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

楊慧君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0）

提 要 女書習俗是第一批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其代表性項目知識是女書和土話，傳承核心技藝是與女書非遺相關的語言能力。為解決女書習俗失真、失傳的問題，提升女書非遺傳承人的語言能力，需要構建科學、系統、具體、可行的語言能力標準。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可從女書標準語言知識、女書社會語言能力、女書職業語言能力、女書藝術語言能力4 個維度構建基本框架，等級可以按非遺“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的層級劃分，借鑒以《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標準為代表的“能做”模式，對每個等級進行總體和具體描述。構建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對緩解以女書習俗為代表的語言類非遺的傳承危機有普適意義，將為評估、培養語言類非遺傳承人提供標準參照，有利于提高語言類非遺傳承人的實踐水平和傳承能力，也是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向非遺領域延伸的有益探索。

一、引 言

2006 年，女書習俗被列入第一批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女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它記錄方言，是中國唯一成系統的方言文字。本文的“語言類非遺”，指代表性知識或知識載體是語言或文字的非遺項目，女書習俗是典型的語言類非遺，以下稱“女書非遺”。

女書非遺目前面臨兩個重大傳承危機。（1）失傳。主要體現為女書非遺傳承人數量急劇下降、年齡斷層嚴重；截至目前，官方女書非遺傳承人6 人，50 歲以下的僅1 人。社會環境改變導致女書功能萎縮、傳承困難，使用人口驟減。女書原生態歷史結束，土話和地域文化迅速衰亡，傳統家庭式、私塾式、歌堂式、祭祀式等傳承方式難以為繼，這使得女書非遺傳承失去有效依托。（2）失真。主要表現在女書技藝上。不管是官方女書非遺傳承人，還是普通女書愛好者，大家所寫的女書各有差異，對同一篇作品或同一個字詞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隨著商業因素介入，女書領域魚龍混雜，出現“假字、假本、假村、假學說”等不良現象。這種局面跟女書傳承標準的缺失不無關系。過去女書依賴口耳相傳，技藝標準和能力是在反復而漫長的實踐中習得的。如今，女書非遺傳承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特別是與女書相關的語言能力，無法再以傳統模式獲得。女書傳承標準的缺失，不僅是失真的根源，也導致女書非遺傳承人習得女書的時間、精力成本大大提高，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加劇失傳等。

因此，有必要在新形勢下建立一種新的傳承模式。本研究嘗試通過構建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的辦法，應對女書非遺傳承失傳、失真的危機。

二、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的依據

（一）語言能力是女書非遺傳承的核心技藝

參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可知，女書非遺在3 套非遺分類系統中都不以單一形態呈現（見表1），其主要形態可分為8 類。（1）女書文字，根據趙麗明（2007），它是一種音節字符表音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漢語地區唯一成系統的方言文字。每個女書字符代表江永土話一組同音字或音近字，如“ ”字符表示土話里的“二、入、日”等字。（2）女書文獻、女歌中記錄的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江永土話，包含土話諺語、謎語、故事、童謠、傳說等。（3）女書文字的使用文化，女書的使用者、使用場合、功能、傳承方式等都具有獨特的文化特色。女書作品中的語言，與口語土話相比，在性別特征和語域特征上具有鮮明的變異性。女書作品多涉及婚姻及家庭生活、老同①老同：同年出生的結拜姊妹。在女書流傳的地區，婦女結老同，不受年齡限制，只需志同道合。結交、情感訴說、勸慰訓導等女性話題，用詞性別特征明顯。女書多在婚嫁儀式、女紅制作、女性節日、女神祭祀等特定場合使用，語言上有獨特的語域性，篇幅、主題遵循一定的模式，用詞造句書面語色彩濃厚。（4）女書文獻、女歌中反映的本土知識，諸如江永歷史、地理、物質、觀念等方面的知識。（5）女書文獻反映的地方文學，包括書面文學、口頭文學，如女歌，女書寫的賀詞、傳記、書信、祭文、故事等。這些作品雖取材于口語，但需要符合特定的體裁、篇幅、創作規則，如女歌一般七言一句，運用比興、頂針、對仗、借代、回環等手法，具有濃郁的文學性。（6）以女書為載體的表演藝術，如唱女歌、寫女書書法。（7）有女書元素的傳統手工藝，如女書編織、刺繡。（8）與女書或女書非遺傳承人有關的儀式、節慶等民俗，如坐歌堂、過斗牛節。

