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文學的文體慣性與創作自覺
——關于郭海燕的“非虛構”寫作

桫 欏

武漢作家郭海燕是以寫小說行走文壇的,《理想國》《單雙》等小說集曾引起關注;同時,她也在持續嘗試紀實文學創作。最近,她的中短篇紀實作品集《此情可待》①列入“‘雕塑大武漢’大型報告文學叢書”出版;亦有《疫下口罩記》②《只道慧心落“兩山”》③等篇章不斷見諸文學期刊。這種“雙線并行”的創作之路,當然是作家的個人選擇,但恐怕也與現實生活和當下的文壇風向不無關系。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從中國制造的崛起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脫貧攻堅、實現奔小康的百年夢想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大地上發生了許許多多前所未見的歷史巨變。這無疑給作家帶來了不同于以往的精神感受,同時如何處理新鮮的現實經驗也成為每一位作家面臨的任務。另一方面,觀察文學現場,進入科技和網絡時代,由于人類精神和情感世界發生變化,文學空間出現裂變:偏虛構性的書寫向網絡發展,反映人類虛擬生存體驗的網絡文學得到快速發展;偏紀實性的書寫直接從客觀現實生活中取材,包括報告文學和“非虛構”在內的紀實文學幾乎成為流行文體。猶如詩、詞、曲、小說等在不同時期成為主流文體,時代潮汐催動文體升降與演進的歷史仿佛正在當下上演。郭海燕的寫作就在此中,她已面世的作品(尚有若干未公開出版的成稿)在“講好中國故事”的主流話語中展開敘事的同時,通過將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統一起來的手法,挖掘和記錄時代精神中蘊含的人性光芒,在寫作風格上已有可辨識的趨勢性特征。同時,閱讀這些作品,也讓我們獲得了討論“報告文學”和“非虛構”文體邊界的新契機。

從個體到群體——保存時代生活里的光和熱

《此情可待》里的10篇作品分別被劃歸到“注目‘三農’新變”“見證科技強國”“傾聽能源濤聲”三個章節中。這些章節題目里的關鍵詞,無論是“三農”“科技強國”還是“能源”,都是當下主流話語體系中的甚高頻詞匯,它們反復出現在中央政策、社會話題和媒體話語。由此可見作者深度關切現實、“講好中國故事”的立場與抱負。對社會生活中不同現象的關注顯現為寬闊的選材視野,既有農民工育嬰師鐘永麗、煉鋼工人向槐、鄉村抗疫志愿者張小滿這樣的“小人物”,也有科學家鐘揚這樣的時代楷模;立意上則多采用以小見大的手法,在關涉社會重大戰略的具體場景中挖掘時代意義,通過作為書寫對象的人物言行來彰顯中國人在時代發展進程中所表現出的拼搏奮斗精神、誠實善良品格和心系家國的理想情懷。發現、保存并傳播時代生活中能夠提振士氣、撫慰人心的光和熱,這樣的創作取向幾乎表現在收入書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看得出來,長達四萬字的《高原上的鐘揚學長》是用墨最多的一篇。文章講述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鐘揚教授的事跡。2017—2019年,鐘揚的事跡和精神曾經多次引起社會討論。對于這樣一位出身于中科大少年班、身后有著“時代楷?！薄叭珖鴥炐愎伯a黨員”“感動中國年度人物”和“最美奮斗者”諸多榮譽的科學家,他的成長之路、個人生活和科研經歷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都是最想了解的內容。但作者在講述時并未平均用力,而是在眾多蕪雜的事件中選取了最能體現鐘揚人格魅力、常人又所不能及的兩個方面加以重點表現:一是矢志求真的科學精神,二是援藏育人的報國之志。特別是對他為了研究西藏的植物,不辭辛苦、不顧身體安危親自在野外考察植物資源、采集種子標本;不遺余力培養和指導西藏學生成長、幫助西藏大學提升辦學水平,以及去世后的社會反響進行了場景化再現。作者抓住了鐘揚在人生緊要關頭的選擇來展現他為學、為人的品格:留學歸來時謝絕美方挽留,并用節省下來的生活費購置計算機、打印機等當時國內欠缺的設備捐贈給武漢植物研究所;接到復旦大學的邀請函后,放棄自己的“官位”從零開始籌建重點實驗室;自掏路費10年在西藏大學做“科研志愿者”;援藏干部三年一輪,他打破慣例連續援藏三輪等。在這些人生和職業片段中,作者提煉出了鐘揚“忠于祖國奉獻人民、不懈探索追求”的崇高精神。

