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文化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路徑機制
——基于大中城市低碳生活方式調查

高文珺

現代社會的財富創造和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隨著人口增長和個人消費欲求的增加，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索取也在不斷增加，由此造成的自然環境惡化問題引發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①Hails C.，Humphrey S.，Loh，J.，et al.，“Living Planet Report 2008”，https：//wwfeu.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living_planet_report_2008.pdf，訪問日期：2023 年7 月9 日。，“可持續”“綠色”“低碳”的發展理念逐漸在國際上形成共識。我國政府尤為注重可持續發展，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而實現綠色發展，不僅需要宏觀政策層面的推動，還需要個體層面的行為模式轉變，即人們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可以極大地推動綠色發展②Pollex J.，“Regulating Consumption for Sustainability? Why the European Union Chooses Information Instruments to Foste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European Policy Analysis，2017，3（1），pp.185-204.。研究顯示，個體的低碳行為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能源消費、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③Barr S.，Gilg A.，Shaw G.，“‘Helping People Make Better Choices’： Exploring the Behaviour Change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Applied Geography，2011，31（2），pp.712-720.④鄭新業、魏楚、秦萍等：《中國家庭能源消費研究報告（2014）》，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21—23 頁。。因此，如何促進人們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成為了重要議題。本研究提出從構建低碳文化入手去推動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重點探討低碳文化的構成，分析我國大中城市低碳文化和低碳生活方式的特點，探討低碳文化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路徑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建議。

一、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低碳生活方式的界定

低碳生活方式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 世紀70 年代，這一時期，有研究者相繼提出“負責任的消費”（responsible consumption）、“關注生態的消費者”（ecologically concerned consumer）和“生態營銷”（ecological marketing）的概念。后續研究者則多用“綠色的”“關注環境的”“可持續的”“低碳的”標簽來形容綠色低碳的消費行為或生活方式①Halder P.，Hansen E. N.，Kangas J.，et al.，“ How National Culture and Ethics Matter in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Value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65，No.121754.。從寬泛的意義上，根據Stern 的定義，低碳生活方式指的是能夠對物品或能源的效用產生積極影響，能夠對生態系統或生物圈的結構和動力產生積極影響的行為模式，包括私人領域行為與公共領域行為兩種類型②Stern P. C.，“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3），pp.407-424.。

私人領域（private-sphere）的行為主要包括在物品獲得、使用或處置過程中的低碳行為，Schanes 等提出的低碳生活方式框架為理解私人領域的低碳行為提供了參考③Schanes K.，Giljum S.，Hertwich E.，“Low Carbon Lifestyles： A Framework to Structure Consumption Strategies and Options to Reduce Carbon Footprint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39，pp.1033-1043.。比如，在物品獲得階段，為了直接減少碳排，可以選擇減少不必要消費，或是在消費類型上轉向低碳排的文化、教育或娛樂消費；還可以通過對物品的重新利用或自制等來間接減少碳排；也可以通過購買更加節能、耐用的產品直接對環境形成積極影響。在物品使用階段，可以通過節約使用、共享和修理等方式延長物品使用期限，減少消耗。在物品處置階段，可以通過捐贈或轉賣等方式來減少碳排，或是通過垃圾分類等方式助益于環境保護。

公共領域（public-sphere）的低碳行為主要是指通過影響公共政策或他人的行為來影響環境，包括支持綠色發展政策，向他人宣傳環保理念，或是愿意犧牲一定的個人利益（如時間、金錢）以實踐綠色生活理念或響應環保政策④G?rling T.，Fujii S.，G?rling A.，et al.，“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n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3，23（1），pp.1-9.。

本研究沿用這種公私領域的劃分方式來同時分析公私領域的低碳行為（如圖1 所示），包括物品購買以及使用和處置的低碳化行為、公共領域的低碳發展政策支持行為、愿意花費更多時間和金錢實踐綠色生活的低碳付出行為、積極向他人宣傳低碳理念的公共參與行為。

