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昭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淵源續考

楊玥

關鍵詞：羅伯昭捐贈淵源北京歷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

羅伯昭先生是我國錢幣收藏大家，與方若、張叔馴并有“北方南張巴蜀羅”的美譽。新中國成立后，先生曾多次向北京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四川博物館等捐贈自己的珍藏，為豐富各個博物館以錢幣類藏品為代表的藏品體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羅伯昭先生在錢幣收藏領域的地位卓著，相關研究較為深入，但學界對先生青銅、玉器、甲骨等其他類別的捐贈以及為博物館征選代購事跡的探討相對較少，本文將以這些藏品為著力探究的內容，從羅伯昭先生與博物館的往來信函、藏品入藏記錄和親友回憶錄入手，嘗試加以梳理。

一、羅伯昭錢幣捐贈緣起再考

1957年，羅伯昭先生將自己數十年耗巨資收藏的一萬五千余件錢幣捐贈給北京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得到原文化部嘉獎，一時傳為美談。學者們多以這次捐贈作為羅伯昭先生向國家博物館的首次捐贈，但通過翻閱檔案，筆者推測初次捐贈時間可能更早。

1950年12月，羅伯昭先生捐贈的“山東省食總局印發的貳餐飯票”“山東省糧食總局印發的拾斤柴草票”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發行的黑色鐮刀斧頭旗圖貳角紙幣”入藏了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次捐贈品不是羅伯昭先生最知名的古泉收藏，考其機緣，可能是羅伯昭先生響應國家號召的一次義舉。

1950年3月，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刊登了收集革命文物史料的啟事，廣泛征集革命文物，后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全國；8月，籌備處開始赴中南、華東等地區開始征集工作。羅伯昭先生當時正在上海，很有可能收到了國家征集革命文物的消息，于是響應捐贈號召。三件革命文物雖然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這次捐贈舉動很有可能觸動了羅伯昭先生的滿腔赤誠，增強了羅伯昭先生對新中國文化事業的信心。自此以后，羅伯昭先生多次參與到新中國古錢幣征集、搶救、鑒定和捐贈事業中。

1956年夏，羅伯昭受邀出任原文化部古錢幣鑒定專家，開展征購錢幣鑒定工作。在羅炯女士的回憶中：

從1956年到1966年是父親心情舒暢的時期。

父親曾對我說：“從中國數千年歷史看，像目前這樣安定統一、繁榮昌盛的太平盛世是不多見的?！?/p>

有感于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偉大成就，羅伯昭曾對子女講：

你們姐弟無一人愛好古錢，古錢在你們手上是廢物，流失了就可惜了我數十年心血，不如交給國家保存，我更放心。

隨后，羅伯昭與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系，準備將他數十年的珍藏捐獻給國家。原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接到上報后，決定將這批捐贈撥交北京歷史博物館。1957年5月，北京歷史博物館完成捐贈品清冊造訖工作；39月，原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正式向北京歷史博物館發文“撥交羅伯昭先生捐獻我局歷代錢幣壹萬伍仟肆佰叁拾壹件”。

在籌備捐贈的同時，羅伯昭先生也著手為這批錢幣專門制作拓本。在上海文管會的幫助下，上海的孫伯淵及仲淵的弟子萬育仁開始拓印，結集成為《沐園泉拓》（圖1），共9函75冊，每冊約100頁，每一頁或兩頁拓印1件泉幣或泉范。這套泉拓精選了羅伯昭先生收藏的古泉，錢幣涉及古今中外，數量之多、品相之精，充分反映了先生的收藏水平，是泉幣收藏者和愛好者了解羅伯昭先生泉幣收藏的重要載體，也成為研究羅伯昭收藏及中外古代錢幣的重要材料。

二、羅伯昭捐贈青銅舊藏

青銅器自古以來是收藏家的心愛之物，通過賞鑒鐘鼎彝器上的造型、紋飾、銘文等信息，藏家可“追三代之遺風”。在友人的回憶錄中，大家常盛贊羅伯昭先生品味高雅，家中有不少古董陳設。在羅伯昭先生鑒賞圖（圖2）6中，除了銀錠、光緒元寶等錢幣珍品外，還可以見到旅鼎、禽簋等青銅器的身影。在羅伯昭后人的回憶錄中，曾見這樣的記述：