在科技領域鋪展筆墨的另一篇作品,是反映“武漢·中國光谷”骨干企業華工科技發展歷程的《光之源》。與上一篇聚焦人物的人生命運、塑造英雄模范光輝形象的寫法不同,這篇作品沿著從企業領軍人物個人成長到所執掌的華工科技的創業與壯大、由“中國光谷”建設再到“科教興國”和“中國制造”戰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一鏈路層層遞進,主題不斷被升華和放大。通過“開疆”“拓土”“立地”“頂天”四個章節展開敘述,生動展示了這家以激光技術及其應用為主業的科技企業從小到大、大力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創造“中國乃至全球激光領域46項‘第一’”的過程。作者在敘述中切中肯綮,以時代、國家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為紐帶,對企業發展的奧秘進行解析。馬新強是作品著力塑造的形象,接手校辦企業后頂著壓力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堅持走“產學研”三足鼎立協調發展的道路;果斷出擊收購外國激光公司;為挽留科技人才演繹現代版“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在企業確定發展目標時“必須要考慮到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并將之看做“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之源”等。凸顯在人物身上的家國情懷、創新意識和國際視野,既是個人獲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也是企業在科技和資本市場縱橫捭闔的保障——這無疑也是“中國制造”享譽世界的精神和文化支柱。

以較大篇幅突出一個主要人物事跡的作品還有《花竹園里的太陽》,講述的是金融系統退休職工張漢蘇開發荒山、造福鄉村的故事。作品在表現張漢蘇創業的艱難之后,通過女主人公在生態、經濟和民生方面取得的效益將個人與鄉村振興這一社會重大戰略關聯在一起。此外,郭海燕還擅長以短篇塑造人物,并以系列文章的形式處理同一題材并雕塑人物群像?！皟A聽能源濤聲”一章中的六篇文章,全景式展現了清江公司主導的鄂西南清江水電梯級開發與綜合治理的過程與成效。計有:再現隔河巖水電站在1998年長江抗洪中發揮關鍵性作用的中篇《不盡長江滾滾來》、水布埡工程截流前后和截流過程的素描式記述《蒼龍縛》《急舞》、記錄發電廠招標和建設經過的篇章《清江之鷹》、關于邀請院士為公司二次創業促進可持續發展把脈問診活動的側記《科技群星耀清江》,以及講述清江水電建設者成立康華扶貧助學促進會服務社會的短篇《光之芒》。在講述過程中,作者以人物為紐帶,如1998年“清江五人小組”面對當年長江特大洪水所做的正確決策,從而使隔河巖水電站在抗洪危急關頭立下汗馬功勞;水布埡建設公司總經濟師胡世清如何以專業知識和實干苦干踐行責任使命。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還體現在《十里芳菲》一文中,鐘永麗、向槐,餐飲服務工作者萬建華,軍工企業生產工人王昌平,福利院護理員吳玲芳五位勞動模范,集中展現了進城務工的農民抱持著淳樸善良、吃苦耐勞的本性以新身份奉獻社會所付出的艱辛。這些篇章雖然以記事為主,但都以挖掘人物的精神為推進情節的動力,既為歷史保存了時代信息,也向社會傳播了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精神。

