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文學批評的“互動”鏡像: 《〈雷雨〉人物談》的版本流變及其他

汪靜波 殷國明

有關錢谷融先生《雷雨〈人物談〉》的版本變遷這一問題,宮立在《“十七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多樣化書寫: 以任訪秋、錢谷融、唐弢為例》和《關于錢谷融和〈〈雷雨〉人物談〉》等文中,已進行了頗為細致深入的分析。然而,其文的主要關注之處,在于錢谷融談周樸園、蘩漪等多篇著述,是如何從50年代的函授講義中脫胎而出(1)宮立: 《“十七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的多樣化書寫: 以任訪秋、錢谷融、唐弢為例》,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以及《〈雷雨〉人物談》從單篇論文的發表到單行本出版中間的艱難歷程(2)宮立: 《關于錢谷融和〈〈雷雨〉人物談〉》,《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并未對此作收入《錢谷融文集》時的修改加以關注。此外,《〈雷雨〉人物談》的系列文章,從函授版到初刊版,再到單行本版和文集版的數度修改過程之中,又多有涉及與《文學評論》編輯部、《文學評論》的專業讀者,乃至作家曹禺本人的數次往來互動,或仍值得加以進一步補充。

一、 生成與流變: 關于《〈雷雨〉人物談》四種不同版本中的心靈軌跡

錢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談》系列文章,至少存在四個較為重要的版本。第一,是收在195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中,由錢國榮編寫的第六章曹禺部分(下文以函授版名之)。此書在《說明》中注明“專供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函授同學試用,請勿轉載或引用”(3)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函授部,1959年。,由于是編寫教材,作為集體項目,無法充分發揮錢谷融本人的學術思想(4)楊揚: 《〈〈雷雨〉人物談〉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但其中的不少論述,仍然可作為此后《〈雷雨〉人物談》諸文的雛形加以參考;第二,是散見于《文學評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文藝紅旗》等刊物上,進行公開發表的初始版本(下文以初刊版名之)。尤其在錢谷融與《文學評論》編輯部的文字往還之中,可以充分見出批評文章在出版過程中與編輯部的互動。第三,是收在198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冊子《〈雷雨〉人物談》中(下文以單行本版名之)。錢谷融先生在這一版中的修改,可以見出其對各色商榷文章的回應,也可見到與作家曹禺本人的書信往來,和對自家文章的審慎態度。第四,是收進2013年《錢谷融文集》中“曹禺劇作論”一欄下的文章(下文以文集版名之),雖然相較單行本版未有多少改動,但從其為《后記》補入的四條注釋,或也可見出作者心跡之一斑。

正如楊揚所言,“教材有嚴格的審查要求”(5)楊揚: 《〈〈雷雨〉人物談〉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今人不應依據50年代函授版中所載的文本來推斷錢谷融本人的真實想法,但從函授版到初刊版,乃至單行本版和文集版中的各色慎重修改中,卻頗可見出其人心跡之一二。因作者在講義中的意見表達,若在十幾年乃至數十年后,仍要細細審定并在發表時加以修正,便可見出對此數條意見甚是在意,也可見出其心緒隨著時代變遷的流變軌跡——或說從被時代所壓抑到得以寬舒和復原的軌跡。

《曹禺和他的劇作》初刊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3期,依據函授版的第六章第一節《曹禺的生平和創作》和第二節《雷雨》修改而來,后收入單行本版和文集版。四個版本之中改動不少,如在單行版和文集版中,相較以往略調了一些語句表達,將《原野》的情節概述修改得更為洗練(6)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29頁;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3期;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雷雨〉人物談》,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5頁;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頁。等,但更重要的,是從函授版到初刊版的修改之中,可以見出許多評論乃至理論意見的“重訂”。