（會客廳）沙發對面的高幾上擺著幾件外公珍藏的文物，一件是“生著”三條腿春秋戰國時的鐵酒杯，一件是“生著”兩只耳的古代青銅鼎。

可見羅伯昭先生收藏的青銅器品類豐富，既有爵、觚等上古酒器，也有鼎、簋等重器。

在羅伯昭先生鑒賞照片中的“禽”青銅簋（圖3）曾藏于嘉定錢獻之處，在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捃古錄金文》、鄒安《周金文存》、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有所著錄。

“旅”青銅鼎（圖4）舊稱太保鼎，1954年被羅伯昭收藏。旅鼎內壁有銘文6行33字（其中合文1），記載了西周初期，周公子明保伐東夷時，旅因從征有功，受到賜貝之事。羅伯昭考證認為“此鼎尚無著錄，考為西周初期物，其文‘太?！斚嫡俟?，至可寶也”，8在研究周初歷史和西周銅器斷代上有重要價值。

1957年，羅伯昭先生將這兩件珍藏捐贈給北京歷史博物館。兩年后，先生在信中再次提起：

我前年所獻的二件銅器：“禽簋”又“旅鼎”，考郭老所記，皆西周初期成王時物，僅次于“大豐簋”的重要，一屬周公之子伯禽，一屬召公，皆有關西周重要文獻。新館成立，此二器望能展出。

信中先生對兩件西周青銅重器加以推薦，字里行間不止崇其歷史價值，更流露出一份濃濃的欣愛之情。

在1957年至1959年間，除前文已經提到的“禽”青銅簋、“旅”青銅鼎，筆者在往來信件中還可看到羅伯昭先生向歷史博物館陸續捐贈的“叔”青銅簋、“受”青銅簋蓋、“□冊”青銅爵、“子奴”青銅觚（圖5）、“父丙”青銅觚等青銅藏品，與當時的博物館入藏記錄可以一一對照，推測這些青銅藏品可能皆為羅伯昭先生舊藏。

三、羅伯昭捐贈新見文物

如果說鼎、簋、爵、觚等青銅珍品是羅伯昭先生舊藏，那么捐贈清單中還記錄了羅伯昭先生所捐漢代錯金鐵書刀、西晉青瓷羊圈、明代“胡文明”款鎏金銅盒等多品類藏品，這些藏品在各類回憶錄中難覓蹤跡。這些捐贈品又與羅伯昭先生有怎樣的緣分呢？通過梳理羅伯昭先生往來信件，可以發現羅伯昭熱心祖國文博事業發展，不但捐獻個人歷年珍藏，還時刻留心新出文物的情況，多次向博物館提供文物線索，并第一時間收購珍品，旋即寫信細述藏品價值所在，表達捐贈意向。依照來信先后，羅伯昭先生提及新見文物捐贈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次：

（一）西湖遺珍

1958年，羅伯昭聽聞疏浚西湖時發現難得一見的圣宋通寶、永光錢等，立刻設法重金購得。隨即來信介紹新得銘心之品，言道“又收集到今春西湖出土的錢幣、文物”，其中包括“劉宋‘永光’錢，西湖出土，絕品，500元購來”，“圣宋通寶，背文當伍，絕品，西湖出土，400元購來”，“四神銅鏡，四神四獸，甚精致”（圖6），還有父己銅爵、帝辛龜甲、磨光石斧、玉刀、骨鏃、鈞窯碗、洪武雙龍捧乾碗等新收珍品，并表示“擬全部贈獻貴館”，10一時傳為佳話。

（二）玉戈

1959年2月10日，羅伯昭先生來信（圖7）11介紹自己新收到幾件玉器，隨信附上器物拓片及簡要考證，并描述道“斷頭，兩面出鋒，中線隆起，柄有園（圓）孔，柄端格上花紋應是原刻”，希望可以作為補充捐獻品，贈予歷史博物館。玉戈是先秦時期重要的玉質禮器，夏商周時期的玉戈出土數量多、類型多樣，表明了貴族身份地位。此件玉戈內有一個穿孔，援部陰刻弦紋及菱形紋。