圖1 低碳文化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分析框架

（二）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影響因素

促進民眾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對經濟社會綠色化、低碳化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因此，如何促進就成為各領域研究者的關注重點。White 等通過總結以往的相關研究提出，促進消費者低碳行為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習慣形成（habit formation）、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情感和認知（feelings and cognition）、有形性（tangibility）①White K.，Habib R.，Hardisty D. J.，“How to SHIFT Consumer Behaviors to be More Sustainabl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ing Framework”，Journal of Marketing，2019，83（3），pp.22-49.。Chen 和Li 的研究發現影響低碳行為形成的因素包括低碳知識、低碳意識、個人規范、社會規范和情境因素②Chen W.，Li J.，“Who Are the Low-carbon Activists？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Lowcarbon Behavior in Tianjin，China”，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83，pp.729-736.；Sun 等的研究發現，影響低碳消費行為形成的因素包括環境知識、環境關注意識、為環境保護付出的意識、環境危害認識、環境保護效能感知和獲取信息的媒體使用偏好③Sun Y.，Liu N.，Zhao M.，“Factors and Mechanisms Affecting Green Consumption in China： A Multilevel Analysi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09，pp.481-493.。除了這些綜合性分析，還有大量研究探討了環境認知、環境關注度、環境世界觀、文化價值觀、文化和道德規范對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影響④Sovacool B. K.，Griffiths S.，“The Cultural Barriers to a Low-carbon Future： A Review of Six Mobility and Energy Transitions across 28 Countries”，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20，119，No.109569.⑤Zou L. W.，Chan R. Y.，“Why and When Do Consumers Perform Green Behaviors? An Examination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Ethical Ideology”，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9，94，pp.113-127.。

概而言之，既有研究分析的影響低碳行為養成的因素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方面，一是低碳相關信息和知識因素，二是個體自我心理因素，三是情境因素，四是環境相關的信念、規范、價值觀、觀念意識等文化因素。其中，文化因素在以往研究中被認為是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一個穩定的、重要的因素?；诖?，本研究將從文化因素入手，探討低碳相關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的關系。

（三）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

本研究從文化角度出發構建探究低碳生活方式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在社會心理學領域，文化被理解為是由社會成員所共享的知識體系和實踐傳統，包括信念、價值觀、規范、象征符號、行為模式等，文化能夠提供一種參照體系，可以影響社會成員對社會現實和生活意義的理解，進而影響其行為表現和對外部環境的適應⑥Hong Y. Y.，“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Moving from Describing Culture to Explaining Culture”，in Understanding Culture： Theory，Researc，and Application， edited by Robert S.，Chiu Hong，pp.18-3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2010.。本研究中的文化是關于低碳生活的特定文化，簡稱低碳文化。

就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的關系而言，環境社會學的價值—信念—規范理論（value-beliefnorm theory）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分析框架。該理論認為，個體持有的文化價值觀會影響其關于環境的信念，進而會影響其對環境問題危害的認識和對環境問題個人責任的歸因，這種認識和歸因又會讓其形成自己有義務解決環境問題的個人規范，最終促進低碳行為的形成⑦Stern P. C.，Dietz T.，Abel T.，et al.，“A Value-Belief-Norm Theory of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ism”，Human Ecology Review，1999，6（2），pp.81-97.。其中，個體關于環境的信念通常是指新生態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這一關于環境的世界觀⑧Dunlap R. E.，Van Liere K. D.，Mertig A. G.，et al.，“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A Revised NEP Scal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3），pp.425-442.。這一理論獲得了廣泛的實證研究支持，比如，有研究發現，當人們持有地球資源有限、生態面臨危機的環境觀，認為個人對環境問題的產生負有責任，個人有解決環境問題的義務時，人們就會更傾向于表現出低碳行為⑨Riper C. J. V.，Kyle G. T.，“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Processes of Behavioral Engagement in a National Park： A Latent Variable Path Analysis of 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14，38，pp.288-297.。也有研究發現，環境保護重要、生態危害嚴重的環境觀，對導致環境問題的個人責任歸因，以及保護環境的個人責任認知之間會相互作用，并會促進人們采取保護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的行為⑩Fornara F.，Molinario，E.，Scopelliti M.，et al.，“The Extended Value-Belief-Norm Theory Predicts Committed Action for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in Europe”，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20，81，No.106338.。

本研究參考價值—信念—規范理論對文化因素的探討，從信念和認同兩個維度界定低碳文化。價值—信念—規范理論中的環境世界觀（本研究中關注的是生態危機觀）和責任歸因可納入低碳文化信念的分析范疇；個人規范則對應文化認同，體現人們因從事低碳相關活動而獲得的情感認同。這兩個維度的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是本研究的主要內容。

