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筑新聞傳播研究的方法基線

文/劉德寰 趙競鶴

在中國，“新聞傳播”自出現就時常會被當作一個整體來討論，好像與生俱來就是一體，但事實上，國外的學科體系下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研究內容、課程重點等很多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是兩個完全不同方向的學科。追溯歷史，從全球范圍內來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的大學，新聞學第一次以一個獨立學科出現，這可以看作是新聞傳播學科的開端，而彼時傳播學還并未正式出現。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傳播學在美國誕生、逐漸繁榮，而后蔓延到全球。起源總是相似，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也是先有新聞學，后有傳播學，然而結果卻是不同，在這之后具有融合意義的新聞傳播學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大眾視野。近十年來，隨著媒介融合和新興技術迭代，新媒體學的出現又帶來新的波瀾。

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的三個發展階段

我國新聞學的概念、理念和理論框架主要受前蘇聯新聞學的影響，而我國的傳播學的概念、理念和理論框架主要是受美國傳播學的影響。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我國新聞傳播學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從新聞學的聚焦于新聞業務研究，到傳播學重視內容分析，再到當前新媒體學著重數據分析。雖然研究方法上呈現階段性的差異化，三個階段共同形成如今正在發展的新聞傳播學研究體系，但是作為一個大類學科，相較于歷史悠久、方法多樣、系統結構完善的其他傳統學科，新聞傳播學仍存在結構性、方向性的困局，而這也值得我們在未來去反思與調整。

新聞學為主的時代——業務導向?？v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是先有新聞學，后有傳播學，而后才有新聞傳播學和新媒體等學科。新聞學在中國的發展，可以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這被視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研究團體。根據黃春平的研究，我國新聞學及其教育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探索階段（1949—1977），二是改革開放后的初步形成階段（1978—1987），三是20世紀末新聞學的發展擴容階段（1988—1998），四是中國特色新聞學科步入快速發展階段（1999—2019）。新聞學的發展和變化依賴于媒介發展，在報紙繁榮時期，新聞學一度被等同于報學，改革開放后廣播、電視的興起打破了報紙原本一家獨大的局面，新型媒介的出現也代表新聞學外延又得到了新的拓展。

但是無論媒介如何外延發展，新聞學始終是以業務為導向，以新聞史論和采寫編評為基礎，研究方法上以新聞采編、新聞分析為重點，即使向歷史、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甚至是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借鑒學習，以實務研究為出發點仍然是新聞學的特點。在這樣的認知下，忽視研究方法中數理分析，不主動接納定性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也就習以為常；以此，由于早先我國新聞學培養目標主要是為大眾傳媒培養人才，特別集中在編輯、記者、攝影、剪輯等幾個方向，從就業培養角度來看，實務教學和訓練也是新聞學這個天生實操類學科的使命，相應地對于理論、研究方法的培養和教學就弱化許多，這就更加深“新聞無學”這一說法。

傳播學為主的時代——內容分析。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晚于新聞學，界限也相對模糊。根據資料顯示，1957年前后復旦大學就逐步開始了對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初步翻譯與介紹，但是更為明確時間界限是1982年美國傳播學家施拉姆 （Wilbur Schramm）在訪華中大力宣講傳播學及其相關內容，從那之后傳播學才正式拉開在中國發展的序幕。如果說新聞學在中國的發展是在白紙上繪出一幅畫卷，那么傳播學的發展則是在已有圖紙上添加新的內容、涂抹新的色彩。傳播學傳入中國時，新聞學已經有數年發展，經歷了第一個發展階段的新聞學為傳播學的發展提供了良性土壤。

和新聞學不同，傳播學強調一種基本的社會性，關注人、社會和媒介之間的關系。相較于新聞學的穩定開放，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經驗實體，是不穩定的，易受人類行為和歷史力量變化的影響。如果說新聞學著眼于新聞實務的探索與分析，那傳播學研究則面對的是媒介變遷和社會變遷。作為人類最早、最本能、最普遍的一種社會活動，“傳播”的內涵就是人與人、人與組織或人與物之間的信息交流活動或過程，但傳播的外延則非常廣泛。從主體、傳播形式、傳播內容、傳播符號、傳播媒介、傳播范圍和傳播戰略模式上均有不同劃分，且極為詳細。

