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的中介效應

石文婷 游 潔 張格菱 李 芳 劉 嶺 陳 佳△

【提 要】 目的 研究應對方式與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與大學生心理健康間的作用,為大學有關部門采取合理的干預和疏導方式提供科學依據,以提高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方法 采用線上問卷調查法對373名在校大學生進行測查,采用SPSS 26.0與Process v3.3(by Andrew F. Hayes)進行統計分析,對施測對象的生活事件影響程度、應對方式、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水平進行差異性檢驗,并對生活事件影響心理健康的路徑進行分析。結果 負性生活事件對女性大學生的影響程度高于男性,男性大學生整體睡眠質量優于女性(P<0.05);不同年級、不同學員類別的大學生在受負性生活事件影響程度和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部分中介效應顯著,且存在鏈式中介效應。結論 為提高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學校應注重學生積極應對生活事件的正念思想引導,通過加強體育文化建設等措施改善學生睡眠質量,并構建完善的學生心理疏導中心。

心理健康是指心理的各個方面及活動過程處于一種良好或正常的狀態,是一種持續且積極發展的心理狀態,在此狀態下,機體能對環境做出良好的適應,并且能充分發揮其身心潛能。提高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是發展人才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和諧文明校園的重要內容[1]。

現有研究發現,遭遇負性生活事件越多的大學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2]。而應對方式在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發揮重要中介作用,意指個體在壓力環境下做出的認知評價,以及在認知評價后為平衡身心健康所采取的應對措施[3]。大學生在應對負性事件給生活帶來的改變時,需及時以合適的應對方式進行調整,若生活事件應對不當或失敗會對大學生心理產生消極影響[4]。同時,應對方式作為個體所特有的慣性行為[5],會使個體在面對不同生活情境,經歷不同生活事件時,心理生理均產生一定變化,由于認知方面的差異,個體不同應對方式的選擇將對睡眠質量造成影響[6]。睡眠質量差易使個體處于焦慮、抑郁及煩躁狀態,進而出現情緒障礙等心理問題,揭示了睡眠質量與心理健康的密切相關性[7]。

國內外研究均顯示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水平之間的密切相關性,有關其內在機制的研究體系尚未完善。本研究以已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2,8-11],進一步揭示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負性生活事件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過程中的作用,期望對研究體系做出一定完善,幫助研究者更有針對性地采取干預和疏導措施,促使大學生用更積極的應對傾向處理不可避免的負性生活事件,改善睡眠質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某兩所高校的在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于2022年4月使用問卷星程序線上收集問卷379份,問卷采集了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級、人員類別和生源地,主要關注調查對象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一般健康問卷、簡易應對方式問卷、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4個量表的得分情況?；厥?79份問卷中,剔除回答不完整的無效問卷后,整理得到問卷373份,有效率為98.42%。

2.調查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量表包括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處罰、親友與財產喪失、健康與適應問題、其他條目共6個可能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負性生活事件因子。累計各事件評分為總應激量,得分越高,該負性事件對問卷對象影響越大,壓力感越強。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0,信效度良好。

(2)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20):量表由20個項目組成,包括自我肯定、抑郁和焦慮共3個因子。GHQ-20量表總分由自我肯定因子反向計分后與憂郁和焦慮因子得分加和所得?？偡衷礁?表示問卷對象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86,信效度良好。

(3)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量表由20個項目組成,包含積極應對與消極應對兩個維度。依據戴曉陽提出計算個體應對方式傾向性公式[12],應對傾向等于消極應對維度標準分與積極應對維度標準分之差,得分為正表示對象偏向采取消極應對方式,得分為負表示對象偏向采取積極應對方式。本研究中2個維度和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83、0.766和0.860,信效度良好。

(4)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包括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效率、睡眠時間、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7個因子。PSQI得分越高,代表睡眠質量越差,得分7分作為成人睡眠質量問題的參考界值,總分>7分時表示存在睡眠障礙。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31,信效度良好。

3.統計學方法

結 果

1.研究對象基本情況分布

按照性別分組,男生187名(50.13%),女生186名(49.87%);按照年級分組,共5組,其中大一33名(8.85%),大二198名(53.08%),大三58名(15.55%),大四43名(11.53%),大五及研究生(研一至研三)41名(10.99%);按照學員類別分組,共3組,軍隊院校有軍籍學員93名(24.93%),軍隊院校無軍籍地方生99名(26.54%),非軍隊院校大學生181名(48.53%);按照生源地分組,共3組,其中城市生源120名(32.17%),城鎮生源114名(30.56%),農村生源139名(37.27%)。

2.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所有變量均來自大學生匿名線上問卷填寫,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13],結果顯示,第一個主因子解釋的變異量僅為18.72%,表明研究不存在顯著共同方法偏差。

3.各變量描述統計及相關系數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及相關系數

4.各量表的差異性分析

分別以性別、年級、學員類別和生源地作為自變量,以負性生活事件、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作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的非參數檢驗,以應對傾向作為因變量,進行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負性生活事件、應對傾向、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的各因素差異統計

結果顯示,負性生活事件量表與睡眠質量指數量表得分存在顯著性別差異(P<0.05),本研究中負性生活事件對女性的影響程度高于男性,男性整體睡眠質量優于女性。各年級在負性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健康量表得分存在顯著差異(P<0.05),相鄰年級進行兩兩比較,結果顯示,本研究中負性生活事件對大四學生的影響程度大于大三學生,大四學生較大三學生有更加嚴重的心理問題。