（三）錯金鐵工具與邛窯瓶

1959年5月15日信中，羅伯昭先生提到原計劃捐贈的錯金鐵工具和邛窯瓶因計劃用作臨時陳列，暫由上海文管會借走，大約需要展出一個月，展后如約再捐。12半個月后，羅伯昭先生說與上海文管會商討后，決定原計劃借展的錯金鐵工具和翠綠邛窯瓶不再展出，直運北京。13信中提到的“錯金鐵工具”可能為1959年入藏的“錯金鐵書刀”（圖8）。書刀是書寫竹簡的常備之物，寫錯時，用書刀刮磨，以便重新書寫，尤以漢代蜀郡“金馬書刀”最為知名?，F存于世的錯金鐵書刀，有的裝飾馬形圖案，有的上有鳥形紋飾等，存量不豐。這件錯金鐵書刀上有渦紋、羽毛形紋飾，雖有銹蝕，但環首及柄部圖案仍可看清，是不可多得的佳品。

（四）晉代青瓷

1959年7月17日，羅伯昭先生寄來一封短信，講到杭州友人送來新出土晉代青瓷二件：

雞篷一件，內有雞三只，比上次韓館長在上海購的一件較大，此為沈子老所得。

羊圈一件，一羊伏在圈內，圈有16個洞。此為我得。

隨后，羅伯昭先生專門補充道：

據云羊圈（圖9）尚是第一次出土……當以獻于你館。至于沈子老之一件，為你館需要，我當向沈子老提出，問題不會大。

信短情真，可以想見羅伯昭先生一見到歷史博物館可能需要之物，就立即入手再圖捐贈的熱切心情，為民征集、為國收藏的情懷溢于言表。不負羅伯昭先生所望，兩件青瓷入館后都得以善加保存與展示。

（五）商代甲骨、“胡文明”款鎏金銅盒與“驅邪避疫”蜜蠟牌

1959年8月，羅伯昭先生來信介紹了新收之物：“商代甲骨二塊，一塊為武丁時、一塊為武乙時”，分別有19字和9字（圖10），還有“明代胡文明制鎏金銅盒子一件（‘云間胡文明制’款）”，“蜜臘牌子一件，一面‘驅邪避疫’四字，一面鐘馗像，清初作品，可與現代除四害作對照。以上三種四件敬獻你館”。（圖11）15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介紹新收待捐藏品時，羅伯昭先生往往只有數語簡言，講明藏品基本情況和來源，不過這件蜜蠟牌子，可能勾起了先生對“除四害”的現實關懷，不但詳述了牌子的基本信息，還從展示利用角度，建言可將古時的“驅邪避疫”與當時的“除四害”活動相對照，從收藏建議走向展陳建議，足見羅伯昭先生與博物館愈知愈深。

從重金搶購西湖所出“絕品”古幣，到細拓高古玉戈，再至迅速入手“首次出土”晉代青瓷羊圈，進而捐獻“驅邪避疫”蜜蠟牌子并提出展陳建議，羅伯昭先生已經從化私為公的慷慨藏家，走向為民征集、為國捐贈的高義之士，為豐富館藏、豐富人民文化生活而不懈奔走。

四、羅伯昭倡議親友捐贈及代征購買

羅伯昭先生是錢幣收藏大家，在業內享有盛譽，影響力斐然。為了讓更多珍貴的文物藏入博物館，他接受博物館代購委托，不辭勞苦，到處奔走，為國家征集急需文物。更可貴的是，他不僅捐獻了個人珍藏文物，還熱心動員許多文物收藏家獻出自己收藏多年的珍品，極大地推動了國內博物館建設事業，為國家保留了寶貴的文化遺存。

（一）力薦沈子槎先生捐贈珍泉

1958年11月，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充實、革新中央革命博物館、北京歷史博物館基本陳列內容，原文化部發出了《支援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館征集文物資料》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化局（廳）發動所屬有關單位，積極主動支援。1959年2月10日，羅伯昭先生致北京歷史博物館信（圖12）17，提及韓館長、李主任等四人到上海為國家征集文物給了大家莫大的鼓舞，大家“紛紛表示以實際行動響應黨的號召，對于博物館作一個忠誠之友”。沈子槎老先生回來后，得知盛況，非常遺憾未能親身參加，故請自己代為表示，希望把他所藏的三千八百多名貴錢幣，裝成二箱，捐獻給國家。隨后，羅伯昭先生在信中詳細介紹了沈子槎先生的收藏情況：“他集錢幣雖然只有十余年，但在全國中評居第四位，三千多品中有許多名貴品”，如大泉五千、楷書泰和、劉燕庭之義通等皆舉世聞名。又言沈老近來又得大夏真興、萬歷礦銀四錢、西湖出土的永光錢等，而且歷朝錢范尤為完備?！澳沭^增加這一部分，當為全世界上最完備的一套中國錢幣?！?6在羅伯昭先生的推薦及協助下，沈子槎先生將3800枚藏泉捐贈到歷史博物館，極大地豐富了博物館的館藏；沈老所捐的珍泉也曾多次陳列于“中國歷代貨幣”等展覽中。

