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法學教材體系

摘 要：法學教材是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主要載體，教材系統化呈現和反映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成果，直接決定法學教學的整體結構安排和教學重點要點。從整體上看，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二分的法學教材子體系已滯后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依托該傳統學術體系的教材體系也亟待進一步完善改革?！胺上嚓P”“法理相關”與“法治相關”三個相對獨立但又存在緊密聯系的法學教材子體系可以更好匹配我國法治體系建設的現狀。應該從推動法學主干教材建設，大力推動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教材建設，在教材內容和形式勇于創新等方面完善我國的法學教材體系。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核心教材；主干教材；新形態教材

法學教育致力于法治人才培養和國民法治意識的提高，關系到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中國法學教育工作進行頂層設計，作出重要戰略謀劃，深刻闡明了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總體要求，形成了科學化現代化的法學教育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指出，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法學教育對于法治人才培養至關重要[1]?！斗ㄖ沃袊ㄔO規劃（2020—2025年）》明確了法學教育四個體系的建設要求：推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深化高等法學教育改革，優化法學課程體系，強化法學實踐教學，培養信念堅定、德法兼修、明法篤行的高素質法治人才。

在四個體系之中，法學教材是其他三個體系的主要載體，教材系統化呈現和反映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成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法學教材體系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和基本遵循。教材貫穿法學教育始終，是法學教育主要教學依憑材料，直接決定法學教學的整體安排和教學重點。要實現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創新和發展，必須重視教材體系建設，特別要把握教材內容更新的速度，使法學認知與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法治實踐同步，做好理論上的總結和概括，甚至適當超前[2]。

一、我國法學教材體系的流變與形塑

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建設離不開專業素養過硬的專門人才，法學教材要體現法學教育專門性和知識性的一面。教材體系決定教學內容，是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具體化，也是法學知識體系、理論體系的權威性、系統性表達。法學教育的職業性質和功能要求提供給學生基本的法律知識和法律觀點，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培育良好的職業道德。

除了專門的法律知識和技能之外，法學教材也肩負著德育的重要功能。高素質的法治人才須具備堅定的信念，“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法學教材要實現人才培養從法學專業技能到法治美德的內涵提升，堅定其法治信仰、法治理想，夯實學生的人文情懷和素養，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因此，法學教材也是落實“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載體。

當下，法學教材體系亟待理論上的創新和完善，以匹配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實現德法兼修的人才培養雙重目標。我國現行的法學教材體系以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為基礎，參考西方傳統法學體系構建，除了法理學和法史學這兩門法學基礎學科，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商法學、經濟法學、社會法學、環境法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等部門法學分別對應著法律體系中相關法律部門。整體上可以區分為“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課程體系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種二元簡單分類已滯后于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也無法滿足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和德法兼修的培養目標。

恢復法學教育后，我國法學教材體系一度比較缺乏系統化的頂層設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法學教材體系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20世紀80年代初，由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委員會主持編寫了新中國的第一套法學統編教材。第二，20世紀90年代末，教育部確定了法學14門核心課程后組編了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進一步推動了法學教材的發展。第三，21世紀以來，中宣部和教育部組織編寫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法學重點教材。隨著1999年法學專業課程體系的確立，法學教材體系也就初步成形了。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確立了14門法學本科核心課程。這14門核心課程包含“法理學”“中國法制史”