表1 女書的非遺表現形態

女書非遺的不同形態之間還有錯綜復雜的交集（見圖1）。如“三朝書”用女書文字寫就，可用土話唱念，是特定女書文學樣式，而互贈“三朝書”是江永傳統婚俗的一個環節。

圖1 女書表現形態關系示意圖

在女書非遺的眾多表現形態中，最核心的就是女書文字及其記錄的江永土話，其他形態或是由兩者衍生的習俗、藝術、手工藝，或是以它們為載體的知識、文學。因此，女書文字及江永土話是女書代表性項目知識，與女書相關的語言能力是女書非遺傳承的核心技藝。

（二）解決女書非遺失傳、失真問題的現實需求

目前，對女書非遺傳承人的要求主要見于江永縣女書文化研究管理中心2006 年制定的《“女書傳人”評選管理辦法（試行）》和江永縣人民政府2004 年制定的《江永女書搶救、保護規劃（2004—2020）》?，F行文件相關標準存在以下問題：篇幅較短，描述相對含混；在女書傳承核心技藝——語言能力方面缺乏系統、全面的設計，在明確性、專業性上也存在較大的改善空間。如文件未對女書文字內容標準和土話標準做出明確闡釋，標準存在很多模糊之處，一些量化指標缺乏科學依據?，F行文件要求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怎樣算“會講永明土話（永明是江永的舊稱）”？具體分哪些技能？江永土話內部存在差異，最近幾十年變化較大，應以何時何地的土話為標準？再如，“能認、會寫300 個以上的原生態女書字（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佚名女書原件中出現的字），且熟練掌握女書字的筆畫、筆序及行款方式，正確書寫女書”？ 300 字要求的依據是什么？從什么范圍里選？正確與否參考何種標準？女書作品和女歌創作有無規范？其他要求方面，如“創作有1 篇以上（含1 篇）傳統女書作品（三朝書、結交書、自傳書、勸解書等體裁）”“會做女紅（刺繡、織錦等）且有相關成品2 件以上”“知曉相關民俗活動”，與語言能力的要求是何關系？

明確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可解決女書非遺失真的問題，為女書非遺傳承人選拔、評估、培養、管理、退出提供更客觀的標準；也可以厘清女書核心技藝——語言能力習得的關鍵問題，推動科學制定女書語言能力學習目標、時間規劃、行動指南等方案，在現代語言學、教育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探索出更科學、系統、可行、高效的傳承模式，從而解決失傳的問題。

（三）非遺保護工作標準化建設的政策趨勢使然

根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辦法》（2020 年3 月1 日起正式施行，以下簡稱《辦法》）規定，“長期從事該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實踐，熟練掌握其傳承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知識和核心技藝”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首要條件。按照《辦法》精神，代表性項目知識和核心技藝是傳承人制度里的重要指標。如前所述，語言能力是女書非遺傳承的核心技藝，也是決定女書非遺傳承人認定、評估、培養、管理、退出的關鍵要素，因此有必要對其構建明確的標準。對管理部門來說，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能為非遺工作提供一套科學、系統、具體、可行的依據，使工作客觀、公正、有效地開展；對女書傳承人來說，該標準可提供統一的參照，解決語言知識、技能傳承失真、失范的問題，也可用于評估自身語言水平，以便針對性加強，也可用于后繼人才的培養，有利于女書非遺傳承人義務的履行。

三、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的參照

語言能力標準，又可稱語言能力量表，是對語言使用者運用某種語言能力的一系列描述，通常分不同等級，描述語言能力發展各階段的具體水平。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國家以及歐盟先后發布各種語言能力標準。語言能力標準可按研制目的、使用對象、研制用途等不同標準分為不同類型，每個標準都有各自的框架以及語言能力描述。

（一）語言能力標準的框架

語言能力標準的框架由能力指標、級別構成，受相應的語言學理念支配。

受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支配的語言能力標準將語言能力分成知識、技能兩個維度，從聽、說、讀、寫等基本語言技能的角度，對語音、詞匯、語法和語用等語言知識進行描述。20 世紀美國外交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制定的《口語能力等級量表》、在《口語能力等級量表》基礎上形成的《跨部門語言圓桌標準》（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簡稱ILR 標準）、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ACTFL）和美國教育測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共同制定的《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標準》（ACTFL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都屬于這種類型。這些標準按從0 到5 分出6 個主要級別。