在論述劇本《原野》積極的一面之后,函授版原作“而這一面是并沒有為它的宿命論思想和神秘象征的色彩所掩蓋住的”(7)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29頁。,從初刊版始,后三版均已改作“而對話的機智生動,動作性與抒情性的緊密結合,也仍保持著《雷雨》《日出》的固有特色”(8)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就原本函授版的語氣來看,顯然不得不隨著50年代的時代要求,對“宿命論思想”和“神秘象征的色彩”持有較為負面的意見,既是論此二者未能掩蓋劇作的積極一面,又是意味著以其本身為相對消極。到初刊版中,則已將之刪去,并代之以對《原野》其他優勝之處的贊語。在論及《北京人》時,函授版原引了一段人類學者袁仁敢的話,說作者曹禺是借此人之口表達自己的意見,并論述道,“認為人類的‘文明’是社會罪惡的根源,而把希望寄托于人類的祖先,寄托在幾十萬年前的‘北京人’身上,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返歸自然’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存在,必然使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感染力受到損害?！?9)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32頁。這段論述在之后三版中也已刪去,并代之以曹禺本人在《后記》之中所說的一句話:“也許在寫《北京人》的時候,我朦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嚴格地說,那時我仍還根本不懂得革命?！?10)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107頁。函授版中稱“返歸自然”的思想為錯誤,并且言明此類思想會損害作品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感染力,帶有那個年代認定“今必勝昔”“厚今薄古”的明顯印記。然而文藝的發展軌跡與所取得的成績,卻未必會與年代的線性前進相一致,就錢谷融本人來說,其喜好中國古典文學與19世紀的西方文藝,也要更甚于當今中國的現當代文學。與之相類,在論述曹禺所寫的“劇本《明朗的天》的出現,標志著曹禺的創作已經走上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時,函授版作“劇本《明朗的天》已經由批判的現實主義跨進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門坎”(11)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35頁。,而之后的三個版本中,則已改為“作者力求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用工人階級的眼光來觀察所要描寫的對象,通過形形色色的劇中人物的創造,體現了現實主義的黨性和愛憎分明的精神”(12)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110頁。。雖然錢谷融仍贊成在劇作《明朗的天》中,確實表現了曹禺階級立場的轉變和愛憎分明的精神,卻已不愿再重復往日已成套語,但未必正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定高于批判現實主義”。此外,為減少個人崇拜的氣息,在單行本版和文集版中,也已將曹禺在參會之后“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偉大正確”(13)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35頁;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改成“開始認識到無產階級文藝方向的正確”(14)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雷雨〉人物談》,第11頁;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110頁。。

除了在這篇作為《〈雷雨〉人物談》單行本的序言——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作錢谷融的“曹禺劇作論”的總論——的《曹禺的生平和創作》中,有如許修正以外,在散見于各篇的具體人物論中,也有著對意見表達的慎重修改。譬如在論及曹禺為何要以蘩漪而非侍萍,作為周樸園的主要對立對象時,在函授版中,原作“如果以侍萍作為周樸園的主要對立形象,能不能很完滿地表達這種思想呢?顯然這是不頂合適的。因為侍萍所受的迫害,主要是封建性的迫害,要揭露資產階級性的一面,就顯得有所不足,顯得不夠有力了”(15)錢國榮編寫: 《雷雨》(第六章第二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45頁。。到了初刊版時,則已改作“那就應該把它放在另外一種背景下來處理,而作品的主題思想,也要與現在有所不同了”(16)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在收入單行本版時,又再進一步改為“顯然這是不很合適的。因為侍萍所受的迫害,主要是地主階級對在他奴役下的使女的迫害,而作品在這作品中所要表現的,如我們上面所說,已經不單純是,而且主要并不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反封建思想了”(17)錢谷融: 《“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談蘩漪》,《〈雷雨〉人物談》,第33頁。,并依據此版文稿收入文集版中。通過一步步的修改,到了最后的定稿之時,已將侍萍所受迫害的性質定位得更加精確,也將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是如何地不能局限于僅僅揭露“地主階級”的封建迫害,《雷雨》自有其另一種“主要思想”談說得更為明晰。此類將意見說得更加深入明確的修訂,應該說是貫徹于各個“人物談”單篇內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也可能是應編輯部的要求刪改之后,又加以恢復的“本來面目”——與此相類,錢谷融原本只是稱蘩漪的斗爭“一開始就帶有一種悲劇的性質”(18)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在單行本版和文集版中,則進一步深化為“因為,在那樣的時代,單純從個性解放的要求出發,而不把自己的斗爭與整個人民大眾的解放斗爭結合起來,是決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的”(19)錢谷融: 《“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談蘩漪》,《〈雷雨〉人物談》,第37頁。,顯然也已將蘩漪斗爭的悲劇性質究竟“成因”何在,予以更深入的點明。