（四）研究假設與分析框架

根據以往研究，低碳文化信念（如環境世界觀中的生態危機觀、環境責任歸因）和低碳文化認同都可以直接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選擇，Stern 等最初提出信念—價值—規范理論時，就是通過回歸分析證實了生態危機觀、責任歸因和規范認同與低碳生活方式的緊密關聯①Stern P. C.，Dietz T.，Abel T. D.，et al.，“A Value-Belief-Norm Theory of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ism”，Human Ecology Review，1999，6（2），pp.81-97.。后續研究者進一步的路徑分析發現，生態危機觀、責任歸因會影響低碳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又進一步影響低碳行為②Ibtissem M. H.，“Application of Value Beliefs Norms Theory to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Behaviour”，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0，3（2），pp.129-139.。由此看，低碳文化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影響可能存在信念和情感認同雙重機制：一方面，低碳文化信念會直接影響低碳生活方式選擇，低碳文化情感認同也會影響低碳生活方式選擇；另一方面，低碳文化信念還會影響人們的低碳文化情感認同，情感認同再進一步影響低碳行為，形成信念—認同—行為的路徑機制?；诖?，參照圖1 所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如下三個研究假設，并將通過問卷調查獲得的數據來驗證這些假設：

假設1：低碳文化信念會促進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假設1.1：生態危機觀越強，越容易采取低碳生活方式。

假設1.2：環境問題產生責任歸因越是歸于個人，越容易采取低碳生活方式；越將責任歸因于他人，會越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

假設2：低碳文化認同感越強，越容易采取低碳生活方式。

假設3：低碳文化信念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可通過低碳文化認同的中介作用實現。

二、數據與測量

（一）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分析數據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低碳消費課題組主持實施的“2022 年中國城市低碳消費調查”。本次調查覆蓋全國六大地理區劃，包括4 個直轄市、5 個計劃單列市、27 個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以及4 個二/三線城市，共計40 個樣本城市，并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了抽樣設計，確保樣本能夠代表全國大中城市居民，共獲得有效樣本4107 個。其中，男性占50.28%，女性占49.72%；年齡在18—70 歲之間，平均年齡40.36 歲，“50 后”和“60 后”占17.97%，“70 后”占23.37%，“80 后”占25.13%，“90 后”和“00 后”占33.53%。受教育程度上，初中及以下占19.5%，高中、職高或中專占40%，大學?？?、本科及以上占40.49%。

（二）主要測量變量

1.生態危機觀的測量。本研究應用新生態范式（NEP）量表來測量人們關于生態環境危機的基本世界觀，即生態危機觀③Dunlap R. E.，Van Liere K. D.，Mertig A. G.，et al.，“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A Revised NEP Scal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3），pp.425-442.，選取該量表中五個題目，通過對生態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和地球發展極限的認識來測量生態危機觀，比如“人類正在嚴重地破壞環境”，得分越高，生態危機觀念越強。

2.環境責任歸因信念的測量。參照以往研究，通過四個題目來測量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責任歸因信念，包括兩個維度：（1）生態個人責任歸因，關于個人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責任認識，如“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影響整個生態環境”，得分越高，越是相信自己的行為會影響生態環境。（2）生態他人責任歸因，關于他人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責任認識，如“我一個人保護生態沒有用，等大家都保護時我再做就行”，得分越高，越是相信他人行為而不是自己的行為對生態環境影響更大。

3.低碳文化認同的測量。參考社會認同測量方式，采用對自己低碳行為的自豪感和保護環境的責任感這兩個問題來衡量人們對于自己作為低碳行為主體的情感認同，得分越高，認同越強烈。

4.低碳消費行為的測量。參考以往研究，采用17 題的低碳消費行為量表，包括三個分量表，分別測量人們日常生活中在物品購買、物品使用和物品處置方面的低碳化程度。具體而言，物品購買低碳化是指人們在購買物品時會優先選擇綠色節能的物品，避免過度包裝和對環境有害的商品，并且適度消費，避免浪費，如“優先購買有環保標志的商品”。物品使用低碳化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節約能源，充分利用物品，如“夏天不會把空調溫度調得很低”。物品處置低碳化是指人們會將閑置物品捐贈或售賣，注意垃圾分類等，如“我會把不需要的閑置物品捐贈出去”。得分越高，表明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越是符合低碳化要求。