受功能主義理論支配的語言能力標準關注環境對語言使用的影響，把語用能力納入語言能力，澳大利亞的《國際第二語言水平標準》（International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Ratings，ISLPR）便是這種類型。ISLPR 標準從0 到5 分為6 個主要級別，每個級別的能力描述都從語言運用出發，說明相關級別的人可以勝任的任務，以及這些任務所需的語言描述。

由交際語言能力理論支配的語言能力標準所構建的框架，有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語用能力3 個維度，典型代表如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①中譯本：《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劉駿，傅榮主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CEFR，以下簡稱《歐框》），2001 年版分三等六級，2018 年版增加Pre-A1 級。劉壯等（2012）曾梳理過《歐框》的交際語言能力框架，現整理如表2。

表2 交際語言能力框架表

（二）語言能力標準的描述

1.描述角度

方緒軍等（2011）總結語言能力描述的主要方法有定性、定量兩種，前者多抽象、概括，后者在前者基礎上對各項指標進行細化、量化。目前絕大多數語言能力標準的描述，包括《歐框》標準都是定性描述，不過也有一些標準，如《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對各個等級的語言能力均有定量規定。

2.描述參數

語言能力標準的描述參數直接反映語言能力標準的框架。李曼麗、李加（2020）分析國內外最有影響力的語言能力標準的描述語，主要分以下幾種情況：（1）按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描述；（2）按語言技能、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策略描述；（3）按交際性語言活動（語言技能歸于此）和策略、交際性語言能力（包含語言學能力、社會語言學能力、語用能力）、手語能力、多語和多元文化能力描述。第三類的描述參數最全面，《歐框》就是典型的代表。

3.描述方式

目前學界大多主張參考《歐框》標準的“能做”描述，描述具有相應等級的語言知識和技能在實際生活中能做什么；既描述某個水平學習者能用語言參與或完成的交際任務項目，也描述各等級水平的學習者能接收和產出的語音、詞匯、語法、書寫形式、話語組織等方面的語言學特征。也有一些語言能力標準描述“不能做”。在描述精細度、描述語制定原則等方面，也有李曼麗、李加（2020），劉淑學、余光武（2013）等做過探討。

（三）漢語語言能力標準

1988 年出版的《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試行）》是最早的漢語語言能力標準。該大綱側重描寫語言技能、語言要素；其描述語相對簡略，數據多采用直觀法和定性法獲得。2007 年，國家漢辦頒布《國際漢語能力標準》。該標準注重交際能力，借鑒國際語言能力標準研究成果，將漢語能力分為3個層次，區分口語與書面語。不過該標準缺少對文化知識和素養的描述，分級描述也不夠細致。2021 年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漢語能力標準。有音節、漢字、詞匯、語法“四維基準”，包含言語交際能力、話題任務內容和語言量化指標3 個評價維度，從中文聽、說、讀、寫、譯等5 項語言技能，將學習者中文水平分為“三等九級”。以上標準面向外國中文學習者、少數民族學習者，并不針對漢語母語者。

近十年來，楊亦鳴、劉淑學等學者開始嘗試構建漢語母語者語言能力標準。劉淑學（2013）提出，漢語母語者語言能力標準應從“標準語言知識、社會語言能力、職業語言能力和藝術語言能力”4個層面構建，教育目標應設定為包括語言知識素質、語言能力素質和語言文化素質的三級遞進的動態目標，即“擁有漢語規范知識、具備漢語語言應用能力、形成漢語母語文化認同”。劉淑學、余光武（2013）呼吁，建立漢語語言能力描述語庫，先根據對語言能力本質、層次及構成的認識，初步確立標準要測評的語言能力的方面，再綜合直觀法、定性法和定量法，分析大量描述語素材后統計分析，得出各標準的描述語庫，最后試用并完善有分級、有相應描述語的標準。