此外,在其他單篇中也有對以往一些表述的修訂,譬如在論周萍時,在初刊版中稱讀者看待周萍有一種意見是“對人物的階級本質作簡單化的處理,對他深惡而痛絕之”(20)錢谷融: 《“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雷雨〉中的周萍》,《文藝論叢 第7輯》,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第98—99頁。,但到收入單行本版和文集版時,則已改為“從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深惡而痛絕之”(21)錢谷融: 《“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周萍》,《〈雷雨〉人物談》,第41頁;錢谷融: 《“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周萍》,《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136頁。。修改后的版本更加合乎情理,周萍之所以有如此言行,主要是出自其思想性格上的軟弱與搖擺不定,而非階級上的“優渥”。他在面對周樸園的霸權之時,不能勇敢地挺身反抗,卻悄悄與蘩漪發生了關系;在面對魯大海對周樸園的辱罵時,打了大海兩個耳光,后又向他吐露秘密并求取信任;在面對四鳳的哀求之時,他也不能當機立斷,即刻就遠走高飛,最終只得在得知真相后自殺而死。若說表現出這些言行的是來源于他的“階級”本質,可是如他一般出身富貴的大少爺,卻多有敢于反抗威嚴的大家長,勇于決斷地追求愛情甚至投身革命之人,在文學作品中有覺慧,在現實生活中有殷夫,總之是均不乏其例。另外,錢谷融在談四鳳時,原本在初刊版中提到當時曹禺的“強烈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思想感情”時,在括號里補充“這種思想感情同當時人民革命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22)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四鳳、魯大海、魯貴》,《文學評論》,1979年第6期。,后在收入單行本版和文集版時,則已改作“從揭露舊社會的角度來說,這種思想感情同當時人民革命的方向在總的傾向上是一致的”(23)錢谷融: 《“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談四鳳》,《〈雷雨〉人物談》,第89頁;錢谷融: 《“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談四鳳》,《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178頁。,加了一個限定的角度,并補充了一個“總的傾向”,在這樣的字斟句酌之下,使得其表述更為準確。

總的來說,《〈雷雨〉人物談》從函授版到初刊版的改動是最大的,內中存在將教材進行大段的拆分,并重新寫入各篇單獨刊行的篇目之中,也基本上將因特殊年代編寫教材,某種程度上“不得已而為之”的部分均一一改去;從初刊版到單行本版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動,有的是如宮立先生所考訂的,將原本應編輯部要求刪去的部分恢復了原貌(24)宮立: 《關于錢谷融和〈〈雷雨〉人物談〉》。,也有的是進行了字斟句酌后的修正;從單行本版到收入文集版時,基本未作改動,但卻為單行本版的《后記》補入了四條注釋,值得一敘。

補入的四條注釋,全是有關《〈雷雨〉人物談》各篇在發表時的歷史情況的補充。錢谷融在此中言明,當時將論周樸園和蘩漪的初稿一開始寄給了《上海文藝》,并交給了教研組,后受到教研組批判,《上海文藝》也不會用此稿了;自己的本意在于對周樸園偽善本質的揭露,但仍然受到“美化周樸園”“人性論”的指責;寫周萍的一篇,當時同樣受到教研組的批判;對于《〈雷雨〉人物談》的諸篇文章能夠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致謝,絕非客套之語,當時是等著挨批的戴罪之身,哪里還敢指望出版這些“罪行”(25)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后記》,《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263—265頁。。

在80年代,錢谷融先生似乎不甚愿意常提自己往日受到批判的經歷。據其弟子李劼回憶,“錢先生很少提及往事。只有一次,他說起‘文化大革命’被關在牛棚里的感受時,緊皺著眉頭對我說,那時候,真是非常屈辱的呀”(26)李劼: 《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臺北: 秀威信息科技,2009年,第16頁。。然而,在2013年出版的《錢谷融文集》之中,錢先生卻將此四條受批經歷補入,或許是想要留下更多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之記憶,以作“不能忘卻的紀念”,借此警示后人。在這四條注釋之中,多涉錢先生與教研組和編輯部的互動,尤其寫周樸園的一篇文章,若與當時的《文學評論》相比對,更可見出學術刊物和編輯在批評文章的成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錢谷融先生對此文的增刪與修改,也可見出其是如何明顯或是潛在地回應《文學評論》編輯部與讀者的意見。