從宏大敘事到日常敘事——在時代總體性中建構個人價值

我們知道,從宇宙的運行到人的活動,并不天然具有意義,是人以自身為尺度賦予了它們價值。這也意味著,并沒有一種先驗的意義或價值存在等著去發現和揭示,人必須通過主體實踐去發明或建構這種意義。文學創作通過敘事創造意義,是社會意義生產的主要方式之一。作為文學觀照和書寫的唯一對象,人在文學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其行動所表現出的價值和意義,取決于敘事的建構。敘事體現作者的價值立場,雖然受視角、時間等敘事方式的影響,但更受作者世界觀的影響。因為不同的價值選擇,反過來也影響到敘事方式的選擇,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郭海燕的紀實文學創作中,為了保證所寫之人和所敘之事保持足夠的客觀性和真實感,寬泛的題材選擇決定了其敘事方式的多樣化,也使她的創作呈現了豐富的相貌。

將人的價值統一到時代的總體性中,是郭海燕觀察社會生活、理解和分析書寫對象時的基本立場和方法。無論對鐘揚“時代楷?！本竦暮霌P,還是把馬新強勇挑重擔、做大做強華工科技當做落實“科教興國”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具體舉措,抑或在“鄉村振興”脈絡上看待張漢蘇傾盡一生積蓄投資荒山開發幫助百姓脫貧致富,以及贊揚中南建筑設計院及其當家人楊劍華在設計雷神山醫院過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雷神·藍圖·劍雨》)④等,作者處理現實經驗的主要遵循,是對時代總體性的認同——既是對時代發展特征的規律性把握,也是對政策引導下的社會重大發展戰略的認同。承認世界在結構方面的系統性和現實中的社會生活與歷史的一致性,并同時承認政治意識形態在現實和未來發展中的生產性,郭海燕的創作具有典型的宏大敘事特征。在上述這些作品中,人物和事件所具有價值是因為它們符合時代發展方向和政策導向,個人的行動從屬于社會生活實踐的整體性中,因而成為時代精神的代言人。紀實性文學作品不同于虛構性的小說,由于使用客觀存在的真實事件來表現真實存在的人物——特別是當這些人物與作者和讀者處于同一時空中時,審美感染力會進一步增強。郭海燕的作品涉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科技強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題材,它們背后的現實支撐幾乎都是近幾年發生在中國社會中、被大眾所熟悉的重大事件。因此,在建構社會意義、弘揚時代精神方面,是極為有效的書寫。

宏大敘事能夠建立藝術角色與時代精神之間的直接聯系,但同時也需要規避過度圖解政策而造成的“弄真成假”、將藝術形象看成“意義的工具”等問題。郭海燕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一方面,她不僅將現實的價值定位與政策和時代精神銜接,同時也看做傳統的一部分,將人和事件的意義歷史化,從而消弭形象的功利性?！痘ㄖ駡@里的太陽》一文中,張漢蘇在湖北黃陂木蘭鄉“亂石遍地、荊棘叢生”“野豬、野狐、穿山甲的撒歡處”創辦國科融通種養殖公司,歷盡千辛萬苦開發荒山的精神遠追歷史,開篇第一句話自成一段:“這里是巾幗英雄花木蘭故里?！钡诙蝿t進行詳解。聯想到張漢蘇的女性身份,這種現實與傳統間的隱喻關系昭然若揭。不僅如此,作者還緊接著述說流淌在這片土地上的革命精神,以更加突出人物與傳統的關系,從而將她的行動與歷史聯系在一起?！恫槐M長江滾滾來》一文雖然重點著落在1998年抗洪搶險中隔河巖水電站在確保荊江安全、避免開啟分洪區、挽回社會重大損失所發揮的作用上,但作者首先爬梳長江災害史和抗洪史,通過構建歷史縱深來對比清江人的當代壯舉。全文在緊張激越的調子中行進,就像一股洪流將讀者裹挾其中,主題立意自然實現?！懂斃嘶ㄜS上峰尖》⑤中更將抗疫志愿者張小滿為村民代購、服務桑梓的精神與其烈士祖父張春海牽連起來,意在表達后輩的精神來自對先輩的繼承。