5.低碳付出行為的測量。采用4 題測量人們為了踐行低碳理念而作出的需要額外付出的行為，比如“我會多花時間去在同類商品中挑選環保的”，得分越高，表明越愿意為實現低碳化而付出更多。

6.低碳公共參與行為的測量。參考以往研究，自編2 題測量宣傳低碳理念的公共參與行為，如“我會向周圍人積極宣傳低碳的理念”，得分越高，表明對低碳宣傳的參與度越高。

7.低碳政策支持的測量。自編2 題測量人們對低碳發展政策理念的支持程度，以反映人們關于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優先級態度。得分越高，表明越是支持生態優先。

（三）模型分析策略

本研究將采用結構方程進行路徑分析來驗證假設所提出的因果模型，通過路徑系數的大小來衡量變量之間的影響程度，通過各種擬合指數對模型做整體的評價①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198—214 頁。。模型所采用的擬合指數包括RMSEA，SRMR，CFI 和TLI，其中RMSEA 和SRMR 是絕對擬合指數，數值在0—1 之間，越接近0，擬合越好。RMSEA<0.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SRMR 小于0.08 表示模型擬合較好。CFI 和TLI 是相對擬合指數，越接近1，擬合程度越好，一般認為，大于0.9 為較好的擬合。

三、研究發現

（一）當前民眾低碳生活方式的特點

1.低碳生活方式基本特點。本研究從四個方面分析當前民眾低碳生活方式的特點，5 點計分，從均值上看（見表1），低碳消費和公共參與的程度較高，但低碳付出和低碳政策支持的程度則相對較低。為更直觀地呈現結果，本文將低碳生活方式四個指標的得分劃分為低、中、高三個區間，低分表示很不符合自己日常的行為，中等分值表示部分符合自己的行為，高分表示很符合自己的日常行為。

表1 低碳生活方式現狀（N=4107）

在低碳消費行為方面，受訪者的日常行為普遍表現出一定的低碳化趨勢，完全不考慮低碳環保因素的人占比很少，多數人在物品購買、使用和處置環節上都具有比較明顯的綠色低碳的消費特點。具體而言，消費者最常在購買物品時表現出低碳化傾向，62.43%的消費者會常在購買物品時就考慮綠色環保因素并避免不必要的消費。物品使用和處置上的低碳化傾向不及物品購買強，但也有超過半數的人如此，55.54%的消費者會常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節能，注重節約使用、重復利用；53.15%的消費者在處置閑置或廢棄物品時，會捐贈或售賣以延長物品使用壽命，丟棄時注意垃圾分類?？傮w上，此次調查發現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已具有一定的低碳消費趨勢。

低碳公共參與也比較積極，70.88%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會常提醒家人節約、積極向周圍人宣傳低碳理念。但與踐行和宣傳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相比，人們會較少愿意為了低碳化讓渡一些個人利益：有30.05%的受訪者表示會花更多時間和金錢去選擇低碳商品或是為了環保而愿意支持水電費漲價，多數人偶爾為之；37.89%的人支持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沖突時要優先生態，多數人對此表示中立。

2.低碳生活方式的人口學特點。比較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受訪者的低碳生活方式發現，低碳生活方式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特點。

在私人領域的低碳消費行為上，受訪者越年輕，在購買、使用和處置物品方面低碳化趨勢越明顯，“90 后”和“00 后”經常表現出低碳化消費行為的比例會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的群體（見表2）。在公共領域的低碳化行為上，則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越年輕的受訪者會為低碳化花費額外的時間和金錢的比例越少。在對生態優先的政策支持和向他人宣傳低碳理念方面，“70后”群體的低碳化傾向相對較低。

表2 不同年齡群體的低碳生活方式特點（N=4107）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體的消費行為低碳化趨勢越明顯，投入到低碳公共參與行為的人群占比也會越高（見表3）。但是在涉及個人利益的低碳化行為方面，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支持低碳發展政策和會為了低碳化付出額外時間和金錢的人數比例，要比其他群體更低。

表3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體的低碳生活方式特點（N=4107）

月收入較高的群體消費行為低碳化趨勢更明顯，投入低碳公共參與行為的人群占比也相對較高，但是高收入群體對低碳發展政策的支持率則相對較低（見表4）。在低碳付出行為上，行為與收入之間不是線性關系，收入處于中等水平的群體會為低碳化額外付出的比例最低。