二、 互動與增刪: 關于與《文學評論》編輯部及讀者之間的關系

《文學評論》編輯部對于錢谷融《〈雷雨〉人物談》的評價,隨著時日的推移,同樣在表述上有明顯區別。60年代初,何其芳說覺得錢谷融寫周樸園、蘩漪的《〈雷雨〉人物談》很怪,但還是把它發表在了主編的《文學評論》上(27)李世濤: 《“文學是人學”——錢谷融先生訪談錄》,《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3期。;1979年,陳駿濤認為寫四鳳、魯大海、魯貴的這三篇文章“以分析細致見長,且有自己的見解”,王信也感到這是“有體會,有見解的文字”(28)宮立: 《關于錢谷融和〈〈雷雨〉人物談〉》。;王保生則在2015年出版的《〈文學評論〉編年史稿: 1957—2010》中盛贊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系列文章,認為其一貫的風格便是“精妙而獨到的分析,活潑而雅馴的文辭”(29)王保生: 《〈文學評論〉編年史稿: 1957—2010》,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91頁。,可見數十年來,編輯部對此文的評價也日益提升。其實,在《〈雷雨〉人物談》中,尤其是寫周樸園的一篇,錢谷融于初刊版、單行本版和文集版內的增刪之處,格外可見出其人對《文學評論》編輯部及其讀者的回應。

依據《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的《編后記》來看,錢谷融此文在表面上似乎并未受到編輯部格外的“提請讀者注意”。在此期刊物中,編輯部主要想強調的是其中幾篇文章對一些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概念的解釋,以及1962年希望多收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紀念杜甫并繼承吸收其詩歌的藝術傳統和經驗的論文(30)《編后記》,《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然而,《文學評論》從1962年第6期始,到1963年第5期止,在短短一年的6期刊物之內,“讀者·作者·編者”的欄目中有3期均是與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進行商榷的文章,分別是刊載于1962年第6期(此期12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數41 021冊),胡炳光寫于11月4日的《讀〈〈雷雨〉人物談〉——和錢谷融同志商榷》,后錢先生專門寫了一篇《關于〈雷雨〉的命運觀念問題——答胡炳光同志》作為應答文章;刊載于1963年第3期(此期6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數40 378冊),王永敬寫于2月12日的《讀〈〈雷雨〉人物談〉后的異議——與錢谷融同志商榷》,此文已為研究者多所提及;刊載于1963年第5期(此期10月14日出版,刊物印數39 859冊),樓昔勇的《引文不能削足適履——關于高爾基的兩段引文與錢谷融先生商榷》,這篇文章似乎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另外的“讀者·作者·編者”欄目一共僅有三期,兩期有關魯迅,一期有關文藝理論,可見錢谷融此文確是在當時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廣泛矚目,而與之商榷的文章也頗具含金量,至少在《文學評論》編輯部看來,具有值得刊載的價值和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細讀三篇“商榷”文章,會發現其中不少有關周樸園的商榷之處,其實是針對錢谷融先生依據編輯部的意見“補入”的部分而生。錢谷融在回憶寄給《文學評論》編輯部后的情況時說:

不久收到回信,說是準備采用。不過認為我在分析周樸園對侍萍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感情,會不會真正懷念她這一問題時,道理還說得不夠充分,要我再加補充。于是我就又加寫了將近一千字寄去。從本書第19頁上的“階級本質是滲透在具體的個性中”一語起,到第20頁上的“只有更其加深了我們的這一看法”為止,這一大段文字就是后來補寫的。(31)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后記》,《錢谷融文集·文論卷: 文學是人學》,第263頁。

不僅王永敬在商榷之時,認為“錢谷融同志把周‘有真正的感情’看作是人物的復雜個性,這同樣也是錯誤的”(32)王永敬: 《讀〈〈雷雨〉人物談〉后的異議——與錢谷融同志商榷》,《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此段論述為原本“談周樸園”一文中所無,是錢谷融依據編輯部的意見增補而生,樓昔勇在《引文不能削足適履》中所用以商榷的兩段高爾基的引文,也完全是在這補寫的一大段文字內。