“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2007年增補了“勞動與社會保障法”“環境資源法”。法學教材的編纂與法學課程體系相適應，各出版社出版相應的“核心課程”系列教材，較有代表性的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通過確定核心課程體系的方式，圍繞16門核心課程的教材體系就此形成。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法治專門人才的培養是中國法學教育的重要任務。隨著這一重要任務的逐步落實，上述核心課程體系及其相關法學教材體系也顯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未能充分體現法治專門人才培養專業化和精細化要求，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法學院校人才培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隨著新業態的出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興學科的覆蓋也存在一定不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法學教育和法治人才培養要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這個人才培養的目標，培養高素質的法治“專門”人才。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調整法學專業核心課程。2018年1月，教育部發布我國高等教育首個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其中的《法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采取了分類設置的方法，賦予法學院校以一定的自主權，采取“10+X”分類設置模式確定法學專業核心課程。其中的“10”指法學專業學生必須完成的10門專業必修課，包括“法理學”“憲法學”“中國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際法”和“法律職業倫理”。其中的“X”則指各院校根據辦學特色開設的其他專業必修課，包括“經濟法”“知識產權法”“商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證據法”“財稅法”。通過增加X課程的方式，法學院校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來體現自身的辦學特色，也有利于專門法治人才的培養。使得“立德樹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養目標有了顯見的體現。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這為全面依法治國實踐有力推進、戰略謀劃順利展開發揮了重大指引作用，也促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的飛躍，學科體系、課程體系以及教材體系也有了新的發展。2021年，《法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進行了修訂，法學專業核心課程采取“1+10+X”分類設置模式，即突出強調了增加“1”：“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課程。隨著新版《法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的發布，法學教材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增《法律職業倫理》《證據法》和《財稅法》三門課程教材，法學類“馬工程”重點教材增加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至此，我國新時代法學教材體系趨于成形，通過《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的引領作用，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深入融入法學教育體系，德法兼修的人才培養目標也日趨成熟。

在“基礎法學”“部門法學”二元法學教材體系觀下，《法理學》《中國法律史》可以歸入基礎法學教材，而部門法學教材則包括《憲法學》《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民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商法學》《經濟法》《國際公法學》《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私法學》《知識產權法學》《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環境資源法學》等傳統核心課程教材和《證據法》《財稅法》等新興專業方向必修課教材。

《法律職業倫理》往往被歸入基礎法學教材，但這門課程的教學內容重點并不在于特定知識體系的傳授，而是學生法律職業操守德行的養成，以課程學習的方式來提升學生解決法治實踐中道德倫理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法律人格”和“法治德性”。相比于知識性的“基礎法學”如“法理學”“法史學”，“法律職業倫理”課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涵養學生的高尚道德品質，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法律價值觀，提高法治實踐能力。

《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則既不屬于傳統的基礎法學教材，也不屬于某個特定部門法教材。習近平法治思想貫穿于法治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其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貫穿于法學類各專業各課程，是基礎法學、部門法學教學內容的更新、知識體系完善的根本指導?！读暯椒ㄖ嗡枷敫耪摗放c基礎法學、部門法學教材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梢哉f，《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教材與其他課程教材的聯系緊密，須臾不可分?！读暯椒ㄖ嗡枷敫耪摗方滩募袦蚀_地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在基礎法學和各個部門法都有體現，全面地體現于其他法學課程和教材中。

因此，整體上看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二分的法學學科、學術體系已顯得滯后于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依托該傳統學術體系的教材體系也亟待進一步地完善改革。

二、法學教材中的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有我們的體制機制，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國家治理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有我們自己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優勢，在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上要有底氣、有自信?！盵1]這種底氣和自信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一般來看，法學知識本身就具有高度地域性，總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歷史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法治是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的普遍成果，法治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一個國家法治發展的道路、具體的法律制度內容、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都有其地域特色，法學知識整體也就具有地域性。

其二，具體地看，改革開放后，我國的法治建設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偉大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發源于特定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西方法治理論、法學知識無法解釋我國法治建設迄今為止的巨大成就，也無法給出中國法治道路的獨特理論概括。

在法學知識史上，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二分的法學學科、學術體系范式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都有極強的實踐解釋力和理論說服力，但在當下，這一體系也存在相當局限。

這種二分的體系更多是一種“外在體系”，是一種法學教材的簡單分類。將不同的教材放入“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忽視了我國法學學術體系、學科體系的新發展以及法學內部不同學科之間的內在緊密聯系。如“法律職業倫理”這門以默會知識為主的實踐取向課程與高度知識性的以顯性知識為主的理論課程之間存在很大不同，也就很難被納入“基礎法學”，但顯然又不是“部門法學”。在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我國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道路、法治理論，在這過程中也產生了具有相當原創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知識，“基礎法學”與“部門法學”這個二分法很難處理其中具有中國特色和原創性的部分。例如，依規治黨理論和《黨內法規學》源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總結和提煉，但“黨內法規”不屬于國家法意義上的部門法，顯然無法納入傳統“部門法學”。