另一方面,在張揚宏大敘事的同時,作者表現出了對日常敘事的高度重視。形象的真實性是不能靠觀念和概念堆砌出來的,細膩、溫暖的日常生活更讓人感受到真實的力量。講述抗擊新冠疫情故事的作品是郭海燕紀實文學的重要構成,除了《雷神·藍圖·劍雨》外,尚有《當浪花躍上峰尖》《疫下口罩記》《只道慧心落“兩山”》等,《江霧開處車站村》⑥則是鄉村振興和抗疫雙重主題。人類的生活因為疫情而受到重大影響,其中之一是疫情前甚囂塵上的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現代”生活方式,被疫情發生后重新出現的整體性所改變,中國的情況更加突出。但這種整體性并非只來源于疫情和抗疫政策,更是由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參與構成的,這些作品將這種“總體性”化作了百姓生活中的日常性,日常敘事為宏大敘事提供了真實性的內質?！懂斃嘶ㄜS上峰尖》開篇由西晉王濬樓船鐵甲討伐東吳和國民黨守軍同日寇混戰重創侵略者過渡到武漢疫情,以描寫戰爭的方法對疫情嚴重程度進行渲染。在這種宏闊視野搭建起的宏大結構之下,則是由武漢到黃岡到浠水再到車站村這樣越來越具體的地理范圍,進而具體到“車站村無人不曉的紅色志愿者,腳踩風火輪的代購員張小滿”,后文就以他為主線講述疫情期間車站村的日常生活——此處的日常并非特例,而是疫情期間無數中國人共同的生活。

在宏大敘事與日常敘事的交錯中,這些作品所張揚的精神品格和情感趣味,既是時代風尚也與歷史傳統一脈相承;同時,經由日常經驗的催化,這些作品力圖表現的嚴肅、崇高的主流價值自然而然內化為人性對真善美的普遍追求而得到生活化的表達。

從報告文學到非虛構——文體慣性的影響與警覺

由于價值來自建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是利用語言符號雕塑起來的形象,這使得我們沒有理由將作品里的生活和人物看做現實的自然翻版。哪怕是紀實類的作品,在將現實生活轉化為文學創作可資利用的“經驗”的過程中,依然受到作者的情感、觀念、視角等的影響。說穿了,紀實寫作并不是“全息照相機”。因此,鐘揚、馬新強、張漢蘇、胡世清、張小滿等盡管是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但當他們作為審美對象成為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形象,仍然依靠作者的“塑造”。相比于小說對人物生存環境的典型化(也是一種虛構),紀實文學中所記錄的時代生活,要么是作者所親身經歷的——可以是自身的生活體驗,例如郭海燕的《江霧開處車站村》;也可以是采訪得來,例如關于清江公司的系列作品。這類作品對現實的反映更具客觀性,是作者根據文字和采訪得來的資料鉤沉歷史,以回憶性的敘述完成創作,例如著名作家彭荊風的《滇緬鐵路祭》《中國遠征軍滇西大戰》等。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無論作者與事件的同時在場或是對歷史的返場,其所納入書寫視野的內容都是作者的主觀選擇——體現在作品中,就是先有作者的世界觀然后才有所反映出來的“現實”,先有作者的歷史觀才有所呈現的歷史記憶?？梢哉f,紀實文學中的“實”,實在是作家的創造與建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郭海燕關于鄉村振興、科教興國和抗擊疫情等生活現場的書寫,所寫事件均是真實發生過的,但只是她想呈現給讀者的。