不同學員類別在負性生活事件量表和心理健康量表得分存在顯著差異(P<0.05),兩兩比較結果顯示,負性生活事件對軍隊院校無軍籍地方生和非軍隊院校大學生的影響程度大于有軍籍學員,無軍籍地方生和非軍隊院校大學生較有軍籍學員有更加嚴重的心理問題。城市、城鎮和農村三個組別在負性生活事件、應對傾向、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的得分中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5.應對方式與睡眠質量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多重中介效應檢驗

使用基于抽樣分布為非正態分布的bootstrap抽樣法,抽取373個樣本來估計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以性別、年級、學員類別和生源地為控制變量,分析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關系間的中介作用。

回歸分析結果說明:負性生活事件、應對傾向、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兩兩之間存在相互作用關系。負性生活事件顯著正向預測睡眠質量(β=0.342,P<0.05)和心理健康(β=0.298,P<0.05),負向預測應對傾向(β=-0.254,P<0.05)。應對傾向顯著負向預測睡眠質量(β=-0.159,P<0.05)和心理健康(β=-0.282,P<0.05)。睡眠質量可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心理健康(β=0.294,P<0.05)。如表3所示。

表3 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多重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

采用bootstrap法進一步檢驗中介效應,從中可知: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的中介作用顯著,中介效應值為0.184,效應占比38.17%。應對傾向(效應值:0.072,效應占比:14.85%),睡眠質量(效應值:0.101,效應占比:20.87%)在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各自的中介效應作用顯著,同時,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鏈式中介效應(效應值:0.012,效應占比:2.45%)。結果如表4所示。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作用于心理健康的具體路徑如圖1所示。

圖1 應對傾向、睡眠質量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間的

表4 應對傾向和睡眠質量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問題關系間的中介作用

對三條中介路徑進行對比中介效應分析可知:應對傾向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各自的中介效應大于“負性生活事件→應對方式→睡眠質量→心理健康”鏈式中介效應作用,應對傾向與睡眠質量在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效應作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討 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受負性生活事件影響程度、睡眠質量和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別、學員類別等分類變量上存在差異。在性別方面,負性生活事件對女性大學生的影響程度大于男性,該結果可能與反芻思維的性別差異有關。反芻思維是一種個體經歷負性事件之后,對事件、自身消極情緒狀態及其可能產生的原因和后果進行反復、被動思考的認知現象。研究表明,女性反芻思維的傾向高于男性[14],導致女性面對負性生活事件時,更易考慮到事件中的不利方面,進而對新的困難產生更嚴重的焦慮情緒,并且難以釋懷。長期帶有消極的情緒,也將影響睡眠質量,這可能是本研究中女性的睡眠時間和效率顯著低于男性的原因。大學生所處年級方面,大四學生處于人生階段的重要節點,面臨畢業論文、工作求職以及考研升學等多重壓力,生活節奏加快,精神負荷較重,相比較低年級大學生,受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程度更大,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學員類別方面,軍隊院校有軍籍學員由于日常較高強度的體能訓練、嚴格的部隊管理制度等原因,培養了相對較強的適應能力與抗壓能力。此外,本研究中調研的軍隊院校設置了較完善的心理中心,可以提供相應心理支持,學員受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程度與產生心理問題的可能性降低。

通過相關性分析,大學生的應對傾向與負性生活事件、睡眠質量、心理健康之間均呈現負相關,負性生活事件、睡眠質量與心理健康兩兩之間均呈現正相關。進一步分析可知,生活事件的負性影響可直接降低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關系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存在“負性生活事件→應對方式→睡眠質量→心理健康”鏈式中介效應。當大學生經受負性生活事件影響時,由于經驗缺乏、人格不完全成熟等原因,易采取規避風險、轉嫁責任、被動接受等消極應對方式,以期渡過難關。消極應對往往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負性生活事件的非妥善處理仍對大學生的生活與精神施壓,使其睡眠質量下降,對個體心理健康水平造成不良影響。

為保障大學生心理健康,基于應對方式和睡眠質量在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存在的多重中介效應,提出以下建議:

睡眠質量對個體的心理健康起積極的影響作用,學?？赏ㄟ^提供充足的運動場地與健身設施、定期舉辦趣味運動比賽等方式提高學生運動積極性;在宿舍樓、圖書館等區域開設改善睡眠專題宣傳欄,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睡眠習慣。消極情緒的運動宣泄方式與規律的生活作息,有助于大學生睡眠質量和睡眠效率的提高。

本研究中大四畢業生心理健康水平比低年級學生更低的現象,提示應加強對畢業生的心理健康關注與外部支持:理解畢業生面臨完成學業、實習求職、升學深造等多重挑戰的壓力與迷茫,及時進行畢業生心理健康的疏導與干預;合理規劃畢業生的學習進度與教學安排,通過開設職業規劃、升學指導等課程,為畢業生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與信息支持。

寢室是大學生主要的學習和生活場所之一,營造健康和諧的寢室文化對于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的減少、睡眠質量的提升均具有重要意義,需要學生個體和學校管理共同聯動:可積極組織以寢室為單位開展的集體活動,增強寢室成員間的友好互動與合作意識;鼓勵學生主動解決寢室內部矛盾的同時,加強輔導員與寢室長素質培訓,及時發現并有效化解矛盾,并對當事人進行必要的思想指導與心理輔導。

營造維護促進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的良好校園氛圍,建議院校完善校內心理中心建設:正確認識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定期開展心理健康相關講座,宣講心理學知識,提供拒絕完美主義、給予理性情緒療法等糾正反芻思維的對應方法,引導學生以直面挑戰、適時求助、主動解決等積極應對方式處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負性生活事件,訓練面對壓力與負面情緒的正向思維;堅持“不歧視、不恐懼、不泄密”的原則,提高學生對校園心理咨詢的信任度與安全感,為有需求的學生提供適宜且及時的心理支持和心理健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