（四）領域語言能力標準

李宇明（2013）提出“領域語言規劃”的理念，其中的基本內容“建立與工作質量相關的領域語言文字規范標準”與“解決領域語言問題”都與領域語言能力有關。此后，個別學者也開始探討教師、法律工作者、解說員等具體領域從業者的語言能力標準，如王東海（2019）提到法治工作各層面對語言能力有4 個關鍵需求，設定法律工作者語言能力“四位一體”的架構。薛小梅（2021）用比較教育學的視角，選取6 項國際上影響較大的外語教師標準、外語教師資格認證體系進行比較，提出外語教師應構建通用語言能力、課堂語言能力、多語能力、語言意識及語體意識構成的五維外語能力。尹素偉（2022）倡導建設解說員語言能力培養和評價體系，著重夯實語言表達基礎、熟練名詞術語使用、培育深度感官體驗，逐步搭建解說員語言能力測試體系。

綜上所述，歐美的語言能力標準研制、研究已經發展多年，目前最為成熟的代表是《歐框》標準。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能力標準的研制、理論探索只有20 多年，但已在語言能力標準的框架和描述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漢語作為母語的能力標準、領域語言的能力標準研究基本還停留在語言能力框架的設想階段。

四、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的內容

按照《“女書傳人”評選管理辦法（試行）》，女書代表性傳承人必須是江永女性，籍貫必須在江永縣東北部的上江圩鎮、瀟浦鎮、銅山嶺農場、千家峒瑤族鄉、允山鎮、黃甲嶺鄉等鄉鎮，必須能熟練使用江永土話。因此，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本質上是領域語言能力標準，是漢語方言作為自然母語的語言能力標準。鑒于這兩類標準目前還在初步構建階段，在語言能力標準的描述上（如描述的角度、參數和方式等）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所以，很有必要借鑒已相對成熟的外語語言能力標準，特別是借鑒《歐框》標準。

從語言能力標準的類型看，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應該是多種類型的系列標準。從非遺保護的現實需要看，首先應該開發作為面向評價者的語言能力標準，用于定級，用于女書傳承人選拔、管理工作。從研究基礎看，首先應開發報告總體水平的簡要的綜合標準。下文討論的語言能力標準，面向的是女書傳承人，屬于簡要的綜合標準。

（一）基本框架

參考劉淑學等構建的漢語母語者語言能力框架，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可從“女書標準語言知識、女書社會語言能力、女書職業語言能力、女書藝術語言能力”4 個層面構建，最終目標是使女書非遺傳承人“明確女書語言規范、熟練女書語言技能、形成女書文化認同”。

1.女書標準語言知識

女書標準語言知識包括女書在文字、語音、詞匯、語法、語用、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如文字部分應制定女書規范字表、女書規范字與異體字對照表、女書規范字漢字翻譯表、女書筆畫規范與筆順規范、女書規范字國際音標表等，這些標準將為女書傳承人正確釋讀、書寫女書提供參考，防止出現“假字”現象。女書有標準音——江永土話城關音，但土話內部差異大，舊時女書使用者來自不同鄉村，文化水平較低，其“城關音”系統往往混有母方言音系成分。隨著時代變化，如今的江永城關音也不同于往日。鑒于此，女書標準語言知識的語音部分應包含女書標準音音系、主要變異規律說明、女書標準音與今城關音異同比較說明。女書作品中有大量方言詞、方言語法，很多江永人已經不太熟悉或不了解相關用法，因此有必要制定土話常用詞詞表，解釋其含義和用法，也應該專門制表說明女書書面語篇、口頭語篇的方言語法現象。女書目前正在喪失自然使用的環境，坐歌堂、送“三朝書”之類的女書文化現象也在迅速衰亡，年輕人對女書的語用規則（如什么場合使用、怎么使用等）和女書的方言文化、習俗文化等也不甚了解，因此有必要對年長的傳承人進行訪談，結合文獻和女書原件，及時記錄相關信息，整理出核心的語用、文化知識點指標。

2.女書社會語言能力

女書是記錄江永土話的文字，因此，女書非遺傳承人的社會語言能力實際指其江永土話的社會語言能力，即面向不同交際場景、不同交際對象，用江永土話應對自如的能力，它包含語言交際能力、交際策略、語用能力。與一般土話不同，女書記錄的土話在性別、語體、語域等方面有一定的變異，相關語言能力標準也應包含這方面的信息。