從中國法學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看，應致力于構建法律學、法治學與法理學三位一體的法學學術新體系[3]。全新的中國特色法學教材體系也應當反映中國特色法學學術體系，突破原有的基礎法學與部分法學二分，區分為“法律相關教材體系”“法治相關教材體系” 與“法理相關教材體系”三個相對獨立但又存在緊密聯系的法學教材子體系。三者相對獨立，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分類意義上的外在體系。三個子體系存在內部的緊密關聯，依據一定的內在規律和內在邏輯整合起法學的全部教材，呈現出一種“內在體系”的特征。

“法律相關教材體系”對應傳統法律學術體系中“部門法學”教材門類。部門法學以“法律”為研究對象，也是狹義上的“法學”。從古至今，狹義的法學一直構成法學教育的主體。狹義的法學將法律視作權威性的規范體系，從法律適用的視角進行規范性研究，運用多種法律方法論解釋和適用現行有效法。從法學發展史看，狹義的法學聯系起法律實踐與權威性的法律材料，對于合理理解和適用法律，對于法秩序的形成和維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課程教材中的《憲法學》《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國際公法學》《民法學》《商法學》《經濟法》《社會法學》《環境資源法學》《刑法學》《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私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和《民事訴訟法學》等，專業方向必修課教材中的《證據法》《財稅法》等都可以歸入“法律相關教材體系”這一子體系。

“法治相關教材體系”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以及法學體系的創新而逐漸形成，相對狹小的部門法學無法充分解決的宏大“法治”相關問題構成了法治學的研究對象。新時代以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許多重大的法治理論問題需要學理回應，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大法治實踐難題也需要給出解答。例如，如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如何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如何建設法治經濟、如何保護我國海外權益等?！胺ㄖ蜗嚓P教材體系”最為集中且精練地體現于《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中，同時也貫穿于整個法學教材體系。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貫穿于“法理學”“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

史”“外國法制史”等基礎法學課程和“憲法”“民法”“國際公法”“刑事訴訟法”等部門法課程中，“法律職業倫理”更是集中體現了其中“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養的核心目標。

“法理相關教材體系”大致與傳統的“基礎法學”教材體系外延相近。法理學以“法理”為研究對象和中心主題，是對法規律性、終極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認知[4]。鑒于法理是泛在的，廣泛存在于各個法律部門、法律文本和法律條文之中，以及全面依法治國各板塊、各領域和各環節之中，因此，法理學教材體系的知識展開要建立在對前述法律學和法治學教材體系的整體觀照之上。與此同時，“法理相關教材體系”最集中地體現于《法理學》教材，同時也涵蓋《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法律邏輯學》等教材。

法律相關教材體系、法治相關教材體系和法理相關教材體系三個子體系并不是法學教材的單層次簡單分類，并非是存在于分類形式上的外在體系，而是內容緊密聯系、互相滲透的內在體系。

法律相關教材體系承托法治相關教材體系和法理相關教材體系，在法律實踐中落實法治的理想、體現法理的精神。法治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需要部門法的應對和解決。例如，以法治方式穩預期利長遠推動經濟、提高法治能力營造最優營商環境，最終要落地于具體的經濟法、民商法制度及其運行；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阻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長臂管轄，維護國家制度安全和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等重大法治目標也需要在國際法的特定制度框架中來實現。

法治相關教材體系具有提綱挈領的統領地位，貫穿于法理相關教材體系和法律相關教材體系?！兑庖姟访鞔_要求，要深入研究和闡述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創性貢獻，進一步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體系化構建，推動成熟理論研究成果向教材體系的全面和深入轉化。要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用習近平法治思想涵蓋整個法學教材體系建設。

法理相關教材體系泛在于部門法教材體系中，同時也是法治學教材體系的學理凝練。法理學的反思性理論方法有助于部門法學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從理論層面來看，一方面，法教義學或法解釋學對于權威法律材料明確化、體系化和法律指引作用的加強起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科法學旨在揭橥中國法律實際運行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及其背后機理和真實邏輯。最終，法教義學和社科法學二者將統一于法理主題論這一范式。從實踐層面來看，法理可以校正法學的實踐指向，引領中國法治朝著良法善治方向健康發展。