雖然傳播學外延廣泛，但在我國傳播學的實際教學中，還是維持著傳統教育模式，以介紹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拉斯韋爾、勒溫、霍夫蘭、拉扎斯菲爾德，以及羅杰斯和麥克盧漢等大家的經典理論和研究方法為主。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學開始形成格局分類合理的學科專業知識群，實現從“新聞無學”到“新聞有學”的認可，實現了學科地位的升級，但是理論與方法存在局限，學生、外界了解傳播學、研究傳播學的入口和必經之路仍是經典理論和傳統方法，沒有真正意義做到學科之間的融匯，這就帶來在實際研究中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缺失。

根據廖圣清團隊研究發現，自1998年到2017年，二十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雖然在數量上得到飛躍，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應用上仍存在巨大局限，90%以上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論文不包含研究方法和理論，特別是編輯出版類期刊論文，包含研究方法的比例僅為5.0%，包含理論的比例僅為3.1%。與此同時，由于學科本身對于數理邏輯、數據分析的忽視，導致僅有的具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也仍是以內容分析為主，而數據分析、數理推斷類的研究更是難以找到。在傳播學發展階段中，雖然研究中突破了過去的只講新聞實務，定量與定性方法開始逐漸滲透到日常教學和研究中，但是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使用能力和應用程度相較于社會學等其他成熟學科仍存在很大差距。

新媒體為主的時代——數據分析。隨著媒介變遷、新興技術的不斷迭代，新媒體的視域下，傳播變得無處不在。萬物能成為信息的載體，符號、數據、媒介包括人在內，都造就著新的傳播方式。此時的新聞傳播已經和傳統時代下的新聞傳播有著天壤之別，也就是說，與個體或用戶密切黏附互動的新媒體和與組織密切黏附互動的傳統媒體是兩種不同時代、不同功能的媒體，其學科特性和理論范式也天然地存在壁壘，無法自然融合。正是這樣的先天差異，新媒體的迅速崛起也打破了傳統新聞學和傳播學形成的舊模式。傳者和受眾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無論是新聞時代的采寫編還是傳播時代的內容分析，均在這個復雜又混亂的新媒體時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而如何解決、剖析問題，找到困境背后的邏輯和發展規律則是新媒體學要解決的首要任務。

技術迭代速度日新月異，運用數字技術的大數據分析工具應用在各個層面，既包括實際應用層面，也包括新媒體學研究方法之中，科研中充分把握數據，利用技術優勢實現科研創新已經看起來成為當前的最優選擇。在英國卡迪夫大學的新聞業研究大會上，有研究發現新媒體研究的論文中越來越多地關注原生數字媒體，在數據新聞、事實核查、算法應用、虛擬現實、社交媒體和新聞研究、數字領域的新聞中間商研究等基于數據、算法的研究中投入了更多關注，而這也確實是新媒體學科研的現狀。

毋庸置疑，技術賦權特別是GPT-4后的意義互聯網時代下，萬事萬物、社會結構都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本質是智能時代的到來。新時代下新媒體學的研究中，將數據思維、數理邏輯意識融入研究中已經是司空見慣，以計算傳播學為代表的應運而生的跨學科專業也早已準備就位。在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學課堂中數據分析課程已經是基礎必修課，具有數據意識和數據思維，已經在大多數新聞傳播學學者間達成共識，數據分析也已經從原來難得一見變成稀松常見的研究方法。

外部發展在時刻強調技術強推動力和技術賦權下的新機遇，新聞傳播學科內部也不忘對外部科技發展的全面重視，特別是對于計算機技術的重視。在傳播學時代盛行的內容分析法在現今階段也披上了技術的外衣，數據可視化和以計算機技術導引的新內容分析工具被廣泛應用，社會網絡分析也被作為新的研究方法積極應用于研究之中。社會發展、技術進步、學科要求都在召喚著新聞傳播學要與時俱進，很多院校為順應媒體融合及大數據信息的發展，在傳統的 “采寫編評攝”技能培養基礎上，開始著力于大數據分析、移動新媒體軟件開發、全媒體整合傳播等新興媒體技能的培養，致力于將傳統學科插上技術的翅膀。同時，新聞傳播學科除了加入技術性課程之外，確實在理論框架、學科體系上也開始逐步融入整個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