（二）代征革命鈔票始末

1958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中央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籌建中央革命博物館新館。同時，隨著博物館的蓬勃發展，進一步豐富館藏體系，盡快更新“中國通史陳列”和各個專題陳列也成為博物館工作的當務之急。時任北京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的韓壽萱先生向羅伯昭先生發出邀請，請羅伯昭先生幫忙留意革命錢幣，隨時準備征藏。

1959年4月6日，羅伯昭先生來信說：在上海古玩市場見到了蔣伯壎收藏的革命鈔票，共714種；包括“老蘇畫鈔”“抗日期間鈔”“孫中山海外鈔”等，“其中許多是稀見的，也是最完備的一票革命鈔”。接著先生又分析道：“前康際武捐獻的鈔票，以民國來各省各銀行的鈔為主，而革命鈔則很少。蔣君是收集革命鈔唯一藏家，花了10幾年功夫，方有此成績?！碑敃r，上海古玩市場出價4500元，而羅伯昭先生“無許多現金，故函您館可以收購，勿失之交臂，望早日賜覆”。184月22日館內回復希望收購這批革命鈔票，但是感覺價格偏高，想請羅伯昭先生幫忙進一步溝通，減低費用。194月26日，羅伯昭先生回信：“此批革命鈔確是上海比較最完備的”，“在上海也有名的”。在價格方面，羅伯昭先生和古玩市場負責人聯系討論后得知，由于古玩市場已完成公私合營，利潤上繳國庫，是以價格不便更改。為了促成這次征購，羅伯昭先生提出建議：“收購價格為4000元，下余500元作為我捐贈，一小事了，鈔獻與您館”。205月9日先生再次來信詢問是否征購這批革命鈔票，又言古玩市場已經公私合營，不知能否按調撥辦理。215月初，北京歷史博物館決定以4500元收購蔣伯壎革命鈔票714種，12日致函感謝羅伯昭先生“為我館收購革命錢鈔文物，奔走勞神”，“至于先生欲出伍佰元作為捐獻，這種熱情我們非常感謝。先生已多次并大量捐獻文物，充實博物館內容，并介紹上海文物界人士與歷史博物館聯系，以及多次為歷史博物館介紹、鑒定文物，為博物館事業做出不少貢獻，這次革命鈔票，請先生不必再做捐獻”。22隨即，歷史博物館匯出全部錢款，并于月末收到這批革命鈔票。

這批革命鈔票數量多、品質精，進一步充實了歷史博物館的革命文物收藏，完善了藏品特別是錢幣收藏體系。而征購得以如此迅速順利達成，背后無不體現著羅伯昭先生的努力：首先，羅伯昭先生了解北京歷史博物館錢幣收藏情況，沒有重復尋找民國各省各銀行發行的鈔票，而是查漏補缺，針對性地尋到革命鈔票；再者，羅伯昭先生對上海收藏市場甚為熟知，及時發現了蔣伯壎舊藏，并迅速致信北京歷史博物館，建議征購；在了解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對價格有所疑慮后，又愿意自出500元補足錢款；在歷史博物館決定收購后，又反復多次來信確認是否付款及收到錢幣，最終促成了這次征購。

（三）接受歷史博物館代購委托

1959年11月24日，北京歷史博物館致函羅伯昭先生：

我館為了補充陳列，尚需收購庫藏所缺珍貴火印、木范、鈔票、鈔版及具有歷史性的銅器，但因人力有限，無法常常派人駐滬搜集，素仰先生熱心我館業務，且對我館館藏情況，尤其是錢幣，了若指掌。擬請先生就近隨時注意滬上文物情況，如遇有上述我館所需者，即請代為選購，購價事先函告，當即電匯。特此函托，尚請鼎力協助為感。