這對錢谷融來說,或許多少有些委屈。原本是依照編輯部意見所進行的增補,而最終得以刊登,應該說是編輯部默認其已達到想要的“將道理說得足夠充分”的效果。隨后卻一連刊載了三篇“商榷”之文,尤其后兩篇的商榷之處,又多在于為此“要求”而進一步增補的“周樸園對侍萍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感情”。但這些文字畢竟是錢谷融親自執筆寫的,確實是在更深入地表達自己本人的意見,也就不能多說什么。然而,錢谷融對此有著潛在回應,尤其是對于最后一篇商榷文章,其文以錢谷融補入的兩段引用高爾基的文本為核心,頗值仔細分梳。

錢谷融原本在初刊版中所引的兩段高爾基的話,為:

但正像高爾基所說,這一種品質并不能夠完全決定這個人的性格。譬如,溫斯頓·丘吉爾當然是一個壞到絕頂的人,“但是,”高爾基說,“如果劇作家只從這方面——即只把他作為一個心懷仇恨的人——來描寫他,那么,這就不是完整的丘吉爾,因而也不是活生生的丘吉爾?！?33)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

正如實際上并不愛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可以本著極大的愛情來創造他的馬爾麥拉多夫、喀拉馬佐夫等人物一樣,(34)此處原有注釋: 參看高爾基的《我的創作經驗》一文。這是并不矛盾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喀拉馬佐夫等人的愛情,并不能推翻我們認為他實際上并不愛人的結論,而恰恰是——通過作品中所流露出來的思想傾向——更深刻地證實了這一結論。(35)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

在50年代的函授版中,確無這兩段引文,而在初刊版中,這兩段引文又確在后來補寫的“這一大段文字”之內,應當是錢谷融1961年9月依據編輯部意見補入的。樓昔勇說得其實不錯,這兩段文字未必符合高爾基的原意,也未必適合用以討論周樸園對待侍萍的態度。高爾基寫若要描述丘吉爾的那些“附帶的東西”,則“附帶的東西一定也是畸形的、可笑的”,與錢谷融所言的“吝嗇漢也會一時慷慨,殺人不眨眼的人偶爾也會大發善心”,并不全然一致;而談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人”與否,則是為了論說一種作家創作時的激情與靈魂深處的根底之“愛”,與周樸園對待侍萍的那種單獨的、具體的、特殊的感情,似也不宜用作類比。錢谷融顯然注意到樓昔勇此文確是言之有理,就某種意義而言也確實贊同他的意見,到了1980年的單行版和2013年的文集版中,錢先生已將這兩段來自高爾基的引文刪去。

然而,錢谷融在60年代引用這兩段與其文似乎不太相宜的高爾基的文字,卻并非毫無緣故?；蛘哒f,他應該也并非由于在理解高爾基的觀點時有錯誤,才不恰當地進行了引用。1957年發表《論“文學是人學”》始,錢谷融已經受過數年的批判,必定已具備了對文章中潛伏著“危險”的敏感和小心,他或許是知道在自己補入并加以論說“充分”的這一大段文字中,存在某種日后可能會為自己惹來禍殃的意見,是以必須要援引兩段偉大導師高爾基的類似說法,將此用作特殊年代的話語“護身符”,保障自己的“文身”乃至“人身”的安全——雖然殘酷的是,即便如此小心,也未必能夠如愿。到了1980年,卻已可將這兩段本就并無必要的引文刪去。

仔細對讀初刊版——也即放入了高爾基的兩段引文的版本——和后來的單行本版與文集版,會發現確以后者為更佳。對于《談周樸園》的論述而言,原本道理已論說得足夠充分,將高爾基的話刪去更顯簡練集中,也使整體的文本語言得到一種更為純粹的“中土”質地。一般來說,錢谷融的行文節奏整體偏“緩”,常喜將句式相類的平白如話之語,以前后對偶之狀成文,讀來回環往復且搖曳有致,放入高爾基這兩段西洋風味的話語略顯突兀,無論是在義理的推進層面,還是在辭章的打磨層面,都并不能使其增色。如非是在特殊年代,為了以此“話語屏障”作人身保險,其實在談說中國文學人物中的“典型”之時,原就不必刻意援引來自蘇聯的偉大導師的意見,批評家的“刪去”之舉,其實也是“復原”之舉,如此“本來面目”,方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自信與本土自信。