三、完善法學教材體系的具體建設思路

法學教材內在體系為法學教材體系完善提供了堅實的學理支撐?！兑庖姟穼Ψ▽W教材體系提出了總體的戰略性安排：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統領，通過抓好核心教材、編好主干教材、開發新形態教材等，構建中國特色法學教材體系。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法學教材體系。

一是鞏固法學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簡稱“馬工程”）重點教材在法學教材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國性、實踐性和時代性是法學類“馬工程”教材的使命擔當。法學類“馬工程”教材的中國性體現在，扎根中國大地、堅定中國立場、彰顯中國智慧、宣揚中國價值、體現中國特色，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供智識支撐。法學類“馬工程”教材的實踐性體現在，立足正在展開的中國法治實踐，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把實踐作為法學教材的淵源與對象，以認識、解釋實踐現象，并指導實踐解決實際問題作為法學教材體系建構的目標。法學類“馬工程”教材的時代性體現在，保持教材內容與時俱進，增強教材適宜性實效性，適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要求。如今，《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黨內法規學》等反映法學研究最新進展的教材最終都被納入了“馬工程”系列教材中。鑒于其中國性、實踐性和時代性的特征，必須堅持鞏固法學類“馬工程”教材在法學教材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且進一步釋放“馬工程”教材對其他教材的輻射帶動作用。

二是用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建設推動法學主干教材建設。法學教材，尤其主干教材是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建構的主要載體，也是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中國法治思想、反映全面依法治國發展成就的重要展示窗口。如今，在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和行政法學、民商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法學等主要法學學科中已經有規劃、有側重地建設了一批凝聚中國法治智慧、傳播中國法治思想、反映全面依法治國發展成就的法學教材。黨的十八大以來，法學各主要學科內容更為充實、結構更為完善，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更好運用法學話語體系來推動法學主干教材建設，通過教材的更新換代來反向促進法學話語體系的學理化和體系化。

三是大力推進法學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教材建設?，F階段，中國法治實踐面臨許多全新的問題與挑戰，在我國法治實踐的一些前沿領域也有了相當多的具有原創性的探索，其中成熟的部分已經具備獨立成為學科的潛力。對于一部分已經相對成熟的新興學科，需要以教材編寫的方式來反向促進其發展。

近年來，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運用于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催生了數字法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并產出了一批數字法學學術和實踐成果。如，個人信息相關權利、跨國數據管制等問題的研究成功推動立法，加快了我國數字治理體系的健全。又如，法律實踐領域人工智能的應用部分實現了智慧法院、智慧檢務，提升了數字時代的司法效能和實現公平正義的能力。對于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這類數字法學領域內已經形成較多共識且已經相對完善立法的子領域，可以通過編寫教材的方式來反向促成學術共識的形成，也有助于提升法律適用質量，推進這一領域的法治化。

在黨內法規學等重要新興學科領域，以教材編寫為抓手促進學科的成熟和發展。加強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如何在現有“三位一體”的法學學科體系中放置這一重要的新興學科并協調其與其他部門法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法學學科體系建設的一大理論難點。不妨以教材編寫為抓手，來促成黨內法規學學科發展，理順其與其他國家層面部門法（如行政法）之間的關系。在“三位一體”的教材體系下，《黨內法規學》教材可以納入法治相關教材體系，并容納其獨特性。

四是積極探索法學教材新形態新形式。為了適應高層次法治人才培養需要，圍繞法學核心課程推出相關法條解說體系書、案例教材、實務指引、文獻選編等新形式的教材。同時，還要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和網絡云存儲平臺，推進法學主干學科的數字教材建設。

近幾年，以慕課為代表的開放在線課程已經成為法學院校傳統課堂的有力補充或替代形式。與傳統課堂相比，慕課打破傳統的教師主導課堂形式，也對課程教材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教材有更多學生自主參與和互動的內容，需要在教材內容和形式上開展主動創新，探索電子課件、視頻教材等新興教材形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科體系同教材體系密不可分。學科體系建設上不去，教材體系就上不去；反過來，教材體系上不去，學科體系就沒有后勁?！盵5]要借助法律相關、法治相關和法理相關三位一體法學學科體系的完善來指導法學教材體系的完善，要用法學教材體系的完善來反向推動法學學科體系的完善，提升主干學科建設、推動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發展、探索新的教材內容和形式，有效提升我國法學教育水平，培養一批德法兼修的高素質法治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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