表4 不同收入群體的低碳生活方式特點（N=4107）

以往研究發現年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更愿意接受低碳化生活方式①Semenza J. C.，Hall D. E.，Wilson D. J.，et al.，“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Voluntary Mitigation and Barriers to Behavior Change”，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2008，35（5），pp.479-487.②White K.，Habib R.，Hardisty D. J.，“How to SHIFT Consumer Behaviors to be More Sustainabl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ing Framework”，Journal of Marketing，2019，83（3），pp.22-49.。本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趨勢，年輕、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的人群在私人領域會表現出更多的低碳化消費趨勢，在公共領域上也會更多去向他人宣傳低碳理念。但本研究也發現，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群更少會愿意為了低碳化而付出額外的時間和金錢，在經濟發展和生態發展的優先順序上，支持生態優先的態度也更模糊，更少堅定支持生態優先的發展政策。

（二）當前民眾低碳文化的特點

1.低碳文化基本特點。本研究以生態危機觀、環境責任歸因等低碳信念與低碳文化認同構成低碳文化（見表5）。從均值看，受訪者具有一定的生態危機信念，對環境問題的個體責任感較強，較少將環境問題的責任都歸于他人而不是自己，對踐行低碳生活的情感和責任認同較強。

表5 低碳文化現狀（N=4107）

在環境價值觀方面，超過半數的人持有中等程度的生態危機信念，認為地球面臨一定的生態危機，但又不是很嚴峻，而42.61%的人生態危機信念較強。對于當前環境問題的歸因，78.21%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會影響生態，24.86%的人認為環境問題的產生主要是他人的責任，與自己無關。與此同時，人們的低碳文化認同感普遍較高，74.17%的人會因自己表現出低碳行為而自豪，認同自己是保護生態的責任人。

2.低碳文化的人口學特點。年齡上，不同代際的受訪者的低碳文化信念和認同均存在差異，年輕受訪者對低碳文化的認同感更強，也更多將環境問題的產生歸因于他人而不是自己，“70 后”受訪者中認為生態環境問題嚴重的比例最少（見表6）。生態個人責任歸因并不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

表6 不同年齡群體低碳文化特點（N=4107）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的生態危機感知較強，會將環境問題與自己個人行為相關聯，但同時也有更多人認為環境問題與他人行為關系較大，其對低碳生活方式也有較強的情感認同（見表7）。

表7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體的低碳文化特點（N=4107）

如表8 所示，在收入方面，不同收入的受訪者低碳文化信念和認同存在一定差異。首先，隨著收入增加，受訪者會更多地將環境問題歸因于他人。而在對于環境問題的個人責任歸因上，認知和收入則不是線性關系，收入處于中上水平的受訪者，即月收入在8000—10000 元的受訪者，個人歸因感知相對較強，從自身出發審視環境問題原因的人數比例較高。其次，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收入中等和中等偏下的受訪者（月收入在4000—8000 元之間）對此有所意識的人數比例最少。最后，中上收入水平的受訪者對低碳文化的認同感相對較強。

（三）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關系檢驗

下面將依次驗證分析框架中的核心關系和中介關系，核心關系是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的直接關系，即假設1 和假設2 所提出的關系假設；中介關系是低碳文化認同在低碳文化觀念與低碳生活方式之間的中介作用，即假設3 的設定。

1.核心關系檢驗：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形成。該部分分別檢驗了低碳文化中的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與低碳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低碳生活方式包括低碳消費行為①為清晰呈現關系，此部分采用低碳消費行為分析指標值，即分析購買、使用和處置物品三個維度低碳行為的總均分，不再單獨分析各維度。、低碳公共參與行為、付出行為和低碳發展政策支持。以上述四個低碳生活方式的指標作為因變量，分別以低碳文化信念（生態危機觀、生態個人責任歸因和生態他人責任歸因）和低碳文化認同為自變量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為了剔除人口學變量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影響，將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個人月收入作為相關變量納入回歸方程。結果見表9 和表10。