其實,說錢谷融在論述周樸園時,是在對資產階級進行刻意地美化,確實是一種上綱上線式的冤屈,即便拋開“階級”不談,錢谷融對周樸園這“具體的人”也甚是憎惡。但總的來看,錢谷融的“愛人”似乎總是超過了“憎人”,在最早的函授版中,盡管在《雷雨》一節將其主要情節提煉為“以1923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一個以周樸園為代表的帶著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家的家庭生活的悲劇”(36)錢國榮編寫: 《雷雨》(第六章第二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36頁。,后以此版情節概述收入《曹禺和他的劇作》。但在函授版《曹禺的生平和創作》一節中,對《雷雨》的情節所提煉的概述卻是“在《雷雨》中,作者以極大的同情塑造了蘩漪這個不幸的婦女形象,憤慨地描寫了侍萍為周樸園占有與遺棄的辛酸經歷,揭露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冷酷與偽善”(37)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28頁。。后者更能見出錢谷融在“嘗味”《雷雨》之時所體會到的情感,見出他是如何地同情這些舊社會中十分不幸的女子,而周樸園既是一手造就這些不幸的罪魁禍首,那自然便會得到錢谷融的憎恨。不過,錢谷融對周樸園的意見,在1979年又有所變動,而其變動則是源于作家曹禺對《雷雨》的版本改動而來,此外,在《〈雷雨〉人物談》本身的成型過程之中,又頗多涉及與作家曹禺本人的互動,值得深入研究。

三、 交互與改動: 關于與曹禺之間的溝通與呼應

1979年,錢谷融在寫“談魯大?！钡奈恼轮畷r,提及《雷雨》最后一幕里周樸園真誠地為過去的罪惡懺悔,并當眾承認侍萍的一段話時,這樣表達自己的意見道:

我在別處曾指出它將會沖淡讀者和觀眾對周樸園的憎恨,而使整個作品的思想意義受到損害。還曾自作聰明地認為作者應該使周樸園的這些話,成為對周樸園的偽善本質的更深一層的揭露。其實作者自己也早已感覺到了這一點,在1959年9月(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正是在這個時候寫的)出的版本中,已刪去了這一段話。并且把前面周樸園說“侍萍,我想你也會回來的?！蹦蔷湓挄r的舞臺指示“悔恨地”,改為“冷冷地”。然而結果怎樣呢?結果卻并不成功。因為周樸園這個形象通過他在前面幾場里的一連串的言論行動,已經站立起來了,他已取得了他自己的獨立的生命,他有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面貌,即便是他的創造者——作者,也不能隨便加以改變。作者后來所作的一些修改,跟周樸園原來的性格并不協調,就總使人感到別扭,破壞了周樸園形象的統一。(38)錢谷融: 《〈雷雨〉人物談——四鳳、魯大海、魯貴》。

連貫來看,已可見出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系列,尤其是談說周樸園的這篇文章,前前后后經過了多少次的版本改動與意見變動。最初一版,自然是1959年時為編教材,在函授版中所寫下的部分。之后在1961年的9月,依據《文學評論》編輯部的意見,在談周樸園對侍萍“有沒有真正的感情”時,做了近千字的大段增補。后來讀到《雷雨》在1959年9月所出的修改版,感到自己當年在論述周樸園時有“自作聰明”的部分,作者曹禺抹去了末尾周樸園的“悔恨”,對于周樸園的形象塑造并不成功,有悖于其原先顯出的“協調性格”(39)或可參見拙文: 《“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啦!”——重讀周樸園兼及“錢門”解讀史評述》,《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又在1979年寫“談魯大?！睍r對自己當年意見的“不確”加以補充說明。依據《文學評論》1963年第5期刊出的樓昔勇的商榷文章,又在1980年出版的單行本版和2013年的文集版中將自己論周樸園時,原先于1961年補入的兩段不甚相宜的高爾基引文刪去。其中涉及與《文學評論》編輯部的互動、與《文學評論》的專業讀者的互動以及與作家曹禺本人的互動,借此個案,也可見出一篇優質的批評文本最終得以成型,其中經歷了多少不同“分力”的匯聚,最終形成“內外交織”的合力,以致在作家研究史乃至現當代批評史上,也足可占據分量頗重的一席之地。