3.女書職業語言能力

女書非遺傳承人需具備的職業語言能力指從事女書傳承、教學、宣傳、對外交流的語言能力。女書的教學、宣傳、對外交流面向江永大眾，也面向不懂土話的外地人士，因此新時代女書非遺傳承人，除了掌握江永土話，也需要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即普通話和漢字。女書非遺傳承人需具備的職業語言能力包括“聽、說、讀、寫、譯”5 個方面：“聽”指聽懂土話的能力；“說”指說土話的能力；“讀”指女書閱讀能力；“寫”指女書書寫能力；“譯”指女書文字與土話、普通話的口語對譯、女書與漢字的書面語對譯。

4.女書藝術語言能力

由女書衍生的藝術主要指女書書法藝術和女歌藝術。女書非遺傳承人需具備的藝術語言能力指欣賞、演示、創作女書和女歌作品的能力，如具有鑒賞經典女書作品、女歌的能力，有創作女書作品的書法技巧、文字功底、文學技巧，有演唱女歌的音樂能力等。

（二）能力描述

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的使用目的和使用對象針對非遺，因此，等級可以按非遺“縣級、市級、省級、國家級”的層級劃分，借鑒以《歐框》標準為代表的“能做”模式，每個等級設定總體描述和具體描述。

1.總體描述

總體描述包括：（1）女書交際場合，如國內外不同公共宣傳場合、傳人內部交流場合、私人領域等；（2）女書交際任務項目，如女書宣傳、教學、交流、練習等諸多內容；（3）女書交際話題范圍，如婚姻及家庭生活、情感訴說等；（4）女書語言復雜性，如女書標準音、變異音等。

2.具體描述

具體描述包括：（1）女書交際活動描述，如與女書語言文字相關的口語和書面語的接收、交互、產出等能力；（2）女書交際能力描述，包括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的描述，如掌握女書文字、女書音、女書詞匯等語言要素的能力，土話的社會語言能力，女書口語、書面語相關的語用能力等；（3）女書交際策略描述，如在接收、交互、產出女書語言文字時，計劃、補償、監控、修補等策略的運用能力；（4）女書語篇處理能力描述，如理解、識記、創作女書和女歌作品的能力描述。

綜上，大致可以參考圖2 構建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的具體內容。相關語言能力描述也應設定定量指標，鑒于現有的女書使用者、研究者、研究資料數量都相對有限，在“能做”描述語量表化時，主要采用直觀法、定性法，即根據專家和女書非遺傳承人的經驗；同時參考文獻資料，形成系列描述語，建立描述語庫，然后對描述語進行評價、取舍、排序，待女書非遺傳承人試用后再加以完善。

圖2 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的內容

五、女書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構建意義的思考

（一）推動非遺保護標準化建設

標準化建設是當前非遺研究、實踐工作的熱點和趨勢。不少研究對非遺保護標準制定的必要性、原則、理想構成、建設路徑、工作特點以及標準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展開過討論。王霄冰、胡玉福（2017）將非遺保護標準體系分成非遺保護操作標準、項目分類標準、項目標準三大部分，指出目前項目標準研究比較少。從實操層面看，國際上不乏將非遺項目標準化并通過傳承人或團體貫徹標準的案例。如日本每年有文化審議會（文化遺產分科會）的“專業調查會”，對無形文化遺產保持者或團體、藝能和工藝技術領域的發展狀態等進行專業調查、研討、認定。該機制嚴格執行幾十年，受《文化財保護法》以及“指定無形文化財的技藝保持者及保持團體的認定基準”法案等文件保障。韓國設立了無形文化財科，其工作職能之一是審查、認定、培養傳承人技藝，選拔標準實現制度化、標準化。中國也在實踐中逐漸重視非遺標準體系建設。2007 年中國文化部制定《文化標準化中長期發展規劃（2007—2020）》、2015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發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提出以標準化建設促進文化和旅游發展，非遺是被標準化的對象。2014 年“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系列推薦性行業標準正式立項，一些非遺項目標準隨后出臺，如《赫哲族魚皮服飾》《山西刀削面制作規范》等。近幾年，張寒月（2020），金姚、林發欽（2020），張兆林（2020），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2020），畢旭玲（2019）從理論上探討傳統醫藥、傳統戲劇、傳統美術、傳統舞蹈、傳統技藝等類別的項目標準問題。目前非遺項目標準研制、研究成果都相對匱乏；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觀理論建構上，實操性方案少；各地出臺的同類標準不統一；已有成果集中在有限的幾個類別。目前沒有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的專門文件，具體非遺項目的標準也鮮少涉及語言。像女書一樣，構建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對體量龐大的語言類非遺至關重要，是非遺保護標準化建設的重要一環。