至此，北京歷史博物館正式誠邀羅伯昭先生協助博物館代購文物。隨后的幾年間，在羅伯昭先生的四方奔走、費心引薦下，歷史博物館陸續收購了許多珍貴文物。

那么羅伯昭先生為博物館代為選購的想法是何時萌生的呢？通過閱讀羅伯昭先生與歷史博物館的來往信函可以發現，至遲在1959年2月，羅伯昭先生已經有了代收代購的想法，并在信中直言：“你館需要的種類乞告之，以便有暇代為收集?！?410月，羅伯昭先生來信附言：

今后我遇到我看見的文物，認為你館所需要，通知你館直接收購，或我代辦，則更能合乎國家政策，不知以為然否？請賜示遵。

北京歷史博物館收信后，當即表示羅伯昭先生是錢幣鑒定家和收藏家，他的藏品業已捐獻到北京歷史博物館，館藏的錢幣大部分都經他鑒定過，他也清楚在收藏中尚有哪些空白點，由他作為駐滬征收錢幣委托人再合適不過，于是立刻著手擬文報批送審，準備正式的委托書。11月4日，北京歷史博物館回復羅伯昭先生：

關于先生協助我館征購泉幣一事，我們極表同意，現正研究委托方法，呈報上級，俟批準后，當再來告。

當月月末，萬事俱備，北京歷史博物館正式致函羅伯昭先生，誠請羅伯昭先生為博物館代為選購文物。羅伯昭先生欣然接受，并表示“感到黨和國家對我的信任”，“正應當全心全意做點工作來報答黨的恩德”。

（四）倡議廣州友人捐獻邛窯瓷瓶

1959年5月15日信中，羅伯昭先生提到過待捐贈的錯金鐵工具和邛窯瓶。根據信中所述及藏品信息，信中提到的“邛窯瓶”可能為歷史博物館1959年入藏的宋代綠釉邛窯瓶。邛窯主要分布在我國四川省境內，始燒于南北朝，衰落于宋朝，常見有青釉、青釉褐斑、青釉褐綠斑等。這件邛窯瓷瓶高13.6厘米，口徑4.5厘米，保存較好。該件瓷瓶原為羅氏舊藏，大約30年前羅伯昭先生把這個瓷瓶送給廣州一位友人。1959年春，羅伯昭先生再去廣州時碰到舊友之子陳世治，在他的倡導下，陳先生將這件邛窯瓶捐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

羅伯昭先生對邛窯瓶有著一份特殊的愛，也不止一次相贈好友。1947年11月12日，羅伯昭先生曾送文生一件邛窯瓶。29文生（Vincent）是羅伯昭先生合伙人范格的女婿，范羅兩家交往時間長達半個世紀，羅伯昭先生在生病期間，也將生意交給文生代理，30他是羅伯昭先生相交甚深之人。兩次相贈之事可見，邛窯瓶是先生心愛之物，但有機緣，羅伯昭先生也希望這樣的家鄉佳品可以為更多人欣賞到。

（五）介紹戴葆庭、孫鼎、徐夢華等藏友捐贈

羅伯昭先生是博物館的忠誠之友，也是熱心之士，捐贈之余還會向博物館推薦身邊的藏家。1959年6月，羅伯昭先生曾建議北京歷史博物館給戴葆庭、徐夢華、孫鼎、沈子槎申請文化部獎狀，以資鼓勵。3111月，羅伯昭先生來信提前告知，沈子槎、孫鼎、徐夢華、劉瑾蒼、孫煜峰、張炯伯等藏家即將來京參加全國工商聯合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建議歷史博物館把握這次好機會，組織他們參觀博物館，出席座談會。32北京歷史博物館采納了羅伯昭先生的建議，招待并組織各位藏友參會座談。1960年3月，沈子槎、羅伯昭、孫鼎、徐夢華四位先生聯名致信，感謝北京歷史博物館的熱情招待，表示：“保證作為你館忠實之友，并愿在文物事業上貢獻一份力量！”

“余之志愿，再期十年收集，十年作譜，譜錄既成，然后以全部藏泉，公諸邦國，海內賢俊幸賜教焉！”羅伯昭先生在《沐園自述》中發下心愿，實履篤行。通過梳理檔案及往來函件，羅伯昭先生與國家博物館的捐贈淵源脈絡更加清晰。于1950年首次捐贈后，多次通過捐贈錢幣、青銅舊藏、新見文物等方式，支持以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為代表的新中國博物館建設；又發揮自身在泉界的影響力，為博物館征選代購、倡議友人捐贈，這種對國家、對民族無私奉獻的情操，堪為后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