其實,《〈雷雨〉人物談》系列文本的塑就,與作家曹禺的互動遠不止于此?！段膮R報》在1962年1月20日曾發表一篇錢谷融的《試說話劇臺詞》,此文對蘩漪和四鳳之間的一段對話進行了精妙的分析。在50年代函授版的《雷雨》部分,錢谷融便已對這段對話能夠充分地表現“微妙關系”表達了賞識之情(40)錢國榮編寫: 《雷雨》(第六章第二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52—53頁。,卻在《試說話劇臺詞》之中,將蘩漪與四鳳對話及神態背后的深層心理動機,更為仔細地抽絲剝繭,這或許就是因讀到之前《文匯報》上曹禺的謙虛之語,方才成就此文的。

在1962年1月10日的《文匯報》上,載有曹禺對《話語戲劇問題》的發言,曹禺很謙遜地說:

對話不夠提煉(41)在收入《曹禺全集》時改作“精煉”,此據《文匯報》原版。,意味不厚。我寫的東西有些便犯這類毛病。讀了夏衍同志的作品,我益發覺出自己寫得不精煉,不含蓄。想出一大堆,恨不得全都裝進文章里,不肯割舍。有一種語言的毛病是臃腫,寫得很多,內容反而顯得少起來,更空洞了,不充實了。

我很希望有人指導我們如何欣賞好劇本。古今中外的經典著作,確實有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好東西。如果有人為我們比較細致地指點出來,這會對我們有好處。(42)曹禺: 《多讀書,讀透書》,《文匯報》,1962年1月10日。

或許錢谷融正是因為在《文匯報》上讀到了曹禺的發言,經由此文激發,是以想起了自己在50年代即已甚是賞識的一段《雷雨》臺詞,在數天之內,即刻依據50年代函授版的“雛形”大段增補成文,把《雷雨》這部劇本里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東西”給“比較細致地指點出來”了。經過仔細的分析,他將這段臺詞中所交織著的抒情性與敘事性,以及“簡短生動,易聽易懂”的優點,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并且認為“曹禺同志的精煉語言的功夫,的確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43)錢谷融: 《試說話劇臺詞》,《文匯報》,1962年1月20日。。此文在10天之后的《文匯報》同版刊登,與此前的曹禺文章對讀,二者間隱隱存在交相呼應的關系。

曹禺并不很能明白自己臺詞的“精煉”何在,反而覺得臃腫,“希望有人指導我們如何欣賞好劇本”,并且曾說自己“不慣于在思想上用工夫”,這固然是作家的謙遜之語,然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確也表達了作家的真實心聲。作家在提筆寫作之時,往往以感性居多,曹禺可能會模糊地感到若這樣設計四鳳和蘩漪的對白,應該會比較“傳神”“有味”,但自己也未必能明白知道究竟妙在何處,或說無法十分細致地分析出來,其中“妙趣”,尚還含苞而待點化。但錢谷融卻能將人物一言一行背后的心境與意圖進行仔細地揣摩,并在準確捕捉之后,十分精到地告訴廣大讀者。在這個意義上,是曹禺與錢谷融二人的“合力”,才將杰出的話劇作品《雷雨》奉給了當代觀眾,以供后人反復細品其中佳妙之處。

此外,另有一處有關曹禺劇作“史實”方面的改動,與錢谷融和曹禺本人的往來有關。在50年代的函授版中,錢谷融曾提及曹禺導演過《鍍金》(44)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27頁。,并在1979年的初刊版中在《鍍金》后加括號補充這部作品為“(高爾斯華綏作)”(45)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二版中均曾談及曹禺翻譯了《鍍金》(46)錢國榮編寫: 《曹禺的生平和創作》(第六章第一節),錢國榮、翟同泰編: 《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第34頁;錢谷融: 《曹禺和他的劇作》。。但到了單行本版和文集版時,又將曹禺對《鍍金》的導演和翻譯刪去。