對現實的不同選擇,在體現出作者的思想觀念和道德立場的同時,更關涉紀實文學文體的劃分。作者給《此情可待》標注的副題為“我的非虛構現場”;在本文開頭提到,這部書被列入了武漢文聯主編的“‘雕塑大武漢’大型報告文學叢書”第八輯出版。這意味著,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輯方,都將“非虛構”和報告文學混為一談,至少認為二者之間并無多少差別。但這種看法顯然與文學現場的事實情況不符,因為如果二者相同,那么何必在報告文學之后又有“非虛構”的流行?更何況從敘事方法和審美格調上看,例如《光之源》與《疫下口罩記》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無獨有偶,作者的一些散章被各家刊物當做各類紀實文體予以發表:《當浪花躍上峰尖》《只道慧心落“兩山”》兩篇都刊于《中國作家》紀實版上;《江霧開處車站村》應當是被作為散文收入作品集中的;《青年文學》發表《疫下口罩記》時歸在“心連心”專欄,“編者按”中說“這是一篇來自湖北疫區,講述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如何積極應對疫情的紀實散文”。由此可見,對于紀實文學文體分類有著普遍的混亂認識——這也是為何本文以“紀實文學”來投機地指稱郭海燕的創作,這是一種疏漏最少的辦法。

散文被看做是寫“真情實感”的文體,它的紀實性不被質疑,也極易區分,在此自不必討論;報告文學和“非虛構”則沒有這樣簡單?！吨袊骷摇吩l表過一篇題為《非虛構寫作的“是”與“非”》⑦(作者王文靜、王力平)的文學對話,其中對“非虛構”和報告文學的概念及二者之間的區別,以及創作中出現的問題做了清晰的學術辨析——吊詭的是,這篇對話被放在了“新時代報告文學評論”欄目中,文學界內部對報告文學與“非虛構”之間的模糊認識由此也可見一斑。兩位對話者注意到,“非虛構”是進入新千年后才出現的一個概念。在“非虛構”出現之前,對紀實寫作影響最大的是報告文學,但這一文體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對話者認為,當下報告文學的創作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是“庸俗化”,表現為報告文學屈從于市場利益,沾染上了“銅臭氣”,作家喪失文學立場而“向錢看”,為某個企業家、暴發戶寫發家史,“按照甲方的意志為傳主立傳”。這種寫作方式蛀蝕了報告文學的尊嚴。另一種是“廟堂化傾向”,在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以書寫重大題材為由蜂擁而上,在有關扶貧脫困、疫情防控等題材的創作中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出現了“平庸的流行觀念、普泛的公共視角、空大的宏大敘事”,把報告文學寫作變成了毫無生機和銳氣的“廟堂雅樂”。這些問題的存在,倒逼了“非虛構”的流行,一些作家甚至提出“好的‘非虛構’寫作一定要避開報告文學的尸體繞著走”⑧。

對話文章還對“非虛構”和報告文學各自的審美特征做了歸納,認為“報告文學著眼于真實性和文學性內涵的相互滲透;‘非虛構’著眼于紀實和虛構手法的相輔相成”。在實踐中兩者的差異雖然微妙,但是卻非常重要,因為“非虛構”寫作是以作家自覺的主體意識和個性化敘事,去反思和克服報告文學寫作中平庸的流行觀念、普泛的公共視角和空洞的宏大敘事。在他們看來,“非虛構”不是要終結文學創作中的虛構,而是作為一種態度來“倡導和推動當代文學貼近現實生活,介入社會歷史實踐,直面人生中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人性中善良與丑惡”?！胺翘摌嫛币獙崿F這一目標,一個很重要的藝術手法是“多視角敘事”,“它的直觀特點是呈現來自不同角度的觀察、記錄來自不同立場的意見;它的認識論基礎是真理的絕對性寓于相對性之中;它的情感邏輯是通過現場感的營造進而抵達真實感;它的敘事特征是多個第一人稱限知視角敘事的復合與交響”。這些不妨當做我們區分兩種文體的依據。