表9 低碳文化信念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回歸分析結果（N=4107）

表10 低碳文化認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回歸分析結果（N=4107）

在考慮了人口學變量的影響之后，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都與低碳生活方式的幾個指標緊密相關。具體而言，對于低碳消費行為，低碳文化信念可累積解釋其35.7%的變化①在對各個低碳生活方式指標的回歸方程中，單獨放入人口學變量時，只能解釋回歸方程0.5%—2%的變異，因此，可以認為主要是由低碳文化相關變量解釋了低碳生活方式的變異，下同。（見表9）。從回歸系數看，影響最大的是將環境問題歸因為個體原因，越是認為環境問題與自己的行為有關，越傾向于表現出低碳消費行為。生態危機觀念越強，消費行為越是呈現低碳化趨勢。此外，將環境問題更多歸為他人行為責任時，雖然也表現出低碳消費趨勢，但相關系數很小。低碳文化認同可解釋低碳消費行為39.6%的變化（見表10），即認同越強，越傾向于表現出低碳消費行為。

對于低碳公共參與行為，低碳文化信念累積可解釋其21.4%的變化，生態危機觀和生態問題的個人責任歸因均與低碳公共參與行為正相關（見表9）。個人的生態危機信念越強，越將生態環境問題和個人行為相關聯，越是會向家人、周圍人宣傳低碳理念，而從相關系數大小看，生態個人歸因的影響更大。低碳文化認同可解釋低碳公共參與行為27.4%的變化（見表10），由此而言，個人對低碳文化的認同感越強，越會更多地投入到低碳化宣傳之中。

對于低碳付出行為，低碳文化信念累積可解釋其31.1%的變化（見表9）。其中，生態他人責任與其負相關，且相關系數最大，即越將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他人行為而不是自己行為相關聯，人們就越少會為了低碳化而付出額外的努力。生態個人責任歸因則會增加低碳化行為。生態危機觀與低碳付出行為負相關，但相關系數較低。低碳文化認同與低碳付出行為正相關，可解釋低碳付出行為8.7%的變化（見表10），即對低碳生活的認同感越強，人們越會為了實現低碳化而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對于低碳發展政策的支持，低碳文化信念累積可解釋其30.5%的變化（見表9）。其中，生態危機觀的影響最大，即越是相信生態面臨嚴重危機，人們越是支持生態優先的發展政策。生態個人責任歸因也會增強對低碳發展政策的支持程度。而生態他人責任歸因則與低碳政策支持負相關，即越將環境問題的產生歸結為他人而非自己的活動，人們越不支持生態優先的發展政策。低碳文化認同則與低碳政策支持正相關，可解釋對低碳政策支持7.9%的變化（見表10）。由此而言，對低碳生活越是有情感和責任上的認同，人們越是支持生態優先的發展政策。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關于低碳文化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假設1 和假設2 均得到證實，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都會獨立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生態危機觀、生態個人責任歸因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會促進人們選擇低碳生活方式，而生態他人責任歸因信念則不利于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2.中介路徑關系檢驗：低碳文化認同中介作用的結構方程檢驗。除低碳文化信念和認同的直接作用之外，本研究還假定低碳文化信念會通過低碳文化認同的中介作用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對此，該部分采用結構方程的路徑分析進行檢驗，依次分析低碳文化信念、低碳文化認同作用于低碳生活方式的路徑關系。

結果發現，控制人口學變量影響之后，分指標來看，低碳文化信念、低碳文化認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路徑系數均顯著，在具體方向上，生態危機觀、生態個人責任歸因和低碳文化認同與低碳消費行為、低碳公共參與行為、低碳付出行為和低碳政策支持均正相關，生態他人責任與四種低碳行為負相關。信念—認同—行為這一中介機制的路徑系數也都顯著，其中，生態危機觀、生態個人責任歸因通過正向影響低碳文化認同而促進低碳生活方式，生態他人責任歸因則通過負向影響低碳文化認同進而削弱其對低碳生活方式的促進。各模型的擬合指數RMSEA 均為0.027，SRMR 在0.014 和0.015 之間，CFI 在0.997—0.998 之間，TLI 在0.985—0.990 之間，所有指數都表明所提出的路徑機制模型擬合程度都非常好。

整體上，通過對低碳文化與低碳生活方式之間的核心關系（假設1 和假設2）和中介關系（假設3）的檢驗，本研究得出低碳文化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機制有兩種路徑。一種是直接路徑，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分別獨立影響低碳生活方式。另一種是間接路徑，低碳文化信念通過影響低碳文化認同而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低碳文化入手分析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總結了我國城市低碳文化和低碳生活方式的特點，探討了低碳文化影響低碳生活方式的路徑機制，得到了以下幾點結論。