（二）為其他語言類非遺保護提供有效借鑒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3610 個子項目中，語言類非遺占28%以上（民間文學和傳統戲劇類就有724 個子項目，傳統音樂類200 多個子項目，曲藝類100 多個子項目，另有一些散布于民俗類、傳統美術類、傳統舞蹈類中），遠高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十類中的任何一類（占比最高的是傳統技藝類，有629 個子項目，占17.42%）。語言類非遺在國內外非遺名錄上屢見不鮮。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有“加利弗那語言、舞蹈和音樂”“瓦雅皮人的口頭和圖畫表達形式”等項目是典型的語言類非遺，中國入選非遺42 項中也有若干項是以語言（包括方言）為媒介的表演藝術，如昆曲（昆山方言）、南音（泉州方言）、粵?。ɑ浾Z）、京?。ū本┓窖裕?、皮影戲（湖南、陜西等皮影戲流行區方言）。

語言類非遺的核心技藝是非遺傳承人的語言能力，目前普遍存在語言能力標準缺失與傳承危機問題。如刁小衛、杜秀麗（2015）就指出，錫伯語的使用面比較窄，使用范圍比較小，目前處于衰變狀態。歐陽大霖（2008）提到，水書主要有家族傳承、師徒傳承兩種模式，因為家傳“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師徒傳承不如家族傳承完整，造成水書傳承出現不同程度的訛變。女書傳承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學習女書要求高、過程長，傳承人數非常少，導致后繼無人的風險。

非遺代表性項目知識和核心技藝是認定傳承人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根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一般每5 年開展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工作，增加材料復核、根據需要安排現場答辯、公眾異議等評審程序和環節，體現非遺管理部門對傳承人的認定、管理工作日趨規范和完善?！掇k法》明確5 種取消傳承人資格的情況，傳承人有了退出機制，其中第二條“采取弄虛作假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資格的”和第三條“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累計兩次評估不合格的”與非遺代表性項目知識和核心技藝的掌握有關。對語言類非遺來說，語言能力是核心技藝，因此語言能力標準就是評估、選拔語言類非遺傳承人的關鍵標準。

非遺代表性項目知識和核心技藝標準是培養傳承人、提升其非遺技能的重要的標準參照。培養傳承人已成為非遺保護事業的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工作。2021 年10 月9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21—2025）》表明，自2015 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實施以來，完成了“十三五”培訓傳承人群10 萬人次的目標任務。2021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進一步提升傳承人技能藝能，促進傳統傳承方式和現代教育體系相結合。培養非遺傳承人、提升傳承人技藝，需要行之有效的專業標準。采用最前沿語言學理念構建的語言能力標準，將成為培養語言類非遺傳承人的標準參照。

（三）推動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

新中國成立至今，通用領域的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已基本形成，但專業領域內的語言文字規范標準成果尚少。劉宏、徐欣路（2020）指出，當下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應朝提升領域語言生活服務能力、促進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傳承、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等方向持續推進，可采取一些具體舉措，如完善具備多領域服務能力的語言文字規范標準體系，圍繞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傳承發展，推進古籍印刷規范、古詩文誦讀字音規范、方言用字用詞規范，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語言能力建設等。李宇明（2021）指出，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須與時俱進，要向應用領域、特殊領域延伸，標準制定理念除注重交際職能，還應兼顧語言的文化職能。2021 年11 月30 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發布，指出要加強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建設。探討語言類非遺語言能力標準，正是語言文字規范標準建設向非遺領域延伸的有益探索。

六、結 語

以女書為代表的語言類非遺是中國非遺體系中特殊、重要的類別。隨著新時代的到來，語言習得和使用環境改變，很多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日漸衰亡，其所代表、承載的語言類非遺保護現狀不容樂觀。如何讓這類非遺“活下去”？在新形勢下，必須有與時俱進的方式，通過制定合理、可行的語言類非遺傳承人語言能力標準，提升非遺傳承人的語言能力、語言素質，從而培養、選拔非遺傳承人，使其繼續保持非遺實踐活動，進而推動非遺傳承發展。實現該目標，需要語言學、非遺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人才通力合作，對非遺領域的語言生活進行更細致、全面的觀察，并做好跨學科的標準設計。