新聞傳播學科面臨的方法困境

新聞傳播學科在不同階段所做的種種努力不可忽視，這既包括對新技術的擁抱，也有對其他學科的借鑒和接納，或者是對數據分析、數理邏輯意識的覺醒，這些都證明著新聞傳播學科在向上進步著。但是，學科內始終面臨的方法困境也不能被磨滅，這些困境主要表現為仍以新聞為基礎、研究思路立足于傳統媒體、學科內理論積累不足，以及相較于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單一和研究方法訓練的忽視。如果這些困境不能引起學界重視，將勢必會成為阻礙新聞傳播學發展的巨大障礙和長期隱患。

仍以新聞為基礎的教育。新聞學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的前身，無論其研究思路、研究理念，還是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對新聞傳播學有著深刻的影響，而“新聞無學”這種重視實操而忽視研究方法的困境造成的就是學科專業性不強、科學性不足，甚至內卷化嚴重等問題。至今，仍有“新聞是一門技術而非科學”這樣的論調，實際上這也側面印證著基于新聞學的新聞傳播學科在我國漫長發展中，始終缺乏自身系統的學理，學術研究方面沒有形成與眾不同的學科話語，更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學派。雖然新聞學極具靈活性和包容性，相應可研究的議題范圍廣，但議題的廣度不代表議題的深度。

研究思路立足于傳統媒體。從媒介載體形式上來劃分，我國新聞傳播學歷經傳統媒體、新媒體以及現在的智能媒體。從時間維度上來看，媒體本身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學科內的研究思路還拘泥于傳統媒體時代；從橫向對比來看，西方國家的新聞傳播學，特別是美國，已經形成以實證分析為主導的研究體系，并有豐富的成果產出，而中國即便在借鑒之路上也走得猶豫徘徊，既想順應實證分析的研究思路，又考慮要立足于傳統媒體的研究框架。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智能媒體在傳播途徑、傳播內容、傳播對象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如果一味固守成規，無法突破桎梏，那新技術新時代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勢必會居于人后，難以獲得進步。

學科內理論積累不足。一直以來，無論是我國還是全球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學，經典的學科內理論屈指可數，還有很大一部分理論來源于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理論的缺乏是先天存在的弊端，但在中國這個情況更為嚴重。一方面，教學中理論同質化極強。有學者統計，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理論書籍從數量上來看，極為龐大，但是細細分析看來，超過六成的書籍的基本內容十分相似的或僅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異；同時，在課程教學中，新聞傳播學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主干課程內容有60%以上是相似的或課名僅有“概論” 與“研究”的差別，20年前后的考試內容十分相似，只有時政內容的差別。另一方面，理論的創新急需提高。我國在新聞傳播理論上尚未形成完善結構，大多都是參考西方先進研究經驗，但是國情不同，新聞傳播理論直接應用到我國新聞市場更是完全不可能，這種機械的嫁接和植入帶來的只能是僵化和矛盾。同時，過度模仿西方理論，也會使我國自身理論發展陷入僵局，失去特色和創新信心。

研究方法單一且片面。研究方法是一項研究中核心，運用正確的、合適的研究方法等同于研究成果了一半。對于一個學科而言，研究方法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在學科評價體系中，一門學科是否具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規范，是判斷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當前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存在教學不足、內容單一體系不完善等缺點。

首先，學科內對于方法的教學和訓練存在嚴重缺失。學者何鑫在其研究中發現，通過檢索中國知網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等十所高校新聞學、傳播學、新聞與傳播專業的2019年碩士畢業論文，發現僅有20%左右的論文明確提出并正確使用了與正文相匹配的研究方法。造成這種現象的本質原因是研究方法教學不足，在許多高校中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是被忽視的課程，或者是以全校通識課形式存在，并沒能根據新聞傳播學學科特點來“定制化”設置課程，在方法講授、經典文獻導讀等課程均存在缺失，而這些缺失進一步加重學科本質研究方法建構和理論建構的忽視，很多學生在沒有經過教學和訓練的情況下直接進行實戰，即學業論文寫作，那結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現有研究方法內容單一，研究體系不完善，存在片面發展的風險。一方面，新聞傳播學科內已經意識到向其他學科借鑒的重要性，開始引進了很多社會學、統計學甚至數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但理論的不足、范式的不穩定使得實際應用中很多方法很難實施、落地，例如以因果推斷為例的系列研究方法因其高難度、系統性強，至今還未在新聞傳播領域中嶄露頭角。另一方面，計算機技術發展在帶來研究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學科內出現“不學走路先想跑”的風氣，即忽視統計建模能力的訓練，片面強化計算機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方面的應用，放棄復雜分析模型，轉而只依靠R、Python等工具進行內容分析整合，間接促進方法走向單一。