（一）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有低碳化發展趨勢

本研究對40 個大中城市4107 名居民的調查發現，在私人領域的低碳消費行為方面，人們已經有一定低碳化意識并采取了行動，在購買、使用和處置環節上，其不少行為都符合低碳化特點。而在公共領域的低碳行為方面，低碳化趨勢還較弱，雖然人們會積極宣傳低碳理念，但是如果低碳化消費需要讓渡更多個人利益，支持的人數占比就會比較低；同時，在權衡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優先問題上，多數人的態度并不是明確支持生態優先，而是更為中立。

上述低碳化生活方式特點在不同人群中有所不同，整體上，年輕、受教育程度較高、中高收入的群體低碳消費和參與低碳宣傳的趨勢比較強，這可能與這些群體成員對低碳相關知識和理念的接觸較多、對新鮮事物更易接受有關。但同時，這一群體成員在價值觀上可能更偏于個體化，行為決策偏于理性，會更多去計算個人成本和收益。本研究的分析還顯示，這一群體在低碳文化信念上，存在一定抑制低碳生活方式的信念，綜合上述原因，這一群體更少表現出低碳付出和低碳政策支持行為。

從這些結果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大中城市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有了一定的低碳化趨勢，但這種行為會受到利益相關性的影響。如果進行低碳消費需要額外的時間和金錢，生態保護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時候，人們的低碳化選擇會減少。

（二）大中城市居民形成了一定的低碳文化基礎

本研究提出低碳文化是關于低碳發展的特定文化，它的構成包括三個方面：（1）關于環境的生態危機觀，研究發現生態危機信念強度中等，多數人持有中等程度的生態面臨危機、地球資源有限的信念，還不是非常確定。（2）環境責任歸因，研究發現大多數人會將環境問題的產生與自己的行為相關聯，少部分人會認為環境問題主要與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行為相關聯。年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會相對更多地將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于他人而不是自己，也可能因此較少表現出低碳付出和低碳政策支持行為。（3）低碳文化認同，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低碳文化認同感較強，會因自己的低碳行為而自豪，認同自己是保護生態的責任人。整體看，此次對大中城市居民的調查顯示，在信念和情感認同上，人們圍繞低碳生活已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趨勢，在生態危機觀、歸因認知和認同感上表現出對低碳發展重要性和責任感的基本認可。

（三）低碳文化以兩種路徑影響低碳生活方式形成

本研究發現，低碳文化是影響低碳生活方式重要因素，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文化認同既可以直接影響低碳生活方式選擇，又存在低碳文化信念以文化認同為中介變量的間接機制，形成文化信念—文化認同—低碳生活方式的路徑機制。

在低碳文化的構成要素中，生態危機觀、環境責任歸因和低碳文化認同都是影響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中，生態危機觀與低碳政策支持行為的關聯最為緊密，持有生態危機觀念會讓人們更加支持生態優先的發展政策，并會加強低碳消費行為和低碳公共參與行為，讓人們在物品的購買、使用和處置上更注意低碳化，會更積極地向他人宣傳低碳理念。即強烈的生態危機觀念會讓人們形成風險感知，從而愿意采取減少風險的行為，即低碳行為。但這種生態危機觀的形成也需要一定的引導，生態環境的惡化往往具有緩慢漸進、感知滯后、成因復雜的特點①Kollmuss A.，Agyeman J.，“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2002，8（3），pp.239-260.，比如輻射、臭氧空洞、溫室氣體等環境問題的效應顯現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人們無法立即感知到并充分理解，因此，生態危機觀念的形成需要恰當、準確的信息引導。

在環境責任歸因認識上，環境問題的個人歸因對于低碳消費行為和低碳公共參與行為的積極影響較大，其次也會增強人們對低碳政策的支持和低碳付出行為，愿意為低碳生活而付出、讓渡個人利益。環境他人責任歸因則會抑制低碳生活方式選擇，主要是會明顯減弱低碳付出行為和對低碳政策的支持。從歸因理論看，將環境問題產生歸因于個人，是一種個體內歸因，會產生改變自身行為以解決問題的動力；而將環境問題歸因于他人，則相當于一種外部情境歸因，他人是外環境的一部分，不受自身影響，人們也就會缺少改變自身行為的動機。因此，將環境問題的形成與每個個體責任相關聯的信念，就成為了低碳文化的重要構成。