以此觀照郭海燕的創作,在“我的非虛構現場”這個為《此情可待》所選擇的副標題中,其實隱含著她對個人創作的期許:她希望能夠以“非虛構”的方式呈現時代生活的真相。讀過為數不少的作品后,我們看到其中部分完成了作者的個人愿望。具體說,在《疫下口罩記》以個人“在場”的所見所聞所激發出的切膚之感和主體反思為書寫的主要內容;《當浪花躍上峰尖》通過志愿者這個小切口深入現實內部,在某些點位上窺見了時代洪流中真實發生和存在的具體生活?！督F開處車站村》在梳理村莊歷史的基礎上記錄鄉村的現實,作者注意到了傳統生活方式在疫情前后的變化,在此基礎上追問故鄉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前景。這些作品雖然仍在現實和政策“總體性”框架下展開敘事,但沒有過度拔高社會生活和人物行動的意義,又因為所寫的乃是個人所親見和經歷的事件,因而帶有個體的溫度,能夠讓人產生溫暖親切的閱讀體驗。但在“清江系列”等一些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觀念仍然存在迎合主流價值的概念化傾向,部分文章甚至表現為一種政治化書寫。

回顧郭海燕的紀實文學創作經歷,對“非虛構”作品的嘗試是她的創作之路試圖轉型的前兆,這當來自她文學觀念上的自覺。

結語

從報告文學到嘗試表達個人生活體驗的“非虛構”或紀實散文創作,郭海燕不斷嘗試對時代生活作“真實”的文學呈現。在作家所認知的現實中,絕對意義上的“真實”是否存在?或者說,作家是否有能力把握“真實”的時代?這既取決于作家看待現實的態度,更取決于文學觀和敘事能力。一方面,基于時代發展任務,中國需要建構起新的關于自身的敘事,來抵抗西方關于中國形象的話語侵襲,文學無疑是國家意義生產的主要方式之一。從這一點上說,宏大敘事仍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強大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的“總體性”任務之下,由于龐大的人口基數的現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千姿百態,個體的命運和精神體驗極為復雜,這是文學更需要關注的領地?！跋蚴澜缯宫F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目標,“可信”即是對新時代的中國所做的真實描述。

文學中的真實,在虛構與紀實類作品中的表現并不相同。虛構是小說的標簽,班固講“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此“造”的辦法就是捕風捉影,在“街巷”和“道途”中的發言者并非親見,所談說的內容或許有那么一絲從現實中來的根據——也許根本就沒有。因為有生活作為參照,因此小說的虛構最基本的要求在于要有可以被想象接納的邏輯。但在紀實寫作中,由于有客觀生活作為樣板,因此事件邏輯并不是問題,真正考驗作家功力的是在事件基礎上創造的精神和意義要合情合理。郭海燕由小說轉向紀實文學,雖然她熟諳虛構與寫實的雙向路徑,但在后者中,她仍然需要有意識地強化“主體意識和個性化敘事”,來抵抗報告文學的文體慣性,以文學審美對時代生活進行更加“真實”的“記錄”。

注釋：

①郭海燕:《此情可待》,武漢出版社2020年版,第143頁。

②郭海燕:《疫下口罩記》,《青年文學》2020年第5期。

③郭海燕:《只道慧心落“兩山”》,《中國作家》(紀實版)2021年第3期。

④郭海燕:《雷神·藍圖·劍雨》,《星火》2021年第2期。

⑤郭海燕:《當浪花躍上峰尖》,《中國作家》2020年第4期。

⑥郭海燕:《江霧開處車站村》,劉醒龍主編:《美麗鄉愁·2020》,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⑦王文靜、王力平:《非虛構寫作的“是”與“非”》,《中國作家》(紀實版)2022年第11期。

⑧葉偉民:《非虛構寫作:真的是報告文學換了個馬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76932&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