?與此相關,今后如何看待“娛樂”這一戲劇的本體特征?即未來的戲劇將如何娛樂、戲劇中的娛樂如何人文?等等。

可見,中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并非萬能,而是代表了一種積極的戲劇理論研究方法和探索意識,其理論創新與自身瑕疵、時代使命與問題“應戰”的困難是并存的。在新世紀中國語境中,“并未完成”的中國戲劇理論的“現代建構”將會走多遠?值得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