低碳文化認同與低碳生活方式各指標關聯都比較緊密。社會認同是決定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會因為認同某個群體或文化而更愿意采取這一群體或文化成員的普遍行為。當人們對環境保護身份或行為產生社會認同時，會把自己視為保護環境者的一員，如“綠色消費者”“環境保護者”，他們會認為保護環境是自己應做的事情，由此表現出更多低碳行為②White K.，Habib R.，Hardisty D. J.，“How to SHIFT Consumer Behaviors to be More Sustainabl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ing Framework”，Journal of Marketing，2019，83（3），pp.22-49.。本研究得到了與這些研究相一致的結論，在人們因低碳行為而產生自豪感，認同自己的環境保護責任時，會更容易采取低碳生活方式，而且，這種低碳文化認同還會在低碳文化信念和低碳行為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四）構建低碳文化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建議

雖然本研究通過對大中城市居民的調查發現低碳消費已具有一定趨勢，但還有近半數的人并不常表現出低碳消費行為，特別是在使用和處置物品時不常注意低碳化。同時，會常為低碳化而付出更多時間和金錢的人數比例較少，對低碳發展政策的支持度也不高，低碳生活方式的普及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強制規定對低碳行為可能有短期的促進作用，但是并不會改變民眾的行為動機，不會取得切實的支持①Chen W.，Li J.，“Who Are the Low-carbon Activists？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Lowcarbon Behavior in Tianjin，China”，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9，683，pp.729-736.。因此，本研究提出從構建低碳文化入手，改變人們的信念和情感認同，進而促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建議。

首先，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教育，培育生態危機觀和責任意識，形成關于生態危機的共享信念和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個人歸因信念。如前所述，文化是共享的知識體系，包括共享的信念、價值觀、規范等，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和行為選擇，而共享生態危機觀、個人責任歸因的培育就是構建低碳文化信念和價值觀。研究顯示，短暫的生態教育指導活動就可以強化人們的生態危機觀念②Dunlap R. E.，“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From Marginality to Worldwide Use”，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2008，40（1），pp.3-18.。因此，開展生態文明教育可以讓民眾形成關于生態危機問題重要性的認知，認識到環境問題的產生與每個人的日?；顒佣加嘘P聯，強化每個個體的責任意識，減少人們作出他人責任歸因的概率。

其次，給公眾提供機會參與到低碳發展公共政策的討論和制定實施當中，增強人們的低碳文化認同感。參與集體活動能增強人們對群體或文化的認同感，參與文化的構建過程也會讓人們的情感認同更為強烈。因此，可以組織和鼓勵公眾參與低碳生活體驗活動、參與低碳政策制定研討和實施監督當中，這將提高人們對低碳文化的認同程度，進而促進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最后，發展“多媒介—多形式—多層面”的低碳文化建構策略。第一，運用多種媒介開展宣傳和教育。無論是生態文明教育的信息傳播還是公眾參與的推廣，都需要通過媒介宣傳。本調查分析了民眾獲取低碳信息的相關渠道，發現最常用的信息獲取渠道有三種，一是新媒介渠道，包括網絡直播和短視頻（37.40%③此百分比為受訪對象中通過此渠道獲取低碳相關信息的人數百分比，下同。題為多選題，因此各渠道選擇比例相加大于100%。）、微信公眾號（32.31%）、視頻網站（29.61%）、微博（24.08%）、門戶網站（22.35%）和社區平臺（19.16%）；二是人際傳播渠道，包括同事或朋友交流（36.45%）和社區宣傳（33.38%）；三是傳統媒介，包括電視、廣播（31.07%）和書籍報刊（17.04%）。三種媒介在不同群體中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年輕人偏愛新媒介，年齡大的受訪者偏愛人際傳播和傳統媒介。因此，低碳文化的宣傳和推廣要注意“多媒介”運用，讓信息到達不同受眾。第二，多形式、多層面開展低碳宣傳和公眾參與活動。低碳宣傳活動的類型要符合現代傳播特點，針對不同層面的地區或受眾，在了解其低碳文化特點、媒介使用習慣基礎上，選取不同形式，制定相應的文化構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