看似只是刪去一兩處細節,錢谷融在背后所花費的功夫卻是甚深。1979年9月14日,錢谷融在給魯樞元寫信時就已道,有關1979年師大學報刊載的這篇文章“其中提到《鍍金》的地方還是錯的。最近我收到一份材料,據曹禺自己說《鍍金》是一個法國劇本,原名《迷眼的砂子》,他曾加以改編而并非翻譯。但已來不及改正,只能下期再聲明一下了”(47)錢谷融: 《錢谷融文集·書信卷: 閑齋書簡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頁。。9月20日,錢谷融又致信師大學報編輯部,內中道:

編輯同志:

我在第三期學報上發表的《曹禺和他的劇作》一文中,談到曹禺同志翻譯并導演了高斯華綏的《鍍金》。最近讀到四川大學中文系陸文壁同志的《曹禺訪問記》,才知道《鍍金》并不是高斯華綏的作品,而是曹禺同志根據法國劇《迷眼的砂子》改編的。我已去信向曹禺同志作進一步的了解,請先將此信刊登。

此致

敬禮

錢谷融

九月二十日(48)錢谷融: 《來信摘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

此信并未收入《錢谷融文集》,卻有不少訊息值得分析。參照同期錢谷融寫給魯樞元的信件可以得見,錢谷融約于1979年9月14日讀到了陸文壁的《曹禺訪問記》,得知自己的文章《曹禺和他的劇作》內中可能有誤,于是在將刊載此文的刊物寄給魯樞元時,特地對此進行了聲明。在同一時期。錢谷融又寫信給曹禺本人,向他求證翻譯及導演的事實究竟如何,并在9月20日寫信給《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的編輯部,請其將更正訛誤的信件在第一時間刊登,以免誤導了讀者。盡管錢谷融寫給曹禺的信,以及這封寫給編輯部的信均未收入《錢谷融文集》,曹禺給錢谷融的回信也未收入《曹禺全集》,但通過這封在1979年第4期《上海師范大學學報》上刊載的《來信摘登》,卻的確可以見出二人之間的書信往來,以及錢谷融在學術上一點都不“隨隨便便”,完全是本著一種仔細核對,力避訛誤的慎重態度,在對待自己的每篇文章。最終應當是確認了曹禺并未翻譯和導演高爾斯華綏的《鍍金》,是以才將函授版和初刊版中原有的相關內容,在單行本版和文集版中刪去。此時錢谷融與曹禺并未真正見面認識,盡管他1962年已將所寫的“談周萍”一篇文章寄給曹禺看過,然而直到第四次文代會時方才真正拜訪了曹禺(49)錢谷融: 《曹禺先生追思》,《世紀論評》,1998年第4期。,但文代會前的鴻雁往來應不在少,只憾書信或未保存,僅能從此封編輯部的《來信摘登》上見出一二了。

結 語

楊揚曾指出,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研究曹禺話劇《雷雨》的專著,也是享譽學術界的經典作品(50)楊揚: 《〈〈雷雨〉人物談〉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錢谷融的百歲人生之中,其“文學是人學”的堅守從未改變,然而,這是“匹夫不可奪其志”的宏旨不變,并非在具體理論與批評文本中固執己見。正如《雷雨》存在多次改版一般,《〈雷雨〉人物談》在數十年間也經歷了不斷的修改,其中不僅可以見出批評家自身的意見改變,也可見出其與編輯部、同行乃至作家本人的互動。在現當代的優質批評文本成型的過程中,其實涉及多個方面復雜因素的共同合力,單從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這一個案來看,就可以見到如下六種“版本流變”的形式: 其一,隨著時代變遷,批評家自身看法發生轉變;其二,批評家依據刊物編輯部的意見,對文章進行了大段增補;其三,批評家吸收了同行的合理意見,將原來增補過的文字又刪去了一部分;其四,批評家讀到了作家修改后的作品,原先的意見發生改變;其五: 批評家讀到作家的自我評價,受其激發,將原來的意見“雛形”提筆改成一篇文章;其六,批評家依據作家確認的史實之后,更正了原先批評文章中的訛誤。它們并存于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之中,并最終將之塑就成型,對此個案的分析,不僅對于推進錢谷融研究、《〈雷雨〉人物談》研究及曹禺研究頗具意義,也可見出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在版本變遷的過程中,所存在的批評家、編輯部、讀者、作家之間的多重“互動”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