計算機和大數據確實帶來機會，但在這樣洶涌的大數據、技術洪流涌來之時，也應警惕洪流之下的暗涌，即“唯大數據論”和“唯計算機論”。新聞傳播學是一個底層基礎并不堅實的學科，相較于其他學科來說學科體系建構不完善、學科內理論方法也很大程度來源于社會學、心理學的嫁接和搬用，在這個學科內原本就未形成系統的、完善的統計建模研究方法，而在大數據和計算機技術的洪流沖擊下更無立足之地。重相關不重因果，唯數據論而不結合社會事實、社會結構全面分析，這些都將成為大數據陷阱帶來的危機。

結語：構筑研究基線

自新聞傳播學在中國生根發芽后，如何讓新聞傳播學繁榮發展，根據中國國情和社會實際情況，走出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道路始終是值得探索的議題。在早期以新聞學為核心的階段，新聞采編和新聞實務是學科建設的重點，注重大眾傳媒操作型人才的培養，相應地，研究方法也以新聞實務為核心。這種背景影響下，新聞傳播學多年背上“新聞無學”這種說法并被認為是一門技術而非科學。隨著傳播學在中國落地生根、逐漸生長，傳播學關注社會變遷和媒介變遷，量化分析和定性探索開始逐步融入學科研究之中，“新聞無學”的局面也在慢慢扭轉，內容分析方法成為這一階段最熱門、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相較于其他學科，以內容分析為核心仍是單一又薄弱。

隨著技術進步、科技發展，新聞傳播學進入新媒體時代，研究議題、研究對象、研究框架都在與時俱進，研究者的思路也發生改變，數據意識在這個階段至關重要，計算機技術的加持、大數據分析亮點和數據可視化帶來的沖擊，在宣告著新的研究階段已經到來。然而，重視理念而非重視理論也成為風險之源。數據陷阱、技術鴻溝在這個范式并不穩定、學科體系并不清晰的新聞傳播學科中帶來了很多風險和挑戰，重視計算機技術而忽視最為本質的數理分析邏輯和統計建模能力則是技術、大數據帶來的最大的遺憾。

就像小孩子學習走路一樣，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就好比兩條腿，無論是定量的內容分析、社會網絡分析、數理邏輯分析、統計建模分析，或者定性的訪談法、觀察法等都是強有力的血肉，計算機、大數據必然是能夠幫助我們走得更快、學得更多的工具，但是工具終歸是工具，如果寄全部希望于工具而忽視核心力量，那掉落在工具陷阱和技術漩渦之中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因此，在現在這個時期，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需要在兩個方面構筑研究基線。

第一，在現有的較成熟的新聞學理論和傳播學理論基礎上，逐步融入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在這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劉海龍教授的著作《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就是一個典型的、好的探索。就理論而言，一再強調純“新聞傳播理論”及類似說法既忽視理論的緣起，也不能在廣泛的新聞傳播實踐中概括全局。立足于社會科學的高度看待新聞傳播研究，從研究范式和流派上作出本質區分和思考才有可能在未來研究中有更清晰明澈的思路。

第二，就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而言，同樣的問題是，沒有純粹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體系是多學科互通互融、相互借鑒的基礎上應用在不同學科領域之上。同時，理論與方法不可分割，哪個研究的理論問題需要何種研究方法相匹配，這些都是很值得在科研中深入思考的問題。研究方法需要社會科學化，新聞傳播學更需要強化研究方法的系統梳理與完整訓練，只有不拘泥于傳統認知，全面融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之中，在社會科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視角下展開研究與教學，才能真正意義上帶來的新聞傳播學科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